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博士问答录】转贴：请教王教授一个关于《道德经》的问题

回归自然

[ 本帖最后由 天津清羽 于 2008-10-15 08:23 编辑 ]

天津清羽

　　学道的人这样大的火气啊!你又不是练什么什么功的,怎么总用他们那一套,都告诉你了,你没看过根本就不会懂.是他熊先生狂妄自大,敢胡乱解释更改老子的《道德经》，我没把你帖子都清理了就很通融了，怎么还就不能说他错了，他又不是什么什么教主呵呵！他这类人聪明确实是一流的,但其实见是低的,因为学问是有标准可以勘定的,文字逻辑与见,他可以乱解释我就可以本着合理性指责他的错误,何况就是什么什么教主了,事实面前也要低头的,本来他就是把科学哲学玄学扯成一锅粥。你自己看不透就把我这句原话转给他,他比你明白他自己的斤两.出名就是明白吗?你们这些号称修道修德的就还这样重视虚名浮礼啊!哪有点道家的风骨了!
      不懂就赶紧虚心学，不要变成井底之蛙不知天下之大！也不要人家说东你就说西,人家指着门里告诉你要登堂入室,你不能自圆其说就谈门框结实不结实,你的帖子恕不再回，容你再发这些篡改古圣先贤文章典籍的帖子，说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好像邪教一样，我就已经很客气了，别不知足。
     想做教主真正妄自尊大的人都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     , 篡改圣贤典籍或依靠自己妄见浅思任意理解发挥,并不真在道统上把内容的强度的真理显现出来,因为肤浅较可以迷惑大众,比较容易使人有部分未确定道理上的共鸣,故借此等共鸣习气等而扼杀真实之慧命与正知见!有些是依靠此耍噱头以哗众取宠,但骨子里是以媚俗为旗帜泯灭真理之所在;
其二    ,每每以有实修境界或谈及怪力乱神等特异为尚,以此炫惑大众,暗示自己是出世高人,即使自己所知所说已经明显非理性,依旧可以用有实修,并非普通人来做借口自欺欺人,障碍人本有之根本良知与智慧之开启,言不及义或高推圣境以为高明,实则浅陋不自知;以玩弄神奇故做玄虚之语为能事,欺逛世人眼目,不喜平正性好偏邪以为自然神奇实则放肆取巧.
其三    ,少学术之真诚,锢蔽自我思维,以少知为足,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不能知耻下问永远摆出自己是大师之姿态,其门生弟子等难得实学得其皮毛便以为可以指点天下,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批评与指责,遇到讲理或戳穿其不足者,则顾左右而言他或反咬一口.一般这类人最关节处定要维护自己的"神奇";
其四    ,逻辑不清是非不辨表面谦虚实则大慢,或故做惊人之语或喜攀缘权势于一时,媚俗取巧以为荣尚,而自以为此是变通随顺,实则是缺乏定见定解缺乏真知灼见,不明道统.凡遇不能自解处不肯虚心向学不敢承当,虚伪强辩自开蹊跷以此混淆颠倒以为理性.

[ 本帖最后由 天津清羽 于 2008-10-15 17:06 编辑 ]

回归自然

看似你在贬低,诋毁熊先生,实际上在漫骂孔夫子,自己还全然不知,熊先生在他的经典诵理论里解析和实践了孔子提出的“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的学习方法.而被您如此诬蔑,真是有意思,我真的是与到"高人"了.

[ 本帖最后由 回归自然 于 2008-10-15 11:13 编辑 ]

天津清羽

某邪教徒还经常引用儒释道三家之言呢?引用归引用,谬误归谬误.义理系统非摘章夺句就可以见眉目,我所说他混淆概念,明白人自然明白,事实俱在并非诋毁,他的好处我亦知道.我哪里贬低他分毫.

听语漫步

各抒己见而已
没有必要诋毁别人抬高自己
诋毁别人的同时
只能说明个人的狭隘与极端
轿子也不是用来自己抬自己的

希望各位宽以待人

天津清羽

诋毁有两义,其一不明就里故意扭曲;
其二明明是某种情形等却说不是而咒骂.
若说狭隘,是心中有个封闭难以自拔,容不得不同意见叫狭隘.
怒目金刚也是菩萨非只是假装老好人才可以的,那叫乡愿.
我所陈述皆是事实.依据很有争议的帛书修改千年《道德经》版本的事实俱在，学术界本来就争议很多。且打着儿童读经教育的旗号，宣传怪力乱神思想的事实俱在。

　　　像“在中国道德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这句话里就有三处错误，难道还不准人说这是胡说吗？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道德传统文化”道在先秦时期是各家通用的，但德是后出的观念，先秦以前并无此概念析出，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些上古的典籍。所以说“中国道德传统文化大系统”是个混淆；
第二，道德经也非讲道德才叫道德经，它的重点本就在道创万物有无相生的玄理上，那也只是老子的一家之言，在以前的读书人中除非他信仰道教，否则在正式场合没有把《道德经》归在“经”部的习惯只是归类到“子”部习惯称《老子》，这并非千古的读书人都狭隘，而是因为在道理上老子他只能讲出高境界却未必能使人下学而上达，或者你可以自己信仰去做宗教实践，但那不应该面向儿童推广！还有传统文化不是所有诸家和传统都讲道德实践的，所以此说只能说明所知浅陋罢了。
第三，老子通于大道，孔子通于常道？每家都有对道的不同感受和证悟，你可以通达大道，难道佛家儒家就都不能通？道是天下的公道，要分什么常道非常道形而上的境界上不可分，故此在学术上也是很浅显的谬见。可参看季谦先生的《儒释道综论》。

请注意他们的故做玄虚处，这是在传播宗教意识而披上科学的虎皮罢了。和某某邪教或什么什么功如出一辙，请超版明鉴：
“古代的青灯慧学，是观灯而观心观脑，以灯光照心照脑而反思”
“点上一支蜡烛，平放在烛焰与眼睛平行高度的身体正前方，在宁静、平和、安祥、温馨的气息中观看烛焰。睁眼观时，记住烛焰中的黑与白，也就是白光黑芯，知其白而守其黑；闭眼时，利用大脑的视觉残留功能，引入体内，如此反复观与引，将此光明引入胸腔中央区照一照心中——不是解剖心的位置，是中央，放出光明照亮心胸或者全身，进行反省。将烛焰的光明引入大脑中央，朗照整个大脑，整理一天的言行，理顺意识，整理善恶，存善去恶；那么就会比较容易进入一种平静、宁静的状态，明显提高反躬自省的效果。”
“即使在音乐界，虽然前四步都还多少保留着一些。但是能够达到第五步者，那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即使达到了第五步的境界，也不敢言，怕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本来就是迷信）
“我先从自家做起，我妈妈得了甲亢，身体虚弱，心烦，念的书少，自己读经很困难，我就一边一边读给她听，她总静静听。我住校，没有太多的机会为妈妈读经，于是我就向同学借熊春锦先生诵读的光盘，让妈妈听。每天听一两遍。假日里，有时间我就和妈妈一起读经，现在我**的变化可大了，精神好多了，不再随意发火了，还识了许多字，在记帐时也不闹笑话了，她为此很高兴，什么事都能想的开。”（读他编的经治疗甲亢？？？？这分明是在使读经教育神秘化庸俗化）
“人们的疑惑逐步被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的神奇效果所消解。例如，我园的Qiu Xiaoyun 和Ma Ting（因要完婚已离园） 两位老师都是通过听诵经典和被动的用诵经回向方式，分别使久治不愈的肩周炎、自己和男友脚部严重扭伤不药而愈，深为感动而改变了对经典诵读的抵触和怀疑，转向了支持参加的行列。”（请问超版这个和那个叫什么功的说法是不是很像啊，这个叫做教育方法的宣传吗？我再次提醒诸位这个可以叫宗教实践，但似乎不适合在此地宣传吧）

“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理论告诉我们：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通过听诵、诵读和诵行的方式，及时地从上善的经典中摄取丰富的五德能量，培养高尚的道德品格，用道德的心灵与淳厚五德能量开启、保持心脑之间的慧性通道，从而造就具有道德心灵和慧智头脑的一代栋梁之材。”
婴幼时期是人生最宝贵的人生阶段，是可以重新塑造和改变人生一切的珍贵时期。婴幼时期，如果不失时机地开展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给孩子的真性提供大量丰富的上善能量，那么她本身和她所主宰的慧识就能迅速地阻断、中和、消弥先天禀性中的不足，全面改变和提升生命中五行五德的品格，并且在不断释放的过程中，对后天智识同步发育结合的结果进行良性的校正，使幼儿的品格气质具有德性，成为一个人格完整和健全的人。
（这个难道不是伪科学的吗，这个和以前某个时期盛行的什么气功啊特异功能啊的宣传多么类似，用这个推广儿童读经教育？？？有良心理性的都不可以过问吗？难道这个版是气功宗教版吗？难道这个是我对他的诋毁吗？）

天津清羽

　　　　谢谢mayavati 版主鼓励！
　　　　是啊，您说的对，其实熊先生一些观点和意见尤其对读经教育的坚持，我还是很佩服和赞成的，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借鉴的，但他的有一些观点和宣传方式以及方法确实不是很适合儿童，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也不止我一个人认为确实是有重大的过失，这个本来就可以相互探讨，总之只要把握及早读经老实读经大量读经的大方向，而不是把神奇当作炫耀宣传的手段，我们个人的其他意见也可保留。但总是整那些不大靠谱的名堂，我们也有责任提请各位朋友注意！

天津清羽

转贴过来一篇关于《老子》的文章

《老子》简、帛本与传世本关系的几个“模型”

李存山

  
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用“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老子遂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但老子其人其书，却也成为以后中国学术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此问题在《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出土之后，仍未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尤其是在竹简本出土之后，争论又有了新的局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在《古史辨》第四、六册中留下的文字有“三十五六万言”，其中各种不同的见解，罗根泽在第六册的“自序”中列出了二十九种（包括由宋至清的十种），归纳起来，不外《老子》书是早出还是晚出两种见解，在晚出的见解中又有《老子》书成于战国的前期、中期、末期以至秦汉之际的不同。从方法上说，冯友兰先生与胡适先生可为两种见解所持方法的代表。冯先生是将《老子》书晚出的一些“证据”或疑点“合而观之”：“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
（《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并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因此，在寻得《老子》书是晚出的“充分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现在看来，当时取“展缓判决”的态度是较为妥当的，不管当时争论的各方是否同意“展缓判决”，实际上各方也只能提出种种“假说”或“假定”，而不可能得出证据确凿、足以说服对方的定论。
在70年代、90年代出土了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之后，学术界有了“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本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解决了《老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平心而论，此中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学术界仍存在几种不同的见解，而难以取得定论。尽管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可以坚执己见，但客观上可能仍不免要“展缓判决”。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其抄写年代在汉初，这是70年代所见《老子》最早的抄本。研究者普遍认为，帛书《老子》“近古必存真”，因而较多保留了《老子》的原貌。也正是因为此，帛书《老子》的价值主要在《老子》书的校勘方面，而分歧也主要在于如何把握校勘的尺度，即是否把帛书本视为“最好的本子”，或是否在校勘时“唯帛书本是从”（较多研究者所取的态度是“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见张松如《老子校读》引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于帛书本是汉初的抄本，所以它至多是否定了以前争论中的一种极端观点，即《老子》书成于秦汉之际的观点。对于《老子》书是成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的前期、中期或晚期，可以说，帛书本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因而主要的争论之点依然存在。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了竹简《老子》，这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材料。郭店一号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竹简本《老子》的抄写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这比帛书本的抄写时间早了约一百年。考虑到《老子》从成书到流传，以至被抄写而成为随葬品，不会是一个很短的过程，所以其书当在战国早期或中前期已经存在。这样，竹简本《老子》的出土，就以“充分的证据”否定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庄子、孟子之后）的观点。然而，竹简本《老子》仍留下了争议的问题。竹简本《老子》的整理者按竹简字体、形制的不同，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简文的总字数只相当于传世本五千余言的五分之二。由此，研究者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竹简本《老子》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不含有今本（传世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南面权谋之术，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作者就是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对竹简本《老子》加以改造、重编、增订而成。竹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可以说是两部不同的书。《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的孔子向之问礼的老子，是竹简本《老子》的作者；而“至关”（函谷关，据汪中《老子考异》，函谷关之置是在战国时期秦献公之世），受关尹之请，“乃著书上下篇，言五千余言而去”的老子，是战国中期见秦献公的太史儋。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为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时，即公元前374年，其上限不早于秦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由于太史儋将老聃书纳入自己的著作，将两个人的作品熔为一炉，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两书误为一书，把两位作者误为一位作者，以致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所看到的“已是团团迷雾”了（郭沂：《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对此说略有修正，认为郭店《老子》也可能并非当时《老子》的全部，今本《老子》中那些与简本思想、语言一致的部分有可能原属古本《老子》，而那些与简本不一致甚至冲突的部分，尤其是那些风格玄奥、谈论权术、抨击儒家思想的部分，都应该属于今本作者太史儋。见《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516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竹简本《老子》之前已经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通行本规模与次序的《老子》书，竹简本《老子》的甲、乙、丙三组只是当时的节抄本。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由于竹简繁重，抄写不易，书写工具不便，流传受到影响，全本不易流传；二是抄写者根据自己的构思和意图来进行节抄，三组简文都体现出抄者的侧重，如丙组的主题是治国，乙组的主题是修道，甲组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与丙组相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于道、天道与修身的（陈鼓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二文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竹简本为节抄本的另一方面的根据是，与郭店一号墓年代相先后的一些引用老子语句的材料并不见于三组简文中，如《战国策·齐策四》载齐国颜斶云：“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为通行本三十九章文字。颜斶与齐宣王同时，其年代与与郭店墓下葬之时相距不远。《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通行本二十八章文字。这些材料均不见于郭店《老子》中，说明郭店《老子》并不是当时流行的《老子》全本（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
第三种观点更多地举证了先秦时期引用老子语句的材料，如《说苑·敬慎》篇记叔向（与孔子同时人）说：“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战国策·魏策一》记魏武侯（公元前395－370年在位）说：“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些见于今本的话，俱不见于竹简本，足证郭店《老子》并非一个完足本。这种观点虽然从整体上肯定《老子》一书为春秋末期老子的著作，但并不同意把郭店《老子》看作一个底本的摘抄本的看法，而认为《老子》书不一定全都是老子一人完成的，很可能是逐步完善、发展演变成通行本样式的，其大体规模当在战国早期或稍晚已基本形成，但至战国中期偏晚其结构可能仍然是松散的，或可称为“《老子》丛书”或“活页文本”。从《老子》一书的原始形态向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及各通行本的发展，编者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重新编辑《老子》，使之趋向更为合理化，成为名符其实的一部书或文章。因为《老子》一书经历了一个完善化、合理化的过程，所以就版本的优劣而言，很难说简本《老子》一定优于其后诸本，正如很难说帛书本《老子》一定优于其后各通行本一样（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7页）。
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通行本《老子》在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帛书本、通行本中比较激烈地批评儒家仁义思想的话不见于竹简本。如十九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在竹简本中作“绝伪弃诈（诈或释读为虑），民复孝慈”；五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见于竹简本。研究者由此认为，早期的儒道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对立（陈鼓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尚仁及守中思想》；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道儒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但是，又有研究者认为——此可算作第四种观点——竹简本《老子》不仅是摘抄本，而且是“援道入儒”的产物，是“儒家化”了的改编本，是“稷下道家”或“邹齐儒者”的传本（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黄钊：《竹简<老子>的版本归属及其文献价值探微》；黄人二：《读郭简<老子>并论其为邹齐儒者的版本》。三文均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样就更增加了对《老子》版本认识的复杂性，而要从竹简本《老子》来探讨《老子》的原貌或“祖本”就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曾召开过一次关于郭店《老子》的国际研讨会。美国布朗大学的罗浩（Harold D. Roth）教授在会上提出，传世《老子》与郭店《老子》之间有三种可能的关系，可以用三种模型来表示：一、辑选模型；二、来源模型；三、并行文本模型。图示如下：
  

  

模型一

  

八十一章《老子》祖本

    
  

郭店《老子》
马王堆本
河上公本
傅奕本
河/王合本

  

  

  

模型二

  

推测性的甲本
郭店《老子》
推测性的乙本

    
  

八十一章《老子》祖本

  

  

  

马王堆本
河上公本
傅奕本
河/王合本

  

  

  

模型三

  

推测性的一种或多种来源

    
  

郭店《老子》
八十一章《老子》祖本
《内业》

  

  

马王堆本
河上公本
傅奕本
河/王合本

  

模型一：郭店《老子》对文是《老子》祖本的“辑选”，因此称之为“辑选”模型。
模型二：郭店《老子》对文是祖本《老子》的来源之一，因此称之为“来源”模型。
模型三：郭店《老子》对文自身构成一种独立的文本，同祖本《老子》及如从罗浩的研究中发现的《管子·内业》等类似作品一样，来自更早的一种或多种原始材料，因此我们称之为“并行文本”模型。(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7页。)
  
以上“模型一”似可以对应上面介绍的第二种观点即郭店《老子》为一节抄本的观点，第四种观点即“儒家化”改编本的观点也可粗略归入其中。“模型二”可以大致对应上面介绍的第一种观点，特别是对所谓“完整的传本”略加修正了的观点。“模型三”与第三种观点稍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似可把第三种观点图示为“模型四”：
  

郭店《老子》
  
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
马王堆本
传世本

?
（河、王诸本）

推测性的其他简本《老子》

  

此模型可称之为“演变模型”。在此模型中，还容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老子》一书在逐步完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可能不仅是结构形式上的编辑，而且可能加进一些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所本来没有的内容。如通行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帛书本的顺序是紧接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的，竹简本《老子》中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没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者可能是后来加进《老子》一书的，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老子》书中出现了“道”就是“一”和“道生一”的矛盾（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道儒关系》；《庄子思想中的道、一、气》，《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竹简本《老子》甲组和丙组中都有相当于通行本六十四章的内容，但语句差异较大。罗浩教授对其异同进行了比较，认为这两组简文不可能互相抄袭，而是有两种不同的来源。这说明在郭店竹简本完成之时，《老子》的文本仍处于尚未定型的变化状态，作为一部整体的、完整的文献，《老子》一书也许并非完成于一时（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第68-71页）。事实上，持上述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如王博博士，也注意到竹简本《老子》甲组和丙组所显示的传本的不同，从而认为《老子》书从出现到定型确实经历了一个流动而漫长的过程。就竹简本、帛书本和通行本在语句上的差异而言，通行本与帛书本不同的地方，并不就意味着晚出，而是它有另外的来源，即竹简本也是通行本的来源之一（王博：《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结构与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以上“模型四”修改为“模型五”：
  

郭店《老子》
  
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
马王堆本
传世本

?
（河、王诸本）

推测性的其他简本《老子》
  
此模型可称之为“演变模型（二）”。此模型说明，就现有的三类《老子》版本而言，虽然帛书本早于传世本，但帛书本并不完全具有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或称“祖本”）的优越性；同样，虽然竹简本早于帛书本和传世本，但竹简本也不完全具有更接近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的优越性；而且，由于传世本有竹简本（以及推测性的其他简本）和帛书本两个来源，所以传世本并不一定就劣于竹简本或帛书本。这也就是说，就现有的三类《老子》版本而言，它们各有所长，我们若只根据其中的某一类来探讨老子思想的原始形态（或“祖本”），条件并不成熟。
以上关于《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和传世本三者之间关系的五种“模型”，如果完全排除某一种或最终确立某一种，都会有争议。也许，关于老子其人其书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推测性的其他简本《老子》”的出土。当然，在此之前，研究者可以各执其所信，或各依从某种“假说”。就我现在的认识而言，我认为“模型五”的可能性、合理性要更大一些。从版本校勘的意义上说，依从于不同的“模型”，就可能选择不同的校勘尺度。因此，在校勘时以现有的哪一类《老子》版本为“底本”，取什么样的校勘尺度，目前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模型五”则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现有的三类《老子》版本各有所长，我们现在尚没有条件取得一个公认的符合老子思想原始形态的“校定本”。

[ 本帖最后由 天津清羽 于 2008-10-15 18:31 编辑 ]

hq1966

　　会员报告版主在这一贴“...恶意诋毁别人,随便删除别人的帖子...”

　　对争论的具体内容没有时间看贴细辩
　　也没有水平判别
　　所以是否恶意诋毁请会员举证

　　进这帖后看到天津清羽版主编辑清空了21楼回归自然的贴子
　　如果作为版主进行管理操作
　　常规是直接删除帖子或者提供违规证据报告超版封禁
　　而这一楼是编辑并清空的操作

　　如果会员没有明显的违规言论
　　在辩论中使用管理权限应该慎之又慎
　　最好说明理由并留下证据
　　拿不定主意的可以先到版务讨论或者到管理群讨论
　　删除对方内容而不加说明
　　即使是正当的管理行为也容易被会员误解

　　21楼这个帖请天津清羽版主给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