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经典

jiangying

原帖由 木兰花慢 于 2009-2-13 16:30 发表


这个同意，繁体字并不难，偶是10岁时看了一套繁体 的《东周列国》从此过了繁体的关，不过想想，也就是那个年纪才有那个韧劲硬硬地啃下来吧。而且所有字都没有查字典，都是猜出来的哈。 足足看了一个暑假。

识不难,洋洋现在都能繁简通吃,但是写很难

如果不简化,估计中国的扫盲运动会推迟几十年

ealain

咋看咋象又在垒中医楼，穿了云也不得正解。

该干啥干啥吧。

qqyou

原帖由 木兰花慢 于 2009-2-12 16:36 发表

我想这正是这些经典的魅力所在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能挖多深全看道行。看于丹，还是看南怀槿，或者干脆四书集注，只要有所思有所得就好。

...

研习古代经典的大抵有三类人，一类是专业人士，他们的任务就是究其本义，还其原状，基本属于考证的范畴，比如论语，就被朱熹篡改了很多，因此研究者会借助很多版本，尽量去进行还原。一类属于爱好者，从古文里面却享受一些自己的乐趣，他不在乎有什么好与不好的东西，因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他们喜欢看到古人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而不刻意却就其正误对错。第三种就是把古文当作经书，胡乱念的人。他们希望的是从古文里面，能对自己的生老病死，给出一些说法。

因而这第三种人去解读古文，往往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随意的解释，也就是用现在的道德和理论，去反注经书。然后用古文的多义性，去诠释古人多么多么伟大。让这些人解释起来，不仅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在实践孔子的道德。哪怕明明是不合理的，糟粕的东西，也都不解释为好的东西了。

其实自己有当代社会的道德观那是很好的，何必要去借助经书呢。

就好比上面让梨的故事，有人就解释为兄弟关爱。兄弟关爱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他一定要通过“让”么？这个“让”实则就是教人虚伪。什么是虚伪呢，那就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孩子喜欢大梨那是天性使然。其实也许还有孩子喜欢小梨呢，比如现在的水果，很多小的就比大的味道好，我儿子吃小橘子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些很小的味道最好。所以孔融让了大梨，那被让的人偏偏喜欢小的梨，于是两个是都得到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这不是虚伪么？哪怕就是几个兄弟都喜欢大梨，如果都让来让去，谁也不吃大的，那大梨一定要烂掉了。所以说，各取所需最好，如果有冲突可以有一定的规则：比方先来的可以吃大的，或者每次吃梨轮流吃大的等等。

再说上面那个暖床的故事，如果说是父子亲情也不会错，但父子亲情有很多表达的方式，为什么非要教育孩子采用这种虐待自己而去利他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上面那个方法也不见得是好的。黄香暖床还有点作用，满头大汗的用扇子去扇床榻，则没有任何作用，既不可能降温（不过古代人认为扇扇风可以降低枕头的温度，知识所限），就是赶跑了蚊虫，过一会蚊子照样还会回来。倒不如出去采一些艾草回来烧。所以这类故事纯粹是作秀，原本是为了去博一个官位的，结果却成了后世学习的榜样。可是我们能让孩子在里面学到什么呢？

其实一部论语，主要就是讲孝悌，而孝悌在现代社会其实已无意义。孝是什么，既不是父子关爱、也不是亲情，孝的实质就是顺，是无条件地服从。为什么说孝没有意义呢，因为父母说的是有理的，服从于真理那很正常。如果父母错了，为什么要孩子一定去服从呢？

所以孝宣传的就是愚孝，这可能也是很多父母让孩子读经所最希望达到的目的，可惜他们最终还是会失望，因为毕竟是现代社会了。平等的概念，孩子早晚会接触到的，是无法避免的。

qqyou

原帖由 小小小鲸鱼 于 2009-2-15 20:36 发表

解放前的人都像孔融一样虚伪，明明自己喜欢大梨，却要让给别人，看看以前鲁迅曾写过一篇散文，讲乘火车的见闻。鲁迅说，车子快要开了，但一群乘客却还在作揖打躬，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先坐。结果火车一开，“顷刻间跌倒了五六个”。（鲁迅当年就是拿这件事批评礼教的）
  
现在的人都不礼教了，都知道自己要大梨，不用虚伪的问别人，去地铁站看看：地铁一到，月台上的乘客，以奥运会的劲头，冲进车厢，直奔空位。。。。。女的和男的一样，奋不顾身。。。。

     把这个故事告诉孩子，让他选择。

     ...

鲁迅说的，正是礼教的虚伪，他看到的那些谦让的人，除了亲戚就是熟人。如果是互相不认识的，哪里有谦让的呢。

民国时期乃至更早，国人就从来没有排队的习惯，无论什么都是一哄而上的。据说北平人开始排队，还是被小日本用刺刀逼着才学会的，你不排队就给你一刺刀。如果你觉得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在哪里互相谦让，那只是你脑子里想象的而已，大抵是看古装片看多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过。

如果拿想象的东西当真实的故事去告诉孩子，还不如让孩子多读一些明清小说、笔记，也比读经好。

原帖由 小小小鲸鱼 于 2009-2-15 20:36 发表

孩子在床上暖床的时候，父亲在做什么呢？我想这个父亲和你一样，正在做对家庭和孩子负责的事情。小孩子都是小火炉，估计很多家长都曾挨着小火炉温暖，这样也算禽兽的话，，，就禽兽吧。。。。或者倒过来，父亲去暖床睡觉，孩子晚点睡，做点家务，这样不禽兽，对吧。

     ...

为了突出孩子，做父亲的当然是围着篝火摆龙门阵了。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在暖床的同时，父亲却在那里给孩子暖床……，我晕啦，这故事……

小小小鲸鱼

原帖由 qqyou 于 2009-2-17 12:16 发表



鲁迅说的，正是礼教的虚伪，他看到的那些谦让的人，除了亲戚就是熟人。如果是互相不认识的，哪里有谦让的呢。

民国时期乃至更早，国人就从来没有排队的习惯，无论什么都是一哄而上的。据说北平人开始排 ...

我说的这些，有鲁迅的文章为证，你说的这些据说，拿点真材实据来，别据说呀，尤其那小日本的例子，晕S，，，和你这个头像感觉一样，头像换一个吧，刚吃完饭，看到这个，，，，

qqyou

原帖由 小小小鲸鱼 于 2009-2-17 13:18 发表

我说的这些，有鲁迅的文章为证，你说的这些据说，拿点真材实据来，别据说呀，尤其那小日本的例子，晕S，，，和你这个头像感觉一样，头像换一个吧，刚吃完饭，看到这个，，，，

我只能说您对以前所知有限了，其实这类作品太多了，排队原本就是西洋传来的规矩，在我们过带是没有的，所以自然是找不出排队的记载的。近代的，你可以找一些近代文人的文章看看，包括一些纪实性质的，如《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有图有文，很好看的，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也是那个年代的记实。而且从前的人不排队这个事实，似乎除了你以外，我好像还没听别人质疑过呢，众所周知的呀。

下面转一篇梁实秋先生的旧文，也在说日本人的粗暴。

　　“民权初步”讲的是一般开会的法则，如果有人撰一续编，应该是讲排队。
　　如果你起个大早，赶到邮局烧头炷香，柜台前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休想能从容办事，因为柜台里面的先生小姐忙着开柜子、取邮票文件、调整邮戳，这时候就有顾客陆续进来，说不定一位站在你左边，一位站在你右边，也许是衣冠楚楚的，也许是破衣邋遢的，总之是会把你夹在中间。夹在中间的人未必有优先权，所以三个人就挤得很紧，胳膊粗、个子大、脚跟稳的占便宜。夹在中间的人也未必轮到第二名，因为说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长臂猿似的伸出一只胳膊越过你的头部拿着钱要买邮票。人越聚越多，最后像是橄榄球赛似的挤成一团，你想钻出来也不容易。
　　三人曰众，古有明训。所以三个人聚在一起就要挤成一堆。排队是洋玩艺儿，我们所谓“鱼贯而行”都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做的动作。晋书范汪传：“玄冬之月，淝汉干涸，皆当鱼贯而行，推排而进。”水不干涸谁肯循序而进，虽然鱼贯，仍不免於推排。我小时候，在北平有过一段经验，过年父亲常带我逛厂甸，进入海王村，里面有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以及临时搭起的几个茶座儿。我父亲如入宝山，图书、古董都是他所爱好的，盘旋许久，乐此不疲，可是人潮汹涌，越聚越多。等到我们兴尽欲返的时候，大门口已经壅塞了。门口只有一个，进也是它，出也是它。而且谁也不理会应靠左边行，於是大门变成瓶颈，人人自由行动，卡成一团。也有不少人故意起哄，哪里人多往哪里挤，因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父亲手里抱了好几包书，顾不了我。为了免於被人践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挤了出来。我从此没再去过厂甸，直到我自己长大有资格抱着我自己的孩子冲出杀进。
　　中国地方大，按说用不着挤，可是挤也有挤的趣味。逛隆福寺、护国寺，若是冷清清的凄凄惨惨觅觅，那多没有味儿！不过时代变了，人几乎天天到处要像是逛庙赶集。长年挤下去实在受不了，于是排队这洋玩艺儿应运而兴。奇怪的是，这洋玩艺儿兴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有蔚成风气。长一辈的人在人多的地方横冲直撞，孩子们当然认为这是生存技能之一。学校不能负起教导的责任，因为教师就有许多是不守秩序的好手。法律无排队之明文规定，警察管不了这么多。
　　大家自由活动，也能活下去。
　　不要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民族性，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我对此事的感想很复杂。不排队的人是应该挨一鞭子，只是不应该由日本人来执行。拿着鞭子打我们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没有人肯对不排队的人下那个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爱，开始是劝，继而还是劝，不听劝也就算了，大家不伤和气。谁也不肯扬起鞭子去取缔，腆颜说是“于法无据”。一条街定为单行道、一个路口不准向左转，又何所据？法是人定的，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便应该有什么样的法。
　　洋人排队另有一套，他们是不拘什么地方都要排队。邮局、银行、剧院无论矣，就是到餐厅进膳，也常要排队听候指引一一入座。人多了要排队，两三个人也要排队。有一次要吃皮萨饼，看门口队伍很长，只好另觅食处。为了看古物展览，我参加过一次两千人左右的长龙，我到场的时候才有千把人，顺着龙头往下走，拐弯抹角，走了半天才找到龙尾，立定脚跟，不久回头一看，龙尾又不知伸展得何处去了。我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秘密：洋人排队，浪费空间，他们排队占用一里，由我们来排队大概半里就足够。因为他们每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通常保持相当距离，没有肌肤之亲，也没有摩肩接踵之事。我们排队就亲热得多，紧迫钉人，惟恐脱节，前面人的胳膊肘会戳你的肋骨，后面人喷出的热气会轻拂你的脖梗。其缘故之一，大概是我们的人丁太旺而场地太窄。以我们的超级市场而论，实在不够超级，往往近于迷你，遇上八折的日子，付款处的长龙摆到货架里面去，行不得也。洋人的税捐处很会优待主顾，设备充分，偶然有七八个人排队，排得松松的，龙头走到柜台也有五步六步之遥。办起事来无左右受夹之烦，也无后顾催迫之感，从从容容，可以减少纳税人胸中许多戾气。
　　我们是礼义之邦，君子无所争，从来没有鼓励人争先恐后之说。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也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
　　我小时候只知道上兵操时才排队。曾路过大栅栏同仁堂，柜台占两间门面，顾客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多半是仰慕同仁堂丸散膏丹的大名而来办货的乡巴佬。他们不知排队犹可说也。奈何数十年后，工业已经起飞，都市中人还不懂得这生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项目？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

小小小鲸鱼

真是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
刚刚看到一篇文章，反思ing：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 康乾之治，接着又陷入到血海之中。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西方哲人眼中的“欺诈”中国

当下中国诚信的缺失、欺诈的盛行，已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万人瞩目的高考作文就以“诚信”二字作为论题，并引来了社会各界对诚信的广泛讨论。其实，中国人不讲信用、善于欺骗，古已有之。几千年的礼仪之邦，那不过是一种自诩。西方有为数不少的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欺诈曾有深刻地揭露和精彩的论述。听听这些不同的声音，对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应该是大有俾益的。

　　对中国民族特性中的欺诈进行揭露和批评毫不留情面的，当属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孟氏在其学术巨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人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08页）他还写道：“中国人虽然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贸易中。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同上书，第316页）读着孟德斯鸠的这些文字，我们仿佛觉得他写的就是现在。今天的中国，为数不少的一些商人不仅在传统的计量工具秤上做文章，并且与时俱进地在电子秤、出租车计价器和电话计时器等现代化的计量工具上搞起了假。

　　距今逝世正好整整两百周年的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关于中国商人擅长欺诈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他在论及中国的民族习俗与性格时，这样说道：“中国人可以把小块的碎绸布料缝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因为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它们往鸡嗉囊里填砂子。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而今天的中国商人，骗术更是技高一筹。他们已经从“往鸡嗉囊里填砂子”，发展到直接往鸡肉、猪肉和牛肉身上注水以增加重量。目前，在中国的集市上要买到没有注水的牛肉可以说是难乎其难了。那些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政府执法部门，不知道是真的没有看到呢，还是因为得到了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康德若是再世，不知道其笔下又会写出怎样生动的文字。

　　无独有偶，比康德稍后出生的另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人欺诈这一民族劣根性的批评，也是一点也不客气。他在其著名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74页）黑格尔老人如果有幸到今天的中国来看看，其对中国的评论恐怕更不会乐观。他所言“朋友欺诈朋友”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突破宗族和血缘的纽带，泛滥到同学、同事、邻里、亲友之间无所不骗的地步。比如早些年在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传销，就是在同学、同事、邻里、亲友等熟人圈内进行欺诈，当今的中国人形象地称之为“杀熟”。黑格尔那时就认定中国人对撒谎“都不觉得可耻”，那么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不撒谎就干不成大事，如今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的人生信条。

　　还是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中国人的不诚实进行了批评，他说：“同样地，中国人无双的不诚实却总是存在，即使是对他们

haimian163

好哲理,佩服

qqyou

实际上，就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的。

中国的社会最近本的组成因素是家，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古代的家和现代的家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都是大家族，所有的收入都归公，然后再行分配。所以在一个大家族里，为了维持稳定，首先要有层级，比方大家长、父亲、母亲，长兄……，有了层级，有了做决定权的人，才能简单的解决问题。在家里要维持一种道德状态，那就是孝悌和尊卑有分。

其实这种家庭结构，给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典型的就是对天灾人祸的抵抗能力增强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去世了，因为有这个大家庭的存在，尽管他的地位不如以前，但还可以生活下去。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病，那就是个体的能力急剧下降，人们之间热心于勾心斗角，而不是公平的竞争。所以经常有人会说，西方人崇尚个性，中国人崇尚集体。

现在由于社会的进步，家庭逐渐分化为小家，而人的意外灾害的问题，逐渐由社会承担。实质上是一个进步。我小的时候，大多数家庭由于没有房子，都还是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家庭里的各种矛盾屡见不鲜。而如今都是自己的小家了，和父母都不在一起生活，连婆媳之间的矛盾也要比以前少了许多。人和人之间更加坦诚而不是虚伪，家庭各成员之间也要比以前更加亲密和关爱了，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旧有的道德伦理也会逐渐的改变，改变为适合新的生活方式的，更先进的人和人的关系了。

上方宝剑

活学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