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史大家——金性尧

huge57

[原创]一代文史大家——金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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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此帖，希望与喜爱读其著述、对其有所了解或研究的朋友进行交流。）

金先生仙逝已近周年。个人觉得，金先生这样的一代文史大家很值得学术界重视，其一生所箸，可谓是现代文化遗产不朽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读者对金先生著述的不断了解，爱好者日益增多，学人也日益重视。但对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却尚未开始，作为曾多所得益于金先生的一名学生，我很乐意与学界同仁交流，以在这方面做些实在的工作。

我所想到的，包括整理、出版其全集，其次应有年谱长编和学术性传记。其实，这些工作，出版界和家属已有所考虑、酝酿。

金先生首先是一位颇具独特风格的散文大家，风格近似周作人，并从鲁迅汲取甚多。在我看来，其散文成就比之周作人，更有发展。尤其是化学术性极强的文史小品为优美隽永之散文，乃其显著独特风格，实为现代散文艺术极品之一。

第二，其一生著述以文史为中心，由杂家而专家，由专家而大家。“北季南金”的口碑已流行多年，尽管季羡林与金性尧，所长不同，难于真正比较，但金先生在文史上的很多见解独特而重要，其深度和广度，令人叹为观止。惟其不喜长篇大论，一些真知灼见，往往点到为止，零散各处；或有学人愿意艰辛爬梳、集腋成裘，阐述发挥，当能一新耳目。

第三，因时代和政治的原因，金先生只能长期默默从事文史编辑，然而经其所编校、注释，或留诸史册、或启一代学人，功德圆满，当属现代难得之杰出编辑。

人生如有上述一方面的成就，已属难能可贵，而金先生却能综其为一体，达到极高的境界，实令后学景仰不已。

如有同仁见教，或显彰其生平事迹，或提示其散佚文字，当竭诚叩谢！

[ 本帖最后由 huge57 于 2008-5-27 22:15 编辑 ]

susan_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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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susan_1201 于 2008-4-11 16:15 编辑 ]

susan_1201

金性尧先生走了
文/杨梅酒
2007年07月18日，星期三

　　最开始是读《闲坐说诗经》，当时还不晓得金先生是哪路神仙，就是喜欢，觉得这小册子沉稳踏实，从容紧致，学问、见识、文字无一不好。那是中华书局“古典诗词漫话”系列里的一种，其中一本《夜阑话韩柳》也是金先生所作。

　　注意这个名字以后，又陆续读到《闭关录》、《饮河录》、《清代宫廷政变纪要》、《三国谈心录》等等，越读越喜欢，开始在新旧书店里特别留意金先生的书。除上面提的几本，还买到了：《一盏录》、《风土小记》、《土中录》、《伸脚录》、《六宫幽灵》、《亡国之君》、《奸佞春秋》、《清宫掌故》、《不殇录》、《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新注》、《啸傲霜天——《鲁迅风》、《杂文》散文随笔选萃》。解放前的旧杂志我没有足够的财力心力知识储备去收集整理，干脆放弃，不过还有《炉边诗话》和几本在台湾、香港出版的书想买，尚未碰到。

　　金先生的文字特别舒服（据说有知堂之风，我没好好静心读过知堂老人，不敢妄议），兼以旁征博引，史料充实，信息量非常丰富，更难得的是那种文章态度。水之扬评价说：“先生之文，不以文才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叫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妙。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她评得实在，是我模糊觉得，又总结不好的，录在这里。

　　金先生自述身世的文章不算多。我记得他写过年轻时候和鲁迅的那几次通信，以及中断联系的缘由，用客观冷静的调子回顾自己当年的冲动偏执，并无遮讳。还记得他写过自己最得意的才华出众的大女儿，在文革中服毒自尽，其时已身怀有孕。他写到由于环境的压力，爱女横死却不能以哀容示人，并且在思想汇报材料之中不得不反省这个“家庭问题”，违心写下对于逝去娇儿的批评检讨。痛之极矣！

　　金先生前几日在上海病故，享年九十有一。作为喜爱他的普通读者，心中怅怅，胡乱写几个字，略表追思。


http://www.landaishu.com/home/news_read.asp?NewsID=35475

susan_1201

2007 年 7 月 26 日　星期 四  放大 缩小 默认         


媒体为何不理“金性尧”




　　与季羡林齐名，被誉为“北季南金”的文史大家金性尧于7月15日因病去世，享年91岁。临终前金性尧还计划校注《清诗三百首》，终因身体有病、精力不济，成为遗憾。

　　如果不是从7月19日的《扬子晚报》看到这则消息，我还不知道金性尧老先生已于7月15日因病去世了。几天来咋一点不知此事？是我孤陋寡闻，没看到媒体的报道吗？出于好奇，我分别到Google、百度、雅虎等网站输入“金性尧病逝”几个字进行搜索，让人失望的是，竟然没搜到一条“正式”消息，惟一一条相关的，是名叫“一个人的书房”的网友写的《炉边人已去，一盏茶未凉》的帖子。

　　这样一位文史大家不幸去世，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界一大损失。遗憾的是有关媒体表现出几近冷漠的态度，不仅没有拿出足够篇幅来追忆这位文化界老前辈，就连他去世的消息都没有刊登。这与媒体对待娱乐圈的态度相比，实在相差甚远。这是一个令人深思、令人忧虑的现象。作为大众传媒，还是应当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对受众进行正面的引导为己任，在对待新闻事件的时候，不应厚此薄彼，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阶层化，把新闻娱乐化，把责任物质化。

　　孙仲 （江苏  读者）

http://www.chinaxwcb.com/xwcbpap ... 26/content_4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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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susan_1201 于 2008-4-11 16: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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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_1201

金性尧三国谈心录:金性尧
作者 金性尧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类别 现当代随笔
2006-8-26 23:13:45

原台湾远流出版社主编、资深编辑人傅月庵先生倾情推荐。抛开戏说，素有“北季（羡林）南金（性尧）”之称的考评大家金性尧还您一个真实别样的三国。本书是金性尧先生考评三国的历史随笔文集，对三国前后一些著名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点评，包括“曹操心事”、“三国风云”、“绝代美女”三大部分。作者史力深厚，根抵于“论从史出”的传统，所谈又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题目，于细微处著墨，却总能涉笔成趣，评品古....



还有谈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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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籍作家金性尧先生走了  
［ 作者：王冰    来源：舟山网    点击数：175    更新时间：2007-8-7    编辑：胡捷 ］




    惊闻金性尧老先生于7月15日病故，甚感痛惜。
    金性尧，笔名文载道、星屋等，是著名的文史专家，有人拿他比附季羡林，称“北季南金”，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和推崇程度，其影响辐射至东南亚，在定海的知名度反而小得多。人民北路上的金家老宅，向来少人问津，被拆除了前半部分之后，立牌为市级文保单位。
    现在，我们从半座金家老宅出发，对这位定海乡贤的人生足迹作一回顾。
                            满地江湖旧石苔
    定海人民北路上的金家老宅，为金性尧祖父所建造，祖父是上海“公和来”颜料行股东，因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口颜料短缺而致富。父亲继承家产后，在上海公共租界造了“葆壬里”——十六幢石库门楼房，金老去世前居住的北京西路1110弄，不过只保有两间了。
    1916年，金性尧出生于定海。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定海老宅里度过的，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先就读于阮氏家塾，后又到王家祠堂学了两年多的英文。十五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到上海学生意，按照父亲的想法，既已有中英文功底，再学点生意门槛，就可以接班了。
    金性尧到了上海，一头扎到文化圈里。首先赏识他的是阿英先生——大凡牵涉中国现代文学的似乎总绕不过阿英，由此，金性尧在《大晚报》的副刊上露面；其次是柯灵，让他在《世纪风》和《浅草》上发表作品。渐渐地，在文坛上小有名气起来。其后，又参与杂志的编辑工作，编辑过 《鲁迅风》、《萧萧》、《文史》等。
    1934年，十八岁的金性尧曾写信给鲁迅先生，一去一返，鲁迅给他回了四封信（目前，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书信只有四封，但金性尧对鲁迅先生是敬仰的。就在鲁迅先生去世三年后（1939年），二十三岁的他发起并创办了《鲁迅风》，秉承鲁迅先生辛辣的杂文风格，王任叔在发刊词中是这样说的：“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鲁迅风》得到了许广平先生的大力支持，王任叔、郑振铎、王统照、恽逸群等文化名将都是杂志的主要撰稿者，成为沪上“孤岛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鲁迅风》先后出了十九期，从组稿、阅稿、改稿、写稿，到校对、发行、广告等，都由金性尧一手包办。
    对于他在上海“孤岛文学”中的作用，美国学者耿德华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 （1937-1945）》一书中，作了专门的介绍。
                            邂逅陈编事可聊
    其实，在创办《鲁迅风》之前，金性尧已经在写作“鲁迅风”流派的杂文了，如他在《星屋小文》中收录的几篇杂文，还有1938年，金性尧与王任叔、柯灵、唐弢、周木斋、周黎庵等六人合出了杂文集《边鼓集》，后来又加上孔另境出了七人杂文集 《横眉集》。
    上世纪三十年代，金性尧的杂文，还曾发表在舟山的进步报纸《舟报》副刊上；在上海的舟山籍进步青年乐时鸣等创办《微明》杂志时，金振华 （金性尧化名）担任微明社社长，《微明》也是进步杂志，其发刊词说：微明是打退黑暗的先锋，是振起精神的原动力。
    金性尧的第一本作品集 《星屋小文》，是通过巴金先生出版的。当时，他随便地向巴金说起，想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一本书。巴金点点头，说声“好”，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第二天，金性尧把书稿交到出版社。过了两天，巴金先生亲自登门，跟他说：“这两篇不要收。”其他则未作改动，《星屋小文》顺利出版。
    可能是禀性的缘故，金性尧与周作人更合缘一些，周对他的文字也非常欣赏，两位结成了忘年交。所以，金性尧收有周送的好几本签名本，书札四十余通，等到金性尧的第二本作品集《文钞》出版时，就索性请周作人来写序了。
    《星屋小文》和《文钞》这两本书，现在都是稀罕物了。1944年出的 《风土小记》，因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重新排印，所以现在比较容易找到。其中收有多篇谈论家乡情况的，如《关于风土人情》、《忆三家村》、《食味小记》、《故乡的戏文》等，于舟山人来说，弥足珍贵。
    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文载道的名头已经很响亮，年轻的金性尧如鱼得水，交游广阔，除前文所提到的，相往来的还有：陈望道、沈启无、纪果庵、徐一士、瞿兑之、谢刚主、谢兴尧、周越然、黄裳、张爱玲、苏青、石灵、魏金枝、倪墨炎……
                            一分明月一分书
    三十多年过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文载道，已被人淡忘了。
    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唐诗三百首新注》，该书一出，风靡海内外，被目为“近百种《唐诗三百首》注释本中颇具权威、最有影响的注本之一”，累计印数已达三百万册，现列入北大、清华人文社科学院指定本科生应读书目。这一次，古典文学家金性尧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年金性尧66岁，早过了退休年龄。
    其后，注家金性尧一发不可收拾，《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接连出炉；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他的 《炉边诗话》；1988年，还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过 《诗词坊》丛书，自己撰写了《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1992年在香港出版，2004年中华书局发行大陆版。
    接着，金性尧又以文史专家的面目示人。1992年，在香港出版了《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前一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9年增订为《土中录》出版；后一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以同题出版。2002年，台湾出版《三国谈心录》，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同题出版简体字版。此外，在大陆出版的有：《伸脚录》，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亡国之君》、《六宫幽灵》、《奸佞春秋》、《清宫掌故》，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不殇录》，1997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饮河录》，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盏录》，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闭关录》，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性尧不仅注释古诗功夫了得，自身的诗词写作功底也很扎实。据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作家协会古代文学组到宁波旅游，天童寺僧捧出文房四宝恳请留下墨宝，众人推金性尧即席挥毫。他边想边写，从幼时游天童开篇，一路叙来，已是一首二三十句的五古，看到纸幅将尽，他自言自语说：“纸没了，该收尾了。”遂以两句作结，掷笔之际，兴犹未尽。这次不经意的演示，给同行者以很大的震撼。
                            万点芦花入梦来
    从作家文载道，到文史专家金性尧，其间有三十多年的时间，除了编辑几本书之外，金性尧不仅没有作品面世，有一阶段连生活都成问题。翻开《闭关录》，看看他自己的回忆。
    当时，祖父留在定海的金家老宅，自然是无缘居住了；父亲在公共租界造起的“葆壬里”——十六幢石库门楼房，也被占用一空，全家扫地出门；最后“落实政策”，总算发还两间。下放劳动时口风不紧，说了旧时蓝苹的一些情况，到文革时自然要算总账，“反革命”帽子扣到头上；最为看重的大女儿带着两个月身孕含冤弃世；十四五岁的两个女儿到江西下乡插队，连送到车站都是奢望；到干校给猪公倒泔水、烧猪食，休假时还要七十多岁的老母缝衣补裤……寒风凄雨，金老算是够幸运的，能够熬到云开日出，有很多人都熬不到这一天。
    说来有人会不相信，金性尧如此博学，却是连一张小学文凭也拿不出来的。不过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华罗庚、启功、王国维、陈寅恪、傅雷、宗白华、梁宗岱、鲁迅……哪个有像样的文凭？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文凭头衔之类的，是给行外人看的。“三十年代确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回过头来，他在《忆〈星屋小文〉》中这样感慨。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能够安静地读书写字，才是他一生的梦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能够做一个太平时节读书人，才是天公最大恩惠。”
    一个定海籍的作家学者走了，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走了。笔者在此遥祝，金老，一路走好，天上会有一张安稳的书桌给您留着的。（注：本文小标题选自金性尧诗句）

http://www.cseac.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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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金性尧 一个简单的读书人  
2007年08月05日 10:02:48 　来源：南方周末  


    家世和婚姻

    我父亲是浙江定海人，1916年5月5日出生，上世纪三十年代随全家迁居上海。当时祖父所投资的化工颜料厂获得很大发展，所得的收益一是在定海购地，造了一处前后三进的大院；二是在上海购地，建造了一条由十几幢房子组成的弄堂，除大家庭自住外，都用于出租。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幼年在定海完成私塾学习后，16岁到上海。祖父本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见他志不在此而专注于作文，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三十年代初，为躲避战乱，父亲在定海老家避难，这时认识了同来此避难的邻居武桂芳。巧的是，他们都喜欢读书写作，就这样他们走到一起。结婚那年，父亲虚岁21，母亲虚岁22。

    父亲真正走上文坛，还是受母亲影响。母亲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高中会考，母亲考了全市第一，照片还上了那年的上海报纸。母亲去世时，哀悼者送的挽联中曾有“春风得意第一”之句。母亲喜爱写作，她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文笔非常漂亮。2004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试卷中有道分析作文题，选的就是母亲的散文《怀远天的老人》。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父母不用为生计发愁，整天就在家里读书、写作，出门逛街就是去书店或者购买文物字画。虽然是乱世，但在书房里，父亲找到了他的精神寄托。在教育方面，父亲没有读过新式学校，但他接受的私塾教育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

    在文学创作上，母亲比父亲出道还要早。结婚初四年，母亲还没生育。她的性格和父亲完全不同。父亲能够天天在书房里呆着，在古籍文史里找到自己的乐趣，而母亲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那段时间，她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上海难民营及工厂女工的情况。柯灵前些年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我母亲当年想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虽然心里不乐意也不反对。但在出发的前一天，被我祖母发现后关了起来。母亲在青年时期写的文章，后来结集成《我背上了十字架》一书。

    小的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天到晚呆在他书房里看书写作。我们子女的教育基本上都是由我母亲承担的，她生孩子以后就彻底放弃了写作，解放后成了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



《鲁迅风》和周作人

    因为母亲和许广平相熟的缘故，父亲也结识了鲁迅，他们见过面，也有过书信来往。鲁迅给父亲的四封短信，写于1934年11月到12月间。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愉快，父亲并未向我提起。他的文章《一盏录》里详细地交代了前因后果，原来让鲁迅不快的原因是少年气盛的父亲在信中个别措词不当，不够尊重。但这番交往并未留下龃龉，也未形成偏见。

    两年后，鲁迅先生去世，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参加葬礼。1938年4月到5月，父亲还在到淮海路许广平家里帮助她校勘过《鲁迅全集》。同年12月，《鲁迅全集》出版。1938年9月到12月期间，父亲和许广平、柯灵、唐　、巴人、孔另境、石灵等人捐款创办《鲁迅风》杂志。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办这样一本杂志是很不容易的。巴人让当时在上海办小报的来小雍、冯梦云出面，到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注册登记，才拿到《鲁迅风》办刊的发行执照。名义上来小雍是编辑，冯梦云是发行人，但实际上的主编是我父亲。

    为了节省成本，使杂志能够生存下去，杂志不发稿费，办刊人不领工资，办刊地点就设在父亲家里。除了巴人、柯灵参与组稿外，杂志的发稿、校对、排版、印刷、发行、广告，都是父亲一个人。

    《鲁迅风》是一本周刊性质的同仁杂志，在版式和目录上学的是《语丝》，主要撰稿者有巴人、郑振铎、王统照、恽逸群、许广平等，偶尔也发一些国统区和解放区作家的文章。

    发刊词由巴人以王任叔的化名在父亲一稿上改写而成。发刊词除了引用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新中国的圣人”外，还认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

    柯灵认为，发刊词最后的一段话阐释了办刊宗旨：“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惟一的‘用意’了。”

    《鲁迅风》从创刊到停刊，共19期。发行地以上海为主，少量经过在邮电局工作的唐　之手，发到外地。因为杂志关心政治和社会现实，这本杂志很快就引起了汪伪政府情报特工机构的注意，《鲁迅风》被迫停办。后来，心有不甘的父亲和一位叫桑弧的作家又办了一本文学杂志《萧萧》。

    在父亲从事文学创作的那段时间，他和周作人也有来往。在文学创作上，他的散文受周作人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文学趣味相投，很少推荐他人作品的周作人在报纸上发文推荐文载道(金性尧)和纪果庵。

    为此，美国学者耿德华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史》里，有专文介绍父亲在散文上取得的文学成就。在当时的政治管制下，1940年后，杂感类的文章遭到当局禁止，这对父亲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认为，在“为抗战期中的中国文化界艰苦奋斗的毅力而祝颂”的同时，也应该“维护常态的精神活动”。抗战以前，他曾醉心于鲁迅和周作人很关注的魏晋文学，但这时候父亲由批判现实的杂文写作慢慢转向乡土散文写作，陆续出版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

    周作人评论我父亲说，读文载道的文章就像“他乡遇故知”，这些文章中常有“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受到”。文载道的作品具有某种爱国意义，虽然它“不足以救国”但绝不会“误国”。

    在创作上父亲也在竭尽全力实现周作人在他作品中对他的期望。他在文章里叙述写作中国风俗的必要时说：“觇民风是以测示一国的消长——如果有志之士能从人民的趣味、风俗、常识、风土、习惯上面加以研究与考测，从而使人如何提高，如何解放，如何充实，似乎与我们日夕提到的‘大众’，不无切实的裨助。”

    父亲与周作人曾有很密切的交往。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他很少谈及他和周作人的交往。在一次从未发表的谈话里父亲说：“我热爱文学，喜欢周作人，与他写信，来来去去。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放出来后，我在李健吾的阿舅家里看他，请他吃了顿饭。”　



《古今》和蓝苹

    父亲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读书人，政治观念不强。在日伪时期的上海，他除了编杂志外，也给别的杂志写稿，基本上当时上海的报刊都发表过他的文章。这些杂志里也包括《古今》。他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

    父亲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先是在报刊上看到《古今》，觉得这个杂志不差，上面也有地址，主编是周黎庵，我就写文章寄给他们。后来周黎庵希望我能够去做编辑，杂志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背景，因为和周佛海的关系，待遇很好，不用上班，每月去一次，就拿工资。和当时的其他敌伪杂志比起来，《古今》还算得上好的，后来一念之差——你写我写，周作人也写——”

    1949年以后，父亲先在春明出版社工作，与施蛰存等先生共事，后进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

    1963年，父亲和出版社的同事在苏州河畔的一家印刷厂里劳动。这个仓库里有很多1930年代的杂志图书，他们在劳动时无意中有人翻到了杂志上江青在上海拍电影时的老照片。

    中午在食堂吃饭排队时，父亲和另一位同事闲谈，父亲讲了他在抗战前在锦江饭店为“营救七君子”的座谈会上见到蓝苹(江青)时的场景。后来居然有人揭发交代，追查这件事。

    没想到到了“文革”时，造反派因此把已在“牛棚”里的父亲揪出来批斗，批判他对蓝苹和前夫唐纳的谈论，让他写情况说明，继而对他进行大围攻，还先后四次抄了他的家，把他积攒半生的珍贵古籍、古玩、字画等全部抄走，把全家“扫地出门”。父亲被造反派勒令到农村干校养猪接受所谓改造。因为这件事，父亲和另外七个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文革”中我们全家备受迫害，真所谓家破人亡。因受父亲的影响，已是大学外语教师的大姐被无端批判，因不堪忍受侮辱，服毒自尽，腹中还有才两个月的胎儿；在京的二姐也因父亲问题的牵连患上精神疾病；我和妹妹当年仅十五六岁就去江西插队，既不能招工进厂上学，连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被剥夺。

    父亲由于环境的压力却不能以哀容示人，还得在思想汇报材料中反省“政治问题”，违心写下对于自杀的大女儿的批评。



专才与通才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的“反革命”帽子被摘掉，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他的书发还的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原来的整幢住房也只发还了二间。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主编、策划了“古典文学基础丛书”、“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华活叶文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版)等书，受到读者的欢迎。

    1978年年底，父亲退休以后，找回了青年时代的作家身份。先写了《唐诗三百首新注》，接着是《宋词三百首新注》和《明诗三百首新注》。他其实很想再编《清诗三百首》和《民国诗三百首》，但因为清诗数量太多，工程太浩大了，体力不济，只能写些文史杂文。

    父亲一生，特别是到晚年，写作的欲望很强。做了一辈子学问，他常说：“有了想法就想表达，表达的方式就是写文章，如果不写不发泄，我就会很难受。”80岁以后，父亲每天仍要写2000字。

    每天早上起来，父亲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材料，然后整理思绪，中午稍睡会儿，醒后就开始落笔，一直写到晚上，一定要把文章写完为止。天天是这样。在这十余年里，他保持了很好的写作状态，文思像是爆发了似的，接连出版了《炉边诗话》、《一盏录》、《伸脚录》、《土中录》、《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等十几本著作。

    父亲86岁以后，精力越来越差，大篇文章不能写了，只能写一些短文章。这时他就觉得自己有点像废人一样，经常跟我说，“我不能写文章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废人了嘛。”

    我跟他说，不能写就看书嘛。他说：“我一定要在写文章的前提下去看书，才能看得进。不为写文章而看书呢，看了以后就浅浅的，就记不清。”

    父亲是把写作真正视作自己的生命。他脑子里还有好多东西没表达，觉得很难受。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口述我来帮你记。他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他的风格、文笔只有他自己写。

    2006年7月5日，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上海图书馆开了首次上海资深出版人出版精神座谈会，对父亲和王勉(鲲西)、何满子、钱伯城、魏同贤进行表彰，认为他们集古籍编辑与专家学者于一身，是文史哲方面的专才与通才。

    父亲最后一本书是《闭关录》。2007年7月15日上午10时20分，父亲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1岁。7月20日，他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金文男　口　述　□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陈军吉　采访整理)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08/05/content_6476187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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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性尧三国谈心录》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4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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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为伴的一生——记金性尧先生

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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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性尧先生以91岁的高龄，告别了相伴一生的纸笔和书籍。在他去世前的一二年间，我曾多次去他府上和病房探望。由于多年肺疾缠身，又加不慎跌倒骨折，他最后的几年几乎卧床不起，读写俱废。看到这样的情景，一
阵悲慨涌上心头：一个以读书写作为业的文人，一旦被迫离开了心爱的纸笔书籍，对于他来说，生命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金性尧先生于1916年出生在浙江定海的一个殷实之家。在家乡读完私塾后，16岁时便随兴办实业获利甚丰的父亲和全家迁居上海。但他却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而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并与同样爱好读书写作的同乡武桂芳女士结婚，取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由于不愁生计，金性尧这一时期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业，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基础，也迎来了他创作的一个高峰。那时的他追随同为浙东人的周氏兄弟，曾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作文。鲁迅先生去世后，他不仅去参加了葬礼，还帮助许广平校对过《鲁迅全集》。1939年1月，他和王任叔、孔另境等人创办的《鲁迅风》杂志创刊。这份历时半年的杂志，明确主张秉承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以刊发杂文、随笔为主。上海沦陷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生存的需求，金性尧不再写抨击时政的杂文，而向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靠近，写了一系列关于风土人情的散文，发表在日伪杂志《古今》等上，还担任了《古今》杂志的编辑，并结集出版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书。他的这些文章往往将文史记载与现实情景的叙述描写结合起来，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文史功底，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思考，确立了自己的散文风格，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周作人为此撰文推荐说，读文载道的文章就像“他乡遇故知”，这些文章中常有“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受到”。由于与《古今》的关系，这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成为金性尧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

　　解放后，金性尧先生先在春明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与孔另境等共事，并由孔另境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后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任第二编辑室副主任，负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及其普及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中华上编的近十年间，他专力于编辑工作并且成绩斐然。他主持编辑出版了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华活叶文选》，参与策划出版了被誉为哺育了一代中国人古典文学素养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两套小丛书，担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版）等重要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正当他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文革”爆发，金性尧先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下放劳动，全家也备受迫害。

　　“文革”结束后，金先生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他重新焕发出对出版事业的执著热情，在编辑岗位上忘我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由于为了让三女文男顶替工作，他于1978年12月退休。1986年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时，他早已退休。因为我是在他曾工作过的文学编辑室任编辑，所以也看到他常来小坐。他每出了新书，或亲自来送，或让其女拿来分赠同仁。他退休后，仍关心着出版动态，为出版社策划选题。有一次，他给我来信说：“近年来古籍出版方面，重复的甚多，因思诗话一门，尚有周旋余地，是否可出一套选本，略加必要的注释。”信后还详细开列了选目和资料来源。

　　退休后，金先生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又重回读写天地。金先生晚年没有其他什么爱好，又加耳朵半聋，不大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他先是承编辑工作的余绪，从事《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和《明诗三百首》这三种选本的注释编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同时还撰写并出版了古诗评论集《炉边诗话》，主编古典诗词鉴赏随笔集《诗词坊》丛书并撰其中《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两种。金先生长期浸淫于古典诗词，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解读有自己的心得。他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取诸家之长，融入独特之见，对唐人诗的作意作法进行仔细的辨析和精到的评说，是《唐诗三百首》众多注本中影响最大的一种，风行海内外，二十多年来累计印数逾200万之巨。他的《宋诗三百首》在作品的取舍方面，注重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和“驱使文字的本领”，既收录历久传诵的名篇，又发掘出不少为人们所忽略的佳作，体现了宋诗发展的概貌，是一部个性鲜明的经典选本。他本来还想编选《清诗三百首》等，由于精力的不济和兴趣的转移而没能完成。上世纪90年代散文热兴起，金先生也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致力于随笔创作，身体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写2000字以上，用钢笔抄得十分工整。十余年间，他先后出版了《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伸脚录》、《饮河录》、《不殇录》、《土中录》、《一盏录》、《三国谈心录》等十余种随笔集，几乎是一年一种。他的这些随笔，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谈史论诗之作，二是忆旧怀人之什。他的谈史论诗之作，往往由读书的感悟出发，或叙或议，挥洒成文，或纠正前人旧说之误，或阐述自己新得之见，多于史有据，直切文心，有很强的学术性。其忆旧怀人之什，于平和的文字中流露出沧桑之感。由于金先生亲身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文坛的许多事件，他的这类文章还颇具史料价值。2003年秋，他让其女文男交我一叠文稿，希望出版他在本社的第一本随笔集，书名为《闭关录》。他在后记中写道：“书名《闭关录》，固然也可解为闭户著书、闭户读书之意，但对我来说，也便是关门书的别称。今后零星的文章虽然还是写，但要出书，却办不到了。这既可说是规律，也可说是命运。”一个终身为文、著作等身的文化老人，始终系念的还是为文著书，实在让人感慨不已。这本书在次年夏出版，书中特地插了他的不少照片和其著作的书影，以为留念。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日下，这本书真的成了他的“关门书”。

　　金性尧先生具作家、学者、编辑于一身。青年时代以作家立足文坛，而后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晚年则以学者、作家的身份再为文坛瞩目，年近九十犹笔耕不辍。他的一生，真是与书为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