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和番邦--你可能不曾知道的那些故事

jerryhao

比皮雷斯更惨的是，日本为了朝贡打起来了。

日本因为元朝攻打日本，于是断绝了和中国的来往。

到了明朝，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日本分裂为很多小国，各地的大名分别割据。

明朝也搞不清日本那些事，当初朱元璋就错把日本的怀良王错当做了日本国王。

所以日本的各个大名都争着向中国朝贡，但是明朝规定要来朝贡必须拿着许可证才可以。

明朝各个皇帝年代，往往都发许可证，给日本发了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一般发新的许可证，就要把旧的收回来。

正德年间，足利幕府的朝贡代表，领了新的许可证回日本路过九州的时候，许可证被九州的大内氏抢跑了，大内氏就要求足利幕府让他们做代表，足利幕府就同意了。

可是别的家族就不干了，细川氏就要求排自己去，因为以前都是细川家族去的，他们有控制着京都，所以足利幕府没法子，就把弘治年间的许可证给了细川氏。

于是细川也来明朝进行朝贡了。

拿着真许可的大内氏和拿着作废许可的细川氏的船队都来到了指定的日本朝贡口岸宁波。

大内氏先到的，可是宁波官府不搭理他，等细川氏后到了，反倒先被去查验。一查验说细川氏那个作废的许可是真的，大内氏的真许可反倒成了假的。

为啥呢，因为细川氏来得多，人都熟悉，早就把贿赂送上来了，细川氏的副团长还是一个华裔呢。

大内氏气得够呛。

让大内氏的团长更生气的是，在宁波府召开的欢迎宴会上，细川氏的团长副团长被安排在了上席。

结果宴会上双方就吵起来了。

两边吵架了，宁波官府的还是偏袒细川氏。

大内氏终于气疯了，随手就把武器掏出来了，开打，结果细川氏的使团被打跑了，设宴的宴会厅也被砸了。

大内氏继续追击，把细川氏的货船也烧了，最后为了追细川代表团的人，一直追到了绍兴。

没抓到人，最后又跑回到了宁波。

怎么能让日本人这么猖狂啊，于是官府就派出了军队，可是那军队太废物，被大内氏杀了好几个百户千户，指挥使也被人家给抓跑了。

大内氏团长一看，这事可是闹大了，快跑吧，就往日本跑，其中有条船就被吹倒朝鲜去了，被朝鲜国王抓住送给了大明皇帝。

最后惹事的双方被大明抓到不少，全都判了死刑。

这个事情历史上叫做“争贡之役”，也开始了明朝中期后的“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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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贡之役是明朝中后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倭乱”

现在就说说“倭寇”的事情。

我们历史书上这么告诉我们：

日本的海盗称为倭寇，明朝中后期倭寇盛行，戚继光因为打日本成了民族英雄。

我们常说历史书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但是那些书都是尽量避免直接造假的，他们采取的方式一般都是隐藏事实、混淆概念、以片面代表全面这些手法。（当然，直接造假的也很多，比如用小说来当作事实等）

倭寇这个就是这么回事，他们隐藏了《明史》里明确记载的倭寇分为真倭和假倭这个史实。

我在那个关于逻辑的帖子里，就说过骗人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偷换概念，前面那个论断里，前后的倭寇概念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至于给人造成一个印象，那就是明朝的时候日本来侵略我们，被戚继光打跑了。

实际上戚继光打跑的那些“倭寇”都是假倭寇，实际上和各个朝代朝廷围剿的盗贼没啥差别。

可是由于被加上了“抗日”概念，戚继光这个原本没名气的将领一下子就边成了民族英雄。

说倭寇，先要说说为啥叫“倭”，有些人说，因为日本人个子小，所以叫他倭。

这种说法毫无依据，这么教给孩子，完全是害了孩子。

其实特简单，查一下字典就知道“倭”这个字，自古至今就没有小或者矮的意思，有些人凭想象或者别人一说他就相信了。

倭就是日本人的称呼，日本人也称自己是倭人。

倭在日语里与“和”是同一个发音，现在日本人称自己是大和民族。

倭寇主要出现在明初，那时候日本是南北朝，互相打仗。就有一些人流窜到海上，朝鲜也有一些，再加上被朱元璋打跑的张士诚等人的余部。这些人纠结在一起在中日朝附近海域的小岛做海盗，日本人多一些。

其实从日本来中国可没那么容易，那个年代还没有小火轮，全靠季风，刮倒哪里是哪里。

想从日本打到中国可没那么容易。

当年元朝想打日本都没成功，倭寇的出现和那两次战役也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时代的倭寇叫真倭。

真倭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山东附近，在明初皇帝就联合日韩征讨，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基本就消灭了日本附近的海盗，被“封为”日本的国王、朝鲜的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

所以到了明成祖时期倭寇基本就消失了，后来有些跑到了福建海域和建文帝的残部结合，但不久也被剿灭了。

既然都被灭了，那嘉靖大倭寇又都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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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的宁波之乱之后不久，明朝就取消了日本朝贡资格，后来又把宁波、福州两个港口封禁了。

于是到日本的官方贸易渠道被停止了，民间的贸易自然就兴起了。

到日本的贸易基本都由中国的商人和部分葡萄牙的商人掌控了，日本基本没人从事贸易，因为他们航海能力不行，以前日本来中国，都是些小帆船。朝贡来的大船，都是明朝赏赐他们的。

前面也提到，明朝海禁那么多年，对外贸易额却那么大，主要依靠的不是朝贡贸易，而是依靠民间海上贸易。

浙江福建一带有无数的商业团队团伙。

有人说不是海禁么？

明朝一朝，海禁令就宣布了十几次，但除了明朝末年隆庆年间取消过一次海禁以外，从来没取消过海禁。

没取消可是又不断的发海禁令，说明的是禁而不止。

老外就想不明白中国文化为啥是这样，不断的在发布同一个法律和规定，除了发布那时候，搞一次运动外，其他时候就像没有一样。

那些商业团队，大多规模很大，为了保证安全，基本上都有武器，因为海上还是有很多海盗的。

在贸易正常的时候，有了商业纠纷还会有官府来评判，遇到海禁的时候，官府就不管了，就需要自己解决，解决方法往往就是武力，所以那时候的行为，就也和海盗差不多了。

所以明朝的时候基本就是这样，那些集团在贸易的时候变成了商人，到了海禁的时候就成了海盗了。

对这些集团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称呼：倭寇、贸易集团、海商、走私集团、海盗、武装贸易集团、武装走私集团……

不同的词，根据我们自己的爱好，可以加在不同的人的头上，达到不同的效果。

实际上这些人主要就一个目的：贸易、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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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后面以两个人的故事，简单讲一下嘉靖大倭寇这段历史。

介绍第一个人之前，先介绍一下背景。

前面提到过葡萄牙人在广州碰了钉子，被赶出去了。

但是他们没有回国，他们开着船转啊转啊，转到浙江这边来了，找到了一个小岛，叫做双屿岛的，就驻扎下来了。

开始是和浙江这边做走私贸易。

后来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岛，就开始做日本贸易了。

中国这边的海商和这些葡萄牙人合作，把双屿岛建设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负责日本、中国大陆、满刺加的三角贸易。

与葡萄牙人合作的海商有王直、徐惟学、徐栋、李光头、毛海峰等等。

双屿岛辉煌的时候有几千人，光葡萄牙人就上千人。

如果不是后来出了事情，那双屿岛就是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岛屿，香港、澳门之类的就要往后排了。

导致双屿岛出问题的是一个普通案子，历史上叫谢氏血案。

谢氏是余姚大族 ，是阁老谢迁家族。借着这种地位，谢氏家族在当地十分显赫 。

谢氏是宁波典型的官后代，他们直接与外国商人交易。谢氏进了外国货物，不断压低价格 ，且拖着不肯付货款 。葡萄牙商人于是不断上门催讨。谢氏见进的货物太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偿还，于是采用恐吓手段，称准备将他们告到官府 。

葡萄牙商人被逼急了，就纠集同伙，半夜里袭击了谢氏，烧了谢氏房子，杀了一批人，抢了东西后离开。

余姚地方官上报，说有倭寇来骚扰了，其实那个案子里，既没有日本人、也没几个中国人。

但这个事件，导致了嘉靖倭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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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第一位抗倭名将、闽浙提督朱纨就此登场了。

初到浙江，朱纨很快就发现，那些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

除极少数被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

浙江福建沿海的人做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以至于浙江福建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从而也或直接或间接的与“倭寇”有关。

朱纨没有丝毫兴趣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走私。他只关心如何才能彻底铲除“倭寇”。在他看来，当地百姓与“倭寇”的密切联系正是“倭寇”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

于是他的第一招就是全面禁海，官船统一编号，私船一律不能出海。

结果连渔民都不允许打渔了，很多人生存都没了保障，干脆直接做海盗去了。

朱纨第二件大事就是进攻双屿岛

朱纨到了浙江，当地官员很多都不支持他，因为那些“倭寇”里，有太多这些官员的亲戚。

由于反对禁海那些海盗们们进行了一次反击，当地驻军采取不抵抗政策。

所以准备了差不多一年，朱纨开始进攻双屿岛，他召集了六万大军，一举打下了双屿岛。据葡萄牙人记载，那场战斗双屿岛死了一万两千人，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

那些海商们支撑不住，半夜坐船冲出了包围。

朱纨又一把火烧掉了双屿岛，当时葡萄牙人在岛上建立了医院、学校、邮局等各种设施，就被一把火烧掉了。

为啥要烧呢，一是毁掉岛上的生活设施，彻底摧毁港口。

更主要的是岛上囤积了大量的各种货物，放一把火，就可以向朝廷说全烧掉了，而实际上……


朱纨第三件大事就是走马溪之役。

双屿之战后，葡萄牙人跑到了福建海域，朱纨也尾随着追了过来。

那些葡萄牙人不甘心这么跑了，想把沿海的一些欠账收了再走啊，结果在福建走马溪那里中了朱纨的埋伏。

这一场朱纨又是大胜，还抓到了四位佛郎机国王，其中一位是马六甲王子，一位是马六甲王孙，还有一位是王弟。

这是咋回事啊，原来朱纨手下有位叫卢镗的，抓了些葡萄牙人，为了邀功，逼着其中四个商人承认是葡萄牙国王。

朱纨也知道是假的，就这么报上去了。

这也很正常，在古代数不胜数，就是今朝，我们教科书里写8军击毙日本师团长某某，旅团长某某，最终一查不是该人还活着，就是查无此人，可现在不还在教科书上继续写这么。

这次还抓了96个中国的海商，大约是怕造假的事情败露吧，朱纨决定把它们全杀了，这下可是惹下大祸了。

一般打强盗，老百姓都是很欢迎的，打了胜仗都会迎接胜利之师回城。

朱纨打赢了，漳州百姓听到官军的捷报，不仅无人奔走庆贺，反而指责官军攻击民船，擅自杀人。

漳州百姓几乎家家都参与走私活动，走马溪一战让他们非常害怕。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漳州人前来围观被俘的走私贩。

等那九十六个中国人被杀了（其中还有好几个小孩子），福建人愤怒了，浙江人也愤怒了，纷纷上书实名举报朱纨。

嘉靖皇帝要求朱纨停职检查，朱纨哭了：“我又穷还有病，脾气也倔，决不肯跟那些坏官对簿公堂！我死定了！就是皇上不要我命，福建、浙江的人也要我死啊。”

结果，第一位抗倭勇士服毒自尽了。

朱纨死了，那些葡萄牙人也离开了福建，他们又回到了广东，帮广东地方政府清除了一些海盗，广东政府就同意把澳门租给他们做基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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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的这些抗倭主要目标是葡萄牙人，以及和他们合作的那些海商。

自此以后被称为倭寇的，基本就都是中国人了。嘉靖年间有名的倭寇主要有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这些人，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

史料中列举得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日本人一个没有。

那些倭寇首领基本来自于安徽、潮州、漳州、宁波、绍兴等地，可以说，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史料上说抓到200个倭寇，里面梳着日本人发髻的，也就10个人左右，其他的都是假冒的。

为什么会假冒日本人呢，主要一是日本的武士比较猛，再有就是海盗们特意隐藏身份，因为海盗一旦暴露身份，其在大陆的家属，就又被灭九族的危险。

大家可以注意到，倭寇的几个来源里，唯独安徽不靠海，为什么也出了海盗呢？

这主要是那个年代徽商非常厉害，各处做买卖的都以徽商为主，做海上贸易的更是如此，王直就是其中一个。


王直也叫汪五峰，或称为汪直，安徽人，最早是贩私盐的。后来开始做贸易，成了一名徽商。

最初他是在广东，造了几艘大船，主要做南洋、菲律宾一代的贸易。

后来许栋、李光头与葡萄牙人合作，在双屿岛开辟基地，他就投靠了他的老乡许栋。

双屿岛之战后，许栋、李光头都没消灭了，王直跑到了烈表山，招揽了许栋的手下和其他海商海盗，独立成为一个武装走私集团。

王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

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他自己越做越大了。

王直一直希望的是，朝廷开放海禁，允许他正当做生意。但那些地方官也做不了主，他帮了官府之后，官府给的奖赏仅仅是100石大米。

最终，俞大猷还偷袭的他的烈表山基地，让他做商人的愿望彻底破灭，干脆就直接做了海盗了。

在明军的打压下，王直的武装集团只好跑到日本沿海去了。

他占据了九州岛的平户做他的基地，平户目前属于日本的长崎县，在哪里，他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规模，又招来徐海、陈东、叶麻等海盗首领为羽翼，也招募了不少日本的武士作为手下。

到嘉靖三十年（1551），王直的私人贸易武装已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

此后，王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

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

浙江总督胡宗宪就想了个办法，他爸王直的母亲及妻儿从大牢里放了出来，又口头答应开放海禁

王直就来受降了。没想到一上岸，就被翻脸不认人的胡宗宪给抓起来了，过了两年就被杀了。

一个最大的海盗就这么覆灭了，但是分散成多股小海盗，才更然人头疼。嘉靖倭患一直延续下去了。

王直运气不好啊，按照现在惯例，各朝各代反对皇帝的，都叫做农民起义军。

可是尽管嘉靖倭难的规模，绝对不比历史上的任何农民起义规模小，而且也得到了沿海大众的支持，可是由于他们的目标就是开放海禁和经商，不是推翻皇帝老爷子，而且身份是商人，所以到今朝也还是被当做倭寇。

另一个运气不好的是二战后，我们没能以战胜国身份去瓜分日本，否则我们要是占领了九州，我们就可以去说九州自古以来就是我中国领土，当年明朝的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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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王直，就有人运气好得不得了。

王直死了以后，平户依然是被中国的海商们占领，继续做着走私的贸易。

多少年以后，这些人里就有一位海商，做的和王直的规模一样大，他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也是以平户为基地，进行武装走私的，郑氏集团的规模也是超级大。

郑芝龙娶了一个日本媳妇叫田川松的，在平户那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郑成功，郑成功六岁的时候，因为郑芝龙接受了招安，才回到了福建。

要说王直是倭寇，那郑成功就更有资格做倭寇了，毕竟有一半的日本血统么。

郑成功长大了，占领了台湾，轰跑了当时占领台湾的荷兰人。

民国以后，因为郑成功反清，所以被树立起来了，到了今朝，由于郑成功打过荷兰人，依然被当做了民族的英雄。

所以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他的一定地位，哪怕同样的人，由于各朝各代的政治需要，都会给包装成不同的结果。

每个人的命不一样啊！

jerryhao

前面关于嘉靖倭患的就先写这么些了，写的简单，只有个来龙去脉，其中拿出那一段来，都可以写一大篇文章的。

也许大家看了有些沉重吧，后面来点轻松的。

我也省点劲，不太多敲字了，我来从一本书里摘一些东西给大家看看。

等忙过这段，我来敲清朝的事情。

我准备摘得这一段，是一个西方人写的书里的。

这位西方人自称西泰利先生，明朝时期，他从意大利来到了中国。

他慢慢了解了中国，学会了中文。

他和中国各阶层交往。

他写了一些日记，后来得以出版。

这个人就是利玛窦，他的那本书原名叫做《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我们翻译过来就叫《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不仅到中国来传教，是近代天主教正式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

他还给中国带来了科学。

他翻译了《几何原本》

他带来了第一个世界地图

甚至他还写了本小书，叫《西字奇迹》，这本书，差不多是现在汉语拼音的鼻祖。

他收到明神宗赏识，允许他住在北京。

最终他死在了北京，皇帝赐了他墓地。

义和团的时候把他的墓砸了，后来清朝又修复了。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又把它给砸了。

现在又修复了。

准备摘录的是那本书里，利玛窦作为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看到的明朝百姓和他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了解那时候的人是什么样的，和西方有什么差别。

看看我们今天有了那些进步。

有些人说，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前，是落后于中国的。

真的么？我们看看工业革命150年前的一位意大利传教父眼里的中西对比。

他来自与意大利，和法国还有不少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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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不大常见，即使有，质量也不很好。因此他们不是用葡萄酿酒，而是用大米或别的粮食种子发酵来制洒.这就说明为什么到处都在大量用粮.这种米酒很合他们的口味，而且也确实不难吃，虽然不象我们欧洲的酒那样产生热烘烘的感觉。

这个国家到处河渠纵横，以致走水路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因此到处都有几乎无从置信的大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航行。船只确实非常之多，以致我们今天有一位作者毫不犹疑地断言，生活在水上的人和陆地上的居民一样多。

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大，但它只不过表明了这一真理，即如果一个人在这里旅行只走水路的话，那么看来情景就象是这样了。据我看，如果不必担心夸张而又更近实情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

中国东面和东南的海里确实是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变宽得可以叫做小海，里面也出产大量的鱼。养鱼塘在这里和在欧洲一样普遍，每天都有人为自己食用或上市出售而打鱼，鱼是如此之多，渔人只要下钩就不会钓不到。

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虎、熊、狼和狐大量存在。在北京饲养着很多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中国人不认识亚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织布做衣服穿。

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样化。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有时他们把纸制成正方形，边长一步或两步。他们用棉纤维制成的纸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纸一样洁白。

另一种值得详细记述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树脂，是从某种树干挤出来的。它的外观和奶一样，但粘度和胶差不多。中国人用这种东西制备一种山达脂（Sandarac)或颜料，他们称之为漆(Cie),葡萄牙人则叫作chux)。它通常用于建造房屋和船只以及制做家俱时涂染木头。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采耀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这种涂料还能耐久，长时间不磨损应用这种涂料很容易仿造任何木器，颜色或纹理都很象。由于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房屋外观富丽动人。

因为这跟的人们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勿宁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精美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意。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看得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在他们堂皇的拱门上装饰人像和兽像，庙里供奉神像和铜钟。如果我的推论正确，那么据我看，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毫无疑义会极有助于使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的。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象是死的，而不象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用大理石和黄铜和粘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制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

乐器很普遍，种类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使用风琴与翼琴rclavichord),中国人没布键盘式的乐器。在他们所有的弦乐器上，琴弦都是用棉线捻成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这一事实。他们用乐器在音乐会上演奏与我们的作法非常一致。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艰调的节拍，因为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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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围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亊实。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用水的仪器，样子象是个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仪器则是用香灰来测时的，有点象仿制我们用以滤灰的可以翻转的炉格子。有几种仪器用轮子制成，用一种戽斗轮来操作，里面用砂代替水。但是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別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这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中国天文家却丝毫不费力气把天体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蚀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讹而失误。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这—事实就可以说明占星学的情况了。

中国的医疗技术的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说来，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或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医术就都包含在我们自己使用草药所遵循的规则里面。这里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来传授。在两京(南京和北京）都可通过考试取得医学学位。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人更有权威或更受人尊敬，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于医道。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敬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象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意做高等的军事家。

和我们的式样最不相同的，或许可以从中国人穿的鞋上看出来。男人的鞋是用布或绸做成的，上面绣的花甚至比我们贵妇人穿的还要讲究。他们不用皮革，连鞋底也是用很多层布紧紧缝起来的。只有最下等的人才穿皮鞋。

中国人非常喜欢古玩，虽然他们没有很古老的塑像。制钟的青铜所铸的鼎被看得很珍贵，因为上面有锈色，使它看起来很古老；他们还喜欢用克里特白垩和我们叫做碧玉的那种特殊的玉石所制作的花瓶。著名艺术家所作的画很受欢迎，虽然事实上中国画只是白描，并且只用黑色而不用彩色。著名书法家的书写手稿，一般是写在纸或布上，也为人喜爱。但是上面必须有写作者的签名，免得作假。假古玩很多，他们很精于欺骗粗心大意的人，利用买主对价值很不在行而把毫不値钱的东西卖给他们。

可是，到处都有很多盗贼，特别是在下层人中间。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身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听说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城市，警卫倒不是用来防止国内的盗窃，而更加是用来防卫公民以免侵略者的袭击，中国人确实感到很惊异。在中国，尽管他们住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并且最深刻的和平，但城门每晚都要上锁，钥匙要交给地方官。

整个国家最普遍的一种迷信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几个钟头是好或坏，是好运气或坏运气，哪些时候要做或不做某些事。因为他们所做的毎一件事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时间的规定。这种骗局在他们中间弄得象煞是真事，因而皇家的占星术家毎年要编撰两本黄历，由官方公开发行。这种历书大量出售，毎家都苻一本。历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人们在里面可以査到有关毎一个具体的日子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指示，以及每一粧事件都应该在什么确切的时间去做。这样全年都被非常细致具体地给安排好了。除这种正规的历书外，还有其他许多同类的书，内容更复杂。因而，就有大批的骗人术士靠向他们请教的人指示日常生活中要做什么事应该
在哪天和哪个时辰为生。他们这种欺骗性的劝告收费不多.所以人人都毫不犹疑要找一个劝告人。

还有另一种花招使这种骗术貌似真实。人民当中普遍都有一种手写的户籍册，里面包括按街、按户记载城中每一家的
情况。算命的把户籍册抄写下来或者廉价买来，然后象外乡人一样进城，把人们的家中情况一一讲出来。他们先讲以前发生过的事，然后就预卜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说完之后扬长而去，听凭命运来证实它们。有些可邻的人出于单纯的害怕心理，就相信了这类预言。例如，如果算命的说他们在某一天会生病，到了那天，他们就真会使自己相信自己确实病了，并害怕死亡临头而和想象中的病展开斗争。象这样的情况就给骗子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对他们建立声望帮了不小的忙。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无法过没有女人往一起的生活，就把自已卖给有钱的主人家，以期在这家的女婢中找到一个妻子，而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子女永世变成奴农。还符一些人则攒够了钱买一个妻子，等到孩子过多无法扶养时，就以大约一头猪或一匹便宜的小驴价格把孩子卖作奴隶--价钱大约相当于一个克朗或一个半克朗。有时候这样做并不是真正有此必要，但孩子却从此就与父母永远分开，变成了买主的奴隶，买主想叫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这一作法的结果是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也有许多是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出国外为奴。这类少数人至少有成为基督徒的机会，因而摆脱撒旦的奴役。这种买卖小孩的做法唯一的好处就是，大批必须劳苦终日汗流满面才能勉强度悲惨生活的极端贫困的人可以减少。还可以补充说，中圆人使用奴朿不象世界上其他民族那样苛刻，所以尚可容忍。中国的奴隶，如果有办法凑够他卖身的那个钱数,就可以赎身重获自由。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穷，他们怕的是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而凶狠的奴隶主。这样他们就为孩子着想而不得不狠心。由于他们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这种野蛮行径就可熊变得不那样恶劣了。因为相信灵魂从死人的身上会转移到另一个初生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为这种骇人的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孩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逛倫偷干的，而是公开让火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懦怯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冇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细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耍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珙。很多大臣在这方面非常聪明，他们给自己订下一条法律，决不过问涉及自杀的事件，这样做法或许救活了许多性命。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了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也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军事戒备之下。沿皇帝耍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通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在他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座。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象不容质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而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倍，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物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遗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在他们全部在国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象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例如澳门半岛，在那里从1557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凡是未得官方批准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军队中大部分人是皇上的奴隶，他们服奴役，有的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有的则是为其祖先赎罪。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驮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队范围内有一定威扠。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他们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