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曾颖民间记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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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一：忏悔 曾颖2003-08-15那一位在茶馆里观察我多日的老人终于走到我的面前，看得出，他走出这一步是鼓了很大勇气的。他说：我知道你是写文章的，能帮帮我吗？我的第一反应认为，这可能又是一位在什么地方受了冤屈的老人想请我写上访材料或诉状。这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此前我勉为其难地干过几次这样的活儿，结果皆泥牛入海。虽然导致这些结果的的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我还是本能的有些愧疚的感觉。老人说：你的文章我看过，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他说这话时呼吸有点急促，此时，我才觉出他的异样来，他已瘦成了一把骨头，整个人像一副套了一层皮的骷髅。他说：“这事对你来说并不难，但它已困扰了我大半辈子，我只想在临死之前，将这事跟你摆摆，希望你能把它写出来，让更多更多的人看一下。它压在我心里几十年，让我实在受不了了。”老人痛苦地垂下头来，开始讲那桩压在他心里多年的事……。那是1965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当时管工商的市管会，在那样乱纷纷的世道，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工作，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为此，我不知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经常对着领袖像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献上自己最大的贡献。这想法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而要实现这个想法，必须多干事。表现在我的本职工作上，则必须是多抓“投机倒把”分子。在自己的誓言鼓舞之下，我非常勇猛地抓着各种小贩，有卖红糖的，有卖鸡蛋的，有卖米票的。这些人中，许多并不是专业小贩，而是家里急需用钱，但当时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我们国家之所以这么穷，人民的生活之所以有很多困难，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挖墙角的缘故。这种想法一直是我工作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我抓到那个煤贩子为止。那是1966年晚秋时节，天已有些凉意。有人举报说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有一家地下煤厂，这还了得！接到举报后，我当即赶往现场，在一条很深的巷子里找到这家“煤厂”，我敲门时，打煤的父子三人干得正欢呢。门开之后，我有些诧异，这哪是什么煤厂，不过是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居民住房，地上堆着一小堆煤，旁边有几个已经加工好的蜂窝煤，房里的陈设，一例是黑黑的，包括房里站着的父子三人，冲我们黑黑地傻笑。按当时的规定，这种地下加工作坊绝对是要取缔的，尽管他们赚不到什么钱，充其量不过赚一点汗水钱。我现在回想，当时如果我手下留情的话，兴许能放他们一马，这爷仨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刁钻人，父亲四十多岁，大儿子十来岁，小儿子几岁，看样子都挺憨厚。但我不是还有誓言吗？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同情心有点资产阶级味儿。于是马上打住，鼓起一股正气，将父子三人及其“罪证”送往市管会。做这一切，我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感觉。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就不那么神圣了，那父亲送往“学习班”学习，因为惦念孩子的生计，几次逃出来，最终被教育成残废。那家的小儿子，因为家里没大人，患麻症肺炎，死在哥哥怀中。那哥哥从此变得呆呆傻傻的了，直到现在也一样。据说这孩子读书时成绩很好，现在却成了傻儿，整天只能推着他的父亲上街给人擦皮鞋……。那次，我立功了，得了一张奖状和一个搪瓷碗，这是用一个三口之家的幸福换来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痛苦异常，一直打不起精神去抓小商小贩，以至于被分流派往农村支农，最终脱离工商管理系统。如今，与我一起参加工作并一直在工商管理系统工作的同事，退休工资有一千多元，几乎是我的五倍。这并不是我所羡慕的，你说有没有失落感呢？肯定有。但想起那一个被我亲手破坏了的三口之家，那个伤残的父亲和呆傻的儿子，我心中会好受一些。我觉得这种境遇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惩罚……。老人讲完故事之后，呼吸有点困难。这时，从茶馆外面来了两个年轻人，很急地说：“你……你怎么又从医院跑出来了？”两人上前来，一左一右搀着老人走了，在两个年轻人之间，老人的背影显得越发单薄……。此后，我再没见过那个老人。我知道，这种关于良心的故事写出来也没多少人会看，但我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我觉得这样做我的心里或许会好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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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二：时尚的乡村葬礼 曾颖2003-08-16凌晨3点，村西头老乌家院子里响起爆竹声，被鞭炮吵醒了的男女老少和村里的狗们都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兴奋：乌家老太太死了，又有戏看了。天还没亮，操办丧事的经纪便背着黑色人造革皮包来了，他的嗅觉比老鸦还灵，哪家死了人哪家将要死人，他感觉灵着呢，总能赶在乡民政员之前赶到死者家里，在一大群真真假假伤心着的死者家属们里面找出主事的，一番面红耳赤的谈判确定价格之后，办丧事的大部队马上开进来，大伙儿肩挑背扛弄来花圈神龛和各式乐器道具就来了，如果丧主家里的经济条件宽裕，他们甚至会把办丧席的厨师也带来。丧事匠们每次带来的花样都不相同，早些年，一把唢呐一把二胡两个哭婆一个道士一个僮子就得了，经纪把价格一谈好，唢呐二胡吹拉起来，道士将司刀令牌一摆袖子里藏一把松香粉往火烛上一喷，一把焰火几声疾疾如律令，哭婆扯起嗓子一通爹啊妈啊阿里巴巴地哭过之后，孝子把哭丧棒一样，众亲友将碗口粗的棺材棒往肩上一扛，大吼一声：走！一个曾经鲜活过的肉体便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告别仪式，静悄悄地埋入土中成为显考显妣。后来，大伙开始不满足于那些唢呐二胡哭婆之类老套了几百年的入葬方式。丧事匠们开始思谋着与时俱进，开始进入锣鼓和铜管乐器，把丧事的档次和规模，拔高了一个档次。每当哪家死了人，村里马上就会出现一支混穿了从前清到民国各个时代军装的铜管乐手和抬丧匠，乐手们虽然老漏气跑调，但吹奏的乐曲却绝对时髦，城里流行啥他们就吹啥，从“妹妹大胆往前走”到“何不潇洒走一回”，他们都奏过。村里的小孩们回忆，村里大概已有三个月没有死人了，几个月不见，不知道城里又开始流行什么了，那个长着一脸哭相的哭婆不知道这一次还会不会一边哭一边学公鸡叫。他们猜测着议论着，总希望那个背着黑色人造革皮包的经纪能在傍晚之前，能给他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葬礼。经纪人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在收了乌家订金之后，中午还没到，便拉来4骡子车的新家什，没有道士没有司刀令牌没有铜管乐器，因为乌家老太太的儿子们很孝顺，出手很大方，经纪人投桃报李，一定要给他们张罗一个十乡八里没有人比的好丧事，最洋气最时尚最气派。城里来的电声乐器不可一世地在农家小院里闪着奇怪的光，城里来的小歌手，踮起脚尖翘起舌头在鸡屎和鸭粪之间大惊小怪，惹得乡下娃们一阵阵的怪笑。有眼尖的小仔儿发现，以前丧事上回回都出场的哭婆这次没有来，问经纪，经纪一脸不屑地说：“她已经被历史淘汰。”一举手一投足，样子很像电影里的指导员在做报告。太阳一点点落下山去。情绪一点点涨了起来。电声乐队开始敲打起来，按程序大伙还是要例行公事地悲伤一回，无奈那女歌手穿一身白裙子画一双黑眼圈样子很像国宝，实在有点让人哭不起来，于是大伙收住眼泪，看乐队和歌手表演。小歌手先唱了一首带哭腔的歌，唱的什么乡下人并不懂，只当是歌里唱的是砂落在眼睛里了。接下来，她又唱了一首听来像求雨的歌，翻来覆去就一句“小雨来得正是时候，小雨来得正是时候”，那表情像是田里干得发慌的禾苗。后来，又唱纤绳荡悠悠，村里的男人们开始恬臊起来，引起他们躁动的倒不是“让你亲个够”，而是“纤绳荡悠悠”，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出去打工拉过纤，他们说纤绳一勒进肉里，屎都要挣出来，还荡个X呢。于是，人们开始笑，连乌老太太的几个儿子也把嘴都笑歪了。月亮一点点升起来，今晚的山村显得异常的热闹也异常的开心。在这个远得连电视信号都不愿进的小山村，人们在沉闷了三个月之后，又一次发自内心地开了一回心。在往回走的时候，有小孩子甚至已经在暗暗算计着，“不知道村里下一回什么时候才能再死人。”他们走着走着，不由得开始有些迫不及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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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三：一所非法民工诊所 曾颖2003-08-21 诊所，开在一处废弃的工棚里，三面垒着砖，当路的一面挂着一张蓝布帘，白天用两根竹竿撑着，可以遮阳挡灰，晚上，竹竿一收，算是门。诊所的主人，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外来青年，皮肤黑亮亮的，嘴上留着浅浅的胡须，像国画师用浅色的墨笔写意画上的一笔。他的衣着也非常陈旧，有的肩上背上还留着补过的痕迹，在我印象中，他的衣服很难得有一件纽扣是没换过的，颜色和大小都不般配。好在这里是建筑工地，虽然今后这儿将会是一片现代化的城市，但现在还不是。故而，在一群群民工之中，他的衣着还不算太扎眼，他也因此好好地开着他的诊所。我是到他的诊所看病的唯一一个城里人，我家乡所谓的城，也不过是这座准现代化大都市里许多市民瞧不起的“县”，故而，我脑袋上也挂着“县农民”这个雅号，然而，在这里打工的许多乡下青年，他们大多居住在离县或镇所在地很远很远的地方，故而，我在诊所里的出现，无疑引起诊所主人的警惕，事后，我才知道，他的诊所没有行医证和营业执照，他的紧张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我在经历了几次工商卫生联合执法清理行动之后。和这些乡下人一样，我也是来打工的，最初在一家报社，因为只会写稿子而不会拉广告，收入非常低，就住在城外那些别墅坯子里，这些别墅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空着，白白便宜了我们这些外来人，特别是有几个捡垃圾的人，一边捡垃圾一边在别墅里喂了一大群猪，居然发了财。出来打工的最怕遇上生病，但倒楣的事我居然在出来的第一个月便赶上了，更可怕的是，病得非常不是时候，月底——离发工资还有几天。抗了两天，鼻子揪红喉管咳痛脑壳里面像在踢世界杯。隔壁一位捡垃圾的看我脸红得像关公，伸出脏兮兮的手一摸，大叫一声就跑了，不一会儿，便带来了一个人，他便是我前边提到过的诊所主人。他用简单的医疗器械为我输液，因为四面墙上都没有钉子，他用手举着给我输了两瓶药水，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小毕。小毕到这座城里来的原因跟我和大多数打工者不同，最初，他在家乡的一所卫校里读书，父亲为了给他挣学费，独自一个人到了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一个夏天的正午跌倒在阳光下，从此再没爬起来。这段故事我听小毕讲起过三次，每一次结尾，他都会含泪说：其实，只需要一瓶十滴水，一毛多钱，或者，或者用汤勺刮背，父亲都会没事，可……没人懂。父亲死了小毕也没法读书了，他在城里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就决心不走了。最初在工地上打杂当小工，他亲眼目睹了和父亲一样的民工们用壁虎酒医百病，用石灰水止胃痛，用锅烟墨治扁桃发炎，心里比刀扎还痛。在工作之余，他用工资买了些便宜但非常有效的药，利用在卫校里学过的知识给大伙治病，疗效居然还不错。工友们发现他能治病，就动员他开个小诊所，他最初的二百元资本，便是民工们五元十元地凑的。小诊所开张之后，生意非常好。周围几十家建筑工地的几千民工是非常好的客源，而且，小毕收费也非常便宜，一般一两元钱便能治好感冒，如果没发工资还可以记账赊药。小毕为了找到便宜药，跑遍市里各个医药公司，尽量将那些城里人已不太爱用的便宜药倒腾来，喂进乡下人不太挑剔的嘴里，居然效果奇好。为了进一步把这种优势发展下去，他又买了许多书，借着在城市里的便利，不断向医学界的前辈求救，虽然吃了不少白眼，但却也学到了不少本事。这样，民工们算是有福了。夏天有十滴水苦丁茶，冬天有甘油冻疮膏。这些既便宜又实用的药，许多都是小毕亲手调配的，几乎是白送。和许多医生不同，小毕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意太好。他说：要挣钱不能这样挣，这些民工手里哪一张钞票没浸满血？其实，他有很多挣钱的机会，但都被他近乎书生气地放掉了，他说，只要挣够饭钱和书钱，他什么也不想。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譬如给我治病那次，他只收了十几元钱，只够药钱，至于他站四个小时的工钱算是白送了，我们也因此成为朋友。我常常在他面前自惭形秽，特别是在主编划稿费或同事抢了我的广告业务心理不平衡的时候，小毕那个小小的诊所，成了我心烦时最想去的地方。常常是一瓶劣质烧酒一包花生，我们就坐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远远地遥望城市，特别是月朗星稀的晚上，看着城市闪耀着的如酒醉人眼睛般的灯火，我总是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继而会问：小毕，你有没有失落的感觉？小毕喝一口酒，认真地想了想说：有时有，但绝大多数时间没有，我觉得很多人需要我，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很舒服。“那你应该去当牧师。”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其实是很多伟大的牧师本来就是医生。”黑暗中，我感到他的眼光熠熠生辉。事实上，不只是我心里不痛快时才到诊所坐坐，周围工地上所有的民工都会这样，他们会向小毕讲许多喜怒哀乐，小毕说自己有时还真像是个牧师。此后不久，我跳槽去了一家电视台，住得离城也稍近些，去诊所的时间渐渐少了些，有一天晚上，闲得无聊，买了一瓶酒和半只烧鹅去诊所，还没走拢，却见诊所里灯火明亮，一大群民工围着一台彩电笑着闹着，彩电是几十个民工合资买的，大伙一致认为，放在诊所里最合适。那天夜里，我的烧鹅和酒成了催化剂，使城郊的夜第一次有了热闹的气息，每个人只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块鹅肉，却兴奋得像吃了蟠桃御酒的小猴，手舞足蹈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是民工们少有的。小毕坐在角落里，一直不发一语，但眼里却流动着异常激动的情绪。从这天夜里开始，诊所正式取名叫“暖心诊所”，住在近处的民工找来油漆，扯着我有生第一次题写了一个招牌。我说过我是一个倒楣的人，这不光表现在我工作过的单位从来没有景气一次，连我爱逛的书店，倒闭的机率也比别的书店高出出几倍。这次，厄运居然就降临到了那家和我一样倒楣着的小诊所。或许我太宿命了，但不这么想不行，因为就在我给“暖心诊所”题招牌的第三天，全市医疗市场开始严格整顿，这次与以往不同，据说是要动真格的。我被分在夜查小组，跟随采访清查非法行医摊点，在清理了三家无证性病诊所之后，车子开到了郊外，我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暖心诊所”被取缔了，尽管在一旁看电视的民工愤怒异常，但一听说是执行国家法令，也便只能愤愤地站在一旁，或干脆怒气冲冲地冲回黑夜里去。小毕一直没有言语，只淡淡地看着他平时非常珍惜的药片像烂豆子一样散落在地。从寻像器里，我看见他的眼泪在眼眶中转着转着，却始终没有冲出眼眶。在这天夜里，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将拍到的图像悄悄抹掉，冒着被领导骂的危险回去汇报说电池用完了。第二天，我又到诊所去，看到的只是一间空空的工棚，干干净净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小毕和他的“暖心诊所”像一个美丽的梦，在这里绚烂地盛开过，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半年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一纸明信片，落款是一所卫校，上面只寥寥写着几个字：就要毕业了，我还会回来。信上没有落名，但我敢肯定是小毕，我悬了半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小毕盈着笑意的眼睛在窗外占据了半个天空。这天夜里，我为还要不要再次给他题写招牌而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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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四：大杂院出了个名记者 曾颖2003-1-10在三环路外一个破旧的大杂院里住着一群外来人，他们有卖水果的有收废品的有专门给外来汽车带路的，还有几个行踪颇为诡秘，看样子没有什么工作但却并不太愁吃愁穿。他们的南腔北调和花样百出的营生手段使大杂院显得更杂。大家在纷繁杂乱的环境中平静地生活着，虽偶尔为水电费或邻家煤烟灌进自家屋里而小吵几句，但吵吵也就算了，大家在外谋生并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不易，因此，总还没闹出什么伤筋动骨破坏安定团结的事。 这一年秋天，适逢新大学毕业生火热上市的时候，小院里来了一个学新闻的大学生，他刚毕业，不！准确地说他是刚从学校里逃出来的，因为他欠了一笔助学贷款，以他的家境，想顺利地筹够还贷的款子以便及时地拿到抵押在学校里的毕业证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因此，他就逃了出来。 他在大杂院住下之后，就努力地出去找工作。没有毕业证的大学生找工作的竞争力恐怕比街边上站着的乡下后生也强不了多少，起码后者还有一把子力气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良好服务态度，眼见着每天只能吃馒头的好日子也将一去不复返，他开始痛苦、紧张、不安甚至绝望。 就在这时候，邻居一位中年妇女知道了他的困境，悄悄地告诉他，可以帮他搞一个毕业证，虽然不是真的但绝对保证比真的还真。他半信半疑地同意了，不出1日，那女人就送来一份崭新的毕业证，跟他所羡慕的别的同学手上的一样，连校长的印鉴都一模一样。那女的说，看在邻居的份上，钱可以等到他找到工作后再收。 凭着那张文凭，他在一家报社当上一名见习记者。在这家号称是“商业化”味很浓的报社里，记者们办公桌转换主人的频率不亚于公共厕所的蹲位。看着前辈们一个个的离去，作为见习记者的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干，一定不能被淘汰。 于是，他以拼命的精神开始写稿。他的处女作是写的一篇某居委会向商户摊派款子的新闻。稿子发出去之后，引起居委会及其上级部门的强烈不满，认为记者有“破坏安定秩序”的罪名，按常规，报社出了这样的事一般是开除记者。但好在这篇稿子内容属实且是主任同意采访并发表的，于是，只写检讨一份，扣工资100元。后来，又连续写了两篇公交秩序不好和房地产欺诈的报道，又引起了报道对象的不满，公交公司甚至出动十几个下岗工人轮班来报社讨说法，搞得编办的接待人员们苦不堪言。 但好在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且惹到的对手还不足以致命，见习记者这才算没有“开路”。只是主任和老前辈们悄悄教育他：你记住，目光要向下，其实在你住的大杂院里就有很多很好的社会新闻嘛。 这话敲得他脑袋里“当”地响了一声，是啊！确有很多新闻啊！卖自行车给自己的老王，每天都有车卖，莫不是替盗车团伙销赃？卖香油的小陈，每天把院里熬得臭臭的莫不是在整泔水油？还有山东来的朱医生，又在给人看病又在给狗看病，不知他有没有行医执照？还有样子长得最乖的贵州妹小倩，经常和不同的男人回来，莫不是？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专门向打工仔提供低价长途电话服务的“黑公话”，还有常常放点荤片子的录像茶馆，还有用垃圾喂猪的养猪场。 于是，他就悄悄地开始写，几乎每写一篇都是一个重磅。主任和总编看了，都非常高兴，说：像这种又曝光又不惹事的稿子肯定会大大地拉动发行量。 随着他的卧底文章的发表，卖自行车的老王被收容了；卖香油的小陈推着瘫痪的妻子回老家去了；朱医生被罚了款；贵州妹小倩和她还在上大学的弟弟换了住处。黑公话被取缔，录像厅被明令禁止。最后，卖假文凭的中年妇女也被收容遣返了。 见习记者，不！这时他已成为报社发稿量最大的金牌记者，并经常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得到很多“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锦旗，月工资也由400元涨到了8000元。最近，他刚刚搬了家，从城东搬到城西，虽然条件变好了，但他还是没有住高尚住宅区，而是住在大杂院里，他说：我不能脱离生活的源泉创作的土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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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五: 傻子开店 曾颖2003-1-10在我住的那条小街上有很多家倒闭得非常快的小店，有小饭馆、有茶铺和音像租赁店，还有小服装店和小OK厅。其中倒闭得更多的就要算小杂货店，开这样的店不需要太多资金和技术，只需租个小店，到批发市场买点糖果烟酒就能做成一门生意，因而，这成为很多人在下岗后首选的再就业业务。 由于入门的起点很低，因而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惨烈。加之由于城市本来就不大，居民们到批发市场去买“一件也批发”的商品也不是多难的一件事。因而小街上除了那家专门刻店招和“旺铺转让”字样的美工店之外，便再难有生意火爆的小店了。 对不起！我的记性好象出了点错。确切地说，除了那家美工店之外，还有另一家，开了差不多十年的小店，生意也很好，这就是骆四的小杂货店。 骆四的小杂货店和别的频频倒闭的小店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两个玻璃柜台，橱架的前方，是一个透明的饮料柜，各种别致的易拉罐和纸包装饮品的表面结着一层令人渴望的冰凉水珠。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家小杂货店，如果真要找出什么不同的话，除了店里的家什比别的店要陈旧要干净一些之外，便很难说有什么异样，惟一不同的，便是店主人骆四。 在所有顾客眼中，骆四并不是那种能说善道把天上的小鸟都能哄下来的精明生意人。相反，他不太善言辞，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甚至有点木讷和愚蠢。他的眼神，似乎永远都是一对平行线，很难看见有相交甚至闪现出一丝儿灵光的时候。如果木讷或蠢笨的仅仅是他的眼神的话，那还好说。但可怕的是，他常常把这种蠢，一以贯之地带到生活当中。 于是，小街上便时常传出一些骆四的蠢闻来。如某年某月某日，驷四将饭煲放到蜂窝煤炉上煮；又某年某月某日，骆四进洗衣粉时进回来一车卫生巾。 如果仅止于此的话，倒还算有救，但情况远非如此。当骆四的蠢名风行于市的时候，他的更多愚蠢的经营故事便乱七八糟地冒了出来。譬如，张大娘打酱油，结果骆四给他灌了一瓶菜油。喜得张大娘像捡了个大宝贝。他还将一瓶价值100多元的剑南春酒，当成矿泉水卖给了刘大爷…… 除此之外，他还常算错账，也许是骆四的脑壳比别人脑壳大的缘故，大的东西运转都不是太灵活，因而，大脑壳骆四常常念出三九二十四之类的乘法口诀，算得柜台外的买主心花怒放，越看越觉得骆四的大脑壳可爱。 久去久来，觉得骆四可爱的人越多，他的生意似乎也就越好了。来光顾他小店的人，绝大多数，是得了便宜并想继续得便宜的人。另有一部分，是慕名而来瞻仰骆四那个异常的大脑袋并印证传闻中那些蠢事的可能性，并顺便得点便宜的人。还有极少一部分，则是担心骆四的生意会亏本，怀着同情心来光顾的。这样的顾客虽然少，但还有。 这样，骆四的小店成为这条小街十年来除居委会之外惟一没换过招牌的店面。骆四依然满面红光，蠢蠢地对着顾客们傻笑；蠢蠢地经营着他的小店；不负重望地将人们所期待的蠢话和蠢事进行下去。 直至两年前的一天，骆四的小店突然关闭，人们起初不习惯，进而担起忧来，有人甚至起了心要报110。但110赶来撬开店门，发现里面除了一个空铺，什么都没留下，橱柜没有，冰箱没有，当然也没有骆四血淋淋的尸体。 尽管大家不习惯，但还是各自开始自己的生活，骆四和他的小店，也只有在人们闲聊或在市场人被人骗了之后，才会偶尔在人们记忆中闪过一回。 在骆四消失两周年之后，有位到省城出差的小青年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在省城碰到骆四了，他开了一家大型火锅店，取名叫“笨火锅”，全省城都有名，钱是赚了不少，而且还请小青年免费笨了一回。 听了这消息，大伙称奇者有之；羡慕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大家开始回忆骆四，回忆来回忆去，竟回忆出诸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节。 有人说：骆四店里的商品从没有打过折。 有人说：骆四把贵重货当便宜货卖，一个月不超过一次。 有人说：骆四做蠢事，总爱当着人的面做。 有人说：骆四算错账，总是把便宜留给顾客，但错账从没有超过9折，比起那些打8.5折还倒闭的店，骆四算是聪明的。 这天夜里，很多人失眠了，人们越来越惊奇的发现，骆四的所有蠢事都蠢得那样细致那样精明，而自己曾经精明地在骆四那里赚到的便宜，显得是多么的荒唐和愚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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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六: 祥林嫂 曾颖2003-1-10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祥林嫂就到了４５岁了，在吃过一碗长寿面，听阿毛甜甜的一声祝福，并度过４５年来最温暖的一个夜晚之后，她知道，让她痛苦的日子即将来临——因为她所在的厂里规定，女人满４５岁就必须下岗。 　　除此之外，厂长鲁四老爷还规定：凡不听从领导命令；凡怀疑厂里财务有问题；凡敢对领导的高档轿车和私生活发出评论；或甚至敢越级向上面写汇报材料污蔑本届班子清白的，都将被“优化”下去，回家过几天紧日子，肚子里的油水和脑血管里的脂肪少点之后，看问题或许可以更清醒些。 　　上面的下岗条件，祥林嫂原本是一个都沾不上边的。除了埋头工作之外，她从不看鲁四老爷那相当于她廿辈子工资的高档轿车，也不谈论鲁四奶奶身上那些抵她一辈子工资的时装，只有一回，她大抵隐约对鲁四老爷家那个傻儿子出洋留学投去过一丝羡慕的眼神，她想：要是我家阿毛也能去外国读书该多好啊！ 　　阿毛这孩子，虽然吃的穿的都是最孬的，但成绩却是班上最好的。这念头只在她头脑里闪了千分之一秒，很快她就清醒了，听人说，光去美国一趟的飞机票就得好几万块，光这笔钱，她不吃不穿不喝地进行魔鬼般自虐似的积攒，恐怕也要攒多少年。想一想她就觉得气短，于是干脆不想。 　　然而，面对天明之后即将到来的４５岁之后的第一天也即是她即将下岗的第一天，她又不能不想，一想，就痛苦，就绝望就伤心。她决定像往常那样，到庙里给菩萨讲讲自己的心事。 　　踏着黎明的黑暗，她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庙里，香烛一点，眼泪哗啦啦就流了下来，泪光中，她看见菩萨的脸很像是她死去多年的亲妈，于是，她就把对亲妈才讲的话一股脑儿全端了出来，她说：眼瞅着阿毛高中毕业要上大学，我这胳膊腿还灵活着呢，为了不下岗我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活，但老天爷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多干５年呢？ 　　她的哭诉惊醒了庙祝，庙祝大清早被人扰了瞌睡，自然很不高兴，但听她说得也可怜，于是就出主意说：你不如去买个假身份证，把出生年月往后推５年，兴许能渡过这难关。 　　捧着减去５岁的身份证，祥林嫂激动万分，觉得太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地温暖可人。为了让身份证能顺利生效，她还特地把家里几个月都没舍得吃的腌肉和４０元钱一瓶的好酒拿出来，用篮子装好，小心地盖上，趁着大街上没人，悄悄送到鲁家。 　　鲁四老爷可不是好糊弄的人，早在２０天前，他就已经心知肚明清楚地知道祥林嫂今天该下岗，并已盘算好接替她工作的人选，祥林嫂现在送上门的身份证又怎么能起作用。当然，退一万步不说，如果她送来的不是一瓶烂酒一块臭腌肉，倒还是可以考虑的，但…… 　　祥林嫂的假身份证最终没起作用，她的腌肉和酒，也被鲁四老爷作为自己廉洁的证据送到上面，参加巡回展览在外面曝光了２０个月。 　　祥林嫂到处反映情况，甚至想诉诸法律，但终因她曾经有过使用假身份证欺骗领导的情节，而被驳了回来。 　　捧着那张假身份证，她见人就开始诉苦，说：我只知道这样可以让自己年轻５岁，我想年轻不是因为想年轻，而是想让我的阿毛读书，阿毛成绩可好了，回回都考第一名…… 　　她逢人就说：我只知道这样可以让自己年轻…… 　　当她逢到第１０００个人的时候，鲁镇上的人渐渐开始明白：可怜的祥林嫂，她大抵是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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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七: 在乡下遭遇查暂住证 曾颖2003-1-102002年7月22日，因为采访几位在吉林矿难中遇难的四川民工的家属，我来到四川打工第一县金堂进行采访。采访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为了不耽误发稿，我们决定在当地找个地方住下，先把稿子写好传回报社再说。 我们在一家私人小旅店里住下。店主是个胖老头，很爱笑也很爱流汗，笑起来脸上的油光一闪一闪的。 小店的经营好像并不景气，胖老头说这是因为人口流动量太少。看着那些残破的写着××供销社字样的床和家俱，同路的另一位记者说：这里离成都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咋就像往回走了半个世纪。 电风扇很嘈杂地将热风和烦燥送过来。同伴说出去买西瓜，我于是脱下外衣，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地在电脑上敲打伤心的文字，白天采访时所见到的贫穷和悲伤使我一点点感觉夏天正朝很远的地方退去。 正当我奋键疾书的时候，我听见门发出“咚咚”的声音，这声音重而闷，显然是脚与门相互作用发出来的。 我以为是同伴回来了，而且想象他手里肯定抱着一个大西瓜，只能用脚敲门，于是吞下一口唾沫，起身给他开门，并做好从他手中接下那绿皮红心的尤物啃得满脸红汁的准备。 门很兴奋地开了，但门口并没有令人兴奋的西瓜和同伴。与之相反，门口站着一个面色沉重一脸秋风头发有点乱的青年男子，从里向外透着一股怪怪的严肃气。 他一扬手，很严厉地说：查证件，把你的暂住证、身份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明拿出来。 我心里暗暗有点想笑：老大，我只是出来采访而已，用得着背一筐七股八杂的证件在身上吗？ 我于是想向他解释，但看他一脸正色的样子，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咱又不是没证件，甩给他看了把他打发走，免得耽误赶稿。于是，我从采访包里拿出记者证，让他看。 他把记者正拿来左翻翻右看看，然后将上面的照片和我对照一下，随后又像验伪钞一样对着灯炮看了很久，然后把证件往地上一扔，大吼一声：假的！没用！拿暂住证来！ 我开始觉得事态有点没有对。我本能地朝前走了两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桌上的手提电脑对那青年男子说：我只在你们这住一夜，要什么暂住证啊？ 那男子想也不想，一把薅住我的衣领说：在城里呆着不好吗？为什么跑到乡下来给我们添乱？ 从他眼睛中，我看见除了血丝和我的影子之外，还有一些异样的东西。这东西使我感到恐惧。为了自己和设备的安全，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我决定不激怒他。 看在我态度还好的份上，他放松了我的衣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说：你到我们这里之前有没有做计划生育措施，是男扎女扎还是安环、药物？ 我强压住自己的火气问：同志，你们这么个小镇，有必要对外来人员这么负责吗？ 他一听，火一下子上来了，惊声尖叫着说：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负责，不把你们瞅紧点，你们这些外来人就要搞破坏！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这么穷镇子之所以这么脏都是你们这些外来人搞的！ 就在我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胖店主被他的声音招了来，他手里举着一个扫帚对青年人说：福娃子，你是不是又要来发神经，信不信老子把你送到收容站去？ 那青年一听，脸变得煞白，扔下本子就跑了。这时我才看清，他先前手上拿的是一个学生作业本。 胖老板捡起我的记者证，再三赔不是，他说是自己疏忽，让福娃子这个神经病来扰了我的清静。 我问：他是怎么得了神经病的？ 胖老板说：他以前还好好的，前年进城打工，后来不知怎么就被遣送回来了，打那以后，就落下这病，一有外地人来就要查暂住证。不过你别怕，他要是再来，你就说你是收容站的，他就不敢再来骚扰你了。 胖老板走了之后，同伴回来了，听完我的经历，笑得西瓜籽从鼻子里冲了出来。他说：想不到牙齿吃黄了的老记者，居然遭一个疯子耍了。 我没笑，也没吃西瓜，只是很认真地对他说：那个疯子一脸严肃森森然有一种随时可能动武的架势确实像某些执法人员，让人不寒而栗，要是不信，等他下次来踢门，你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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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八: 廖大爷相亲  曾颖2003-1-10廖大爷是我的一位长辈，她的妻子是我母亲的同事，三年前去世了，弥留的时候，她拉着我母亲的手再三叮嘱，一定要帮老廖找个新的好老伴，而且一定要劝他甚至逼他答应。说完这话之后，廖大娘就去了，眼角上挂着浊浊的一滴泪。这滴泪很重，使我母亲三年没有缓过气来。 在廖大娘死的这三年里，母亲和左右邻居没少为廖大爷操心，但廖大爷很执拗地坚持扫大家的兴，理由很简单：老伴尸骨未寒，不忍。 大家看着他伤感的表情，也不再坚持，只是偶尔想问问廖大爷究竟什么时候廖大娘的尸体才会在他心中冷下去，但话到嘴边却又忍了回去。 三年时间缓慢但很坚定地过去了。这天，廖大爷来到母亲的小饭馆，脸上带着很腼腆很害羞而且明显感觉得出是不常喝酒但却猛喝了几口酒的红光。他和母亲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聊了一通今年暴热的天气以及中东和海湾等大好和不好的国际国内形势之后，见母亲还在忙自己的活儿，就坐不住了，起身告辞，出门时，又心有不甘，鼓了半天勇气之后，才说：他婶，你们以往说的那事…… 他没说下句，但母亲脑袋里的小铃当一下子就脆响了一声。廖大爷的眼神有点像把屎拉在裤子里的小孩很紧张很担忧的样子。母亲不再往下问，她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天是廖大娘去世的三周年祭辰，1095个孤身独处的黑夜使廖大爷变得很憔悴，没有老伴的黑夜，黑啊！ 整个街道开始总动员。不动不知道，一动吓一跳，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讯息表明，在本街道的数千口人中，符合廖大爷条件的竟然有不下十个老太太和准老太太。 经以母亲为首的评委会一致裁定，三个候选人最终成为廖大爷的相亲对象。他们决定确定一个好日子给廖大爷来一场黄昏选亲秀。 廖大爷的儿子和媳妇很支持这项活动，独家赞助200元茶钱，让老人分头去三家茶楼与三位老太太见面。儿子临出门时还和老爷开玩笑说：想不到我爹60多岁了还成了极品男人了，真让人羡慕。 看着儿子和媳妇欢快的表情，廖大爷含在口里随时准备吐出的“还是不见面的好”这句话最终吞进肚里，他觉得儿子出生30多年来，除了出生那天，就数今天最逗人爱。 第一个见面的是岁数最年轻条件最好的易阿姨，易阿姨40岁左右，下岗待业在家，平常同住一条街，虽不算太熟，但也还打过照面，也不算太陌生。他们在茶楼里坐下，易阿姨开门见山问了廖大爷退休工资多少，儿子工作状况怎样，然后提出自己的条件，她说她的女儿正在读大学，我就是因为老公供不起她读书才想改嫁的，对方人怎么样无所谓，只要每个月给孩子出400元生活费，一学期负担2500元学费就成，这事你琢磨琢磨，给我回个话，同意我赶明儿就搬过来。 易阿姨说话干脆简洁，没等茶冷便结束了会见，廖大爷觉得她忘了说点别的什么，譬如她们之间的感情什么的，但人已走得很远了。 接下来是和稍大一点的吴婶见面，吴婶更是快人快语，说：我想再婚主要是为了想让儿子能结婚，儿子现在没工作，大龄了，好不容易找个打工妹，打工妹觉得城里啥都好，就是吴婶家的房子不好，又窄还矮而且通光不好。如果廖大爷愿意搬进她家，把房子腾出来做新房，他们的亲事明天就可以办。 廖大爷还没回过神，吴婶就走了，这回倒是把茶钱也给省了。 接下来是见曾婆婆，曾婆婆比前两位年纪都稍长，人也算老实，开门见山不打弯说：我的儿女都长大成人了，没什么拖累，就是我这身子骨稍差点，我又没有医保，如果你每月能开得了几百块钱的药钱，我就跟你了…… 语气干脆得像是成交了一筐萝卜。 廖大爷姑算了一下，以自己700多元的退休工资显然不具备讨以上三位中任何一位做老伴的条件，于是就做驼鸟睡觉状，缩头不再出声。 直至十几天后，还陆陆续续有人给廖大爷介绍对象，有的甚至是自报家门来的。但都没有谈成，母亲对我讲这事的时候，摇头感慨道：想不到每月有700元钱固定收入这一个条件的诱惑力这么大。 截止本人发稿之日，廖大爷还在相亲中，廖大爷最苦恼的就是，对方极少有人和他谈感情的，他甚至还悄悄问过我：这年头老人再婚是不是都不流行说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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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九: 一个弱智人的生存权和尊严 曾颖2003-1-10　认识水源，是我刚从山沟里出来，到一家内部报刊打工的事。因为我是招聘人员，住宿问题很不好解决，但文学青年我对记者编辑之类工作又有飞蛾对火一般的热情，于是再大的麻烦我也敢面对，那段日子我先后搬了十几回家，小城的东西南北门，凡是认识的人无一没面对过我半是尴尬半是无奈的脸，领教我半是哭腔半是自嘲的话语：“给您添麻烦了……。”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我几乎说尽了一生的好话。最终，我在离城不远的一座大佛寺里落下脚来。大佛寺的住持是一个比较懂俗事的人，估计我这个小报编辑在修复庙宇工作中可以充当一匹砖的作用，为了长期住上这间月租三十元的便宜房，我冒风险瞒着主编发表了无数的大佛寺的文章和照片。　大佛寺始建于唐代，盛世兴，乱世败，兴兴衰衰一千余年，最近一次毁损在一九五零年，庙宇干净彻底变成了粮仓，各代高僧名流的字画付之一炬，泥塑木雕形消神散，匾额对联全成了仓板。最近几年，为了发展地方旅游事业，政府大力支持寺院的恢复，并从佛教协会请来了一位胖和尚即我前文所述的住持智兴大师，这位大师出家之前是一位乡镇企业老板，颇有几分经营才能，里外忙活，发展多种经营，庙宇以改革开放时代特有的速度修复了，殿修得更高且更堂皇，佛像塑得更大更逼真，只可惜千年古柏不再，新栽的树很伶仃很萎蘼的样子，多少有些让人扫兴。　我住在韦驮殿东边的厢房里，隔壁住着几个塑匠，因为塑匠素来有“半个和尚”之称，故而行为举止大致还是得体的，除了埋头干活之外，很少吵闹。这使我在奔忙了一天之后能有个清静归处，夜幕一降，寺门一关，红尘俗世被木鱼声隔于天外，我的很多诗都是在这段时间光临我的，当然，也少不了在世人面前轻意不敢滴落的眼泪。　水源就是这段时间出现的。他长得极其瘦弱，眼睛里随时游移着白天出洞的老鼠才有的光，谨慎而恐惧。据说他是离城很远乡下的一个农民，因为自幼脑袋里“少根弦”，年近三十还不会种田，有居士见他饱一顿饿一顿的非常可怜，就推荐他到庙里找智兴，要他行善，给水源安排些活干，只管饭，不给工资。居士是县里某局长的妈，说话很算事，且庙里正缺人手，智兴巴不得做个顺水人情，便将水源留了下来，在庙里新开的茶馆里打杂。　从半饥饿状态一下子跳入衣食有着的庙里，水源犹如一个饱受待业之苦的老待业青年突然被效益极好的事业单位录用，糠箩跳进米箩里，他发自内心的高兴，并将这种高兴劲一鼓脑儿变成了工作热情，添炭、挑水、沏茶、续水，哪里缺人他就在哪出现，原先五个人都搅不转的茶馆，如今只派三个人都要空闲一个半。　在庙里，斋饭是敞开舀的。每到吃饭，和尚们便三三两两踱进斋堂，在长条桌前一坐，两菜一汤，干饭管够。僧人们和居士们吃饭时极重规矩，除了饭前向诸佛贡饭、念经之外，连舀几碗饭也是有规矩的。通常，他们都是将一餐饭分三次舀入碗中，吃三斋，喻“消三灾八难”。初来的水源不懂，进斋堂如阿里巴巴进了宝库，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半晌才从衣襟里掏出脸盆大小一个碗，压实，堆尖，满满舀了一碗，惹得斋堂里一干人等侧目而视，有好事者故意逗他说：水源，这里的规矩，必须吃三碗，你行么？水源不理，埋头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三碗饭风卷残叶一扫而光，临走还拿了两个馒头，边啃边走，一脸豪派。庙里从此传出一句歇后语：水源的饭量——没底。　这段日子，水源是庙里唯一快乐的人。在庙里，最高领导智兴住持常因庙外的领导们来借钱而不快乐。而小和尚们，常在讨论邻县庙里和尚们的待遇和津贴，也不快乐。而居士们，常因鸡毛绿豆的小事发生口角，也很不快乐。塑匠们，则更因为工程进度和工钱搅得不开心。至于我，唉，更不消说了，内刊的整顿报社的创收以及某篇表扬稿惹出的官司，无一理由能让我快乐。　庙里众人的不快乐，在水源看来是不可理喻甚至是虚伪的。他依旧乐呵呵地添炭、挑水、泡茶、续水。每顿吃饭，就哼着川剧小调超额消灭属于他的“三灾八难”。在斋堂里，饭菜使他饱享物质的愉快，而我和许多居士及赶场的农民这种每顿必须掏钱买饭票的人，则更使他享受到精神的愉快。由于吃了一段时间饱饭垫底，他已不像最初那样穷凶恶极，而开始追求精神享受了，每顿吃饭，必东张西望一番，买饭票的人越多，他越高兴。这种高兴劲，足以使全寺庙在整个下午里充满他的喊堂声：　张大爷二位，竹椅侍候。　李厂长三位，特花三碗　……　很长一段时间里，吃饱了饭的水源成为茶馆的一景。饭不仅使水源一天天胖了，也使他少了一根弦逐渐长了出来，和茶客们打交道，既热情又不失分寸，偶尔还会打趣开上两句玩笑，遇上刁钻的茶客惹了他，也会满脸溅朱大吼两声：我再孬，总有地方舀饭，不——给——钱！这后来成为水源的一句经典台词。有一次甚至冲我吼了一回，惹得我伤心了许久。　当然，水源也有过忧伤的时候。就在他冲我吼：“不——给——钱”的第三天，邻县来了一个小沙弥，念过初中，智兴将他安排到了茶园。这使水源莫名其妙地恐慌起来。他很害怕“不——给——钱”的日子离他而去，于是，悄悄拐进我屋里来，支吾了半天，才把担心向我讲了，我对他不合时宜的忧患感不以为然，笑着劝他：以你干的活，“不要钱”是合情合理的待遇。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走了，之后三天，又来找我教他算账，说小沙弥会，他也应该会。我费了五个晚上的努力，也只让他记住了“三八二十八”，弄得我哭笑不得，后来，听他在茶馆里向人炫耀他仅有的这点数学知识，我险些没从地缝里钻了进去。　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故事，我相信水源将一直享受着“不给钱”的待遇，并永远在庙里三八二十八地向茶客们展示自己的快乐。　然而，世界上的事毕竟是容不得太多的假设的。　那是个平静的中午，风轻轻的摇着风铃，把整个世界摇得昏昏欲睡。这是一个容易出奇迹的时刻，奇迹来了，水源故乡来了人。这人活脱脱像是水源的翻版，瘦得不成人样，一对招风耳活脱脱让人想起耗子。那人抱住水源，两人一通哭。哭够了，水源带着他四处参观了一回，像是一个阔绰的农人带着客人参观自己的农庄那样充满了自豪与得意。　正殿上，供饭的木鱼声敲响了，最使他开心的时刻到了。他拉着同乡，一路蹦达着进了斋堂，想把“不给钱”的快乐也给他分享分享。然而，卖饭票的居士婆婆却粉碎了他的这份快乐，勒令他必须为朋友缴饭费，否则，不准舀饭。水源的脸色铁青，傻站了半天，最终舀了自己的那份，让他朋友在斋堂外的阴沟边蹲着吃了。我听人说，水源坐在屋檐下哭了整整一下午。　晚上，结账时，差五杯茶钱。小沙弥说一定是水源拿了去送朋友，水源死活不承认。因为是茶园第一次丢钱，智兴很重视，亲自审问了水源，因为水源历来是庙里地位最低的人，故而和尚和居士们也多怀疑是他干的，因为别的一干人等，都有数额不等的津贴，不大把五元钱看得上眼，因此水源是最值得怀疑的。面对众人的指责，水源牙咬得紧紧的，梗着脖子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你们——冤我！”　审了半天，没有结果，扫地的居士却从垃圾里扫出一张灰渍斑斑的五元钞票。众人哑口无言，水源低头不语地走了。　住持心里过意不去，到房里安慰水源时，水源已打定了离开的主意，谁劝也不听。智兴师傅无限感慨地叹息：唉，看不出水源这小子竟如此的犟，连“不给钱”的饭也留不住他了。叹息之后，连夜将茶园的人员编置恢复到了五人。听老茶客讲，这五个人扯皮闹事不断，且掺茶续水很懒，总让人想起水源的好处。　水源走的消息我是第二天中午才知道的，我在街头碰见他时，他穿着一件我送他的工作服，很忧伤，却想强作欢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烟盒，抽出一支弯烟，扶扶正，送给我，这是以往他给人掺茶别人零零星星奖的，一包烟里大概有十五个品牌。我不忍拂他的意，接了，他又摸出一个烂打火机很费力地打燃给我点火。点火时，我看见他的手上长满了水泡，这是往日为“不给钱”的饭付出的代价。在几天里，他走了许多茶馆，向所有熟络的茶客发过烟，想再找个工作，不领钱，只吃饭。　然而，他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实现。很久后的一天，我已从庙里搬了出来，在路边，我看见水源，一身残破，已经与乞丐无异。两只眼睛死灰一般孱弱地看我。这种眼神，不是三天没吃饭的人是绝然装不出来的。我心里很难过，就上前与他搭茬，问他如果愿意回庙，我去找智兴帮他说说。他沉吟片刻，摇摇头说：不去，他们冤我。　那你以后咋办？　他呆了半晌不出声。闷了很久，才怯怯地说：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对于他的请求，我有些迟疑，就我的实际能力而言，显然不具备帮人脱离困境的能力，但我还是愿听听。就问：咋帮？　“帮我置一个背篓，我去捡垃圾，能捡到钱。”他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说来也巧，这时，正有一个卖背篓的人从街边走过，我也正好领了一篇小稿的稿费，我用１５元钱，为水源买了一个希望，也为自己买了一份助人的快乐。　半年后，内部报刊终于关门，我也重回山沟里的小厂上班，我最后一次见到水源时，他的背篓已由一个发展成了两个，用一根木棒挑着，走街窜户，翻垃圾桶翻得正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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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三十: 刷皮鞋的小演员 曾颖2003-1-10我对街头卖艺的人总有一种同命感，尽管我手中握的是笔，而他们手中操持的是二胡、吉他或提琴，但这些作为谋生工具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音乐能在天桥或街头的任意一个空坝很直接地换成晚餐钱，而我的文字，还得贴邮票经邮局再转手到报社，而后经编辑审处之后，如果有幸“及格”，才能变成一纸汇单辗转到我手上。从方便省事的角度来看，我有时更羡慕他们。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旦沦为谋生的工具，其灵性和鲜活力就可想而知了，在我被生计逼迫着写那些艰涩的谋生稿时，我敢断定自己的眼神中令人揪心的东西绝不比那在寒风中拉《二泉映月》的老者更少，在这种时候，所有卖艺者断然不会把自己手中的活儿与艺术挂上钩，尽管那也是一些由音符构成的东西，一如我手中羞于让熟人见识的文字。然而，却有一个年轻的艺人在一个平淡的中午改变了我的想法。那是一个星期天，按惯例，我与散居在小城各个角落里的文友齐聚茶馆里，从充斥着股票古董和玄龙门阵的话语中，挤出了一小片属于缪斯的天地。各自拿出从老婆爪下和孩子哭闹声中幸存下来的文字互相品评，这是大家难得的一次“精神聚餐”，窘馑的生存状态，儿女的学费以及单位繁琐的人际关系都不必想，天陡的宽了，地割然辽阔，满是痰渍和烟垢的茶馆，俨然就成了一座圣殿，尽管我们水平都不高，但我们很快乐。这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节日，有的朋友每周为了这次聚会，不惜从家里坐车赶几个小时的山路……在我们淡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我感到有双眼睛在看着我们。有人看我们这群怪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那眼神不是惯常的鄙夷与不屑一顾，而是向往与羡慕，这使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他的年龄不大，约摸十五六岁，瘦弱的身子顶着“小萝卜头”似的一个头，眼睛明澈而清纯。他身边放着一个小水桶和一个木匣子，这是本地刷鞋童的统一行头。文友们也发现了他，就说：小伙子，别处找生意吧，这里没人光顾你，我们的鞋都不好……”小孩眨眨眼，腼腆地笑笑说：我……不是等生意，听听……成么？如是几个星期，小孩子与我们也逐渐熟识，我们谈诗歌或文学时，他总是眼不眨地成为忠实的听众，我们也因为多了一名成员而高兴，尽管他只是个刷鞋童。有一天，我们又聚在茶馆，鞋童又准时来了，我发现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他说：没……没有。本地杂痞素有欺负鞋童的传统，我不放心，掰住他的头仔细看，才发现他脸上涂的是油彩，演戏勾脸谱的那种，由于急着出来，擦得匆忙，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残痕。有位老年文友是戏迷，恍然大悟道：他……他是戏班子的学徒。鞋童见自己被识破，怕给班主丢脸，慌忙逃掉了。早知戏剧不景气，却不知竟不景气到这种程度，联想到大家钟爱的文学处境，各自都黯然无语了。又过了一星期，鞋童又来了，依旧腼腆而羞怯地远望我们，我们向他招手示意，他才走过来，但并没拿桶和木匣，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东西拿过来，他支唔半天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刷了……。我说：干脆你把我们这几双鞋刷了，去买个蛋糕，如何？他高兴地答应了。那天，我们几位穷文友破天荒第一次让人刷了一回鞋，有的鞋上已生满了补丁，却也给了双倍的价钱。小伙子接了钱，高兴地走了。我和文友们齐声祝他生日快乐。走出门很远，我看见他在用袖子擦眼睛。半小时过后，他又匆匆忙忙地跑回来，将两张戏票塞到我手上说：叔叔，我请你看戏。老实说，自从满八岁不再被母亲操持行踪那日起，我便再没去过剧场，但我这天却决定去看戏，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那天夜里的戏并不精彩，偌大的剧场，只有前几排稀稀拉拉坐了几十个老头，一人一支菸杆，呛得人难受，时不时还有小孩子叫喊着追来撵去，嘈杂而烦乱。妻几次拖我走，我却不甘心，总想看看鞋童的表演，左等右等，终于等到最后一出《南阳关》，鞋童终于出现了，他饰演配角尚师徒，总共只有两句台词，但我感觉出他是非常努力的，因为他相信，在台下的某个角落，一定有两双眼睛属于他，我也因为没有辜负他的一片好意而松了一口气。几天后，戏班走了，茶馆也少了一个刷鞋童，而别处又将多出一个眼里闪着希望的刷鞋少年，只要还有希望，一切或许便不会糟到哪去，我和文友们都这么想。此后很久，每当我提笔写稿时，眼前就会闪过他的身影，心中常常闪过一个疑问：是他辱没了戏剧？还是戏剧拖累了他？这个问题，实际也是我一直苦苦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文友们说得对，只要还有希望，一切便不会糟到哪去，这一点，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