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在国外待了一阵的人，难免有语言上的无奈。国语水平不断退步，词不达意和提笔忘字成了日常，而这外语上，又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写篇正经的论文勉强，若要讲究表达修辞，文化积累的短板就像枯水期的沙洲，彰显无遗了。
有了这个困扰，我就想到历史上的各位。民国的一群人早成了脚踏东西文化的典范，仿佛这个问题就不曾有过。作为一个“存疑派”，我是要把当年人的东西找出来，尤其是被公认为大家的，瞧一眼他们当年的英文水平。地缘上，钱钟书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标。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给饱蠹楼写了一封信，写明要一位中国学者 Qian Zhongshu于本校1937年毕业论文的原稿。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说没有查到，那个年代的论文未入电子档案，而且这篇论文在1998年出的一本书中收录过，可直接去借。
我自然知道现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艺病犯的时候，就是想要捧着原稿的历史感。既然找寻不到，这事我就当过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两周后又收到邮件说，你要找的论文是Chung-Shu Chi’en的吧，那个我们有。
哎！没文化真可怕！钱钟书三十年代的时候当然用的威玛氏注音，我发过去的拼音当然查不到。我红着脸回了信，揣上纸笔，奔往档案馆。
拿到那本来自上世纪的线装论文原稿时，就像到了藏宝图指明的终点。
钱钟书当年的毕业论文原稿，威氏注音：Chung-shu Ch'ien
先看了一眼标题，就吓到了：
“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这题目别说是硕士论文（钱老当年的学位等同于现在的M.Litt，杨绛翻译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硕士），就是博士论文，拿去导师那里估计也是被一顿臭骂，打回重来。即便是当时，论文也是往偏僻窄处着力，才不至于太过宽泛，难以下笔。一篇论文要跨越两百年的文献，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标题下论文写的如何呢？
钱钟书在前言就给了个下马威。引用了法国人Pierre Mertino的德国人Adolf Reichwein后，钱钟书说相关主题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献中还没发现，正巧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这文献综述写得霸气。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写的文字中都没有，找到其它语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写一写吧。
全文中暗藏不少这样的语气，时不时地讽刺一下英语作家跟在欧陆作家屁股后面辛勤翻译的往事。引用的选择也颇为有趣，比如谈到文献中就中国人高傲的描写时，就引用十七世纪英国人耳闻的中国世界观：“欧洲人有一眼，我们有双眼，而其余的世界都是瞎的。(The Chinese say, that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 themselves two, 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
文中的笔迹
考证的功夫更是深厚。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 scholar和关键词搜索的当年，钱老是看了多少书。
举个例子，钱钟书在文中考证了十七世纪英国的文献记载上第一位中国人。在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这本书里，他看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Thomas Hyde和詹姆斯二世在1687年9月的对话纪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Thomas Hyde自称从这位中国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但这个中国人是谁呢？Hyde学到的“不少东西”又有哪些？
围绕Wood和Hyde的著作，钱钟书继续找下去，他发现Hyde有一些未完成的书稿计划，其中提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而学到的“不少东西”则是中国的测量单位。Hyde在1694年出版的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的围棋和骰子。这样一来，考证才算告一段落。
顺便说一句，Hyde和Wood当年的作品是用拉丁语写的。
如果作者没留下什么考证的空间，钱老还会牢骚一句，比如在说到Robert Burton时，钱老评价道这家伙的固疾(besetting virtue)就是标明文献来源，整个作品一下子就没那么有趣了。
而我最关注的文采呢？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上原文吧。先看看这段总结陈词，排比用得和流水一样：
“The general verdict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s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tationar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Chinese ‘genius’ is ‘inferior to the European in science’.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Chinese character since Lord Anson’s voyage is ‘wily and crafty’. Their general verdicton the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is ‘boastful and pretentious’. If this i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their actual life, it is surely one with a vengeance.”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的臆断，言及中国文明必谈停滞，言及中国智慧必然落后欧洲科学，Anson王爵环游后的中国性格是狡猾诡诈，中国的古老是自欺欺人。如果这是对他们现实生活中国风格流行的一种反应，那这反应想必是带着些忿恨的吧。）
当然，钱式幽默的句子是少不了的。谈到不将翻译作品纳入考察范围时，钱老把这称作是“绅士的共识”(Gentleman’s agreements)：
“Common sense andliterary ethics seem to agree on the point that compilation is one remove lessfrom original composition than transl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re might be morefundamental brainwork is a conscientious translation than a perfunctorycompilation.”（常理和文学伦理都同意，编撰比翻译更近于原著的创作过程，虽然有时候一个严谨的翻译可能比敷衍的编撰更需要大脑的耕耘。）
写到这句的时候，想必钱老也会不由一笑吧。
第三章结束时的大排比
（限于图书馆要求，图就不能再上了）
看来看去，还是自己的英文太差。
论文的最后，钱老还给学科化种了个评语，
“（汉学）专业化的弊端在于，本专业的学生懂得越来越多，大众却越来越冷漠。中国这个话题已然不再是人文热情的一部分了”。正如绝大多数学科今日所面临的场景一样。
哎，总而言之…还是不说话了，默默读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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