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糟粕：有理有据地揭露《论语》的糟粕

dawnch

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糟粕与精华的区分。

中国历史上的哲家、学者的性智灵感，对宇宙人生的体悟是很有智慧的。然而，除了道家（佛家是外来者）外，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政治化、伦理化的道路。这是我最不喜欢的部分。
先人的东西，很重要的是看背景。不仅要根据背景去理解，也要根据背景去评价。
如果孔子真的“魂兮归来”，他会否象当年为王道宗统寻找合理性那样为CPC 寻找合理性呢？

下面是从法文化方面，其实是在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衬映之下对中国法文化及农业文化的反思。
以下选自我的老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法理学副教授江山先生的《中国法理念》，略有删节。红色括号里的红字是老虫的风凉话。

任何对此贴的回应——如果有的话——我会怀着十分好奇的心灵，瞪着无知的眼睛拜读，而不会去辩明、辩白、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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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略部分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治人之道”，懒得敲了，帖子太长没人看的。以下谈的是“做人之道”）
（做人之道在中国源远流长，也是很长时间里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小小的事情都会扯得和天一样高。前几年网上流传的那个东北老汉“王凤仪”做人之完美竟至神通，说明中国人对此话题重视到血、骨、基因里面了。
这个“做人之道”是有来源的，有着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基础。看看下面就可以了解个大概来龙去脉。由于本楼是论孔子的，一些论及孟、荀、董、程、朱、张的部分我就不敲了。）

中国的政治学之所以称为政治人道哲学，在于这种学问不只是简单地追求直接的、简明的、规范化的政治方式、手法，而且它极力注重建构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寻找政治方式、方法、手段的渊源、根据；同时，它还要求被统治者不应被动地接受统治，而应积极地配合统治者，做良民，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以不致使统治者罹于暴君、独夫的境地，这最后一层意义，先哲们概括为“做人之道”。

“做人之道”亦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除其他方面外，它对于中国法文化的重要意义是，使个体意识自觉达于社会整体合谐秩序的境地并确立了教化法律观和刑罚感化主义的目的论。下面从人生理想和人性、人格两个方面来看“做人之道”。

（1）人生理想问题。
“做人之道”是中国人道学问之一非常课题，但并非向有之课题，自孔子始，因儒家极力推崇而得以发展。它的核心是：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超越个体、肉体，强化自我于至善、至美的境地，以仁、义、德、理为做人之标准，以社会理想替代个人理想，为做社会化的至人、成人、贤人、圣人、君子的人生目标而读书、受教化、修养、生存、生活、奋斗；其价值观旨在尚德抑力、崇义轻利；其进程是率先改造自我，其次改造社会，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是为了天下社会的和谐大同。宋明理学中（。。。）
中国之人道学问中，人生理想是以社会理想和人道之最高境界为前提和转移的。它们通常所注重的概念有：立已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天下、均国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正直无私，天人合一，等等。故儒家向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道的政治程式，理学亦讲天人合一、心体万物、理性一体、格物致知的人道学说。这种程式和学说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的问题简单地归结和缩小为“做人”问题，至少认为是解决全部上述问题的本根所在，把教育、人性、人格等严肃的人生课题引向了犬儒的方向，视做人为士人的根本任务。既否认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权、平等权、政治权、行为能力权，也隐去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可能探索的途径——认识自然、认识物质关系、认识经济关系、认识精神关系的教育内涵和人的智力、智慧的能量。（这其实是在站在以西方观念为代表的现代观念立场来看待了。如果没有另一种观念体系的衬映和比较，如果不换一种工具，是否能发现同样的问题呢？有时候问题的发现取决于工具的选择。在原地上打转转是转不出去的。）
很显然，在中国，人生理想不是以个人理想为主体的，而视“人道”、“大同”为人们的最高生活和生命的理想目标。它把个体社会化、政治化，用伦理的得失标准判别、评价和衡量个体行为的是非，并决定个人的责任，通过仁、兼爱、无为、有为、诚、与理为一、明心、践形、自得等方式、途径，使之达到“自律”和自我完善的境地。

（2）人性问题。
广义的人性研究，不仅限于人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些问题，即它完全不限于心理学的范围。事实上，在中国农业文化中，心理学不过是政治人道哲学的一门基础学问，它意在鼓励和诱导人们自我改造内心精神世界和心理结构，全心全意地为服从社会统治（王道政治）贡献由心理到外在的人性体系、智慧体系和知识体系。
大致说来，人性问题在中国农业文化中，其地位介乎“做人”与“治人”之间，而偏于“做人”的方面。一方面，为了寻找个体受教育和修己的根据、基础，需要研究人的内在属性，于是就产生了所谓人性的善、恶、相同、混合、三品诸不同类型的学说；另一方面，为了治人，也需要认知被统治者的心理条件，以施之不同的治人方法、手段，即所谓教化、德治、仁政或严刑峻罚诸方法孰与的问题。可见，人性问题是“做人”与“治人”的共同基础。这意味着，人性问题的突出意义绝非学术的动机、目的所致，而是另有他图。
人性问题的研究分两层展开。第一步是对人的内在属性的实情进行分类和评价。孔子最早做这项工作，不过他的看法很简单：“性相近也，习相元也”。他认为所有人性原本是空白的区间，什么也没有，人人都一样，但经过后天的学习、教化、修养的填充，它便充实、完善起来，但这种充实和完善有好坏的不同，而这种后果的好坏，又来源于学产、修养的好坏——学习乃使人性有了重大差别。至于学习什么，在孔子看来，当然不外是仁、礼之类。
后世，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为孟子突创说例，愈来愈热烈。孟子以为人性先天为善，具有仁、义、礼、智的本质，只要加以发挥（教育、学习）就能完善，否则相反。其时，告子另持一说，认为人性本身无善无恶，只是一种本能，因为后天的改变，才出现了善恶的后果。稍后，荀子唱出了与孟子相反的对台戏，坚持人性本恶，而善乃后天“人为”的后果，因此，要有善的结果，必先有礼法、名分的教化、强制手段，使之从善（化性起伪）。
（。。。）
第二步，人性是什么？
孔子说人性是（空白的）相近。这意味道人性不是个体先天所具有的特定属性，而是后天公共教育、教化强加给人的一种精神或意念。那么，这种心理精神或意念以是什么呢？是仁——做人的意境和内化准则。也就是说，仁是人类通共的最高境界和属性，但每个具体的个人并不具有它。非经过学习仁、认识仁，按仁的全部规范去做这个必然过程，就不能达到这个最高境界——最完善的人性。这的确是一个好的开头！人性不是个体的自我属性，而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社会属性，反过来它又可以具体作用于特定的个体，成为一种外在理性的最高境界和自律准则。
孟子（。。。）
人性理性化至天道的境地，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理论上的完善与终结工作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保证（。。。）
（。。。）
人性是什么？在中国正统文化中，向有十分明确的答案。它实在是普遍的外在理性道德规范的内化，它以天道为根据，以天下之社会的大一统、协调、和谐为目标，以人身控制为目的，以直觉思维方法为知识基础，同时也注重满足知识分子的人格要求和心理负荷条件，因而它是中国农业文化中“做人之道”的组成部分，亦即人道政治哲学的个体基础。
为此，在正统学术中，无论各家对“人性”的分类、评价怎么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最终得出的结论相同，二是为达于这个结论所强调的手法、方式——即重视教化、教育对人性的改造、充实、发挥、完善作用——也相同，即使孟荀之隙，莫不会一。关于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如何以德育为先的状况，以及了解一下诸如音东、艺术、文学、诗歌之类的享乐陶冶是如何掩盖或抛弃了它们的本旨功用，而醉心于感化人性，致人于善的使命，就能加深对问题的认知。中国的所谓“人性”，并非实在的人性，或人之本性，而是人理想化、具有普遍意义、对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的共性。（看到这里，明白“天巴都”强调学校德育，以及某些人津津乐道“做人”原因了，那是老祖宗的基因给的。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CPC才不了解人性，才独创出劳动改造、统一思想的专利。这是我冤枉它了，其实这是咱们老祖宗的传家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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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为做人之道的论述，下面再录一些此章节总结性的内容）


中国的知识论，一以贯之，不外为现象化的人及伦理社会、君主制宗法国家提供说明，为小农生产方式、单一的历史形态，为“人道”（做人之道与治人之道）提供解释的知性学说体系。如孟子云：“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仁也；敬长，义也。”
这个体系在其完善的过程中，注重建构了知行合一、历史至尚、人文至尚的特点；注重表现顿悟——直觉——灵感的思维方式，以及和谐方式、结论方式、历史方式、人本方式；而忽略或不注重逻辑方式（僵硬满意了吗？）、表象方式、实证方式、功利方式、差异或非和谐方式，以及体系建构方式。 因之，中国之知识论，除了它的特定对象、内容、目的、动机而外，其特点、表征、方式、方法也是很不同一般的。
中国农业文化或中国之政治人道哲学是人类历史过程中，独立形成和独立具有的一种随机文化现象。梁任公先生谓之曰：
“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莱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
（。。。）
（。。。）
。。。。。。

总之，中华民族以耗费数千年之心机，不可胜计的诸多精英哲人的睿智卓识所构造的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或文化现象，只是一个政治实用主义的载体，不具备科学体系所要求的充分性和完全性。我们研究它，很容易感觉到它的畸形状态，这种感觉，无论来自体系自身，或实践，或文物属性，或其他方面，均如出一辙。如果试图迫使现代社会继承它，我们会更多地发现其间的矛盾和不可理解性。

天高任鸟飞

喔，原来是法学教授的帖子... ...

由于与本楼主题无关，一些常识性谬误，就不予纠正了

[ 本帖最后由 天高任鸟飞 于 2007-12-19 01:29 编辑 ]

天高任鸟飞

“国学”概念，兴起于“民国”这一特定的屈辱乱世
小鸟极少使用这个概念，除非不得已
也即：沟通的对象缺乏起码的文化史知识，为求通俗易懂

小鸟一般使用“华夏传统文化”，或者“华夏经典文化”概念
因为，上古之先哲，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一家
这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思想。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国际关系良性互动，非推行恕道不可
世界和平，非推行仁义之道不可

这是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上三代（尧舜禹时期），圣哲即是政治领袖
这些领袖，都是通过全民公决诞生的，即所谓“藏天下于天下”
那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政治形态
天意通过民意呈现，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那个时候，政教一体
政统、学统、道统三统合一

虽然从大禹之后，“公天下”的政治局面
逐步向“家天下”转型，但是古风仍蜿蜒影响到夏商周

春秋时期开始，礼崩乐坏

这些上古历史
从《尚书》、《论语.八佾》《孟子.万章》、《荀子.非相》等经典
皆可显然佐证

其时，孔子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通达的智慧，顺应时势之需要
编《春秋》，录《诗、书》，订《礼、乐》
接续上古圣哲慧命，重振古风，新开儒家教化先河

这是可考证的华夏文化的近根处
现存的儒家道家经典，基本都是那个时期撰就的


自秦汉以下，由于家天下政治局面的成熟
官、师分离，三统分裂，导致官员的职能单一化，不再负责学业的传承
于是，道在山林，学在民间的局面逐渐形成
自此以后，经典文化生命，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和幽暗

这些文化史常识（详见钱穆之《国学概论》）
是那些浪肆评点华夏经典文化的中国人，所必须予以了解的

将华夏的人类历史，曲折黑暗之责任，推卸给一个饱受欺凌
却依旧克尽其历史使命的文化（这使命怎么尽，参见牟宗三之《历史哲学》）
而不去问责当权统治者
这种作派，是颇耐人寻味的

特别是这些批评者，正是当前政治体系中之构成分子
特别是这些批评者，将这文化，等同于浅薄的“做人技术”

经典文化是可以批评的
但这批评必须中肯，才能相应
中肯则必须对之有深入贴切之了解

否则，那些批评，那些判词，必将在历史长河中
如泡沫般，瞬间消亡

哪怕你强行计入当世史册
也只能落个方家笑柄









[ 本帖最后由 天高任鸟飞 于 2007-12-19 03:59 编辑 ]

jiangying

太长了，没看完，所以谈不上满意不．

我说中国人逻辑差，不是随口说的，我这个人，常常觉得自己人聪明，但办事能力很差．但是工作中发现，很多人比我聪明，但办事能力更差．仔细想想，这些人不知道事情的因果关系，轻重缓急．即不懂逻辑．也就是是说，我的逻辑已经够差的了，居然还比大多人强．
再看看老外同事，干事慢慢悠悠，但重点的工作干得仔仔细细，人不聪明能干，但时间管理做得好．

jiangying

和鸟兄讨论问题，总觉得很累．鸟兄说的，我二懂二懂，我说的，鸟兄似乎也是二懂二懂．到了最后，就要发展成人身攻击，生气记仇不，到在其次．老是在论坛吵，大家看笑话不好，所以该打住的时候就打住．

先主席说过：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不管学什么背什么，只要能应用在正道上，就是精华．

嘀哒嘀

原帖由 jiangying 于 2007-12-19 09:35 发表
太长了，没看完，所以谈不上满意不．

我说中国人逻辑差，不是随口说的，我这个人，常常觉得自己人聪明，但办事能力很差．但是工作中发现，很多人比我聪明，但办事能力更差．仔细想想，这些人不知道事情的因果 ...

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讲究形式却不注重细节,所以大家都在那里高谈阔论,真正做实事又会做事的却没有几个.寻找这种高谈阔论习气的渊源,又和文人挂上了勾

嘀哒嘀

鸟先生说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已经不多了,不知鸟先生是如何给文人一词下定义的?愿闻其详.

"什么有利于糊口就学什么，什么人掌权就拜什么人为师
去查查“门生帖”，就知道中国由于“家天下”的非民主政治
而引生的学术腐败，曾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可惜的是大部分经典的核心都是围绕君臣父子这种非民主的独裁制度展开的,鸟先生自己恰好批判到了核心的部分哪

嘀哒嘀

话说回来,大家其实跟鸟先生一样,批判的都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如果中国人能够真正从心底里重视这一部分,发扬精华的部分,那中国的进步早就不是今日之状况了.鸟先生忧国忧民的心情可以理解,怕的是国学一起中国又重回到类似"家天下"的那种状态中去

前车之鉴

老师们你们不用做饭么？

天高任鸟飞

前日躲懒，向您道歉

对于37楼，小鸟曾经在42楼回复：
杨子彬先生关于“女子、小人”问题的解析，主观愿望是良善的
但是在考据和训诂意义上，存在一些瑕疵
由于帖子太长，所以略过未做进一步阐述

现摘录其中一段，举例说明。杨先生说：

（孔子）说的话，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些话即使在当时就明显的错了。比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就不符合孔子思想的精神。曾子之徒写的《孝经》就作了修正：“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
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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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试图以《孝经》中，孔子自己的语句
质诘早前《论语.子路》之中，孔子与叶公关于“直”的对白
杨先生希望通过孔子的这一自我修正，证明“孔子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话语，应对于生活之中的特定场景，当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这个本来不用证明
杨先生举的这个例子，由于他不太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认真考据）
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展示了孔子临机施教的妥帖和机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是大背景

孔子是鲁国人，鲁国传承了前朝殷礼，是当时礼乐教化先进的封国
叶公是楚国大夫（边蛮之地），食邑在叶县
楚国当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状况，远不如鲁
因此，叶公前往鲁国，向孔子请教国政与礼乐教化事宜，这是小背景

具体场景是：
叶公并无拜师诚意，为人又比较虚伪
这从他私下向子路寻问孔子的为人，以及“叶公好龙”的典故
即可确切佐证

别看孔子温柔敦厚，他可不傻，聪明得很
叶公私下向子路打听，他是知道的，这在《论语》里有记载

叶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了六个字：近者说，远者来。体现了高度的智慧
那时地广人稀，为政之道，首重亲和以聚集人气

叶公这时犹有不甘，希望借助教化问题，抬高自己贬低对方
于是他说，我们楚国人道德水平高，做爹的偷羊，儿子挺身举证，多诚实多坦直
孔子淡淡一笑：我们鲁国不是这样
这种小偷小摸，爹会为儿子对外隐瞒，儿子也会为爹对外隐瞒
诚实坦直，就蕴含在这里

这是人之常情，圣人肯定是这样，深切体贴人之常情
为了这种小偷小摸，连父子之情都可以不顾，你不要指望他有多真诚
诚实坦直，首先你就要 诚实面对 自己的血肉亲情

叶公那种说法，只有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才能看见
比如文革时期的大义灭亲

那个时代，你其实很难看见诚实坦直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多得很，蔓延至今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诚实

试问：面对一堆血腥残暴的图片，你能第一念想到和平吗？
恐怕不会，那是违背人性的，第一念只是纯粹的痛

诚实，首先你得直接承认自己的第一念
不能自己对自己承认第一念，就是虚伪
第一念以下的，都是“意识造作”，要靠“善”来逐渐滋养
逐渐向内，向第一念浸润
如果第一念就是善，则可直接扩充到每一件事
如孟子所言：浩然正气，扩而充之


那么，在《孝经》中，孔子为何又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呢？
前面说要隐瞒，这里又要“争”，岂不是前后矛盾，自语相违吗？

我们要少许细微一点来思考

这个“隐瞒”，是对外的，对内还是要批评，要争一争的
一点都不矛盾
如同毛泽东所言：群众内部矛盾，内部解决

香港、美国一些黑社会电影
警察兄弟最后放走了义气干云的黑道弟兄
毋庸讳言，我们看到这些情节，往往热泪盈眶

这是常情层面的人性
不应该鼓励，但值得同情
如何妥当把握这个很容易泛滥的常情
就要“凭良心”
这个良心，就不是常情，而是要升华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