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鸣学习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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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鸣六岁多，今年就要入学。 突然发现周围的牛娃很多，鸣鸣还没取得啥成绩。 想来是家长的问题。 既没有长期的计划，也没有短期的想法。 看看论坛里那些优秀孩子的后面，都有优秀家长的身影。比如元元妈妈，真是让人嫉妒羡慕恨啊。 眼看孩子要入学了，我也赶紧记些东西吧。。。 [ 本帖最后由 嘤其鸣矣 于 2012-5-3 09: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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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玉峰 ——中学特级教师告诉你：中国教育到底给了你什么!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 首先感谢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给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在这神圣的讲台上，谈自己对基础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谢王德峰教授、骆玉明教授在百忙中为我的讲演做点评。感谢诸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复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师。自从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为漏写一个字（把“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产”字漏了，写成了“共党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坐了两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书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松江，二十二年在复旦附中，现在六十四岁了，还站在课堂上，可以说，我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中学教学有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的文章，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学生不读书，教师在演戏；悠悠十二载， 腹中空如洗。”当时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中学教学进行了反思，并且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点社会反响。《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以整版篇幅称我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当邓院长要我给大学生讲讲基础教育问题后，我就追问自己，给大学生讲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然后再是讲什么，怎么讲？我终于想出了三条理由： 1．各位从基础教育来，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么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2．各位都是精英，将来要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教育问题是绕不过的。今天听一听一位中学教师的声音。也许对有利于你们的思考。 3．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们不久都要为人父，为人母。我的讲座，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接着的问题就是讲什么了。 （一）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人”是怎么不见的？》。这个题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说不要“以人为本”，没有哪一个教师说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是，在实际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了。杀他的是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他为什么要动刀？ 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 “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 “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然而，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 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 （1）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 是出了问题。有五根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 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义在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的爱，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 巴金曾对文学下过定义，他说，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不妨套用巴老的话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要让人变得更好，让世界变得更好！ 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 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首先要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艺术家，最后才成为钢琴家。”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就对教育所作的定义是“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诸位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法国教育家卢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确的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爱弥儿》） 以上这些论述，一个共同点，都是强调，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 “天道”，让它符合天性地成长。为此，要有一颗平常心。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较明确和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用全副精力，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的话，讲得很明确，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话与前面几位有点不同，当时救亡是中国的第一目标，所以他强调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这一点，加进了竞争的成分，加进了考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不该指责的。 但是，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 首先是国家功利主义的路线。是政治挂帅，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在能不能够成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用的机器”“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劳动工具——劳动者”；不是在关心人的成长，而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要求做一颗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后来，政治挂帅不行了，又来了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 关于国家功利主义，我在这里，不想展开，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一点思想就不会熟视无睹。我要讲一讲后一种，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普遍心态。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的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王志节目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华153页）。 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是啊，我将来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们现在来拍我的马屁。我又读了一段日记： 59页12月13日 米老鼠给马说好听的话，妈就相信了。我对妈说：你不应该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们的。妈说：那我以后就不相信他了。我说：但你要前面相信，后面不信，这样人家就不会恨你了。 61页 1月1日 以后，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139页，11月5日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个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我们暂不讲文字的粗劣，也不讲三本书里有一大半是重复的，抄来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还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妒忌、仇恨、自私、骄横的思想情绪而言，就是那么的可怕！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导孩子把阴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便大声骂我，说我懂什么教育，欺负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得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的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 还有一件事，韩寒事发生以后，有好多人寄书给复旦副校长孙莱祥，他把书给我看，他给我看看是不是真有水平，我看了后，得出一个结论，都是为投机取巧想办法自费出的书，有不少可能还是请别人捉刀的。在功利主义驱动下，有些人是什么也顾不得了。 总之，对国家来说，是要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功利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教师服从校长，校长服从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服从他的顶头上司，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名誉、地位有关。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2）、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 这个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是通过应试教育了实现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应试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么回事？ 诸位都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是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过也许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想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说这话，各位不要生气，我是有根据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二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二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怎么样，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举个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 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 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赭衣。 结就客愁云片断，换回乡梦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现，弱柳沙头絮未飞。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现”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暂？好比，孩子刚刚出生，你怎么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还没回家！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可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条款，无理可说。古诗如此。现代文的阅读更不必说了。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 ——冰心《繁星春水》。 出题的人一定要同学们批判孤芳自赏的花。 有的同学赞美孤芳自赏，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却一律打不及格。说是没有读懂原诗，照理“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何况，冰心自己怎么说你也不知道。 总之，专制主义就是通过的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你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面提到的几位，马家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种现象。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一个个把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 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赵薇事件。赵薇穿了一件日本国旗的服装，就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其实，本来照我们的逻辑，抗议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赵薇侮辱了他们的国旗。不信，假设，有一个日本歌*，把中国国旗制作成旗袍或三点式泳装，到底是谁会谴责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时，沙拉斯通说了一句大自然的报应的话，我们的网上就大骂起来，其实，后来当她看到这么惨的画面时，已经承认了错误。结果网上还是骂不停。韩寒出来说了几句话，说别人在遭灾时，我们公然讥讽别人。于是又大骂韩寒。那些话之下流，实在是看了为中国人害羞。 在这样的专制主义长期的压制和熏陶下，我们不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跟着大呼隆起哄。 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用爱憎分明，去武装他们的头脑。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满大街贴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 所以，最可怕的是，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宽容精神。 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们是否知道马加爵现在在哪里？他的阴魂还在游荡。他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来领他的骨灰，你们知道，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他的骨灰，我们譬如没生这个人！ 我们再追溯到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杀死同学的事件，杀人者叫卢刚，是北京大学留美高材生，他与他的同学在同一个导师手下读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结果导师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华的同学。卢刚恶从胆边生，买了枪在例行的研讨会上把同学打死了，把导师打死了，把曾经不同意他得奖的老师也打死了，把副校长和她的秘书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也打死了。这件事震惊了美国。爱荷华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平和善良纯朴，据说百年来没有听见路上有吵架声，现在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更震惊的是不久卢刚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长安的家属写来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几天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安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们二位老人，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赵承熙事件。 韩国学生杀死了三十二个同学老师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上，放着的不是三十二个灵位，而是三十三个！在赵承熙的灵柩前，人们写着这样的字：赵，我们对不起你，你得到的爱太少了。 请大家比较一下，差距何止千万里。 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他们是把敌人当人看，而我们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的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于动物是有思想，思想没有了，也不成其为人了。 所以我们说，应试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最终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 这就是“人”不见了的第二个原因：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这就是教育的专制主义。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当然也就没有学习的快乐可言。 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 （3）、第三条绳索是 “训练主义猖獗” 何为“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 “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刚才我们讲了“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既然你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是为了让他们听话，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谓的学习，都将是被动的。既然要想做一颗螺丝钉，就必须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塑 造。如果你要做一颗大的螺丝钉，一颗重要的螺丝钉，那还要通过考核，更要接受训练。就更要孩子们学会迎合，学会揣摩。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的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做就行了。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培根”“积累”。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 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两年级开始就在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有一次我听一位浙江的特级教师上《邱少云》，课上这位老师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现“纹丝不动”。通过不断提问，比较，说明这个词用得怎么好。分析得头头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但我要问：人在被火烧时，真的会“纹丝不动”吗？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作用！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接触的东西，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同样初中、高中也是如此。 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古人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再比如，外语学习，考的是学母语人都做不出的那套东西。无怪学了十几年，还是个哑巴英语。何况外语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人学？现在，几乎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学英语上。 再比如：数学。有没有必要在小学里学这么难的数学。而况我们的数学是在做大量的数学习题，而不是去体验数学思想。苏步青的孙女是我的学生，我去家访，苏步青教授对我说，你应该呼吁，数学的难度要降下来，特别是小学要加强语文课。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小学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学一下子就懂了。而我们小孩子最佳的学习母语，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光错过了。 复旦大学曦园有一个亭子，朱东润先生写了四个篆字“书声琅琅”。朱老教导同学们要学会读书。现在的学生上学不在读书，要么在听老师同学分析，要么就在做习题，而且语文课一周只有四五节，只有两个半小时。我再也没听从学校里传出那么动听的琅琅书声。读书人不读书，成了习题人！ 天天在做练习，做不完的练习，小孩做了十点半，中学生做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 连作文也是搞训练。 上海作文题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08年《他们》。这些题目都可以用一个模式来套，都可以写关心弱势群体。06年写：我想握住民工的手；07年写，必须跨过与民工差距这道坎；08年写，他们是一群民工的子弟。而事实上，写这样文章的人，也确实得了高分。还在报上宣传。这样的题目只要事先准备几篇，还有什么不能应付的？还需要读书干什么？ 对于应试作文的套路，不但上海卷如此，全国卷和其他省市也如此： 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收集了用同样一句话作开头的套文：那句话是“屈原向我们走来”： 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 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当他举身跳入赴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 2008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那是为什么？我感到好奇……” 这样的作文题，怎么能引导同学们独立思考，怎么能促进同学们刻苦读书，完全可以投机取巧的。 我们再看一看先进国家的作文高考题，比如法国零八年的考题： 文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 2)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 3) 解释亚里斯多德在《尼格马科论伦理》中有关“责任”的论述 科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2)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3) 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经济社会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人们是否可以摆脱成见？ 2)我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取什么？ 3)解释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关 “德行”的论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作文题 想像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题 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 对比一下，我们真要愧杀！这样的题目，没有读过许多书，没有独立的见解，是无论如何写不出的。当然，这里有国情关系，学生、教师所处大背景不同。老实说，拿法国的这些题目来让我们高中教师写，未必有人能写出多少东西来。我自己，就无话可说。由于长期的布置习题，批改作业，讲解习题，教师们也成了机器。 训练主义，害了多少人。我们的教育创造了一个像在马戏团里训练动物野兽的那样一个环境，通过统一的高考标准，通过这样的教育，把每个人的训练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还谈什么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还谈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在这种违背人成长规律的教育下。当然，我们的“人”就这样 不见了。杜威说：教学犹如买卖，只有教师积极地卖，没有学生主动的买，买卖没做成，也不会有真正的教学与教育。 这是不是训练主义结出的恶果，毒果！ 训练主义使我们不会思考，不敢思考。只能有一个答案。 我曾对李白杜甫做了一点不同的分析，有人说我恶搞，因为这和考试的统一答案不一样。 我们这些子孙，是远远不及我们的祖宗的。我们的祖宗分析李白、杜甫都是两面的。我们却一味只能说好话。只能按照标准答案说。 比如我说李白是个爱打群架的不良少年，是有根据的，李白自己的诗： 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 连杜甫也怪他“飞扬跋扈为谁雄” 我说杜甫性偏狭，是根据新旧唐书的评论，也是根据读了他自己的诗文才说话的： 我说他的好酒，不亚于李白，因为他自己说：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酒视八极，俗物多茫茫。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他自己说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他求人时，同样摆出可怜相。他求杨国忠德亲信鲜于仲： “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其中的平津，便指杨国忠… 杜甫自己说：朝扣富儿门，莫随肥马尘， 残羹与冷炙，到处含悲辛。 他不愿做辛苦的官：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军阀的八九岁的孩子生日，他写诗说他们是孔子佛陀。 他不容易于同事处理好关系：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后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才会有这样的作品。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 很多人可以莫名其妙地批评科举制度。大骂八股文，其实连八股文都没看过。 对鲁迅的批评，更是想也不敢想。我说中学课本里，应该少一些鲁迅，便遭来反击。本来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现在只能一种声音。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很值得研究。至少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伟大。周有光在《周有光百岁口述》里只用了一句话，比现在书摊上的成千上万本专著，比刊物上的成千上万篇论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 在这里我要声明，我并非说自己的观点一定对，我是希望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加以讨论。 可是，我们缺乏探讨问题的气度。表面上说要和谐，实际上是反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和，就要允许不同。不同的东西在一起叫和，完全相同，一致通过，叫“同”。 我们的思想方法，往往喜欢走极端，最缺乏一种中庸的思想方式。 所谓“允执两端，求中致和。”《论语》子罕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总是在具体事情上讨论问题的。 本来，我总以为，开放这么多年了，总该进步了，头脑不会那么僵化了。但当我听说华东政法学院的两位学生告发老师上课时的言论时，我傻掉了。我想，如果有人还要挑起斗老师、斗父母、烧外国大使馆的运动，照样会搞得轰轰烈烈！因为我们的学生是训练过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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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条绳索“科学主义横行” 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而每一次所谓课改，又会提出一批口号，出现一批“专家”。 十八世纪有位法国哲学家叫拉·梅特里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是机器》，他在里面说：“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 “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 以我之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们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就语文教育而言，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离真理更远。什么成功教育，什么尝试教育，什么优化教育，什么红色教育绿色教育，什么什么教育。教育论文铺天盖地，而且都把它说成是符合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们不过在制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罢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老教育家吕型伟说，这叫教育的“多动症”。 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因为它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启迪人的灵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谓科学理念，往往坏了教育。我们还是归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别提出来讲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结合语文学习特点来剖析一下。 1、关于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的问题 有人说，教育“要授之于渔，不要授之于鱼”。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学到抓鱼的方法，方法会了，以后自己抓鱼吃。但是我要问，抓鱼的方法怎么学到，是老师可以凭空传授的灵丹妙药吗？比如，如何读书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读书，会读书的人，但你问他读书方法，他能讲得出吗？他能传授给你吗？好比：打网球，你不去打，教练仅仅教你打的技巧，你学得会吗？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知音”，“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你自己不去读书，你怎么学会读书。其实，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见得都有“打渔”的本领和方法，他不过在教学生：“做习题”的技巧而已。 2、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 而且对“减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总之，减负的目的是增效，是为了孩子更健康地发展。把时间省出来做习题，在另一个场合强化应试教育。 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分析、讨论探究，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 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号召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3、关于死记硬背问题 看你记什么，背什么。打人文底子，是饶不过要背要记。死记硬背是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的。设想一下，一个能背出一千首诗歌，两百篇古文，读过几十部小说的人，语文素质会不高。 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犹太人叫：生吞之功。现在是打着反对“死记硬背”旗帜，搞支离破碎、碎尸万段，没完没了地分析。考莫名其妙的题目。不是让学生读原著，而是让他们背你的答案。其实那些教辅材料的答案，只是编材料的人的意见而已。这种习题，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它阻碍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学习更反感。这种低级的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是“减”的问题，而是要完全应该抛弃。 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积累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积累是会有负担的，但这个负担对于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我教学四十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的阅读、背诵，大量地积累，语文水平便自然提高了。韩愈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表面上是增加负担，其实恰恰是提高语文水平地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关键是要讲效率，凡有效率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我们知道学习可分为接受学习、机械学习、意义学习、被动学习、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这六种学习都有用。教师讲解学生听是接受学习，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最基本，最有效，简便省时的学习，它是不可取消的。在六种学习中关键是主动学习、意义学习，如果学习是有意义的，那么，不管教师讲还是自学，都会有效，否则都无用，而如今课堂里演戏太多，满堂问。 4、关于师生互动的问题 现在，上课一定要强调师生互动。而且搬出很多理论，规定上课的几个环节，强调学生必须要有多少问题。有的课简直上成了“满堂问”。规定一定要用多媒体。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关键是心动，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讲到底也不妨，一句不讲也不妨。相反，课堂再热闹，也是枉然。如今上课叫“作课”，犹如过去唱戏， “作秀”，“作……科”“作……介”。 5、关于知识和意见问题 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 6、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现在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 十九、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他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智慧。他告诫人们“凡是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科学主义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说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很多树很多花，树是绿的，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讲话，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买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这是多么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还有一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难怪一个小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孩子不容易”! 我见了如获至宝，马上登在《童心童言》上。并且编到《教师人文读本》里。 科学化管理代替了人性化的管理。听课、评课，无穷无尽的指标。就是不见人！ 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甚至说是魔教邪教，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 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科学主义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如对于宗教，对有神论，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都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是骗人的毒害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其实，马克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有着一段精彩的论断：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盛开的不结果的花，是医治人们心灵痛苦的精神鸦片。宗教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可是我们横加干涉而且要加以批判。 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也就是少讲点科学主义。 （5）、第五条绳索“技术主义助阵”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更不说评判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评判。） 还有，在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 把某些教师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真理，还说是科学管理。 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 1889 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了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 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 再从实践看，语文课（其他课也一样），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要加以控制，这里有没有将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如何计算？上课决不是演戏，决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单用固定的模式上课，再精彩的课也会引起学生的厌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许能用于搞课题，写论文，但决不适用真正的课堂教学，教学要符合规律，力求科学有效，“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师生可以 交流，可以共同探讨问题，更需要艺术。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需要教师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总之，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说：“你可以期待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风却随心所欲地从四面八方吹来。”我要说：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总之，这五条绳索捆绑住我们的学生： 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 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 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 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 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 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 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三）、教学主体的缺失 然而，是谁来具体操作这五条绳索，也就是说，是谁来拉动这五根绳索的？是教师？那位，杀死郝旭东老师的高一新生，最恨的是教师，在《死亡笔记》里最想杀的也是教师，因为，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运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 作为知识分子，教师是应该是有独立精神的人。然而，现在教师的的现状如何？普遍的情况是失去了独立性，缺少教学的理想和应有的责任感。成了应试教育的忠实执行者，“传声筒”，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 然而，如上所说教师并不是不知道要培养“人”，也不是不知道教育要“以人为本”，但是说起来也万分无奈，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上面有教育局、有校长，有年级组长盯着，边上有家长盯着，前面有高考指挥棒，下面有一心在高考中夺得好成绩的学生。升学率不高，校长要找到你，家长要找到你，学生要找到你，你自己心里也不安，你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受牵制。你只好加班加点以应付高考为首要任务。否则，你一个小小的教师，能做些什么呢？ 再说，就私人的利益而言，你的评职称，与你的工作成绩息息相关，你的成绩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你何必与这巨大的力量对着干呢？即使装装样子也好。 而且，说实在话，好多校长教师在多年的应试教育的环境中生活，对此已经驾轻就熟，见怪不怪。他们已经习惯于成为一个对对答案的机器。他已经没有高屋建瓴的能力。他本身已是整个机器的一部分，还自以为是“名校长”“名师”。我敢说，如果不搞应试教育，如果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自由的生长，这些教师是不是还能胜任，是不是还能站稳课堂，是大有可疑的。 教师的修养，至少包括“道德修养”与 “文化修养”。而今天的许多教师，包括中青年教师，甚至老教师，往往正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五条绳索，现在不过是愈演愈烈罢了。）。如今，他们要培养和他们一样的学生了！他们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 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问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梅兰竹菊，皆茫然不解，兴趣几无……这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教师的现状！ 不过，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其中包括我本人），他们就学于应试教育，从教于应试教育，绩效考核，战战兢兢，起早摸黑，受苦受累，为良为*，岂是心愿？ 加以，教师经济条件不好，要买房，要买车，不得已挣外快，搞家教，明知家教大半骗人，反正有需求，我也有付出，总比当官的贪污盗窃要好，于是心安理得。 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与出版商书商合作，卖书给学生，不问教辅书质量好坏，只问有无利可图，及利益大小。 可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只知道 “老师是为我们好”。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布置的，自然不惜金钱买来。那些教辅，大多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垃圾。每到高考一结束，撕书烧书的事，在校园里到处都是。 就这样应试教育在我们教师的手中，不但得到贯彻，而且得到强化。 然而，真的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吗？是的，是很难，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体制”。但既然身而为教师，总不能眼看我们的孩子在这水深火热中受煎熬！我们每个教师，总要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的、 我有两句话： 第一句：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 第二句：大环境不好我们可以创造良好的小环境。 毕竟教室门一关，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你。我曾听有些大学老师对研究生说，选学校不是主要的，选导师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大学如此，中小学，也是这样。 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学生学得热火朝天，有兴趣，站得高，那么，应付高考，即使不比别人高多少，也决不会落在别人后面。（我们的文科实验班，最近得到好消息，四十五个人中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还有好多已被英美名校录取。） 教改教改，教改的关键还在教师，没有教师，不但没有教改，也没有教育。所以我总觉得教师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关键是六个字：亲其师，信其道。现在，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毕竟有很多教师已经在在应试教育中挣扎，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很多教师作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比如，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是。 我也是在拼命挣扎的教师中的一个。 （四）我的挣扎 下面我简单谈谈近十余年里我作的一些改良。 美国教育家华特说：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我坚持了这个大语文的原则。归真返璞，用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不断拓开语文学习的天地。 1、首先是向课堂上要效率。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材，现在的课本薄薄的只有二十几篇。其中古文五六篇，诗歌四五篇，说实在，即使把这些文章全吃透也少得可怜，何况其中还有很多为照顾政治，为了政治需要而选入的文章，这些文章实在是不能作为范文的。比如“关于香港回归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春天的故事”，还有鲁迅的为一点小事与人而争吵的文章。相反，很多经典的东西，没有进我们的课堂。为此，我首先是进行处理，该简的简，该删的删，而增加大量的原典名家名篇，包括一些好的时文。 2、在教法上，我坚持重语感，重积累，重语文实践，重感悟的开放式语文学习。把课堂还给学生，决不搞形式主义。 现在上面检查花样繁多。上课成了表演，最好是讲完最后一句话正好下课铃响。 其实，教学是没有一定的模式的，所谓“教无定法”，“教亦多术”，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文，有的可以一讲到底，有的可以让学生自己看，有的可以讨论，都无不可，而主要的还是要学生自己看，自己读，自己体会，教师是起一个组织者，引领者，示范者，共同的学习者（陪练）的作用。 例子； 《药》：读一遍，全了解了。 《世间最美的坟墓》一句一句读。一句一句讲。因为每一句话都有潜台词！ 《沁园春》：引进各种说法。比如胡适说是薛蟠体。粪土当年万户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项链》讨论：人物 、精神、进取、诚信、忍耐 《包身工》调查：当年的包身工 《边城》预习全文。 《鸿门宴》读史记 重点：我着重抓精读和泛读两个方面。 精读，这是最原始最传统最有效的语文方法，读、背、抄、默、复述，在读背抄默过程中，走近课文，走近先哲，使其言如出吾口，使其意如出吾心，从而积累素材，变化气质。 泛读，这是打开眼界，打开心胸不可或缺的。我们开设阅读课，开列必读书目，读名著，读经典，把羊放到水草丰茂的地方，让他们主动吸取，在广泛的阅读中与学者大巨匠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在广泛的阅读中，享受无穷的乐趣，形成强烈的读书兴趣，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在精读和泛读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同学间，师生间的宣讲、讨论、交流，让学生上讲台，让学生互相驳难，而教师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为了把读书的成果积淀下来，我们还指导学生先写读书笔记，进而自然而然地写研究性的文章，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锻炼独立思考能力，启迪“自作主张”的精神，强化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提炼观点，阐述观点的能力。我们班级还曾搞过论文答辩活动，请了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十多位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对我们优秀的论文进行答辩。 过去教育部制定过教育大纲，现在名称改成“课程标准”，这当然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应该遵循的，但这是对一般的学校学生的要求，每个学校都有他的特殊性，完全应结合自己的特点，有所变通，有人批评这叫“超纲”，我以为如果能超纲，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对学生的发展有利。 比如，我要求学生学写古诗，学写格律诗，学生在读了大量诗篇之后，读了“声律启蒙“之后，就学着写起来，每个人都写，写了一首又一首，写得非常起劲，创作的乐趣。虽然，诗写得并不一定合格律，但是在写诗过程中，还是享受到了成功的乐趣。 3、利用一切机会把语文学习延伸出去。 这样做，当然要占去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尽量利用间隙，比如进行早读。我恢复了早读的传统。读出声来，大声读，是学习语文的一个最原始的方法，但也是启蒙教育中最好的方法。现在每堂课只有40分钟，每周4堂语文课，除去二周一次作文，除去名目多样的考试测试验，真正上课时间所剩无几了。我们每天，坚持20— 25分钟的早读，一学期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读熟了很多诗文。积累了大量语言和思想资源。 另外，我们搞很多语文活动，比如听讲座，逛书店，观话剧，看展览，练书法，学国画，学篆刻，演小品，办刊物，学采访，去学旅，编文集，生活有多丰富，我们的语文学习就有多丰富，特别值得提的是： （1）、引进时代活水，把学者教授专家请来作讲座，复旦、交大，社科院、华师大，大学的知名教授我几乎都请过。也请学有专长的人来讲，比如请金文明讲《石破天惊逗秋雨》《守护语林》。平均二周一次三周一次。让同学们接触到当代最前沿的东西。 （2）、编辑班报班刊《读书信息》《读书做人》，进行读书交流。让同学们轮流当主编编委，锻炼他们实践能力。 （3）、文化集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学期结束，我们总要搞一二次文化集训，集中一二天，四五天，七八天，乃至更多的时间。听讲座，学书画，外出旅游。文化旅游到实地去，触摸文化，触摸历史，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在外出途中，同学们关系更融洽，他们更是文思如涌，写出大量的诗歌、散文。有一两天时间，我们就走近的，比如 我们读了“项脊轩志”，到安定，到归有光的读书教书的地方去。读“再别康桥”，我们就到徐志摩的故乡，海宁硖石，还请来陆小曼的学生讲。只有半天时间，我们就到市内，比如华山路蔡元培故居参观访问。远的到浙东浙西，到山东河南。每次外出都首先做好充分准备，由某些同学分头准好各种材料。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同学们浸润中国的文化中。比如这次我带的高一新生，不到半年，已两次外出，带他们去了宁波、绍兴。到天一阁，到大禹陵，带着他们读碑文，看楹联。起先由我点标点，解释，到回来这天，要同学们自己来读，大家一起看，居然能把一篇没有标点碑文大致读下来，基本读懂，没有错误。 学旅回来后，同学们写了大量的散文诗歌，还有写古文，古诗的，我是要求他们每人至少写一首。他们大多每人写了几首。有些诗歌确实写得很不错。我们不妨举一两首： 黄思元 兰亭怀古 留声笔墨到今朝，煦日幽情忆二骄。谁洒才华追魏晋（或“晋代”）？清风书屋写逍遥。 柯锐琪 日前去绍兴马臻墓，见墓地荒凉不堪，几无游客，今又游北京恭王府，拥挤非凡，于是有感，并作此诗。 北风鼎沸亲王宅，南雨凄凉太守坟。游客竟忘青史上，为民造福是何人？ 兰亭行 紫烟何袅袅，翠竹倚兰亭。相伴品书韵，古今有几人。 水浅出顽石，山险立嶙峋。光脚戏冰雪，不欺岁寒心。 陈之问 学旅组诗 钟声杳杳有禅思，袅袅佛前冰雪姿。崖下琉璃潭水冷，绰约人影寸心知。 霜染蒹葭风过斜，水中青荇隐鱼虾。空林误入不何处？小径幽幽有酒家。 大鹅碑侧赶鹅忙，镜水堪摘碧落光。此景似曾梦中见，添来少女笑声扬。 流觞曲水绕柔情，竹映诗心格外清。月牙沏入玻璃盏，以茶代酒敬兰亭。 倪佩芸 于越怀古 义胆忠肝出远谋，良弓鸟尽一朝休。龙山万古精魂祭，不及陶朱荡小舟。 周诗雯 兰亭随想 轻舟缓缓载青衿，似镜清波映素心。我愿长居兰渚畔，高山流水作知音。 张雅舒 拜大禹陵 浚河造福忆生平，伟业煌煌谒禹陵。良苦用心千载在，今人莫忘感恩情。 向为 群贤曲水流觞地，冷冷清潭映竹丛。诗兴不知何处去，今人转爱孔方兄。 梁启栋 忆冬日柯岩一景 翠篁恋院落，绿水绕人家。待到春来日，看尽长安花。 王森奇 绍兴游组诗三首 先生书屋飘三味，集序兰亭墨尚香。沈园游罢东湖去，好山好水一盆装。 李应凯 勾践台怀古 夫差争霸如鹰鹫，勾践吞声能忍受。试问参天古树林，当年曾见兴亡否？ 崔璨 谁言奇石本无意，我觉流觞皆有心。千载多情兰渚水，潺潺迎客到如今。 沈剑柔 游兰亭 梦游兰亭千百回，今朝有幸识真颜。 暗香小径入幽苑，浓影轩亭树巨岩。 佳丽情浓醉古道，鹅儿戏水步人前。 如山学业暂丢却，偷得人生三日闲。 以上是简单的回顾。四十年来，在我身边发生的事，实在是数不胜数。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的。相反。“板荡见忠臣”。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难，越能有所作为。 结束语： 中国教育的痼疾，非一日之寒，也非一处之病。 有人把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推在当今的体制上，我不这么看，体制固然有问题，但不是唯一的，教育走到今天，有历史原因，有社会原因，社会有责任，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光是批判是没用的。应试教育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它存在土壤。 当今老百姓人这么多，还这么穷。僧多粥少，资源有限，生活资源，工作资源都有限，还要为饭碗操心，为工作奔波。人多而穷，只能争，只能抢。怎么抢？定出一个游戏规则，就叫应试教育。要争，必然没有平常心，在饭碗还不牢的时候，要人自由自在地成长，要有平常心，不现实。连基本物质条件都不能满足，而要人们去追求精神享受，侈谈提高人的素质更难。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是重灾区。 我已经说了，以我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教育体制的，而且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并非都出在体制，假设现在教育投入加大一倍，假设给教师工资都增加一倍，假如，教育体制全面回归到四九年前，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我看还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的。 教育是人做的，积重难返，就象民族的素质一样，由来已久。不可能在短时期改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提出的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口号：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今不妨借用之，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有一点理想，有一点责任感，有一点担当精神，从我做起，在这个小环境中作一些改变：振兴教育，从教师做起。 令人欣喜的是，如今已经有许多教师，正在发愤努力，刻苦学习，为了中国的教育，大胆探索，奋然前行。 诸位都是高材生、是精英。我60年代曾报考复旦，名落孙山。你们都是优秀的人才，如果你们能进入到基础教育，如果你们能担当起来，一步一步，一代一代的改，我想也许我们的教育还是有希望的。 上海能出很多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也应该出真正的世界级的教育家，上海有很多先锋派艺术家，也应该很多有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上海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有很多真正的实干家，教育领域更需要实干家。教育事业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如果在座的同学，将来毕业后能投身基础教育事业，干出一番事业来！那么，百姓幸甚！民族幸甚！世界幸甚！

snazkf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帖子，为此还特意买了本黄老师的书，仔细又读了一遍。 这个帖子放在最开头，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警世恒言吧。 [ 本帖最后由 snazkf 于 2012-3-7 06:33 编辑 ]

snazkf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 ”，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 　　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 “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 “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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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0年前的文章了，不知道鲁迅今天还在的话，会有怎样的思量 还是先把里面最最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反复读读，提醒自己，不要迷失：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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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说，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90周年，90年前鲁迅的思考是否仍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认真思考呢？北大教授乐黛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1 　　五四时期，最震撼人心的呼喊，就是“救救孩子”，肩起“黑暗的闸门”！“黑暗的闸门”典故出自通俗小说《说唐》。这个故事说的是隋炀帝多行不义，民间英雄辈出。隋炀帝多方谋害忠于未来天子李世民的“反王”，最后放下城墙中的千斤铁闸想压死各路英雄，但闸门一放下，就被一位绿林好汉撑起，成功地让英雄们杀出重围。然而闸门实在太重，好汉当即被压成肉泥。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鲁迅用这个典故，心中充满沉重的苍凉。他自喻为那位绿林好汉，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自己被黑暗淹没，而救出孩子，救出中国的未来。 　　2 　　鲁迅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曲说”，指出这就是“退婴的病根”！鲁迅说：“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假如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无改于父之道”，不敢分裂繁复，那生物不能发展，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人类了。因此，鲁迅对于牺牲幼者的利益，以保全老人的做法深恶痛绝。1926年，他在《莽原》半月刊写了一篇文章，痛批《二十四孝图》，特别是对于“卧冰求鲤”，为了老人想吃鱼，就让孩子用体温化解冰冻来求鱼，“郭巨埋儿”，为了供养母亲，不惜将儿子活埋等更是痛加挞伐。 　　鲁迅认为，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要促成子女的发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中国人常将孩子误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行事。“其实，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付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父母相传对待儿女的“成法”却“谬误甚多”。 　　如鲁迅所指出，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让儿女与社会隔离，以便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们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还有一种就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如何顺应社会，而自己又不吃亏。完全“顺应”的结果便是“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鲁迅认为对待子女，最重要的心态便是“解放”二字。他提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子女是从“我”分离出来的，所以“我”应该尽教育的义务，教给他们自立的、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非我”，子女是人类中独立的一分子，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3 　　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鲁迅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他认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恩”，而是“爱”。“独有‘爱’是真的”。挚爱幼子是一切动物的天性，绝无利益之心。鲁迅说：“只要心思纯白，未尝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地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绝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鲁迅强调指出：“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因为“恩”或“报恩”总是离不了利害交换的考量。 　　鲁迅痛批那些自以为曾对子女好，就是对子女有恩，就可以索要报偿的人，把他们比作《世说新语》所记载的、用“人乳喂猪”的王武子。鲁迅说王武子所以对猪如此之好，如此格外施恩，无非是要猪肉肥美，好献于王公贵族，为自己谋利。鲁迅的结论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鲁迅认为中国历代“拼命劝孝”而孝子不多的原因，“便全在于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4 　　在思潮激荡，社会问题汹涌的五四时期，为什么鲁迅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特别如此关注？联系到他在《狂人日记》中高喊“救救孩子”，在《热风》中呼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等，可见这个问题是他当时思考的重中之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首先就要能保持自己文化里面的健康的基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基因之一，就是强调世代之间的联系。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 　　自古以来，“伦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父子关系又是人伦之首。孔子提倡“亲亲为仁”，又说“仁者爱人”。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亲情，是爱，然后，推己及人，构建从爱出发的和谐社会。鲁迅对于失去爱的父子关系痛心疾首。他认为以上所说的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那样的父母无异于“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而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自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来，90年已经过去，然而，今天，当我们责令孩子们背诵《弟子规》时，当我们耳提面命，要孩子们“听话”，“报恩”时，当我们强令孩子们按照“大人们”为他们设计的生活模型来安排一生时，反躬自问，我们没有把孩子当作“缩小了的成人”来对待吗？我们对他们不是命令多于指导和协商吗？我们充分尊重了他们的独立和“异想天开”的创意了吗？鲁迅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思考是否仍值得我们今天再进一步认真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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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本书，用拼音标注的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鸣鸣有时候会读上一页三字经。 可能是他的同学有会背弟子规的，上周鸣鸣突然问我是否可以读读弟子规。 我说，那你试试看吧，读读最前面的部分：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　须顺承 读完之后，我问明白了吗？ 鸣鸣说不懂。我就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爸爸妈妈，喊你做什么，你就应该马上去做，不能慢半拍，不能偷懒。父母说啥是啥，父母骂你，也是对的。 你觉得怎么样啊？ 鸣鸣说我再不读弟子规了。。。。

snazkf

胡适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于民国八年七月三十日

lucyss

偶像终于来开楼了！鸣鸣加州二都熟读了，还在这里谦虚！过份谦虚等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