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天天向上

jerryhao

　　六、分管学习 　　　　　　红色的标语越来越少见到，激昂的口号、掀天的锣鼓声也渐渐远去。大街上，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的，是腋下夹着本书走来走去的年轻人。我明白，分数真的开始挂帅了。 　　　　既然形势在改变，一向领风气之先的伍校长当然不会无所作为。这一年，除了推行那两项与礼仪有关的发明之外，他还组织了一次重大实验，让二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上早晚自习，实验期为一个月。 　　　　早自习从清晨六点开始，上一个小时，用于朗读和背诵语文课文。晚自习则从晚上七点钟一直上到九点，用于完成语文作业和数学作业。那时候，教室里还没有通电，一早一晚我们都得拎着煤油灯进教室。 　　　　实验才搞了十来天，家长们就闹翻天了，纷纷跑到学校表达反对意见。条件差的家长说，每学期都按时交了学费，凭啥还要多花一笔煤油钱；条件好的家长则说，娃娃们太辛苦了，只怕书读出来眼睛也瞎了，请他当国家干部他也当不了。 　　　　实验失败，一个月后伍校长宣布取消早晚自习。 　　　　说实话，自习的取消让我多少感到遗憾。我觉得上晚自习不错，反正在家里也得做作业，还不如到教室里去做。上自习时可以讨论作业，也可以聊天，或者玩煤油灯，一间教室里六七十个人，闹热得很，比上课有意思多了。课堂上，老师不喜欢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嘴里发出声音，爱讲话的同学会被视为不尊重老师的劳动，上自习时却不会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有一次，罗国祥和几个同学合唱国歌：“我们万众一心，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数学老师也只是说了句“好像有人在哼歌”，又继续坐在讲台上发他自己的呆。 　　　　当然，我不喜欢早自习。本是在被窝里睡觉的时间，却不得不爬起来，边走边打呵欠，一只手提着煤油灯，另一只手还要揉眼睛。 　　　　带来新鲜感的自习没有了，我们又回到了那日复一日的枯燥中。 　　　　　　自从分数挂了帅，作为学习委员，我在班上的重要性就开始慢慢显现。当然，决定一个人是否重要，所有的权力都归于包老师一个人。能够得到包老师的器重，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一九七六年上小学到现在，我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除了体育老师之外，其他所有的老师都很喜欢我。敢于说自己是好学生，不仅因为我成绩好，更重要的是，我某些举止特别符合老师的要求。比如说我从不打麻雀玩泥巴滚铁环，从不跟男孩子们一起游泳一起打架，一讲话就脸红像特别羞涩的女孩子，上课时必须左手握右手腕把双手背在背后，我的姿势总是最标准。 　　　　其次，我的舅舅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夺得了全县第二名，在众人的羡慕中上了大学，而在这个班上，我跟他的关系是最近的。 　　　　包老师让我不要只顾自己的成绩，要承担起一个学习委员的职责，学会分管学习方面的工作，为老师和班长分忧解难。这一番话让我激动难抑，我好像看见，她把手中的那只金光闪闪的杯子略微斜了一下，让从来只倾注于班长王光辉和文娱委员丁君的关爱也洒了一点在我的肩头。 　　　　包老师说，要往我身上加一点担子。一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自己的肩头变得沉甸甸的了，好像真的压着什么东西，让人走路时步子都不得不放慢下来。工作的重担，一定是一件可以让人异常快乐的东西，要不，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争着抢着，想要多承担一点。我当然也不例外，自从分管学习方面的工作以来，我充分体验到做一个学习委员的成就感。 　　　　首先，学习委员是班上的重要干部，可以参加班委会，这种权利普通同学根本享受不到。在班委会里，学习委员排名第二，位列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劳动委员之前，仅仅次于班长。包老师如果有事征求班干部意见，总是在问过班长之后就问我。 　　　　第二，学习委员有收作业本的权力。老师布置了课堂作业，大家完成后，就要由学习委员一桌一桌收好，捧着交上去。最能体现这个职位威风的是，有的时候老师懒得改作业，就会让学习委员代为检查，而自己坐在讲台上养神。这个时候，谁都会来巴结我。就连王光辉那么神气的人，只要没完成作业，面对着站在他桌前的我，目光也和顺多了，不再像平时那样横眉竖眼。我明白，他是在用这种能保持尊严的方式来向我行贿：你放我这一次，我就会少诛及你一次。这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学习委员，我并非毫无还手之力，班长也并不是可怕得不得了。不过，和班长不一样的是，我的权力主要用于施恩，而非整人。只要女孩子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盯着我，或者那些调皮的男孩子不敢发出声音却又挤眉弄眼地求我，我一般都会放他们一马。像王光辉这种人，我有时真恨不得找机会一把将其揪出，但最终每次都还是放他过去了。我当然也有收获：他尽管还是不理睬我，却再也没对我发布过诛及令。 　　　　第三，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变聪明了。当了一两年的学习委员，我逐渐学会了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来代替那些笨重的脑力劳动，那些一天接一天连绵不断的作业。权力，真是一件具有魔力的东西，只要一旦把握，就再难以割舍。既然是检查全班的作业，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作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学习委员这个职位，我就吃一点作业吧。因为职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只要有机会，我就尽可能不完成作业。 　　　　然而，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检查作业的权力，准确地说，老师只会在想偷懒时才把权力让渡于我。这意味着，这种权力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它不仅随时可能被剥夺，而且还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随时都可能导致使用者翻船。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有一回我就被包老师抓住了，那次她心血来潮，要自己检查作业，一查就把我查出来了。　　包老师叫我和罗国祥等人一起站在讲台上，作为落后分子参加展示。这让我羞愧难当——尽管是好朋友，我也不屑于跟这家伙同台而立。于是，我坚持说我是做了作业的，只不过放在家里。我强烈要求，让我回家去把作业本拿来。　　我是这样考虑的：出教室的时候，步履尽量放缓，预示着我在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一出校门，我就在大街上飞奔。一慢一快之间，就可以节约下来很多时间，容我把作业补上。　　包老师同意了。　　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作业本、书和笔都还在书包里，只好走下讲台去翻书包。　　“你不快回家去拿，还在干什么？”包老师站在讲台上问。　　“钥匙还在书包里。”情急果能生智。　　包老师转过头继续训斥站在黑板前的那排学生，趁着她不备，我把笔揣进了口袋，把书和作业本别在了腰间。　　“还不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她又转过头来了，似乎看穿了我的计划。　　“我肚子有点痛。”我不仅不想走快，而且确实是走不快。我的手按着腰，隔着衣裤，感觉到书本硬硬的。　　走出学校，我把书和作业本拿出来夹在腋下，一阵飞跑。拐个弯来到大街上，坐在街沿上，把书和作业本放在膝头，我心急火燎地开工了。　　不少人从我身边路过，我觉得他们似乎都回过头来，用怪异的目光盯着我。“这小孩子才怪，说他不用心，又坐在大街上做作业，说他用心，怎么又不去学校上课？”一个成年人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　　等我做完作业回到学校，语文课已经结束了，换了数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黑板前站的那排落后分子都回到座位上了。　　“报告。”我站在教室门边怯生生地喊道。　　“干什么去了，课都上了一半你才来，”数学老师满脸不高兴，“学习委员就是这么带的头，难怪你们这个班数学不好。”　　“我回家拿语文作业去了。”　　“语文作业要做，数学课就可以不听了？”　　我答不上话，站在门外，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进来吧，”我站了好几分钟后，数学老师开恩了，“不过不能坐，就站在门边听。”　　我站在门边羞愧难当，一直低着头。我似乎看见，所有的同学都挤眉弄眼在笑我，笑得最厉害的就是上节课还站在讲台上的那几根老油条。下课后，他们还跑来气我：“你真不划算，作业也做了，站也罚了。我们只站了语文课，你是语文课和数学课都一起站了。”　　后来我了解到，包老师并没有让他们把作业补上——罚了站就不用补交作业，这是城关一小二年级一班不成文的规矩。我想，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把那天的语文作业补上。　　还有一次，我放罗国祥也放出了问题。数学老师不相信连罗国祥也完成了作业，叫我把他的作业本递上去。　　这道指令如同晴天里响起的霹雳，天哪，那么多题他一道也没有做，我该怎么向老师交代？完了，出事了，学习委员当不成了。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我眼前的物体已经变得模模糊糊，天，塌下来了。走上讲台的时候，我的脚都在打闪。　　为了好朋友，我把自己给牺牲了，我的心怀突然被一种悲壮的情绪溢满了。天塌下来又怕什么——我想——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承受。　　只听到“啪”的一声，数学老师把本子扔到了地上：“这也叫完成了，真不知道你这个学习委员是怎么当的？”　　来吧，给我一巴掌吧，把我的委员给撤了吧，为了朋友，我死得值。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英雄，经受严刑拷打也绝不出卖战友的英雄。　　我是为你牺牲的，每年的这一天，你一定要记得给我上坟——我在心里对罗国祥说道。我瞥了他一眼，他却好像啥事都没有，正斜起眼睛看向屋顶，毫无战友间生离死别时应有的悲哀。　　还好，最终我没有牺牲，学习委员也继续当着。数学老师无权撤我，只是向包老师反映了这件事。包老师倒是不轻不重说了我两句，让我以后不要这样干了，却并没有表示出要深究的意思。　　好，我今后绝不再做这种假公济私的事情了——我对包老师说，也在心底发誓——我一定要做个清正廉明的好官。　　我可以诅咒，我的誓言绝对是真诚的。但誓言这东西就像一根纸糊的绳子，是捆不住人的。　　自从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尝到了不做作业的好处，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逃避检查。我用这种说法化解誓言对我的压力：作业这东西，只要会做就可以了，何必把它写在本子上，既费笔墨又费纸，还要费学生的力书写，劳老师的神检查，何苦。　　不过，像被包老师和数学老师抓住的那种情况，后来在我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这倒不是因为我已经痛改前非，而是我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平常我不敢太放肆，老师不时会亲自检查作业，我拖欠作业的高峰是在假期。　　放假的时候，父母每天一出门，就把门一反锁，还要说句：“今天在家要好好做作业。”我的功课他们都不懂，从来也不检查，似乎只要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家长出门后，一翻开书和作业本，我就头痛欲裂，就会想着：明天再做吧。第二天翻开书，头又痛起来了，那就再拖一天吧。　　假期作业非常多，一般是每天三十道数学题，还要写十篇小字。我抱怨说：“比上学还要累，这叫什么放假？”我妈眼睛一瞪：“你要搞清楚，放假是给老师放的，不是给你放的。”看来，家长是要和老师联合起来，让我头痛到底了。　　我医治头痛的办法是，在衣服下面藏一本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或者《岳飞传》等，翻一翻顿时神清气爽。听到家长回来的脚步声，我赶紧把书别在腰间，然后用左手撑住脑袋，右手握笔，皱着眉头，作思考难题状。　　但是，作业这玩意，只要不做，它就总是摆在那儿。今天的留给明天，可是明天还有明天的作业，那就一齐留给后天。就这样，到了开学的时候，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十分之一。　　一般说来，开学前三天，我就会感到压力了。开学时老师会检查作业，没完成的不能报名，必须回家请家长。一个学习委员，如果因为没完成作业而报不上名，那将是何等的羞耻。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必须立即抓紧时间赶完作业。　　在这样的惊惧之下，间歇性头痛自然而然就好了。此时一翻开书，就觉得精神百倍，冲劲十足。我像喝了咖啡一样亢奋，到了深夜也闭不上眼睛。父母睡熟之后，我就在被窝内用手电筒射着赶作业。　　事实上，就算每天做二十四个小时，一个假期的作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三天内完成。为了摆脱困境，我开始向我的偶像伍校长学习，充分调动大脑的积极性，搞出了三项发明。　　第一项发明，用于对付写小字。我收集了五支圆珠笔，用细麻绳把它们固定在两根筷子之间，每支笔之间的距离正好等于每两个字之间的距离。这样，我每写一个字，小字本上就会出现五个笔迹完全相同的字。用这种方法，我把效率提高了四倍。　　其他两项发明，都用于对付数学作业。　　假期里每天的任务是三十道题，一个暑假七十来天就是两千多道题，一个班六十多个学生，加起来大约是十二万道题。两节课的时间，一个数学老师能检查出这十二万道题是否都做得正确吗？只要用脑子想一想，谁都知道那绝对不可能的，关键是没有几个人肯动这个脑筋。别看老师捧着作业本煞有介事，其实他检查的只是作业本的厚度够不够，封皮上写的是不是你的名字。所以，你只需要让你的作业本跟人家的差不多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把每道题都做正确。　　这就是我的第二项发明：简单的，就把答案算出来；复杂的，随便写几个步骤，乱给一个答案就行了。　　比如说，354×728÷541这道题，我的算式可能是这样的：　　354×728÷541　　=876543÷541　　=35421　　当然，我的假期数学作业里面很可能有好几十道题的答案都是35421。　　数学老师是个精细的人，在他手下很难有漏网之鱼。检查作业本厚度只是第一关，开学后，他还要杀个回马枪——命令同桌交换作业互相检查。这一招非常有效，立刻又筛出了好几个题量完成得不够的，于是又赶回去请家长。但是，网眼再小我也钻得过去，因为我还有第三项发明。对付同桌那个小女生，我胸有成竹，早就给她布下了陷阱。　　我做假期作业完全不按照书上的顺序来，比如说第七题之后就是第十一题。小女生就会问我为什么不做八、九、十题，我马上在第九十八页找出第八题，在第一百四十七页找出第九题，第十七页找出第十一题。　　没几下，小女生就被弄得晕头转向，哪里还找得出头绪来检查题量够不够，答案正确不正确。　　“哦！”她说，“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小女生说这话一定是钦佩我做数学题的方式与众不同，这让我非常得意：一个委员，而且是分管学习的，还经常考第一名，开玩笑，难道不会做每天这三十道数学题？他能够这么厉害，很显然，总得有些你搞不懂的东西。　　每次我都能够顺利地报上名，从来没有被赶回去请过家长。除了仰仗作为学习委员的崇高威望，更得力于我的那三项发明。　　　　幸运的是，包老师从来都不知道我的这些发明。否则，她哪里还会让我当学习委员，会把分管学习这样的重任交给我？包老师之所以重用我，是因为她认为我是个好学生。　　她判断一个学生是好是坏的标准是：在课堂腰挺得直不直，手背得好不好，眼睛是不是直勾勾地盯着黑板；在课堂外用不用弹弓打麻雀，下不下河游泳，跟不跟同学们打架。千言万句，归结起来只有一句：听不听包老师的话。　　按照这些要求来对照自身，可以说每条我都做到了。至少，我做到了让包老师觉得我对她的教诲无不遵从。　　然而，我的内心世界却并不如外表那样恭顺。比如说，尽管我上课时很少跟同桌女生讲话，不像罗国祥那样把前后左右都骚扰个遍，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老师站在讲台上张着嘴巴说了些什么，我只是在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用我的眼睛看着他们而已。　　如果老师转过去写黑板，或者注意力被捣蛋的同学吸引过去了，或者沉浸在自己讲述的内容中，正声情并茂地领诵“小数里面的圆点叫做小数点”的时候，我会干什么呢？　　我会把视线转向窗外。窗外的梧桐树上，站着一只小麻雀。它胖胖的，毛绒绒的，很有些像脸圆圆的、围着绒毛围巾的文娱委员丁君。　　寒冷的冬天，这只小麻雀让人觉得心里很暖和，很踏实。一整堂课我都在想，要是在家里放一个这样乖的小家伙当老婆，放了学回家有它陪着做作业，那该有多好。　　幸好，包老师并不了解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否则，她肯定不会让我分管学习。　　不过，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失误，就认为包老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其实，她总是竭尽全力，想钻进学生的思想深处。比如说，学校要修补教室的玻璃窗以御寒风，包老师却专门吩咐最后面的那扇别安玻璃。她要在其他老师上课时观察她的学生们，亮晃晃的玻璃会影响她的视线。　　包老师还威胁说，她转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别在下边搞小动作，她的眼镜是反光镜，可把身后的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班上没有一个带眼镜的同学，因此谁也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　　看着包老师那费劲的样子，有时我真想帮帮她。那时我常想，应该发明一种仪器，每个学生头上安一个。如果有人胆敢在思想上用石头砸包老师，仪器的屏幕上就显示得一清二楚，就可以立即把他揪出来。　　这种仪器应该叫做心理阅读机，也可以简称读心机。　　有了读心机，当老师的就非常省心了，再不用像现在这样，站在寒风中冻得发抖，却还要像小偷一般朝教室里窥探；也没有必要再把眼镜当作后视镜，看得那么辛苦了。　　迫切需要读心机的除了老师，还有政治领袖。我知道，领袖总是很想了解他们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也发明了很多种活动，诸如交心、谈心、汇报工作、背靠背、面对面、深挖思想根源、触及灵魂深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些活动已经广泛被老师借鉴。　　如果发明了读心机，全国的学生一人头上安一个，老师就不必每天都找人去汇报工作了；全国人民一人头上安一个，领袖也不必过几年就搞一次大运动，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也许是因为这两种职业具有共同的特点，上小学时我就形成了对老师这一角色的基本认识：他跟领袖一样，需要了解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最不愿意见人的想法。他是操纵者，是控制者，是天上不可侵犯的神。　　想到这里，我又不敢发明读心机了。如果我头上也安一个，岂不是每节课它的屏幕上都要出现一只小麻雀，搞不好还会显示出文娱委员那张圆脸和那对圆眼睛。　　还是不发明这种东西吧。如果一定要发明，就只发明适合老师用的。他们每人头上安一个，就不用讲课了。只需要往讲台上一站，还没有开口，心理阅读机就把想说的先给显示出来了，省得他们罗罗嗦嗦，说得嘴巴翻白泡子也没人理睬。　　

i5yaya

哈哈真是有趣，虽然不是很理解楼主说的“对做父母的去理解自己的孩子，很有益处的”，但却是一个了解那个年代的生动材料。

jerryhao

　　七、大妖　　现在,该来说一说文娱委员丁君了。小学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未必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这名字。但是我敢保证，只要一提起她的绰号大妖，我们小学时的同学，不管男女，绝对不会有谁想不起来。　　妖者，妖精也。所谓大妖，就是排在第一号的妖精。她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绰号呢，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男生和女生都恨她，那是因为她跟其他女孩子大不一样。　　先看一看她的头发。同大多数女孩子那用橡筋束住的、寒碜的马尾巴相比，她那头天然的鬈发如此夺目。那时候，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见烫发的女人，而那都是些充满诱惑的坏女人，多半属于国民党军统或中统一系。她跟她们那么相似，所以除了叫她大妖，男生还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女特务。　　再看一看她的神情。你看她的嘴总是闭得那么紧，嘴角还略微有些上翘，像不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　　还来听一听她的声音。可得细心一点，她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只要她开口了，你听，是不是不像其他女孩子那种干涩而刺耳的声音，你听，像不像雨点敲打在盘子上。说话像唱歌的女孩子，唱歌多半会更好听吧。那当然，音乐课上领唱的总会是她。她是文娱委员，不用说，跳舞肯定也没有问题，学校里搞文艺表演，那一次少得了她的领舞和独舞？　　然后，看看她身上穿的是些什么。不是大人穿剩下的，也没有洗得泛白，更没有一个补丁。谁都知道，她穿的衣服全部是从上海那样的大地方带回来的。　　最后，再打听打听她的出身吧。她爸爸是县文化馆的，还是馆长。她妈妈是东山一中的，教音乐舞蹈的老师，听说还是个归国华侨。　　哦，原来如此，当妈的里通外国，当女儿的自然从小就是特务。所以，全班男生和女生都恨她就不足为怪了，班长带领手下对她家采取革命行动也就理所当然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班长带着十来个男生埋伏在文化馆宿舍底楼的楼道里。这些人被分成左队和右队，左队看班长左手行动，右队看班长右手行动。　　这时候，大妖一家三口正在吃午饭，突然就听得楼下传来齐整的吆喝声。一声“大妖”，一声“女特务”，此起彼伏，好像是合唱的两声部。说不定她爸还会有些诧异：“又是什么排练，怎么我这个当馆长的还不知道？”诧异归诧异，那之前，大妖还不知道自己叫大妖，又叫女特务，所以一家人也没有理会这声音。　　十来分钟后，两声部唱的不再是“大妖”和“女特务”了，变成了“丁德伟”和“刘黛梅”。这家人更加诧异了，因为这歌词他们太熟悉了——丁德伟是文化馆馆长的名字，刘黛梅是东山一中音乐老师的名字。　　一家人这才把头伸出窗外。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楼道正对着的那块空地上，空空荡荡站着班长王光辉一个人。他头发帅气地梳向一侧，白衫衣扎在蓝裤子里面，简直就是一个神气活现的指挥家。只见他左手一抬，响起一声整齐的“丁德伟”，右手一抬，便响起一声整齐的“刘黛梅”，他似乎是在指挥着一个隐形的合唱团。　　丁德伟和刘黛梅在楼上比划着什么，看他们的口形，像是在说不要再唱了，再唱的话他俩就要去找伍校长，找包老师。班长丝毫没有理睬他们的威胁，左右两支手臂起伏得更加剧烈。　　头上的脑袋缩回去了，紧跟着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丁德伟冲下来了。”底楼楼道里有个男生说。　　“孩儿们，”班长沉着冷静地下令，“撤。”一大群小男生蜂拥而出。丁德伟下楼后，只看见了四处逃散的背影。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学校，就看见好些参加过行动的男生围着班长，正在议论头天的军事行动。班长似乎心有不安，他说得那么眉飞色舞，却老斜着眼睛往大妖位置上看。那位置一直空着，上课前一两分钟大妖才来。她神色平静，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下课后，也不见她去找班长理论。　　既然没出什么问题，这群男生更加得意，下了课便聚在一起继续讨论昨天的战果，不时还要发出“哄”的一声欢呼。　　麻烦发生在最后一堂课。快要下课的时候，丁德伟和刘黛梅出现在教室窗外。包老师见了，立即放下粉笔迎出去，出门时回头补充了一句：“自己看书，班长维持纪律，谁要讲话就罚他站起来。” 　　　　她才一出去，教室里就骚动起来了。我回头望望班长，他正龇牙咧嘴，举起拳头向大妖示威。但是，大妖没有理睬他，埋着头专专心心在看自己的书。 　　　　几分钟后，包老师黑着脸进来了。她一走上讲台就抓起粉笔刷，“呼”的一声朝班长掷去。班长头一偏，刷子“啪”的一声，正打到后面一位同学的脸上。我回过头，只看见一股五颜六色的烟雾从那位同学的脸上升起。他捧着脸，既不敢喊痛也不敢哭，甚至不敢用手去擦一擦脸，揉一揉眼睛。 　　　　“王光辉，让你当班长你就是这个样子当的？”包老师吼道，“昨天干什么去了，说。” 　　　　“我没有错。”班长“腾”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没有错，人家怎么找到学校里来了，”包老师怒气冲冲地质问道，“未必人家是疯子？” 　　　　我觉得包老师这句话有些耳熟，对了，我爸我妈也经常这样说话。如果我和姨妈姑妈家的小孩子发生了争执去找我爸我妈告状，他们就会这样说：“你不去惹人家，人家怎么会惹你，人家又不是疯子？” 　　　　是的，他们说得很对，人家确实不是疯子，可是人家确实也惹了我。碰见这种话，我就觉得好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顿时呼吸困难，口不能言。 　　　　慢慢地，经过多次思考，我找到了对付这种话的方法。如果有人再对你这样说话，你不用回答他，只需要走上前去给他脸上一巴掌，然后反过来质问他：“我又不是疯子，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你？既然我打你，肯定是你错了。”此时，对方肯定也会顿时呼吸困难，口不能言。当然，这种方法我从来也没用过。我知道，我不管是打谁一耳光，人家在呼吸困难之后肯定都不会和我辩论，而是要抓着我一阵乱打。所以，我经常用的是另一种温和一些的方法，我会问对方：“我也不是疯子，你说我惹他干吗？” 　　　　此刻，如果我是班长我就会这样回答包老师：“我也不是疯子，怎么我没去其他人楼下叫骂，偏偏要去她家？既然我带人去骂她，那肯定是丁君她自己有问题。” 　　　　可是，班长并没有用那种方式去对付包老师，他的回答是：“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 “这居然是革命行动，哼。”包老师冷笑了一声，然后对全班同学说道，“有谁觉得这是革命行动的，都可以站起来。” 　　　　无人应答。 　　　　一屋人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分钟，包老师终于指人起来回答了：“谢永刚，你说这是不是革命行动？” 　　　　“不是。” 　　　　“伍杨，你说呢？” 　　　　“坚决不是。” 　　　　“罗国祥。” 　　　　“这完全是一次反革命行动。”罗国祥站起来回答道。有人笑了，但包老师硬是用她那冰冷的眼光把笑声的后半截吓了回去。 　　　　包老师开始清查昨天跑到大妖家楼下叫骂的那些人，很快就成效卓著，一长溜被揪了出来，站到了黑板前。 　　　　“放学的时候，王光辉留下来，其余的人都回去。昨天闹过事的人，中午在家里把检讨写好，下午交到我这里来。不交检讨的，就把家长请来。”她宣布道。 　　　　说起革命行动，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这年上半年，班长就领着十几个男同学，把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五类分子揪回来批斗过。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女人，据说解放前是地主婆。斗她，是因为她把城关一小的一些学生领到家里面，用小人书来腐蚀他们。 　　　　地主婆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学校的会场上瑟瑟发抖。 　　　　“看你装得多可怜。”伍校长过去踢了她一脚，“解放前，你可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 　　　　班长上台发言时，也像毛主席追悼会上的伍校长那样念了一首诗： 　　　　地主婆，想变天， 　　　　拉拢红色青少年。 　　　　今天碰到我王光辉， 　　　　把你打成泥一堆。 　　　　王光辉也学会做诗了，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上一次的革命行动中他出尽了风头，不过，这次对大妖家的行动却让他栽得很厉害，成了班委委员中第一个进学习班的人。按照包老师的要求，他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大妖一家道歉，还要在检讨书中重点认识以下错误：在没有向老师汇报的情况下，擅自组织同学进行活动。 　　　　这周我当值，早上和中午都得提前半个小时打开教室门，为上第一堂课的老师擦好黑板。那天下午，我一推开教室门，就看见班长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正对着讲台。他两肘撑在桌面，用拳头托住脑袋，眼中的焦灼烤干了平日的英气勃发。 　　　　“老子都快饿昏了，”在大多数时候只会斜着眼睛看我，而极少跟我讲话的班长此时开口了，“晚上回家一定要大吃一顿。” 　　　　“你没叫手下给你送饭？” 　　　　“谁吃他们送的饭，”班长愤愤然，“都是些没有骨气的家伙，没有一个敢陪老子进学习班。” 　　　　班长痛苦地把头埋进了两肘之间。 　　　　我找不到语言来安慰他，教室再次寂静无声。不过，对于我和班长来说，这大概要算得上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了，身为学习委员的我，在班委会上和他的亲切交谈也比不上这一次的时间长。 　　　　“未必我真的错了？”他又抬起了头，“丁君满脑袋的小卷卷头发，穿得也妖里妖气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人，但是包老师偏偏向着她。” 　　　　我没吭声。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班长眼中充满了困惑，“为什么所有的皇帝都要帮奸臣说话？” 　　　　“大概历史上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支支吾吾回答道。班长居然提出这种问题，这让我非常诧异——他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臣下了，他不是一直都是皇上吗？ 　　　　他的问题又引发出了我的问题：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自己当成忠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是奸臣？ 　　　　陆陆续续又进来了些同学，我和班长便不再说话，恢复了往日的隔膜。马上就要上课了，来的人越来越多，班长的孤独和思索便淹没在这嘈杂之中。 　　　　这一天，班长没有向包老师屈服。 　　　　第二天请家长，他继续坚持真理。 　　　　第三天，包老师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内再不认错，免去班内外一切职务。”这意味着，他将不再是班长，不再是班委委员，也不能再在校一级的红小兵组织中担任要职。 　　　　第四天，班长痛哭流涕，诚挚地向丁德伟叔叔、刘黛梅阿姨和丁君同学道了歉，并沉痛地向包老师检讨了成立非法组织的错误。 　　　　大家都原谅了他。 　　　　“不要哭了。”丁德伟抚摸着他的头说，“你爸爸妈妈跟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以后还是要经常到我们家来玩。丁君学习没你好，你还得多帮助她。” 　　　　“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了就好了。王光辉同学承认了错误，就还是个好同学。”包老师右手一挥，“欢迎他回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来。大家鼓掌。” 　　　　在四面八方涌来的掌声中，包老师又补充了一句：“他还继续是你们的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