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宣传贴】名人谈学习古诗文经典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0 22:05:40

人文素质报告作者：杨叔子 最近，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智能制造国际学术会议，来了几十位境外客人，其中有一些是华人。会议期间，他们和机械学院的研究生开了个座谈会。临别的那天晚上，有个境外华人跟我说：“你们学校研究生的业务素质很不错，但是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思想了解不够。座谈时我问他们，‘君子不器’是什么意思，他们没人知道。我又问了其他几个问题，他们也不知道。看来大陆的传统文化教育应当改进。” 那么，“君子不器”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讲，君子，有学问的人；不器，不要作器皿。也就是说，不要一成不变，只有第一种用处、没有第二种用处，只能做一件事情、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一个有才华的人应该多才多艺，有多方面的功用，不能太单一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当前教育体制过于狭隘的一个批判。 孔子在当时就提出“君子不器”的思想，可见，我国的传统教育里有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中国教育有许多好的思想，但同时出的的确确需要吸取古代的教育思想，当然也需要吸收西方许多好的思想。中国有句古话，“温故而知新”，温习过去的东西，古为今用，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东西。 教育目的是什么？《四书》的第一本《大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是说，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使人们净化个人的心灵，陶冶个人的情操，培养个人的善良美德，在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弃旧扬新，从而使人们达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我们的大学培养人，不仅仅要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更应该站在市场经济的前面，站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去引导市场经济，引导社会发展。大学培养的不是今天的人才，而是明天、后天、 21 世纪的人才。所以每次给新生作报告时，我说大学应该做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第二，教会学生如何思维；第三，教给学生必要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能力。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不但讲了教育的目的，而且讲了教育的内容。孔子讲“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礼，主要指德育，“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就站不起来，不能做人。乐，不仅仅指美育；礼是外在的，乐是内在的。乐使大家彼此相亲，礼使大家彼此相敬；乐使大家彼此相同，礼使大家彼此相异，这在《礼记 ? 乐记》中讲清楚了。射，射箭；御，驾车；两者合起来就是体育和劳动；书，各种历史文化知识；数，数学。用现在的话讲，大体上就是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不但有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而且还有教育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失方向，只思考不学习，就学不到东西。这里的学不只是向书本学，更主要的是向实际学，向社会学，学习与思考必须统一起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但要自己学习，而且要相互学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学习好，必须先把工具准备好。“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见到的就看，到处看、到处弄，不行；学得太少了，不行；见异思迁，不行；太专一了，也不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要实事求是，这才是真正的聪明。这是不是说，孔子就不创新了？不是的，孔子是主张创新的。孔子处在大变化的时代，只是一味地重复过去的道理，重复过去的事情，会碰得头破血流。孔子引用了这些话，“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说，商汤的浴盆上写着，“如果每天洗涤自己，刷新自己，就要天天地刷新。”“《康诰》曰：‘作新民’”，鼓励自我创新的人。“《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孔子引这两句是说，周国虽然是个古老的国家，她的去是夺取商的天下，除旧布新。孔子不但讲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礼记 ? 学记》上而且讲了为什么办教育，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太长了，原文见附件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0 22:07:39

王元化 （著名学者） 这些年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倾向，以为自然科学直接与生产力挂钩，可以立竿见影地取得经济效益，而人文科学是不能直接产生这种效益的，它只是社会的一种点缀，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结果就形成前些年大学招生，文史哲等学科往往不能满额，或由于考生质量低，只得降格以求。等他们毕业出来，找工作又很困难。重理轻文的另一表现就是，过去综合性大学的校长多由文科学者担任，而这些年多改由理工科学者或行政干部担任。他们当中文理双修的通才毕竟很少，对文科的特点、功能并不是十分了解，往往采取轻视态度。人文学科滑坡，是影响人的素质的重大问题。不能想象，如果人民文化素质日益衰微，还能建设一个富裕、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提倡诵读古诗文，不是为了复古，更不是企图通过它来抵消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在汲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考核和分辨，探索并找出适当的资源来和汲取过来的外来文化同流合轨，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五四”时说过不要读中国书，这是特定时期偏激的话，有历史背景；今天对传统文化要冷静思考、科学对待。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0 22:08:33

留几个座位以后补充。。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0 22:12:32

由温总理讲话风格谈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失落 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引述宋代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中国的文明姿态。　　还是在３月１８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关于“工作风格”的问题时，温总理说：“在我当选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在谈到农业问题，温总理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也是在同一场合，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又徐徐道出辛亥革命元老于佑任的《望大陆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６月底，出任总理满１００天的温家宝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六周年庆祝活动。在出席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ＣＥＰＡ）协议的签字仪式后，他发表演讲，又以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七言诗《赠梁任父同年》为开场白：“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次日，在与香港医护及各界人员抗击非典的聚会上，温总理又引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来勉励大家。这句话是《礼记》中的“上不忧天，下不忧人”。温总理说，这是指要直面，要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现实是越挫越奋、越挫越勇”。　　９月１０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在谈话中，他指出，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然后，他又动情地引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的两句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可以这样说，温总理的每一次援引传统经典，言简意赅，爱之深沉，都在老百姓心中掀起一阵温情的波澜和久远的感动。温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他的脑子像computer，这是他在公开场合说的唯一一个外文单词。此后，即便是在外事场合中，温总理也没有说过一句外语。而不说英文的他却喜爱引用古代诗文。唐时当政者对诗文的重视从而培育了民间诗歌的兴盛，在我们的传统经典受到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今天，温总理无疑给了我们维护传统文明的另一种强大的支持。　　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一直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病态。西方人给了我们民主，尊重，平等观念的启蒙，但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和真正平等。我们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却不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人缺少一种信仰，而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吸取了西方传统的古代经典哲学，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大量吸取了我们传统的经典哲学。　　一个没有传统文明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传统文明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国之坤衰，关乎教育。综观我们的教育，宁可从小学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却很少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古典文化的启蒙。我们在感叹汉字的博大精深时常常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事实：用联合国的几种官方文字翻译的文件资料，汉文版是最薄的译本。而我们忘了千古绝唱的史书《史记》，只有那么一本，却记载了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经典读本中的精华，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断代和失传只能让我们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的教科书常常拿历代的英雄人物教育我们的孩子，却从不问英雄当年读了什么样的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而源头水之清甚于渠水，更甚于自来水。为什么我们弃源头水之甘甜而奔向渠水和自来水？　　我们的教育曾经受到时代的冲击而显得很不完美，特别是文革的弯路使我们对改革相当谨慎。但是大局的稳定，并不影响我们的某个版块的阔步前行，比如教育改革。教育不改革，是教育者之惰，教育管理者之拙。　而不加快古典文化的教育，我们只能看着我们的孩子大谈特谈亚里士多德，却不知老子哲学。这是我们的失职，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教育与学术作者：珩之恋）

小菜 · 发表于 2005-6-10 22:51:13

先顶一下！慢慢再看。。。

大风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6-10 23:22:04

中国文化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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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s.tom.com 2005年06月10日18时03分来源:南方周末薛涌

■编者按：本期刊出专稿，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5月26日在本版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纪先生的文章重在为人大国学院的成立鼓与呼，文章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而薛涌先生的回应，显然并不是简单为概念和观念而争，乃基于其历史研究和史观，彰显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其关怀的重心所在。

　　去年，蒋庆先生等人掀起了读经运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隆重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重估国学的价值》，阐述国学的意义。去年的读经运动和今年的国学院的成立当然不一定信守同一个宗旨。但这两个事件无疑代表着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

　　笔者无意反对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笔者反对狭隘地界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以排除外来文化的方式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人大的国学院是一个具体的学术机构，其前途决定于操办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边界，实在有讨论一番的必要。
　　一
　　纪先生称“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所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的”。他还特别引用了邓实的话“国学者何？一国所以之学也”来进行概念界定。

　　其实，这种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并非20世纪初的产物。最早的起源，至少要追溯的17、18世纪江户日本的“国学运动”。这一运动，最早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等人发足，后来到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而大盛。这些人，大多是以研究儒学、佛学起家，但后来渐渐转入对“古事记”、“日本书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等日本经典的研读。他们认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面临的种种文化问题和社会危机，来源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污染。在他们那里，以日语声音符号记载的“古事记”高于以汉文记载的“日本书记”，和歌优于汉诗，“源氏物语”表现的真性情高于朱熹学派的道德说教。日本文化独特优越；日本作为日出之国、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简而言之，这一国学运动实际上是江户时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试图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
　　这一运动，在江户时代就受到过批评。比如，本居宣长同时代的戏剧家上田秋成，对本居宣长的学说提出鲜明的异议。他称所谓日本中心的“大和魂”的理念，体现了乡下人的狭隘，是井底之蛙的世界观，对外面的世界没有见识。看看西洋人制作的世界地图，日本不过是一片小叶子一样的国家。再看看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之丰富，日本中心的学说简直是不自量力、让人家笑话。事实上，本居宣长本人的日记一直是用汉文写，他的一个主要生涯就是汉医。他对中国文化有激烈的攻击，但对孔子仍然十分尊重。他自己也很难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

　　不过，这种国学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一些国学家提倡的学说，是针对当时幕府推行的朱熹学说这种官方意识形态而来，是一种文化的反叛和解放。第二，许多国学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他们至少在潜意识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实在太强大，仅仅是日本文化难以与之匹敌。但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陷入固步自封之境地，无视外来的学术。日本文化则可以兼容并包，大力吸收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学术。江户时代的日本采用锁国政策。能够与日本进行有限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只有荷兰人。所以几乎所有欧洲的学术文化，都是通过兰学的孔道传入。一些国学家，在介绍兰学时不遗余力，认为日本既然是世界的中心，就必然是世界文化的汇聚地。他们希望通过与兰学建立文化联盟，壮大日本文化的优势。因此，得益于国学运动，欧洲的学术文化迅速传入日本。

　到了明治时代，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胜中国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大盛，国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重。到了二战时，这种国学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纪先生所谓现代“国学”形成的20世纪初年，正是传统的日本国学和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合流的时刻。许多留日的中国学人也在此时回国。所以这一概念的形成，明显受到日本国学的影响。

　　比较一下江户时代和现在中国的“国学”运动，就可以看出两者绝非毫不相关。现在不少国学派人士，把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危机归结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回归纯粹的中国学术，甚至称自己是“君子文化”，别人是“小人文化”，大有文化中心主义的味道，和江户时代的国学家十分类似。纪先生在定义“国学”时漏掉日本的“国学”的影响，也并非偶然。因为讲国学的人大都强调本土文化的纯粹性和优越性，甚至到了一种不看事实、一厢情愿的地步。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几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称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要纯粹也不可能。其实在中国，有所谓国学派所界定的纯粹的“中国文化”吗？就连国学这个词本身，也像“物理”、“化学”等现代词汇一样，多从日本转销而来。甚至有人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是几个留学生在日本创造的。话虽然夸张，但你要是看看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经历，就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二
　　如果人大国学院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使命，就必须面临着一个如何界定中国文化的边界的问题。《新京报》在报道国学院成立的消息时，特别附录了国学的定义，明确指出“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为主”。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

　　笔者这样说，绝不是以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来限制学术研究。事实上，自从近代学术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忽视周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把汉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主要动力；把少数民族的成就，简单地归结为“汉化”的结果。不错，汉文化产生了复杂的书写系统，经营着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确实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是，汉文化在处理军事事务(即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协调和周边民族的关系等方面，成就却往往赶不上一些周边民族。唐王朝固然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顶峰，但唐王室本身就是多民族混血的产物，其政治社会制度，也来源于南北朝期间长期的民族融合。安史之乱后，北方在大部分时间为“外族”控制，南面的汉族政权长期积弱，常常被人口只是自己的5％甚至1％左右的北方民族所征服。面临如此乏善可陈的汉族的军事传统，为什么我们要念念不忘“兵家”，而不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

　　如果以汉文化中心的观点看，北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历史上从辽、金，到蒙古、满清，基本上是在“异族”统治之下。只有明代200多年才是特例。汉族政权，即使在明朝这样强盛的时期，也从来没有解决北方的安全问题。

　　但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一般而言，在“异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央政权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即所谓国际事务)上都比汉族政权成功。这也是中国的版图在满清统治下几乎扩张了一倍的原因之一。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家F.W.Mote在分析辽宋时代的政治格局时指出：辽是一个帝国，宋则仅是一个勉强自保的国家。辽帝国是当时东亚和中亚国际秩序的核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比如佛教的大盛，就是受了辽帝国之益。汉语成为国际语言，也是因为以汉语为载体的佛教跨地区、跨民族的传播。他甚至指出，阿保机是第一个施行“一国两制”的人。他创立的南院、北院制，以南院统治汉人，运用传统的州县、三省六部制度，通过赋税获得农耕地区的经济资源，奠定帝国的财政基础；但他深知在军事上汉文化有着明显的劣势，过度汉化会使他的帝国丧失军事能力；于是以北院统治游牧民族，使用的是一套滋生于游牧民族的制度。两种制度，在一个帝国中保存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传统优势。这是他能够成就宋朝所不可企及的帝国气象的关键。

　　可见，这些所谓“异族”的成就，绝非一个“汉化”所能概括。相反，他们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比如蒙古的统治者忽必烈，不仅懂几国语言，而且对欧几里德几何学充满兴趣，对基督教也非常向往，绝非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人物。日本的蒙古学家杉山正明甚至认为，蒙古帝国是第一个全球化的推动者，是世界的中心。她连接了欧亚经济和文化，使用先进的货币：白银，并且把蒙古的军事机器、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才能，和中国江南地区的财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兼容并包的文化情怀，没有卓越的国际视野，很难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中国历代汉族政权所不可企及的。事实上，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融合能力，远在相对封闭的汉文化之上。

　　我们都承认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但在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是汉文化中心观，认为人家的“进步”就是“汉化”的结果，很少讨论汉文化应该向这些“异族”学什么。再看看当今中国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国家安全问题，乃至提出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中华文明中那些更善于容纳不同政体、文化，更会和多种民族交道，更为“全球化”的“异族”传统，是否给我们留下许多比经史子集更为宝贵的遗产呢？难道这些传统，应该被划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界之外吗？
　　三
　　其实，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边界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我们如何界定现代中国文化的边界。如今中国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是否应该仅仅算成人家的文化？再有现代的科技，中国文化包容不包容呢？你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讨论，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国同行中的引用率还高，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言必称哈耶克、伯克。那么人家这几个“老外”难道没有资格进入中国文化吗？

　本居宣长等人的矛盾之处，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存在不能离开中文的情况下，要创造一个纯粹的日本国学。同样，我们的国学派，离开外来的概念和语汇就很难讲话，却要创造一个纯粹的中国国学，回到经史子集。这是一个复兴中国文化的理性路径吗？

　　过去国外的中国研究叫“汉学”；如今则叫“中国学”。因为中国文明远远不能用汉文化来概括。如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要面临和世界文化融合的问题。所以，以笔者之见，“国学院”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名字，叫“中国文化学院”也许更贴切。“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看看日本的国学运动，到后来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强，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

　　(作者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电邮地址：evasicunxue＠hotmail.com)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0 23:36:38

<table height="126"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 align="center" colspan="3" height="80"><h1>赵朴老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赵朴初 </h1><div align="center"><hr /></div></td></tr></table><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10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1%" align="center" border="0"><tr><td valign="top" width="100%" height="200"> 全国政协赵朴初副主席欣然命笔，题写了“北京圣陶实验学校”校名，并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希望他支持舒乙、王志远等学者的办学事业。赵朴老在信中写道： 铁映主任、岚清副总理 及教委基础教育司的同志们： 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在此存亡续绝之际，我和其他八位老人发出了“建立幼儿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这一呼吁得到铁映、岚清两位领导的高度重视，我深表感谢。但从基础教育司所拟的答复中看，对如何进行传统文化教学试点似乎还有根本认识上的差别。答复中基本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必须从小抓起的观点，强调少年儿童尚未成年，“不利长远发展”，影响升学等等。如果照这条标准去衡量，戏校、体校、舞蹈等学校也同样不可办了。可见，端正对传统文化教学特点的认识是能否制订一项适当政策的前提。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能达到共识。我想重复说一遍，只要能给予舞校、戏校或科技大学少年班同等的政策就足够了。 老舍先生的独生子舒乙教授从事文化事业多年，成就斐然，且热心教育事业，在九年前创办了北京幽州书院。他的助手，副院长王志远教授等人都是学者，为传统文化教育已奔走了四五年。他们看到紧急呼吁后，给我们几位老人写了封信，毛遂自荐，要承当实验教学的任务。我个人认为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很有必要，也符合全民办教育的国策，此愿可鼓不可泄，希望领导给予支持，教委给予认可。 两年前发出紧急呼吁时，夏衍老人还在世。如今夏老故去，冰心、曹禺，身体都很衰弱。我们以风烛之年，未敢忘继承民族的文化，希望您们能让我们在有生之年重听弦歌，到古典学校中去走一走，看看后继之人。赵朴初 1996年7月8日</td></tr></table></td></tr></table>此帖由唐朝在 2005-07-14 20:00 进行编辑...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0 23:54:11

如果稍微提一下继承传统的话，就要扣上复古，文化自大的帽子，也太过分了。好，现在摆明了是西方文化最强，全面西化好了，全体变成香蕉人，未亡国先亡文化。其实这方面韩国就是我们的榜样，既保持了传统，又吸收的先进文化。（参见21楼的帖子）

唐朝 · 发表于 2005-6-11 00:07:42

好了，现在韩国要申请端午节作为他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就着急了，大肆批判。其实我们有什么资格批判，现在的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和偶尔划几下船，我们还了解什么？当然有些人也知道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但我们什么时候在端午节正儿八经纪念过屈原？论坛上有几个人在端午节正儿八经给宝宝讲讲屈原的爱国故事？又有几个在端午节给宝宝念念屈原的爱国诗篇？

大风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6-11 00:16:25

断送传统的也许恰恰是这些唱高调的。人大这个诞生在延安，以马列武装的思想体系在完成了对历史的割裂后，现在开始继承传统了，你觉得这样的复兴有多大的生命力呢？又是多少真诚呢？到头来伤害的还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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