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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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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的读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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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发表于 2011-8-13 16:38:4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253 春花 的帖子

谢谢你的回复。小宝的语言能力发展的还是很好的,以前老是不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说短句。其实他很喜欢背唐诗,平时都是放

音频就当听听而已,但是他已经能背好几十首了。估计唐诗短些,有朗诵,有歌唱,方式多样化点。
  
      就目前,我们还是刚开始接触《论语》几天,学而篇还在12,就出现了儿子不愿意开口的现象。估计也是我给他压力啦,因为前面

每一句他都非常的熟练,一下不愿意开口我就急啦。这个还是我的不对,对于春花姐给的建议我也会很好的参考的。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春花姐,请给予我回复哦。对于我们这种新手妈妈,有了你的回复心中的确会茅塞顿开好多。我的想

法是,我家宝现在两岁八个月了,也要开始引导他识字,为以后的自主阅读做准备了。我就用《论语》指读当识字教材,边读边识字,

进度慢点,一开始能指读多少算多少。你说这种方法可以吗?对于这种方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盼望回复!

[ 本帖最后由 晨晨爱探险 于 2011-8-13 16: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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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发表于 2011-8-13 21:10:5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261 晨晨爱探险 的帖子

代答一句:
    我觉得孩子能接受就可以。但是对三岁以下的小宝宝,以及刚接触读经的孩子,尽量不要强迫,弄到孩子厌烦就不好了。

    我家孩子是一点也不跟读的,不管是简短的三字经弟子规,还是长点的七绝,再或是听过上百遍的《论语》,都从不跟读,当然也不反对我读,除了偶尔缠着我读绘本或故事书之外。
    但是她最近几个月,一段在听过几十遍之后,就开始自己嘴里冒出来了,或者背几句,或者领读,或者接龙

    论坛里像新叶家的levy、wydabendan家的馨儿,都是一两岁开始论语的吧?而且都是很有智慧的妈妈。这也读了一两年,应该比较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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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叶 + 2 + 2 可别这么说我,惭愧得紧。我这个读经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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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发表于 2011-8-13 22:07:44 | 只看该作者
谢谢提点啊,我也不想强迫。但是还是想往好的方向引导。所以多向你们这些有经验的妈妈取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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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发表于 2011-8-14 00:50:15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天高任鸟飞 于 2011-8-12 23:28 发表
在这里,我能做的除了八卦,就只剩下无厘头了。。。新叶,这次不会又感到难受吧?
教育。。。教育。。。先学会教育自己不要闹情绪,学会说实话吧。。。。


点名了,不回答有失礼貌。

先老实回答这次没有感到难受,看完的时候也是笑完的,笑完后就觉得有些无奈了。

其二我很有自知之明,和论坛里的大多数妈妈比起来,我其实是很不用功的一个,从小就没有速读的能力(阅读能力差),论坛的帖子也好,平时读的书也好,都是慢吞吞地,所以大多半途而废。而花在网上学习的时间多,现实中真正落到实处的就少了。这也是我带儿子读经较为不顺的主要原因。

(好像我比较喜欢先自我批评一番,这样别人批评我的时候估计就要口下留情了,呵呵)

其三:请教:

自己读经也快一年了,一直就是个文化白痴,读了老子一百多遍也是有口无心,除了拿起书本能顺利无阻地读,没有再多的体会。
论语也是带着儿子读了半部后,自己读下半部开始慢条斯理的每篇读个100遍。
直到现在读到卫灵公第十五,读着读着,似乎读出了一点感觉来。
这个感觉就是能把子曰子曰后面的话,读完后会在脑子里想一想,再联系下实际。
这一联系就又困惑了。
卫灵公第十五里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君子求诸己”,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等等。
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也说了可以一生践行之,而其他两句我想用于生活中也是会受益终身。

但还有这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这里的人现在来理解是不是可以当作是一个广义的对象,比如亲人,朋友,孩子,或师长、学生,领导,下属。
以前觉得评价一个人说:这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好像这话听起来是贬义的吧。
我现在糊涂了,按照上句话,这人岂不是智者吗?!
另外想想我们在论坛上的“纷争”(本来论坛上探讨是好的,但因为大家都还离孔子说的智者有距离,导致最后总是变成纷争,人气涣散,这与当初创办读经专栏应该也是相悖的吧)是不是大家都做着失人又失言的人呢。
生活中,我们又怎么对不同的对象,来判断,是该言还是不该言,同时又不违背孔子一生追求的“真”“诚”的道呢?
老实说,我说不清又想不通。


另:我在带儿子读经初期,频繁向春花大姐讨教,每次春花大姐都给予了热情详细的解答,而现在虽然是在和鸟版讨论问题,但仍然有墙头草之嫌,故如果鸟版能够不惜赐教,望请单独开贴,或在鸟版自己的帖子里给予解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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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
发表于 2011-8-14 11:25:40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i>新叶</i> 于 2011/8/14 00:50 发表

如果鸟版能够不惜赐教,望请单独开贴,或在鸟版自己的帖子里给予解答。

...



很抱歉没有遵从新叶的意愿另外开帖,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讨论呢?这里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私人居所】,公众论坛就象一个【言论的自由集市】,偶有讨价还价之争分属正常,焉有只许叫卖不许还价的道理? 参与这个游戏的人,理应具备某种【风险预期】,一个不太文雅但却很恰当的比喻是:有经验的成年女子与异性约会至深夜,【她】如果同意【他】到自己家里【喝杯咖啡】,理应预料自己能否承担各种可能的后果。 如果我们担心【她】缺乏必要的【理智预见力】,那显然是低估了【她】的智商。顾及他人感受须是合理顾及,不可【不自觉地预设】他人是心智不健全者。。。这个解释,一般人都可以理解,新叶也应该可以的。


以下,我再与新叶讨论她所提出的一些困惑——事实上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困惑。我相信,除了那些生而知之者,真正有诚意践行经教的人,都会产生困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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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
发表于 2011-8-14 14:22:13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i>新叶</i> 于 2011/8/14 00:50 发表

自己读经也快一年了,一直就是个文化白痴,读了老子一百多遍也是有口无心,除了拿起书本能顺利无阻地读,没有再多的体会。
论语也是带着儿子读了半部后,自己读下半部开始慢条斯理的每篇读个100遍。
直到现在读到卫灵公第十五,读着读着,似乎读出了一点感觉来。
这个感觉就是能把子曰子曰后面的话,读完后会在脑子里想一想,再联系下实际。
这一联系就又困惑了。

...



我想,很多诚实的成年人都应该有这个体会,儒家经典读了几百遍,却无法领会其中的真实意义。不明其意地反复诵读原是佛家修行之法,目的是要在读诵过程中物我双泯,妙契空义。我虽是禅宗弟子,师傅们也要求我们做这些因地加行工夫,诵经-拜忏-磕大头-持长咒等等笨工夫,我是都做过的。六七年前也曾一丝不苟地行持【弟子规】长达半年以上,目的是忍辱去执,实践的关键是【一丝不苟】。那时,我回父母家吃饭是一件苦差,妈妈一高兴就弄一桌子菜,而爸爸却最不喜欢留下剩菜,结果我曾吃到背地里去吐。果行这方面比我持得严,她甚至不曾有一句忤逆老人之言,任老人如何无理却无一次面露【难色】。我们视此为【常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好意思说这是【力行】。这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力行】,只是两个孩子的笨拙求索经历。【力行】须是【明心见性】之后的生存历练,即所谓【立身践道】。若不见道,盲修瞎练的行个甚?  若没有当日的艰苦加行以及后来的学思磨砺,我不可能会心了解武训之圣行与善人道之圆融。。。这原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利己之事,若不是新叶谈到这些问题,我也懒得来八卦。

言归正传,依我自己的修学体会,成年人学习儒家经典却不能按这样的模式去【盲练】。因为儒家之践仁与佛家之体空,其内在义理与工夫实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务求人类理性的启蒙与发展,【良知之天理】决不可放失。关于儒家经典该如何学习,可以从我以前的旧帖【牟宗三经典诠释观(读经家长自我提升)】得出一个大体上的认识。其实,那个帖子之后,我所有的原创帖(没有整理过,多属遇事随心而发)几无不涉及心性之学的实践体会——尽心诚意如此而已——哪怕与人争辩的帖子也尽量保持诚实,纵或有处事之不圆,说理之不周,那也是境界与治学之不足,根本上应该是站得住的。



以上是简单就【成年人死读经】之疑问,谈一点体会,以下再就【论语】之理解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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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叶 + 2 + 2 谢谢鸟版的经验分享,这几日回老家,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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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
发表于 2011-8-14 19:09:16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新叶   于 2011/8/14 00:50 发表

读完后会在脑子里想一想,再联系下实际。这一联系就又困惑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君子求诸己”,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等等。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也说了可以一生践行之,而其他两句我想用于生活中也是会受益终身。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前觉得评价一个人说:这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好像这话听起来是贬义的吧。我现在糊涂了,按照上句话,这人岂不是智者吗?!

另外想想我们在论坛上的“纷争”(本来论坛上探讨是好的,但因为大家都还离孔子说的智者有距离,导致最后总是变成纷争,人气涣散,这与当初创办读经专栏应该也是相悖的吧)是不是大家都做着失人又失言的人呢。生活中,我们又怎么对不同的对象,来判断,是该言还是不该言,同时又不违背孔子一生追求的“真”“诚”的道呢?老实说,我说不清又想不通 ...





请那位不喜欢【框框】的网友原谅,我不认为写文章的时候打几个【框框】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会一如既往地框下去。假如你一看到【框框】就丧失了阅读理解的能力,那么我深感遗憾,并支持你继续行使【哼——我就要闹情绪】的权力,但我的内心,对你并无任何同情或者丝毫歉意。特此提醒,敬请提前绕道。


成年人读【论语】,常不免产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联想。困惑在所难免。拿着【论语】上的那些话,往自己的现实处世上套,肯定会感到很多地方不对头的。因为我们不是孔子,我们很难明白,孔子随口所说之言,究竟出于怎样的内在的圆融智境。【论语】并非是圣人试图告诉你一套【必须遵行的道德规范】。这里决不可摆错视角。【仁】之实义,【良知】之实义,是九死一生机缘具足才可【悟】到的。关于这一点,王阳明的悟道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论语】是儒家的圆教经典,是圣人浑化之德性生命之称体流露,那些【文字】所记录的是【浑圆之德性生命】之零散的信息片断,只抓住其中的只言片语,不可能确切地引发你内在生命与那浑圆之德性生命产生深刻的共鸣。为何孔子门徒三千,只颜渊一人得道? 曾子只算半个,几百年后才有孟子出来承接慧命,一千年后才有周濂溪、陆象山、王阳明等人出来? 可见圣人智慧会通之难,并非如时下某些人嘴里说的【良知坦然明白】那么容易——若真容易,这些人怎么几年也未见什么大长进,教孩子仍是那么死板不通?他们比王阳明更聪明吗? 显然不可能。以大哲学家黑格尔之聪智,遇到【论语】,也会误以为那不过是一个圆滑的中国老头【想到哪说到哪】的处世教条,既无逻辑又无系统还不周严。很多话头,人人都会说,却个个做不到,都是些近似于废话的大道理,根本没有什么传世价值。

比如孔子所说的【智者】,按字面直解的话,那孟子显然很愚蠢。孟子极力辩破杨朱墨说,杨墨之徒断难接受,【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孟子辩来辩去尽讨人厌,如何堪称亚圣?孟子见梁惠王,正值梁惠王兵败于齐,再败于秦,损兵折将,割地迁都,连自己的俩儿子也是一虏一亡,心情可谓忧愤至极。可孟老夫子呢,却一见面就批评人家【上下交征利】是误国思想,非但没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君子风范,甚至可以说不通情理,迂腐之至——治理国家,维持局势,岂能只重君王个人道德而不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权衡? 商鞅变法不就使秦国强盛起来了吗? 你看【梁惠王】那一章的记载,孟老夫子整个儿是揪着那位可怜的国家主席在说教,简直比唐僧还烦人,最后,搞得国家主席只好左顾右盼,都不敢搭理他了——据此而断,孟老夫子比我还讨厌十倍。。。说句题外话,有些网友声称很喜欢读【孟子】,他们为什么喜欢孟子,他们又喜欢孟子的什么呢? 看看他们平时在论坛显示了怎样的个性偏好吧,答案很明显。 他们真能相应于孟子的心灵吗? 想一想梁惠王吧,孟子那么过分,梁惠王怎么做的?人家是国家主席耶。。。那些声称【喜欢读孟子】的他们,有梁惠王那样的心胸吗? 人家 Paisley 不过说了几句【你们无人懂得孟子】,有本事的,完全可以站出来显示一下【我懂孟子】,可是结果呢? 假如他们有梁惠王那样的权力,Paisley 是什么下场,不难预料。 假如孟子现在来到儿教,这些人最反感的恐怕就是孟子吧? 诸位有没有听说过【与愚蠢为敌】的李天命博士?我最近才看到他的文章,建议大家搜索了解一下,看看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

我说不要拿圣人的话头当教条,尤其是不要在自己犯错时,拿圣人的话头当作开脱的借口。某位网友不是提醒我学习【善人道】吗?刘善人在桂林时亲口说【不要被圣人砸死了】,就是这个意思。刘善人何许人也?给你一幅素描:下课后在石阶上磨假牙,你来求医哭得稀里哗啦,他蹲一旁打牌,爱理不理一句【没救了求啥玩意呀】。。。就这么一老头儿,一般人岂会信他是当世圣人?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天高任鸟飞 于 2011-8-14 19: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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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uoyun + 2 + 2 学习了!这样的&quot;框框&quot;我还是能看下去 ...
丹溪佳人 + 2 + 2 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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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
发表于 2011-8-18 02:19:39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天高任鸟飞 于 2011-8-14 06:22 发表

儒家经典读了几百遍,却无法领会其中的真实意义。不明其意地反复诵读原是佛家修行之法,目的是要在读诵过程中物我双泯,妙契空义。

依我自己的修学体会,成年人学习儒家经典却不能按这样的模式去【盲练】。因为儒家之践仁与佛家之体空,其内在义理与工夫实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务求人类理性的启蒙与发展,【良知之天理】决不可放失。


谢谢鸟儿点拨“儒家务求人类理性的启蒙与发展”。为什么儒家经典不可用不明其意地反复诵读的佛家之法,我虽思索过,想得却不够深。这一句,对我很重要。

正好前几日看到康德“何为启蒙”的文章,转过来大家分享。我看得是英文译文,译得非常明白易懂。网上找了中文译本,翻译得比较晦涩,也可以说翻译得比较差(我也没仔细对照,不知是否有译错的地方。)。如果能看英文原文不妨还是看英文。这篇文章大一时读过,现在再读又有心得。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

IMMANUEL KANT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mposed immaturity. Immaturity is the inability to use one's understanding without guidance from another. This immaturity is self-imposed when its cause lies not in lack of understanding, but in lack of resolve and courage to use it without guidance from another. Sapere Aude! [dare to know] "Hav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that is the motto of enlightenment.

Laziness and cowardice are the reasons why so great a proportion of men, long after nature has released them from alien guidance (natura-liter maiorennes), nonetheless gladly remain in lifelong immaturity, and why it is so easy for other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their guardians. It is so easy to be immature. If I have a book to serve as my understanding, a pastor to serve as my conscience, a physician to determine my diet for me, and so on, I need not exert myself at all. I need not think, if only I can pay: others will readily undertake the irksome work for me. The guardians who have so benevolently taken over the supervision of men have carefully seen to it that the far greatest part of them (including the entire fair sex) regard taking the step to maturity as very dangerous, not to mention difficult. Having first made their domestic livestock dumb, and having carefully made sure that these docile creatures will not take a single step without the go-cart to which they are harnessed, these guardians then show them the danger that threatens them, should they attempt to walk alone. Now this danger is not actually so great, for after falling a few times they would in the end certainly learn to walk; but an example of this kind makes men timid and usually frightens them out of all further attempts.

Thus, it is difficult for any individual man to work himself out of the immaturity that has all but become his nature. He has even become fond of this state and for the time being is actually incapable of using his own understanding, for no one has ever allowed him to attempt it. Rules and formulas, those mechanical aids to the rational use, or rather misuse, of his natural gifts, are the shackles of a permanent immaturity. Whoever threw them off would still make only an uncertain leap over the smallest ditch, since he is unaccustomed to this kind of free movement. Consequently, only a few have succeeded, by cultivating their own minds, in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immaturity and pursuing a secure course.

But that the public should enlighten itself is more likely; indeed, if it is only allowed freedom, enlightenment is almost inevitable. For even among the entrenched guardians of the great masses a few will always think for themselves, a few who, after having themselves thrown off the yoke of immaturity, will spread the spirit of a rational appreciation for both their own worth and for each person's calling to think for himself. But it should be particularly noted that if a public that was first placed in this yoke by the guardians is suitably aroused by some of those who are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enlightenment, it may force the guardians themselves to remain under the yoke--so pernicious is it to instill prejudices, for they finally take revenge upon their originators, or on their descendants. Thus a public can only attain enlightenment slowly. Perhaps a revolution can overthrow autocratic despotism and profiteering or power-grabbing oppression, but it can never truly reform a manner of thinking; instead, new prejudices, just like the old ones they replace, will serve as a leash for the great unthinking mass.

Nothing is required for this enlightenment, however, except freedom; and the freedom in question is the least harmful of all, namely, the freedom to use reason publicly in all matters. But on all sides I hear: "Do not argue!" The officer says, "Do not argue, drill!" The tax man says, "Do not argue, pay!" The pastor says, "Do not argue, believe!" (Only one ruler in the World says, "Argue as much as you want and about what you want, but obey!") In this we have examples of pervasive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But which restriction hinders enlightenment and which does not, but instead actually advances it? I reply: Th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must always be free, and it alone can bring about enlightenment among mankind;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may, however, often be very narrowly restricted, without otherwise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enlightenment. By the public use of one's own reason I understand the use that anyone as a scholar makes of reason before the entire literate world. I call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that which a person may make in a civic post or office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him. Now in many affairs conducted in the interests of a community, a certain mechanism is required by means of which some of its members must conduct themselves in an entirely passive manner so that through an artificial unanimity the government may guide them toward public ends, or at least prevent them from destroying such ends. Here one certainly must not argue, instead one must obey. However, insofar as this part of the machine also regards himself a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or even of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as a consequence addresses the public in the role of a scholar,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at term, he can most certainly argue, without thereby harming the affairs for which as a passive member he is partly responsible. Thus it would be disastrous if an officer on duty who was given a command by his superior were to question the appropriateness or utility of the order. He must obey. But as a scholar he cannot be justly constrained from making comments about errors in military service, or from placing them before the public for its judgment. The citizen cannot refuse to pay the taxes imposed on him; indeed, impertinent criticism of such levies, when they should be paid by him, can be punished as a scandal (since it can lead to widespread insubordination). But the same person does not act contrary to civic duty when, as a scholar, he publicly expresses his thoughts regarding the impropriety or even injustice of such taxes. Likewise a pastor is bound to instruct his catecumens and congreg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mbol of the church he serves, for he was appointed on that condition. But as a scholar he has complete freedom, indeed even the calling, to impart to the public all of his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well-intentioned thoughts concerning mistaken aspects of that symbol, as well as his suggestions for the better arrangement of religious and church matters. Nothing in this can weigh on his conscience. What he teaches in consequence of his office as a servant of the church he sets out as something with regard to which he has no discretion to teach in accord with his own lights; rather, he offers it under the direction and in the name of another. He will say, "Our church teaches this or that and these are the demonstrations it uses." He thereby extracts for his congregation all practical uses from precepts to which he would not himself subscribe with complete conviction, but whose presentation he can nonetheless undertake, since it is not entirely impossible that truth lies hidden in them, and, in any case, nothing contrary to the very nature of relig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m. If he believed he could find anything of the latter sort in them, he could not in good conscience serve in his position; he would have to resign. Thus an appointed teacher's use of his reason for the sake of his congregation is merely private, because, however large the congregation is, this use is always only domestic; in this regard, as a priest, he is not free and cannot be such because he is acting under instructions from someone else. By contrast, the cleric--as a scholar who speaks through his writings to the public as such, i.e., the world--enjoys in this public use of reason an unrestricted freedom to use his own rational capacities and to speak his own mind. For that the (spiritual) guardians of a people should themselves be immature is an absurdity that would insure the perpetuation of absurdities.

But would a society of pastors, perhaps a church assembly or venerable presbytery (as those among the Dutch call themselves), not be justified in binding itself by oath to a certain unalterable symbol in order to secure a constant guardianship over each of its members and through them over the people, and this for all time: I say that this is wholly impossible. Such a contract, whose intention is to preclude forever all further enlightenment of the human race, is absolutely null and void, even if it should be ratified by the supreme power, by parliaments, and by the most solemn peace treaties. One age cannot bind itself, and thus conspire, to place a succeeding one in a condition whereby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 later age to expand its knowledge (particularly where it is so very important), to rid itself of errors,and generally to increase its enlightenment. That would be a crime against human nature, whose essential destiny lies precisely in such progress; subsequent generations are thus completely justified in dismissing such agreements as unauthorized and criminal. The criterion of everything that can be agreed upon as a law by a people lies in this question: Can a people impose such a law on itself? Now it might be possible, in anticipation of a better state of affairs, to introduce a provisional order for a specific, short time, all the while giving all citizens, especially clergy, in their role as scholars, the freedom to comment publicly, i.e., in writing, on the present institution's shortcomings. The provisional order might last until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se matters had become so widespread and obvious that the combined (if not unanimous) voices of the populace could propose to the crown that it take under its protection those congregations that, in accord with their newly gained insight, had organized themselves under altere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but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ose wishing to allow matters to remain as before. However, it is absolutely forbidden that they unite into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at nobody may for the duration of a man's lifetime publicly question, for so do-ing would deny, render fruitless, and make detrimental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n era in man's progress toward improvement. A man may put off enlightenment with regard to what he ought to know, though only for a short time and for his own person; but to renounce it for himself, or, even more, for subsequent generations, is to violate and trample man's divine rights underfoot. And what a people may not decree for itself may still less be imposed on it by a monarch, for his lawgiving authority rests on his unification of the people's collective will in his own. If he only sees to it that all genuine or purported improvement is consonant with civil order, he can allow his subjects to do what they find necessary to their spiritual well-being, which is not his affair. However, he must prevent anyone from forcibly interfering with another's working as best he can to determine and promote his well-being. It detracts from his own majesty when he interferes in these matters, since the writings in which his subjects attempt to clarify their insights lend value to his conception of governance. This holds whether he acts from his own highest insight--whereby he calls upon himself the reproach, "Caesar non eat supra grammaticos."'--as well as, indeed even more, when he despoils his highest authority by supporting the spiritual despotism of some tyrants in his state over his other subjects.

If it is now asked, "Do we presently live in an enlightened age?" the answer is, "No, but we do live in an age of enlightenment." As matters now stand, a great deal is still lacking in order for men as a whole to be, or even to put themselves into a position to be able without external guidance to apply understanding confidently to religious issues. But we do have clear indications that the way is now being opened for men to proceed freely in this direction and that the obstacles to general enlightenment--to their release from their self-imposed immaturity--are gradually diminishing. In this regard, this age i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century of Frederick.

A prince who does not find it beneath him to say that he takes it to be his duty to prescribe nothing, but rather to allow men complete freedom in religious matters--who thereby renounces the arrogant title of tolerance--is himself enlightened and deserves to be praised by a grateful present and by posterity as the first, at least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to release the human race from immaturity and to leave everyone free to use his own reason in all matters of conscience. Under his rule, venerable pastors, in their role as scholars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ir official duties, may freely and openly set out for the world's scrutiny their judgments and views, even where these occasionally differ from the accepted symbol. Still greater freedom is afforded to those who are not restricted by an official post. This spirit of freedom is expanding even where it must struggle against the external obstacles of governments that misunderstand their own function. Such governments are illuminated by the example that the existence of freedom need not give cause for the least concern regarding public order and harmony in the commonwealth. If only they refrain from inventing artifices to keep themselves in it, men will gradually raise themselves from barbarism.

I have focused on religious matters in setting out my main point concerning enlightenment, i.e., man's emergence from self-imposed immaturity, first because our rulers have no interest in assuming the role of their subjects' guardians with respect to the arts and sciences, and secondly because that form of immaturity is both the most pernicious and disgraceful of all. But the manner of thinking of a head of state who favors religious enlightenment goes even further, for he realizes that there is no danger to his legislation in allowing his subjects to use reason publicly and to set before the world their thoughts concerning better formulations of his laws, even if this involves frank criticism of legislation currently in effect. We have before us a shining example, with respect to which no monarch surpasses the one whom we honor.

But only a ruler who is himself enlightened and has no dread of shadows, yet who likewise has a well-disciplined, numerous army to guarantee public peace, can say what no republic may dare, namely: "Argue as much as you want and about what you want, but obey!" Here as elsewhere, when things are considered in broad perspective, a strange, unexpected pattern in human affairs reveals itself, one in which almost everything is paradoxical. A greater degree of civil freedom seems advantageous to a people's spiritual freedom; yet the former established impassable boundaries for the latter; conversely, a lesser degree of civil freedom provides enough room for all fully to expand their abilities. Thus, once nature has removed the hard shell from this kernel for which she has most fondly cared, namely, the inclination to and vocation for free thinking, the kernel gradually reacts on a people's mentality (whereby they become increasingly able to act freely), and it finally even influences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which finds that it can profit by treating men, who are now more than machines, in accord with their dignity.

I. Kant
Konigsberg in Prussia, 30 September 1784

[ 本帖最后由 paisley 于 2011-8-17 18: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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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发表于 2011-8-18 02:21:56 | 只看该作者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

何兆武译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那天分的合理运用、或者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对终古长存的不成熟状态的一副脚梏。谁要是抛开它,也就不过是在极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


  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肘,竟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事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选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见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见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象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绝对无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权力、被国会和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之中。这会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人性本来的天职恰好就在于这种进步;因此后世就完全有权拒绝这种以毫无根据而且是犯罪的方式所采取的规定。


  凡是一个民族可以总结为法律的任何东西,其试金石都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是不是可以把这样一种法律加之于其自身?它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短时期之内就好像是在期待着另一种更好的似的,为的是好实行一种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而尤其是牧师都能有自由以学者的身份公开地,也就是通过著作,对现行组织的缺点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新实行的制度将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对这类事情性质的洞见已经是那么公开地到来并且得到了证实,以致于通过他们联合(即使是并不一致)的呼声而可以向王位提出建议,以便对这一依据他们更好的洞见的概念而结合成另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宗教组织加以保护,而又不致于妨碍那些仍愿保留在旧组织之中的人们。但是统一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哪怕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公开加以怀疑的宗教体制,从而也就犹如消灭了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整整一个时代那样,并由此给后代造成损害,使得他们毫无收获,--这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个人确实可以为了他本人并且也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自己有义务加以认识的事物的启蒙;然而迳行放弃它,那就无论是对他本人,而更其是对于后代,都可以说是违反而且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了。


  而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他注意使一切真正的或号称的改善都与公民秩序结合在一起,那么此外他就可以把他的臣民发觉对自己灵魂得教所必须做的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去做;这与他无关,虽则他必须防范任何人以强力妨碍别人根据自己的全部才能去做出这种决定并促进这种得救。如果他干预这种事,要以政府的监督来评判他的臣民借以亮明他们自己的见识的那些作品;以及如他凭自己的最高观点来这样做,而使自己受到"Caesarnon estt supragrammaticos"(凯撒并不高于文法学家)的这种责难;那就会有损于他的威严。如果他把自己的最高权力降低到竟至去支持自己国内的一些暴君对他其余的臣民实行精神专制主义的时候,那就更加每况愈下了。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说人类总的说来已经处于,或者是仅仅说已经被置于,一种不需别人引导就能够在宗教的事情上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了,则那里面还缺乏许多东西。可是现在领域已经对他们开放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这上面工作了,而且对普遍启蒙的、或者说对摆脱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障碍也逐渐地减少了;关于这些我们都有着明确的信号。就这方面考虑,这个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或者说乃是腓德烈的世纪。


  一个不以如下说法为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本人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在他的治下,可敬的牧师们可以以学者的身份自由地并且公开地把自己在这里或那里偏离了既定教义的各种判断和见解都提供给全世界来检验,而又无损于自己的职责:至于另外那些不受任何职责约束的人,那就更加是如此了。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


  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但是,一个庇护艺术与科学的国家首领,他的思想方式就要更进一步了,他洞察到:即使是在他的立法方面,容许他的臣民公开运用他们自身的理性,公开向世上提出他们对于更好地编篡法律、甚至于是直言无讳地批评现行法律的各种见解,那也不会有危险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君主(指普鲁士腓德烈大王)就是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


  但是只有那位其本身是启蒙了的、不怕幽灵的而同时手中又掌握着训练精良的大量军队可以保障公共安宁的君主,才能够说出一个自由国家所不敢说的这种话: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这就标志着人间事务的一种可惊异的、不能意料的进程;正犹如当我们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观察时,其中就几乎一切都是悖论那样。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仿佛是有利于人民精神的自由似的,然而它却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度;反之,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开辟了余地。因为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1784年9月30日,于普鲁士哥尼斯堡(刘伟录自《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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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发表于 2011-8-18 07:46:44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新叶     于 2011/8/14 00:50 发表

本来论坛上探讨是好的,但因为大家都还离孔子说的智者有距离,导致最后总是变成纷争,人气涣散,这与当初创办读经专栏应该也是相悖的吧?是不是大家都做着失人又失言的人呢。生活中,我们又怎么对不同的对象来判断是该言还是不该言,同时又不违背孔子一生追求的“”“”的道呢?


...



新叶所说的【纷争】可能是指【非理性争吵】,非理性争吵的结果往往都会不欢而散。新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她认为,只有【智者】才可能做到【理性的对话】,而我们都不是【智者】,批评家鸟版不是智者,被批评的春花们也不是智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既保持真诚,又不得罪人地展开沟通呢?真诚,真诚,真诚,何谓真诚?新叶借这次【纷争】重提【真诚】之问,Paisley 前一段时间也曾问及【真诚】的实践经验。。。我首先要问的是,你对【真诚】是如何理解的?你不想违背孔子所说的【真诚之道】,这是你的【希望】。但是,假如你并不知道孔子心目中的【真诚】是什么意思,【道】又是什么意思,你对孔子之道并没有确定的【知】,那么【不违背】又从何谈起? 这个【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 或者换一个问法,你这个【希望】从何而来?或者再换一个问法,你这个【希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你去【切实了知孔子之道】?一个接近【事实】的描述是:我们在国学热潮中纷纷捧起【论语】。人们都说【论语】好,我不由自主就有了从众的认同感,自然而然地认为:既然好,那就不应该违背。

【不违背孔子之道】是一个【希望】。这个【希望】看起来很善良很有道德意识,实质却只是附庸风雅(并非贬义的)。就好像某些人痛恨【满清】一样,他们通过阅读牟宗三先生的哲学书籍,得知满清的统治是【文化的炼狱】,于是他们纷纷痛恨满清。他们的【痛恨】看起来是那么煞有介事情真意切。然而,他们忘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痛恨】建立在读书形成的模模糊糊的认知观念上,等于说:牟宗三先生痛恨满清,他们得知后,莫名其妙地竟跟着痛恨起满清来。我以前不是提到过【跟风盲从】吗?这就是。然而事实上,满腔痛恨的他们,对满清历史究竟有着何种程度的了解呢? 除了中学历史课本上那点儿可怜的【洗脑材料】,他们能记起来的恐怕就只剩下电视连续剧中的琐碎片段了。他们并且以为,自己对满清的仇恨,是深具历史意识和道德意识的表现——至于,何谓【历史意识】,何谓【道德意识】,那倒并不需要搞清楚的。可能根本就没这个意识。。。当一个人的【情感】,竟可以如此【被教育】出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类似的案例,还有【掌掴阎崇年事件】,我前几天在全球读经网曾经着力讨论过——那些支持使用暴力的围观者,声称自己富有【惩恶锄奸】的正义感。可是现实生活中,他们真有【惩恶锄奸】的勇气和实迹吗? 完全没有。他们在网上,甚至连实名骂人的勇气都没有。。。

如果新叶有【诚意】,就必不能容许【不违背孔子之道】这一【希望】存在——因为这个希望其实是【妄想】。问题是,人们能丢弃这个【妄想】吗?恐怕很难。要彻底丢弃妄想,就意味着你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处境:这岂不是要逼着自己承认【我根本不懂论语】吗? 这会不会有点【不可知论】的倾向呢?孔子已经不在,谁能正确诠释他的心灵与思想呢?这些疑问,看起来很振振有词,但是,稍许留意一下你也许就能体会到一个事实:这些疑问,令你的头脑越来越混乱——就好像那位看见框框就头晕的网友。但是,但是,但是,如果你感到头晕,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开始了【诚实】的第一步——忠于自己的直接感受,你终于知道自己【头晕】了!那位头晕的网友错过了一次【诚实】的机会,她接下来马上将【自己感到头晕】的罪责归咎于鸟版【翻来覆去总是那个调调】,而不能正视自己情绪化导致的短暂的【理智无能】。


难道我真的不懂孔子吗???问自己这个问题,真要承认自己无知,内心会感到很没有着落,仿佛会失去什么似的。人们常常对【自己的无知】也是【一无所知】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如此无知,那他怎么可能断定自己如此无知呢?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感到寒冷,毫无疑问你马上就知道【冷】;可是为什么,你对某领域感到茫然与困惑时,却不敢断定自己于该领域【无知】呢?【我根本不懂孔子】这一事实,即困惑感茫然感,很难【知道】吗? 我相信一点都不难知道,却很难面对,很难承认。假如很多人前来跟我请教【教育】问题,我内心是否知道【自己对教育并不内行】呢? 很可能来不及反思(WHY?),但是,我总该知道自己在应答那些问题时,有没有去【王财贵问答集锦】或者【牟宗三全套著作】中寻找线索,有没有抄袭或者照搬别人的【现成答案】吧? 我总该知道自己在【教育】或者【中国传统哲学】方面到底付出过多少时间,读过几本书,那些晦涩语句有多少次令自己感到茫然吧?这是可以直接感受的,是自己知道的,无论自己如何造作伪装,难道能骗得过【自知】吗? 【造作伪装】本身不正意味着【无知】吗? 虽然骗不过【自知】,但我可以【装作不知】并指望可以【骗过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自欺欺人】是一个很常见的内在防护机制,有没有办法破除这个防护机制?这实在都是些极粗浅的自我了解,最笨拙的加行工夫。。。以上内向化的闲议,好像并没有正面回应新叶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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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也可以用简明的字面直解方式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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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弓问仁。孔子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很显然,仲弓所问之【仁】并不是单指人格的某一种德行,比如勇、信、礼之类,而是总括地问及普遍意义的道德律。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意思呢? 推己及人? 孔子难道不知道每个人的好恶都不同吗?鸟版不喜欢吃哈密瓜,新叶喜欢吃哈密瓜,新叶到鸟版家做客,鸟版遵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教训,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不给新叶吃哈密瓜?孔子要是这么傻,凭什么做圣人?那么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后来子贡又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重申【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接着,孔子又说:【吾之於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接着说出来的内容很重要,不能错过。【推己及人】是基于自己的私人喜好去推吗?【私人喜好】有普遍意义吗?而孟子又是怎么理解孔子的思想呢?孔子说【去私】,孟子说【善推】的根据在于【心之所同然者】。。。天下之人【心之所同然】者,【无私】者,那是神马东西? 神马都不是,真诚而已。


至于说【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不是好为人师的【智者】,我之发言,目的既不是【为了说服谁接受我的观念】也不是【为了显摆自己多有见解】,同时,我自知没有害人之心,亦非出于私心成见,亦从未隐善扬恶。我从未滥用论坛赋予我的管理权限,你有言论自由,我也有。不要跟我讲道德,我没道德,只有真假是非。若说【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敢保证,我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严格多了。我发言并未【要求】谁,我没这个权利【要求】得了,谁也没权利【要求】我怎么。大家平等在论坛发言,居然也成了【要求什么】【强迫什么】,诸位,难道不觉得莫名其妙吗?我能不能说,春花在论坛发【未来私塾计划】,是【强迫我】呢?




真诚?什么真诚不真诚,不虚假就成。诸位要是找出我哪儿虚假了,请指出来,我马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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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叶 + 2 + 2 我理解的真诚很浅显:就是讲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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