小子上初中了^|^

athna

晚上陪小子去理发。回家的路上，小子对我说：“妈妈，其实我们对抗生素误解了很多年。我们生物书上说：抗生素能抑制细菌的生长，是因为抗生素会影响细菌的细胞壁形成，而我们人类的细胞是没有细胞壁的。”

“是吗？这我倒没听说过。”我说。“那是不是可以说：抗生素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作用？”

“应该是这样的。”

“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抗生素剂量越用越大和一些人因用抗生素药过多而导致身体容易过敏的情况？”

“抗生素剂量越用越大，是用药后，有些耐药性较好的细菌生存下来了，再繁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身体过敏也可能是因为那些人就是抗生素药过敏体质。”

“这个观点很特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只能说明抗生素对人体无直接作用，有无其他的副作用，我也不是很清楚。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个过程的。或许你可找个时间打电话问问小姨，她是医生。”

“好的。”

[ 本帖最后由 athna 于 2013-4-21 20:52 编辑 ]

sunhope2002

继续追看。！！！！！！！！！

sunhope2002

快更新啊，等着看小子的故事呢。

athna

谢谢sunhop e 2 0 0 2支持！

近来工作忙了些，前段时间常加班，回到家，再忙完家务已不想动了。

呵呵，真是岁月不饶人啊！精力真的不够了。

小子的学习主要还是靠他自己。

看他还轻松，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只是转眼已是初二第二学期的下半学期了，不由得令人心惊：还有一年多，就要中考了。我的道行终究还是差些！

原设想的阅读，不知还有多少时间去实施？我们这的高中是要住校的。

期中考试的成绩下来了，个别科目不理想。可小子却说：还好，比我预计的要好！

athna

选自北大秦春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c5bd20101n55m.html?tj=1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2月20日，题目为《看美国教育要有中国视角》。
       近年来，许多人出于对国内教育的失望，把目光投向外部，非常推崇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教育，经常建议用美国的教育模式取代现行的教育模式。这本来无可厚非。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都有值得他人学习借鉴的地方。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教育成功取代欧洲，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学生，自有其非比寻常之处。但我认为，推崇应当建立在真实了解的基础上，借鉴必须依赖于本国具体国情。否则，单纯盲目的移植必然会导致南桔北枳，而且会丧失宝贵的时间和信心。在我看来，我们对于美国教育还存在诸多误读之处。我不是研究美国教育问题的专家，错误之处还望有识者批评指正。
       第一种常见的误读是，美国的学生不太用功读书，而我们的学生都是书呆子。据说，有些人去美国的中学转了一圈，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教育是快乐教育，学生不做作业，课业负担很轻。而我们的学生课业负担太重，每天睡眠严重不足，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下降。因此，中国的中小学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学习时间，难度应当尽可能低，课本应当尽可能薄。尽管我不懂基础教育，但我却接受过基础教育，我总觉得这个结论违背了基本的常识。我们每个人很小的时候都知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没有人能轻轻松松成功。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付出很少却收获很多的事情呢？天上怎么可能白白掉馅饼呢？这不符合常理。后来经过实地考察，我发现了其中的奥秘：美国的学校分为私立和公立两种。在最好的私立学校，学生学习的辛苦程度一点也不比中国学生轻，他们每天也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学校里的竞争一样很激烈。但是质量比较差的公立学校就完全不同。那里的学生是比较轻松的，竞争压力也不大。看来，有些人考察的可能只是美国的公立学校，就匆忙得出了片面的结论。但我想，总不能让中国最好的中学去和美国比较差的中学去比较吧？我们还是应该和他们最好的中学竞争。此外，美国小学的课本并不薄。他们的文学、历史课本都很厚，有些也很难，但学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人文基础。顺便说一句，所谓“快乐教育”，我很怀疑这是美国人故意放的烟雾弹，麻痹你们，让你们的孩子都不学习，他却在那儿拼命学，这样他当然就能永葆竞争优势了。但愿我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近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本届政府最大的课题是重建日本教育，要求中止已进行十年的“快乐教育”，给日本小孩增压，增强他们在未来的全球竞争力，特别是和中韩学生的竞争。这未必不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
       第二种误读是，美国大学招生不看重学生成绩，看重的是综合素质。有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举出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拒绝多位SAT、ACT成绩满分的申请者的例子，当然其中包括了许多中国学生。也有人举出耶鲁大学招收的中国学生成绩并不高的例子，以此说明美国大学对成绩是多么的不重视。在我看来，“美国大学招生不看重学生成绩，看重的是综合素质”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的，但前半句是错的。事实上，美国大学招生时非常看重成绩，只不过他们看重的是学生在中学平时的多次学习成绩，而不是SAT、ACT一次的成绩而已。以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最好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他们录取时最重视的是申请者在中学的GPA以及AP课程的成绩，SAT、ACT的成绩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项指标参考而已。这是因为，美国大学招生实行的是申请制。他们并没有一个和中国的高考制度相类似的全国性考试，也不会依据这一考试的成绩去录取学生。从历史上看，SAT和ACT是有人（而且是私人机构）先组织了一个考试，慢慢地各个大学开始认可这个成绩，逐步推广开的。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SAT和ACT几乎是无人问津的，它和中国的高考制度完全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全国高考下的统一录取制度。从形式上看，它特别像中国古代的科举——老百姓也是这么看待的——所以高考成绩在中国高校招生中才会成为唯一的录取依据。
       第三种误读是美国的教育很公平。有人认为，美国的大学招生不分种族、民族、肤色，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获得高额奖学金完成学业，体现了公平和正义。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得出的片面认识。应当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抗争，美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赢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美国社会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也是一个视不平等为当然的社会。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美国人认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应当由那些社会地位高，家庭经济好的学生获得，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够支付得起高昂学费，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先天禀赋条件比较好，受教育程度高，毕业后有父母和家族的关照，也更容易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既说明了教育的质量，也可以更好地回馈母校。但是，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普遍都有一个毛病：缺乏欲望——因为他（她）已经什么都有了。为了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迎接挑战，必须有另外一些家境贫寒的人来刺激他们。出于这个目的，私立大学在有限的招生计划中拿出一部分招生名额，并提供奖学金，为家境贫寒但非常优秀的学生提供财务资助。这些学生的智商很高，普遍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希望出人头地的决心，他们会非常珍惜上帝赐给他们的机会，将来也有机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会激起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的挑战欲望，迫使他们也加入到奋发向上的行列里来。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在一条鲶鱼的刺激下，其他沙丁鱼加速游动，保持活力。一般说来，家庭经济好的学生心胸比较宽广，视野比较宽阔，但失之安逸；家庭经济差的学生视野比较狭窄，容易急功近利，但吃苦精神比较强。这两类学生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才是美国大学特别强调生源多样性的根本原因。生源多样性固然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砥砺，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但从根本上说，生源多样性是为富裕阶层的教育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自然，这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在价值观上也就符合美国有钱人的利益了。所以美国多位总统不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自有其教育制度上的缘由。当然，这是美国私立大学的做法。对于公立大学来说，它考虑的主要是公平问题，也就是解决让所有人有接受教育机会的问题。教育质量的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顶尖的一流大学主要是私立而不是公立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耶鲁大学在中国招收的学生成绩不一定最高的原因。因为耶鲁大学已经招收了美国本土成绩最好的学生。它到中国来选的十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一定是美国学生最缺乏的那一类人。换句话说，一定是最有特点的，最符合美国人需要的人。成绩自然不需要最好的——它何必要不远万里来遥远的中国去寻找成绩最好的学生呢？美国本土就有——当然也不能低于耶鲁的入学要求。
       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首先，它面临的受教育群体太庞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面临巨大的受教育人口压力——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就超过了欧洲某些国家人口的总和。其次，中国的教育体制在“文革”阶段基本上被摧毁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其他社会领域要么在改革，要么在开放，但教育领域面临问题的却是重建（司法领域面临也是类似问题）。当其他社会领域已经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得差不多的时候，教育的重建任务才基本完成（当然也在边重建边改革）。这时候再去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民众现在对教育的意见很大，这并不奇怪。第三，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教育观不一样。美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做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是一种公民教育。中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出人头地。他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很强。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特别强调受教育权利的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教育质量的差异和教育质量的竞争——只有我现在受的教育比你好，才能保证我将来在社会上比你强。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思维，但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历史和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你看到，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许中小学假期补课，但中国的家长在假期给孩子补的课最多；尽管教育专家反复劝说不要拔苗助长，但中国的家长恨不得在胚胎形成之前就给肚皮注入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出世界上最完美的神童。所以我始终认为，盲目地照搬美国的教育体制，一定会给中国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由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中国人的思维去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办法。正像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所说，如果将来中国各领域的中坚和领导主要在中国大学接受教育，虽然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至少是合格的。反之，如果他们中多数人都是在国外大学接受的教育，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可悲的。

athna

转自北大秦春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c5bd20101n49p.html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国教育报》4月17日第3版，题目为《教育讲实际而非追政绩》。

        2012年5月，根据教育部“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录取制度研究”课题组的工作安排，我和国内一些大学的招办主任专门深入考察了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能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改革有所启示。在考察过程中，我们通过参加培训、座谈对话、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了解了美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有关情况，澄清了许多过去认识上的误区，收获良多。很多朋友建议我以中美教育制度的差异为题，把这些体会写下来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太大，我本身既不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更谈不上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深入研究，只能以招生考试制度为切入点，谈一点肤浅之见。错误之处，敬请有识者批评指正。

        美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把教育领域切割成了两块：大部分是私立教育，小部分是公立教育。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是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所在——其他一系列特点都由这个特点衍生而来。私立教育的核心是它以人才培养质量为第一位的追求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个目标。也就是说，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关键不在于它有多么宽广的校园面积，多么雄厚的资金，多么强大的师资力量，多么高的科研水平——虽然这些因素对人才培养都会产生正向推动力——而是在于它培养了多少被社会认可的优秀毕业生。毕业生受社会认可程度越高，说明这所大学的教育质量越高，以后的毕业生就越受到社会的欢迎，于是形成良性循环：毕业生在社会上受到欢迎的时候，一方面他会心怀感恩之心，因为他的个人发展离不开母校声誉的强大支持；另一方面，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由于利益相关，彼此相互提携，更能形成发展合力。于是，毕业生往往会在有能力的时候对母校进行回报和捐赠。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越高，毕业生未来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母校的回馈就会越多，大学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财政支持就会越大。反之，则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大学办不下去，出现生存危机。因此，大学理所当然把人才培养置于最核心的地位——科研等其他工作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并且其出发点完全是毕业生未来在社会上可能取得的成就。由于大学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高昂学费和校友捐赠，而且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学生毕业后更可能得到家族的支持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私立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以富人为主就毫不奇怪了——穷人很少有可能给私立大学带来这些利益。这种完全以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的教育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它可能会严重损害公平——直到今天，贫富悬殊仍是美国教育的一大痼疾。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来自美国最富有学校的学生在阅读能力方面可以名列前茅，但来自美国最贫穷学校的学生阅读能力则排在第33位，仅比排在最后的墨西哥学生稍强。再比如，完全倾向富家子弟的教育未必一定能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美国大学非常强调生源的多样性——我在《我们对美国教育的误读》一文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美国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美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就由公立学校来解决。一般说来，除了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少数顶尖学府外，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平平，但也能满足学生基本的教育需求，应当说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得并不顺利，因此中国最好的大学不得不同时承担类似美国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两种功能。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必须考虑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大学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就违背了大学的公立性质。特别是，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思维支配下，在当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公平——尤其是招生名额公平——的呼吁越来越强烈，高校面临的社会公平压力也越来越大。高校的任何旨在提高质量的改革措施在社会公平指责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极为脆弱。另一方面，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极为强烈和迫切，因此，大学必须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第一位。一般说来，效率和平等这两种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追求人才培养质量，大学就必须集中有限资源，为少数精英分子创造发展的条件；追求教育公平，大学就必须拉平一切差距，为所有人提供同等机会。在教育领域，绝对的公平是无法实现的——人从一出生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就不得不在追求卓越与追求公平之间艰难地寻求微妙的平衡。和美国大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

        美国教育制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竞争压力相对不大，比较从容。美国人也强调竞争，但在教育问题上他们更强调发挥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和特点。因此，各类教育机构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和自己的教育理念办学。比如，美国非常重视教育的连续性。著名的《加州教育规划纲要》在1968年就提出，加州各个教育阶段之间要实现有机衔接。为此，他们在中学阶段设立了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AP课程设置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给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挑战他们的潜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就对未来的学习生活进行了体验和适应。又比如，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通常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了解各个大学的特点和优势，各个专业的具体情况，然后根据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兴趣去选择相应专业。这样，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相对能够比较快地适应环境，对自己的专业认同感也比较高。再比如，美国各个大学之间相互转学的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即使是最顶尖的大学，每年也会拿出一部分名额用于接受最底层的社区大学的学生。这就使得美国的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会获得比较多的转换机会。即使起点比较低，或一两次机会没有抓住，也不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教育所承载的压力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承载的压力就比较大。这种压力既来自社会外部，也来自家庭自身。中国，甚至是整个东方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奇特的教育焦虑感。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金字塔，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向顶端冲刺——到不了顶端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即使自己这一代冲不上去，也要通过教育把下一代拱上去。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家庭会订立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就是因为不理解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中国社会一定是一个抢跑社会，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在娘胎里就比其他人先跑两步。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终点的成绩不取决于起跑的快慢。由于教育资源有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使得中国的升学竞争分外激烈，也迫使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基础教育机构——只能围绕升学考试开展教育。教育的功能大大萎缩了。

        美国教育制度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它的制度设计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比较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这也许和美国社会盛行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美国是一个不平等的金钱社会。富人当然希望获得更优质的教育，相应地就有私立教育机构加以满足。穷人希望获得受教育的公平机会，相应地就有公立教育机构加以满足。此外，穷人也希望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于是，私立大学拿出一部分招生名额用于满足穷人的需求。顶尖的公立大学也可以接受更多的穷人。穷人还可以通过获得奖学金来完成教育。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大学质量普遍较高，这样它就满足了各个阶层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尽管不能全部满足。社会压力相对得到释放，不致于将矛盾全部集中在一点。其实，美国大学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但人们并没有非哈佛、耶鲁不上的情结，去其他学校，甚至是州立大学也不坏。再比如，美国大学非常重视招生工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斯坦福大学一年的招生经费约为400万美元，常年从事招生工作的将近200人。这当然是由于大学的产出是人才，而人才培养的第一关就是招生，因此对之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且，学生仅仅能够进入大学是不够的，他（她）必须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避免被淘汰。但学生被淘汰之后也不是走投无路，只不过是到质量低一点的学校完成学业而已。社会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我的总体感觉是，美国人也讲教育学理论——事实上，美国教育学理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他们更看重的是教育的实际效果，而不是空谈所谓理论。又比如，为了保证质量，美国大学非常看重招生过程中的公正，不允许有腐败现象出现。他们的做法是进行抽查——因为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审查的成本太高——一旦抽查出来的结果有问题，那么相关人员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就没有人敢去做违法的事情。即便这样，美国大学也允许出现误差。出现失误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承认这种失误是正常的。美国人认为，人才的培养具有偶然性。也许你招收的1000个学生中有100个质量是不合格的，但如果有10个非常杰出的人物，那么这种风险就是值得的——这在统计学上叫做方差——关键是看你更看重什么。你是不能容忍这100个质量不合格的学生呢，还是你更希望看到那10个杰出的学生？另一个面对失误的办法是在培养过程中淘汰。于是，学生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一旦被淘汰，他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可能喊的口号比较多，价值判断比较多，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措施相对比较少。我一向认为，提出各种教育学的理论是容易的，但把理论付诸实践却非常困难。比如，我们成天呼吁要开展素质教育，但在实际中各个学校和家庭做的却是应试教育的事情。又比如，我们不断强调道德教育，但学生在面临实际利益的时候，往往把道德教诲抛到爪哇国去。还比如，我们成天呼吁“减负”，但学生的负担却越减越多，书包越背越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还是教育的行政色彩太浓，把教育当成政绩来做的缘故。我特别不主张把一个杰出的中学校长提拔为教育局长，那可能反而毁了他（她）一生的事业。其实，教育是最不应该讲政绩的。因为教育的效果是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大学来说，其效果有可能在上百年开外。政绩必然是短期的，为官只能一任。如果用做政绩的方式去做教育，其结果不仅仅意味着教育的失败，而且一定会对教育本身造成巨大的伤害。

realxinyu

跳级的孩子，佩服，加油！

彭静

来想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