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天高任鸟飞 于 2007-9-3 00:16 发表
毛病谁都会挑。
要不您给咱们提出一个挑不到毛病的方案看看
那个经常痛心疾首的e先生,他所谓的多功能科学儿童读物,小鸟还在翘首企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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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宗 三 的 生 平
─ 1909 ─ 1995 ( 享 年 87 ) 。 生 於 山 東 省 棲 霞 縣 , 卒 於 台 北 。
─ 1927 年 ( 19 歲 ) , 考 入 北 京 大 學 預 科 。 兩 年 後 升 入 本 科 哲 學 系 。 北 大 是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發 源 地 , 她 的 開 放 、 自 由 的 學 術 氣 氛 、 雄 厚 的 師 資 、 豐 富 的 藏 書 , 為 牟 先 生 的 學 習 創 造 了 良 好 的 條 件 。 在 北 大 的 學 習 中 , 對 其 一 生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遇 見 熊 十 力 先 生 。 熊 先 生 對 牟 先 生 十 分 讚 賞 , 稱 其 為 「 俊 才 」 , 在 牟 先 生 工 作 及 生 活 發 生 困 難 的 時 候 , 給 予 全 力 幫 助 , 並 將 自 己 的 學 術 事 業 的 傳 承 寄 厚 望 於 他 。 牟 先 生 對 熊 先 生 亦 終 生 感 激 , 崇 敬 有 加 。 他 曾 說 : 見 到 熊 先 生 , 「 始 見 了 一 個 真 人 , 始 嗅 到 了 學 問 與 生 命 的 意 味 」 。 除 了 熊 先 生 外 , 牟 先 生 亦 受 到 張 申 府 、 張 東 蓀 、 金 岳 霖 、 沈 有 鼎 等 人 的 影 響 。 當 中 , 尤 以 前 者 為 最 , 牟 先 生 對 懷 特 海 、 羅 素 、 維 特 根 斯 坦 的 了 解 深 得 張 氏 的 幫 助 , 而 牟 先 生 進 入 邏 輯 領 域 並 取 得 一 定的 成 績 , 張 氏 實 具 引 入 之 功 。
─ 1933 年 ( 25 歲 ) , 大 學 畢 業 。 次 年 , 由 張 東 蓀 介 紹 , 加 入 國 家 社 會 黨 。 三 年 後 , 任 該 黨 機 關 刊 物 《 再 生 》 雜 誌 主 編 。
─ 1942 年 ( 34 歲 ) , 由 唐 君 毅 先 生 介 紹 , 往 成 都 華 西 大 學 任 講 師 , 這 是 牟 先 生 獨 立 講 學 的 開 始 。
─ 1945 年 ( 37 歲 ) , 轉 往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系 任 教 , 始 與 唐 君 毅 先 生 共 事 。 二 人 課 餘 時 間 經 常 論 學 , 相 得 最 深 。
─ 1949 年 ( 41 歲 ) , 大 陸 解 在 即 , 牟 先 生 隻 身 渡 海 去 台 灣 。 是 時 唐 君 毅 與 錢 穆 、 張 丕 介 諸 先 生 在 香 港 共 創 新 亞 書 院 ; 徐 復 觀 亦 於 香 港 創 辦 《 民 主 評 論 》 , 並 在 台 北 設 有 分 社 。 牟 先 生 初 抵 台 即 暫 住 於 民 主 評 論 台 北 分 社 , 後 亦 常 住 徐 復 觀 家 中 。
─ 1950 年 ( 42 歲 ) , 任 教 台 灣 師 範 學 院 ( 後 改 為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
─ 1951 年 ( 43 歲 ) , 主 持 師 大 的 人 文 講 座 ( 人 文 講 習 會 ) , 隨 即 發 展 為 「 人 文 學 社 」 。 此 組 織 原 是 師 大 幾 位 教 授 和 一 些 從 大 陸 來 的 學 生 組 成 的 , 牟 先 生 是 發 起 人 之 一 。 該 社 旨 在 師 生 之 間 相 互 切 磋 , 以 討 論 中 國 的 命 運 和 前 途 , 探 求 中 國 文 化 的 出 路 。 由 於 學 社 的 擴 大 , 社 員 雜 而 不 純 , 於 是 牟 先 生 便 應 部 分 同 學 之 請 捨 去 原 社 , 另 成 立 了 人 文 友 會 。 該 會 於 1954 年 舉 行 首 次 聚 會 , 並 約 定以 後 每 兩 週 舉 行 一 次 , 牟 先 生 是 主 要 的 講 學 者 。 參 加 人 數 常 在 三 十 人 左 右 , 有 時 多 達 四 十 人 。 當 時 的 一 些 參 加 者 , 日 後 都 成 了 台 灣 學 界 的 核 心 人 物 , 如 蔡 仁 厚 、 戴 璉 璋 、 王 淮 、 陳 問 梅 、 陳 癸 淼 及 唐 亦 男 等 。
─ 1956 年 ( 48 歲 ) , 牟 先 生 被 東 海 大 學 聘 為 人 文 學 科 系 主 任 , 他 在 赴 任 之 前 , 為 人 文 友 會 作 了 最 後 一 次 講 習 , 至 此 , 連 續 兩 年 的 人 文 講 習 , 暫 告 結 束 。 後 來 , 東 海 大 學 學 生 組 成 了 一 個 類 似 人 文 友 會 的 聚 會 , 每 週 一 次 , 參 加 者 常 在 百 人 以 上 , 可 見 牟 先 生 在 教 導 青 年 學 生 方 面 , 不 遺 餘 力 。
─ 1958 年 ( 50 歲 ) , 牟 先 生 與 唐 君 毅 、 張 君 勱 、 徐 復 觀 諸 先 生 聯 名 發 表 《 為 中 國 文 化 敬 告 世 界 人 士 宣 言 》 。 此 宣 言 的 背 景 及 內 容 已 講 過 , 茲 不 贅 言 。
─ 1960 年 ( 52 歲 ) , 離 台 赴 港 , 任 教 於 香 港 大 學 。
─ 1968 年 ( 60 歲 ) , 應 唐 君 毅 先 生 之 約 , 由 港 大 轉 入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研 究 院 及 新 亞 書 院 任 教 。
─ 1974 年 ( 66 歲 ) , 牟 先 生 於 中 大 退 休 。 次 年 , 新 亞 研 究 所 脫 離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而 獨 立 , 牟 先 生 再 度 任 教 於 新 亞 研 究 所 , 並 擔 任 哲 學 組 導 師 至 逝 世 前 一 年 ( 94 年 ) 。 唐 君 毅 及 徐 復 觀 二 先 生 先 後 於 78 年 及 82 年 去 世 後 , 牟 先 生 成 了 新 亞 精 神 的 象 徵 , 成 為 當 代 港 台 新 儒 家 碩 果 僅 存 的 大 師 。
─ 1976 年 ( 68 歲 ) 以 後 , 牟 先 生 抽 出 相 當 多 的 時 間 往 來 台 、 港 之 間 , 先 後 在 台 灣 文 化 大 學 、 台 灣 師 大 、 台 南 成 功 大 學 、 台 灣 大 學 、 東 海 大 學 等 校 校 講 學 , 尤 以 在 台 灣 大 學 講 學 的 時 間 為 最 久 。
─ 1984 年 ( 76 歲 ) , 獲 台 灣 行 政 院 頒 發 的 當 年 度 文 化 獎 。
─ 1987 年 ( 79 歲 ) , 獲 香 港 大 學 榮 譽 博 士 學 位 。
─ 1994 年 ( 86 歲 ) , 正 式 自 新 亞 研 究 所 退 休 , 到 台 灣 定居。
─ 1995 年 ( 87 歲 ) , 病 逝 台 北 。
新儒家代表人物
牟宗三为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现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学术范围
逻辑学
康德哲学
宋明理学
魏晋玄学
佛学
著作概览
《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
《逻辑典范》
《认识心之批判》:译作
《理则学》
《道德的理想主义》
《历史哲学》
《中国哲学的特质》
《名家与荀子》
《生命的学问》
《五十自述》
《时代与感受》
《中国文化的省察》
《心体与性体》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才性与玄理》
《佛性与般若》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现象与物自身》
《圆善论》
《名理论》
《历史哲学》
《政道与治道》
《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作
《康德“判断力之批判”》:译作
《中国哲学十九讲》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人文讲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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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贵简介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日生
台湾省台南县山上乡人
台南师专五八级毕业
台中市逢甲国小教师
师事掌牧民先生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六八级毕业
师事牟宗三先生
师事书法家王恺和先生
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学教师
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系研究所研究
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七十八年毕业
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
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八十五年毕业
东海大学人文系兼任讲师
云林技术学院兼任讲师
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兼任副教授
国立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专任副教授
华山书院院长
华人世界儿童经典文化导读工程发起者.
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台中教育大學語教系副教授
獲獎或榮譽
1. 64年度台中市國小優良教師。
2. 65年師範大學書法比賽優選。
3. 66年第八屆全國美展入選。
4. 67年教育部年大專書法創作獎優選。
5. 67年中國書法學會大專院校書法優選。
6. 84年11月教育部社教有功人員文化獎章。
7. 86年11月台南師範第十屆傑出校友。
8. 88年度,博士論文國科會學術研究成果獎助。
期刊論文
1. 台中師院輔導雙月刊,頁8851-8862。
2. 王財貴,編訂書法,描紅範本,歐陽詢、書譜等十六冊,師大美術社出版。
3. 王財貴,1983.1,新譯經時代的來臨,鵝湖月刊第九十一期。
4. 王財貴,1985.6,現行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商量,鵝湖月刊第一二0期。
5. 王財貴,1985.8,掌師與我,國文天地第三期。
6. 王財貴,1985.11,童蒙養正,國文天地第六期。
7. 王財貴,1990.8,孔廣森公羊通義敘錄,鵝湖月刊第一八二期。
8. 王財貴,1991.7,對書同文的期盼,鵝湖月刊第一九三期
9. 王財貴,1991.10,略談新儒家,鵝湖月刊第一九六期。
10. 王財貴,1993.12,說法第一的哲學大師,中央日報長河版。.
11. 王財貴,1995.5,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師範學院語教中心發行。
12. 王財貴,1995.6,國小施行讀經教育之理論、實務及疑難之解答,台中師院輔導雙月刊。
13. 王財貴,1994.6~2001.1,編訂大字注音經典誦讀系列:學庸論語,老子莊子選,唐詩三 百首,孟子,易經,詩經,孝弟三百千,等七種,讀經出版社出版。
14. 王財貴,1997.2,語文教育改良芻議,鵝湖月刊第二六0期。
15. 王財貴,2000.04.17香港「亞洲週刊」訪問,並由大陸「參考消息」於2000.04.21及22兩 日轉載,尋回古典智慧開拓中華未來,主編「讀經通訊季刊」。
16. 王財貴,2001.4,英語英文讀經教育之基本理論 ,讀經通訊第二十五期。
17. 王財貴,2001.7,小學「讀經教學」實驗計劃 ,讀經通訊第二十六期。
18. 王財貴,2001.10,讀經兒童在家自學方案初議,讀經通訊第二十七期。
19. 王財貴,2004.1,邁向全民讀經的時代, 讀經通訊第三十六期。
20. 王財貴,2004.2,當前新儒家的時代更化實踐之道,鵝湖月刊第344期,頁1-9。
21. 王財貴,2004.04.,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發起宣言,讀經通訊第三十七期。
22. 王財貴,2005.01,正視世界中文熱潮 更張台灣語文教育,讀經通訊第四十期。
23. 王財貴,2005.04,改革世界語文教育 重鑄當代人類文明,讀經通訊第四十一期。
24. 王財貴,2006.01,「數理讀經」的構想,讀經通訊第四十四期。
25.王財貴,2006.07,改革世界語文教育重籌當代人類文明,中師語文,第十六期,頁16~25
26.王財貴,2006.10, 對「反對讀經者」之總回應,讀經通訊第四十七期。
27. 200 7.01 ,經典、儒家與讀經,讀經通訊第四十八期。
研討會論文
1. 王財貴,1990.12,莊子工夫層級與逍遙義之重估,鵝湖論文發表會。
2. 王財貴,1992.12,儒學判教之基型,第二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3. 王財貴,1994.12,新儒家圓教理論之特殊性,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4. 王財貴,1996.12,儒家圓教建立之根據, 第四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5. 王財貴,1996.11,從天台圓教論儒家心學圓教建立之可能性,中國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 論文。
6. 王財貴,1998.5,台灣的讀經運動,第三屆大學通識教育國際研討會。
7. 王財貴,1998.9,當前新儒家的時代更化實踐之道,山東大學主辦牟宗三與當代新儒學國 際學術會議
8. 王財貴,2006.3,現代經教復興的契機,中興大學第六屆通俗雅正全國學術會議
9.王財貴,2006.11,,陽明心學大義,韓國霞谷學國際學術大會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王財貴,1991.6,王龍溪良知四無說析論,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收入師大國研所集 刊第三十五號。
2. 王財貴,1995.5,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台中師院語教中心。
3. 王財貴,1997.11,從天台圓教論儒家心理建立圓教之可能性,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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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第一」的哲學大師──我所知道的牟宗三
王財貴 82.12.16
中央日報長河版
中央日報長河版要我在其「牟宗三語錄」專欄刊出前寫一篇文章介述牟宗三先生其人其學。眾所週知,牟先生是國際聞名的一代哲學大師。我雖是牟先生的學生,從學於先生十餘年,但對其學問略無所得,不敢贊一辭。好在其學術文章已普遍流傳,不必多所引介,今只就主觀方面說說一己之所聞所感,或許也較親切。
民國六十年左右,我師專剛畢業,在台中大坑教書,間從一隱者掌牧民先生問學,掌師曾對我說:將來一定要讀唐君毅、牟宗三的書,這兩個人有天下家國興亡之感,他們的學問是可靠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牟先生的名字,那時兩先生的書在台灣還不常見,掌師是從人生雜誌上看得的,我偶爾也看,但不很懂。後來,我讀師大,恰好牟先生從香港來台大講學,我就去旁聽,也似懂非懂,以一個國文系的學生去聽大哲學家對哲學研究所研究生講的課,當然不免吃力。但我自己鼓勵自己:聽不懂有兩種,一種是講者本身理路未清,故做高深,當然令人莫明其妙;另一種是稱理而談壁立千仞超過聽者的程度,所以難以契會。而我每聽完課總有一種心靈上的震動,總覺得其中似有充實飽滿的東西在閃爍,是我自己不行,把握不到。所以如果暫時聽不懂,不僅不必感到遺憾,無寧要私自慶幸遇此絕學才對。同時有幾位同學一起聽課,都因不懂而害怕,因害怕而放棄了,我卻因為有了那樣的認定,所以愈不懂,愈覺有味,或許因為是初生之犢吧!因此,牟先生先後開了宋明儒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中國哲學問題、中西哲學會通、孟子等課。一連四、五年,也就每堂必到的聽了下來。後來,牟先生回香港,我又到香港從遊兩年,之後,牟先生受聘來東海大學兩年,中央、師大三年,講授中國哲學專題、康德第一、第二、第三批判、現象與物自身、易傳、莊子、圓善論等課程,我也都有幸能一一聽講。並因為感到精采難逢,所以每講皆錄音保存,十多年下來,箱櫃中已累積五六百卷錄音帶。著名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以及正在轉寫中的《莊子齊物論》便都是以我所保存的錄音整理出來的,我在同學中常自嘲為「錄音宗徒」。
聽牟先生上課或講演是一大享受、一大考驗。開始時,總是清機徐引,閒閒而來,這時亦步亦趨還可以跟上,但不一會兒開始縱放盤旋,漸轉漸高,彌高彌細,就往往愈跟愈落後,正想提神加緊,忽已戛然而止。兩三個小時不休息的講下來,已然一個主題的完整表述。我有時也幫忙整理講辭,往往就著錄音迤邐而下,即成一篇架構儼然義理煥發的哲學論文,所以我常說牟先生真是「說法第一」。
原來其中是有要竅的,記得牟先生有次看我講課,之後,跟我說:「每講一課,只要抓住一個主題,將它裡外講清楚,便是有用,便有可觀,雜駁而概略是不能顯精采的,也不能解決問題。」這大概就是牟先生講課之所以引人的現身說法吧。但聽來好像已經有徑可尋,其實談何容易,我知道如果積學不富、義理不熟、應變無方、意氣不平是難於企及這種境界的。積學如何而可富,義理如何而可熟,牟先生認為第一須用功讀書,第二要能思考,第三要有生命的感應。關於這三點,吾人或可從牟先生治學之精神得到一個典範。牟先生私下談天時,有時會引他一生用功的情形來勉勵學生。最有趣的是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時,還曾因為他上圖書館的次數破了紀錄,所以學校特別頒了一個獎給他。牟先生自己說,他在大學時候幾乎天天上圖書館,而上圖書館是早上帶了一個饅頭進去,到晚上才出來。讀書的方式則是用最笨的辦法:地毯式的讀,並且隨手做抄錄,抄錄往往是整段整段地抄,外文則自己邊讀邊譯,翻譯也是整篇整篇地翻。牟先當時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研讀《周易》,便是這種方法,他把圖書館中有關周易的書全部一一讀過,一面摘抄即一面構成系統,在其同時也翻讀懷悌海、羅素、維根斯坦等人的書。大三時就綜合會通而寫出了三十餘萬字的《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一書,而此書,曾被礜為:「化腐朽為神奇」,為周易的研究開出一條新路。
牟先生維持這種每天長時間的讀書方式,直到晚年,例如前些年,我曾有幸陪侍牟先生,他已經八十出頭,還看到他每天固定早晨五點左右起床、看書或寫書,直到八點,早餐後略事休息,從十點再工作到下午一點,午餐。那時下午及晚上不工作。但在七十歲前,下午還是坐三個小時的。他說,年輕人,如能這樣在清晨、上午、下午各工作三小時,每天讀書九個小時也就夠了。牟先生不論講學寫書都有明確的文獻可據,言不虛發,筆不苟下,步步為營,確實可信,就是這樣長遠積學所致。此種為學的方法,牟先生稱為「文獻的進路」。牟先生說,「少年要有聰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我想,這應叫做「功力」吧。牟先生在其名著《心體與性體》序中有云:「予以頑鈍之資,恍惚搖蕩困惑於此學之中者有年矣。五十以前,未專力於此,猶可說也,五十而後,漸為諸生講說此學,而困惑滋甚,寢食難安。自念未能了然於心,誠無以對諸生,無以對先賢,亦無以對此期之學術也。乃發憤誦數。撰成此書,亦八年來之心血也。」可以見其用功之深謹。
其實所謂學問的「功力」,除了要有資料性的死功夫之外,尚須有精密之思考力。牟先生對問題之分析思辨力與學問系統之建構力,得力於少年時之邏輯訓練與西方哲學性思考之訓練甚大,譬如他曾經以半年之生活費購買一部《數學原理》,而且從頭演算到尾,即是一例。所以牟先生的學問不為則已,凡他所觸及的,必是盡其源委,有始有卒,而其表達亦必眉目朗然,條理分明,使人有一種「定則定矣,不可推移」之感。牟先生常說:「我之所論縱使不敢說全對,但如有錯,亦是清楚的錯,而可以供諸客觀的討論的。」學問要做到有「客觀」之自覺。非有平靜清澈的頭腦不可。所以牟先生平時常教年輕人要學邏輯,要訓練思辨能力。認為一個人縱使學知過人雅有性情,但是如果思辨力不足,在學問之追求上往往不能洞見宗綱,知所統緒。甚者假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說,不免隨意漫衍,了無規範。而遇上時代大問題,更鮮不為情緒所迷亂而妄作。通觀近百年來,中國所遇到的大事,如文化上有全盤西化的矯肆、宗教上有耶教的摻和、政治上有共產唯物的披靡,而知識分子對此所以徬徨失據,大體都可以歸結到失去思辨能力的緣故。思辨是一種「定力」,思不能定,心神必起搖惑。古人說德可以潤身,牟先生更提醒吾人應知「智可以潤知」,古人說「興於詩、立於禮」,隨時興感,固是佳事,但要出現客觀的學問,便須更有一種「立於禮」的心靈,即是理性自我之客觀化。中國古人非無學問,亦非不能思辨,但是其學問之成就及其思辨方法還未能達到自覺而客觀建立的階段。所以每當天地閉賢人隱,文化學術之光,亦隨即折散沉晦,這種缺憾給中國文化帶來極大之危機。現代中國讀書人在西方學術之沖激下,應自我警愓而注意思辨之精確化,並能表之於語言文字,以明確建立學術之軌範,牟先生稱之為「正解、正見」。有正解正見,而後可以有正行,現代的中國人才可以一面重新疏理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以承續先哲智慧,一面面對西方文化,解決時代問題。
固然,若徒有文獻的堆積,呻吟呫嗶,不足以成學;而進一步有了精密的思辨,系統的構作,亦猶是外在的形式的學問。牟先生之最足以動人處,尚別有所在,此一層頗難說,這或許即是牟先生所謂「生命的學問」了。尤其中國儒釋道三家之學,皆重「生命」,而屬於「實踐的」學問。所以一個想為中國做主的知識分子更須在自己的生命中憤悱出一種「存在的感受」以開發文化心靈,然後乃可以親切把握先哲德量之怛惻精誠恢闊活潑;而不把此學當作已陳「國故」來糟蹋。要感受到這一層義理之實存,且又能拳拳嚮慕,則不只是功利計較之聰明所可辦,其生命中亦須有相當之「智慧」才行。智慧本自人人都有,而近世中國人則急於自我作賤,乃至文化智慧一再梏亡,心靈平板浮淺化,而尚自以為得計,要中國文化有前途也難。所以為今之計,首先須把青年人從科學理智一層論中喚醒,而使其心中常「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才可以上通歷史文化之大本而契入中國學問之精神。
牟先生悲切悱惻之襟懷,固有來自天生性情者,而在年輕時受其師熊十力先生之提撕也尤多。在《五十自述》一書中,牟先生有一段二十歲出頭初見熊先生的回憶,很是精采,可以透露其中之消息:
……他們在那裡閒談,我在旁邊吃瓜子,也不注意他們在談些什麼。忽然聽見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嚴肅地叫了起來:「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在座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當時耳目一振,心中想到: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氣,兇猛得很……不無聊,能挑破沉悶,直對著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獅子吼。我們在學校中,個個自命不凡,實則憧憧往來,昏沉無覺,實無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隨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以為學人標格直如此耳。今見熊先生,正不復爾,顯然凸現出一鮮明之顏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間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這裡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反觀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雜亂矜誇導譽之知解,全說不上是學問。真性情,真生命,都還沒有透出來,只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我當時好像直從熊先生的獅子吼裡得到了一個當頭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之何所是,停滯在何層面。這是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中之開始機緣。此後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說道:你不要以為自己懂了,實則差得遠,說到懂,談何容易。這話也對我是一棒喝。……我由此得知學問是有其深度的發展的,我有了一個未企及或不能企的前途。……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的層面上,他們也知道學問無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們的這個知道只是故實的、材料的、經驗的、知識的。這種知道實在不能說「前途」的。所以他們都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有所所謂只是炫搏鬥富,他們不承認有德性義理的學問,他們也不知道人格價值是有層級的。……所以他們可以看不起聖人,可以詬詆程朱陸王。這種卑陋無知,庸俗浮薄,實在是一種墮落。可謂全無器識,全不知道學問為何物。
此一段文字,真可廉頑立懦,所謂「生命的學問」之何所是,盡在其中矣。個人生命的向上一機,即是民族文化慧命相續之所寄,熊先生牟先生所自然相感相應者,乃由普通所謂學術,進乎「德慧」。而這種「德慧」之承傳,即是自先秦以來中國文化的大統。中國古人言「學」,皆指此一義的學而言,見此謂之「見道」,成此謂之「成學」。當然,此種意義的「學」,不能直接成就一專家之學,但卻是一切專家之學的價值基礎。有此基礎,能為人生立德性之準,為世界開價值之源,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本質的所在,即是人類全幅理性之歸穴處。而最能表現這種理性之實的,就是儒家,也可以說儒家即以此種理性之發皇為其本色,這或許是自熊先生以來,凡集中講此學者,被稱為「新儒家」的緣故了。
說到「新儒家」,牟先生曾表示,這個稱號是「外面」的人取的,尤其是順著洋人的習慣取的,洋人好分別,把宋明儒稱作「新儒家」,又把現代講儒家學問的人稱作「當代新儒家」,也簡稱「新儒家」。這個稱呼有其方便,也有其麻煩。方便的是它很能切中此中學問本質,「新儒家」當然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而中國文化又以儒家為焦點,簡明地標示出「儒學」在當代並未完全窒息,其實即是表示中國文化之真精神在當代尚有所奮鬥與發展,「當代新儒家」這一詞是可以用得上的。而此詞也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它容易使一些不明究裡的人誤以為「新儒家」是在團聚一個什麼「學派」,甚至是在醞釀一個什麼「教」,甚或以為有人想當「教主」,其實這完全是出於一種不明儒學之本性的心態而來的誤想。
牟先生在授課閒談時,常提到一個哲學史上很重要的觀念,說:「儒家」並非普通的「學派」。凡是「學派」,必有一特定的基本主張,或為了解決一特殊問題。而儒家是「常道」,具有「普世」的價值,不是為一時一事而發;而其直通價值根源,下學上達,立人文大本,也不可當作一般的學術主張看。這種觀念,是自古讀書人的共識,就連莊子歷數當時學派,也將儒家另眼相看。只有近世自五四以來,才把儒家平置於諸子百家之列,這是因為沒有人生價值層級的認識,也就是不知人文理想為何物的時代表現。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完全在於其根本於人性之真實以開發人文理想,所以其本源清澈而志願宏大,近之則完成自我之人格,廣之能尊重人類一切理性之成就,善導一切,成全一切。儒家當然不是萬能,但他「無適無莫」,而願與世界任何文化互信互睦。所以在某一方面說,我們說沒有一種學問叫做「儒家」,凡尊重理性願在人性之常中生活著,便是儒家。而另一方面說,只有能本於此種「人性之常」、「理性之光」,並且自覺之,而為之奮鬥不已者,方得稱為儒家。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儒家應是指後一義而言,「當代新儒家」,即是當世為此義而奮鬥的人。當然基於儒家志業之廣大,其所表現的面目自然多方,而牟先生即只是其中之一例。有人曾舉第二代當代新儒家之翹楚唐、牟、徐三人,分別就其學問性格而判之曰:唐君毅先生是新儒家之仁者,徐復觀是新儒家之勇者,而牟先生則表現智者之型態。牟先生可以說是將中國哲學推舉到具有現代哲學的建構的第一人。
秉此性情以為學講論,則其為人類理性而奮鬥之志願即不容自已,故有所論,必求其公允。不公允,則心不能安。有所擇,必求其精當,不精當,心亦不能安。故牟先生的學問中,有許多前人所未發,亦有許多評時人所不敢評。其標準即在「理性」,合於理性者,贊嘆再至,唯恐不及;不合理性者,疾之如仇,必詳為辯難而斥破之,唯恐不盡。雖然都出於學術之真誠,但卻也因直率而遭受許多誤解,以為牟先生好罵人。以我所知,牟先生真是「凡有所譽其有所試」,反之,凡有所評,皆有所由。而且「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既不一味偏袒也非縱情責備。如果對牟先生有較深入了解的話,這是很容易從其著作或言談中找到證明的。
例如,牟先生歸宗於「儒家」,而其學問的廣度卻不限於古典儒家,對中國的佛道兩家,所採取的態度卻尤異於宋明儒者之闢駁。「佛、道高明」,是牟先生常說的話,他主張儒家不應自絕於高明,儒家固自有高明一面,但亦宜接受佛道之激發,佛學之內容更是出奇豐富,牟先生學問之成就受佛家啟發尤大。他為道家寫了一本《才性與玄理》,為佛家寫了一部《佛性與般若》,而其中所討論的,都是兩家內部最根本最難理解的問題,牟先生曾自詡說「我於道家有貢獻」,「我於佛家有功勞」。不過雖然如此,當做三教分判時,還是歸宗於儒,毫不假借。予奪之間,其精微之處,非讀其書者,實在難於猜測。再如,在儒學的研究中,牟先生一反平常人「朱子集北宋大成」之觀點,而判朱子是「別子為宗」,引起學術界極大之爭議。有人甚至責問牟先生是否與朱子有仇?其實牟先生在書中、在言談中,提到陸象山,就叫陸象山,提到王陽明,就說王陽明,而提到朱熹,總必稱「朱夫子」,因為朱夫子開了另一個傳統,所以很偉大,故須尊之為「夫子」。只不過其學問方向未對準孔孟,所以說他是「別子」,是者還其是,非者還其非,這就是牟先生的是非。最特出的是,牟先生對西哲康德的吸收消化,牟先生是效法中國古人吸收佛教的氣魄而吸收康德的,首先,是翻譯,再來是講論,再來是消化成自己的養分,而有益於中國文化的充實成長,這當然須要極高的識見與長期的投入。即如翻譯一事,康德三大批判,世界上有多國譯本,但獨自一個人翻出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牟先生始終服膺康德,有人認為他是以康德詮釋中國哲學,牟先生說:「正好相反,西方哲學到康德有了極高的成就,但尚嫌一念未透,我是用儒釋道三教提昇康德。但康德之好處極多,可以補中國哲學之不足,兩者正好相輔相成。」在中國近代史上,能以如此健康的心態看待西方哲學而卓然有功於中國文化的,比起五四以來諸多抗言西化之名流,牟先生可以說是無憾了。再者至知最為某些人銜恨的是牟先生對宗教的態度,他們認為牟先生反對天主教基督教。其實這是極大的誤會,牟先生說:「除了共產黨外,我從不反對什麼,何況是宗教。」不過,牟先生希望教徒學者能就其所長,在大學裡多講些神學,神學也是理性的,為何不可講?但如要講中國哲學,則應遵守中國哲學之軌道,如實地講,不可以把中國哲學講成神學。如果神學與中國哲學都能講得好,學者的天職即是把學問講好,大家一起來講好中國哲學,有何不可?至於是否講的好,學術自有公論,亦不必強爭。所以牟先生歸納自己的學術性格說:「我只反『反』,凡反儒家者,我必反之,凡反理性者,我必反之。」反「反」,是期待歸於正。歸於正,即是歸於理性,歸於儒家,所以牟先生說:「我們後台老闆是孔子。」又說:「我這一生可以說是『為人類價值之標準與文化之方向而奮鬥以申展理性』之經過。」凡有理性者,見此,亦可以相視而笑了。
民國七十六年,先生七十九歲時,香港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給牟先生,該校哲學系F.C.Moore博士致推介詞有云:「牟教授由儒家的心性之學作起點。建立起一套形上學的思想,……此一勇敢而有原創性的思想線索有深遠的成果。在牟教授看來,傳統的儒家道德哲學是內聖之學,但他亦發展出其自己的外王之學,由儒家的起點產生一政治哲學,維護民主政體以及尊重科學,牟教授關於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看法實形成其思想之重要部份,蓋因他視哲學為一基本地實踐的學問之故。」又云:「校長先生,詩人豪芮斯好久前即宣說,人類天才的成就比一黃銅紀念碑更為永久。因此,在我確認牟宗三教授的成就之後,把這位理論與實踐的知識維護者,以其弘揚儒家傳統而揚名於世者,一個經歷過長期心靈前進之人,出身是農家而職業是學者,學問的友朋,生命的愛護者,信仰於幸福與德行者,這樣一個哲學家,推薦給你校長先生,以便贈與以榮譽文學博士之學位。」一般認為這一篇推介詞甚為真切,可以視為國際間對牟先生的公論。前些年,在師大就讀的時候,曾聽戴璉璋教授說:「牟先生是陽明以來第一人。」後來又聽東海大學蔡仁厚教授說:「別人都說我只講牟先生的學問,似嫌不足。其實,我心中所願,只要我真能把牟先生講得清楚就不得了了。」兩位教授都是牟先生早期的學生,也都是我老師,這些話都是在私下閒談的時候提及的,而我亦深有所感。何以故對牟先生有此心悅誠服呢?豈是無端的阿諛?
牟先生喜歡下雨天,清爽。喜歡蔭濃濃的闊葉樹,因為它的綠油油。喜歡散步,雖然還沒像康德的準時,但幾乎每天總要走個把小時,這是牟先生的運動,還有另外一種運動是寫書,說:「每天早上起來寫書校稿,就是做手指頭的運動。」喜歡看老戲,不管是平劇還是各種地方戲,有一次看完了戲,說:「憑什麼統一中國?倒不如用地方戲統一中國算了,這是文化所在。」小說喜歡水滸、紅樓,別有見地,說:紅樓夢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滸傳是禪宗。詩喜歡古調、歌行。尤好陶淵明,以其渾化而不像詩也。詞喜歡納蘭性德。喜歡閒談,仿水滸傳序意說:「人生之樂,莫若於談。談有談的境界,不會談者,書也讀不好。」如果幾天沒學生來談談,就覺悶氣。喜歡下棋,棋力大概在二、三級之間,老來有些退步,輸贏也不在意,說:「反正是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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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牟宗三先生
余英时
昨天(四月十二日)晚上,杨泽兄传来讯息,牟宗三先生逝世了。前几天我已在《中央日报》海外版读到牟先生病重入医院的一则报导,所以初闻牟先生的死讯并不觉得十分突然,但是凄怆之感袭来,久久不能自己。百忙中写此短篇,姑以志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敬意。
牟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逝世在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史上划下了一个清晰的阶段——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就“承先”方面说,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继承了熊十力先生所开创的形上思辩的新途径。但是他们并不是墨守师说,而是各有创造性的发展。熊先生出于中国旧传统,故只能借佛学来阐发儒学,唐﹑牟二先生则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融汇中西之后,再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建构自己的系统。大体上说,唐先生近黑格尔,而牟先生则更重视康德。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又互有影响,在六十年代之前,至少外界的人还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分别所在。我敢说,如果熊先生没有这两大弟子,他的哲学今天大概只有极少数的专门学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会有“新儒学”的兴起了。唐﹑牟两先生之于熊先生,正符合了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此所谓“智过其师”并不是说“智力”超过老师,而是说在某些问题的理解方面突破了老师的范围。读者幸勿误会。)
就“启后”方面说,唐﹑牟两先生的贡献更大。他们当初分别在香港和台湾讲学,造就了不少哲学后进。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牟先生和熊先生的另一高弟徐复观先生都到了香港,而且稍后都集中在新亚书院,那一段期间可以说是新儒家极盛时代。记得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访问牛津大学后过香港小住,曾要我安排他和新儒家几位先生晤谈,并且特别提出想见见牟先生。事后他对我说:你们新亚这个哲学团体是非常有特色的。我没有参加这次集会,但我猜想牟先生的谈论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牟两先生都有不少入室弟子。但一则唐先生去世太早(一九七八年),再则台湾学术文化的气氛毕竟较香港浓厚,因此八十年代以来,牟先生门庭的盛况渐渐超过了唐先生,而且唐﹑牟两先生晚年论学也出现了分歧。如果借用“一心开二门”的比喻,则熊十力先生创始的新儒家也开出了唐﹑牟二门。但是我并不认为“分”有什么不好。明代王学分派在阳明生前已见端倪,现代学术更是在不断分化中日益丰富起来的。所以新儒家“开二门”正是它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表现。相反地,如果以表面的勉强统一掩饰思想上实质的分歧首先便通不过儒家传统中“诚”的一关。但是新儒家虽有二门,其大方向仍然一致。这是有益无损的。
总之,无论就“承先”或“启后”而言,牟宗三先生都取得了“智过其师”的卓越成就。关于牟先生在中国哲学上的贡献,自有他的及门弟子和哲学界的同行去作适当的评估。我没有发言的资格。下面我只想追忆一下和他交往中的几个片段。
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刚刚任事新亚书院,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亲笔长信。我当然很詑异,因为我和牟先生还算是初识,而且私人间并无交往。但读下去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学系主任给新亚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谈是一件小事。当时新亚书院刚从农圃道迁到沙田新址,哲学系所分配到的办公室恰恰是在一个最不理想的地方。牟先生认为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亚总务处方面对哲学和中国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现。信中的语气相当严重,并且连带指出了哲学系为何受歧视的种种事迹。我当赶快请他前来,一同去察看实况,然后作了使他满意的处理。这是我任职新亚最早的一件公事,也是我和牟先生之间唯一的一次公事交涉(一九七四年牟先生便退休了),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据我所知,牟先生在新亚从不介意个人的名位﹑待遇。举例来说,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对教职员的房租津贴提很很高。不少人都因此依照津贴的最高额迁居到较为高级的寓所。但牟先生仍然住在农圃道附近一所据说是十分简陋的房子里,从没有想到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现在为哲学系的办公室,他却不惜全力抗争。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牟先生似乎不免“小题大作”,显得很“迂”。其实这正是孟子的“义利之辨”在那里发生作用,他把哲学系办公室看成了“道”的象征。他可以完全不计较一己的得失,但却不能让“道”受到一丝一毫委屈。现代人往往指责儒家“公私不分”,牟先生此举恰恰可以澄清这一普遍的误解。儒家自有其“公”﹑“私”的分际﹔在这种基本原则上,旧儒家和新儒家之间根本便不存在异同的问题。
但是我在港的两年间(一九七二-七五),和牟先生的交游主要限于围棋方面。他的棋力虽不甚高,但非常爱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学上极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则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随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为了调剂他的哲学思考,所以超越胜负之念,其境界近乎苏东坡所说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我授他四个子,下过很多盘,但他每次都是“可喜”,而不曾尝过“欣然”的滋味。当时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也是香港的一个大棋迷,和牟先生与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会,总是约我和牟先生参加。每次都是我顺道带牟先生乘车同往,弈至深夜才尽兴同返。一九七四年夏天,新亚书院出面邀请台湾的围棋神童王铭琬(现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来香港访问。这是当年轰动香港围棋界的一大盛事,电视与报章都争相报导。这几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别兴奋,几乎无会不与。有一晚王铭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联棋,牟先生和其它少数棋友旁观,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离去。
无论是枰上手谈或是枰边闲话,牟先生给我的印象都是率真和洒落,不带半点矜持之态。事实上,棋侣在“游于艺”的聚会中,主客都已进入“坐忘”的境界。牟先生的艺术兴趣很广,从小说到京戏他都能欣赏。有一次在查良镛先生家,棋罢清言,他曾评论过查先生的武侠小说。我还记得他特别称许《鹿鼎记》的意境最高,远在其它几部脍炙人口的热闹作品之上。查先生许为知言。又有一次是新亚的春节联欢会,有胡琴伴奏,他曾迫不及待地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后来我才发现他早年还写过评论《红楼梦》和《水浒传》的文字。
我和牟先生相聚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谈过任何严肃的问题。只有一次,已不记得是什么场合,我们曾讨论及新亚哲学系的未来。他忽然很郑重地表示,他和唐先生都应该赶快站远点,好让下一代的人有机会发抒自己的思想。他回忆在北大追随熊先生的时期,虽然已完全认同了熊先生的论学宗旨,却不愿亦步亦趋地跟着熊先生讲《新唯识论》。相反地,他转而去研究西方哲学,因此后来才能在不同的基础上发扬师说。他并且用了一个比喻,说他和唐先生好像是两棵大树,这树荫太浓密,压得树下的草木都不能自由成长了。我只是听他说,未便赞一词。但我心里则十分佩服他的识见明通。
对于牟先生的生平和家世,我一无所知。他是山东栖霞人﹔嘉庆时栖霞有牟庭(陌人),以考证见长,不知和他是不是一家。前几年我偶然在《胡适的日记》中看到了一则有关牟先生的记载,多少透露了一点他在大学时代的学问路向。一九三一年春季胡适之先生重返北大授课,开了一门“中国中古思想史”,牟先生其时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胡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八日的中记录了七十五个选修生的成绩。牟先生的分数是八十分,但胡先生在分数后面加上了一条注语,说:“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这时牟先生似乎还没有遇见熊十力先生,但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根本态度已与“五四”以来的潮流格格不入,这大概是胡先生“迂”之一字的根据。(“迂”不必是贬辞,司马光即自号“迂叟”。)不过胡先生能特别注意到他“颇能想过一番”,毕竟还算有眼力。牟先生的思力曲折幽深,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已开始发用了。他后来和熊先生深相投契,实由其特具才性禀赋所促成,决不是偶然的。
如上所述,我和牟先生的交往甚疏,一九七五年以后便没有机会再和他见面了。我虽不足以深知其学,但他的高洁的风格此时却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故追忆二三事如上,以当悼念。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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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真典范,木铎永垂响--迟到的悼念》
罗义俊
(沪上罗义俊先生,乃牟宗三之入室弟子。先生之著作印行大陆,即罗氏之力。功莫大焉)
前言
到今天,来写这篇《迟到的悼念》,这笔,依然沉重。因为在我的思绪中,这落笔,意味著牟先生真的走了,永远走了。尽管,时间似乎冲淡了悲情,但是只要一想起这件事,仍然止不住心中的难受。
传言悼念牟先生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还有人劝我不要那么「投入」,但我无法压抑这个「投入」。这个「投入」,在我,是经过了感知、认知、良知的,是生命,而不是利益的计算。虽然,做牟先生的弟子,就学问言,我资格有欠。然而,追随之情思,却涌动不已,终于不知如何始能掩饰。
我改变不了直率的宣表。如果这直率会引起什么,那么,这「什么」亦当是由我承担。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一、我只有焚香遥祭,神魂追随,为吾师送行
牟先生鹤驾西归,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这实在是我想都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
恸事一周以后,香港友人寄达噩耗剪报。四月廿五日到单位点卯,又奉大师姐唐亦男教授示函、剪报与祖汉兄示函,得悉老师与病魔博斗了几个月,终于走了。五月五日到历史所,见到了讣告。
先是,去年底,我一心思想乘会议之机陪侍牟先生好好聊聊,兴冲冲到港。一到就打听,孰料牟先生又进院了。带著深憾,我离开了靠背垄道,离开了香港。不过,内心深处却深信牟先生决无大碍,一定会遇难呈祥,相见还会有机会的。所以,卧行前夕开party时,袁保新兄告诉我,牟先生最喜欢听的京戏是打渔杀家,我即说回去一定学好,下次唱给他老人家听。在中大邦雄兄曾告诉我,牟先生这次进医院未查出大病,老人家说查不出大病始是大病。现在想来,这可能是老人家的预感与预示。回沪后,又接祖汉兄函,谓牟先生已出院,只是身子比过去软弱,与上次出院后的情况不同。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依然独幅心思,只往好处想。还将老人家出院的消息欣慰地告诉友人,惊佩「查不出大病始是大病」这个大智慧语。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牟先生的智慧了。
现在,牟先生终于走了。闻讣之初,我是如当头雷轰电击,天崩地坼,整个人都惊呆了。前既不能在老师榻前稍尽弟子之礼,今天又奔丧无路,连日来,天昏地黯,心绪乱透坏透。牟先生为什么要走? 这个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念头盘桓脑际。牟先生在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上议论纵横的凛然气象,手捧开心果招呼我的亲切神情,单腿盘坐在家居沙发上的自然风仪,散步在佐敦道上飘逸俊姿┅┅┅┅不断映现于眼前。而每拆信读一次恸音看一次遗照,都是说不出的难过,莫名的悲伤从心中往眼眶涌。每次夜半提笔,恸从中来,心不能平静,言不能成章,老是写不下去而辍笔,一拖至今。
萎我哲学伟大宗师,摧我文化顶天梁柱。天下悯我,天下悯我中华! 何其哀哉痛也! 我只有焚香诵佛,供像遥祭,神魂追随,为吾师送行。
二、通体智慧、通体悲情、通体理想、通体愿力、通体光明的学思生命
宣诉了内心的悲哀后的好久好久,依然抹不掉哀思,驰不走哀戚。无论是独居一室,还是风高月黑夜单席一张在长江渡轮甲板上仰视浩瀚深邃的苍茫,甚或颠簸在武汉到浠水的大巴士上闭目静思,只要一摆脱尘嚣就会思及,一思及就阻不住哀丝。而若逢或隐讽或明讽牟先生之声侵袭入耳,更禁不住的难受。我为自己再也听不到牟先生的现场枭唳之声而悲哀,为我们时代再也听不到牟先生的现场黄钟大吕而悲哀,而我们这个时代又是多么需要牟先生的声音,来冲破昏昧、深闷与瘴暗。
笔一搁,又是几个月。搁得那么久,犹豫,踯躅,思来想去,未能卒篇,乃是因为虑及曾对大陆友人与霍韬晦、刘述先等先生言过的缘故︰直抒情愫会给牟先生带来恶性反弹。「别人会说你们把牟先生当作圣贤。」有学人在晓得我对牟先生的悼念之(含评价性) 感受后即如此提醒说。然而不能直抒情怀又心难安哀难平。奈何,奈何! 八月在成都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大师姐唐亦男教授的训问。在悉我苦衷后,她谅解了我,并教示我文字可以写得委婉些。九月返沪,我决意再次提起这沉重的笔。
又经过一番顾虑,最后想到了牟先生说过的,做学问要有逸气,汉子气,不要婆气。我豁然醒悟,「直接是单纯心灵呈露」,悼念牟先生就是要直接诉怀。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的感情,委屈自己的认识? 我不需要曲折,不需要照顾那粘涩疙瘩的世俗士习。当代中国,有多少称为知识分子的,其心地是乾净的呢? 他们对圣贤先哲又有多少真实的谦敬心呢? 又有多少不是写了一、二本「东西」或依恃著什么「主义」,就自以为能向能高屋建瓴可以超越一切的呢? 他们对圣贤先哲吐唾沫、掷煤灰,耍轻薄,来表示他们比前圣往贤「高超」、「进步」、「现代」、「后现代」,或掩他们在风诡云谲中的手污足垢内心龌龊而藉以维持因此而失去的心理平衡。对于他们来说,「弹」牟先生是必然的,无所谓「反弹」。至于我自己,反正早已被人将「对牟宗三顶礼膜拜」打入了「大报告」。
程门多俊彦,我则智虑鲁直、学无成就,立雪有愧,且常恐在学问与人格上有辱儒门。但我不轻薄,不首鼠两端,不两售其奸,真心诚意追随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我个人看得中的老师是很少的︰事实上,要找到生命与学问相应相通的老师原不容易。蒙他老人家不弃我之不才,收录了我,答我疑难解我惑,使我的哲思生命在现实世界上有所依止。我不会忘记,当一蓑轻烟细雨料峭斜风过后,接奉到老师手书,其中有示曰︰「吾一生无长,只是一个学思生命之发展。」此语极平实,学界似人皆可言之。然则举目当世,真能做到「只是」者,又有多少? 况「只是」而「发展」了七十年而仍只是「只是」者乎!
这「只是」,在牟先生,极平实亦极真实。这「只是」,是纯,是真。牟先生的学思生命,绝非世俗士流所常见。在我看来,牟先生的学问与生命灵秀峭拔,深邃高透,俊逸豪狂(儒者狂狷之狂) ,粹奇清朗,而凡此只是天然率真,风骨自然,也就是这一个纯,一个真。无论是大气磅礴、直泻千里的大堂演讲,还是小憩随聊,其风格,姿仪,也就是这一个纯,一个真。纯真而智,纯真而仁,纯真而勇,亦即是通体是智慧,通体是悲情,通体是理想,通体是愿力,四者融然一体纯真的学思生命。我不擅著书,但读书还自老实;我没有工巧,但生命却是真诚;我学疏才浅,但尚能从观照比较中识别真假美丑是非善恶;我无所依恃更不钻营,但素甘淡泊手脚乾净,又非麻木不仁,故有存在切感而能无执地进窥牟先生的学思生命。牟先生的学思生命洞彻湛明,甚适我怀。我是如是感通如是说,如是比观如是说。
牟先生智慧、悲情、愿力、理想通为一体的生命,具体一层说,是圆而神与方以智的融一,哲学智慧与文化意识的融一,存在感受与义理担当的融一,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融一。
在这个时代中,牟先生的智慧绝对是卓然挺立、出类拔萃、超凡入圣的。这个时代,问题丛生,错综复杂。牟先生的智慧,不是冷冰冰的工于利益计算的理智,也不是以非为是却善于辩饰的巧慧,也不是不问是非八面玲珑的圆滑。牟先生的智慧以怵惕恻隐之仁为根性,与悲情同体。这悲情是彻内外的大情感,是「客观的悲情」,是积极的、昂扬的,对一切问题,不回避,不躲闪。「客观的悲情不只是情,也是智,也是仁,也是勇。」牟先生的智慧是真智慧大智慧。它︰一、决不认妄作真,为幻所惑,能在纷纷攘攘中,将内外世界看得那么清楚,将时代问题照察得各各分明;二、不为境所转,将问题照住,始终不放,不游移,不倒转,坚持如一;三、能对问题作根源的说明;四、其种种说明,在在到位,抓住要处,即一语中的,毫不吞吐委曲,不含糊其事,不牵丝攀藤,不拖泥带水。分析犀利,概念清淅,深入透辟,脉络分明。
因此,凡经牟先生的智慧照明的、处理的,或随时点到的,问题无论大小,大到如「近时整个时代的症结」,小到某个人物的品鉴,皆明白而确定。即使是为人所批评的牟先生不重视或缺乏的问题,如个体性问题,与耶教对话问题,所谓后现代的「并行不悖」问题等,其实在牟先生的智慧海中,都能找到理论性的指点和处理方向。甚至是牟先生未作专题处理的,如家庭问题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所占篇幅极少而不起眼,加起来不超过一个page,然其对家庭意义所作的哲学嫠定,却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一九九一年底,明辉兄和我陪伴牟先生晚餐后,老师想领我们到新亚研究所去聊天。因时已晚,研究所大门紧闭且内无灯光,老师乃说请我们去喝茶。就在离新亚研究所址折入佐敦道前的一段路上,经我发问,老师品评学人,令人叫绝的是,有的人物,老师仅用一句甚或一字就勾勒出其形神。其中对某一当代著名学人的品评,我印象最为深刻。老师评之曰︰「能见之而不能守之。」一九九三年秋,我在老师早年任教浙江大学时的老学生家住了近一周,主要聊牟先生。这位老学生告诉我,牟先生品评前述的某著名学人的评语,竟然也是就是这么一句话,事隔四十多年,一字未动,而且此评确然,丝毫不爽,牟先生的智慧是真智慧,有定力,有前瞻性、预见性、准确性,仅由此一品评即可透视出来。
知人论世原是中国学问的智慧所在,不认妄作真,不为幻所惑,不为境所转,所表现的,是明,是定力。不是什么都可称智慧的。亦唯此真智慧始能正眼看天下,始终照明问题。无定力,其必如京剧《审头刺汤》(《一捧雪》) 中一衙役对「汤老爷」的嘲词︰「东风来,往西摆。西风来,往东摆。」其所谓「明」,所谓「知」,亦是流移不真的,只是如牟先生所批评的是大无明下耍的小聪明。牟先生悲心观照,智慧如如不动,既圆而神又方以智,明透层层云障雾幕如新霁之清炀,笔力千钧又乾净利落如良庖之利刃,标准卓立,真伪是非判然,并世其谁与匹哉!
这个时代的问题,总而言之,是文化问题。讲哲学不能离开文化脱空来讲。文化内在于生命,不是一个外在的纯客观的知识,更不是文字游戏,轻飘飘的,与生命了不相干。在中国文化实质性的受挤兑的今天的中国人讲文化,就有个担当的问题。「纳身于狂荡凶狡之地」,必「寄命于转盼不保之地」。与唐先生一样,牟先生是自觉的朱舜水、自觉的王船山。老师不「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文化意识极明碓,极强烈,极贞立,极昂扬,如同可遏止的长江大潮向你涌来,向你迫来,也使你明明,使你强烈,使你昂扬。我当年坐在徐家汇藏书楼读牟先生的《历史与文化》,后来读在联合报刊的《客观的悲情》、安梧兄赠送的《五十自述》,每读一次,都受到如此涌泉般的不已激奋。那是连著大担心、大勇猛心的文化意识,那是连著满腔文化悲情的文化意识。牟先生的「客观的悲情」就是要落在文化问题的解答上,落在「国家,华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义利之辨」的大担当上。在中国文化的艰险困顿中,牟先生一出场,就是正工老生,敢于同风风靡靡的激进虚无的时代大潮抗争,毫不假借,至死不渝。此岂寻常人所能,亦世所罕见。
牟先生说过,中国文化问题,纵贯深度言之,是儒学发展的问题。我看,牟先生学思生命之发展,就是儒学的发展。在牟先生的学思生命里,横摄纵贯地将哲学与文化最好地贯穿通起来。由《历史哲学》、《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四大册,还有《时代与感受》、《中国哲学十九讲》的配合,疏通了整个的中国文化慧命,疏通了心性领域。由《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肯定道统,建立时代大纲维,开辟了中国文化由内圣开新外王的方向和通途。由《认识心之批判》、《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运用圆智与分别智,通过分别智,通过分判与融通相统一的方式之处理,还有《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的配合,贞定了知性层面的独立性格,从本源上会通了儒道释与西方尤其是康德的中西方最高智慧,朗现了哲学原型也朗现了圣贤的德慧生命,保住了整个中国哲学。此外,诸如《时代与感受》中论中国文化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国哲学的特质》对儒耶会合必开新途径的指点,《生命的学问》中以佛学境界谈《红楼梦》、《金瓶梅》、《水浒》,等等短篇,亦无不是睿智碎金,文化意识贯串流溢。
丰厚而高透、深邃而了明的牟学,也就是经牟先生发展的儒学。牟学所构建的,是个十字打开、无所隐遁的尽性穷理的大系统,这就是自由无限心--良知自我坎陷 --两层存有论的一心开二门的思想体系。它疏通了挺立道德主体、开辟价值之源的儒学血脉,处理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途径,也开辟了中国哲学与文化迈越主客对立摄物会心的后现代途径,展示了有内在价值骨架的充量开放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使心性领域朗然而嫠定,行为宇宙与知识宇宙判然而有序,本心常住常明,刚健能动,创造不已,牟先生实为阳明以下第一人。至文化意识沛然而莫之御,人禽、夷夏、义利之辨凛然而不移,言辩滔滔,纵横千古,则若非亚圣乘愿而来,亦必是孟夫子的现代形态之再造。
牟先生的学思生命,步步精彩,非这篇悼念文章所能尽。惟风标超尘拔俗,一真境界,绝对是一大精彩。牟先生之智慧,不但能照明如鉴,而且见到什么说什么,见善说善,见恶说恶,见是说是,见非说非,从不依违两可,不藏头露尾,不藏己私,不掩人德,无遮掩态,无世故相,无圆滑气。此卓尔不群,令我钦叹不已。牟先生岂不知直言无忌易获罪于人而遭反弹哉? 岂不知不藏己私会授人以话柄哉? 其性必疾乎巧慧之伤真也。此由老师自言「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可知。
牟先生如今成了当代新儒家中被攻击最多的对象,几乎是众矢之的。这里,风情万种,情况复杂,但显然不能说与牟先生之直言犀利全无关系。我不愿意在此悼文中一一指出,仅指出,被蜚短流长的竟是所谓「色酒」,而飞流得起劲的其实都是以批评所谓「泛道德主义」来反对将道德判断运于学术领域的人事者流。此且不论。这里只说一个事实︰此飞短流长者,其实是牟先生自己揭己短所授之话柄,牟先生不仅早年在大陆对学生自揭自斥过,而且还在《五十自述》中坦然于白纸黑字,自我批摘早年「自然生命则下坠于醇酒妇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悖师卖友,损人欣己,认权媚贵,曲学阿世,身心不乾净的,有多少? 这只要翻一翻现代史尤是历次政治运动史录即可了然。然而能如牟先生般自省自揭,而不是遮遮盖盖,不是不断精包装示人以假的,又有多少? 若飞流者,历经纠揭互动的运动而犹「一贯正碓」,还能自诩清白么?我看很难。小人长戚戚,君子坦荡荡。相形之下,牟先生的胸襟是可等的坦荡,何等的光明磊落。而以牟先生自揭之短来攻牟先生,则适见其小,丝毫无损于牟先生的大智大仁大勇的磊落人格。不掩其不善,善莫大焉。
牟先生无公职在身,只是天地间一读书人。故他自揭之短,在现代人看来,已经属于个人之生活隐私,老先生自己不愿说,谁也不能强迫他说。自揭隐私布于世,举世能有几人做得到? 然而牟先生做到了。这是钦佩不遑之事,哪能置喙!
由此自揭其短,正可见牟先生的智慧,不是明外不明内、照人不照已的,而真正是灵光独耀,回光返照,无所藏私,通体透明。所以我说,牟先生通体是智慧,通体是悲情,通体是理想,通体是愿力,也通体是光明。
内明是根本明,有内明之明是真明大光明。内明是牟先生智慧的第五大特徵,与前面所举四特徵是一体俱现的。牟先生的思想体系,能将我的内部生命之真性与尘垢照鉴得清清楚楚,并由是得以贞定生命,润泽生命调适生命,精神拉得出、打得开、提得住、托得牢而不坠。这才是真智慧、大智慧。牟先生光明了自己,也光明了周遭。
三、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已经具有中国儒学哲学和文化在现代的象徵意义
牟先生走了,真的走了。他的走,带走了一个时代,带走了一个出大师的时代。
牟先生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卓著峭拔的一位,并能领袖群伦的哲学大师、儒学大师。牟先生即使不是现代中国哲学和现代儒学的最高也是最主要的代表。牟先生是一真实无妄的生命境界,内外俱明的智慧,沛然挺显的文化意识,处「四战之国」而从不依傍任何现实政治权势的照体独立的傲骨。以此,为这个人心迷茫、奔逐浮尘的时代,建立了独立的学统,从而也恢复了道之「统」,完成了他自己壁立千仞的大儒真人之人格,铸就了时代的真典范。完全可以预见,在牟先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会知识大家名家似林,文化明星健将如云,甚或其文化意识挂空的「哲学家」不断被封谥,然而恐怕大师难再,遑论出现牟宗三了。
典范意义的牟宗三是无法漠视、无法摆脱,也无法跨越的。牟先生的天籁之声是无法替代的,有很多话,牟先生不说就没人说了。一个从山东乡村走来,现实上始终无所凭的、做了一辈子清高淡泊读书人的牟宗三,竟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在我看来,仍然是说不到的老先生)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透现出牟先生的无可替代性,亦将无人能超越。
这里不存在悲观不悲观的问题,也不是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儒圣贤哲,大师典范不世出,西伯拘羡里撰《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不韦迁蜀传《吕览》。除天分、学养外,还须有存在资源,缺一不可。存在资源由其所处身之时代和个人的存在感受组成,而纵身处忧患时代,亦未必人皆有真感受,无真感受即无所谓存在资源。感受愈深切,资源愈丰厚。感受深切至与圣贤生命呼应,始得朗现圣贤生命,成就圣贤血脉事业。牟先生的挚友唐君毅先生说得好,牟先生是道成肉身。举目当今神洲,几人有如牟先生的先天慧根? 又几人有如牟先生在其《说「怀乡」》中所表达出来的深切时代感受? 现代中国的知识人,有一大特点,就是对往圣前贤有骄矜心而无谦虚心无恭敬心,自视甚高。就算自今往后天才涌现,但时下中国固然仍有许多问题,现代化的全项目标远未实现,却毕竟已国力日强今非昔比了,也就是说新天才们不大可能生起与牟先生同等强度的时代感受而存在资源不足。存在资源不足是成就不了像牟先生那样的哲学大师、儒学大宗师的。
天分特高的牟先生处于他所言的大危难时代,流浪天涯,四顾苍茫,感受痛切至深,抱满腔被拔了根的文化孤愤,发愿心于旷劫,担负起圣贤血脉事业之继绝与光大。牟先生以其会通中西的智慧,一辈子始终清醒地粹然地勇猛地重树与贞持儒圣人禽、夷夏、义利之辨「大原则」,存在地无漏地拒绝了儒学空洞化和异质化的任何可能。其意义之重大,将如同当年孔孟建立标准一样,弥纶千古。而牟先生之投入通入融入中华文化大生命,也就客观化了他的学思生命。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巳经具有中国儒学哲学和文化在现代的象徵意义。对此,现代中国不认同不要紧,但时代愈后,愈能为摆脱本时代特殊习气、各种「主义」情结的后世人所认识所推服所奉尚。吾人不以圣贤视之,后世必有以为吾时代之圣贤视之仰之,如今之视仰孔孟荀董程朱陆王者。
我们应当去掉骄矜心,生起谦虚心、敬恭心。我们消化孔孟消化了二千年,未能说已经消化了。牟先生的书我们完卷看了几本? 看了几年? 一本《佛性与般若》就够啃了。儒圣贤哲的书也不是写论文做学位的材料,是要受用的,要有存在感应的。且慢侈谈什么「批判」,什么「超越」。板凳要坐十年冷,牟先生的书只有去掉骄矜心,性甘淡泊,气虚神朗,才可能真读好。我们应当好好消化牟宗三了。
牟先生已经客观化了他的学思生命,已经证苦证悲证觉了。然而,牟先生是 -- 时代真典范,木铎永垂响。
断断续续终稿于牟师宗三先生去世二百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