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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一切反對讀經的聲音－－兼論孟母堂現象(此文原出于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王财贵教授手笔)
有關孟母堂的遭遇與討論，善乎宓山行者所言：
「這一閙劇從長遠看顯然是好事。相信這一事件將成為一個階段性的歷史標誌。」
多年來，媒體採訪記者，最常問我的一個問題是：「你做這樣不合時宜的事，一路走來，一定很艱辛，有沒有遭受什麼挫折？」我總是回答：「一帆風順，勢如破竹，只有成功，沒有失敗，滿心喜悅，毫無挫折。」若再問理由，理由有二：「第一，本來無有的事，能有一個人讀經，就是一個成功，能有兩個人讀經，就是兩個成功。所以這是『立於不敗』之地的事，只有成功，沒有失敗，因為不可能失敗，再失敗也是回歸到零而已。第二，因為讀經這件事，是基於人性的事，是天經地義的事，是天下人的事，不是一時造作的事，也不是我一人的事。所以，讀經之一時能推展開來，不因我的功勞；而若一時推展不開，也不是我的無能，更不代表將來不能忽有進展。所以，所有挫折，都是一時的，都是虛妄的。只有人性是永久的，是真實的。因此，如果現實上真有什麼『挫折』，我一向都沒有『挫折感』」。
從剛一開始推廣讀經，我就明透了這種道理，抱定了這種態度。也因為有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都有這樣的心情，讀經教育才能普及開來。菜根譚有句云：「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正可形容在這民族起死回生之際，這批芸芸眾生中默默的有志之士的奮鬥精神。
從家庭讀經，到社區讀經班，到學校補充讀經，一關一關，每一關，都是如此：先有許多人全面反對，後來覺得並不需要如此反對，變成了部份質疑，後來，又覺得質疑得也沒什麼大道理，於是變成觀望，然後久而久之，或許了解了，轉為贊成，或許還不了解，但見成效斐然，有益於兒童，有益於家長，有益於社會國家民族，雖然想要反對，想要質疑，也就消其聲，匿其跡了。
最近幾年的「私塾讀經」，算是最為「不合時宜」的階段了，也是在讀經教育正式進入「體制」之前，最後的階段了。（當然，將來如果真的體制內都讀經了，這種私塾教育還是有其特殊功能，有其存在的意義，「讀經私塾」將是千秋萬世，必定存在，而且永遠是一種對國家民族產生重大影響的教學方式。）因為世人總是媚俗鄉愿，「以多自證」，而「讀經私塾」又是明顯的「違逆體制」，所以反對質疑的人最多，聲浪也最大，恐怕其反覆持續力也將最久。會遇到這樣的事況，乃是自早意料中之事，但相信它也會日漸消聲匿跡。若干年後，再回頭反顧今日之齗齗不休，當會令人啞然失笑。
我曾把反對質疑者用幾個層次加以分類，並建議吾人處之之道，希望這些反對質疑，如晴天的浮雲一般，早日飄忽過去。
首先，按反對者的身份地位來分，則可分為有地位無地位兩類。所謂無地位，就是一般普羅百姓，一般百姓中，當然有支持讀經者，亦有反對讀經者。但這些反對者之反對，往往是不明不白的，沒有理論基礎的，他們只是出於社會生活習慣，或是只知跟著體制，以為人多的地方就安全，認為唯有遵循體制，才能維持孩子的現實功利。對這種芸芸大眾，我們也只要多宣導，或者靜靜的等他幾年，等他知道了，讀經不僅不違背社會與時代，乃是社會與時代的先進思想；又讀經不僅不妨礙他孩子的應試，乃是有效的應試手段，要功利，這是最大的功利，他就會轉反對為質疑，轉質疑為觀望，等到觀望出效果，便會積極的支持了。
至於所謂有身份地位的反對者，又分為官員與學者兩類。學者，是有學問，有主張，能發言，能散播思想以影響群眾的人。官員，則是有政治或社會勢力，能有力干涉群眾生活的人，如政府教育部門，以及學校校長，主任，教師等。
反對讀經的學者，又可按其心態來分，有真誠不真誠兩類。真誠的反對者，是他真的關心教育關心文化，他是怕讀經破壞教育，妨礙文化，故而反對。這種反對者，是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不管他反對的理由深不深，都是我們應當尊敬的。這種人，只要讓他好好了解讀經的理念與效能，當他意識到原來讀經教育正是他日夜所祈望的真正的教育，就會從反對轉為支持者。但不真誠的反對者，是為反對而反對，是閙情緒的，尤其是許多唯西洋是崇的所謂海歸派學者，往往以他所學所知的一偏之見，對凡是與他想法不同者，就直覺的要反對。所以其反對，是很不學術的，他往往在未能了解對方之前，即以自己所以為的「對方」，拿來沒頭沒腦的攻擊。這在學術界稱為「打稻草人現象」，即自己結了一個稻草人，心裏設想，這就是敵人，於是認真打將起來，結果發現很容易就把稻草人打倒了，便沾沾自喜以為勝利了。有這種習性的學者，是不會虛心聽別人的解釋的，他本來就是沒什麼學術良心的，本來就是理性不健全的人。但往往這種人脾氣特別大，講話帶有殺傷力，而且很帶勁，會跟你糾纒不清。這種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但這種人是可怕的。
這樣的人，我們有兩種面對的方式：第一種是，暫避其鋒頭，以待其無趣而消退。因為他們的意見，本是無根的，像海浪，來勢汹汹，你越理它，它越帶勁，但不理它，則將很快自己退潮。因為他們的用心，本來就不是真誠的要為學問真理要國為民，所以並沒有挺身奮鬥的持續力，只是一時的情緒發作發作，發作過，也就索然平息了。此即老子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孟子所謂「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之故。吾人只以一坦然之心受之，默默之眼觀之，便見其勢之自漲自消也。故老子又云：「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曾見有一首瘋顛詩云：「有人來罵我，老衲只說好；有人當面唾，隨他自乾了；有人要打我，老衲自睡倒；我也省力氣，他也沒煩惱。」我也常說：「他的孩子不要讀經，聽他話的家長的孩子也不要讀經，但我們的孩子卻要讀經。他不讀是他的不讀，我要讀是我的讀。誰是誰非，反正現在辯也辯不出結果，十年二十年之後，咱們再瞧瞧吧！」所以，在自由的時代裏，「不理它」，是最省事最方便的策略。
但群眾往往是無知的，盲目的，而這種人往往有些名氣，有相當可信度，會在社會上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縱使知道這種人本人心靈已經關閉，沒有討論的必要，但吾人也應趁機向大眾講解讀經之道，以盡我心之誠。所以第二種方式是，逐一的反駁。這是相當累人的，因為他們所提的問題，其實都是稻草人問題，或者已經很老舊過時的，或者是自己幻想出來的，或者是把天地間本來就必然存在的、他自己也不能免的教育問題，全部拿來當作攻擊讀經的武器。（注一）都過了八十幾年了，他們還跳不出五四的窠臼，躲在框框裏，還自以為是「先進」。所以他們所提的那些問題，往往都是很粗淺的，老早就說明過了，解決過了（注二）。不僅是這幾年來，回答了，解決了。甚至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問過了，回答過了。（參考徐復觀先生在1952年對魯迅胡適等人的討論，此文附於本文之後）。一直說過的話，現在還要再說一次，豈不累人？但為了文化的關懷，為了學術的真誠，我們寧願「口角流沬右手胝」，一說再說，一寫再寫。但我們的態度應是不急不徐，不卑不亢，而非要與他爭閒氣，較長短。我常說：「中華民族苦了一百年了，不要再爭下去了。」
此外，還有極少數的學者，不是在學術界中討論問題，他把教育問題政治化，他想以不合政治方向來打擊讀經。這如在數十年前這樣講，或許還有破壞的力量，但今夕何夕？鄧小平先生的三個面向，江澤民先生的以德治國，三個代表，以及胡溫時代的和諧社會八榮八恥。步步都是關係民族命脈的大眼目大手筆，這些學者，怎可不好好體會體會呢？或許這些學者的本意是要表示他的愛國愛民之情的，但如今的中華民族是要以何樣的身份再現於世，如今的當政者要如何為炎黃祖宗盡責任，這個方向，是很明顯的。家家讀經，人人讀經，正是達成恢復民族志氣，提升國際眼光，培養優質國民，和諧社會民風的最好方法，正是合乎政府大政的民間實踐。有朝一日，吾人正想把這成果奉獻給政府，因為教育畢竟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吾人如今盡心力為之，無任合所求，只為補政府之不足，相信這是政府應該大力扶持的民間活動。我很納悶，他們作為一個學者，怎可如此不識時務，不為政府分憂，還反頭過來打擊最盡忠於民族的讀經？他們這樣做，到底對國家對自己，有何好處？
至於反對讀經的官員，也類似學者的分法，可以分真誠與不真誠的兩種。真誠的教育官員，日夜為人類文明民族存亡而憂心；真誠的校長主任老師，時時以為天下培養人才為職志。他們只因為害怕讀經教育不合人性，害怕讀經將會折損人才，所以才會反對讀經。如果這種人來反對讀經，縱使他的觀念和我不同，我一定也很尊敬他，而他一定有助於我。但，很可惜的是：這種人是不多的，而且幾乎不可能有這種人，因為讀經既是出於人性，又是促進民族發展，培養人才的良方。如果有這種的反對者，一定因為不了解，當他了解了，則讀經與他的理想如合符節，他那一直沒能實現的理想，正必須透過讀經方能完成，他推行都來不及，怎會再反對呢？如果礙於法規和自己的職務角色，不便直接給予協助，至少是以同情的心關切之，輔導之，想辦法來解決之，而不是簡單的把熱情的人民劃在敵對的一面，施展其權威來嚇阻之。幾年來，我所遇到過的反對讀經的或官員或校長或主任或老師，其反對，大概都不是站在「教育」的立場，而是站在「官僚」的立場。他們首先的反應，不是問讀經有沒有教育功能，而是問：「讀經合不合教育體制？」尤其是「在家自學」，對體制的衝突更大，引起更強烈的反應。但他們主要不是疑惑：「為何家長好端端的學校不上，而要辛苦的在家自學，是家長發了神經了？還是其中有更深的緣故？」而是直接反應：「你違法！」「你看不起學校教育嗎？」，「你給我行政添麻煩！」「你這不是故意和我作對嗎？」也有可笑的理由是：「你們都在家自學了，學校不是要關門了嗎？」（注二）還有更令人失望的是，我在台灣親自聽到居然有校長和主任對家長這樣說：「我當然知道讀經很好，我也看過你們的孩子，因為大量讀經，氣質有很大的改善。但，我做校長的，主任的，要執行我的職務，我不准你們請假，否則，要把你孩子當作輟學生處理。」其實，「教育」，本來就不同於「法務」，教育之「不循體制」，本來就不同於法律上的「作奸犯科」。所以查閱從憲法以下，至於各種法規，凡是涉及教育者，言辭總是比較溫婉的，寬鬆的，鼓舞的。而所有的人，不論百姓還是官員，心底裏對教育的印象，總也是比較體諒的。因此，處置教育的問題，總不至於太惡劣太暴力。像在台灣，本來就有「申請在家自學」的辦法，但因風氣未開，有許多教育官員及審查學者，其實還不很懂狀況，對申請自學的家長百般為難，因此通過率很低。有的縣市審查委員，甚至在還沒開審前，就放出風聲：「凡是讀經的，都不給通過！」家長只好以長期請假的方式在家讀經。請假的人一多，難免造成老師和學校的困擾，因為從來未有此經驗，不知如何處理。幾年前曾發生教育局及學校對請假自學的學生，採取強烈手段，並語帶恐嚇，要求學生回校就學的爭端。某教育局更正式行文給家長，要兒童立即恢復上學，否則家長以「違反義務教育法」要受法院罰鍰；而兒童將以「中輟生」處理。所謂中輟生乃長期曠學甚至蹺家失蹤的學生，可由警察單位抓人，強制移送特別機構，給予強力管教者。有些家長接文，甚為惶恐，立即將孩子送回學校；有些家長則自以為把孩子教得好好的，心安理得。台灣數十年來從未有因義務教育而被法院罰錢者，並相信政府不至於如此暴力來家抓正在讀書的兒童。於是不做回應，照常在家。經過數月，風頭漸弱，也沒有任何家長受罰，也沒有任何兒童被移送，於是該縣市的「申請」通過率就放寬了，而不及申請者，還是長期請假，請假之風又盛行起來，這是擋不住的基本人性之要求呀！隔年，有另某一個縣市的教育局長交待正要辦理「自學申請」審查的科長說：「憲法保障家長的教育權，如果家長執意要把孩子留在家中自己教育，基本上，是無法可管的，你們的審查，能給通過就讓通過吧！」所以，我認為教育部門對「在家自學」的較好的處理方式應是「輔導式」的便民安民，而不是「捉賊式」的防民擾民。
所謂輔導式，百姓所求的只是為了孩子的好，其他，是極願意配合政府的，倒是主管教育的人，要放棄「教育是一種掌控」的心態，其最簡便的方法是放寬「申請」的辦法與審核管制，不要還以「家長必須某種教育程度以上」，「銀行必須有相當存款」，「教學規劃要配合體制」等等作標準（其實，如果要合體制，又何必自學呢？），審視家長，只要有教育的理念與責任感，政府實在大可放手。我曾經聽過台灣台南市有一個志開小學，校長特別撥出一間教室，給校內以及校外，甚至學齡前，凡是想要全日讀經的孩子，聚在一起，由這些學生的家長自行聘請讀經的老師，在「學校內」實施「在家自學」，全天讀經。更可貴的是，校長告訴家長們說：「你們好好讀經，學校資源完全供應，如有教育上的問題，可以和學校老師商量，什麼時候想要回到正常體制，歡迎隨時回來。」我本來以為大陸近年來的開放，各部門各行業蒸蒸日上，大有擠身世界先進國家之勢，其對讀經在家自學的處理，應當會比台灣合情合理。但最近，我看上海某區的教育局，居然會對孟母堂扣上「三條罪狀」，宣稱要「嚴格取締」。好像錯把「教育」問題當成了「公安」問題了，把原來可以讓百姓感覺溫馨的「輔導」演成讓人民戰慄恐懼的「捉賊」了，實在令人失望啊！如果我們能有所建議的話，我願意順著復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教授的意見，告訴教育局：「教育實驗是世界的趨勢，简单禁止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方今中央政府正積極教育革新，鼓勵教育實驗。貴區有孟母堂，如果能善加引导，好好利用，做出成績來，以作為教改的一種參考，應是貴區的榮幸。而且是各級領導盡忠國家，向上升官的大好機會。」遼寧錦州已於今年四月間成立「讀經教育研究會」，由市教育局核批，並得到市書記的支持，給予最大的實驗空間，繼續施行原有的全天候讀經教學。上海乃國際化城市，在國內有龍頭的作用，其領導人的心態如果不開放一些，不多元一些，如何「保先」？如何「報國」，如何跟得上民族大復興的時代腳步呢？
就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論，讀經的成效已經有目共睹，唯一讓教育當局有話說的只是「義務教育法」。不過，禮貴合宜，憲法都可以改了，何況「義務教育法」？此「法」本來就是不具硬性約束力本的「法規」，而非「法律」。而且，它的存在功能已經減弱，因為當初世界先進國家所以訂立「義務教育法」，是針對不知教育的窮苦國民，怕他們把孩子叫去當童工，影響到整個國民的知識水準，才設計的規則。如今，社會情況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現在，不是家長不懂教育，乃是相反的，家長認為學校教育有缺陷，不能滿足其教育的期待，他們要自己追求更高明的教育，所以把孩子從學校領回家，自己花精神，花金錢自己教，美國已有百分之三以上的學生「在家教育」了。（約合兩百萬人，媒體引顧教授的數字為六千萬，失誤）。「義務教育法」根本不是為這些人設立的，「義務教育法」是不能範限他們的，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正合乎當年「義務教育法」所要追求的最高目的──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為天下造就人才，為國家培育棟梁。如果還要深入一點看的話，則有些國家有所謂的「政治意識型態」，要透過「義務教育」灌輸給所有國民，以洗全體國民的腦。但這種政治意圖，本來就是違反人性的，這不應是當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偉大的政府的用意。況且，如果在家自學的孩子都能高標通過學校所有的課程測試，則政府所給的任何思想內容，亦皆達到了目的，何愁之有？
如果一時之間，教育官員，面對像孟母堂一類的教育嘗試，不能放下既已公定而未及修正的「義務教育法」，其實也可以有另外的很多輔助的管道，不一定非要「取締」不可。總之，父母永遠是「教育權」的最大擁有人，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如果是關心的，大體是合理的，政府的教育部門都應該擔任輔導的角色，才是合乎情理，而為民便民的。
而家長也要自覺：「您是您孩子最後負責的人！」我曾經說：「教育局的領導，跟你孩子一生的前途是不很相干的。校長，只在這個學校做幾年，就要換人。老師最多只教你孩子兩年，他就不管了。而你，要管你的孩子一輩子！」
另一個很奇特的現象是：每年高考一放榜，總是有幾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考上了大學，不管外國還是中國，舉國歡慶。在外國，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家自學」的結果。在中國，則只知歡慶，該地的教育局尚且覺得與有榮焉，但大家從沒想到那是「在家自學」的結果。所以，遇到像孟母堂一類的教學地方，不是給予鼓勵期待，反而變成干擾取締。這裏有很大的予盾，難道，只能接受現成的結果，而不能接受其所以會結果的過程？
至於有人說孟母堂的收費太高，非一般百姓所可負擔，以「貴族學校」作諷刺而反對之。這種反對叫做「不倫不類」，因為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教育的主題。若欲與「貴族學校」相比較，則以「讀經私塾」照顧之週到，教學成效良好計算之，這種收費真是太「賤價」了。而且在其他省市，「私塾」的收費，也有高於孟母堂的，也有較低的，甚至很低的，還有特殊情況免費的。本來，收費不收費，費用高不高，是有其內在外在的因素的，而且這是「自由的」，不是強迫的，並且事先表明，願者來，不願者去，還有隨時可以進入，隨時可以退出，接近共同管理性質。就沒有所謂收費太高不太高，公義不公義的問題，（注三）這不是局外人可以管得著的。若知辦理「私塾」規劃之用心，教學之辛苦，又知兒童在「私塾」所得價值之大，遠超家長之所付出者，也必然不會如此計較了。
注一：去年夏天，我在北京曾和五六個學者座談，他們都是所謂的「海歸學人」，首先由我介紹讀經的觀念，接著，他們提問。他們有許多疑問，有的一個人就發了五六個問題，我都耐心一一回答，而就著回答又引生問題，攪繞了兩個多小時，還沒完了。最後，我不客氣的說：「各位所提的問題，在教育學理上，其實都是幼稚園的問題，如果連這些問題我都沒想過，還要大家來擔心，那我怎敢行走江湖？又怎能在世界推動十幾年？又怎麼有那麼多人讀經，豈不他們都愚癡不成？」這才結束了這場對話。不過，不知他們後來有沒有進一步研究讀經理論，是贊同了？還是繼續反對？也不知他們的子女是否認真讀經了？這些都不是我一人能照管得到的。鄧小平先生有一記高招：「先使一部分的人富起來。」我想在以一窮二白為尊的文革十年浩刼之後，百廢待舉，我想鄧小平並非不希望全民都富有，但勢既不可能，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再說。同理，我並非不想讓所有的人都認識讀經，所有的孩子都讀很多經，都得到讀經的「福氣」。但在五四百年浩刼之後，勢不可能，所以我也說：「先讓一部份的人『福』起來再說」。
注二：這就如同當年柏林分為東西兩半，東柏林政府在邊界築了圍牆，圈了鐵絲網，架了機關鎗，防止東柏林的人民逃到西柏林去。人民問：「為何不讓我們過去？」西柏林政府並不想拿出辦法讓人民安居樂業，卻大言不慚的說：「你們都逃走了，那東柏林豈不要垮台嗎？」這也像近年來，台灣的政府看到台商一直往大陸投資，政府從不想改善台灣的政治風氣和投資環境，讓商人自然留下來，或者到大陸賺錢拿回來滋養這塊土地，政府反而做出種種的限制，還大言不慚的說：「台灣的資金都到大陸去了，台灣經濟還能活嗎？」這些，都是人間的笑話，而造成這種笑話，是出自於很膚淺的思想和卑鄙的心態。但它講來卻好像義正辭嚴，也能迷惑人，而且災及百姓，數十年而未已。不過，天理昭彰，終究柏林圍牆還是被推倒了，而台商也沒有停住大陸投資的熱潮。台灣政府禁得了麼？反而只有讓台商賺了錢，更不想拿回到這不通情理的地方而已。人間愚昧至此地步，你說可笑不可笑？「讀經私塾」如果沒有教育成效，誰還會煞費周章的把孩子送來呢？請相信家長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自己會為他的孩子操心，旁人大可不必越俎代庖，替他們太操心。何況，能做這種決定的家長，在全天下中，也一定只是極少數的少數，千萬不必煩惱在家自學的人多了，學校就要關門。（聽到有人「在家自學」，馬上想到「學校要關門了」，這種直接反應直接推理，其實是一種思想的怠惰的表現，這種人的判斷必定是不合理的，他的煩惱也是自找麻煩而已。天下的事情，並不會像他想的這麼簡單。）
注三：一直以來，讀經界都有類似的問題。最明顯的是去年，有人質疑陳功雄先生的美樂教材太貴，而且舉市面上的CD相比，以為陳功雄「假文化之名，行欺詐之實。」這種說法，亦是「不倫不類」。不過，這種說法很常見，不只現在容易產生，其實在孟子書上，孟子就遇到過了。滕文公下篇有這麼一段對話：「彭更問孟子，你接受國家給你的這麼豪華的排場，你也太過份了吧？孟子說，如果沒道理，一碗飯都不可接受，如果合道理，舜受堯的天下，都不過份，你說他過份嗎？彭更說：不敢這樣說。但一個君子沒幹什麼苦力，就得到報酬，好像不太對勁。孟子說：勞力的人出了勞力，你知道給他報酬，而一個君子，內守道義，外治國家，怎麼不能拿報酬呢？彭更說：那些勞動者，目的是為了報酬呀，君子難道也為了報酬而來嗎？孟子反問：你是看他對你有無貢獻來考慮給不給報酬呢？還是看他是否求報酬，來考慮給不給報酬？彭更說：我是看他來要求報酬，才給報酬呀。孟子設例說：如果有一個水泥匠，他來把你牆壁弄得亂七八糟，但他說是來求報酬的，難道你也給他報酬嗎？彭更說：當然不給囉！孟子就說：看吧，你是因有貢獻而給，不是因是否要求報酬才給吧！」一般人容易患彭更的毛病，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去讀經，教讀經的老師對他的孩子有很大的貢獻，但因為這老師有君子之德，不是為求報酬而來，所以人們就對他苛薄，以為這是理所當然。如果老師要求一點報酬，人們就懷疑這個老師德性不高。大家不想想：難道德性高的人就活該挨餓？其實，不以報酬而教讀經，是老師的願意奉獻。而要給報酬，乃是受益者應盡的本份。讀經老師要求報酬也是合理的，不可以以他要求不要求報酬來衡量他的德業。陳功雄先生一生以推廣音樂教育為職志，其他維生的路，都給自己放棄了，他謀生也就只剩下這一項了。他到處演講，講得讓人知道音樂教育的原理了，然後大家到別處去買教材，還說其他地方的教才比較便宜，說陳功雄是在坑人。同理，教讀經，如果是免費的，則大家以為理所當然，因為「他在做好事嘛」，「他在推廣文化嘛！」如果這是每週一次的讀經班還好，但如果全天的讀經，不收費怎能維持呢？我每一想到這些事，就覺得世間人很不公平，就想哭。不過，之所以不公平，不是這些人狠心，他們只是因為愚昧，沒想到這麼多，以致於如此。所以，算了，不哭了！
以下附錄「徐復觀當前讀經問題之爭論」，那時的論爭，主要是針對「成人讀經」「社會讀經」。至於「兒童讀經」，則請參考近年的各種兒童讀經教育理論。
徐復觀當前讀經問題之爭論
1952年9月12日，選自《徐復觀文錄選粹》
一
目前應否讀經,實在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主張讀經的人,似乎尚未提出應當讀經的充分理由以及讀經的方法。我們不能僅以政治“工具”的觀念來主張讀經。政治之工具非一,“經”在許多工具中未必是一最有效的工具。其次,過去的經,是代表學問的整體。漢人的“三十而五經畢”,學問上大體就告一段落了。但經在今日的文化中決難居於獨佔地位,則如何去讀,當然也值得認真研究一番 。
在反對讀經的一方面,我覺得所舉出的理由也很少能成立。目前反對讀經的空氣,實高過主張讀經的空氣。以下試將時下流行的幾種反對理由,略加以考察。
第一,反對讀經最普遍的說法,以為讀經即是復古,我們如何可以復古？關於古與今的關聯,我在答友人一書中(見《民主評論》三卷十八期)曾略加提過。首先,我應指出歷史上沒有真正復古的事情。有的是“托古改制”,如周官在中國政治歷史中所發生的幾次作用,及日本明治維新的“王政復古”。有的則系原始精神之再發現,如路德宗教改革,特求之於《聖經》的“直率的語言”。及宋儒之不滿漢儒,顏李之不滿宋儒,皆直接從四書入手。更普通的則為接受前人的精神遺產,由“承先”以“啟後”。沒有這種工作,則每一人都把自己當第一世祖,都是猿人,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呢？上述三者,都有其特殊的意義,也都有其相互的關聯,都是與古為緣,但不能說那一種是復古。“經”是中國的古典。英國人讀莎士比亞甚至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不是復古,何以中國人讀中國的古典便是復古？復古,不僅是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站在真正現代史學的觀點而論,“復古”一詞,並不能成立。
第二,有人舉出“經”中許多現在不可實行的事情,如喪祭之禮等,以證明經之不應讀,其實,每一文化精神,常是通過某一時代的具體事件而表現。某一時代過去了,某一時代的具體事件之本身,多半即失掉其意義。讀古典,是要通過這些具體事件以發現其背後的精神,因此而啟發現在的精神。孔子已經說過：“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孟子已經說過：“固哉高叟之為詩也”,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並且說”盡 信書,不如無書“。一切大宗教的經典中,都混淆著許多神話。我不相信現在信宗教的人,是連這些神話都硬吞下去；而反對宗教的人,也不會拿這些神話的成分作反對的重要理由,因為這不是宗教中心問題之所在。一般人只知道宋是儒學復興的時代,而不知宋也是疑古的時代。朱子所疑之書,即有四十種；尤疑《書經》與《孝經》,故不肯為之作注。經且可疑,豈不可加以選擇。因其可加以選擇而即斷定為不應讀；因其所敍述之具體事件不合於今,而不考察其具體事件所代表之精神如何,即斷定經為不應讀,此種膚淺之見,也很難成立。
第三,是有人引了許多歷史證據,說讀經對於政治沒有好處,主張讀經的人多是無聊之人；並進一步主張政治不靠道德,而是要靠韓非和馬基維裏(Machiavelli)這類的統治之術。更提出一聰明結論,說統治者自己讀經作修養之用,未嘗不可；但不必推之社會(此文聽友人轉述,但未親眼看到)。這種說法很巧妙,一方面,比上二說似乎實在,一方面達到了反對的目的,而又不太得罪主張讀經的人。其實,中國歷史上,讀經有好處與無好處,讀經的有好人與有壞人,兩方面都有很多的材料。問題是在兩種相反的材料中,哪一種與經的本身有必然的關係。等於問許多好的和壞的僧侶中,哪些是和宗教的教養有必然的關係。如壞的僧侶與教養有必然的關係,則教養將隨僧侶而俱倒。否則打倒了罪惡的僧侶,而仍無礙于路德們之根據《聖經》“率直的語言“以宣導宗教改革。所以僅擺出片面的材料以下斷語,這不是研究問題的忠實態度。至於說蕭曹之未讀經而政治幹得很好,這只說明各個人的政治才能,可以來自各種不同的經驗；是否由此可以得出讀經即妨礙了政治才能的結論呢？是否中國歷史上凡鄙薄儒術的個人和朝代,即在政治上有了成就呢？統治者可讀經以作個人修養,是不是“經”僅是統治者的工具,與一般人無干？或統治與被統治者完全是兩個對立階級,而無人性的共同點,所以宜於彼者不宜於此呢？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讀經問題,應有一社會文化的觀點,不能完全粘貼在政治上面。秦之焚坑,東漢末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黨碑,偽學,明之東林複社,無一不是對儒家的一種摧殘壓迫,何以見得“經”完全是統治者的工具,以對統治者之效能,來衡斷經的價值呢？至於主張馬基維裏這一類的極權主義者之反對道德,因而也一定會反對儒家,反對經,這只要想到法家對儒家的攻擊,則此一論者真正論據之所在,倒不難了然的。
第四,還有的說法是“對經有研究的人,都不贊成讀經”。此一說法的問題是在於其所謂對經有研究的是哪些人？其有研究是自己覺得,還是社會公認。並且凡是反什麼的,都以為自己是研究了什麼,不然便無從反起。反宗教的一定是研究了宗教,反資本主義的一定是解剖過資本主義。這裏乃是一個基本態度問題。所以說這種話的人,只算是說明了他的態度,不算說明了他的理由。尚有一種人以為“古書在古有當有不當,在今則無一當。”經是古書,所以今日不宜讀。照這種說法,豈特中國的經不宜讀,中國今日可讀的,恐怕只有用王雲五先生的四角號碼來編的報紙雜志（誌）了。只有如此,讀書人才勉強可與古絕緣。
以上,我看不出反對讀經者舉出了充分理由；由此,亦可見當前知識份子對於文化本身的問題,也缺乏一種謹嚴認真的態度。
二
但是,除開當前反對讀經者的各個理由以外,若從整個歷史文化演進的過程看,從中國近百多年歷史的夾雜情形看,則我對於反對讀經的現象,倒可寄以同情；而中國文化本身受累之多,及當前中國知識份子因情形的夾雜而來的負擔之重,使人真有任重而道遠之感。
有人說,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當於歐洲中世紀的文化,此種說法,我不能承認。很簡單的理由是：歐洲中世紀的文化,是以神為中心的文化。歐洲由中世紀走向近代,首先是由天國走向人間,由教堂走向世俗；所以進入近代的第一步,是建立世俗的國家,建立世俗的觀念,可以說“世俗化”是從16到17世紀新興勢力主要努力的內容。但中國的文化,本來是人間的,是世俗的。這一基本的區別,如何可以抹煞？但若僅從外形上看,則中國以“經”為中心的文化,是中國的一大傳統,與歐洲中世紀宗教文化之為歐洲之一大傳統,即有相同。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須接受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觀念 ,以應付新的情勢,亦與歐洲近代的黎明期有相似。為了接受新的事物與觀念,總系以反傳統開始,乃自然之勢。“五四”運動以來之反讀經,當然是由這種自然之勢而來的。它本身有其歷史上的意義。
其次,以經為中心的中國文化,是一道德性的文化。並且是一個大一統的文化。我們若暫時把道德與一統本身的內容區別,擱置不談(如中國性善,歐洲中世紀為原罪；中國以人為中心,中世紀以神為中心；中國重視主宰性,中世紀重視皈依等),而僅就粗略的外形看,則與歐洲中世紀有相似之處。道德性的文化,一統性的文化,從某一方面說,是人的生活之向上,是人的生活之調和。但從另一方面說,也可以招來知性的沉滯；換言之,也可以招來生命力的束縛。近代基本精神的動力,一是“為知識而知識”,一是“為財富而財富”,這才是近代文化的兩根脊樑,尤其是後者。這兩根脊樑,都常要求從文化的道德性與一統性中得到解放；因此而“五四”運動以來的反讀經運動,我們也應承認其有一解放的作用。
但,畢竟因為中國的傳統,與歐洲中世紀的傳統,有其內容上之不同；並且中國的反傳統運動,已較歐洲落後了四個半世紀,於是在此過程中,不能不多出許多夾雜。不瞭解這種夾雜,不能從夾雜中透出來,而僅抱一偏之見,一往直前,這便使中國知識份子至今一無成就。
首先,以經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道德文化,它本身不似宗教之與人間,存在一種隔離性。反宗教的傳統,常是反對這種隔離性。中國的傳統,沒有這種隔離性可資反對。
其次,宗教傳統,有一固定“教會”為其負荷者,以與其他勢力相對立。歐洲近代黎明期,只是反教會教皇,而並不反教義。這便不是反對宗教之本身。到了17、18世紀,才流行“理神論”,使新思想與教義調和,也沒有把宗教一筆抹煞。所以真正說起來,歐洲近代的反傳統,是有其自然的節制。但中國的經,並無一特定負荷之固定團體,與其他社會勢力相對立；於是這一反,便直接反到經的本身,反到傳統的根荄,等於要連根拔起。老實講,連根拔起的反傳統,是會反得兩頭落空的。
還有許多人認為經是代表封建的東西,反讀經即是反封建。歐洲近代的開頭,與反羅馬教會一起的是反封建。此種說法,必須先接受馬克思的一個大前提,思想完全是由生產關係所決定。但馬克思以小資產階級者生於資本主義鼎盛之19世紀,而宣導共產主義,此一事實,已否定了其本身所建立之大前提。同時,歐洲之反封建,有僧侶、領主、貴族等具體的物件,當時並沒有提出那是封建思想,因而反對之。中國的反封建,缺少社會性的明確物件,卻直接指向中國文化中心的“經”上面,其與歐洲反封建的意義,自不相同。況且中國之反讀經者,常以歐洲啟蒙運動相比附,而不知儒家德治、禮治思想,卻在法國、德國發生了推動啟蒙運動的作用。此一歷史事實,應當可以供指“經”為封建思想者以反省。(此點將另文介紹。)最後,歐洲中世紀以宗教為中心的傳統,其根據地在羅馬。這對其他許多國家來說,都是非民族性的。拉斯基(Laski)追溯英國宗教改革所以容易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對於僧侶們與國外的關係所發生的疑惑,即系由於丟都爾(Tudor,1485-1603)王朝的民族主義的意識。但以“經”為中心的傳統,是我們民族的血肉相承的,這在反的上面,豈能毫無分寸。
更從積極方面去看,歐洲近代黎明期的知性解放,都遇著以宗教為傳統中心的反抗,如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哈威等。從這種反抗中解放出來,便成就自然科學。這是有不能不反之勢。說也奇怪,中國對於自然科學之嚮往,乃至在實際上稍有成就,皆出之孔孟之徒,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其事實皆斑斑可考。最低限度,中國向知性的追求,並沒有受到以孔孟為中心的傳統反抗。中國真正研究自然科學的人,縱然對傳統毫無興趣,但誰也沒有因此而受到壓迫,或有被壓迫之感。關於科學方法的介紹,只嫌做得不夠。“五四”運動,雖揭科學與民主以反對禮教,但當時並沒有人拿著禮教去反對共和,當遺老的只是極少數。更沒有人拿禮教去打自然科學。當時領導人物如胡適之先生,在其英文本“先秦名學史”中,宣言他打倒孔家店的兩大戰略,第一是解除傳統道德的束縛,第二是提倡一切非儒家思想,即諸子百家。在他這兩大戰略中,我看不出哪一戰略是與成就科學與民主有必然的關係。在胡先生兩大戰略中,只看出他對自己民族歷史文化的一種先天憎惡之情,希望在他的實證的考證事業中將主幹和根拔起。胡先生當時聳動一時的一是白話文,這針對文言而言,是有一確定的物件與意義,所以得到了成功。一是他的“紅學”(紅樓夢之學),也給當時青年男女以情緒上的滿足。我記得民國十年有位劉子通先生到湖北來傳播新思想,先講心理學,大家無所謂。後來帶著學生到城牆上去講紅學,一般青年才真正意識到傳統與非傳統的鴻的鴻溝,而為之一時風動了。胡先生只掛著科學與民主的招牌,憑著生活的情緒,順著人性的弱點去反傳統。傳統受了打擊,胡先生成了大名,但知性是能憑藉紅樓夢考證而得到解放,而能有所著落嗎？以紅學的底子去反對孔孟,無怪乎他對科學的真情,反而趕不上讀孔孟之書的清季若干士大夫,決非偶然之事。其與歐洲近代黎明時期之因解放知性而反對傳統,沒有可以比附的地方。
真正說起來,以“五四”運動為中心的反傳統主義者,實以想改變社會生活習慣,社會生活秩序為內容的。這一點,我承認也有其意義。但歐洲社會生活之改變,是拿“為財富而追求財富”作一主題,隨財富追求者之成功而社會秩序亦完成其改變的。換言之,各種建立新秩序之思想,是環繞資本主義之發展,使資本主義之要求得到“正當化”的地位而發生成長的。我們也或許可以不滿意此一歷史事實。但此一事實之另一意義為社會秩序之改變,因其有一明顯之目標,因之,有一自然之制約,而得賦予一堅實之內容,故能順著一條路下去,開花結果。新地理之發現,新技術的發明應用,都鼓勵並保障了財富追求者,使其能衝破潛在人心之內及人心之外的各種限制,一往直前,把輝煌的產業,擺在社會面前,使當事者滿足,旁觀者欣羡。傳統為要求自己的生存,只能努力於自身對此一新環境之適應,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但中國沒有趕上這一幸運時機。在西方資本主義壓抑之下,沒有鼓勵保障財富追求者的條件。加以由財富追求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在我們以孱弱之軀,緩慢之步,想向它追蹤繼武時,它的本身卻已盛極而衰,另一新的勢力,新的意識,想向它問鼎之輕重了。於是我們社會新的秩序,到底以何種勢力為骨幹,向何種方向去形成,都令人捉摸不定。主張革新的人士,只要求傳統向它投降；認為傳統投降了,一切便得到解決。問題的不能解決,只是因為傳統在作怪；傳統投降了,卻對傳統無法收容,覺得只有盡坑降卒四十萬,才妥當而痛快；但傳統坑盡之後,並沒有一個新社會來作反傳統者立足之地。而且最奇怪的現象是,凡是極端反傳統的人,都是在新的思想上,新的事物上,乃至在一切學問事功上,完全交白卷的人。錢玄同這種人不待說,胡適先生自己,除了背著一個包著瓦礫的包袱以外 ,誰能指出他在學問上的成就是什麼？“好人政治”的提出,連“民主”的招牌也丟掉了。
傳統是由一群人的創造,得到多數人的承認,受過長時間的考驗,因而成為一般大眾的文化生活內容。能夠形成一個傳統的東西,其本身即系一歷史真理。傳統不怕反,傳統經過一度反了以後,它將由新的發掘,以新的意義,重新回到反者之面前。歐洲不僅沒有反掉宗教；而昔日認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拉斯基在其《歐洲自由主義之發達》中,敍述了自由主義的成就後,接著說：“不消說,其代價(自由主義的成就)也是非常的大。即是,因此而我們失掉了使用若干中世紀的原理的權力。這種原理之復興,在我想,認為確實可成為人類的利益。“(日譯本第九頁)這是歐洲反傳統得到了結果以後,所發出的反省之聲。
三
依我個人粗陋之見,中國的傳統,不是需要反,而是需要清理。清理的物件,是由我們文化所憑藉的歷史條件帶來的東西。
我們文化所憑藉的歷史條件,若以之和西方比較,不難發現一最大不幸的事實,因此而可對中國古往今來的一切知識份子,寄以同情。西方文化,自希臘以至近代,都是由社會財富所培養出來的。中世紀的骨幹是教會,教會也是一種獨立性的財富團體。歐洲的政治宮廷,對文化的關聯,是渺不足道。此一事實,使知識份子,可以自立于現實政治之外去從事文化工作,而不受到政治的干擾。當然,社會的本身,對文化也有制約的作用,但這種制約是分散的,間接的,彈性的；而現實政治對文化的干擾,則是集中的,直接的,強制的。西方文化在社會財富基盤之上,依然可以保證文化之純粹性、超絕性,而不致受現實政治利害的限制；雖然有,也可一層一層地突破。偉大的宗教與科學,都是在其一往直前的純粹性與超絕性上所成就的。中國文化,自始即以政治關係為中心。集大成的孔孟,都要“傳食于諸侯”,靠政治關係吃飯。群雄並立,利用群雄好風好雨的間隙,大家還可以選擇較為適合的環境以自鳴其說。及大一統之局既成,社會財富,不能與士人結合起來以自立於社會之上,於是士人要有所成就表現,只能在一個惟一的現實政治關係中打轉,這便影響到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純粹性與獨立性。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即為隱 之士,假定對政治有所不滿,便有隨時被指為叛夫之虞。知識份子沒有自由活動的社會平面,文化即失掉其自律與自主的伸展。宋儒及明中葉以後一部分士人,漸意識到文化的社會性,而不把朝廷視為文化的函數,故儒學得到新的發展。(《朱子語類》卷八一,黃卓錄“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儲,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是也”。此系儒家對君主之基本態度,但此一態度能
盡量發展嗎？)然結果都受到政治之打擊與束縛,其基本精神,不能繼續下去。一般士人,為了做官而談政治,決不能構成政治學；為了爭寵而說有談無,決不能構成哲學。於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士大夫,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挾帶著滿身政治污穢,而中國文化的真精神,也常不免和這種污穢夾雜在一起。此一歷史的條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現在的知識份子,應從這種自反自悲中奮發起來,清理我們文化在歷史中所受的負累,使幾個頂天立地的觀念,徹底透露出來,以潤澤現在焦萎欲死的人生,而不必先憑一股淺薄顢頇之氣,要反一切,打倒一切,輕薄一切。
基於上述觀點,落在讀經問題上,我補充以下的理由,是贊成有限度讀經的。
第一,我們假使不是有民族精神的自虐狂,則作為一個中國人,總應該承認自己有文化,總應該珍惜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例子,像我們許多淺薄之徒,一無所知的自己抹煞自己的文化。連蘇聯把文化的階級性說得這樣死硬,但現在連恐怖伊凡也拿出來了。假定它的歷史中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我想蘇聯總會把它捧到伊凡以上去吧!中國文化,是一個有“統”的文化,不似歐洲作多角形發展。而此有統的文化的根源便是“經”。胡適之先生拿諸子來打“經”,來打儒家的策略,他沒有理由說“經”說“儒家”在文化上的地位,比諸子百家經,而僅是擒賊擒王的辦法。一口說不讀經,實際即一口抹煞了中國文化的主流,于情於理,皆所不許。
第二,我們要承認變中有常,人類始能在宇宙中歷史中取得一個立足點。而常道之顯露,總是超越時間性而永遠與人以提厮指示的。中國的經,不能說都是常道。但在人之所以為人的這一方面,確顯示了常道,而可對自己的民族,永遠在精神的流注貫通中,與我們以啟發鼓勵、提厮、溫暖,我覺得這是無可置疑的。
第三,我們應坦白承認是在流亡之中。莊子說：“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以喜矣”,何況是自己文化的根源。流亡者已經失掉了地平面上的卷舒,何可再失掉精神上縱貫的提攜維繫。
操專門之業,而其業與經有關的,如史學、哲學或文學等,皆應精研經中有關的部份,這是不待說的。至於一般讀經問題,我認為在小學中應有若干經的故事,應選擇若干切近而易瞭解的經中的文句,作學校中的格言標語,于周會加以講解,使受了國民教育的人,知道中國有經,有聖人,有切身做人的道理。再將《論》、《孟》、《學》、《庸》、《禮》、《詩》中精選若干,共不超過一萬言,或匯為一篇,在課程中立一專課。或分別插入國文公民中,而將現在課本內許多無聊的東西抽掉,按其內容之深淺,分別在高初級中學中講授,更於歷史中加一點經學史。如此,則學生之負擔不加重,而經之大義微言,亦略可窺其大概。大學則應近於專門之業,以其所專者去治經,可不列在一般讀經範圍之內。
除學校教育以外,我希望成年人,不論作何職業,手頭能保持一部四書,可能時,再加一部《近思錄》,於晨昏之暇,隨意流覽,我相信對於自己的精神生活總會有所裨補 的。但這只可出之於社會的提倡,而不可出之於政府硬性的規定。有人很瞧不起四書與《近思錄》,覺得太平常了。平常確是平常,但只要你能體會得到這種平常,你才算對於中國文化摸到一點門徑。
其次,還要附帶提一點對於經的講解問題。考據校刊,乃專門之業,與經之大義關係不大。朱子曾經說過,這與義理是另一學問；姚姬傳亦以義理詞章考據三門平列。學校授經,當然應該注重義理。有的先生以個人的興趣,在幾點鐘的功課中,強學生以校刊考據之業,真是於義無取。此其一。中國的義理,與西方哲學不同者,在其實踐的基本性格。故缺少此種實踐工夫的,很難信其對經的義理有所瞭解。所以《論》、《孟》、《學》、《庸》,應以朱子集注為主；其他各經,有宋儒注釋的,都應加以尊重。因為他有這一段實踐工夫,精神可以相通,聲氣可以相接,對經的義理自較瞭解真切。縱使他們在名物訓詁上有不及清儒的地方,但這都無關宏旨。今日若欲繼宋儒而對經的義理作新的發掘,必須對西方哲學真有研究的人,把西方思索的態度與線索,反射過來,以作新的反省,才有可能。今人常以為幾天抄錄工夫,即可壓倒歷史權威的著作,以此種浮薄之氣,而言整理經學,則經學又將受到新八股之厄運了。至於今日包攬教科書利益的集團,喜歡把自己弄不清楚的字句、內容,選到教科書裏面,如把《論語》的“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選到初中國文裏,把《孟》子的養氣章選到高中國文裏,把乾文言選作大一國文的第一課,此種人,隨處都與兒童、青年為敵,那就更無從說起。
(附記：本文所說的經,是以十三經為範圍的。)
下面亦是先生同帖.
[ 本帖最后由 天津清羽 于 2008-1-1 17:46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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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2-7 21:3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