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天天向上

jerryhao

　天天向上　　　　引子　　可以肯定，一九七六年学校开学的时间有些异常，绝对不是正常情况下的九月一号。至少，四川省东山县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入学时间推迟了。我清清楚楚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时我尚未入学，而谁都知道，他老人家死在那年九月九号。　　那天吃过午饭，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我搭了根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的街沿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因为自己身份不明而苦恼不堪：我从街道幼儿园毕业已经几个月了，既非幼儿又非学生，到底该算个什么角色？正在沉思之中，突然就听见屋檐下的喇叭里传来了哀乐。伴随着哀乐的，是一个异常低缓沉重的声音。　　我知道那声音说的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却搞不明白它到底想说些什么。我只是恍恍忽忽意识到，好几个委员会正在争着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一件和毛主席有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最后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透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以前广播里每逢讲什么大事，不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结尾吗，可是这一次怎么变了？　　我想，我不能听懂那些话，是因为连“永垂不朽”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晚上爸爸妈妈回到家中，眼睛红肿，都是痛哭过的样子。他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逝世是什么意思？”我问。　　“逝世就是死了。”我妈抽泣着解释道，说着说着忍不住，扑在饭桌上又嚎啕起来，“天哪，太阳落了，全国人民该怎么活？”　　我的天老爷，毛主席死了，这么伟大的人也会死！这消息好像一把利斧，“呼”的一声朝我砍来，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离开了身体，骨碌碌地滚到了地上。　　“毛主席怎么会死，”我终于定下神来后，才发现这条消息很有问题，“不是一直都在说毛主席万岁吗？”　　“万岁，是人民爱戴毛主席的说法，”我爸神情严峻地解释道，“并不是说他真的要活一万岁。”　　我终于明白，下午从广播里听见的那声音为何如此庄重肃穆了。照在下午街沿前那灿烂的阳光，此刻倏然化作一辆坦克，从我胸膛上轰隆隆地碾过。从那天起，好长一段时间内，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哀乐声，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白色的纸花和黑色的祭帐。　　几天后，我才正式成为东山县城关一小一年级一班新生。　　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仅仅是一九七六年的开学时间不正常。对那个年代还残存着一些记忆的人多半会说，这肯定和那一年发生的大事有关。谁都知道，那一年从头到尾，不断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能够证明延迟开学的是全国所有的学校，而不仅仅是我所在的城关一小一年级，那么“大事说”便基本可以成立。但是，我查过很多资料，却从来没有找到过有关一九七六年开学时间推迟的记载。我也询问过不少在那一年上小学的人，他们都说——谁还记得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隔了那么多年了。　　对那年开学时间的疑问一直存在于我的思维中，就好像是肺部的阴影印在了胸片上。那道阴影的颜色也许并不太深，但却挥之不去，让我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时惦记着它，牵挂着它。每当想起这个问题，我又总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推导，试图解答。

jerryhao

　第一章 一年级　　 　　　　　　一、永垂不朽　　　　　　　　 遇到国丧，是我上小学以来的头件大事。上第一堂课，班主任包老师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排字，让我们跟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包老师是个很年轻的女教师，教我们语文。 　　　　又是“永垂不朽”，这几天我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词有些拗口，让人不容易一下子就记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说明它很深奥，很有学问。这种书面用语很合我的口味，可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毛主席没死的时候，说他万岁；毛主席死了，说他永垂不朽——我暗自推算——这么说，“永垂不朽”跟“万岁”正好意义相反。这样解释对吗，我很想知道。 　　　　来学校之前，妈妈说，有什么搞不懂的就要问老师；进学校之后，老师说，提问要先举手。我动了一下右手手腕，发现它被左手紧紧握着，老老实实地放在背后。于是我松开左手，把右手拿起来竖在桌子上。 　　　　“你有什么问题？”包老师问。 　　　　“我想知道永垂不朽是什么意思？” 　　　　“我晓得，”罗国祥抢着回答，“永垂不朽是说毛主席很能干，很厉害。” 　　　　“你晓得个屁，一点规矩都没有。”包老师狠狠剜了他一眼，“课堂上讲话要先举手。一上课就给你们讲过，这么快就搞忘了？” 　　　　“你起来回答。”她把头转向手举得直、腰也挺得很直的王光辉。 　　　　“永垂不朽的意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要哀悼他。” 　　　　“回答得很好。”包老师点头道，“既然你们有这么强烈的求知欲，我就一字一字给你们讲解。你们听一听，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永，永远；垂……垂是什么意思，明天再给你们讲。”才讲到第二个字，包老师就卡住了，只好把这个字跳过去，“不，不会；朽，腐烂。这句话总的含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二天，包老师说，词典上对“垂”的解释是“东西的一头向下”。于是，我对黑板上的那句话是这样理解的：伟大的人死了，只要头朝下就不会腐烂。 　　　　　　紧接着好长一段时间，全县人民惟一的大事就是准备毛主席的追悼会。 　　　　上学时，我从服装厂路过，看见临街车间的地面、墙角和缝纫机上都堆满了黑纱。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路边，几个工人正把一捆一捆的黑纱往车上甩。 　　　　“这么多黑纱要往哪里拉？”有街坊在问。 　　　　“拉到农村去。”一个工人回答道，“这次给毛老人家开追悼会，不光是城里头的人要戴黑纱，农村的也要戴，每个农民都要戴。听我们领导说，每个公社都设了灵堂。” 　　　　“每个农民都戴黑纱，那要用多少布？” 　　　　“我们库房里的黑布早就用光了，”工人的语气颇有些自豪，“染织厂正在加班加点地织。” 　　　　走过那辆解放牌汽车的时候，我心中也充满了骄傲：我也会有黑纱戴的，包老师说，县城里五所小学的几千名师生都要去参加毛主席追悼会。 　　　　又过了好几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黑纱，站在了毛主席的灵堂前。这里可是全县的总灵堂，县城里每个单位都得分批分次前来哀悼。 　　　　灵堂设在大礼堂大厅，往常在节假日用于唱歌跳舞的主席台此刻已被布置成为庄严的祭坛。主席台正中，立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头像，头像前站着仪式主持人，他的头顶正好抵在毛主席眉毛一线。头像两边，摆满了用松树枝条扎成的大花圈。主席台前方，用竹子搭起了牌楼，松枝覆盖其上，小白花缀饰其间。牌楼上方拉着黑底白字的横幅，黑的是布，白的是纸。那些白纸剪成的字我不认识，过了几年，把追悼会上的照片拿出来看，才发现上面写的正是入学前夕我从广播里听来的那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这一批前来祭拜的，是县城里五所小学的全体师生。主持仪式的是县文化教育局一位副局长，他脸颊两侧各挂着一大团肉，使得头颅看起来上小下大，极像一个葫芦。葫芦上面裂开一道口子，浓重的山区口音便响彻在吊唁大厅上空：“向毛主席鞠躬，默哀三分钟。”遵照葫芦的指示，大家齐刷刷把头埋下去。过了一小会，葫芦又裂开一条缝：“哀毕。”大家又齐刷刷把头抬起来。 　　　　去大礼堂之前，每所学校都反复操练过，因此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默哀之后各校校长发言，沉痛倾述对伟大领袖的哀思。发言完毕，校长们还要一一带领本校师生宣誓。宣誓的内容并不复杂，千篇一律，无非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云云；形式也很简单，校长在台上念一句，全校师生在下面接一句，和课堂上的跟读差不多。 　　　　城关一小的伍校长是个不甘落于俗套的人，哪怕是在伟大领袖的灵前，他也显得比常人要聪明些。我们的誓词，是伍校长创作的一首诗： 　　　　噩耗一声响惊雷， 　　　　千山无语万木悲。 　　　　韶山东山无限路， 　　　　誓将遗愿化宏图。 　　　　正是这首诗引发了我对伍校长多年的仰慕，它前三句如泣如诉，结尾却铿锵有力，二十八个字中既有绵绵哀思，又有万丈豪情，这是何等意境。 　　　　然而，诗就是诗，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消受的。尽管这之前在学校反复练习过，但这时候罗国祥还是出问题了。这首诗被他念得结结巴巴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悲痛气氛。更要命的是，他把最后一句念成了：“誓将遗愿化……化……糊涂。” 　　　　他的声音落在众人后面一拍，“糊涂”两个字好些人都听见了。有几个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还有同学小声在说：“真反动。” 　　　　这时的会场，就好像滞重的水面突然起了几个小漩涡。包老师的脸色一下子就变黑了，她转过头来，目光如刀锋一般寒冷，扫过之处，阒然无声。她压低了声音，对着罗国祥发狠道：“回去才收拾你。” 　　仪式结束，主持人宣布：全体人员扶灵上街。 　　　　出了会场，五所小学的师生站在大礼堂外的土广场上，各自拥着一个巨大的花圈，在校长的口令下整顿队列。 　　　　其它几所小学的学生都穿着日常服装，要么灰要么蓝，而那蓝色也早就洗得灰不溜秋的了。此刻，如果从天空俯瞰，就会看到土坝子上几千个兵马俑复活了，伸胳膊的伸胳膊，踢腿的踢腿，卷起一阵阵尘土。 　　　　在这一片灰色当中，城关一小的队伍极为抢眼。来参加追悼会之前，学校就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上穿白衬衫下着蓝裤子。站在远处望过去，这支队伍简直就像是铺在黄布上的一块双色蛋糕，上白下蓝。那种整齐划一的威风，活像一把刚刚磨出来的剑。 　　　　队伍旁边，还停了一辆架子车，上面堆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黑布。学生们小声议论着这是干什么用的，但是没有人猜得出来，没有人能够勘测出伍校长的高深。 　　　　土广场一侧接着大礼堂，另外三面都靠着道路。道路两侧，高大笔直的松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些松树向外伸出无数只手，最下面的手臂最粗壮，越往上越细，使得每一棵看起来都像一座宝塔。刚才在吊唁大厅里，气氛凝重得让人几乎要屏住呼吸，现在总算可以稍稍放松了。我用力吞了一口气，又拼命把它吐出去，然后再转一转颈子。我突然发现，那些松树此刻的模样十分奇怪，有的被削去了塔顶，有被砍掉了手臂，露出杯口一样大的伤疤，好像野战医院里缺胳膊少腿的伤兵。 　　　　看着土广场上的大花圈，我明白那些松树受伤的原因了。它们的肢体砍下来之后，一定是被编在了牌楼上，被扎进了花圈里。“这些松树简直太光荣了，它们是为毛主席受伤的。”我凑在一位同学的耳朵边说道，心中为自己能想出如此精彩的话语而无比得意。 　　　　　　按照预定方案，扶灵上街的时候城关一小走在最前面。 　　　　“五年级四班带头，依次是三班二班一班，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跟上，一年级一班走最后。”伍校长一边布置，一边招呼各班班主任到架子车前领黑布，每个班两条，每条约十米长一米宽。 　　　　五年级四班已经整理好了队形，四人一排，两条黑布分别挡护在队伍两边，让走在外侧的人攥在手里。 　　　　游行队伍的领头者是主持追悼会的文化教育局副局长，他双手捧着套有黑色像框的主席遗像。像框上方用黑绸子扎了一朵花，副局长那张油肥而庄重的脸正好被黑色大花簇拥着。他的两侧，分别立着城关一小的伍校长和副校长。 　　　　哀乐一响，队伍就出发了。人龙延绵数里，盘踞在小县城的主街道上。龙头已经到了城东，龙尾还蜷缩在城西的大礼堂土广场上。 　　　　我们护送着想像中的灵柩，步履凝重地移动着，在大街上表达着无穷无尽的哀思。队伍两边，是站在街沿上看热闹的居民街坊。 　　　　队伍一动，黑色的灵布就显示出力量来了。除了营造庄严肃穆的气氛，除了引人注目，它还有着保持队形的作用。我们一年级一班走在城关一小的尾巴上，与城关二小的队伍相接。只要一回头，就可以发现人家的队列散乱得多。 　　　　街坊邻居在观看的同时，不时还要发表些评论，或者与站在街对面的熟人打个招呼，有的还要穿到街那边去。这一来，小学生中时常会混杂进一两个居民，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样子。然而，有着两侧黑色灵布的保护，城关一小的部队伍自始至终保持着纯洁性。 　　　　起身还没多久，队伍最前端就传出了哭声，那声音气势磅礴，极为震慑人心，让这条长龙的步伐不由自主变得更加缓慢了。然而，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还是分神了。我在想像着，副局长和伍校长痛哭流涕起来该是什么样子。副局长脖子上那个葫芦如此矜持，现在却裂开了一条大口子，伍校长那双眼睛，射出的光像钢一般坚硬，而今却蓄满了泪水，这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候，我分明听得街坊大妈在说：“五年级的哭得最好，一年级的没有哭，还是年纪大的懂事些。”这话让我无比羞愧。我把所有的力量聚集在鼻尖，竭力想让它发酸，哪怕只酸出一滴眼泪来。 　　　　我的努力尚未见效之际，突然听到身边传来裂帛之声，那是一个男童的哭喊。“毛主席呀，毛主席耶，你晓不晓得嘛，我们永远都怀念你啊。”那声音数落着，就像一支锋利的矛，扎在城关一小这条长龙的尾部。哭诉者是王光辉。就在几天前，他才被包老师指定为我班班长。 　　　　王光辉当上班长的同时，我也被指定为学习委员。同为班委会成员，既然班长都带了头，我总该表示一下吧。我的周围，已经很有人显得比较进步了，发出了一些嘤嘤嗡嗡的声音，我可不能比这些普通同学落后啊。可是，我越着急就越不来情绪。我拼命回想，终于想起了受到极大委屈时的样子：抽泣着，气都喘不过来，连哭也哭得非常费力。对了，我终于进入状态了——闭紧嘴巴，先用鼻子紧促地吸气和呼气，然后再张大嘴巴拼命地呼吸，已经很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了。 　　　　声音倒是出来了，但是还得到哪儿找一点水来，让它装扮成泪水。队伍被两条灵布裹着，不可能开溜，只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了。想遍身上各个部位，能够利用的大概只有口腔里面的水了。于是，我在用手擦眼角的时候，悄悄把小指头伸进了嘴里，勾了些唾液出来，在眼睛下方抹出了两道瀑布。 　　　　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我一下子觉得底气十足，不再像刚才那样心虚了——你哀悼了毛主席我也哀悼了，你哭了我也哭了，你进步了我也进步了，谁也不比谁差。　　 只是，口水很快在风中结了壳，让脸变得紧绷绷的，不怎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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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习班
　　
　　
　　按照布置，扶灵的队伍从西向东贯穿全城抵达牛二桥后，应当就地解散各自回家。牛二桥位于城郊交界处，桥西头还有街道和住房，过了桥就只剩下公路和公路两边的农田，再无继续游行的必要了。
　　
　　我们班到了桥头，正待欢呼雀跃一哄而散，却没听见包老师发出解散的指令。抬起头，只见她绷着脸，冷冰冰地说道：“不准解散，全体回校，整顿思想作风。”
　　
　　回到学校，坐进教室，气氛比吊唁大厅还要庄严，包老师站在讲台上，声色俱厉地训斥道：“在全国人民这么悲痛的情况下，有人居然还笑得出来，真不知道你们怀的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尤其是罗国祥，还敢在毛主席面前装怪，真是狗胆包天。”
　　
　　“你，站起来。”包老师用手指着罗国祥，突然一声暴喝，“还在看什么，说的就是你。谁叫你站在座位上，站到讲台上去。”
　　
　　罗国祥灰溜溜地站上去了，那模样就跟电影里面被揪斗的地富反坏右差不多。包老师这一声怒吼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罗国祥正式成为我班有史以来第一个坏分子。
　　
　　按照包老师的划分，罗国祥的问题最为严重，其他跟着笑的人属于立场不稳。
　　
　　“我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包老师说，“在毛主席追悼会上笑了的同学，只要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就可以给予宽大处理。如果还能够检举别人，那就是将功折罪，我不仅不会批评，还要加以表扬。自己不承认，被人家检举出来，那我就要说声对不起了。”
　　
　　教室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连一丝流动的风也没有。我该不该站起来——我在想——我笑了没有，到底笑了没有？我如果没笑却站了起来，自己送上门去当了第二个坏分子，当然不划算；我要是笑了又不主动承认，反而被人揭发出来，岂不是问题更大？
　　
　　我大脑里一片白茫茫的，身体却开始发抖，它本来被摆放在椅子上，现在却想往旁边的墙上靠，想往地下滑，想让自己从这教室里消失。
　　
　　打破沉默的是罗国祥，他在讲台上举手了：“伍绵羊笑了的。”
　　
　　罗国祥的话一出口，大家就笑了，因为伍绵羊是伍杨的绰号，而在正式场合用绰号来称呼一个人，总是很惹人发笑的。不过，包老师眼睛一瞪，大家又都不笑了。她的眼光一停留在伍绵羊身上，他就像触了电一样，一下子弹了起来，站得端端正正。
　　
　　“讲台上去。”包老师头朝讲台方向一偏，伍绵羊站上去了。
　　
　　又一阵沉寂之后，站在罗国祥身旁的伍杨也开始戴罪立功，他揭发出了胡锅巴。一个接一个，很快又清理出了五个胆敢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发出笑声的坏人。
　　
　　确认绝无漏网之鱼后，包老师宣布，除讲台上的七个人留下来之外，其他同学都可以回家吃午饭了。包老师说，要把这七个人带到教研室去，让他们站在毛主席像前反省。
　　
　　下午上课的时候，这几个人的座位空着。第二天上午，继续空着。直到最后一堂课快要结束时，包老师才带着他们出现在教室外面。众人的眼光顿时被吸引过去了，对讲台上的数学老师不再有兴趣。数学老师这时也看见了，他挥挥手，示意下课。
　　
　　在包老师的押送下，这七个同学鱼贯而入，在讲台上一字排开。他们的眼睛都有些红肿，似乎哭过，这让我突然记起了包老师昨天说过的话：“你们笑，到时候要让你们哭。”
　　
　　包老师说，这几位同学经过一天的反省，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们要在毛主席像前重新默哀以示追悔。
　　
　　包老师说：“面向毛主席。”这七位同学转过身去，仰视着墙壁上的毛主席。
　　
　　包老师说：“向毛主席鞠躬。”这七位同学深深地弯下腰来。
　　
　　“停下。”她突然指着罗国祥，“你，站到一边去。”
　　
　　“我为什么不能给毛主席鞠躬？”罗国祥一脸的不服气。
　　
　　“你还不配，你的问题要另案处理。”
　　
　　“我昨天检举了伍杨，你不是说这算戴罪立功吗？”
　　
　　“没把你交给伍校长处理，就已经够宽大了，你还不知足？”
　　
　　罗国祥沉默了，从讲台正前方走到侧面，孤零零地站着。
　　
　　“默哀。”包老师的声调拖得很长，有些像追悼会上的副局长，那六位同学跟着包老师把头颅埋了下去。我看了一眼罗国祥，见到他也把头埋了下去，却又飞快地抬了起来。看来，没有包老师的允许，是不可以随便表达对毛主席的哀悼的。
　　
　　小型追悼会举行完毕之后，包老师说这六位同学的问题已经了结，可以和大家一起回家吃饭了，只有罗国祥一个人得留下来，单独参加学习班。
　　
　　
　　包老师的安排引起了我的不解和嫉妒：既然叫学习班，跟学习有关，理所当然应该让我先去，毕竟我才是学习委员嘛。再怎么说，也不该选一个这么调皮的家伙。
　　
　　“学习班是哪个老师讲课？”第二天上午课间，我问罗国祥。
　　
　　“哪里有老师讲课？”罗国祥说，“连包老师也跑回家吃饭去了，只把我一个人留在教室里。”
　　
　　“发没发什么新教材？”
　　
　　“没有。”
　　
　　“又没老师又没书，你怎么学习？”
　　
　　“学什么学，”罗国祥不耐烦了，“留我在教室里，是要让我反省灵魂深处的问题。”
　　
　　“反省灵魂深处？”我立即对罗国祥肃然起敬了。才学一天，他居然就能懂得这么高深的理论。
　　
　　“灵魂深处就是心里面的意思，”罗国祥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是包老师说的。”
　　
　　中午放学的时候，包老师把罗国祥叫到讲台上，问他反省灵魂深处反省了一天，效果如何。
　　
　　“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我心里面是有一点痒，但是隔着肋巴骨又隔着肉，想抓也抓不到，只好让它痒。”罗国祥说。
　　
　　“你简直极其顽固，都进了学习班还这么油腔滑调。”包老师勃然大怒，指着他的鼻子说道，“本来今天是可以让你回家吃饭的，现在就别想了。先关上一周，然后在全班大会上作口头检讨，检讨得深刻才能过关。”
　　
　　我们都走出教室后，包老师把罗国祥反锁在里面。
　　
　　“报告包老师。”
　　
　　我回过头去，隔着窗玻璃看见罗国祥把右手举在太阳穴附近，掌心朝前，五指朝天，给包老师敬了个礼。
　　
　　“我还有一个问题，”罗国祥说，“你走了我想撒尿怎么办？”
　　
　　“不准撒，自己憋着。”包老师扭头就走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伍绵羊、胡锅巴、公鸡飞等人走在一起。伍绵羊是绰号，胡锅巴、公鸡飞也都不是本名，胡锅巴本叫胡勇，公鸡飞本叫龚继辉。我们一路上都在研究：罗国祥一中午都没撒尿，是怎么憋住的？
　　
　　伍绵羊说，中午就两个小时，不撒尿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放屁，根本不止两个小时。”胡锅巴极为愤怒，“放学的时候罗国祥就没撒成尿，已经憋了一节课，下午快上课的时候才出得来，他至少得憋两个小时再加上一节课。”
　　
　　看胡锅巴那架势，似乎是因为前两天被伍绵羊检举了心里有气，这回有意要挑起事端，以报一箭之仇。伍绵羊本来就理亏，再加上打也打不过胡锅巴，所以没敢还嘴。
　　
　　“憋两个小时加一节课也不算什么，”公鸡飞说，“我从来不起夜，每天晚上都要憋八九个小时。”
　　
　　“白天是白天，晚上是晚上。”胡锅巴斩钉截铁地说道，“白天没有晚上憋得久，罗国祥肯定要把尿撒在裤子里。”
　　
　　听到说罗国祥要尿裤子，伍绵羊立刻就兴奋了。他提议，下午一进教室，就去检查罗国祥的裤子。
　　
　　下午我到教室的时候，一大屋子学生都已经坐得整整齐齐的，老师也来了，坐在讲台上发呆，跟着就开始上课。没有机会知道罗国祥的裤子是干是湿，害得我这一堂课都没有上好。
　　
　　一下课，我就朝罗国祥桌子边蹭去。
　　
　　伍绵羊已经抢先一步站在那儿了，我看见他伸出右手就向罗国祥裆前抓去。
　　
　　“干什么？”罗国祥一把擒住他的手，用力扭到了背后。
　　
　　“哎哟，”伍绵羊叫了起来，“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只是走路没走稳，差点摔倒。”
　　
　　“骗我？”罗国祥继续把伍绵羊的手朝后脑勺方向撅，“是不是想检查我的裤子？”
　　
　　“你放手，不……不……不是。”
　　
　　“上课前胡锅巴就来查过一次，差点遭老子打成糊锅巴，你还不认账？”
　　
　　“是，是，求求你放了我。”伍绵羊抵赖不过，只好承认了。
　　
　　“滚。”罗国祥的手一送一松，伍绵羊跌倒在地。
　　
　　“老子练过憋功。”罗国祥说，“再憋几天几夜都没问题。”
　　
　　幸好还没来得及检查罗国祥的裤子——我站在一旁心里怦怦直跳——要不然，也会像胡锅巴和伍绵羊那样被羞辱一顿。
　　
　　然而，我是那么想知道他的裤子到底是干是湿。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学习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为好奇，我主动开始接触罗国祥。
　　
　　一周的时间到了，包老师觉得罗国祥态度不错，憋了七天尿，饿了七天肚子都没出怨言，于是宣布他初步过关，允许他在全班大会上做口头检讨。
　　
　　“你们现在还不会写字，可以做口头检讨。”她说，“学了拼音以后，就必须交检讨书，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
　　
　　罗国祥站在讲台上，一只腿弯着，一只手伸到剃得很浅的平头里搔了好几下。看见他这模样，全班同学大笑起来 。
　　
　　“笑什么笑，严肃点。”包老师黑着脸，又转过头去对罗国祥说，“手放下来，脚站直。”
　　
　　他右腿往左腿一靠，站直了：“尊敬的包老师和全班同学，今天我站在这里，非常难过。”
　　
　　这么有学问的开场白，立即把全班同学都震住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会上，我把宏图念成了糊涂，这是我长期以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学习，不重视世界观改造的结果。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请全班广大同学监督我。”
　　
　　罗国祥说完，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尽管不大能听懂他在说些什么，我心里还是赞叹不已：就算是没有老师教，也没有教材，但进了学习班的人就是不一样，罗国祥才学一周，学问就超过我了。
　　
　　“大家认为他的检讨深刻不深刻？”包老师问。
　　
　　“深刻。”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就在包老师宣布检讨获得通过，让他下台的时候，罗国祥又补充了一句：“毛主席，我记性不好，你老人家要原谅我。”
　　
　　包老师瞥了他一眼：“画蛇添足。”
　　
　　我们都不知道画蛇添足是什么意思，于是更觉得这场大会开得深奥难懂，开得非常有意义。
　　
　　
　　对小学生来说，友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用了几个下午陪罗国祥放学回家，我和他就成了老伙计。在东山话里面，老伙计就是好朋友的意思。有了这层关系，讨论起尿裤子的问题他才不会发怒。
　　
　　“你是不是真的有憋功？”我问。
　　
　　“没有。”罗国祥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也觉得你不可能这么厉害，我看你每节课下课也都要去厕所。”我说，“这么说你真的把尿撒在裤子里了？”
　　
　　“你才把尿撒在裤子里。”罗国祥眼睛一瞪，“老子天天中午都撒了好几泡尿。”
　　
　　“撒了好几泡，”我瞪大了眼睛，“我怎么没看见尿在哪里？”
　　
　　“早就被风吹干了。”他说，“要是中午有碗热汤喝，可以多撒点的话，你来了说不定还看得见。”
　　
　　原来，只要一有尿意，罗国祥就推开玻璃窗，踩到窗台上，一只手抓紧窗前的细铁棒，另一只手解开裤子，让尿酣畅直下。那些尿大部分洒到了教室外面的地上，一小部分留在了窗台上和课桌上。
　　
　　“风一吹，一点臭味都没有。”他非常惋惜，“要是味道再大点，能熏得教室里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就好了。”
　　
　　“除了撒尿，你这几天中午还干些啥？”
　　
　　“什么也不干，只是玩。”
　　
　　“学习班不用学习，还可以玩？”
　　
　　“你以为进学习班就是学习，真是个笨蛋。”罗国祥露出颇为不屑的神情，“给你办学习班不是要让你学习，是要修理你，懂不懂？”
　　
　　哦，原来学习班是这么个意思，有点像监狱，但说起来比监狱好听。明白这个词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像是天裂开了，一道亮光穿透云层，直射进脑门。世界上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它的名字是一回事，真正的含义又是另外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
　　
　　我突然想起，遇到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上一次是上学前，看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时候。在那部电影里面，我第一次听见“国民党”这个词，就觉得又是国又是民的，肯定说的是好人。谁知道，他们偏偏坏透了，竟然放火烧死了潘冬子的妈。
　　
　　我内心情绪起伏，觉得自己有了脱胎换骨般的长进。从外表上看，那个时候我一定是傻乎乎的。好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伴着罗国祥，两条腿机械地运动着。
　　
　　“你发神经呀，”罗国祥推了我一把，“在想啥？”
　　
　　我一脚从云层踏回了地面：“我在想，你一中午都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不闷吗？”
　　
　　“不闷，我才不会傻坐一中午。”罗国祥说，“我爬到最高那扇窗子上玩，一只手吊在铁棒上，一只遮在眼睛前，学孙悟空望妖怪。”
　　
　　“你不怕包老师发现了，说你态度不好吗？”
　　
　　“她都能发现？玻璃是反光的，我看得见她，她看不见我。只要有人朝教室这边走，我老远就能看见，赶快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坐好，装得比谁都老实。”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他妈的问题真多。”他很有些不耐烦了，“算了，看在我们是老伙计的份上，就让你再问一个。”
　　
　　“你说在学习班里没学什么，为什么检讨又做得那么有水平？”我面露钦佩之色。
　　
　　“老子记性还是可以。”罗国祥得意洋洋地说，“这几天晚上，包老师都把老子叫到她家里，教老子背检讨，背会了才准老子吃晚饭。”
　　
　　罗国祥说，包老师肯定知道他最爱吃番茄下面，所以番茄放得很多，面底下还埋了一个煎鸡蛋。
　　
罗国祥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在老师家里吃饭的人。但是，他却并不因此而心怀感激，反而一直想着怎么报复包老师。
　　
　　有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神神秘秘地问我，知不知道滑石粉是什么东西。
　　
　　我说既然带个滑字，肯定是种很滑的东西吧。
　　
　　“你这回变聪明了。”他说，“这东西确实滑，是专门用来让人跌跤的。你能不能帮我搞一点？”
　　
　　“这么高级的东西，上哪儿去搞？”
　　
　　“你有没有亲戚在化工厂？”
　　
　　“没有。你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我想撒一点在老包家门口，”罗国祥说，“让她一出门就好好跌一跤。”
　　
　　“她请你吃了饭，你还要让她跌跤？”
　　
　　“我只在她家里吃了两三顿饭，却被她关了六七天，那些天都没有吃成午饭，你说该不该整她一下？”
　　
　　“还是不要这样做吧，要是被发现了，你肯定会被开除。”
　　
　　“这件事就你一个人知道，如果我遭开除了，那肯定是你告的密。”
　　
　　“我没有告密。”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好像自己已经是一个告密者了。
　　
　　“她如果摔断了腿不能来上课，我们不是就可以放假吗？”罗国祥把手搭在我肩上，“大家都有好处，你一定要帮我。”
　　
　　我真不应该答应罗国祥，帮他找滑石粉。首先，我没有亲戚在化工厂；第二，我也不想让包老师跌跤，毕竟她对我不错，封了一个学习委员让我当；第三，我也不希望罗国祥被开除；第四，我更担心自己被视为告密者。
　　
　　但是，我又确确实实答应过他了。
　　
　　那段时间，为了滑石粉我内心受尽煎熬。每次罗国祥问我搞到手没有的时候，我都羞愧不已。
　　
　　“算了，早就知道你没这个本事。”有一天罗国祥终于说道，“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我如释重负。
　　
　　但是，他也没有搞到滑石粉。为了贯彻让包老师跌跤的计划，他兑了一大瓶肥皂水作为替代品。
　　
　　那几个月的时间里，罗国祥四处搜集原材料。哪怕是走亲戚，只要见到用剩的碎肥皂块，他都要揣在裤兜里带回家，然后藏在床下的玻璃瓶里。那玻璃瓶容积大约为一升，很能够装一些肥皂屑，这让罗国祥觉得要填饱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于是，他很想从家里拿上一整块肥皂，直接塞进玻璃瓶里，以快速充实库存，但他没有那个胆量。他敢于挑战一切，除了他那在红旗运输社扛包的爸。要是发现家里的肥皂突然少了一块，那个搬运工肯定会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把他打得飞起来。只挨一巴掌还算是好的，如果知道他偷肥皂是为了整老师，他爸肯定会拿一条麻绳把他绑在椅子上打。
　　
　　水滴石穿，罗国祥总算收集到了半瓶肥皂屑。他往玻璃瓶里掺满了滚烫的开水，再用筷子搅拌，但搅了很久还是不能将肥皂完全溶化。为了让自己的武器更加具有攻击力，他干脆将肥皂水倒入了洗脸盆，再点了一根蜡烛，放在这个搪瓷铁盆下面慢慢熬。
　　
　　武器终于研制成功了。带着这一大瓶浓稠的肥皂水，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罗国祥发动了对包老师的总攻。除了肥皂水，他还装备了一张抹布，那是他自己的一只袜子。
　　
　　到了包老师门前，四顾无人，罗国祥从书包中掏出玻璃瓶和袜子开始行动。肥皂液刚倒在地上的时候，又黄又稠，像极了小学生脸上的鼻涕。经过袜子的裱糊后，颜色变淡了，有些像米汤上面凝结的那层皮。
　　
　　正在埋头苦干的时候，突然听得门嘎吱一响，罗国祥抬起头，看见包老师居高临下站在门内，正诧异地望着他。
　　
　　“你想干什么？”包老师警惕地问道。
　　
　　后来听罗国祥讲述他的战斗经历时，我对自己没有参与这一军事行动深感庆幸：如果暴露在包老师火力之下的是我，哪里会有一点还手之力？幸好是罗国祥，他随机应变的能力真是太值得我学习了。
　　
　　“我给你洗洗地板，你门前这块地板太脏了。”罗国祥说，“你看，还有痰的印子。”
　　
　　“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包老师满脸狐疑。
　　
　　“怎么不会？”他一脸诚恳，“我吃了你们家的番茄鸡蛋面，觉得很受感动，就想帮你做点事。”
　　
　　包老师不会相信罗国祥的话是真的，但是她恐怕永远也想不出罗国祥为她洗地板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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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国祥的首次军事行动失败了，但他很快便卷土重来。这一次他邀我共同作战，说是情况比上回复杂，一个人干起来困难太大。按照计划，他要在包老师家门前摆一个迷魂阵，让她辨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回家的门。
　　
　　“这阵怎么摆？”我问罗国祥。
　　
　　“用蜂窝煤。”他说，“我去她家吃饭那次就侦察好了，那种东西过道上堆了很多。”
　　
　　包老师住在一幢由红砖砌成的筒子楼里，她在第二层占了一间。筒子楼有三层高，每层都住着七八户人家。一个长长的外阳台，既是公用过道，也充作这七八户人家的厨房——过道上摆着七八个铁皮炉子、两三个装有碗碟的木柜，靠墙一侧垒着好几堆蜂窝煤，墙壁上还挂着几口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此不起眼的蜂窝煤，居然还可以用在军事上。
　　
　　按照罗国祥的构想，那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军用工事了——八块蜂窝煤叠放在一起，成为一个煤柱；按照门的宽度，一排可以放五个这样的煤柱，成为一道煤墙；这次有一个人帮忙，至少要摆上五排这样的煤墙；一个这么大的煤堆摆好了，最后才修建最为重要的迷魂墙。
　　
　　迷魂墙是这样搭设的：三块蜂窝煤在地上摆成一个品字形的底座，底座上再叠七块蜂窝煤，那样子有些像一座上小下大的煤塔；因为底座面积较大，一排就只能放三个这样的煤塔。煤塔不在数量，只需一排就够了，关键在于它还有非常奇特的功用。底座的三块蜂窝煤并非紧紧靠在一起，而是有缝隙的，正好可以把废纸屑放进去。工程搭建完毕撤离时，划根火柴把纸屑点燃，浓烟就会随着蜂窝煤的眼孔钻出来。
　　
　　“天哪，这不是古代的烽火台吗？”我惊呼道。这时候我恍然大悟：怪不得烽火台要叫烽火台，原来它是用蜂窝煤来烧的火。
　　
　　但是，罗国祥并不知道什么叫烽火台，也丝毫没有对此表示出兴趣。“我才不管它是不是啥疯子台，反正只要有烟子冒出来就对了。”他说，“老包一上楼，肯定要被熏得晕头转向。”
　　
　　罗国祥说，纸屑还可以把蜂窝煤点燃，到时候包老师要是动手去搬，马上就会把手烧伤。这一来，她连粉笔都没办法拿了，哪里还能上课，我们不是又可以放假了吗？
　　
　　我完全被罗国祥的神奇构想惊呆了。我知道，这次行动肯定会产生极度震撼的效果。但是，我敢去吗，我配去吗？
　　
　　“要是她在家里怎么办？”我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惧。
　　
　　“那就把她堵在里面，让她没办法来上课。”
　　
　　“要是你正在堆的时候她出来了，怎么办？”
　　
　　“那我去的时候就先敲门，说要请她帮我补功课。”罗国祥想也不想就回答道，“如果她在里面，我就另外找个时间干。”
　　
　　“要是她先不在，你正在堆的时候她回来了，那麻烦就大了。”我尽量帮他设想可能存在的一切危险，更希望借此找到自己不去的理由。
　　
　　“所以说要让你一起去。你站在一楼帮我放哨，一看见她回来了，就马上跑上来报告我，我们一起跑到三楼躲起来。”
　　
　　“我不去。”我终于斩钉截铁起来，一口回绝了罗国祥。是呀，我再不果断些，岂不是要越陷越深？和绝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我并不渴望成为电影里那种经受严刑拷打甚至走向屠场都绝不投降的英雄。我怕痛，更怕死，如果被抓住了，用不着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只要包老师瞪着眼睛暴喝一声，我绝对马上就会把罗国祥供出去。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意志不坚定者，是不宜做那些出生入死之事的。
　　
　　罗国祥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一时找不到托词，只好蛮横地说道：“你莫管，我就是不去。” 我这种态度，让罗国祥深感诧异。
　　
　　最终，同样是选择了一个星期天，罗国祥再次孤身发起了对包老师的总攻。
　　
　　然而，这次进攻好像也没有什么成效，第二天，包老师依然同往常一样，腋下夹着教材和备课本，另一只手上拿着教鞭，准时出现在课堂上。看来，她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让我深感惊奇的是，罗国祥也来上课了。两人的表情都如此平淡，我很难想像，头一天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魂的大战。
　　
　　我拒绝参与这次行动，让罗国祥非常生气。下课后我悄悄去问他头天的战况时，他很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爬远些，老子最讨厌贪生怕死的人。”
　　
　　又过了好几天，我心生一计，使出激将法，才从罗国祥口中套出了战斗经过。
　　
　　“看样子你也是个胆小鬼。”我对他说，“你那天根本就没去。”
　　
　　“乱说，老子绝对去了。”
　　
　　“那为什么包老师第二天还是来上课了？”
　　
　　“如果不是那个老龟儿跑出来捣乱，肯定就成功了。”
　　
　　罗国祥说，因为没有人替他望风，其实那天他也很心虚，垒蜂窝煤的同时，还要不时回过头去观察敌情。好在那天包老师一直没回来，楼道上虽然偶尔有人上上下下，但都只是斜他一眼，并没有谁来干涉。于是，他很顺利地垒好了一个五块蜂窝煤长、五块蜂窝煤宽、八块蜂窝煤高的煤堆，再加上一堵由三个塔形煤柱组成的迷魂墙，甚至连放煤柱底座的废纸屑都放好了。问题出在点火以后——狼烟四起之际，过道上另外一间门打开了，一个老头走出来对着他怒吼道：“搞啥名堂，要是烧起来，把你绑去枪毙了。”罗国祥功败垂成，只好落荒而逃。
　　
　　“幸好是那个老头看见的，”在罗国祥充满惋惜之际，我却为他庆幸，“如果是包老师回来碰上了，肯定当场就要把你捉住。”
　　
　　“她捉不到我。”他说，“我早就看好了，阳台外面有一根铁管子，她一上楼，我就顺着管子滑下去了。”
　　
　　在罗国祥眼中，包老师是他的敌人，这和绝大多数同学的看法不一样——在大家的心目中，包老师是我们最重要的主人。
　　罗国祥的敌人不止包老师一个，而是所有的老师；这是因为所有的老师都给他找麻烦。不过，所有的老师给他找麻烦，是因为他先给所有的老师都找麻烦。
　　他桌子上有一道很深的刻痕，那是高年级的前辈划分疆域时留下的。这道边境线对罗国祥非常有利，把一张课桌的三分之二都划拨给了他。跟他同桌的女生缩在角落里，偶有放松想舒展一下，越过边界的那部分身体就会遭到迎头痛击。挨了打的女生一声惊叫，罗国祥就会被老师叫起来罚站。
　　不过，罗国祥站了几次后女生就不敢再叫了，因为下课之后他的反扑必然更加凶残。他会把手伸进人家衣服里面，狠命揪出些淤块来。
　　就算罚站，罗国祥也没有完全老实。老师背转过身板书的时候，他就要侧转身练双杠。两只分别手撑在自己桌子和后面的桌子上，双腿蜷缩起来，任身体晃晃悠悠，不时还要装出一不小心动作大了一点的样子，伸腿踢那女生一脚。
　　站在自己位置上还要骚扰他人，同时也挡了后排同学的视线——于是，老师们往往更爱让罗国祥站到教室后面靠墙的位置去。
　　哪怕是在下课时间，他也经常惹老师不高兴。下课铃声一响，他就“腾”的一声跳上课桌，再从课桌上跳下去，“呼”的一声冲到教室门口。
　　“你干什么？”老师白了他一眼，“还没有下课。”
　　罗国祥回到座位上，老师说下课吧，开始收拾讲义。他又跳上桌子，冲了出去。
　　“回来。”老师说，“重新出去，不准上桌子。”
　　罗国祥回到座位上。老师说出去吧，他倏地埋下头，钻过桌子，拨开挡在道上的人，又冲到了教室门口。
　　“回来。”
　　“我又没有上桌子。”
　　“你就不能好好走出去吗？”
　　“反正都是出去，还不一样？”
　　“既然连走路都学不会，那你还是先学站吧。”老师痛心疾首地说，“就站在门外，让其他班的同学也参观一下，上课铃响了再回到座位上去。”
　　上课时罗国祥爱接下嘴，老师讲一句，他就要阐释一句。有一次，美术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道：“你不要在下面讲，要讲就上讲台来，我们一起讲。”于是，罗国祥就站到了她的旁边，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独自摇头晃脑，悠然自得。
　　座位上、教室后面、教室外、讲台上，凡是能站的地方罗国祥都站个了遍。他自己认为，罚站的最佳地点是教室外面，在那里不仅能观看上体育课的学生打篮球，还可以到厕所里遛一圈才回来。就算是冬天，站在教室里面也并不更具诱惑，因为窗玻璃是破的，冷风一样灌进来，内外同此凉热。
　　有些时候，罗国祥会主动向老师提出来：“可不可以让我站到门外去？”
　　对此，老师们反应不一。
　　数学老师说：“可以可以，你快出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音乐老师则眼睛一瞪：“还有条件可讲？偏不让你出去。”有一次，干脆就让他坐了下来。
　　罗国祥还钻研出了一种新的罚站方法。有好多次，值周生刚喊完起立，老师才叫大家坐下，他就站了起来，径直走上讲台，恭恭敬敬地立在老师一旁。
　　“怎么回事，”老师惊异地问道，“不是还没有罚你站吗？”
　　“反正要站的，还不如我自己先站起来，省得你罚。”他诚诚恳恳地回答。
　　全班同学都笑了。
　　碰到这种情况，老师们不会笑。他们铁青着脸，眼睛里露出孤立无助的神情，往往要愣上好一阵子，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莫名其妙。”
　　然后，有的老师会让他下去。也有的老师会说，贱皮子，喜欢站就站吧。
　　唯一能够对付罗国祥的是班主任包老师。她说：“对于这种坏东西，你们大家要孤立他。”
　　于是，罗国祥就被孤立了。

　　包老师说要孤立罗国祥只能算是个建议，具体发出指令的还是班长王光辉。
　　
　　班长决定要孤立某个人的时候，总是采用这种动作——左手掌心朝上，平放于腹部位置，右手握拳高举，重重地砸在摊开的左手上，口中还要大喝一声：“孤立。”
　　
　　此时的班长神态凛然，就像电影里八路军首长做出了重大决策，又像是在公文上盖了一枚公章。
　　
　　必须注明，班长在说出“孤立”这个词的时候，发生了转音现象，GuLi这两个音节变成了ZhuJi。再细心一点还可以发现：Gu变成Zhu，韵母没变；Li变成Ji，韵母也没变。
　　
　　出现转音的原因迄今不得而知，难道班长觉得把“孤立”念成ZhuJi会更具表现力——这问题只好留给语言学家去考证了。我也一直没搞清楚，ZhuJi到底该是哪两个字，权且就写成“诛及”吧。
　　
　　大学毕业后，我在西部非洲当翻译时，见到当地黑人有一种手势，跟班长发布诛及令的动作非常相似。黑人做这种手势的时候，左手握拳，放于腹部位置，右手摊开，掌心朝下，轻轻扣在握住的左拳上，口中还会发出放浪的笑声。
　　
　　不过，二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班长的动作干净利索，强硬有力，挥斥着一种斩立决、杀无赦的气概，显得极其英明神武；黑人的动作则粘粘糊糊，要重复好几次，让人不禁一下子联想到轻浮、油滑和暧昧等词汇。
　　
　　西非黑人那个手势的含义是：性交。
　　
　　
　　被班长诛及的除了罗国祥，还有我。
　　
　　我不知道班长为什么要诛及我，包老师数学老师美术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建议。除了体育老师因为我动作迟缓有些嫌弃我之外，其他老师都很喜欢我，都认为我从来就是个好学生。好学生的意思是说，我课堂上不接下嘴不做小动作只是傻呆呆地坐着，课堂外不打人不偷东西也不多说一句话，老师见到我跟没见到一样，可以非常省心。
　　
　　我这种从不给人找麻烦的好学生怎么会得罪班长，我寻思，该是那次数学测验惹的祸吧。
　　
　　那天，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道题，要搞课堂测验。班长交卷很早，当场就得了一百分。待到我把卷子交上去，数学老师看着看着，突然大喝一声：“好！”全班同学都被吓了一大跳。
　　
　　“这是今天我见到的最好的卷子，”他激动地说，“不仅答案正确，而且卷面整洁，最重要的是，解题方法特别简便，连我都没有想到。”
　　
　　数学老师当场也给了我一百。不仅如此，他还叫班长和另外两个得了一百分的同学把作业本拿上去，把他们的分数改成了八十。
　　
　　我只可能因为这件事得罪班长，才会被他诛及。
　　
　　被诛及的滋味并不好受。诛及的真实含义是：在班长的带领下，所有的男生都不理你，下课不跟你一起玩，放学也不和你一道走。至于女生，她们本来就不理你。
　　
　　因为都被诛及了，我和罗国祥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终于成了真正的老伙计，尽管我在班上学习最好而他学习最差。别人不跟我们玩，我们就两个人玩，聊胜于无。
　　
　　我和罗国祥是这样玩的，我学了一个成语，就去对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形容天黑叫伸手不见五指。校长姓伍，我们可以拿这个成语给他当绰号。以后一提到他，就用‘伸手不见五指’代替，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谁。”
　　
　　罗国祥说：“我看应该给老包取个绰号，叫‘伸手不见包子’。”
　　
　　“哪里有这个成语？”
　　
　　“怎么没有？”他不惊不诧，“天黑了，你肚子饿了，走到厨房摸了一个包子，吃之前想看它一眼，却怎么也看不清楚，这不是伸手不见包子？”
　　
　　
　　成了真正的老伙计之后，我才发现：我和罗国祥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那就是都很傻。
　　
　　罗国祥的傻不用说了，他那个成绩啊，要考了班上倒数第二名都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举个例吧，他背九九乘法表是这样背的：一一得一，二二得二，三三得三……九九得九。不过，罗国祥对此倒不怎么在乎，他经常说：“倒数第一名也要有人来当，我要不当倒数第一，那不是苦了排在倒数第二位的同学。”
　　
　　说我傻，也有很多证据。
　　
　　比如说，我要在老师查了词典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永垂不朽”。
　　
　　又比如说，包老师说翻开语文书就会看见“毛主席万岁”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但我始终觉得那几个字是黑色的。
　　
　　再比如说，包老师告诉我们：“不能说农民肩上挑的大粪是臭的，说了就是你思想臭。”这也让我非常疑惑。
　　
　　大粪到底是什么气味，我想问，却没有问出来。我虽然傻，却是一个好学生，不应该随便问那些不该问的问题。
　　
　　“大粪是香的吗？”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罗国祥。他话音一落，包老师就白了他一眼，然后向全班同学郑重宣布：“罗国祥能够提出这种问题，证明他确实是个傻子。”
　　
　　我暗自感到幸运：我也是个傻子，但没有暴露出来，用语文课本上的话来说，是条绿叶下面的害虫。这种问题我只是想了想，还没来得及问出来，因此，我还没像罗国祥那样傻得不可救药。
　　
　　既然是老伙计，又都是傻子，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有一次，罗国祥从家里偷来十元钱，就没忘记专门到我家来，叫我去小酒馆吃酒。这种小酒馆县城里有好几家，除了卖酒，还卖炒花生、炒胡豆、炒黄豆，只是不卖熟食。
　　
　　我们要了一堆花生、两碗甜酒。
　　
　　那种酒呈暗红色，闻起来不像我爸喝的白酒那样刺鼻，喝起来有点甜，也不像白酒那样灼喉。又过了几年，县城里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种酒馆，也再没见到过那种甜酒。成年后我问过我爸，那种甜酒是不是现在的葡萄酒。我爸就像笑一个傻子那样笑话我。他说，哪里是什么葡萄酒，那是劣质白酒加冷水、糖精和色素勾兑的，早就没有人喝了。
　　
　　那天，我们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店门口站了几个街坊婆婆，她们一边看一边评论：“那个黑娃酒量还可以，瘦的那个只顾剥花生吃，没怎么喝。”
　　
　　瘦的那个就是我。听见婆婆们提出了批评，我心里有些不服，于是又拿起碗猛喝了一大口。
　　
　　几口酒下去，就感觉到自己很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劫富济贫的好汉，有难同当的想法油然而生。酒桌子上，我就委婉地表示过对罗国祥的同情。我说我也很想知道，大粪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 罗国祥满脸不屑，他端起酒说：“那个包龟儿的话也信得？她要敢把大粪吃下去，老子就说大粪不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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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倒四人帮　　　　小学，是人生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开始读书识字，在旧时被称为启蒙，意味着脱离混沌和蒙昧。能够在一九七六年发蒙入学，凭借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开启人生的智慧之门，是多么的幸运。这种机会真是百年难遇，谁都知道，那一年发生了多少大事，多少让人兴奋、让人心紧、让人激动莫名的大事啊。 　　　　国丧过去才几十天，口水结成的壳似乎还绷在脸上，我们又开始了一轮巨大的狂欢，那真是一个让人乍悲乍喜的岁月。 　　　　那天早上，第一节课上了还不到一小半，挂在电杆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请全体师生停止上课，请全体师生停止上课；立即到操场集合，立即到操场集合；有重要指示传达，有重要指示传达。”那语调郑重其事，似乎生怕大家听不清楚。我知道，又有大事发生了。 　　　　传达指示的是伍校长，他手中拿着稿子，神情冷峻地念着。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北京有四个坏分子经常捣蛋，党中央打了好多次招呼都不起作用，迫不得已，只好把他们揪了出来。我想，这大概跟包老师迫不得已揪出罗国祥和胡锅巴等几个不听话的坏学生差不多吧。 　　　　中央那四个坏人分别是王、张、江、姚，合起来就叫四人帮，伍校长说了他们很多坏话。他用的词很艰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但大致明白他是在说那四个家伙最不要脸，想抢华主席的官当。 　　　　终于，伍校长放下了稿子，右手握起拳头举在额头处，带领全校师生宣誓：“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天气已经有些寒意了，风一吹，梧桐树上的叶子就簌簌地掉下来。风在操场上呜咽着，卷起的尘土和纸屑朝人身上直扑，让人睁不开眼来。那天的大会留在我记忆中的，分明是深秋肃杀之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大脑中的下一个画面里就塞满了那些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人们。两个镜头之间，没有一点过渡；两种情绪之间，没有一点转折。看来，记忆真是不可过分依靠之物。 　　　　大会之后也许几天，也许一天，也许就在当天，我们就精神抖擞地挥着手臂，喊着口号上街游行了。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就像那句歌词所描绘的一样：“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 　　　　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他们高兴什么，他们认识四人帮吗？连王光辉也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的十月革命”，那模样好像四人帮曾经和他争过班长当，这回终于落在他手里了。 　　　　回到家里，见到大人们也很高兴。我爸对我妈说：“四人帮被打倒了，这回肯家要涨工资。” 　　　　“林彪倒台时都没有涨，打倒四人帮会涨吗，”我妈深表怀疑，“这每个月二十来块钱我拿了快十年，什么时候涨过？” 　　　　“这回不一样，”我爸胸有成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们两个各执一词，我不知道该信谁的。不过，同班长那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相比，我更容易理解加薪所带来的喜悦。 　　　　　　游行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批判会，每个班都要开。批判会有两个程序，一是揭发，二是表态。由于学生都对四人帮不太熟悉，揭发的工作主要由老师承担；表态，当然是人人都必须学会的。 　　　　包老师拿着她收集的报纸，控诉了四人帮的一桩桩劣迹。 　　　　包老师说，毛主席病危时，江青不好好照顾他，成天往外面跑。主席病重不能翻身，可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江青不顾医生的坚决反对，还强行给他老人家翻了个身。 　　　　包老师又说，他们还胆敢篡改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生前对华主席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而且还白纸黑字留下了证据，四人帮却偏偏要说成是“按既定方针办”。 　　　　包老师还讲了一件王洪文下乡参加劳动的事。“当然，劳动两个字得加上引号。”她说，“他是怎么劳动的呢？他只剥了十几分钟玉米，而这短短的时间里，还让随行人员为他拍了很多照片。” 　　　　轮到我们表态了。 　　　　伍绵羊第一个站起来说：“江青乱给毛主席翻身，害死了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班长说：“他们狗胆包天，毛主席的遗嘱只有六个字，他们就改了三个，真是别有用心。” 　　　　有的同学说，江青不好好呆在家里面，一天都往外面跑，耍心太大了，我们要是像她这么贪玩，怎么能搞好学习？还有的同学说，王洪文剥玉米哪里是在劳动，分明就是想找机会多照几张相片，占国家的便宜。 　　　　和广大同学一样，我心中也充满了对四人帮的仇恨。愤怒了好几天之后，疑虑开始浮现。比如说，江青凭什么给毛主席翻身，毛主席是男的，她可是女的呀。 　　　　我拿这个问题悄悄去问了伍绵羊。他爸在武装部上班，因此他对我国的军政大事极为通晓。伍绵羊给出的答案让人无比震惊，他说：“江青是毛主席的婆娘。” 　　　　什么，江青和毛主席是一家人？这是事实吗，我真不敢相信。既然江青是毛主席家里的，她就不可能是坏人。就像伍校长是好人，他儿子自然也是好人，要不怎么会当上三年级二班的班长？况且，江青要是真的很坏，毛主席这么伟大、光荣、正确，怎么会看不透她，还要把她弄来当婆娘？ 　　　　“我的话绝对不会错。”伍绵羊说。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想不通的问题还有：“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何不同。 　　　　我对这两句话进行了反复比较，发现“照”变成了“按”，“过去”变成了“既定”。我想，只要我搞懂了“照”和“按”的区别，“过去”和“既定”的区别，自然就会明白这两句话的区别了。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邻居帮了我的忙，他查了《新华字典》，得到如下解释。 　　　　照：按着，依着。 　　　　按：依照。 　　　　过去：已经经历了的时间。 　　　　既：动作已经完成。 　　　　定：规定的。 　　　　“照和按，是一个意思。”四年级学生说，“过去，既定，从字面上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既定，就是指过去定下的。” 　　　　这些问题，就像一九七六年的开学时间为何推迟一样，时常困扰着我。我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看来，我当傻子是当定了。 　　　　伍校长说，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要长期坚持下去。伍校长又说，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所谓喜闻乐见，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说相声。于是，每个班都开始了文艺排练。每天下午放学后，教室里都充满了锣声、鼓声和歌唱声。　　伍校长走每进一间教室，巡视各班排演，他那持续阴沉的脸上偶尔也会现出一抹晴。他鼓励大家好好练，争取在全校文艺大会上有出色的表现，能代表城关一小参加教育系统的汇演。　　一年级一班重点排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文娱委员丁君的独唱《红梅赞》，另一个是短剧《把四人帮踩在脚下》。　　短剧分为三幕。第一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分别上台，做自我介绍。第二幕，一位工人阶级代表上台，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第三幕，工人阶级代表押着四人帮上台，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这出戏的导演、编剧、服装、道具以及化妆，包老师一个人全揽下了，这充分显示了她在文艺方面的才能。挑选演员的时候，包老师首先让一位脸上肉多、脑袋长得圆的同学扮演姚文元，然后又指定伍绵羊当王洪文，理由是他眉清目秀、肤色白皙。我心想，要说长得像王洪文，伍绵羊还不如班长，王光辉还要白些。　　“谁来演张春桥呢？”包老师犹豫着。　　“让他来吧，他瘦。”班长突然指着我。　　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听见包老师说：“对了，就是他，简直瘦得跟张春桥一模一样。”　　“还有点张春桥的假斯文。”班长这句话说得很小，包老师好像没听见。　　我满脸羞愤，却找不出什么话来推脱和反击，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问题在于，由谁来演江青？包老师先指定了一个女生，谁知她把嘴撅得老高，很不愉快地表示：如果自己演了江青，在女同学中间会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一阵犹豫之后，包老师把右手食指转向了另外一个女生。包老师还没有来得及声色俱厉，没有来得及沉下脸来，没有来得及表示这一次的命令绝不可违抗，第二个被指着的女生已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谁都不知道，包老师现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罗国祥举起手来了：“包老师，我想演江青。”　　“男的也可以演江青？”包老师把停在半空中的右手收了回来，抿了一下耳边的发丝，“对啊，梅兰芳都可以演女人，罗国祥怎么就不能演江青？你看他那脸型，还真有点像。”罗国祥像江青吗，我颇不以为然：他脸那么黑，身上皮肤那么糙，毛主席怎么会娶这么粗鄙的婆娘？　　现在，只剩下一位工人代表了。不用说，这么高大全的形象，当然是留给班长王光辉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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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后，教室里只剩下七个人在排练。 　　　　文娱委员丁君在角落里模仿江姐，大义凛然地唱着：“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讲台上，包老师在给四人帮和工人阶级说戏。 　　　　“走路要扭腰，手不要叉在腰杆上。记住，江青是女人。”她纠正着罗国祥的姿势，让他把右手的腕部抵在腰上。 　　　　“王洪文是个二流子，吊儿郎当的，就像你伍杨平时那样子。”她还让伍绵羊走路的时候不停地抖着肩膀，站着的时候也要把肩斜着，一边高一边低。 　　　　对我的要求是：两只手握在背后，进场的时候要踱着八字步，脚步尽量放慢。对于演姚文元那位同学，包老师则让他嘴角尽量向下，始终耷拉着脸，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只有王光辉不需要操心，老师只说了一遍，让他的动作要刚毅有力，他就做得像模像样的了。这一点，从他踏在我身上的那只脚，我就深有体会。排练结束回家的路上，罗国祥也说，王光辉把他的屁股都踩乌了一块，肯定是故意的。 　　　　好在没过几天，我们就从这种践踏之下解脱出来了。救星是伍校长。那天，他又来巡视，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后，做了个手势让我们停下，然后对包老师说道：“这个节目本来是很不错的，不过，把四人帮踩在脚下这种表现方式普通了一点，我估计其它几所小学也会想到，能不能改一改？” 　　　　“可以，可以。”包老师满脸堆笑，“校长，你点子最多，帮我们出个主意吧。” 　　　　“你们设计的动作中，四人帮是倒在地上的，”伍校长说，“可不可以反过来想，人家把四人帮踩在脚下，我们偏偏要把四人帮吊在天上。舞台上不是有棵黄桷树吗？” 　　　　“吊在树上，让我想想……太出人意料了。不过，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改，马上改。” 　　　　“如果要改的话，这出戏的名字也得改。《把四人帮踩在脚下》，可不可以改成《把四人帮吊在树上》，你们考虑考虑。”已经走出教室的伍校长又回过头来，“对了，我觉得叫《把四人帮吊在天上》更好，吊在天上比吊在树上有气魄。” 　　　　要把四个人都弄到树上去吊起，仅凭班长的力气可不够。为此，包老师专门向学校申请了一笔特别款项，买来四个滑轮钉在那棵黄桷树上，还买了四个铁钩套在粗绳子上，准备在正式表演时挂在我们四人帮的皮带上。 　　　　演出在操场上举行。操场由四个相连的篮球场组成，地面是由水泥、石灰、瓦渣三种材料组成的三合土。操场边上，有一个石头垒砌的、将近两米高的平台。开大会时，平台上坐着校长；有文艺演出时，上面穿梭着演员。平台左边是一间小砖瓦房，这房子平时是播音室，有演出时也充当化妆间。平台的右边，是一棵要几个人拉起手来才围得住的黄桷树，四人帮马上就要被工人代表王光辉吊在这棵树上。 　　　　化妆间外面，丁君已经在报幕了：“下一个节目，短剧，《把四人帮吊在天上》，表演者，一年级一班。” 　　　　“去吧。”包老师亲热地拍了一下罗国祥的肩膀，他一扭一扭走了出去。包老师夏天穿的花衬衣罩在他的棉袄外，丁君从家里拿来的花围巾包裹着他的脑袋，围巾外还蒙了一层纱。这时候，他还真有点像毛主席那个婆娘江青。 　　　　罗国祥在台前站定，他一胯高一胯低，右手腕部抵在腰间，左手撑着腮帮。 　　　　“说话呀，快说呀。”包老师站在化妆间的门边，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莫非又犯了追悼会上那毛病，见了诗就头晕。” 　　　　“不会的，这几天他都背得很好。”班长安慰道。 　　　　“上次还不是排练过，谁知道他会连宏图和糊涂都分不清。” 　　　　终于，罗国祥开口了，那声音好像是捏着鼻子，从喉咙里扭着挤着出来的： 　　　　我是白骨精， 　　　　名字叫江青。 　　　　野心大又狂， 　　　　我想当女皇。 　　　　罗国祥一边扭捏着身子，一边揭开头上的纱，露出被油彩抹得血红的一张脸。 　　　　短暂的寂静后，全场掌声四起。罗国祥也会背诗了，我们在化妆间里欢呼雀跃。 　　　　突然，包老师指着我：“该你了。” 　　　　我站在门边，手扶着门框，心里有些发虚。好不容易两只脚都过了门槛，看着台下上千颗人头黑压压铺了一地，又迈不出步子了。 　　　　“快去呀。”包老师急得在背后一推，我没走稳，一下子摔在台上，手中拿着的蒲扇也掉在一旁，台下轰然大笑。完了，我精心操练的八字步，还没来得及踱出第一步，就这样完了。我躺在地上，简直就不想起来了。 　　　　奇怪的是，掌声却紧跟着响起来了。怎么回事，难道大家觉得我这一跤摔得漂亮？也许，他们都认为我是故意摔倒的，因为反面人物的亮相本来就应该狼狈不堪。我一下子镇定了，慢悠悠地从地上爬起来，气定神闲地捡起扇子，用很讲究的姿势扇了几下： 　　　　一把扇子摇， 　　　　我是张春桥。 　　　　人称狗头军师张， 　　　　肚里尽把坏水装。 　　　　我之后上场的是伍绵羊，他头戴一顶绿色军帽，胸前别了一枚拳头大的毛主席像章。包老师说，戴像章是为了显示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的两面三刀。 　　　　王洪文是一路抖着上台的，他走路的姿势跟罗国祥扮演的江青颇为相似，动作幅度都很大，只不过他抖的是上半身，而江青扭的是下半身。 　　　　走到舞台正中，王洪文身子一歪，停住了。他的站姿跟江青也有相同之处，都是一边高一边低。当然也有差别，他歪的是肩，而江青歪的是胯。 　　　　王洪文站好之后，把军帽取了下来，用食指顶着，一边旋转一边做自我介绍： 　　　　我叫王洪文， 　　　　走起路来有精神。 　　　　偏偏喜欢耍流氓， 　　　　你说是人不是人？ 　　　　四人帮中最后出场的是姚文元，扮演者剃了个光头，以印证姚秃子的绰号。青头皮上用墨汁抹了几笔，表示还剩下少许头发，嘴唇处也用墨汁勾了两道像模像样的八字胡。 　　　　姚文元上台的时候，手里还拿了一个用细篾条扎成、外面糊了层白纸的喇叭筒，以标明其吹鼓手身份。他口中先发出“呜呜呜”之声，假装吹了一阵才开始背诗： 　　　　手拿大喇叭， 　　　　吹得顶呱呱。 　　　　我是姚文元， 　　　　扯谎扯得圆。 　　　　终于轮到惟一的正面人物上场，第二幕开始了。班长上穿白衬衣下套蓝裤子，大步流星走上舞台。他这身打扮，跟两三个月前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时完全一样，在城关一小师生的眼中，这是标准的正面人物着装。班长走到舞台正前方，左手叉在腰上，右臂展开，右掌上举，右腿猛地向前跨出半步，用一个标准的弓步亮了相。 　　　　看着他那潇洒流畅的动作，我深感遗憾：他的前腿那么弓，后腿那么绷，怎么没把裤裆撕开。像他这么得意的人，要是真的把裤子绷破了，在全校一千多名师生面前出出丑，那该多好。 　　　　我尚处于遐想之际，工人代表已经结束了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回到了化妆间。对他的表演，包老师很有些不满：“你在台上抖得那么厉害干什么？王洪文抖肩膀，江青扭屁股都是正确的，你一个革命人物抖什么抖？”班长十分委屈地说：“包老师，不是我想抖，实在是太冷了，我只穿了一件衬衫。” 　　　　第三幕马上开始，四人帮已经做好准备：除了腰间系着皮带，每个人肋下还加了一根。绑两根皮带，是为了挂两个铁钩，让四人帮被吊在空中时上半身能够与地面平行，让观众抬头就能看见他们的面部表情。如果只挂一个铁钩，人被吊起来时是中间部位腰在上，位于两头的脑袋和脚在下，观众只能看见后脑勺，表演效果无从谈起。在排练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最后，还是伍校长想出了挂两个铁钩的办法，难题才得以解决。 　　　　两根皮带都系在身体的外面，使得我们四个人看起来很像四卷用草绳捆住的竹席。 　　　　工人代表押着四人帮，从舞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到了黄桷树下，他一掌一个，把我们推倒在地。黄桷树结实的枝桠上，四个滑轮已经安好，四根粗大的麻绳穿过滑轮垂挂着，离地不到一尺。每一条绳子的顶端，都套着两个铁钩。黄桷树身上，四根铁錾子深深扎了进去。铁錾子露在外面的部分，弯成了环。等一会儿，吊着四人帮的麻绳就要在这些铁环上打结。 　　　　铁钩首先挂在我的皮带上，班长走到树后一用力，张春桥升起来了。就在那一瞬间，台下鸦雀无声。皮带勒着胸部和腹部，让我呼吸不畅，头晕目眩。 　　　　当班长把绳子固定在铁环上的时候，全场疯狂了。女生发出尖叫，男生站起来跺脚，老师拼命鼓掌。 　　　　我挂在半空中，俯瞰着城关一小全体师生。这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那些平常都比我高大的身体，此刻都变得如此渺小。我看到了那么多张脸，它们都朝我仰望着。 　　　　刚被捆绑时的屈辱感早就被抛在九霄云外了，天哪，我只觉得身体在飞，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扩散。坐飞机也不见得会比这更让人飘飘然吧，然而，城关一小还没人坐过飞机哩，连伍校长也没坐过。我学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样子，朝全校师生挥了挥手。 　　　　有过从上朝下看的经历，我才明白：人一旦被置放于半空，要想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那真是太难了。 　　　　“蹬腿，蹬腿呀。”包老师焦急的声音终于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猛然记起，我是在演戏，并非真的坐飞机。预定计划里也并没有挥手致意的动作，而是要龇牙咧嘴，手舞足蹈，以表现张春桥的丑态。于是，我眯起左眼，嘴角也向左边歪去，在空气中做出青蛙游泳一般的姿势。 　　　　下方，班长开始高声背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对我进行批驳：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上阕背了一半，班长停了下来，又转过身去把罗国祥升到空中。看着班长气喘吁吁、涨红了脸的样子，我无比感激伍校长在那次巡视中产生的创意。吊在天上同被踩在脚下相比，那感受名副其实，的的确确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而且，被谁踩我也不愿意被班长踩。何况，吊在天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绝对让班长累得腰酸背痛，一周都上不了体育课。 　　　　现在，江青也被固定住了，班长又走到舞台前方，开始新一轮痛斥：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姚文元也升上来了，工人代表又开始背下阕：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在提升王洪文的过程中，差点发生险情。也许是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班长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只见伍绵羊的身体猛然下降。那一瞬间，在场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惊呼，声音汇集成的气流，把我悬在空中的身子震荡得摇晃了好几下。 　　　　还好，伍绵羊竟然在空中停住了。奇怪的是，绳子本来吊的是一个人，现在却变成了两个。定睛一看，多出的那一个却是班长。原来，班长在拉伍绵羊的时候，把绳子在左手的前臂和手腕处缠了好几圈，他体力衰竭的时候，松掉的只是右手，绳子还紧紧套着左手。就这样，绳子带着他上了半天。通过滑轮的调节，王洪文的身体和工人代表的身体在空中达成了平衡。 　　　　包老师第一个冲了上去，她抱住王光辉的腿，拼命往下拽。伍绵羊终于也升上来了，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日王光辉他妈，想故意摔死老子。”在一年级一班，敢这样骂班长的人是很少的。普遍认为，伍绵羊胆子大，是因为他有一个武装部上班的爸可以依仗。 　　　　现在，四人帮在半空中相聚了。尽管呼吸不太顺畅，但同工人代表相比，境况也算很不错了。你看班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还得继续完成郭老人家的《水调歌头》：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把四人帮吊在天上》理所当然得到了参加教育系统文艺汇演的资格，我也首次登上了大礼堂的舞台。只是那舞台上没有大树，为了把四人帮吊上去，工人师傅还专门取了几块天花板，把滑轮安在了大梁上。 　　　　为了保险起见，防备工人代表再次因体力不支松手，绳子的一端由一个藏在幕后的老师握着，班长只是拿着绳子中端在拉。 　　　　短剧在汇演中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让伍校长说话时底气更足了，他说：“要不是学校没有聚光灯，晚上不能演出，我非要让文教局把汇演搬到城关一小来不可。”我倒觉得，汇演不一定非要在晚上进行，完全可以搬到城关一小来，白天演。这建议我向包老师提过，但没有下文。 　　　　如果要论功行赏，第一个应该奖励的是伍校长。 　　　　首先，没有他的别出心裁，四人帮就不会被吊到天上，短剧就只会流于平庸。 　　　　第二，四人帮自我介绍时用的短诗，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丑恶本质，而这些诗全都是伍校长亲自创作的。 　　　　第三，在台上充分表现工人阶级气概的《水调歌头》，也是经过伍校长的推荐才得以采用的。排练的时候，大家曾经发自内心地赞叹：“校长，你的诗写得太好了。”伍校长却非常谦逊地说：“写得好什么，几首打油诗而已。我要向你们推荐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他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读起来那才是大气磅礴，让人热血澎湃。”伍校长现场朗诵了这首词后，包老师当即决定，用它作为正面人物工人阶级代表的台词。 　　　　可以这么说，没有伍校长，就不会有《把四人帮吊在天上》这一出戏。 　　　　演出之后，我们四人帮也在校内外也有了些名气。不过，这倒未必是件好事，比如说我有时和人吵架，就会被骂做张春桥。 　　　　像这样的汇演，全县每个系统都在搞。东山县就好像是一个集团军，无论有什么大事，全县人民都会统一行动。毛主席逝世了，全县人民一齐戴黑纱；四人帮倒台了，全县人民一齐揭发批判；要喜闻乐见了，全县人民一起唱歌跳舞说相声。 　　　　统一行动中，黑纱红旗锣鼓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在我的大脑中，这些东西经过粉碎、搅拌、提炼，最终凝结为一种透明的物质。纵然时光久远，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效力。直到现在，只要黑纱红旗锣鼓标语口号再次出现，这种物质就会挥发成一种芳香的气体，让我的胃部疼痛，痉挛。 　　　　　　一年级快要结束之时，我和班长王光辉、文娱委员丁君等人一道，第一批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并非所有班委委员都能在这一次成为组织的人，因此，我对红小兵组织比对班委会更有认同感。 　　　　包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收音机里也讲过类似的话。这种话，让我时常在课堂上分神，沉浸在对红布染制过程的想像中：一名战士，比如说是黄继光，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终于冲到碉堡前，他堵上了枪眼，倒下了，战友们跟着冲了上来，跟敌人拼起刺刀。其中一位战友在烈士的尸体旁停下来，掏出一块白布裹在他身上，任鲜血浸透，直到白布变成红布。沾满鲜血的红布被收进了库房，哪里需要红旗，就把它拿出来挂上，需要红领巾，就从上面撕下一块。 　　　　当然，黄继光这种英雄太出名了，他的鲜血染成的布不可能拿来给城关一小的红小兵做红领巾。那种红布肯定要送到首都北京，供华主席和党中央身边的红小兵使用。我们这些小县城的红小兵戴的红领巾，只会是无名英雄的血染成的。　　 解放都二十多年了，这么多人，包括我爸我妈都戴过红领巾，可以想见，当年的革命志士流了多少的血，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想到这里，我不免深为忧虑：现在不打仗了，不流血了，但红色江山万年长，红领巾会一直戴下去的。只出不进，鲜血染成的红布早晚会用完。那时候，新加入红小兵组织的那些同学又戴什么呢？　

song1971

这是什么啊！！！

jerryhao

song1971+2006-03-15 19:51-->引用:song1971 @ 2006-03-15 19:51 这是什么啊！！！

转个别人的回忆，带大家想想童年的日子，对做父母的去理解自己的孩子，很有益处的

jerryhao

　　第二章 二年级　　　　四、发明　　　　毛主席去了，被尊为伟大领袖；华主席来了，被尊为英明领袖。两位领袖的尊号让我深感困惑：难道毛主席不英明吗，难道华主席不伟大吗，可不可以反过来叫呢，伟大和英明，到底最更厉害一些？　　我去问包老师，谁知她非常严厉地把我训斥了一通：“这种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再问，给你也办一个学习班。”我明白，我又犯傻了。　　那时，我们每天都要跟两位主席打好几次交道。每堂课的上课铃声一响，全班都得起立，在值周生的带领下对着黑板上方两张领袖画像齐声高喊：“向毛主席华主席敬礼！”　　这种仪式每天要执行六七次，每年就是两千多次，从我内心来说，早就觉得沉闷透顶了。当然，这种情绪得拼命压住，连跟罗国祥讲一讲都不行。涉及领袖，兹事体大，我再傻也懂得这个道理。我可不想进学习班，更不想戴上一顶小反革命的帽子。　　最终，还是伍校长改变了这种让人厌烦的重复。我喜欢伍校长，不仅仅是因为他会做诗，更因为他脑袋里藏着无穷无尽的主意，就好像一个装满了肥皂水的玻璃瓶，过一阵子就会冒出一串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原先的课前用语“向毛主席华主席敬礼”只使用了一年，二年级一开学，伍校长就下发文件，规定执行新的课前用语——向主席像敬礼。　　对于这次改革，包老师评价说：“以前的太拖泥带水了，还是新叫法言简意赅。”数学老师说：“新用语是简便算法，是合并同类项。”拖泥带水、简便算法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但言简意赅跟合并同类项全班无人能懂，我只好胡乱揣测它们的含义。言简意赅，会让我产生这样的联想：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捧着一本线装书，浑身上下散发着哲学意味。而一说起合并同类项，我眼前就会密密麻麻地浮现出一串又一串的无限不循环小数。这些联想，让我把伍校长想象成了一个发明家。事实上，他也是无愧于这个称呼的。我在城关一小就读的五年时间里，就见识过他的多项发明。　　仅仅在小学二年级下半学年，校长就推出了两项发明，它们都是关于师生间礼仪的。　　第一项发明适用于课堂，以规范上课时师生之间的寒暄问候。　　上课铃声一响，已经在讲台正中坐着的老师就得赶紧站起来，走到讲台左侧，双手下垂，目视前方。这时，值周生大喊一声“起立”，全班同学就都站了起来。值周生小步跑上讲台，先给老师敬一个礼，然后大声汇报：“报告老师，黑板已经擦干净。本班应到六十一人，实到五十七人，缺席四人，其中感冒一名肚子痛一名，李小娟爸爸妈妈出差留她在家带妹妹，罗国祥旷课。”老师侧着身子听完汇报，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右手举在太阳穴处，向值周生还个礼。值周生双手提至腰间，转身小跑回到座位。礼数完毕，老师才转过身来，走到讲台正面，招招手让全班坐下，开始上课。　　第二项发明适用于大街，以规范师生课堂外偶遇时的寒暄问候。　　按照这种礼仪，学生在校外任何地方碰见本校老师都要跑步上前行礼，不管这个老师教过你没有。行礼的时候得双脚并拢，身体笔直，抬头挺胸收腹，右手过顶，然后声音宏亮地吼道：“向老师致敬！”老师也要当街立正，向学生还一个礼。　　伍校长多半是一个有着战争情结的人，他的两项发明都让广大师生跨越时空，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第一项发明让我们置身于战前军事会议。大战前的气氛笼罩着会场，坐在下面的军官都屏住呼吸，而军事首长坐在上方也一言不发。铃声宣布会议开始，作为下级军官代表的值周生指挥大家先给首长行个军礼，然后跑步上台汇报战斗预备情况。首长听了汇报，摆摆手让大家都坐下，然后脱下白手套，把指挥棒拿在手里说：“我们来研究一下敌人的动向吧。”　　第二项发明则让我们来到了发起最后保卫战的城市。敌军兵临城下，城内一派构建碉堡铁丝网的繁忙景象。一个小兵弁，正忙着执行任务，这时他突然看见了自己的长官，于是立即跑上前去行个礼问个好，再忙碌，也得抽点时间表达对上级的尊重。　　这两项发明的命运大相径庭，第一项推行起来非常顺利，第二项则饱受争议，毁誉莫衷一是，推行过程中也颇遇到些阻力。在执行第二项礼仪的过程中，我自己就饱受困扰。　　我的老家四川省东山县是一个人口不满三万的小城，只有一条主街，东西方向贯穿全城，走在街上很容易遇到本校老师。问题在于，在一个有千多名学生和几十名老师的学校里，学生认全老师很容易，老师却很难认识自己没教过的学生。　　在大街上，如果遇到教过我的老师还算好办，冲上去行个礼，对方多半会还礼，哪怕有些忸怩。要是碰到没教过我的老师，行了礼之后，往往见不到还礼，只会看见对方冲我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　　这个时候，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一片悸麻迅速从脖子朝身体下方掠过，一直达到脚踝。我好像听见身边走过的人在窃语嘲笑：“人家认都不认识他，他还要跑去拍马屁。”这个时候，我恨不得马上从大街上消失。　　据我所知，像我这种因缺少老师的响应而感到索然无味甚或羞愧的学生不在少数。这项发明推行得不好，应该说最初的阻力主要来自老师。开全校大会的时候，伍校长当着学生的面，把全体老师大骂了一通，说他们越活越回去了，规章制度执行得还不如学生好。　　“我就不明白，”伍校长说，“你们在课堂上还做得像模像样的，怎么到了大街上反而连一点老师的样子都没有了呢？”　　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苦衷：课堂毕竟是办公之地，对着学生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理所当然，何况又没有熟人看见。大街上就不一样了，街头到街尾的人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还要装模作样，人家就会说：“张二狗，你读了两天师范，才参加工作，就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了。”　　老师们宁愿被校长骂，也不愿被熟人笑话。伍校长则恨铁不成钢地对老师说：“我恨不得在大街上盯住你们每一个人，执行得不好的，每抓住一次扣五块钱奖金。”　　伍校长尽管神通广大，却没有学过分身术，无法监视老师的所有行动。于是，渐渐地这项制度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这种状况让罗国祥和胡锅巴等坏学生深为担忧，他们很害怕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这项制度就会被明文取消。罗国祥对我说，他喜欢这发明，简直是热爱得不得了。有了这条规定，他在大街上想吓哪个老师就可以吓哪个，谁也拿他没办法。　　包老师就真的被他吓唬过。那天，她刚刚提着一篮蔬菜从菜市场出来，突然就看见几米外一条人影飞扑过来，她一下子就吓得站在原地呆住了。那人影扑至跟前，挥起了手，一道黑影闪电般从眼前晃过，紧跟着响起了一声炸雷般的喝叫。　　包老师腿软了，手中的菜篮掉在地上，土豆萝卜滚了一地。接下来准会有一个巴掌扇到脸上，她想，一定是遇上打家劫舍的好汉了。然而，期待中的耳光久久没有落下来，包老师缓过神来一看，原来是罗国祥站在面前，端端正正给她敬了一个礼。挥手的同时，他还大喝了一声：“向包老师致敬。”　　这家伙身材高大，才上小学二年级，头顶高度就抵达包老师胸部一线了。他右手臂直举，五指朝上，指尖正好对准她的眼睛。　　在教研室里，老师们时常一边备课改作业一边谈起：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像罗国祥这种坏东西，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四处奔走，甚至跟踪追击自己看不惯的老师，一有机会就要扑上去行礼。搞得不少老师受到惊吓后晚上失眠，严重影响第二天的教学。　　甚而至于，有些年轻的、刚从师范学校出来的漂亮女老师在大街上还被吓哭过。“我要把她们的尿都吓出来。”罗国祥这样说道。　　老师们反应强烈，伍校长极为震怒。他召开大会说，这么好的制度，全让几个坏东西给糟蹋了，那些跑步速度过快、举手幅度过大、吼声过于响亮的学生一定得好好治一治。　　几天之后，学校就出台了《城关一小师生校外礼节条例》，对师生之间在大街上进行问候等事宜做出了详细规定。按照规定，学生跑向老师的速度不得高于每秒五米，行礼时举手的高度不得超过自己的头顶，手不得指向女老师的胸部，喊“向老师敬礼”时的分贝必须低于值周生在课堂上喊“起立”时的声音强度。规定还声明：若有未尽事宜，将根据具体情况出台新文件加以完善，本文的解释权在校长办公室。　　条文制定得非常详尽，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原因在于城关一小目前还没有配备必要的设施。　　比如说，要判定学生行礼时的跑步速度是否超过了每秒五米，就得给每个老师都配秒表。而且，还应当让学生在测量结果上签字，以显示其公正。又比如说，要判定学生举起的手是否超过了头顶高度，是否指向了女老师胸部，就应当给每个老师都发一台照相机和若干胶卷以保存证据。要测定音量是否超标，就得给每个老师配备分贝仪。　　显然，城关一小不具备这些条件。秒表倒有几只，那是上体育课和体育比赛时用的，如果拿出来借给老师，上课和比赛时就无表可用。而且，借给了这位又没有借给那位，也非常不利于老师们之间的团结。至于照相机和分贝仪，城关一小是一台也没有。　　针对缺乏设备而无法测定的问题，校长办公室在当天下午又出台了《校外礼节条例补充规定》。根据该规定，师生之间在大街上寒暄的过程中，学生是否有违规行为，应当听取当事学生和老师双方的表述，如果二者之间有矛盾，则以老师的表述为准。　　对于违规的学生，条例还规定必须给予严厉处罚。学生如果被确定有上述违规行为，则记小过一次。按照学校惯例，三次小过累计为一次大过，记有三次大过则给予一次警告处分，警告三次则留校察看，留校察看三次则开除学籍。　　很快，罗国祥就被判定违规七次，所记的七次小过折合为两次大过一次小过，这让他觉得惊吓老师的游戏一点也不好玩了。记一次小过关系不大，家里还不一定知道，但如果被开除了的话，他爸肯定会一拳头打断他的肋巴骨。　　新制度出来的头一个月，全校一共处理了四十多名学生，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两名，记小过共计一百二十多人次。第二个月，违规被记过的学生则为零人次。伍校长在当月的总结大会上宣布：“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在规章制度的正确指引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城关一小的，治理整顿，一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违规现象杜绝了，但第二项发明仍旧未能顺利推行。老师们还是担心被熟人耻笑，走在大街上还是羞羞答答的，看见学生也不好意思抬起头来；学生们则害怕一不小心动作幅度稍大就被判定违规，走在大街上战战兢兢，老远看见老师就躲。　　尽管校方很严厉地声明，此制度必须强力推行，但是却从来没有规定过，如果不执行该给予何种处罚。于是，在治理整顿的第二个月，《城关一小师生校外礼节条例》就名存实亡了。　　伍校长的第二项发明很快就从广大师生的视野里淡出。但是，《校外礼节条例》及其《补充规定》一直未明文废除，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些事情，让人再度想起它们的存在。　　大约是在两年后，五年级的某老师就根据该条例对一名男生提出了控告。诉状称，该学生在大街上见到老师不行礼，而是假装没有看见，埋头匆匆走过。校方评判小组来了解情况时，这名学生却说他那天根本就没有上街。听取了双方的说明后，评判小组做出判决：给该男生记小过一次。　　据说，该男生对处理结果非常抵触，在家里又哭又闹还要绝食。家长也找到学校，要求取消处分。　　经过商量，复查小组认为：对于这起纠纷，评判者听取了当事双方的意见，工作态度是积极的；在双方表述不一致时，以老师的表述为准，是符合《校外礼节条例补充规定》的。复查小组最终决定，维持原来的处理意见。　　学校的黑板报上面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讲到了这件事。文章说，经过耐心的解释，该学生及其家长对处理意见都口服心服，该学生决心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彻底改正缺点，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力争早日考上重点中学。　　这名男生我很面熟，只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因此他是否口服心服我并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没有进入重点中学。就在被处分的那年深秋，传来了该男生淹死在北门河的消息，要等到第二年夏天，他才该参加毕业考试。　　他死的时候我正读四年级，听到消息后，我还专门和几个同学去看了一回闹热。我们赶到河边时，尸体已经捞起来了，四周围了许多人。那个比我高一级的男生摆在岸边，身上湿漉漉的，旁边的青草也沾满了水，油亮油亮的。我是第一次见到尸体，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着死亡。让我深感意外的是，死人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可怕，那名男生也并未像传说中的淹死鬼那样泡得发白、腹胀如鼓，他只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好像是在熟睡。　　我不大明白：他既然是去游泳，还穿着外衣和长裤干什么，难道他想穿得暖和一点再下河？未必只要穿了衣服，哪怕泡在水里也不冷？　　一阵河风吹来，裹挟着一股腥膻，像粘在嗓子里面的痰一样的气味。这些年来，我的脑神经已经在那种气息和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闻到它，我就会想到死亡；想到死亡，那种痰一样腥膻的气息就会从胃里翻起。尽管，旁边的人说，那是因为打捞死人，搅动了河底的淤泥和水草才散发出来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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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数挂帅 　　　　　　这一学年，游行和集会比一年级时减少了，口号声和锣鼓声没有那么响亮了，曾经充塞天地的红色似乎也不再那么鲜艳夺目了。日子好像掺了水，一日比一日平淡。 　　　　那一年，家里倒是发生了一件大事：舅舅持续十年的精神分裂症好了。 　　　　舅舅二十六七岁，在一家街道工厂上班，和一群残疾人一起纺麻线。他患上精神病，是我出生前几年的事。不发病的时候，舅舅跟正常人没有差别，待人彬彬有礼，典型的白面书生。一旦发起病来，可就要胡说八道了。他说自己数学成绩这么好，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目前，潜伏在东山县的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抓他，抓住之后要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还说，国民党最终会把他杀掉的，要把他的大脑取出来，研究他数学天分如此高的秘密。 　　　　舅舅没有成家，一直跟着外婆生活。每过一两月，我妈会带着我去一次外婆家，这些年里，我多次看到过他发疯的样子。 　　　　有的时候，他面前摆着一张白纸，眼睛死死盯着它，口中还念念有词，背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公式和定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做数学题。他还说，这是一道国家级的难题，目前全世界无人能解，他自己已经做了几十天，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题在哪里？”我问。 　　　　“就写在纸上。” 　　　　“这不是一张白纸吗，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见？” 　　　　“怎么会看不见，纸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舅舅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纸上给我指，还不断给我解释，这里是一个什么数字，那里是一个什么字母，还有什么地方写着一个什么符号。说到关键处，他还要用指甲在纸上留下深深的划痕。 　　　　“你真的看不见吗？”舅舅问。 　　　　见他如此焦急，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失望，只好说自己看见了。 　　　　“这就对了。”舅舅开心地笑了，“你是小孩子，眼力还不太好，看起来费事一点也是正常的。” 　　　　这样的疯法是文疯，还有一种疯法叫武疯，尽管发病次数不如文疯多，但破坏力更强，每次都搞得全家人心惊胆战的。 　　　　发武疯的时候，舅舅双手背在身后，脑袋僵直地朝后仰去。 　　　　“这是党的机密，国家的机密。”他义正辞严地面对着并不存在的审讯者，“你们把我杀了吧，我是不会说的。” 　　　　“东娃子，不要再闹了，邻居听见了笑话。”外婆走到墙角，想把舅舅背着的胳膊拽开。只听得“叭”的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外婆脸上。 　　　　舅舅想像中被紧紧绑在一起的双手松开了，他一只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指着外婆的鼻梁。 　　　　“滚开，你这个国民党特务。”他怒斥着，像极了电影中即将走向刑场的革命烈士。 　　　　“小东，这是妈，你怎么打她？”我妈着急地冲上前去，隔在外婆和舅舅之间。舅舅似乎不屑于和他姐争执，他瞥了一眼之后，高傲地把头扭向了一方。 　　　　“这孩子，不知这辈子能不能治好？”外婆在我妈的搀扶下，走出了房间，“我怕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外婆在床上坐下，泪水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了，引得她用手去揉：“这么乖一个孩子，一下子就毁了，你说我怎么想得通？” 　　　　“国家要取消高考，我们平头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我妈劝解道，“谁知道小东心眼这么死，为这么一点事就想不开。” 　　　　“这也不能怪他，他成绩那么好，每个人都说他要上最好的大学。高考说取消就取消了，连我也觉得心里凉透了。”外婆摇摇头说道，“先说的只停止半年，谁知道这一停，这么多年都没有恢复，看样子是要一直停下去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舅舅在成为疯子之前，曾经是家庭的骄傲、老师和学校的骄傲。他的数学好得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所有的老师都说，他将来肯定会考上大学，肯定会成为数学家。还有的老师对他说，你考上大学离开东山县，我们就不会经常看见你了，但是肯定会不断在报纸和杂志上看见你的名字。 　　　　但是，舅舅没有去读大学，没有离开东山县，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进了精神病医院。 　　　　从医院回来以后，除了睡觉和吃饭，舅舅每天的时间差不多都用于求解那些并不存在的数学题，时不时还要扮演一下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外婆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就把他送到麻纺厂上班，希望他手头有了点事做，会忘掉那场和他发疯有着直接关系的游行。然而，他每天下班回来，最重要的事还是继续解他的数学题。 　　　　那场压垮舅舅精神世界的游行，发生在他高二即将结束时。那天，舅舅正在家里温习功课，大街上突然传来掀天的锣鼓声。看完游行之后回到家里，他眼神就有些不对了。用外婆后来的话说是，“直勾勾地盯着墙壁，眼珠子转都不转，像是定住了”。 　　　　游行庆祝的是一个刚刚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大意是，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个通知，把舅舅放到了他最不能接受的现实面前——不让高考了，他上不成大学了。 　　　　外婆劝他：“人家并没有说要取消高考，只是说推迟半年。你要明年才毕业，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舅舅没有理睬外婆，只是一个劲地重复着：“我知道，他们早就不想让我参加考试了，我知道。” 　　　　一家人都不知道舅舅所说的他们是谁，他的失魂落魄并没有得到重视，大家都认为不过是小孩子一时死心眼，一时想不开罢了，谁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舅舅疯了，我妈也因此处于长时期的自责之中。我记不清楚，有多少次听到过她说这样的话：“都是我太粗心了，要是我再警觉点就好了。” 　　　　“这也不能怪你，”我爸总是这样劝她，“那时候隔几天就有游行，要防也防不过来。” 　　　　按照我爸的说法，那一年发生的大事特别多，甚至超过了一九七六年。“小东出事前一二十天，北京才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没过多久，毛主席就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了。”他每次说到这里，总是要掰着手指头，然后总是要摇着头叹气，“那局面，哪里是我们平头老百姓控制得了的？” 　　　　我爸说，庆祝推迟高考的游行刚刚结束，全国各地就不断有高三学生出来发倡议，控诉高考制度的罪恶，赞成取消高考。在中学当老师的外婆说，那些学生在倡议书里写的是：“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绝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 　　　　疯子的判断往往比正常人的更准确，舅舅说得对，不让高考了。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的大学都停止了上课，停止了招生。 　　　　过上几年，大学又开始招收学生了，但是这跟舅舅没有关系。 “上大学不考，要推荐。他们要的是成分好的，祖宗三代都得苗红根正。” 我妈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是不可能被推荐的，更何况你舅舅还是个疯子。” 　　跟突然发疯一样，舅舅突然恢复理智也是因为高考，那时我刚上二年级。那天晚上，外婆打着手电筒赶到我家，和我爸我妈讨论了很久。她带来的消息是：推荐上大学的办法突然被废除，高考又恢复了，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成分都可以考。　　“小东可以参加考试了，他的病这回也要好了。”我妈一听到这消息就喜不自胜地说，“还是党的政策好。”　　外婆却一脸的愤愤然：“要不是取消高考，我东娃子哪里会得这种病，耽误这十年？”　　“好了，妈，”我爸劝解道，“小东要不是生了病，可能也早就上山下乡了，哪里还会留在城里？过去的事情再怎么说都没用，只要这次他能够考上大学就好了。”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外婆压低了声音，“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到底要不要把这消息告诉东娃子。他脑子本来就有问题，要是考不上，会不会疯得更厉害？”　　三个大人坐在饭桌边商量了一晚上，最后依照了我爸的提议，决定让舅舅参加考试。我爸的理由是：瞒是瞒不住的，他在街道工厂上班，这消息早晚也会传到他耳朵里，倒不如让他去试一试。考不上，大家都尽力了，这也怪不得谁；考上了，好消息一刺激，说不定刚好刺在他脑子里有病的那个地方，来个以毒攻毒，这病或许就好了。　　“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我爸对外婆说。　　“你才是死马，”我妈白了他一眼，“我弟弟不是死马。”　　“我这就回去告诉东娃子，让他马上开始准备。”外婆先有点斩钉截铁的姿态，跟着又犹豫起来，“十年没摸书本了，谁知道他还捡不捡得起来？”　　在学校里，老师也开始传达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后是凭本事吃饭，跟以前不一样了。”包老师说，“为了将来不饿饭，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学习。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包老师。”　　包老师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而学习，那么以前我们是在为谁而学习呢？　　这问题从来没有哪个老师正式讲过，不过一件往事倒提供了参考答案。　　记得有一次，包老师在讲台上这样斥骂伍绵羊：“你说，让你好好读书，是不是为了老师？”　　“不是。”　　“那是为了谁而读书？”　　“为了毛主席。”伍绵羊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想到这里，我明白了：现在和过去有相同之处，都不是为老师而学；也有不同之处，过去没有高考，是为毛主席而学，现在有了高考，是为自己的饭碗而学。　　　　舅舅已经知道高考恢复的消息了。还好，并没有出现一家人所担心的情况。外婆小心翼翼地讲了这消息以后，紧紧地盯着他，却没有从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出任何异样来。他既不激动，也不痛苦，以至于外婆都很怀疑，他到底听见没有。 　　　　第二天从街道工厂下班后，舅舅还是和往常一样，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数学王国里。不过，外婆很惊异地发现，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张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真正的、用钢笔写出来的算式。 　　　　外婆再定睛一看，桌子上有书有笔，床上的床单也被掀起来了，床底下那一箱子尘封十年的书已经被拖了出来，摆在舅舅的脚下。而此时的舅舅神情专注，全然不理睬外婆那惊骇的目光。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把十年前放在床下的箱子拖出来，就好像是昨天才把它推进去一样；他把十年前合上的课本打开，就好像是昨天晚上温习功课到很晚，才把它闭上一样。 　　　　“我东娃子病好了。”第二天一早，外婆就赶到我妈单位上，把憋了一宿的兴奋释放出来。母女二人手拉着手，互相抹着眼泪。而我爸听到这消息后，除了高兴，更为自己以毒攻毒的正确思想自得不已。 　　　　在外婆、我妈和我爸的安排下，舅舅从街道工厂请了病假，专专心心在家里复习。现在，一家人最担心的是：万一舅舅考不上，会不会又旧病复发，甚至变本加厉。 　　　　“不会的，他都考不上，东山县就没有人能考上。”一家人互相鼓励着。 　　　　“他精神这么脆弱，要是再有点什么，该怎么办？”一家人又互相恐吓着。 　　　　“我还是要让他考。”最后还是外婆一锤定音，“退一万步来说，就打算东娃子考不上，又疯了。至少，复习功课这段时间，他心里是平平和和的，没那么多痛苦。” 　　　　“其实，这段时间最高兴的是我。”外婆说着说着又在揉眼睛了，“我感觉东娃子好像还是在上高中，这十年的事似乎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紧跟着，全家人开始为舅舅的志愿忙碌了。我妈说，以舅舅当年的成绩，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随便选，尽管书本扔了十年，但是这十年来谁又在学知识呢。水涨船高，水降了自然船低，她相信，舅舅的考试成绩绝对会是出类拔萃的。我妈的结论是，舅舅的第一志愿绝对应该在北大和清华之中选择。 　　　　“东娃子的成绩倒不用担心，我看他一拿起书本精神就正常得很了。”外婆沉吟着，“我怕的是那个。” 　　　　“成分？”我妈问。 　　　　“嗯，你爸那情况摆在那里的，有污点。” 　　　　“不是说现在不讲成分了吗？” 　　　　“你那个脑瓜子怎么那么简单，”我爸接过话题，“你看过报纸没有？” 　　　　“我看不懂，”我妈很不服气，“就只有你才看得懂。” 　　　　“看报纸，不是认识上面的字就叫看懂了。要看出那张纸后面的东西，才能算看得懂。” 　　　　“纸后面有什么，我看只有你那张脸。” 　　　　“我来告诉你吧，报纸上说的是：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惟成分论。”我爸似乎并没有发现我妈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继续阐述着他对报纸背后那东西的理解，“主要看本人表现，并没有说只看本人表现。破除惟成分怎么理解，不能只讲成分，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点都不讲成分。” 　　　　他把头转向外婆：“妈，我看我们这种家庭的，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那你觉得东娃子应该填什么学校？” 　　　　“农业、兽医、地矿、师范，这些好录取。” 　　　　舅舅仍然只关注自己的课本，对志愿如何填并不操心，好像家里要参加高考的是我爸我妈和外婆，而不是他自己。舅舅说，上什么学校无所谓，只要能够学数学就行了。 　　　　“这好办。”我爸说，“我知道在文革前很多煤矿、石油、地质院校就办得有数学系，为系统内的中专和中学培养师资力量。外人不知道，还以为读煤矿学院的都得下井采矿，读石油学院的都得钻井，读地质学院的都得背个包到野外搞勘测，其实他们不懂。” 　　　　“可是，我总觉得这些学校有些委屈小东。”我妈说。 　　　　“说的虽然是政审主要看个人表现，我看未必那么简单。”外婆说，“我带东娃子去领报名表的时候，人家文教局的干部就说，家庭出身这项还是得填三代，有海外关系的也得如实填上。考生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才能领到准考证。我还担心，志愿填得太高了，麻纺厂盖章的人看了不舒服，不盖这个章。” 　　　　经过多次商议后，外婆为舅舅填报志愿时，主要参考了我爸的意见，选择了矿业和石油类学院的师资班，惟一尊重了舅舅意见的是：尽可能为他选择了数学专业。 　　　　为舅舅填报志愿一事，也让我开始了解到家庭的一些隐秘。比如说，外公是有点问题的。看样子，情况还不太妙。而这之前，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出身清白，血统纯正。 　　　　我记得，开学的时候填报名表，我问过我爸，家庭成分一栏该填什么，我爸说填工人就行了。表交上去之后，包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还记得伍绵羊填的是革干，我问他革干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摆出一副很瞧不起人的样子：“革干就是革命干部，这个都不懂。” 　　　　尽管工人比不上革干，但这样的出身也足以让我沾沾自喜。毕竟，它比地富反坏右强了不知多少倍，不管怎么说，也属于同志的范畴，属于自己人。 　　　　但是，为什么给舅舅填表的时候，我家的成分又有了问题了呢？ 　　　　对于我的疑问，我爸解释得很吃力，他说：“我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而不惟成分论。家庭是不能选择的，而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我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为什么舅舅填表的时候和我填表的时候家庭成分不一样。 　　　　“这种差别正好阐明了我党有成分论而不惟成分论的宗旨，”我爸说，“你上的是小学，党要求得不严格，只看一代就可以了，我的工作岗位是什么，你的成分就是什么；舅舅考的是大学，大学生都是国家的栋梁，当然要严格考察，要看三代。何况，哪怕只看一代，对他来说也要看到你外公。” 　　　　“如果我以后考大学，也要查到外公？”我问。 　　　　“那是。”我爸说，“不过问题不是很大，只要到时你成绩好，填志愿也不要填得太高了，就像你舅一样，估计问题也不大。” 　　　　“外公到底有什么问题？” 　　　　“解……解……解放前，”我爸结巴着，终于说了出来，“他给国民党设计过桥梁。幸亏他死得早，不然的话，这些年……” 　　　　　　舅舅的考试成绩出来了，总成绩全县第二名，比录取线高了七十多分。考得最好的是数学，九十九分。 　　　　成绩出来那天，我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包老师也对舅舅的考试表示了关心。把那个数分说出来的时候，看见她那大吃一惊的样子，我觉得非常满足。 　　　　“怎么这么高？”包老师躲藏在镜片后面的眼光飞快闪了一下，“人家数学考六十分就算好成绩了，他居然考了九十九。你舅舅真能干，你可要好好向他学习。” 　　　　接着，包老师向全班同学发出指示，要以我的舅舅为榜样，向我的舅舅学习。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到，同学们对我都热情些了，好像搞忘了班长曾经对我发布过诛及令。投桃报李，我也挖空心思迎合众人，给他们讲了许多舅舅勤奋学习的光荣事迹。讲述时，我情绪异常高昂，好像包老师号召大家学习的不是我舅舅，而是我自己。因为舅舅跟我们不住在一起，他具体是怎么勤奋的我十分清楚，只好根据外婆的讲述，加上自己合理的想像再讲给大家听。不过，就打算那些东西全部是我编的，谁又会知道呢，谁让故事的主人公只是我一个人的舅舅呢？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甥，这可是舅舅第一次给我带来好处。 　　　　舅舅的光芒并不只照耀在我一个人身上，全家人都为他而备感荣耀。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煤矿学院数学系的通知书。他出省上大学的那一天，街道工厂的领导都亲自到车站送行。他以前的同事也去了很多，那些残疾人敲着锣鼓，老太婆们扭着秧歌，厂长把绸子扎成的大红花戴到了舅舅身上。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旅客和车站职工。 　　　　人群之中，外婆笑得就像一颗红枣，满脸褶皱，红光满面。她脸上那层青色的薄膜——我从小就见惯了的、冬瓜灰一样的薄膜——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知道，回去之后，外婆一定会喜滋滋地接受她那些同事们的道贺，她教训学生的时候也更有底气了：“学习是你们这个样子的吗，像这个样子都能考上大学？唉，早知道真该把你们弄两个到我家里住几天，看看我们家小东是怎么学习的。” 　　　　我妈则一定会在别人夸奖我的时候，变得更加谦虚了：“他那个成绩好什么，要抵得上他舅舅一半就好了。你们家孩子呀，不要学他，要学就得学他舅舅。”而邻居或者她的同事则会满脸堆笑地说：“都要学，都要学，你们家祖坟埋得好啊，有出大学生的命。” 　　　　我爸在单位上吹牛的时候，当然也多了一份谈资，他肯定动不动就会拍着胸脯说，他兄弟如何勤奋刻苦如何智力超群。当然，他一定不会忘记表扬自己的英明果断，正是由于他的眼光，才使舅舅幸运地躲过了家庭成分的暗礁。 　　　　十多年前就为舅舅感到骄傲的那些老师，此时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预见终于得到印证而高兴，那些情形我没有亲眼见过，不好乱说。我见到的，是包老师在教研室里对着其他老师唾沫横飞：“你知道这次考全县第二名的是谁，我学生的舅舅。” 　　　　在教室里，包老师除了号召全班同学向我舅舅学习之外，还郑重宣布：“以前提的政治挂帅不能提了，以前批判的分数挂帅也不能再批了，那些错误，都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从现在起，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我们就是要提分数挂帅。”　　　　与相关人等的兴奋相比，作为事件主角的舅舅反应却是最少的。他的表情还是像平常一样淡，甚至略带些羞涩。他已经二十六七了，但一张脸却充满了稚气，一点也不像个即将步入成熟年龄的男人。我看到他嘴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侧的绒毛在大红绸花的映衬下纤毫毕现。在街道工厂上了十年班的舅舅，似乎还是发疯前那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哥，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更加沉默，脸上的表情也更加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