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儿童 教育 英语
查看: 15233|回复: 20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灌水] 从"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说起

[复制链接]
跳转到指定楼层
1#
发表于 2007-9-14 01:53:3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自己开始认识泰戈尔还是读了徐志摩的传记知道他们的交情开始的,看到上面读经人士的言论,心中自然冒出些困惑可否给点出处帮助提高一下02的认知。

评分

参与人数 2威望 +20 金币 +20 收起 理由
hq1966 + 10 + 10
dawnch + 10 + 10 泰戈尔写的东西还是好滴~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2#
发表于 2007-9-14 03:16:47 | 只看该作者
02GG好久不见.  和读经的没完了? 作为早期读经家庭实践者之一, 看来02GG当时读经读24史的经历确实不怎么愉快! 读经的诸位一定要吸取02GG的教训, 注意方式方法.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10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10 ^_^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3#
发表于 2007-9-14 07:31:46 | 只看该作者
早晨起来,还有板凳坐呢,不错。

"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说起?哪里写着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呢?

也请给点出处,也好知道个来龙去脉。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5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5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4#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8:51:1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3 一袋子宁静 的帖子

晚上给他读泰戈尔的飞鸟集,那诗真叫美呀。我跟他说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他觉得好奇怪,又觉得好骄傲,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不过我却看多了那些“学得胡语骂国人”的无 ...


http://bbs.etjy.com/viewthread.p ... page%3D1&page=4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5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5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5#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8:53:51 | 只看该作者
dawnch 2007-9-14 02:38 威望 +10 泰戈尔写的东西还是好滴~
dawnch 2007-9-14 02:38 金钱 +10 泰戈尔写的东西还是好滴~

泰戈尔是学贯中西,所以02才有一问,不然他老人家很怨,真不得了了,到底泰戈尔为什么每天都拜孔子了?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5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5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6#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8:55:14 | 只看该作者

[转载] 天空无痕 鸟儿飞过

[转载] 天空无痕 鸟儿飞过
来源:新民晚报

穿梭时空  知识界的责任
    在穿越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之何去何从,思想家们的思考似乎要比政治家们来得更积极。民国成立后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一大批享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被相继邀请到中国来布道,比如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玻尔、萧伯纳、卓别林……还有泰戈尔。
    当时的执政府或山大王戡乱兼并还来不及,哪有闲功夫听几位外国文士扯淡。出面邀请的人,绝大部分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是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或民间社团的代表。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改善和推进中国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的现状和进步。
    过去,有些人总以为,把那些大师请来做演讲的人,无非是宣传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即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大师的立场和思想,就会清楚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再说,那些大师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圣雄甘地的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只有对英国这样的殖民者才能奏效,倘若换作法西斯独裁国家,断无成功的可能。这已是常识,也可以说是泰戈尔之所以受到一些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多少都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缺陷,毫不奇怪。而大师的到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响,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脑子没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迷狂状态。


    把那些大师请到中国,哪怕只是短暂的逗留,不管目的何在,客观上则显示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开放意识、学术敏感和宽阔胸襟,与大师零距离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渗透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当中。从另一方面说,关注中国文化的前途,或者放大了说关注国家的命运,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和可贵品质。
    经过七八十年的历史沉淀之后,我们对此看得更为清晰了。(剑箫)
旧档新读  文化界辩论
    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主张,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纷争。
    192310月,郭沫若就以一篇《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文章中说:“‘的现实,的尊严,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而当年最早将泰戈尔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发表了多篇政治性评论,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并且请泰戈尔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
    作为信仰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学者的林语堂在19246月也发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批评泰戈尔大谈精神生活也无过是一种反应……我们只须先认定他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所以谋自存之道,不是什么哲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一办法,谓之精神安慰。
    鲁迅192411月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尔访华时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与此相反的是,梁启超与泰戈尔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甚至把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
    胡适说泰戈尔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一个人,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
    徐志摩毫不隐瞒对泰戈尔的崇拜之心,认为泰戈尔可称之曰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
  过眼烟云  泰戈尔:争议中的上海之行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仅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巨匠,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上海是泰戈尔19244-5月、19293月和6月三次驻留之地,尽管最为轰动、影响广泛的首次访华诱发了中国文化界的极大争议,但其在上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一页篇章,今天依然是值得纪念的。
    迎接泰戈尔
    1924321日,泰戈尔以64岁花甲之龄,携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国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泰氏大学葛玲教授和纳克博士等六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为了迎接泰戈尔访沪,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王统照两人,当天就从北京动身来上海,徐为氏作译员,王则为氏编辑演讲纪录。当时准备欢迎者,除文学研究会外,还有上海青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所以还设立了组织委员会请郭秉文、殷芝龄、刘湛恩三君为委员,已定沧州旅馆为泰戈尔之寓所
    泰戈尔人未到,著作先热。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这一天(412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发布的一则欢迎泰戈尔广告:我们盼望好久的印度大诗人兼哲学家泰戈尔氏已经来沪了!我们于欢迎之余,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要有一番研究才是,那么下列各书,都是我们亟应阅读的。这些书刊包括:《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冯飞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泰戈尔戏曲集》(瞿世英译)、《谦屈拉》(吴致觉译)、《春之循环》(瞿世英译)、《小说月报·泰戈尔号》。民智书局也推出了泰戈尔《人格》一书。难怪《民国日报》不无调侃地说:泰戈尔平生所作诗歌甚富……此次泰氏来沪消息传播后,此种出版品销路亦为骤增
    上海,给了泰戈尔热情的拥抱。
    精彩演讲词
    411日,吴淞口外大雾迷茫,来沪各轮多遭阻住,一直到12日上午930分左右,在晨曦薄雾中,热田丸号终于至杨树浦之汇山码头停泊到船迎接者,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潘公弼、钮立卿等,本埠印人与日人往迎者,亦有30余人,《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中外媒体,也到现场采访。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在接受东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即席阐述来华宗旨:予此次来华演讲,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拥提携。
    上岸后,泰戈尔即来到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23号、24号房休息。泰戈尔告知徐志摩等人,因近来身体不甚康健,加以不甚喜在公众演讲,愿与少数人聚谈,虽然这次将演讲东西洋哲学,惟仍不喜多见客,所以,即便是印人群访者甚多,仍不肯接见
    下午5时,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一行游览了上海的龙华古寺,观赏了正在盛开的桃花。晚上8时,泰戈尔在沧州别墅与徐志摩、瞿世英、张君劢、殷芝龄等人小酌。席间宾主言谈甚欢,9时半始散
    413日上午10时,泰戈尔携徐志摩等游览哈同花园。下午2时,参加本埠闸北印人欢迎会。4-6时半,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四个团体假借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草坪,举办欢迎泰戈尔访华茶话会。
    到场名家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张东荪、黄柏樵、朱经农、陆鼎揆等百余人。414日《民国日报》描绘其中的场面:场中前方用桃柳标栏环成半圆形,中置红绒沙发,备作泰氏座位,来宾席设后方,计划百余人,席不能空,则均蹲坐草场。
    在与会者热烈欢迎声中,泰戈尔发表了来华(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鄙人不能操华语,以前又未至中国,与人民相接触,且非一演说家,只为一诗人,故在众人前发言,略觉胆怯。致此次之来华,盖因春日和暖,万象更新,诗人亦觉思动。惟余只为一诗人,实难有贡献。诸君若有所求,贵国自有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及其他伟人在,故欲希望余有所贡献,却为难能之事。但中印同为东亚之国,故余临是地,较至他处为亲热,两国国情虽有不同,而余又不知华文,然余甚亲近诸君,敬爱诸君,两国人民犹如兄弟。又为事当存信心,若有信心,事必成功。吾人对于世界,当不分种族,互相切磋,择善而从。吾人可将此道由东方推行至全世界,尚劝道不尚武力,并望华印两国之友谊,日益增加……
    414日,泰戈尔一行去杭州游览。回沪后的418日下午3时半,文学研究会、江苏省教育会、大同中学、中华学艺社、青年协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约翰大学、中国公学、申报等上海20多个团体,各界人士约1200余人,假座商务印书馆,开会欢迎泰戈尔。
    欢迎会由沈信卿、聂云台联袂主持,沈信卿先致介绍词,指出泰戈尔此来不仅东方精神,得以表现,而全世界和平之朕兆,亦得于诗人之精神中。王岫庐致欢迎词,称赞泰戈尔以诗人言,则为世人所尽赞许;以教育家言,则其事业于世界教育史中,独辟一新地位;以哲学家言,则在融合东西洋及黄白人种间文化之功,亦可称道。随后,衣玄色长袍,冠红帽,仪容庄严而肃穆的泰戈尔发表演讲,由徐志摩翻译。
    期间休息,由周映湖演奏古筝名曲《普庵咒》,曲调悠扬婉转,很是动听。泰戈尔亦凝神静听,若甚有感
    散会时,已过6时。
    晚上8时,各团体代表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宴请泰戈尔一行,赴宴者中外人士共60余人。
    席间,宾主互致谢词,并欣赏了古筝和京剧名曲。9时半散席后,泰戈尔一行意犹未尽,即至第一台观京剧,12时赶赴招商码头,19日晨北上南京,继续他的中国之行。
    525日,泰戈尔北上演讲后回到上海。528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夕,在上海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告别辞,其中有一段说: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529日,泰戈尔一行即启程去日本访问,继续他的东方文化之旅。  (章云华)
    相关链接
泰戈尔的演讲词(节选)
    余最初对于中国,实于印度大戏剧家嘉利达之剧中得知,盖其中有一场,风掣旗帜,流苏动荡,而此流苏,即为中国制品。在此种含有诗意之感觉中,即得中国文化极深之印象。中印两国,本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之印度传来中土,即为中印两国文化互换之机会,印度以自身文化作礼品,赠诸中国,中国乐于接受,此种伟大的、牺牲的、包罗万象的精神,充溢于东方,因而造成东方伟大之文明。至余此来,实受一种感动,对于中国目前处境之危险、事端之纷繁、人民之痛苦,均所深知。每为祈祷,希望得安然渡此难关。
    余之来也,非旅行家、非佛教者,实为求道而来,故余所携,惟敬与爱。余至中国,如居古庙,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趋于败坏,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得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即如余来上海,在城市间固未曾得见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此诚深以为憾。野草枝蔓,损及田禾,此种现象,实所痛心。中国文化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呜呼可?
    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石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物质发达,真趣消失,将来世界,恐徒见闪烁死的光彩;欲觅生的物质,且不可得。即如印度恒河,固世界有名之大河,两岸风景,优美绝伦,今则烟突林立、机声盈耳,自然真趣,消失无遗,每为之唏吁长叹。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也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位置,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
    余非政治家、亦非外交家,不过一纯粹之诗人,只知心有所感,尽以告人。见兹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而此种工作之具,尤非牺牲不可……

《泰戈尔诗选》封面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泰戈尔(左坐)与徐志摩(左一)、林徽因(左五)等合影


《泰戈尔》(徐悲鸿画)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7#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8:57:02 | 只看该作者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url]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1861%E5%B9%B4]1861
57194187)是一位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的印度教宗教领袖。在外国泰戈尔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诗人,而很少被看做一位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个圣人。


外泰戈尔还写了小说、小品文、游记、话剧2000多首歌曲。他的诗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在孟加拉语地区,他的诗歌非常普及。
他的散文的内容主要是社会政治教育,他的诗歌,除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外,最主要的是描写自然和生命。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样性就是欢乐的原因。同时,他所表达的爱(包括爱国)也是他的诗歌的内容之一。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使用的是泰戈尔的诗。维尔弗德·欧文威廉·勃特勒·叶芝被他的诗深受感动,在叶芝的鼓励下,泰戈尔亲自将他的《吉檀枷利》(意即“饥饿的石头”)译成英语1913他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初期支持这个运动,但后来他与这个运动疏远了。为了抗议1919札连瓦拉园惨案,他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他是第一个拒绝英王授予的荣誉的人。


他反对英国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反对这种“人为”的、完全服从的、死背书、不与大自然接触的学校。为此他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一个按他的设想设计的学校,这是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前身。


在他的诗歌中,泰戈尔也表达出了他对战争的绝望和悲痛,但他的和平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完美的和平的世界中。
泰戈尔做过多次旅行,这使他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对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写至今为止是这类描述中最细腻的之一。

印度诗人泰戈尔

  泰戈尔,R,(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86157日,泰戈尔出生在孟加拉省

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爱好文学和艺术,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由于毕生辛勤工作,他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就。


  泰戈尔首先是位诗人,他的诗歌享有盛名。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其自由驰骋的情思和独创的韵律融为一体,为当时印度新诗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泰戈尔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勤奋多产。他写过100多篇短篇小说、12个中长篇小说。印度近代短篇小说的体裁是由他创立的,印度的第一批社会心理长篇小说也是他写出来的。他是印度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


  泰戈尔创作的剧本共有40余种,这些剧本都具有独特风格。泰戈尔还写了许多散文,这些散文也都具有深刻的哲理、精美的语言,堪称近代散文的典范。


  此外,泰戈尔还从事作曲和绘画。由他作曲和填词的歌曲达2500首以上。泰戈尔留下的水彩画和素描也很多,约有3000幅左右。


  泰戈尔还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和世界各地。他一向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行动。泰戈尔与中国也有密切交往,1924年访问中国达一个半月之久。


  泰戈尔的名声响彻印度国内外。1912年,泰戈尔到伦敦旅行时,朗诵了他那具有浓厚东方气息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尔后该诗作由英国著名诗人庞德组织出版。翌年,泰戈尔由于这本诗集的出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一生非常勤奋,以致积劳成疾。1941723日早晨,他在走上手术台之前,写了最后一首诗。1245分手术结束,医生宣布:手术良好,病人体质之强出乎所料。然而,次日起他的病情便开始恶化。87日中午1213分,泰戈尔与世长辞。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
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1900)、《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
1913)、《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
《弃绝》(1893)、《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
1894),中篇《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
妹》(1932);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
《死亡的贸易》(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
国,现已出版了10卷本的中文《泰戈尔作品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8#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8:59:26 | 只看该作者

Rabindranath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help·info)[α] (Bengali: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β] IPA: [ɾobin̪d̪ɾonat̪ʰ ʈʰakuɾ] (help·info)) (7 May 18617 August 1941[γ]), also known by the sobriquet Gurudev,[δ] was a Bengali poet, Brahmo Samaj philosopher, visual artist, playwright, novelist, and composer whose works reshaped Bengali literature and music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He became Asia's first Nobel laureate when he won the 191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Pirali Bengali Brahmin from Calcutta, Tagore first wrote poems at age eight. He published his first substantial poetry—under the pseudonym Bhanushingho ("Sun Lion")—and wrote his first short stories and dramas in 1877, at age sixteen. His home schooling, life in Shilaidaha, and travels made Tagore a nonconformist and pragmatist. Tagore strong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British Raj and gave his support to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Mahatma Gandhi. Tagore's life was tragic—he lost virtually his entire family and was devastated to witness Bengal's decline—but his life's work endured, in the form of his poetry and the institution he founded,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Tagore's works included numerous novels, short-stories, collection of songs, dance-drama, political and personal essays. Some prominent examples a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Gora (Fair-Faced), and Ghare-Baire (The Home and the World). His vers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many defined by rhythmic lyricism, colloquial language, meditative naturalism, and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received worldwide acclaim. Tagore was also a cultural reformer and polymath who modernised Bengali art by rejecting strictures binding it to classical Indian forms. Two songs from his rabindrasangeet canon are now the national anthems of Bangladesh and India: the Amar Shonar Bangla and the Jana Gana Mana.
Early life (1861–1901)Main article: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01)


Tagore in 1879,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England.
Tagore (nicknamed "Rabi") was born the thirteenth of fourteen children in the Jorasanko mansion in Calcutta (now Kolkata, India) of parents Debendranath Tagore and Sarada Devi.[ε] After undergoing his upanayan (the sacred thread ceremony, a coming-of-age rite) at age eleven, Tagore and his father left Calcutta on 14 February 1873 to tour India for several months, visiting his father's Santiniketan estate and Amritsar before reaching the Himalayan hill station of Dalhousie. There, Tagore read biographies, studied history, astronomy, modern science, and Sanskrit, and examined the classical poetry of Kālidāsa.[1][2] In 1877, he rose to notability when he composed several works, including a long poem set in the Maithili style pioneered by Vidyapati. As a joke, he maintained that these were the lost works of Bhānusiha, a newly discovered 17th-century Vaiṣṇava poet.[3] He also wrote "Bhikharini" (1877; "The Beggar Woman"—the Bengali language's first short story)[4][5] and Sandhya Sangit (1882) —including the famous poem "Nirjharer Swapnabhanga" ("The Rousing of the Waterfall").


Tagore and his wife Mrinalini Devi in 1883.
Seeking to become a barrister, Tagore enrolled at a public school in Brighton, England in 1878; later, he studie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ut returned to Bengal in 1880 without a degree. On 9 December 1883 he married Mrinalini Devi (born Bhabatarini, 1873–1902); they had five children, two of whom later died before reaching full adulthood.[6] In 1890, Tagore (joined in 1898 by his wife and children) began managing his family's estates in Shilaidaha, a region now in Bangladesh. Known as "Zamindar Babu", Tagore traveled across the vast estate while living out of the family's luxurious barge, the Padma, to collect (mostly token) rents and bless villagers; in exchange, he had feasts held in his honour.[7] During these years, Tagore's Sadhana period (1891–1895; named for one of Tagore’s magazines) was among his most fecund, with more than half the stories of the three-volume and eighty-four-story Galpaguchchha written.[4] With irony and emotional weight, they depicted a wide range of Bengali lifestyles, particularly village life.[8]
Santiniketan (1901–1932)Main article: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901–1932)


Tagore, photographed in Hampstead, England in 1912 by John Rothenstein.
In 1901, Tagore left Shilaidaha and moved to Santiniketan (West Bengal) to found an ashram, which would grow to include a marble-floored prayer hall ("The Mandir"), an experimental school, groves of trees, gardens, and a library.[9] There, Tagore's wife and two of his children died. His father also died on 19 January 1905, and he began receiving monthly payments as part of his inheritance; he also received income from the Maharaja of Tripura, sales of his family's jewelery, his seaside bungalow in Puri, and mediocre royalties (Rs. 2,000) from his works.[10] These works gained him a large following among Bengali and foreign readers alike, and he published such works as Naivedya (1901) and Kheya (1906) while translating his poems into free verse. On 14 November 1913, Tagore learned that he had won the 191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Swedish Academy, it was given due to the idealistic and—for Western readers—accessible nature of a small body of his translated material, including the 1912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11] In 1915, Tagore also accepted knighthood from the British Crown.
In 1921, Tagor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st Leonard Elmhirst set up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which Tagore later renamed Shriniketan—"Abode of Peace") in Surul, a village near the ashram at Santiniketan. Through it, Tagore sought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o Gandhi's symbol- and protest-based Swaraj movement, which he denounced.[12] He recruited scholars, donors, and officials from many countries to help the Institute use schooling to "free village from the shackles of helplessness and ignorance" by "vitaliz[ing] knowledge".[13][14] In the early 1930s, he also grew more concerned about India's "abnormal caste consciousness" and Untouchability, lecturing on its evils, writing poems and dramas with Untouchable protagonists, and appealing to authorities at Kerala's Guruvayoor Temple to admit Dalits.[15][16]
Twilight years (1932–1941)Main article: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932–1941)


Tagore (left) meets with Mahatma Gandhi at Santiniketan in 1940.
In his last decade, Tagore remained in the public limelight, publicly upbraiding Gandhi for stating that a massive 15 January 1934 earthquake in Bihar constituted divine retribution for the subjugation of Dalits.[17] He also mourned the incipient socioeconomic decline of Bengal and the endemic poverty of Calcutta; he detailed the latter in an unrhymed hundred-line poem whose technique of searing double-vision would foreshadow Satyajit Ray's film Apur Sansar.[18][19] Tagore also compiled fifteen volumes of writings, including the prose-poems works Punashcha (1932), Shes Saptak (1935), and Patraput (1936). He continued his experimentations by developing prose-songs and dance-dramas, including Chitrangada (1914),[20] Shyama (1939), and Chandalika (1938), and wrote the novels Dui Bon (1933), Malancha (1934), and Char Adhyay (1934). Tagore took an interest in science in his last years, writing Visva-Paricha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1937. He explored biology, physics, and astronomy; meanwhile, his poetry—containing extensive naturalism—underscored his respect for scientific laws. He also wove the process of science (including narratives of scientists) into many stories contained in such volumes as Se (1937), Tin Sangi (1940), and Galpasalpa (1941).[21]
Tagore's last four years were marked by chronic pain and two long periods of illness. These began when Tagore lost consciousness in late 1937; he remained comatose and near death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was followed three years later in late 1940 by a similar spell, from which he never recovered. The poetry Tagore wrote in these years is among his finest, and is distinctive for its preoccupation with death.[22][23] After extended suffering, Tagore died on 7 August 1941 (22 Shravan 1348) in an upstairs room of the Jorasanko mansion in which he was raised;[24][25] his death anniversary is still mourned in public functions held across the Bengali-speaking world.
Travels

Tagore (center, at right) visits Chinese academic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1924.
Owing to his notable wanderlust, between 1878 and 1932, Tagore visited more than thirty countries on five continents;[26] many of these trips were crucial in familiarising non-Indian audiences to his works and spreading his political ideas. For example, in 1912, he took a sheaf of his translated works to England, where they impressed missionary and Gandhi protégé Charles F. Andrews, Anglo-Irish poet William Butler Yeats, Ezra Pound, Robert Bridges, Ernest Rhys, Thomas Sturge Moore, and others.[27] Indeed, Yeats wrote the prefac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itanjali, while Andrews joined Tagore at Santiniketan. On 10 November 1912, Tagore toured the United States[28]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taying in Butterton, Staffordshire with Andrews’ clergymen friends.[29] From 3 May 1916 until April 1917, Tagore went on lecturing circuit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30] during which he denounced nationalism—particularly that of the Japanese and Americans. He also wrote the essay "Nationalism in India", attracting both derision and praise (the latter from pacifists, including Romain Rolland).[31]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to India, the 63-year-old Tagore visited Peru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Peruvian government,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Mexico as well. Both governments pledged donations of $100,000 to the school at Sh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in commemoration of his visits.[32] A week after his November 6, 1924 arrival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33] an ill Tagore moved into the Villa Miralrío at the behest of Victoria Ocampo. He left for India in January 1925. On 30 May 1926, Tagore reached Naples, Italy; he met fascist dictator Benito Mussolini in Rome the next day.[34] Their initially warm rapport lasted until Tagore spoke out against Mussolini on 20 July 1926.[35]


Tagore (first row, third figure from right) meets members of the Iranian Majlis (Tehran, April-May 1932).
On 14 July 1927, Tagore and two companions went on a four-month tour of Southeast Asia—visiting Bali, Java, Kuala Lumpur, Malacca, Penang, Siam, and Singapore. The travelogues from this tour were collected into the work “Jatri”.[36] In early 1930 he left Bengal for a nearly year-long tour of Europe and the U.S. On his return to the UK, while his paintings were being exhibited in Paris and London, he stayed at a Friends settlement in Birmingham. There, he wrote his Hibbert Lectures for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hich dealt with the "idea of the humanity of our God, or the divinity of Man the Eternal") and spoke at London's annual Quaker gathering.[37] There (address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Indians, a topic he would grapple with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Tagore spoke of a "dark chasm of aloofness".[38] He later visited Aga Khan III, stayed at Dartington Hall, then toured Denmark,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from June to mid-September 1930, then the Soviet Union.[39] Lastly, in April 1932, Tagore—who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legends and works of the Persian mystic Hafez—was invited as a personal guest of Shah Reza Shah Pahlavi of Iran.[40][41] Such extensive travels allowed Tagore to interact with many notable contemporaries, including Henri Bergson, Albert Einstein, Robert Frost, Thomas Mann, George Bernard Shaw, H.G. Wells and Romain Rolland.[42][43] Tagore's last travels abroad, including visits to Persia and Iraq (in 1932) and Ceylon in 1933, only sharpened his opinions regarding human divisions and nationalism.[44]
WorksMain article: Work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agore's Bengali-language initials are worked into this "Ra-Tha" wooden seal, which bears close stylistic similarity to designs used in traditional Haida carvings. Tagore often embellished his manuscripts with such art. (Dyson 2001)
Tagore's literary reputation is disproportionately influenced by regard for his poetry; however, he also wrote novels, essays, short stories, travelogues, dramas, and thousands of songs. Of Tagore's prose, his short stories are perhaps most highly regarded; indeed, he is credited with originating the Bengali-language version of the genre. His works are frequently noted for their rhythmic, optimistic, and lyrical nature. However, such stories mostly borrow from deceptively simple subject matter—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Novels and non-fictionTagore wrote eight novels and four novellas, including Chaturanga, Shesher Kobita, Char Odhay, and Noukadubi. Ghare Baire (The Home and the World)—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dealistic zamindar protagonist Nikhil—excoriates rising Indian nationalism,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zeal in the Swadeshi movement; a frank expression of Tagore's conflicted sentiments, it emerged out of a 1914 bout of depression. Indeed, the novel bleakly ends with Hindu-Muslim sectarian violence and Nikhil's being (probably mortally) wounded.[45] In some sense, Gora shares the same theme, raising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ndian identity. As with Ghore Baire, matters of self-identity (jāti), personal freedom, and religion are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a family story and love triangle.[46] Another powerful story is Yogayog (Nexus), where the heroine Kumudini—bound by the ideals of Shiva-Sati, exemplified by Dākshāyani—is torn between her pity for the sinking fortunes of her progressive and compassionate elder brother and his foil: her exploitative, rakish, and patriarchical husband. In it, Tagore demonstrates his feminist leanings, using pathos to depict the plight and ultimate demise of Bengali women trapped by pregnancy, duty, and family honour; simultaneously, he treats the decline of Bengal's landed oligarchy.[47]
Other novels were more uplifting: Shesher Kobita (translated twice—Last Poem and Farewell Song) is his most lyrical novel, with poems and rhythmic passages written by the main character (a poet). It also contains elements of satire and postmodernism, whereby stock characters gleefully attack the reputation of an old, outmoded, oppressively renowned poet who, incidentally, goes by the nam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hough his novels remain among the least-appreciated of his works, they have been given renewed attention via film adaptations by such directors as Satyajit Ray; these include Chokher Bali and Ghare Baire; many have soundtracks featuring selections from Tagore's own rabindrasangit. Tagore wrote many non-fiction books, writing on topics ranging from Indian history to linguistics. Aside from autobiographical works, his travelogues, essays, and lectures were compiled into several volumes, including Iurop Jatrir Patro (Letters from Europe) and Manusher Dhormo (The Religion of Man).
Music and artwork

"Dancing Girl", an undated ink-on-paper piece by Tagore.
Tagore was an accomplished musician and painter, writing around 2,230 songs. They compose rabindrasangit (Bengali: রবীন্দ্র সংগীত—"Tagore Song"), now an integral part of Bengali culture. Tagore's music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literature, most of which—poems or parts of novels, stories, or plays alike—became lyrics for his song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thumri style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they ran the entire gamut of human emotion, ranging from his early dirge-like Brahmo devotional hymns to quasi-erotic compositions.[48] They emulated the tonal color of classical ragas to varying extents; while at times his songs mimicked a given raga's melody and rhythm faithfully, he also blended elements of different ragas to create innovative works.[49] For Bengalis, their appeal—stemming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emotive strength and beauty described as surpassing even Tagore's poetry—was such that the Modern Review observed that "[t]here is in Bengal no cultured home where Rabindranath's songs are not sung or at least attempted to be sung ... Even illiterate villagers sing his songs". Music critic Arther Strangeways of The Observer first introduced non-Bengalis to rabindrasangit with his book The Music of Hindostan, which described it as a "vehicle of a personality ... [that] go behind this or that system of music to that beauty of sound which all systems put out their hands to seize."[50] Among them are Bangladesh's national anthem Amar Sonaar Baanglaa (Bengali: আমার সোনার বাঙল) and India's national anthem Jana Gana Mana (Bengali: জন গণ মন); Tagore thus became the only person ever to have written the national anthems of two nations. In turn, rabindrasangit influenced the styles of such musicians as sitar maestro Vilayat Khan, and the sarodiyas Buddhadev Dasgupta and Amjad Ali Khan.[49]


Much of Tagore's artwork dabbled in primitivism, including this pastel-coloured rendition of a Malanggan mask from northern New Ireland.
At age sixty, Tagore took up drawing and painting; successful exhibitions of his many works—which made a debut appearance in Paris upon encouragement by artists he met in the south of France[51]—were held throughout Europe. Tagore—who likely exhibited protanopia ("color blindness"), or partial lack of (red-green, in Tagore's case) colour discernment—painted in a style characterised by peculiarities in aesthetics and colouring schemes. Nevertheless, Tagore took to emulating numerous styles, including that of craftwork by the Malanggan people of northern New Ireland, Haida carvings from the west coast of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and woodcuts by Max Pechstein.[52] Tagore also had an artist's eye for his own handwriting, embellishing the scribbles, cross-outs, and word layouts in his manuscripts with simple artistic leitmotifs, including simple rhythmic designs.
Theatrical piecesTagore's experience in theatre began at age sixteen, when he played the lead role in his brother Jyotirindranath's adaptation of Molière's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At age twenty, he wrote his first drama-opera—Valmiki Pratibha (The Genius of Valmiki)—which describes how the bandit Valmiki reforms his ethos, is blessed by Saraswati, and composes the Rāmāyana.[53] Through it, Tagore vigorously explores a wide range of dramatic styles and emotions, including usage of revamped kirtans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English and Irish folk melodies as drinking songs.[54] Another notable play, Dak Ghar (The Post Office), describes how a child—striving to escape his stuffy confines—ultimately "fall asleep" (which suggests his physical death). A story with worldwide appeal (it received rave reviews in Europe), Dak Ghar dealt with death as, in Tagore's words, "spiritual freedom" from "the world of hoarded wealth and certified creeds".[55][56]
His other works—emphasizing fusion of lyrical flow and emotional rhythm tightly focused on a core idea—were unlike previous Bengali dramas. His works sought to articulate, in Tagore's words, "the play of feeling and not of action". In 1890 he wrote Visarjan (Sacrifice), regarded as his finest drama.[53] The Bengali-language originals included intricate subplots and extended monologues. Later, his dramas probed more philosophical and allegorical themes; these included Dak Ghar. Another is Tagore's Chandalika (Untouchable Girl), which was modeled on an ancient Buddhist legend describing how Ananda—the Gautama Buddha's disciple—asks water of an Adivasi ("untouchable") girl.[57] Lastly, among his most famous dramas is Raktakaravi (Red Oleanders), which tells of a kleptocratic king who enriches himself by forcing his subjects to mine. The heroine, Nandini, eventually rallies the common people to destroy these symbols of subjugation. Tagore's other plays include Chitrangada, Raja, and Mayar Khela. Dance dramas based on Tagore's plays a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rabindra nritya natyas.
Short stories

A drawing by Nandalall Bose illustrating Tagore's short story "The Hero",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of which appeared in the 1913 Macmillan publication of Tagore's The Crescent Moon.
Tagore’s "Sadhana" period, comprising the four years from 1891 to 1895, was named for one of Tagore’s magazines. This period was among Tagore 's most fecund, yielding more than half the stories contained in the three-volume Galpaguchchha, which itself is a collection of eighty-four stories.[4] Such stories usually showcase Tagore’s reflections upon his surroundings, on modern and fashionable ideas, and on interesting mind puzzles (which Tagore was fond of testing his intellect with). Tagore typically associated his earliest stories (such as those of the "Sadhana" period) with an exuberance of vitality and spontane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agore’s life in the common villages of, among others, Patisar, Shajadpur, and Shilaida while managing the Tagore family’s vast landholdings.[4] There, he beheld the lives of India’s poor and common people; Tagore thereby took to examining their lives with a penetrative depth and feeling that was singular in Indian literature up to that point.[58] In "The Fruitseller from Kabul", Tagore speaks in first person as town-dweller and novelist who chances upon the Afghani seller. He attempts to distil the sense of longing felt by those long trapped in the mundane and hardscrabble confines of Indian urban life, giving play to dreams of a different existence in the distant and wild mountains: "There were autumn mornings, the time of year when kings of old went forth to conquest; and I, never stirring from my little corner in Calcutta, would let my mind wander over the whole world. At the very name of another country, my heart would go out to it ... I would fall to weaving a network of dreams: the mountains, the glens, the forest .... ".[59] Many of the other Galpaguchchha stories were written in Tagore’s Sabuj Patra period (1914–1917; also named for one of Tagore's magazines).[4]


A 1913 illustration by Asit Kumar Haldar accompanying "The Beginning", a prose-poem appearing in Tagore's The Crescent Moon.
Tagore's Golpoguchchho (Bunch of Stories) remains among Bengali literature's most popular fictional works, providing subject matter for many successful films and theatrical plays. Satyajit Ray's film Charulata was based upon Tagore's controversial novella, Nastanirh (The Broken Nest). In Atithi (also made into a film), the young Brahmin boy Tarapada shares a boat ride with a village zamindar. The boy reveals that he has run away from home, only to wander around ever since. Taking pity, the zamindar adopts him and ultimately arranges his marriage to the zamindar's own daughter. However, the night before the wedding, Tarapada runs off—again. Strir Patra (The Letter from the Wife) is among Bengali literature's earliest depictions of the bold emancipation of women. The heroine Mrinal, the wife of a typical patriarchical Bengali middle class man, writes a letter while she is travel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whole story). It details the pettiness of her life and struggles; she finally declares that she will not return to her husband's home with the statement Amio bachbo. Ei bachlum ("And I shall live. Here, I live"). In Haimanti, Tagore takes on the institution of Hindu marriage, describing the dismal lifelessness of married Bengali women, hypocrisies plaguing the Indian middle classes, and how Haimanti, a sensitive young woman, must—due to her sensitiveness and free spirit—sacrifice her life. In the last passage, Tagore directly attacks the Hindu custom of glorifying Sita's attempted self-immolation as a means of appeasing her husband Rama's doubts. Tagore also examines Hindu-Muslim tensions in Musalmani Didi, which in many ways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agore's humanism. On the other hand, Darpaharan exhibits Tagore's self-consciousness, describing a young man harboring literary ambitions. Though he loves his wife, he wishes to stifle her own literary career, deeming it unfeminine. Tagore himself, in his youth, seems to have harbored similar ideas about women. Darpaharan depicts the final humbling of the man via his acceptance of his wife's talents. As many other Tagore stories, Jibito o Mrito provides the Bengalis with one of their more widely used epigrams: Kadombini moriya proman korilo she more nai ("Kadombini died, thereby proved that she hadn't").
Poetry

Bāul folk singers in Santiniketan during the annual Holi festival.
Tagore's poetry—which varied in style from classical formalism to the comic, visionary, and ecstatic—proceeds out a lineage established by 15th- and 16th-century Vaiṣṇava poets. Tagore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mysticism of the rishi-authors who—including Vyasa—wrote the Upanishads, the Bhakta-Sufi mystic Kabir, and Ramprasad.[60] Yet Tagore's poetry became most innovative and mature after his exposure to rural Bengal's folk music, which included ballads sung by Bāul folk singers—especially the bard Lālan Śāh.[61][62] These—which were rediscovered and popularised by Tagore—resemble 19th-century Kartābhajā hymns that emphasize inward divinity and rebellion against religious and social orthodoxy.[63][64] During his Shilaidaha years, his poems took on a lyrical quality, speaking via the maner manus (the Bāuls' "man within the heart") or meditating upon the jivan devata ("living God within"). This figure thus sought connection with divinity through appeal to nature and the emotional interplay of human drama. Tagore used such techniques in his Bhānusiha poems (which chronicle the romanticism between Radha and Krishna), which he repeatedly revised over the course of seventy years.[65][66]
Later, Tagore responded to the (mostly) crude emergence of modernism and realism in Bengali literature by writing experimental works in the 1930s.[67] Examples works include Africa and Camalia, which are among the better known of his latter poems. He also occasionally wrote poems using Shadhu Bhasha (a Sanskritised dialect of Bengali); later, he began using Cholti Bhasha (a more popular dialect). Other notable works include Manasi, Sonar Tori (Golden Boat), Balaka (Wild Geese—the title being a metaphor for migrating souls),[68] and Purobi. Sonar Tori's most famous poem—dealing with the ephemeral nature of life and achievement—goes by the same name; it ends with the haunting phrase "শূন্য নদীর তীরে রহিনু পড়ি / যাহা ছিল লয়ে গেল সোনার তরী" ("Shunno nodir tire rohinu poŗi / Jaha chhilo loe gêlo shonar tori"—"all I had achieved was carried off on the golden boat—only I was left behind."). Internationally, Gitanjali (Bengali: গীতাঞ্জলি) is Tagore's best-known collection, winning him his Nobel Prize.[69] Song VII (গীতাঞ্জলি 127) of Gitanjali:


Title page of the 1913 Macmillan edition of Tagore's Gitanjali.
আমার গান ছেড়েছে তার সকল অলংকার,
তোমার কাছে রাখে নি আর সাজের অহংকার
অলংকার যে মাঝে পড়ে মিলনেতে আড়াল করে,
তোমার কথা ঢাকে যে তার মুখর ঝংকার

তোমার কাছে খাটে না মোর কবির গর্ব করা,
মহাকবি তোমার পায়ে দিতে যে চাই ধরা
জীবন লয়ে যতন করি যদি সরল বাঁশি গড়ি,
আপন সুরে দিবে ভরি সকল ছিদ্র তার
Amar e gan chheŗechhe tar shôkol ôlongkar
Tomar kachhe rakhe ni ar shajer ôhongkar
Ôlongkar je majhe pôŗe milônete aŗal kôre,
Tomar kôtha đhake je tar mukhôro jhôngkar.

Tomar kachhe khaţe na mor kobir gôrbo kôra,
Môhakobi, tomar paee dite chai je dhôra.
Jibon loe jôton kori jodi shôrol bãshi goŗi,
Apon shure dibe bhori sôkol chhidro tar.
Free-verse translation by Tagore (Gitanjali, verse VII):[70]
"My song has put off her adornments. She has no pride of dress and decoration. Ornaments would mar our union; they would come between thee and me; their jingling would drown thy whispers."
"My poet's vanity dies in shame before thy sight. O master poet, I have sat down at thy feet. Only let me make my life simple and straight, like a flute of reed for thee to fill with music."
"Klanti" (Bengali: ক্লান্তি; "Fatigue"), the sixth poem in Gitali, reads:
ক্লান্তি আমার ক্ষমা করো,প্রভু,
পথে যদি পিছিয়ে পড়ি কভু
এই যে হিয়া থর থর কাঁপে আজি এমনতরো,
এই বেদনা ক্ষমা করো,ক্ষমা করো প্রভু।।

এই দীনতা ক্ষমা করো,প্রভু,
পিছন-পানে তাকাই যদি কভু
দিনের তাপে রৌদ্রজ্বালায় শুকায় মালা পূজার থালায়,
সেই ম্লানতা ক্ষমা করো, ক্ষমা করো প্রভু।।
Klanti amar khôma kôro, probhu
Pôthe jodi pichhie poŗi kobhu
Ei je hia thôro thôro kãpe aji êmontôro,
Ei bedona khôma kôro, khôma kôro probhu.

Ei dinota khôma kôro, probhu,
Pichhon-pane takai jodi kobhu.
Diner tape roudrojalae shukae mala pujar thalae,
Shei mlanota khôma kôro, khôma kôro, probhu.
Tagore's poetry has been set to music by various composers, among them classical composer Arthur Shepherd's triptych for soprano and string quartet.
Political viewsMain article: Political view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agore (at right, on the dais) hosts Mahatma Gandhi and wife Kasturba at Santiniketan in 1940.
Marked complexities characterise Tagore's political views. Though he criticised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supported Indian nationalists,[71][72][73] he also lampooned the Swadeshi movement, denouncing it in "The Cult of the Charka", an acrid 1925 essay.[74] Instead, he emphasized self-help and intellectual uplift of the masses, stating that British imperialism was not a primary evil, but instead a "political symptom of our social disease", urging Indians to accept that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blind revolution, but of steady and purposeful education".[75][76] Such views inevitably enraged many, placing his life in danger: during his stay in a San Francisco hotel in late 1916, Tagore narrowly escaped assassination by Indian expatriates—the plot failed only because the would-be assassins fell into argument.[77] Yet Tagore wrote songs lionizing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renounced his knighthood in protest against the 1919 Jallianwala Bagh Massacre.[78] Two of Tagore's more politically charged compositions, "Chitto Jetha Bhayshunyo" ("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Ekla Chalo Re" ("If They Answer Not to Thy Call, Walk Alone"), gained mass appeal, with the latter favoured by Gandhi. Despite his tumultuous relations with Gandhi, Tagore was also key in resolving a Gandhi-Ambedkar dispute involving separate electorates for untouchables, ending a fast "unto death" by Gandhi.[79][80]
Tagore also criticised orthodox (rote-oriented) education, lampooning it in the short story "The Parrot's Training", where a bird—which ultimately dies—is caged by tutors and force-fed pages torn from books.[81][82] These views led Tagore—while visiting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on 11 October 1917—to conceive of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desiring to "make [his ashram at] Santiniketan the connecting thread between India and the world ... [and] a worl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ity ... somewhere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 and geography."[83] The school—which he named Visva-Bharati[ζ]—had its foundation stone laid on 22 December 1918; it was later inaugurated on 22 December 1921.[84] Here, Tagore implemented a brahmacharya pedagogical structure employing gurus to provide individualised guidance for pupils. Tagore worked hard to fundraise for and staff the school, even contributing all of his Nobel Prize monies.[85] Tagore’s duties as steward and mentor at Santiniketan kept him busy; he taught classes in mornings and wrote the students' textbooks in afternoons and evenings.[86] Tagore also fundraised extensively for the school in Europe and the U.S. between 1919 and 1921.[87]
Impact and legacy
A bust of Tagore in the Sardar Vallabhbhai Patel National Memorial's Tagore Memorial Room (Ahmedabad, India).
Tagore's post-death impact can be felt through the many festivals held worldwide in his honour—examples include the annual Bengali festival/celebration of Kabipranam (Tagore's birthday anniversary), the annual Tagore Festival held in Urbana, Illinoi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abindra Path Parikrama walking pilgrimages leading from Calcutta to Shantiniketan, and ceremonial recitals of Tagore's poetry held on important anniversaries.[88][89][28] This legacy is most palpable in Bengali culture, ranging from language and arts to history and politics; indeed, Nobel laureate Amartya Sen noted that even for modern Bengalis, Tagore was a "towering figure", being a "deeply relevant and many-sided contemporary thinker".[89] Tagore's collected Bengali-language writings—the 1939 Rabīndra Racanāvalī—is also canonized as one of Bengal's greatest cultural treasures, while Tagore himself has been proclaimed "the greatest poet India has produced".[90] He was also famed throughout much of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East Asia. He was key in founding Dartington Hall School, a progressive co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Japan, he influenced such figures as Nobel laureate Yasunari Kawabata.[91] Tagore's works were widely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a process that began with Czech indologist Vincent Slesny[92], French Nobel laureate André Gide and Russian poetess Anna Akhmatova —including English, Dutch, German, Spanish, and ot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agore's popular lecturing circuits (especially those between 1916–1917) were widely attended and acclaimed. Nevertheless, several controversies[η] involving Tagore resulted in a decline in his popularity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after the late 1920s, contributing to his "near total eclipse" outside of Bengal.[93]
Tagore, through Spanish translations of his works, also influenced leading figures of Spanish literature, including Chileans Pablo Neruda and Gabriela Mistral, Mexican writer Octavio Paz, and Spaniards José Ortega y Gasset, Zenobia Camprubí, and Juan Ramón Jiménez. Between 1914 and 1922, the Jiménez-Camprubí spouses translated no less than twenty-two of Tagore's books from English into Spanish. Jiménez, as part of this work, also extensively revised and adapted such works as Tagore's The Crescent Moon. Indeed, during this time, Jiménez developed the now-heralded innovation of "naked poetry" (Spanish: «poesia desnuda»).[94] Meanwhile, Ortega y Gasset wrote that "Tagore's wide appeal [may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he speaks of longings for perfection that we all have ... Tagore awakens a dormant sense of childish wonder, and he saturates the air with all kinds of enchanting promises for the reader, who ...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deeper import of Oriental mysticism". Indeed, Tagore's works were—alongside works by Dante Alighieri, Miguel de Cervantes,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Plato, and Leo Tolstoy—published in free editions around 1920. Tagore's talents came to be regarded as over rated by a few westerners like Graham Greene who in 1937 remarked that "I cannot believe that anyone but Mr. Yeats can still take his poems very seriously."[93]Modern remnants of a once widespread Latin American reverence of Tagore were discovered, for example, by an astonished Salman Rushdie during a trip to Nicaragua.[95]
Bibliography (partial)
— Bengali originals —
      Poetry

* মানসী Manasi
1890
(The Ideal One)
* সোনার তরী Sonar Tari
1894
(The Golden Boat)
* গীতাঞ্জলি Gitanjali
1910
(Song Offerings)
* গীতিমালা Gitimalya
1914
(Wreath of Songs)
* বলাকা Balaka
1916
(The Flight of Cranes)
      Dramas


* বালমিকি প্রতিভা Valmiki Pratibha
1881
(The Genius of Valmiki)
* বিসর্জন Visarjan
1890
(The Sacrifice)
* রাজা Raja
1910
(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
* ডাক ঘর Dak Ghar
1912
(The Post Office)
* অচলায়তন Achalayatan
1912
(The Immovable)
* মুক্তধারা Muktadhara
1922
(The Waterfall)
* রক্তকরবি Raktakaravi
1926
(Red Oleanders)
      Literary fiction


* নষ্টনীঢ় Nastanirh
1901
(The Broken Nest)
* গোরা Gora
1910
(Fair-Faced)
* ঘরে বাইরে Ghare Baire
1916
(The Home and the World)
* যোগাযোগ Yogayog
1929
(Crosscurrents)
      Autobiographies


* জীবনস্মৃতি Jivansmriti
1912
(My Reminiscences)
* ছেলেবেলা Chhelebela
1940
(My Boyhood Days)

— English translations —
* Chitra
(1914)[20]
* Creative Unity
(1922)
* Fruit-Gathering
(1916)
*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1912)
* Glimpses of Bengal
(1991)
* I Won't Let you Go: Selected Poems
(1991)
* My Boyhood Days
(1943)
* My Reminiscences
(1991)
* Nationalism
(1991)
* The Crescent Moon
(1913)[96]
* The Fugitive
(1921)
* The Gardener
(1913)
* The Home and the World
(1985)
* The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1916)[97]
* The Post Office
(1996)
* Sadhana: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1913)
* Selected Letters
(1997)
* Selected Poems
(1994)
* Selected Short Stories
(1991)
* Songs of Kabir
(1915)[98]
* Stray Birds
(1916)[99]
      Works in English

* Thought Relics
(1921)[100]



Timeline of Rabindranath Tagore's life (1861–1941)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10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10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9#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9:03:23 | 只看该作者
泰戈尔两度访华
遭遇不同对待

宋益乔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系统中,印度的一代文化伟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泰戈尔,是东方文化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东方文化的精髓,在这位胸怀博大宽阔而又纯真自然的诗人身上,有着极圆满、集中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虽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达300多种。但细考起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泰戈尔的热情,远不及对西方一些文化巨人更高、更强烈。泰氏之被介绍到中国,同当时一般的外国学者、作家一样,是被当做外国人看待的。


  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更是耐人寻味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对泰氏表现了极大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使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者达到了高度的精神谐和。而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自始至终对泰戈尔表现出极端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第一次访华



  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邀请的,是讲学社的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之等,而徐志摩则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


  从徐志摩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参与这次文化活动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

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要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面对泰戈尔,他甚至说出了这样近乎肉麻的话: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这里,除了需对徐志摩那种矫饰浮夸的一惯的文风有分析地对待外,对他这些话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应该相信的。那就是,对泰氏的来访,新月派中人和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元老的欢迎态度,确实是出于至诚。至于有的论者谓徐志摩的这些话言过其实近乎吹捧泰戈尔,目的是想博泰戈尔的欢心,那就是见仁见智之词了。


  412日,伟大的东方诗神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徽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化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

  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蒙昧、卑鄙、贪欲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5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 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需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晚宴结束后的一场演出,把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


  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


  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18首诗曾编入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17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可以说,泰戈尔此次访华,获益最丰的就是徐志摩,他得到老人送他的印度名字素思玛,而且,还得到了老人真诚的友谊。泰戈尔回国不久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访华
  1929年的3月份,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据赵家璧先生回忆,老诗人先是专程从印度来到上海,下榻于福煦路613号徐志摩家中,大约两天后,启程去美国、日本等处讲学,归途中又来到了徐志摩家中,盘桓数日后回到印度。


  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然吧,20年代末到3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这使老人心情黯然,弄不懂眼前这个世界是吃错了哪帖药。已与徐志摩结婚三年的陆小曼回顾泰戈尔当时写给他们的一封信道:看他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飞去他的身旁。

  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了疲倦的泰戈尔渴望着休息,从美、日回到中国时,他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善解人意的徐志摩立刻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他严格按照泰戈尔的吩咐处理,在去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迎接时,只邀了郁达夫同去。在码头等船时,他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郁达夫在日后追悼徐志摩不幸遇难的文章《志摩在回忆里》,谈起黄浦江畔的这次谈话时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为了尽量让老人生活得舒适些,徐志摩挖空心思,在三楼上精心布置了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全都模仿印度的风格。但泰戈尔来到家中,上上下下巡视一遍后表示,他并不多么喜欢那间印度式房间,相比之下,倒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卧室更可爱。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吧!在说这话的时候,陆小曼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真有趣。她深情地说:



他是那样的自然、和蔼,一片慈爱的抚着我的头管我叫小孩子…… 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此后的几天,他们的确像亲亲热热的一家人,过起极普通的家居生活。泰戈尔生活方式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喜欢到热闹地方去,总爱同三两人坐着清谈。他还特别喜欢朗诵诗,常把自己写的诗读给别人听。读时并不是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而是低低地喃喃吟唱,听起来可以让人很快投入到诗的意境之中。陆小曼最喜欢这种情景,说是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多呢


  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泰戈尔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有一次,他们三人同去赴泰戈尔一个印度同乡的晚餐,在向印度人介绍徐志摩和陆小曼时,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媳妇。这使徐志摩与陆小曼不由受宠若惊、备感欣悦。


  具有异乎寻常意义的是,泰戈尔这次访问,留下了两种极其珍贵的礼物。


  其一是徐志摩有一本20开大小的纪念册,专请朋友题诗题画。徐志摩名之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已在上面留下墨迹的有胡适、闻一多、杨杏佛、林凤眠等20多位文艺界名流。泰戈尔也饶有兴趣地用中国毛笔在上面画了一幅水墨画自画像,笔调粗犷,神态飞动,近看像一位老人的大半身坐像,远看又似一座沉稳的小山。在画像右上角,他用钢笔题写了一句英文诗,意译为: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下署作者名字。诗意单纯明了,却寄寓了老人的无限感慨。


  其二是泰戈尔在离别时,还送给徐志摩夫妇一袭他自己穿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礼物自身的价值勿论,单是考虑到一位异国文化伟人寄寓其中的无限情意,也就弥足珍贵了。


  临行前,泰戈尔和徐志摩曾约定,到1931年泰戈尔70岁大寿时,徐志摩将去印度为老人祝寿。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年轻的诗人却遭空难,沉重的灵魂于老人之先获得了升腾、超脱。


  从新月派与泰戈尔交往的情形看来,说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同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们之间有感情上的相契相合,有文化根源上的相连相接,更有道义上的相知相通。


  然而,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另一类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里,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按指徐志摩)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从表面看来,鲁迅讥刺的对象似乎是新月社那班接待泰戈尔的人们,但若仔细咀嚼那嘲讽的口吻,也分明透露出对泰戈尔本人的冷漠。


  较为坦率的郭沫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说的一番话,就不会让人发生任何误解了。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



“‘的现实,的尊严,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面对同一对象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值得我们后来者深长思之的。其实,在郭沫若的那番话里,已略可触摸到其端倪。他实际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之不满于泰戈尔,完全在于泰戈尔所信奉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思想的全部。反过来看,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中人那么倾景仰泰戈尔,又何尝不是在于他这思想的全部


  (摘自《新月才子》)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右三)来华访问时摄,右一徐志摩、右二林徽因、左一梁思成、左三林长民。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10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10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10#
 楼主| 发表于 2007-9-14 09:05:11 | 只看该作者
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甚而至于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2〕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3〕。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4〕,右有徐志摩〔5〕,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2〕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3〕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4〕林长民(18761925)福建闽侯人,政客。〔5〕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泰 戈 尔


本文是徐志摩19245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的演讲。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
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
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
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
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
其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
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
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
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
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
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
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
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
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
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
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
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
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
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
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
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
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
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
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
是靠散拿吐瑾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
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散拿吐瑾,一种药物。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

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
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
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
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
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
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
自大,相猜与相忌,飏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
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
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
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
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
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
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
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
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
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
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
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
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
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
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
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
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
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
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
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
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
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
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
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
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
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
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
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
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
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
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
爱的实现。但他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
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
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
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
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
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
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
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
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
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
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山顶的大神。他
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
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
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
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
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
藉他银白的头颅。


 惠德曼,通译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摩西,《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密仡郎其罗,浪译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
画家。
   
葛德,通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奥林必克,通译奥林匹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
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

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
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
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
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
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
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
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
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

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
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
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
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
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
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
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
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
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讲


  适之,即胡适(1891—1962),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本文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即将离华前所作的一次关于泰戈尔的讲演。

评分

参与人数 1威望 +5 金币 +10 收起 理由
hq1966 + 5 + 10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83|

小黑屋|手机版|新儿教资料网-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 闽ICP备19010693号-1|广告自助中心  

闽公网安备 35052502000123号

GMT+8, 2025-5-11 13:41 , Processed in 0.124186 second(s), 28 queries , Redis On.

Powered by etjy.com!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