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土地的菩萨------安金磊

风中白杨

回归大地(1)

　　一个“犟种”的7年

　　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为了“养”麻雀而种谷子？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但他们早就习惯了安金磊的“另类”——7年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
比起7年前，比起周围的田野，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棉花的神话

　　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青年人进城打工，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小麦是全年的口粮，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

　　2006年入秋，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收获季节开始了，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

　　黄昏时分，安金磊经过金顺（化名）的棉田。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两块七八的。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

　　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棉株只有半人高，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一片油绿的棉株，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还开着大朵的花儿，不断生出新的棉朵。

　　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这片棉田也是如此。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9％潮度），亩产达到400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

　　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 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

　　2005年，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他喜滋滋地种下去，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

　　再问，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不靠谱”了。

　　在金顺眼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 “岂不耽误了收成？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能多种就多种几茬。”可每年，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休耕期间，他专门让土壤长草，涵养地力。安金磊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

　　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经风雨多年”的种子：“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

　　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每亩成本几十元，但安金磊从来不打。他的棉田边上，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原来是一个诱引、一个驱避。

　　金顺觉得，自从有了农药，“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蚯蚓能松土啊，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脸几乎要挨到地面。

　　于是，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2006年，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比起三年前高了10％左右，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能给他带来近4万元收入——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它棉花的。今年，他的棉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订走，准备做成内衣出售，收购价是每斤4．5元。而市价是每斤“两块七八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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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白杨

回归大地(2)


　　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土地上。
天刚亮，5点钟，安金磊夫妇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听虫子的叫声。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一定要有虫剌蛄（一种昆虫），它们是帮你间苗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同样赶早下田，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瓤，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

　　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 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风中白杨

回归大地（3）


安金磊：倾注在土地上的行与思
        

周靖冬

怎样给安金磊这样一位青年农民定位？有了2005年开春时节与他在田里共同清理农膜的五天接触，我确信了此前听到的传闻——他是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农民，一位不折不扣的有机农业的践行者。晚饭后坐在灯下交谈，每每惊异于他对中国古老文化知识的熟悉。他随口而出的圣贤佳句常常让我自愧浅陋。再看他写给一位尊者的恬淡自如、用辞儒雅的信，开始觉得他是一位博学的文人。随着交谈的深入，听他展开自己对农业问题的一个个疑问，一层层思考，我又觉得他像是一位农业问题的思想家。

——题记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但是在这个干旱的春季，清明已经过去了几天，那种清新的画面仍迟迟没有出现在枣强。东紫龙村，安金磊的这块40多亩的棉花地里，上一年用过的农膜或隐或现地附着在地表，勾勒出整齐的地垄。妻子张秀双在前面用钢叉挑开埋在土里的残旧农膜，小安伏身跟在后面把它们一把一把地团起来，再用大块的土坷垃压住。有的小片农膜被板结在土坷垃里，就得先把它们摔碎再挑拣。看见指甲盖那么大的，小安也要掖进自己的裤兜。墒情差，没有风的时候扬起的尘土围着他们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却似乎毫无察觉。

规定与质疑

九十年代初，刚从农校毕业来到巨赞农场的安金磊，身背手压喷雾器，走在分到自己名下的60亩果园里，按照规定的步骤给果树喷农药，给间作套种的玉米打除草剂，脸上一片茫然。一是因为此前他从来没有做过农活儿，二是因为他很不适应那农药和除草剂的味道，从打亲耳听说了“毒西瓜”把人吃坏的事情，更加从心里反感这些化学的东西。到了第二年侍弄西瓜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愿下“毒”手了。和玉米相比，西瓜毕竟更接近人嘴呀！安金磊偷偷地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不用任何农药和化肥。

在农家肥的滋养和小安精心的照料下，苗儿拱出来了。两瓣籽实中间，一株由黄变绿的细嫩的子叶正在奋力地展开，尖端的生长点上顶着一粒晶莹的露珠。整块地里，支楞楞的瓜蔓向四处舒展开去，纷纷显示着无限的生命力。小安觉得它们像一条条吐着信子的充满活力的蛇，似乎又带有孔雀开屏般的美丽。啊，都不对，那活生生的精神头分明有股子苍龙一般的气势！他蹲在地上看得出了神。

在农校为西瓜育苗的课程里，观察秧情，帮助小苗培土、脱壳是一道必要的程序。从那以后安金磊特别喜爱在瓜地里感受这种乐趣，感受那里的清新空气。这一季，小安的西瓜地里不仅没有出现一棵病株，而且西瓜味道明显地好于别人的地块！他并且为此获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品质检测奖。他种植的西瓜因为被检测到明显的抗癌元素而被授予“抗癌西瓜”的称号。

成功的体验助长了安金磊潜质中的叛逆成分，他不再唯上级规定为尊。规定要求定期为果树除草，为果树保留水分、养分。小安觉得它们之间的关系，依赖更甚于竞争。杂草在盛夏的骄阳下可以为果树吸收阳光，有利于果树周围小气候的调节，所以对除草的事无动于衷。领导催得紧了，他就干脆把显眼处的杂草翻进土里一些 ——让它们在消失之前做一回绿肥吧！

从第二年开始，安金磊就再也没有用过农药化肥。然而事实一再证明，小安地块里的果树长得就是好。

今年三十出头的农民之子安金磊是沿着一条被人重复过无数次的轨迹走过来的。不过，今天这轨迹的背景中加进了太多的时代特色：商品化，产业化，经济全球化，经济理论的眩目光环，企业精英的商战妙计，经济问题国际会议会场内无休止的争吵，会场外愤怒的抗议……。在农村，化肥取代了农家肥，除草剂取代了锄头，市场的繁忙交易和讨价还价全都紧紧关联着农民的生计。产业化大潮之下，土地已经成了农产品生产链条上一个似乎无需用心“保养”，可以随意榨取的环节！种种与祖先说法不符的怪现象让安金磊感到疑惑。

思考与实践

小安喜爱思考。小小的成功除了让他高兴以外，更触动了他的思考机器。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最初认定的“理论”：果树地里需要搞间作。高的树木，次高的麦秆，贴着地面的草，上下错落，对于光、肥、水的利用并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而主要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在肉眼无法分辨的土壤微观世界中，也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其中除了土壤和农作物以外，还包括诸如苔藓、杂草、各种昆虫、微生物、细菌等等，它们之间既依存又制约。土壤的共生系统越是多样化，越是复杂，就越肥沃，越稳定。祖先有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为地干预、打破这个历千万年而形成的平衡一定会招致危险。

1995年农场实行承包责任制，安金磊多少获得了一些实践自己理念的自由空间。2000年，迎着人们不解的目光，安金磊辞去国营农场的工作，回到村里承包了两块、总共50亩废弃的贫瘠土地，开始了完全自主的有机种植探索。

在村里签完字，他径直去了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满怀幸福感地抓起一把土凑到眼前观察着，踌躇满志地盘算着种植计划。他也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这样做了。

思考与学习比劳动更艰苦，却又充满了快慰。劳作一天的他，晚上不爱看电视，而是读书，从那些凝结了中国古老文化精华的字句中汲取养分。

听人说上农家肥的地产量低。他就盯住人家刨根问底，再找别的人给以佐证，终于弄清农户利用农家肥肥料类别单一，要么是猪粪，要么是鸡粪，当然没有化肥那么全面的元素搭配。小安建议他们多种肥料混合使用。他坚信这些没有受到过化学物污染的土地本质上是健康的，很容易恢复地力，提高产量。

安金磊不主张搞温室大棚，认为高温高湿的大棚内部环境下细菌会超常繁殖，得不偿失。他认为一年多熟、反季节上市这类做法仅仅从商业盈利出发，虽可得一时之利，却违背了作物的生长规律，对土地，对作物，对消费者，都将构成危害。古人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告诫我们要一切以自然规律为尊。

安金磊注意观察土质，尤其注意虫子活动的痕迹，认为虫子是土壤健康与活力的表征。但在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的田里，蚯蚓一类的益虫渐渐绝迹了，加速了土壤的板结。他主张辩证地看那些一般意义上的害虫。地里适当数量的喇喇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等于帮助农家间苗。蚜虫病害实际上与大量使用化肥有关，含氮量过多的植株蛋白含量高，杆脆，更适合蚜虫的口味。此时再采用过去的草木灰办法对付蚜虫为时已晚。

安金磊的思考，来自于实践又迅速回到实践。

实践，当然意味着更多的吃苦，更多的辛劳。锄草总比喷洒除草剂艰苦，施农家肥总比施化肥劳累。拣农膜，要把那么一块40多亩的地清理干净，夫妻两人基本上要忙乎一个冬季。全社会性的浮躁病感染到农民身上，就表现为不愿花力气，得过且过。安金磊路过别人的地时，每次都能看见多年积攒的残留农膜白花花地散落在泥土里，像是沾满痰迹的地面，难看极了。抓起一把土闻闻，是一股呛人的化学药剂的味道。种子稚嫩的幼芽和根系怎能够冲破这样恶劣环境的包围与刺激？即便长大了，又怎能够回报给人类健康的果实？

一天，安金磊和妻子手持钢叉正在为鸡粪堆做翻倒腐熟。干得满头大汗的当口，一位骑车路过的老农骗腿下了车，径直走过来，脸上既有不解和新鲜，又透着几分爱怜和赞赏。不过说出话来却是反着的：

“化肥多省事，年纪轻轻的卖这份傻力气？”

“累是累点儿，可是用着踏实，上到瓜地结的瓜也好吃。”

老农听了眼睛里一亮：“种地三分种七分养，这话没人听得进去了。天下没有白吃的馍，化肥‘又省事又高产’，那祸害还在后头呢！你们记住，全好的好事，准不是好事！”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知音，老人越说越激愤：“他们光说高产了，怎么不说打了多少深井，抽了多少地下水！”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2004年，一场棉花枯黄萎病在这一带大面积发生，多数棉田发病率都在七八成左右，个别的几乎绝产，有人归结为气候原因。但是安金磊的 40多亩棉花地里，总共只出现了几棵病株。以9%的潮度（最低含水量），亩产达到400斤。这让北京来的棉花专家毛树春老师惊叹不已。现在，安金磊的棉花凭着绒长和抗拉两项硬指标可以获得比别人高一成的售价。随着检测手段的完善，作为食用油原料的棉籽也有望取得市场优势。在收购商那里，安金磊的名字已经多少带有了品牌的特质。

鲜明的对比还反映在秋白菜地里。这两年有些人家地里的白菜几乎绝收，一棵棵地烂掉。小安家的白菜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到如今，谁也不敢再小看这位卖傻力气的“神经病”了。有的来打听从哪里买农家肥，价钱如何。有的问他们这一季浇了几遍水。有的暗中盯着安金磊什么时候浇地才敢浇。据小安观察，近一年来村里开始清理农膜和到藁城买鸡粪的人家各增加了近十户。

在安金磊的电话簿上，像毛老师这样的专家有十几位，包括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院等机构的各方面专家。不间断的面访、信访和电话访，每一次都使得小安受益匪浅。有时从报章上看到一篇报道，他就可能坐上火车直奔山东，或者河南，慕名去登门求教，与那些初识的同行一同探讨问题，或者互通有无，从优质的种子到实用的农具。

安金磊奔忙并快乐着。这“不合时宜”的快乐源自他“不合时宜”的内心追求。他诚恳地说：“别人体会不到，种地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除了劳作与交流，安金磊的快乐还在于读书，包括外国人的书。在他的书架上，笔者看到陈慰中的《中国生态农业》，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卢岑贝格的《自然不可改良》……。那些生涩的文言，拗口的译句，都成了他破解难题的钥匙。在这方天地中他一次次地找到了胡适所说的“兴趣丹、问题散、信心汤”，一次次升华了自己的认识。

压榨与危机

有机农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产业化浪潮。从“石油革命”开始以后的数十年来，化肥已经使得土壤板结，通透性差，地力下降，有机成分低，抗病能力弱。

产业化对农业的危害远不仅仅表现在化肥与除草剂上。就说种子吧——种子的产业化运行，使得农家购买种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作物棉花的种子最高一斤能卖到40元之多。听说有的人还在打算通过科学手段把种子搞成不育系，杜绝农家自己育种的任何可能。

实际上，只要不是做杂交培育，一般性的提纯、筛选和留种很容易掌握。所以安金磊主张农民学会自己留种，以免受种子商的假种子欺骗和价格压榨。

商人压榨农民，农民们只好压榨土地。

化肥施用量一加再加，但收成却在下滑！农药使用量一加再加，植物病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用水量一加再加，水井越打越深。华北地区不可补给的深层地下水已经被采用一半，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普遍的干旱与超深的机井相互助长，恶性循环！

农民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经济危机会直接衍生出生态危机，二者形成更严重的恶性循环。在严酷的经济压力之下，新一代农民普遍视土地为摇钱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给儿子盖房取媳妇，买摩托，全指望着它。日子越紧，“摇”得越狠。

“摇” 着“摇”着，很多人想到了真正的树——砍树现象严重起来。大道两旁过去茂密的树木几乎已被砍光。远望邻近村落，已经不见了那种绿树掩映的画面，被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的房舍。安金磊认为，树木是最涵养水分的，鼓励农民栽种果树有利于减轻干旱，阻止地下水的减少。但是这又涉及国家的粮食生产大计，安金磊的想法难有实现的可能。

过去，地头和房前屋后总是要留一些杂草的。现在统统种满了作物。农民也许为此多少缓解了生活的压力，可知却断绝了多少鸟儿的生路！

2003年大旱。6月，小安夫妻给棉花地浇水时，忽然发现在棉花地南头，那片旧车辙形成的长条形低洼地里，几千只燕子在抢着喝周边地里渗过来的积水，满满当当地落了一大片！喝饱了的燕子仍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自己的羽毛，有的在浅水边兴奋地嬉戏。

这场景令他们永远难忘。

古人说：“质子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安金磊对这件事作了一番设身处地的分析。近年来北方干旱少雨，河湖干涸；农村普遍建起了机井和水塔，农家多数通了“自来水”，旧时的井台已经少见；农民浇地的水里常常溶进了追施的化肥。这就使得鸟类很难寻到喝水的地方。食物来源同样困难。除草剂已经消灭了田间的大部分野草，使得草籽难觅。谷物在这一带少有种植。当地人都发现过去常见的鸟类已经减少了六、七种。燕子的数量也明显减少。为此小安决定每年在地头种些专门用于“赈灾”、不打算收获的谷物。地头保留适量杂草。房顶上、树杈上放一些接雨水喂鸟儿的容器。

倡导这样一种生态伦理观意义重大，因为一个安金磊也许能够为村边的鸟儿减轻饥渴的折磨，但可能挽救这些物种的消失吗？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全球气温变暖、人口急速增长和自然环境恶化三大趋势作用下，地球上的生物正在经历有史以来第六次大灭绝。在过去的100年里，全世界已有超过1000个品种的家养动物灭绝。如果不采取措施，20年内人类还将失去2000个家畜和家禽品种。目前全球有超过15000种物种濒临灭绝，灭绝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陷阱与希望

安金磊明确表示了对现在的产业化、市场化农业前景的担忧。他说，目前的大城市超市中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但是有哪位消费者想到过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呢？超市的运作机制决定了它们必须极力增加商品种类、规格，必须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组织货源，签订供货协议。货品供应必须有长期和稳定的保障，对违反协议者施以重罚。散户农民显然无法适应这样的要求。而大范围的货物调动，势必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包装、仓储、防腐措施等方面的浪费与污染。相比之下，陶渊明式的“田园经济”会让我们的地球保持更长时间的生存条件，为我们的后代保留更多的自然资源。现代人只须舍弃一些高消费和过度的舒适生活，克制一下品尝异地风味食品的欲望，就功在千秋了！

产业化主张地区性的单一种植。但是我们古老的农谚说“倒倒茬，顶茬粪”。适当变换种植种类可以减轻土壤养分的片面消耗。间作、轮作则有利于对地力、阳光、二氧化碳的全面利用，也有助于减轻天灾对农民的打击。多样化种植还有利于阻断某种病虫害的大面积扩散。有时即便在自家棉花地里间种几行玉米或芝麻，都可以有效阻止蚜虫的蔓延。安金磊和妻子对此体会很深。与土壤中的复杂体系一样，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同样是农民不可或缺的法宝。

但是，枣强的农民却在年复一年地种棉花，包括安金磊自己。为什么呢？干旱。种粮用水量大，只有棉花可以在不加大用水成本的情况下保证收益。

生态问题、经济问题搅在一起，积重难返。事实已经证明，产业化只能使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让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陷入穷困，让土地变得贫瘠，让资源加速消耗，让地球蒙上阴影。产业化起码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陷阱！

笔者心想，在产业化的滚滚大潮面前，能有安金磊和他的妻子这样一批有责任感，勤于、敢于思索，并愿意用自己的汗水去践行中国古老农耕文化的青年农民出现，是一种希望。至今，安金磊开始这样做的时间并不太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理的思路也还很多。我从心里盼望着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支持，盼望他的农耕方式取得示范效应，帮助绝境中的农民找到出路。

安金磊自己当然更这样期盼着。他用了《诗经》里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心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前景也许不必心忧——至少在东紫龙村，希望已经开始显现……

（原载2006年4月《民间》春季版）

风中白杨

找回真正的身心生态家园

安金磊

（2006年7月22日下午于柏林禅寺文殊阁）

     

明奘法师：夏令营到今年办了14年，演讲的有学者、教授、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很多很多。今天下午讲演的安先生，真正是一位同行，一个从泥土中走出来的人，非学者、非先生、非教授，但是他有自己独到的跟植物跟庄稼打交道的实践和体会。请安金磊先生做他关于生态农业的讲座。

我叫安金磊，我来自河北衡水枣强县的。首先我在这里是和大家交流，而不是讲座。这几天我看到14届夏令营来的都是一些很有专业背景、独到知识的朋友、人物。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首先感谢明海大和尚和在座的师父，更要感谢在座的大学生。你们暑期没有到那些名山大川去旅游，没有去涂炭那里的生态环境，而来这里过艰苦的生活，我非常感动。我和你们的环境不一样，你们更多的在交通较好，工业化较好的城市上学、就业，我还是在传统的农村里。我读完高中后没有上大学。父母是小商人，因此一直到高中的十几年来，我未下地干过农活，甚至没有拔过草、流过汗。或许是欠大地的太多，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农校。从1993年到现在，一直在做农业。十几年下来，感觉大地给我的真是太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感恩。现在就把在搞农业过程中思考的一些事情和大家交流一下。

现在大家回想，要是倒退两三代，三四代，可能在座的每位朋友的祖父辈都是在农村里面长大的。中国就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对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但是在工业化的现代过程中，农业好像处于边缘地带，包括很多农村的小孩子，在吃水果时，只是知道要最大的、最好的，不会想它是树上结的，还是地里长的，只要钱能买到，其余的都不重要，不会考虑土地与人的关系。

我开始从事农业是1993年农校毕业后，那时除草剂，化肥农业已经开始盛行。除草剂已经在中国出现，伴随西方工业化市场渗透，走工业化的路子，我国农业也开始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过渡。农业除草可以用西方工业化的方式做。93年到94年我们用除草剂用了一年，感觉它的味道太呛人。如果把土地比喻为母亲，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使用土地，岂不是在往母亲身上撒毒？和很多老农交朋友的过程中，他们也觉得使用除草剂等农药虽然会省力，但它不是好东西，是绝对会有很多潜在的危害，只是目前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产出的农产品，例如西瓜等很多人都不喜欢。从95年我开始了没有化肥农药的农业。当时没有太多的思考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觉得这样做对气候好，对自己也是比较好的事情。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和环境的关系，逐渐对与植物相关的环境有了了一些很好的认识，多了一些交流。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当我把这样产出的西瓜卖到市场上去，因为用粪肥，西瓜味道好，很多老人都感觉到不寻常的味道，认为几十年前的品质的东西又回来了。因此得到了很多人认同，得到很多的激励。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虫的问题，就要请教专家。所以我就经常去农业大学、农科院，请教不用化肥的农业，能不能走得很好。98年到北京去，发现这样做的人还很少。北大、清华的一些老师，他们在城里也很苦恼，觉得现在农业上化肥农药用得太多，吃的东西不健康。碰巧他们也到中国农业大学去了解怎么能吃到无污染的东西，交谈中得知有一个青年也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已经做了好几年，告诉我可以和他交流。清华的一个教授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就派13个博士、博士后到我那里去，参与和讨论怎样不用化肥农药种植农产品这件事情。

自那以后，我听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简单的事情，还有他们在城市生活遇到更多的烦恼，一是饮食不安全。在2001年，由北京到我这来的一伙人，那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说其实想过简朴的生活，维持这种简朴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但是在城里买房子等一切的费用太高，压力大得要死。在我那里一呆就是三天四天，有的呆一冬，真的不想回去。我当时以为他们只是感觉农民很辛苦，这样说是一种鼓励，不让农民产生自卑的心理。后来也有不少人打电话讲要到我的农场去劳动，感觉那种气氛，感觉人与植物和土地的清新的气息，让自己放松。我才感到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现在中国、国际上有很多人在做农业与环境化，农业与生态的尝试，也就形成了一个圈子。

一般来说城市比农村好，更多的人从农村走到城市，觉得是跳出了龙门。跳出了龙门以后，找到了工作，定居城市，他们又有了很多新的烦恼。看他们痛苦的样子，我一直在寻找，从传统农业走向工业化时代以后，城市是不是一个人们追求的真正去处。我觉得在我的农场里人与土地相处得很平和。现在我的农场是40亩地，里面有很多鸟，例如麻雀、喜鹊等。当地的18种鸟还不时来光顾，因为这里没有除草剂的味道。有时候好多燕子都到我的田里，因为燕子也需要喝水。可是由于灌溉时撒农药，水井里面抽出来的水，沾上了农药的味道，燕子就不喝，就飞到我的田里来。一次很盛大的景象是，2000多只燕子到我的田里，它们简直是无处可去。这让我感到了人和动物对立的状态。这样一想，觉得城市里面的人，特别是在高层建筑里面的人，他们的苦恼是何其多，而自己是不是在这里太优越了，可以和植物、动物做朋友。我觉得很快乐，又觉得城市里的人在受煎熬，而我在这里享受快乐，这样是不是不公平。我在这里自给自足，他们羡慕我的生活，我是不是太自私，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得了解这个事情，我开始思考到底工业化、城市化是不是我们需要走的路？几千年产生的农耕文化是不是已经过时？国家提出的城市化建设及下一步将在中国建更多的卫星城市的规划，到2010年实现把现有的6亿农民转移到城市去，剩1亿作为农民，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工业化城市化是不是可以行得通的一条路？在我的眼里，城市化的路子我是很反对的。

3月份，明海大和尚到我那里去，我说城市就是一个毒瘤，它的一切行为都是反自然的。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自然保护主义，单纯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适合一个人生活生存的环境，城市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反自然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大地相通，不能得到阳光雨露、清风空气不能和大地相通，在噪声机器轰鸣声中，在水泥房子里面长大，不管你的收入有多高。首先你没有和自然相通，没有得到最纯洁的空气，没有这种环境的话，这一切你要用金钱换健康的话，如果你选择，你可能选择田园化而不是城市。我在搞农耕时，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现在来看，西方的工业化发展到现在已经变得很可怕。我们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初阶段是什么样子。现在西雅图是美国的一个大城市。西雅图是用一个原始的土著酋长的名字命名的。在建立的时候，西雅图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很明白地说出了他们建设的城市对自然的破坏。在那些真正热爱自然和生活在自然里面的，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原始落后的生活状态的人看来，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这些白人破坏原始部落，如砍伐树木，填平河流来进行的建设，是非常野蛮的。事实上那些殖民者靠杀戮赶走土著，破坏自然的方式来催生出现代化这个怪物，是极其血腥、野蛮的。另一方面，我们看西方国家发展的过程，无一不是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掠夺的过程，这本身就是非常野蛮的。这使我想起2003年我和温家宝总理的顾问温铁军老师及美国驻华农业参赞的一次交谈。我对美国驻华农业参赞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中国等国家敢说哪一个国家的农业是落后的，也不敢说哪一个阶段如工业化是世界所有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因为它们起初的过程都是野蛮的，它们的发展是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压迫形成的，或者说工业国家的发展是以对农业国家的掠夺为基础的。中国的近代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西方的发展，他们的城市化，是靠不发达国家的血，靠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堆积起来的。很可笑的是，在中国很羡慕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青年佛教徒，他的父母是美国的医生，有很好的收入。他家有一个五千七百亩的农场，在这个农场里他只养了四百头牛，其它都是荒地。他在中国学汉语，在朋友的带领下他来到我的农场，他说他想在我的农场做义工。通过和他谈话我知道他也学佛，他曾跟台湾大师学佛。他最担心的是其它国家学习美国的发展模式。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现代化。这位青年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人的看法，但他至少说明一些美国人开始反思美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造成的不良影响。

有的人可能听说过美国的“阿姆逊人？”，这是发达国家为数不多的一个社区，他们完全不用现代化的一切设施，他们没有电，他们的孩子也不上现代式的大学，而是自己来教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也不服兵役。在这种生活模式中，他们也生活得很好。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也许是农业发展的一种模式。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中国几千年发展起来的农业，中国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美国一位学者在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四千年的农夫》，讲到中国的土地之所以用了几千年还能保持这样的活力，就是因为他们采用多粪肥田的办法。我们看西方国家，他们才走了多少年农业发展的路子，现在就要走不通，就是因为大量的采用机械化。我到国外也看到，这条路子真是走不通。我曾到过泰国，一些泰国人非常苦恼，他们所有的农业都不赚钱，只有他们的花卉是创收的。更可笑的是，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消费量特别大。比如美国对肉禽蛋奶的消费是非常大的，但美国自己的土地很少生产这些东西，更多的是靠进口。他们的土地做什么？就是用来长草，以此来保护土地。所以我对美国参赞说，你们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农业搞得怎么样，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走得通的农业发展的道路，包括工业的路。

中国也加入了WTO，从一个大的前提讲，世界性的城市化并不是一条可行之路。西方靠掠夺贫穷国家的自然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对于我们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是不适用的。现在我们才把不到两亿人转移到城市里，大家就看到了我们的环境、资源已经难以承受。如果我们再把四亿人转移到城市里，那我们的自然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还靠什么生活？所以我们更多地在想，哪一条路才能使更多的人像人那样生活？人们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比如仁者爱山、智者爱水等等。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我们现在只能回头看，去从陶渊明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及老庄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去找了。这种生活是不是一条路？从现在看，如果考虑到我们的资源，考虑到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清静呵，气候环境需要呵，我想这可能是最终的一条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十几年来我在土壤里摸爬滚打。我们知道农业是反自然的，它作为一个“业”，就以产出为主。因为人要吃饭，怎样满足我们的吃饭问题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自然里面做农业的，自然不仅包括人，还包括动物和植物。这就涉及到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在自然中的生存的范围，或者说自己的权限有多大。这不是法律规定的权限，而是基于人类的道德心，尊重所有的生灵，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动植物，而不是把自己看作霸主。所谓“人是万物之灵”，人的高尚、崇高、英雄气慨等等，不过是人类自己自诩的。人在自然里面，不过是生态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没有什么伟大、崇高与尊严可言。人类之所以有尊严，在于人可以意识到自己和昆虫鸟类都是一个生命体。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你就会失势，我和很多农民说过，你做农业就需要学佛学。佛学是什么？一个是放下，或者说达到良心的平衡，在没有超过本位的权利下做事。这就是权利。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很多城市里面的朋友发现，可以学得很好，很明白，很相信，但是回到工作里去，就做不通，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则，不允许这么做。这说明在工业化里面，你不能做到言行相一。你从事的什么工作，和你的精神信仰，现在是反着的。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真正使你的行与神能够和谐共一的环境，你做的东西不会反自然，反人类，不会给你造成压力。

在自然里面，你如果是一个小农夫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这一切。你只需要一小块土地，满足你的食物需求。物质需求很少，衣能蔽体，食能温饱，足矣。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能够和动植物浑然一体，是朋友，是同事，你才能以没有自责的心态，看你的书籍，《圣经》也好，佛经也好，找到你的心灵的归宿。

我现在感恩的心很重，大地给予我的太多，原来以为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的心态。我到过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物质很贫乏，生活简朴，但是精神却很满足，很快乐。在他们心中有一种非物质的，虽不是佛教却也是很真实的信仰存在。他们尊重大自然的植物，认为这些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所以说信仰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吃饱即可，不必要浪费太多的动植物等自然物，这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把需求、快乐建立于对心外之物的追求上，尤其是物质上。在农业自然里面，也应该知道道德是怎样一个词汇，道就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德就是遵循这个规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儒、道和佛等，这些文化中包括许多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的解说。五四以来打倒孔孟等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背离了传统之路，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中国的落后。其实中国的落后并非传统文化所导致，所以这样做恰恰是舍弃了民族精神的精髓，并加罪名于其上。统治者以为西方“民主与科学”可以复兴中国，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科学首先应该是尊重自然规律，这种科学却使得我们背离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舍弃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的发展道路，选择一条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忽视了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因此其非真正的科学。直至现在对此反思的还是很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试着反思。

现在讲一下生态农业和大家的关系，首先说吃的问题。二战以后化学物品越来越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中，现在用于农业的化肥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毒气来释放的，是一种毒品。我们几十年来将其加工以农药的形式用于我们的农作物，成为现在农作物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日趋严重。我们在吃这样产出的农产品时无形中就将毒素一并吞下，这也是我们现代国人身体虚弱的原因之一。人为的病害越来越多，吃的问题带来的疾病越来越多。现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因为我们认同了一条工业化道路。农村的孩子上学，和城市的孩子一样消费。比如小麦现在一块钱一斤，几十年前是三毛钱斤，涨了几倍，而工业产品涨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在中国农民由于成本不够，生存不下去，不能安心于务农，种出来的庄稼投入的精力和劳动都不够。这些都造成国人的体质虚弱，因为没有吃到健康的食品。粮食给我们的能量不专心，国人也就少了一份专心和投入的心态。国家把农民奔小康更多的放在对土地的掠夺的方式来获取，虽然现在不是处于鸦片时代，却是处于农药发展的时代，但确实是农药化肥的时代，作为一个农民我对此深感愧疚。这说明了农业是不能纳入我们的流通体系的，不能纳入市场体系的。因为与工业产品相比，农产品不能提升到工业产品那么高的价格来制造，那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就会无法承受。我们要解决根本问题，要看到土地给予我们的是自给自足，我们城市、农村两元分割的状态使得农业产出的同时对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城市人的健康亦越来越糟糕，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二元格局从健康、环境方面都是不合理的格局。我们要找到一条可以包容我们，使我们健康的生活，同时又不忽视自然界的所有动植物的存在的道路。这就是在摒弃了西方上世纪形成城市化的世界，要找到的另一条路。这条路不是要探索，而是要我们回归于五千年来道家儒家所倡导的符合自然的生活法则。现在国内外一些非主流的人士现在试图建立一种与自然想结合的社区生态农业模式，而不是没有一点生机的钢筋水泥浇筑的城市。这个体系的建立要求我们更多的青年和每一位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城市发展之路是反自然的，找到一条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生态道路是必然的选择。只有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生活，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否则更多的人回到城市里，在反自然的状态下生存，会面临无助，无边无际的苦恼。下一步，要建立这样的生态系统：我们有社区有幼儿园有教育体系，建立生态房子，生产系统，一切与自然相融，使水等自然资源循环利用。所以我们学佛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是人的问题。结合农业生产的问题可以说城市化应该说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其结局有二，一就是它有一个爆炸性的发展，我们把自然的一切都破坏了，使得我们人类几乎无处可存。我们不能再造一个自然，我们只能在自然里面生存，我们不遵循这个道，也没有立这个德，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就会产生无穷的烦恼。你们所信仰的东西，如果有和你们的生产完全是脱离的东西，你们的苦恼就无法解决。国人都需要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们通过学佛，学习经典学说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是身体力行的指导我们修行的，几十年的生命的一个心灵的通道，指导我们该如何做。你把一个冰糕袋子扔进垃圾筒这样看是对的，但是你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的话这样就是很微小的，我们不是要建立另外一个这样的世界，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思考，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样？应该建立一个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生产系统，然后在精神上我们有佛学的老师，这么好的道场来给我们提供，那么我们就是要建好这样的生产系统！ 说完了！（众人鼓掌）

营员：我也来自农村，今天听你的讲座感触很深。我想问现在在你的农场里，你怎样处理草的问题？

安金磊：你的问题很好，这里我写了一个小册子给全国农民的，就是《千年草的秘密》。草在几千年的农业里面都是坏的，谁的田里的草不清除，就是不勤劳的。可能你们最烦的就是草。现在我就给草做了一个千年的平反。我是有18年的生产实践的，我的说法，在中国，在中科院还没有检测到，在加拿大正在做这个实验，一年半，数据就能出来。我们来思考，土地不种庄稼，为什么几十年不荒废？因为有草皮，草有分解有害细菌的能力，这些细菌会使单一化的种植进行不下去。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在扎根以前，也需要借助草，20公分以下的，来净化土壤，创造一个无菌的环境。我有八年的种植数据。草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营员：您讲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按照古人的说法就是“天人合一”。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现在国家过推行的政策、指导思想及价值观念等都在指向工业化，而我们是无法阻挡国家政策的实施。我们单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么做能否改变朝向工业化发展的道路，真正找到一条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

安金磊：来到这里我更多的是来学习，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国家的政策也是人制定的，是比你年龄大的人制定的。我们有了新的想法，也要反思错误的地方。我走过很多的路，农大、清华、中科院，我都走访过。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人类很多的行为都是反自然的，要受到惩罚的。我们几千年的小农生活是最稳定的，一家人在一起，自给自足。其实很多西方的国家，也有人这样做。我这种搞农业的做法，看来很落后，国家的领导人也用我的农场里面产出的果实去做月饼，这就其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注意。但是现在社会突出了一种物欲，把某一种单一的人的需要，物欲突出了，很危险。做人必需修佛学等传统文化。儒家对于人应该怎样走，其实已经看透了。只是有些规律是不能动的。老子讲：有机械者必有机心，有机心者必有机事。现在在北京成立了国人合作社，来反思这个问题。西方很多人也在关注中国下一步怎么走，而中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还在盲从的追随他们。我们怎样在农村里建立一个和自然相融合社区，在这里，我们既可以得到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可以得到城市里得不到的。我们要建真正的卫星城，可以建成生态型房子，土筑的，不用空调的，具备了城市不具备的优势。现实是现在这么多农村人口走出了农村，上了大学，都不愿意再回农村，他们认为农村是落后的，这就使得我们缺乏有知识的人来从事这个工作。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不是不可为。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城市的威胁是相当大的，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认为。今年6月 4日，一个国际反权威化组织的总裁（地点在美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同胞到我这里来参观，她极力主张反对全球化。我个人认为，城市化走了 100年，与几千年的传统的文化下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不能相比的。

明奘师：我现场调查一下，从农村走出来的，起码祖父辈是农村的举手。我也是农村的，我父母、兄弟、妹妹都是农村的。我也去过欧洲，到过梅村，欧洲遵行欧盟农业保护政策，不像中国人多地多，例如在浙江、福建等地，人均耕地不到三亩地。欧洲人均占地200英亩，有农田退耕保护政策。比方说每500英亩地，有300英亩五年内不允许种田，只能长草。但是由于将近二百年工业发展，有极多的农业补贴政策，不像中国的象征性补贴，修高速公路一亩地补偿青苗费，层层盘剥， 1500元到农民手里可能不到200元，有时还打白条。这些是很现实的。我的问题是，面临中国13亿人口，9亿多是农民，这么少的耕地，没有这种轮休的保护农田的政策，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你的回到原始时代的、自然的，和农药、机械抗争的方式，是有出入的还是没有出入的？

安金磊：你问得很好。你的担心是中国人太多，农业产出太少。其实中国的传统农业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标准的、到位的农业。我调查了全国很多地方，摸清了脉络，并非像我们害怕的那样。传统的农业差在哪儿呢？肥力过剩，但是缺水，总体是干旱的。肥力充裕，水没有调剂，很难。我做了六年土壤产出调查数据，中国科学院棉花所也用我的数据，产量差多少呢？工业化农业，一亩地棉花，产三十几斤。但是你要看一年，产量差别可能很大。我做了六年，不算化肥农药病害的成本投入，六年中三年几乎是绝收的，因为病害太重了。比如人得肥胖病，危害不只是胖，胃肠也坏了，也影响健康。现在我们可以打机井，节水灌溉，产量的差别不是很大。更主要的问题，是要调整国人的心态。我们更多的人，像你们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或是更小岁数的，以为我们的国家所有的东西都很丰富，资源地大物博。例如超市里物品多得不得了，看着就想买，造成的假象是我们的物质太丰富了。其实不然，我们太贫乏了。我们每天消费的东西太多了。现在一个城市孩子四个月的消费量相当于五十年代农村一家三口一年的消费。

明奘师：看来这些现实问题比禅、比佛法与我们更息息相关。我还有问题，我前几天回到我在北京山里的小院，院里的李子树长得非常好，没打过农药，每年的果子，虫子先吃一半，另一半我总不好意思还和它们争吧？（众笑声）。种的黄瓜，颗粒无收，草比黄瓜秧长。现实问题是，不用农药，产量问题，真不是问题吗？有些你可以用农田灌溉，机井解决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体现了你的个人行为，还是你能够不靠有识之士的参与，也不用政府的精力投入，政策倾斜，单靠自己的力量，你有多大的空间，让大家接受你的观点，走回有机农业呢？
安金磊：我感谢你的小院搞得这么好。我只想说其实农业远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环节，更重要的是你怎样看待自然的问题。你要怀着尊重，和降低本位，降到你个人的运用你的权利、施展你的权利的范围内。这个事情也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更多的人拥有共同的信仰，或是尊重、敬畏，然后是做更大的如地球村一样的生态村，地球村大家都知道吧，是廖居士做的，中国联合国生态村。我们也在做，有600亩。这个生态村要有一定的面积，在里面形成生态的气候，生态群落。所有的设计不是像城市花园那样，而是遵循自然的设计。你说的小院，你没有种一些有虫子喜欢吃的，比如说你种的黄瓜，虫子不喜欢吃，你也得不到。

明奘师：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小流域，小的生态稳定的环境才能抗衡整体的大自然的变力。人类文明从狩猎到农耕，从农耕到机械的出现，将近二千年。也就是说工业文明大概有二百年的时间。中国从大跃进开始，开始走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一个灾难性决策。平湖造田，填海造地，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如果没有 98年长江水灾，恐怕中国的老百姓、政府决策者、精英知识分子还不会想到环境问题。在这方面佛教做得很好。佛教作为一个活动的整体，天下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所有自然风光好的地方都被僧人占了，可是面对不太合理的中国环境政策，佛教却没有做出任何有效性的回应，使环境政策逐渐趋于合理化。作为一个曾经直接与土地接触的人，我也担忧，像你们这样做生态农业的，现在只是少部分人，你作为其中的一个个体，这样做效果任何？如同儿童经典诵读工程的推行，虽然坚持了几十年依然收效甚微。我担忧的是，你坚持走下去的信心，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安金磊：世界出现了一个希特勒，把世界搞得很糟糕，但是他终于走了。大家都认识到世界战争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危害，过了几代还心有余悸。做好事的人可能是少数的，同样做坏事的人也是少数的，无论怎样都可以唤起人心。如果我们将心比心，大家的良知是一样的。我们都看到了，西方创造了工业文明，但它没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如果拿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与美国相比，工业文明的发展它带来了经济上的强大，就如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力量虽大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在世界上横行霸道。我们不是藐视美国，只是用我们儒家、道家、佛家等传统文化来衡量，它绝对觉得没有外在表现得那么强大。但是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经济的落后。因此物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救命草，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产品例如电脑等高科技的产品进入了中国。他们搞企业管理认证来卡你，卖标准，卖体系，这就是他们创造的所谓的工业文明。作为移民国家，它没有整体、长远的眼光，不在美洲肆意掠夺是生存不下去的。我们几千年来在这里生存，精神血脉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继承着有着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思想，使得我们可以而且能够长远的考虑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真正地反省，用我们的文明来对付只有一百来年的所谓的强大的工业文明呢？它们不就是物质强大么。伊朗副总统给布什写信，布什却不敢正面回答，原因是伊朗副总统在用很深的文化和他对抗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本质上说，工业化只能使少部分人活得好，其代价是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不是我们想要的。

明奘师：我希望我的问题够尖锐，能把你内在真正的东西都激发出来。我的问题非常切实，你经常到北大、清华请教一些专家，到农大进修，也应邀到一些场合演讲，耽误不耽误你种地？

安金磊：应该说是。离开之前最起码要和土地及我种植的植物做一告别，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我会告诉它们要坚持，我很快就会回来。

明奘师：还有就是农时的问题。比如收麦子时，有最关键十几天，也就是布谷鸟叫的“阿公阿婆，割麦插秧”时期，恰好下了一场雨，伴随大风，产量就会减少。而恰恰这时候，你在外地，不能和你的植物朋友沟通，收不成麦子，你怎么办？

安金磊：那个时间我不外出。

明奘师：下次再请你，就专门在这个时间请。看你是愿意和那些活生生的植物打交道？还是和这群更活生生的朋友们打交道呢？很难选择吗？

安金磊：不难。我现在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干，只是和王老师一块干。我的想法是，全民需要去劳动。如果世界上有一群人有共同的爱好，可以去画画，可以搞音乐，只要不脱离自然环境，不反对自然就可以。所以说如果有一伙人需要我供养，我甘心情愿去做，不需要他们去劳动。刚才明奘法师说的真的很不难，我们可以在农忙时把你们请到农场里，去参观。在那里你们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父辈，是如何艰辛地在土地上劳作，他们对土地的看法是什么，他们认为土地要“三分种、七分养”，土地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资源的东西。他们是在这样一种长远的思想下来使用土地的。而现代人的观念是“物尽其用”，想让土地达到百分之百的为我们服务。在和一位西方朋友到泰国时，朋友洗澡，好长时间不见出来，只是听见哗哗的水声，开始我还想他是不是滑倒了，过去一看，才知道他是觉得水不热，就想放更多的水。我劝他要珍惜，他说这不算什么，在他们那比这用水更是随便。在北京时，西方朋友住在宾馆里，用水也是及其浪费，他们说这是你中国的水，浪费点也没什么。和我们老农相比，这些老农显然具有很长远的眼光。我们也要珍惜。

明奘师：在没有听你的讲座之前，我有个想法：现在城里的小孩子有的已经不知道星星为何物了，他们说天上还有星星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因为到了晚上他们只能看到马路上的通明灯火。我就一直想搞一个让现代人真正回归自然的试验。让城市的家长带着孩子，三天或是七天，让他们回到山里去，在那里禅修。没有电灯，没有手机信号，现代化的东西在那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在那捡枯枝做饭。晚上只有蜡烛，看书写日记，不超过两个小时。我想推动这样的禅修，在城市、在全国开展。告诉人们不要掠夺性地开发旅游资源，只是回归而已。让城市的小孩子也知道天上的星星和是我们息息相关的，明白你眨一下眼睛，星星也会眨的。听你讲座之前，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浪漫的设想，现在我也有信心去落实了。
安金磊：大家可以看美国副总统科尔写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你会感觉到它不是一本纯粹谈环保的书。可以感到作为美国最高领导层的切肤之痛。他在书中深刻剖析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化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他们良心所受的谴责。西方人做事方式很冲动，不像我们是用理性去思维。如果我有机会去美国，我就会告诉他们学佛吧，这样会减少你们的痛苦。因为学佛是要受戒的，这样可以减少你们良心的痛苦的谴责。我希望我们不要在几十年以后，有他们那样的反思，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吧！

明奘师：就是走过的路不要后悔，我们中国人这方面确实有擅长。我接着问一个和海师有关的问题。我听很多人讲，海师第一次来柏林寺是在春天，看到路边绿油油的小麦，海师就说：“呵，这么多的韭菜？”在此之前我不认识安居士，我想海师出生于海边的渔船上，是不是因为要补这方面的课，才请安居士来给我们讲座？

明海大和尚：我和明奘师在一起修行很多年，但他听到的有关我的描述，竟然与事实相差那么远。我虽然在渔船上出生，但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对于是小麦还是韭菜，还是知道的。而且我种过小麦，也割过小麦。我小时候也种过小米。种小米很辛苦，撒下去怕鸟吃，要一点一点用脚踩进土里。如果不能及时长出来，鸟就吃了。小安是去年夏令营时吴培老师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来看我的时候，送给我几个涮锅的丝瓜瓤子，一袋黑豆。他说这些黑豆是他自己种的，里面有他的爱心。那些黑豆每一粒特别整齐，我特别感动。他也给我讲了他种庄稼的一些理念。他的描述突然间好像是把我从梦中叫醒了。佛家所说的无明，就是人们的错误的思想。关于农业，关于种庄稼的关系。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和那些动植物的关系，我和现代人的观念已经无二了。和小安谈话，使我突然醒了，明白我的思想已经完全世俗化了，人家还称我是世外高人。关于那些动物，我在寺院也说三皈五戒。有的人来受戒问：‘师父，我种庄稼，有虫子时可以用农药么？’我就支支吾吾的自圆其说一通，心里并不踏实。我在小安身上找到答案了，下次再有人问我，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我们可以的，走不杀生的路子，一样可以种好庄稼的。在小安身上，我看到信心了。后来我陪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去，见到他的太太和儿子。可惜我去的时间太早，三月份还很冷。地要休息的，还没有种。他讲了他走的路，我有很多感慨，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已经背离我们的根本已经很远了。在小安心里，土地是有生命的，是我们的母亲。对于那些昆虫、野草，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把它们当成可以践踏、可以杀的东西。后来他也给我讲了他的一些奇妙的地方，坚持不杀生。他种棉花，有一年，别人的棉花长虫，他的就没虫。2003年很流行的一种土地病，他的地没有病，有虫的时候地会来帮忙的，地是有生命的，他已经与地建立了个人的良性的关系，友好的关系，所以它就不一样。我们读书人，你在书上在教室里学到的东西，你说不清，佛教能说清，叫缘起：“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所以我觉得小安所走的路有推广的价值，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生活哲学，提醒我们要感恩。对于那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是一个当头棒喝。我们的祖先知道尊重土地，爱护土地。我们的祖先在一些地方建土地庙，供奉土地神，以此来表达对土地的尊重。这是我们的祖先表达他们对大地母亲的一种感恩的方式。小安说土地很神奇，你给它一粒种子，它给你这么多。土地是不是比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要好，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你给他很多，他还骂你，还打你，说你给的太少。过去有土地神，现在都当做迷信扫掉了，我们也离我们原来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远。我们生活的环境，现在有的人，看不到星星了。有一篇文章讲了一个若干年以后的故事：一个小朋友问他爸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古人的想象力多丰富呵！”

明奘师：我前年到三亚去，有108米海上观音，现在世界上最高的大佛。当时在高速岔口摆摊卖香的不超过10个人。当地人还捉蜥蜴来吃，我就建议不烧香，以保护那里的环境。改供花，不吃蜥蜴，来减少杀生。但是我的建议没有用，因为去年春天我再次去，发现岔口卖香的已经超过30家，没有一家卖鲜花的，我发现理想主义得不到推行，完全是无力的。但是我从小安身上看到一个力量，赵县是农业县，生产以小麦、玉米为主，我们能不能替赵县的居士、义工请你来给他们培训？

安金磊：我今天早晨跟大和尚讲了，要推广农耕禅。我们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想和北大、清华的教授一起组织学生们及其他年轻人，到田里面，赤脚接受大地的灵气，补充能量。

明奘师：你抓住了汉传佛教的三大特色之一，最核心的“农禅并重”。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的世界。每一个生命头顶的天是平等的，脚踩的地是平等的，每个人去契入、去认知、去感受、去回归的渠道方式，可能是不同的，虽然没有一个究竟的唯一的标准的方式，但是每一个方式对于探索者试验者都是受用的。让每个人都开辟一条回归自我、回归生命的本来的路，做出自己应有的思索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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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金磊和明奘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