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掀开孟母堂和一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面纱

天津清羽

當然，反對者的意見也應知道，所以以下帖出兩大反對人物，魯訊和胡適的文章．凡我讀經朋友，對此兩篇反對文章，也要深入研究，則可見他們的思想之膚淺低俗，並可見八十年來，中國人思想並沒有什麼進步也．

魯 迅　十四年的“讀經”　1935年4月7日
選自<<傅斯年全集>>第六冊

   自從章士钊（釗）主張讀經以來,論壇上又很出現了一些論議,如謂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我以為這都是多事的,因為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並不如反對者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
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麼？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歷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麼,去翻專誇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裏去了；倒是不讓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嘛？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載質”的最巧玩意兒,經上都有,我讀熟過的。只有幾個糊塗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而且這樣的腳色,也不消和他們討論。他們雖說什麼經,什麼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經可是要讀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他是狀元) ,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複到像清(即所謂“本朝”)、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致曹錕為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況且既然是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則決無鑽營,取巧,獻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會闊氣；他的主張,自然也不決不會發生什麼效力的。
　　至於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干議論的,則大概是闊人。闊人決不是笨牛,否則,他早已伏處牖下,老死田間了。現在豈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時候嘛？則其所以得闊之道,居然可知。他的主張,其實並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真相信讀經可以救國,真是“謬以千里”了!
   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反過來說,就是倘使老實,必不能闊是也。至於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總而言之,是讀經已經讀過了,很悟到一點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裏就有的,此後的書本子裏還隨時可得。所以他們都不比不識字的節婦,烈女,華工聰明；甚而至於比真要讀經的笨牛還聰明。何也？曰：“學而優則仕”故也。倘若“學”而不“優”,則以笨牛沒世,其讀經的主張,也不為世間所知。
   孔子豈不是“聖之時者也”麼,而況“之徒”呢？現在是主張“讀經”的時候了。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多數主義雖然現稱過激派,如果在列寧治下,則共產之合與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據出來的。但幸而現在英國和日本的力量還不弱,所以,主張親俄者,是被盧布換去了良心。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営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干時候,自然被忘得乾乾淨淨；只要留下一點  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裏去了。
   以這樣文不對題的話來解釋“儼乎其然”的主張,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話,因為我也是從“讀經”得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衰老的國度大概就免不了這類現象。這正如人體一樣,年事老了,廢料愈積愈多,組織間又沉積下礦質,使組識變硬,易就於滅亡。一面,則原是養  人體的遊走細胞(Wanderzelle)漸次變性,只顧自己,只要組織間有小洞,它便鑽,吞食各組識,使組織耗損,易就於滅亡。俄國有名的醫學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給它別立了一個名目：大嚼細胞(Fresserzelle)。據說,必須撲滅了這些 ,人體才免於老衰；要撲滅這些,則須每日服用一種酸性劑。他自己就實行著。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惟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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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批評讀經政策之前,有幾件歷史事實應該知道。
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都不是靠經術得天下造國家的,而一經提倡經術之後,國力每每衰落的。我們且一代一代地看去,周朝還沒有受這些經典於前代,那時候的學問只是些禮樂射御書數的實際事件。秦朝焚書坑儒,更不必說。漢朝的締照,一半賴高帝之武,一半賴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章六經,然而茂陵一年所行,無事不與儒術相反。宣帝以後,儒術才真正流行,東海邊上的讀經人作師作相,漢朝也就在這時節起頭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經學。李唐創業,最表彰的是老子,到了玄宗,儒學才在中天,玄宗親自注孝經,玄宗也親自聽破潼關的漁陽鼙鼓。趙宋的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個道士,仁宗時儒術乃大行,也就從仁宗時起仰契丹如上國,有蕃夏而不能制。趙普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卻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瓜子金,教太宗以奪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內？明朝是開頭便提倡宋元新儒學的,其結果造成些意氣用事的儒生,釀成燕變而不能制。若不是當外國人不鬧,若不是永樂 真有本領,中國又要沉淪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個是純粹流氓寄奴,一個是高超儒生蕭老公。劉寄奴到底還滅燕滅秦,光復舊物,蕭老公卻直弄到斷送南渡以來的漢人基業。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蔑視六經、《論語》、《孟子》等之歷史的價值,它們在當年自然有過極大的作用,我們的先民有這些貢獻猶是我們今日可以自豪自負的。我只是說,雖在當年簡單的社會裏,國家創業也不是靠經學的,而一旦國家充分提倡經學,一面誠然陶治出些好人物,一面又造成浮文詭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國嗎？儒生紛紛降索虜,留夢炎本是狀元,洪承疇更是理學人望,吳澄、錢謙益則勝國之蓋世文宗也。事實如此,可知在古時經學製造的人物已經是好的敵不過不好的了。或是當時若沒有經術,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過當時的經術開無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績,是件確定的史實。
二、當年的經學,大部是用作門面裝點的,詞章家猜其典話,策論家壯其排場,作舉業的人用作進身的敲門磚。念經念到迂腐不堪的缺點雖極多,而真正用經文以“正心誠意”的,可就少了。這本也難怪,經文難懂,又不切後代生活。所以六經以外,有比六經更有勢力的書,更有作用的書。即如《貞觀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遠比《書經》有用, 《太上感應篇》,是一部鄉紳的教科書,遠比《禮記》有用,《近思錄》是一部道學的教科書,遠比《論語》好懂。以《春秋》教忠,遠不如《正氣歌》可以振人之氣,以《大學》齊家,遠不如治家格言實實在在。這都是在歷史上有超過五經的作用的書。從《孝經》,直到那些勸善報應書,雖雅俗不同,卻多多少少有些實際效用。六經之內,卻是十分之九以上但為裝點之用,文章之資的。我這些話不是我的議論,更不是我的主張,只是我敍述歷史的事實。若明白這件事實,便當了然讀經的效用,從來沒有獨自完成過。即就維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論,在這年五經大半也還是門面的,也還是靠別的書支持儒教。那麼,在當年的社會中失敗了的讀經,在今日反能成功嗎？
   三、漢朝的經學是漢朝的哲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那裏是《春秋》三百篇本文之所有的事？漢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學,只拿五經比附出場面來而已。宋朝的經學是宋朝的哲學,自孫複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學,再以經文傳會之,豈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漢朝、宋朝的經學在當時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創造的事業,本來不是純粹的經學,所以才有動盪力。清儒之所謂漢學是純粹的經學了,乾嘉的經學也就全無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裏為新學,一面在那裏讀經,更因今文為“康梁逆黨”之學,不得用,讀經乃全與現物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用八股時,那時學堂讀經的笑話真正成千成萬。少年學生上此課者,如做夢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張讀經者,為的是充實國文或是充實道德力量？如欲以讀經充實國文,是最費氣力不討好的；如欲以之充實道德力量,還要先有個時代哲學在。不過據六經造這時代哲學,在現在又是辦不到的事了。
   據以上三類歷史事實看去,讀經從來不曾真正獨自成功過,朝代的締造也不會真正靠它過,只不過有些愚民的帝王用它籠絡學究,使得韓文公發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公式,又有些外來的君主用他破除種族見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裏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稱讚金章宗!
   難道相去不遠的舊社會中試驗二千年不曾完滿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極的新社會中值得再去嘗試嗎？
   以上是歷史的考察,再就現在的情形論,尤覺這一面事斷不可為。我的見解如下：
   第一,現在中小學的兒童,非求身體健全發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滅的,每日功課是不能過多的。同時,兒童青年之就學,本為養成其國民的需要,謀生的資格,自然也該把知識教育的力量發揮到最大無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為有用之人。況且現在的世界是列國竟進的,若是我們的中小學程度比起歐美日本同等學校來不如,豈非國家永遠落後,即是永遠吃虧？在這又要兒童青年健康,又要他們程度不比人差的難題之下,原有的功課已嫌難於安排,若再加上一個千難萬難的讀經,又怎樣辦？挖補自兒童的身體呢？挖補自兒童的近代知識呢？
   第二,經過明末以來  學的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瞭解,有聲音、文字、訓詁訓練的人是深知“多見闕疑”“不知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拿些教師自己半懂不懂的東西給學生。若是教師自己說實話,“不懂”,或說“尚無人真正懂得”,誠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強作解事,無論根據漢儒宋儒或杜撰,豈不是以學校為行詐之練習所,以讀經為售欺之妙法門？凡常與歐美人接觸的,或者如我一樣,不免覺得,我們這大國民有個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深解,渾沌混過,又有個可恥之事,就是信口亂說,空話連篇。西洋人並不比中國人聰明,只比我們認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以上第一件說明中小學課程中“排不下”這門功課,第二件說明“教不成”它。我想,這也很夠反對這件事的“充足原理”了。至於六經中的社會不同於近代,因而六經中若干立義不適用於民國,整個用它訓練青年不定出什麼怪樣子,更是不消說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覺得人文之精華萃於中國先秦,真正陋極了!
   至於感覺目下中小學國文及歷史教材之淺陋荒謬,我卻與若干時賢同意見,這是必須趕快想法的。政府或書店還應編些嘉言集,故事集,模範人格的傳記以作教訓,以為啟發。國文,公民,及歷史的教材中,也當充實以此等有用的材料。這些材料不必以中國的為限,為中國的自不妨一部份取資於六經中之可懂的,有啟發性的,不違時代的材料。這就很夠了。

天津清羽

這是胡適的：

胡適　讀經平議　　1937年4月14日　

選自《胡適文集》第十一冊

   前幾年陳濟棠先生在廣東,何鍵先生在湖南,都提倡讀經。去年陳濟棠先生下野之後,現在提倡讀經的領袖,南方仍是何鍵先生,北方有宋哲元先生。何鍵先生本年在三中全會提出一個明令讀經的議案,他的辦法大致是要兒童從小學到中學十二年之間,讀《孝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到了大學,應選讀他經。冀察兩省也有提倡小學中學讀經的辦法。
   學校讀經的問題,傅孟真先生在兩年前的《大公報》星期論文(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裏曾有很詳細的討論(轉載在《獨立評論》一四六號)。他先從歷史上考察,指出三項事實：(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創業都不靠經學,而後來提倡經學之後,國力往往衰弱；漢唐宋明都是實例。(二)經學在過去的社會裏,有裝點門面之用,並沒有修齊治平的功效；五經的勢力在政治上遠不如《貞觀政要》,在宗教道德上遠不如《太上感應篇》。(三)各個時代所謂經學,其實都只是每個時代的哲學；漢宋學者都只是用經學來附會他們自己的時代思想；我們在今日要想根據五經來造這時代哲學辦不到的了。
   傅先生又從現在事實上立論,指出兩點：(一)現在兒童的小學中學課程已太繁重了,決不可再加上難讀的經書了。(二)經過這三百年來的  學時代,我們今日應該充份承認六經的難讀：“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
   傅孟真先生是經史學根柢最深的人,他來討論這讀經問題,正是專家說內行話,句句值得提倡讀經的人仔細考慮。當時我十分贊同傅先生的議論,我也在《獨立評論》 (第一四六號)上發表了一篇《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裏),特別引申他的最後一段議論。我指出近幾十年來的“新經學”的教訓是要我們知道古代經書的難讀。博學如王國維先生,也不能不承認“以弟之愚暗,于（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我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古經典在今日還正在開始受科學的整理的時期。我當時說：
      
《詩》、《書》、《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 《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分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學校廢止了讀經的功課,使得經書的講授完全脫離了村學究的胡說,漸漸歸到專門學者的手裏,這是使經學走上科學的路的最重要的條件。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績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份,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讀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這都是兩年前的老話。不幸我們說的話,提倡讀經的文武諸公都不肯垂聽。他們偏不肯服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古訓,很輕率的把幾百萬兒童的學校課程,體力腦力,都看作他們可以隨便逞胸臆支配的事。我們有言責的人,對於這種輕率的行為不能不指摘,對於這種重要問題不能不鄭重討論。
   我現在用很簡單的語言,表明我個人對於學校讀經問題的見解：
   第一,我們絕對地反對小學校讀經。這是三十多年來教育家久已有定論的問題,不待今日再仔細討論。小學一律用國語教本,這是國家的法令,任何區域內任何人強迫小學校用古文字的經典教學,就是違背國家法令,破壞教育統一,這是政府應該明令禁止的。何況今日的小學教員自己本來就沒有受過讀經的教育,如何能教兒童讀經？
   第二,初中高中的選讀古文,本來沒有不許選讀古經傳文字的規定,所以中學教本中,不妨選讀古經傳中容易瞭解的文字。今日初中讀本往往選《孟子》、《論語》、《詩經》、《左傳》、《禮記》,高中讀本竟有選到《尚書》
、小雅、大雅的。中學選讀古經傳,有幾點必須特別注意：(一)中學選古經傳,必須限於那些學者公認為可解的部份。今日有些選本實在選的不妥當,例如傅東華先生的高中國文第一冊就選了小雅的《六月》和大雅的《民勞》,這正是王國維先生一流學者認為不易解的部份(例如《民勞》的詩的“汽”字,“式”字,傅君皆無注。今年中央研究院丁聲樹先生發表專文釋“式”字,是為此字第一次得著科學的解釋)。(二)中學選古經傳的文字,與其他子史集部的文字同等,都是把他們看作古人的好文字,都是選來代表一個時代的好文學,都不是“讀經”的功課。例如《孟子》 “魚我所欲也”一章,是最懇切哀絕的美文,無論他是經是傳是文集,都應該選讀。我們把經史子集裏的一切好文章都一律平等看待,使青年學子知道古經傳裏也有悱惻哀豔的美文,這是引導青年讀古經最有效的法門。(三)如果中學生被這些經傳美文引誘去讀四書、《詩經》等書,教師應該鼓勵他們,指示他們的途徑,給他們充份的幫助。但我們絕對反對中學有“讀經”的專課,因為古經傳(包括《孝經》、四書)的大部份是不合現代生活的,是十二歲到十七八歲(中學年齡)的一般孩子們不能充份瞭解的。我們都是嘗過此中甘苦的,試問我們十幾歲時對於“天命之謂性”“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一類的話作何瞭解!我們當時只須讀幾本官版經書,不妨糟蹋一點時間去猜古謎；現在的兒童應該學的東西太多了,他們的精力不可再浪費了!
   最後,我有一個愚見,要奉勸今日提倡讀經文武諸公。諸公都是成年的人了,大可以讀經了,不妨多費一點工夫去讀讀諸公要小孩子讀的聖賢經傳。不但一讀再讀,還應該身體力行。諸公最應該讀的,第一是《孝經》的第十五章,聖人說：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諸公試自省,諸公有幾個諍臣呢？第二應該讀的是《論語》第十三篇的“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一章,特別是那一章的下半截：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為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諸公試自省,諸公提一案,下一令,影響到幾百萬兒童的學業體力,而諸公屬下專司教育的廳長局長是不是都惟惟諾諾奉命惟謹呢？這是不是已到了“不善而莫之違”的程度呢？諸公讀的聖賢經傳,難道不記憶了嗎？

天津清羽

為方便起見，把牟先生的〔祀孔與讀經〕再貼一次．

  牟宗三     祀孔與讀經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孔子誕辰紀念特刊。（全文已收入「生命的學問」書中，三民書局出版）
                                    
（王財貴謹案：吾平生有兩位恩師：一者掌牧民先生，示我古儒教化實況；一者牟宗三先生，指我中西學問大道。吾今之推廣讀經，祈讀經之風遍於天下，望中華文化之早日興復，中西文化之終於融通，日夜孜孜，一刻不敢或忘者，其來有自也。
二位恩師俱已謝世矣，然其精神學問猶當永存人間，日起作用。麗澤門人（掌先生講學之所顏曰「麗澤草堂」，故其門人自號「麗澤門人」）至今每逢孔子誕辰猶循例舉辦麗澤書法展，每逢展期，友朋相聚，莫不憶及往者草堂諄諄，不勝思懷，油然惻動。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參觀麗澤書法展歸來，見南京南徐先生在華山書院網站聯誼中心貼出牟師「祀孔與讀經」之文，曠懷大願，如黃鍾大呂，破空而來，令我激動不已，涕淚俱下，未能卒讀。此文雖作於五十餘年前，吾素來不知讀其幾次矣，每讀之，總自覺於師傳學問既一無所成，而文化之實踐，亦未能盡力以報聖哲，愧對吾師多矣。斯時便立一願，要將此文廣向讀經界朋友推介，令知吾人志業，非徒一時之激情，且需天下之群策也。）

　　九月廿八日為孔子誕辰紀念。前年「民主評論」紀念孔子，我寫了一篇「儒家學術的發展及其使命」，去年紀念，則有唐君毅先生的「孔子與人格世界」。這些文字是從儒家學術的內容和孔子之為聖賢人格的圓滿性來說話。今年我想從另一面來說。另一方面就是文制一方面。為甚麼從這一方面說呢？因為祀孔是政府規定的，讀經也是政府所提倡的，這都表示對於孔子的尊崇。政府的舉動必然含有文制的意義，因為它的舉動是從整個民族國家方面想，是對全社會人民說。這不是政府裏面的人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問題，也不是他個人主觀上喜歡不喜歡的問題。同時，也不是對社會上某一部份人說，即不是為的有助於贊成儒家學術的人而發，也不是為的壓抑反對儒家學術的人而發。祀典是一個文制。讀經只是在提倡中，尚沒有成為一個文制。
　　一個民族尊崇他的聖人是應該的。政府代表民族國家，從文制上來尊崇也是應該的：既是它的權利，也是它的義務。現在我說明兩點：儒家學術是否含有文制的意義，是否可成為文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總之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
　　儒學，或者說，四書五經所代表的學術意義，是否含有文制的意義？是否可以成為文制？關於這個問題的決定，關鍵是在：是否一切學術都可以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或者說，我們是否可以拿個人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
　　以前的人對於經子總有一個分別。我們現在對於這個分別可直接說出來是如此，即「子」（諸子百家）是個人的思想理論，不含有文制的意義，不能成為一個文制。而「經」則含有文制的意義，則可以成為一個文制。董仲舒漢武帝尊崇儒術，罷黜百家（罷黜是不立學官之意，不用以取士之意），首先認識這個意義，所以也就首先從政府的立場看出其含有文制的意義，可以很順當的成為一個文制。後來歷代帝王無不尊崇維護這一套。這不能完全是統治者的自私，統治者的利用。因為尊崇維護五倫之教，不會單是自私，單是利用。就是動機是自私，結果也是公。就是利用，也是上上下下，大家都要利用，不光是單有利於某一個人。因為這是上上下下的一套的生活方式，所必共由之道。這就是儒家含有文制的意義，可以成為一個文制。維護者很可以不讀經，也很可以不懂經的內容、經的高遠理境與深遠意義。但這無關係，只要他能從文制上尊崇聖人，維護五倫就夠了。只有懂的人解的人來講。我說這意思，就是表示以前的人很能瞭解儒學的文制的意義，也很能瞭解文制的重要。只是到清末民初以來的智識份子，個個都是空前絕後，不識大體，不知謀國以忠之義，所以才不瞭解儒學的文制意義，也不知道文制的重要。自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隨著來的就是廢除讀經。實則科舉是考試取士，學校是培育人才。一個是取，一個是養，有學校之養，不必定廢考試之取。現在不是還有考試院嗎？為什麼有了學校就必得廢除考試取士之常軌？考試的內容與方式可以變，而國家取士之常軌可以不變。復次，為甚麼有了學校就得廢除讀經？當時廢除讀經尊孔的理由是：孔孟之學在漢以前只是諸子之一，我們現在沒有定尊他的必要，應當還它原來之舊，讓學人自由去研究。這一方面倡導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其理由好像很正大，可是另一方面，就是「拿個人的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這一個觀點是害事的，就是不識大體的。當然，如果學校是研究學術的機關，自然須讓學人自由研究，人的精力有限，研究其一，不必研究其他。但是學校與研究，不是唯一的標準。如果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認識到立國之本，出之以「謀國以忠」的態度，則學人研究雖可自由，而普遍讀經不必廢除。縱使退一步，大學廢除，中小學亦當有個辦法（這不是關乎懂不懂的問題。凡是關乎這類性質的事，都不必一定要懂。念佛的人不一定能懂佛理。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同樣，爾愛其懂，我愛其習。）再退一步，縱使整個學校廢除讀經，政府以及有識之士，立於國家之立場，也當該認識儒學文制的意義而有一個尊孔護持的辦法，這才是謀國以忠，顧及千秋萬世的用心。可是當時領導社會的思想家、教育家，卻只是拿「個人的思想理論」的觀點來看一切學術，以諸子百家的態度來看儒家及孔子，遂輕輕把含有文制意義的儒學，維持華族生命已經數千年的忠信觀念，一筆勾銷了。這個無識不忠的罪孽，遺害不淺。實則，漢以前只為諸子百家之一，並不妨礙其本質上的優越性與可尊崇的地位。這不能成為廢除的理由。耶穌的出身，只是個木匠的兒子，可是並不妨礙其為聖人，為創教的教主。我們只能把他看成是個木匠的兒子行嗎？王船山說：「害莫大於浮淺。」真是慨乎言之。
　　儒學不能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孔孟不能看成是諸子百家之一。原夫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據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則在親親之殺，尊尊之等。由親親尊尊演變為五倫。親親尊尊與五倫都是文制的。這是經過夏商而至周公制禮才確定。五經中的史料以及道理都在表現這一套。孔子繼承（述而不作）這一套，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觀念，就是憑依親親尊尊之文制。文制不是個人的一套思想理論。後來經過孟子道性善，順仁義而直指本心，直向上透，遂開儒學高遠理境之門。經過宋明理學的發展，益臻廣大精微之境。這是屬於儒家學術思想的內容之一面。這一面不必人人皆懂，亦不必人人皆贊成。（實則不贊成只是由於不及。不懂不理可以，若硬要反對，則只是意氣或根本不及）。但是親親尊尊五倫方面，則人人皆懂，政府維持儒教，尊崇孔子，亦只有從文制方面才得體。不必定要作之君，作之師：既要做皇帝，又要作教主。以前的皇帝雖然專制，但是他們卻懂得這一層。他們不出來爭著作教主。他也要受教，讀聖人書。以朱元璋之威，還能下拜孔子，還能知「孔子萬世師表，豈可以政治分位論」的道理。禁止演聖人戲，也是他規定的。諸位不信，試看今日。自林語堂編「子見南子」劇本，山東曹州第六中學即演「子見南子」以來，一葉知秋，即可知今日之劫難，並非偶然。此真歷史家所應大書而特書者。政府維持這方面的文制，不算專制，不算極權。破壞這方面的文制，侮辱立教化的聖人的自由，不能隨便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是首出庶物的東西。
　　從這裏，我即說第二點：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總之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上，文制是否必需？在此，我斷然答之曰必需。凡是文制都是表示現實生活上的一個常軌；有普遍性，有一般性。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的一個常軌，所以民主政治也是今日的一個文制。西方除科學外，惟賴有民主政治與宗教這兩個文制，才能維持他們生活的常軌。宗教是政治生活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文制。這不能由民主政治來代替，也不能由科學來代替的（科學不是一個文制）。我們也不能拿西方的宗教來代替。耶穌教不能移植到中國的民族性裏而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文制（理由我這裏不必說），我們還得根據我們的文化傳統及聖人來建立文制，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方式。文制有普遍性與一般性，這是從社會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來作想。不是單獨對某一部份人作想。也不要單從自己的立場作想。現在的中國人，農工商都知道尊崇祖先，尊崇聖人，惟有知識份子，腦子裏充滿了一些不成熟觀念，個個都是空前絕後，菲薄祖先，菲薄聖人。而且其思量問題，見諸議論，又都是從自己的立場來作想。這就是今日知識份子的無器識處。他總以為：我們是研究學問的人，我有研究的自由。那麼你為甚麼一定要推一個孔子出來呢？為甚麼一定要尊崇儒教呢？在我自己的研究自由上，我反對。這種人只知道他自己的主觀立場，所以他也把一切學術，都看成是個人的思想理論，沒有甚麼學術還有文制的意義。若有人從文制方面想，他就以社會上高等知識份子的身份，出來反對。他殊不知天下人，不都是研究學問的人。就是研究學問的人，也得有與一般人共同的日常生活。人在社會上誰無專業？豈獨你研究學問的專業？但是農工商都知道尊崇聖人，沒有以自己的專業為唯一的尺度，這不是知識份子的見識、虛心與客觀都不及農工商嗎？這是第一層。復次，你如果是一個自由思想家，是一個浪漫不羈的詩人文人，你可以衝破一切禮法，你可以不受任何文制的束縛。凡不是我思想性情上所許可的或所喜歡的，我一概不能忍受。你可以向孔子挑戰，你可以向耶穌釋迦牟尼佛挑戰。我寧願顛連困苦甚至犧牲性命，我也不願委曲自己。這點，我承認你天才的性格。但是，你須知天下人不都是你這樣的天才。你天才你的，我還是文制我的。你不吃家常便飯，你不能叫天下人都不吃家常便飯。你不能以你自己為尺度。這是第二層。復次，一個有自覺生活的人，在他的覺悟過程中完全以自覺中的自明自得為證。他心中也無天，也無地，也無聖人。他自己心中的自明自了就是天就是聖人。佛家所謂即心是佛，即是此義。禪宗裏面有所謂呵佛罵祖也完全是以自己之本心作證。但是你須知他的呵佛罵祖，無天無聖，完全是指他自己的修證言。其本人雖有點昂首天外的狂氣，但他究竟還是以聖以佛為宗。他並不能以他自己昂首天外的氣概，否認儒家文制、佛家文制的建立。在他自明自了的過程中，也可以不注意這些粗末的文制。但他究竟還是在這些文制中顯精采，這種顯精采究竟也不是德的成熟境界。注重文化制度的人，還是認為這種狂氣有流弊。所以文制總有它客觀意義與客觀價值，以及其文化上的意義與文化上的價值。這是第三層。我以上所說的三層，都是研究學問的知識份子所可持以否認文制的根據的。但是近時知識份子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前兩層，（即是學術自由與不吃家常便飯的天才），或者只是第一層。至於第三層，尚不甚在他們的意識中，而此第三層實不是反對文制，只是有橫決的流弊而已。若只是停在第一層次上而否認日常生活中教化上的文制之建立，那是頂不負責任，頂無器識，頂個人主義主觀主義的態度。試想三四十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豈不是只拿這個態度來否定一切道揆法守嗎？
　　沒有一個客觀的文制為道揆法守，社會上的是非善惡的判斷，未有不混亂的。而一般人的生活，尤其是知識份子，亦必是十分痛苦的。因為無客觀的文制，無中心的信念，無公共遵守的道揆法守，一切都憑自己的主觀意識來決定，都憑自己自覺的觀念來決定，那未有不混亂不痛苦的。因為人不能都在或總在自覺中過生活，總得有一個不自覺或超自覺的東西作憑依。這就是莊子所說的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相忘就是超自覺，不自覺。不自覺其所憑依之江湖之可貴，而得養其天年，潤其生命。若是離開這個不自覺的憑依，而處在陸地上，相煦以沫，意識中時時在自覺奮鬥，則其痛苦可知，其生命亦快完了。客觀文制之於生活亦然。知識份子總站在自己的意識自覺中說話，動不動講重新估價，自己來重新認識衡量古聖先賢，這是中了淺薄的理知主義之毒，是頂無見識的表示。關於這一層，我在當代青年五卷一期中有「當代青年」一文，說的較詳較明，讀者可取而參閱，以補本文之不足。
　　以上兩點，即儒學含有文制的意義，不可看作個人的思想理論，不可等視諸子百家，以及生活上文制之必須，俱已說明，則今日之祀孔讀經都不是無意義的。祀孔且不說，關於讀經，若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亦當設法從文制上著眼，如何措施來實現它。提倡讀經當然不是個人讀書問題。若是個人讀書，則開卷有益，而況經乎？那麼提倡讀經或反對讀經，都不只是個人讀書的問題。反對者我已明其不知儒學含有文制之意義。則提倡者就得從文制上著眼。這不是學校裏讀不讀的問題，也不是懂不懂的問題。這是一個客觀的、整個的、籠罩全社會的文制問題。就學校言，如何設法能實現普遍地讀。各階層的讀，有各階層的懂。這都要靠一個文制來烘托來維持來薰習。如果社會與政府有誠心，有信念，來注意這一個文制的問題，則總可以逐步實現此文制。就是一時不能成為定制，則振刷風俗，整肅官常，在在都可以表示其尊崇聖人與維護教化。


（王財貴復案：有關祭孔，歷史上每年各地孔廟之祭典，必由所在之主管官吏主持。各級學校亦皆有自己校內的祭禮，由校長或鄉賢大老主持。民國元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蔡元培以宗教迷信為由，明令廢了各級學校之祭孔。導致中共統治大陸後，連孔廟之祭亦缺壞殆盡。台北市數年前曾有市長連續兩年藉故不參加祭典，頗受疵議，後旋即恢復。
今年，報導稱，世界首次全球大祭孔活動，將於9月28日孔子誕辰前後，以山東曲阜孔廟祭孔為主線，以海內外有代表性的孔廟為分祭點進行。中國國家領導人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外國駐中國使節，將出席在曲阜舉行的祭孔大典。
在國際儒學會對祭孔儀式方案的討論會上，不少專家提出要將祭孔做成原汁原味的大典。山東省濟甯市委秘書長李春興則認為，祭孔只是一個形式，目的是通過這個形式，拓展中華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因此“現代社會應用現代立意來進行公祭，將祭孔辦成莊嚴的文化祭典”。 李春興說：“孔子思想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社會風俗民情，並且代代相傳形成一種傳統和定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是傳統文化的復興，傳統文化是根，將弘揚傳統文化講孔子思想的精華和現代文明結合到一起，與以德治國和構建和諧社會聯繫到一起，才能給人們以啟迪。”
　　中共中央電視臺已規劃以曲阜孔廟作為“2005全球聯合祭孔”活動的主要直播現場，上海嘉定、浙江衢州、雲南建水、甘肅武威等地孔廟為中國境內直播點，臺灣、香港等地孔廟為港臺直播或報導，韓國首爾、日本足利、美國三藩市、德國科隆等地為海外祭孔報導點。

祭孔之禮看來是日漸恢復了。據統計，全世界現有孔廟1300多座，每年孔子誕辰日都有祭孔活動，在世界上有廣泛影響。而各級學校之讀經課程，也是蔡元培在民國元年廢掉的，讀經教育已經完全斷絕了將近一百年。如今，全球華人有數百萬所學校，數億學生，皆不讀經。我今願與吾輩友朋相約，更加努力，讓已經在社會推衍開來的讀經風氣，更加宏揚，以爭取讀經課程能早日重回學校體制。勿辜負了牟先生的殷殷期盼，國家甚幸，吾民甚幸。！）（二００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天津清羽

此文诸多内容都是季谦先生(王财贵教授)作为读经教育史的重要文献而综合，其中多振聋发聩之语，集诸大德高贤之群策群力的大手笔，亦是正反两面之议论，此皆理性偏重之文章，我读却不知为何觉心神激荡，有家国天下之慨叹！~

天津清羽

下面是网友如是在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论坛此帖的回复,我觉得说的也很好.大家可以参考.
如是:
這個帖子很好，策略“剛柔相濟”。

面對真誠的反對者，先生說他們“是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不管他反對的理由深不深，都是我們應當尊敬的。”我們應當幫助他們，“要讓他好好了解讀經的理念與效能”。

教育的首務在“長善救失”----------教其不知，侐其不足。此一“侐”，實在是深瀚的慈心啊。


而對於那些既不真誠，又沒什麽地位和影響力的人，他們往往以自己所學所知的一偏之見，對凡是與他想法不同者，就直覺的要反對。他們是為反對而反對，是閙情緒的。
有這種習性的人，是不會虛心聽別人的解釋的，他本來就是沒什麼學術良心的，本來就是理性不健全的人。

因此，不要理睬他們就可以了，“你越理它，它越帶勁”。

dengbs2004

电视上是很多虚假广告，小心了

ytt192

这些个机构真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