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回想录

huge57 · 发表于 2006-1-1 13:39:56

以下是引用把握节奏在2006-1-1 12:02:02的发言：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当时的孩子，有足够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家里有藏书，或有接触书的环境的话，能学到的，不比现在的孩子少。不过当时，能拥有这样的环境条件的孩子不多。现在的孩子，都有书可读，却没有读书的时间。

——教育应该还孩子应有的自由时间。

抢走孩子的自由时间，抢走孩子的思想、情趣，抢走孩子的应有生活，这不等于戗杀了孩子的生命？

应试教育的罪过，在这一点上难道不就是旧时科举制度的翻版？——尽管它打着学习科学的幌子！

以下是引用放牧云彩在2006-1-1 12:43:49的发言：

今年回的第一帖子，写在袁先生的楼里，祝袁先生新年快乐，全家幸福。

教育，变异得太多。前些时候看到其他论坛一个帖子，说到教育，我比较赞同，“为人

要拥有人性；处世要拥有灵性；而做事要拥有理性”，这三个方面，我感觉的确很全面，

也是我想要的教育方向。

——很高兴得到放牧的第一个帖子。很少见到你的文章，最近一定很忙？有空把你对上述的三性发挥一下，一定又是一篇好文。

http://www.cedu.cn/bbs/dispbbs.asp?boar...8&skin=0&page=1

huge57 · 发表于 2006-1-2 16:40:40

9 文革教会了我什么？（一）

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再回头来思索文革的一切，你至少会觉得，那是一段多么难于理解的奇特历史。他充满了恐怖、血腥、暴力、野蛮、专制、迷信、荒唐、愚昧。。。。。。总之它是那么的不合理性，如同一场恶梦，但它却是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合乎逻辑的总体现，尽管它是以劫难的方式和以时空上超浓缩的特点来体现的，就如同梦本身就是现实生活在人们意识中的特异信息体现一样。对于这一历史时段之谜的真正解说和总结，既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具有大智大慧的透彻理解，也需要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具有先知式的把握。换言之，对文革的真正历史解读，也将使你看清中国历史的真面目和中国未来的大致走向。

文革迫使我去思考、也教会了我去读书、去学习思考。

读书和思考是人们认知的核心环节，他发端于人们对周围环境及其延伸所发出信息的感知和反应，这种反应既是好奇、也是困惑。而我的这种好奇和困惑也是超时空的，因为大量的阅读带给我的便是超时空的信息。

少儿的阅读，往往会自然从儿童文学起步。但处以文革这种特殊的年代，童心很快被扼杀，格林或安徒生已不能引起我们的好奇，也不能解决我们的疑惑。现实一下子就把我们拽入了严酷的成人社会。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没有童话位置的。当然最早我还是从文学入手，只是范围极广，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几乎读遍，这大概是小学时期的主要读书内容。这些内涵广泛深蕴的人文主义内容，便不知不觉中在心灵深处植根。

进入中学，在那个时代，像我一样大或更多比我大的学生，其读书的进程和范围或多或少会受到毛泽东“号召”和文革进程的影响。读马列、读鲁迅、因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水浒而接触古藉、研究苏联式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只是我读得很认真，也很投入，不会满足当时宣传媒体的现成解读，而要亲自去查阅原著。当读完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全集后，我会更多地去追索，比如德国的古典哲学，于是康德、黑格尔便进入了视野，同时也广泛地阅读了其他的经典名著和以共运史为核心的中外历史。

真正引导和教会我读书和思考的，不是当时的学校，不是当时的老师，而是当时的现实生活，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2006-1-2

huge57 · 发表于 2006-1-3 13:41:01

10 文革教会了我什么？（二） 70年代初，林彪事件的爆发，对文革一代人来说，是振聋发聩的。毛主席的钦定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一夜之间，便从高高的天上坠入地狱，而且死无完尸；毛主席的形象，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光辉耀眼、但却清晰真实起来，慢慢从神圣的天堂降下凡间。。。。。。宗教式的狂热高峰已过，理性渐渐开始复苏：一代人的反思和批判正式拉开序幕。 伴随着林彪事件的震撼，我进入了中学。重新调整自己思维空间的一切，即使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来说，也是十分辛苦的过程，好在辛苦中尚有甘味。没日没夜，海量的阅读，探求和思索，便成为当时的全部生活。孤独感是强烈的。小学时代的好友，虽还保持着往来，但他们的兴趣都转向了理科，记得当时的金小弟——大名金登男，因为家庭的遭遇，怀着对文科的恐惧，埋头钻进了数学和物理。恢复高考后，他一路读到研究生，现在已是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学院的一个副教授，想必一定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好老师，也会是一个在科研上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学者。梅大鸣，与金小弟也差不多，而且，非常奇巧的是，他们在读研时，成了同一师门之下的师兄弟。 中学时代难有知己的朋友进行思想深层的交流。还值得一记的，便是与中学校友尤海纹、尤海理兄弟俩的交往。因为住家很近，一度交往甚密。海理，是72届的，高我三届。海纹，70届。有一阵，我曾与海理每天早起晨读英语，并进行长跑锻炼，交流读书心得。记得最惬意的，是关于“变天”已经不远的多次讨论，相互鼓励用功读书，终有有用的一天。有几次，碰巧海纹也在场，他更善于高谈阔论。后来这两兄弟分别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赴美留学，也都留在美国了。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 new= times= roman?;= ar-sa?= mso-bidi-language:= zh-cn;= mso-fareast-language:= en-us;= mso-ansi-language:= 1.0pt;= mso-font-kerning:= 宋体;= mso-fareast-font-family:= 12.0pt;= mso-bidi-font-size:=>2006-1-3此帖由 huge57 在 2006-01-03 13:42 进行编辑...

huge57 · 发表于 2006-1-4 23:40:26

10 文革教会了我什么？（三） 倘若，你的思维空间远远超越现实生活的时间坐标时，内心多半充满痛苦，并带着那种浓浓的涩味。当我于1975年来到南汇的上海五七农场时，内心的感觉就是这种苦涩。 我很想倾诉，也期盼交流。当时有几个比我大几岁的也爱读书的农场朋友，常喜欢来找我聊天，谈谈读书，也难免涉及形势，没想到祸从口出。四人帮倒台后，政治形势本应该逐渐宽松，但我们那里却搞起了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场党委副书记亲自带领工作组来我们基层蹲点，不久我便被揪了出来。罪状嘛，主要是： 一、 恶毒攻讦英明领袖华国锋：因为我说过，华国锋最多只是过渡，那是毛主席临走前无奈的安排。“照过去的指示办”，一切依旧，怎么可能呢？目前的政局很不稳定，就看摊牌以后谁来当家了。二、 恶毒攻讦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说过，马克思的辩证法，基本沿袭黑格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基本上是在批判早期资本主义和吸收空想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论》很多方面讲不通了，而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并无实践为基础，仍然是乌托邦居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说，结构谨严，但整体来说，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苏联的国民经济面临破产，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导误行，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因。三、 恶毒攻讦鲁迅：因为我说过，鲁迅被神化了。如果鲁迅长寿，活到新中国，难免会成右派，就像当时他亲近的一些人如胡风、萧军、冯雪峰等人不都成了右派？ 诸如此类的，据说工作组搜集了一大箩我的反革命言论，并且怀疑背后有“长胡子”的，要不小小年纪（尚未满二十），岂能讲出这些话？于是，抄家，隔离审查，强制劳动，逼供信都来了。好在我自工作组进驻后，多少有点警觉，曾经整理出一批读书笔记、书信文字等，早已付之一炬。免得牵累亲朋，自找麻烦。只是可惜了当时付诸多少精力和情感的几十万字笔记。 现在想来，很多事情非常荒唐，但发生在那样一个不许人们思想和说真话的年代，一切又都是那样的合理！好在我无需苦熬多年，不久“英明领袖”过渡结束，政治形势宽松起来，四五天安门事件也得到平反，我也就有惊无险地被解脱了。 但对研究文革史的朋友，我就想说，华国锋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其思路、做法完全是文革的，实在应作为文革余波来对待。 2006-1-4

imsistercat · 发表于 2006-1-10 17:26:09

huge57+2005-12-27 22:02-->引用:huge57 @ 2005-12-27 22:02 2 我与儿子的一些往事网友自在的一个帖子《和儿子讨论他的前途》，使我一边读一边激动。因为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儿子和一些往事。读完帖子，忍不住给自在留言说： “仔细地读完了这个帖子，还有再想读一遍的欲望。我记得对你说过，我们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我也有过两次婚姻，也有一个儿子（83年生），去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当记者。看你们父子的沟通，我很欣赏，自然，也有深度，应该也会很有效。顺便谈点感觉。现在的工科，读研一般意义确实不大，除非导师很有实力，手中又有很好的研究项目，这样才有较好的机会得到锻炼和提高。当然如想通过读研，找个好学校，再作留洋的打算，也是一条捷径。否则，最后也就只剩下拿个一纸文凭了。如果不做纯理论研究，先获得实际经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支持自然的观点。我儿子读的是英语专业，又爱上摄影，想做媒体，又想出国读研，我只是听之任之。孩子大了，我一概不管，连是否有女朋友也不问一声。与自在比，自觉自己是有点不负责任了。（2005-11-30 ）” “不负责任”云云，实在表达了我内心的一种歉疚。作为父亲，在儿子身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对他的关心，远远是不够的。记得他小时候，他妈妈一定要安排他学钢琴，我看着儿子不愿意练琴的无奈神态，就很反对，还常常讽刺他妈妈。当时自己年轻，对教孩子绝无现在的耐心，况且对于早教也无任何了解。前年，我问儿子对小时候练琴的看法。他却认为小孩子学一种乐器，确实很有好处。通过学习，可以对音乐留下特殊的感觉，大了以后，会对音乐比较爱好，而且音乐也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素养，有利于与人交往。儿子进入大学后，就听他说起常与朋友一起搞演出，弄什么摇滚乐。现在我就比较注重给小女儿学习音乐，她学的是小提琴。我就想，以后她想拉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把小提琴拿出来玩一下，说不准还可以以琴会友呢。实际上在我教女儿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类似念头。也就是把对儿子的歉疚，尽量补偿给女儿了。因为我不可能再把儿子变回幼儿，从头再来一遍。当然，对待儿子与对待女儿，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对儿子可以多放手一点。只是我放的恐怕太多了。以下是我与自在接着在网上的对话—— 以下是引用自在在2005-12-1 14:10:15的发言：袁博士的儿子和我儿子是同一年生的哈，你儿子都在当记者了，我儿子还在彷徨呢我儿子早读一年，因为不是那种静心读书的，社会阅历要多一些，也显得成熟些。记得大三放暑假，独自跑到新疆，进沙漠后差点出不来，在那拍了一两千张照片，回来后自觉对人生有所悟，倒是比较有独立性。照片有一部分发在Yahoo上，我看了觉得还不错。好像自在也喜爱摄影，也许你们会有共同语言。我在网上找到一份他的谈话，也转在这里：袁烽：背着我的相机上路——与西行使者面对面编者按：11月6日晚，得益于机械工程学院“石化时说”工作组的精心组织和策划，我们才有幸在教100分享到袁烽的照片和他的新疆之旅。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位西行游者，记者在他忙碌的日程中挤出时间对他做了专访。记者：你好袁烽，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么？袁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现在大三，在英语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学习。喜欢摄影和旅游，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爱好，很杂，音乐啊、文学啊、电影啊、各种各样都有点爱好。记：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很浮躁，很务实，打工的打工，考研的考研，你的这一举动挺理想化的，你是怎样酝酿出这样一次旅行的呢？袁：首先呢说大学生很浮躁，我不同意，可能有很多人这么说，我认为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想法。酝酿这次旅行呢，这里头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很多了：一个是“非典”期间在学校里关得很不舒服，挺憋得慌，像我这种人肯定要到处走走，坐不住。还有，我上大学之后，一直很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一方面是增长自己的见识啊阅历啊，一方面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教育。记：你去新疆的初衷是什么？袁：玩、拍照片。记：你的旅费是多少？怎么攒到的？袁：不算摄影器材、胶片什么的在4300至4500元。其实旅费挺重要的，你有多少钱决定着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三分之二是自己打工攒到的，三分之一是亲属赞助的吧，给表弟补习英语，他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舅舅“奖励”了我一千。记：你一个人去旅行，有没有感到过孤独无助？袁：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就是我坐车到一个小镇，拉肚子，有点脱水，比较严重，发高烧，一个人就找个旅店吃了很多药睡下了，睡醒后烧退了，在镇子里走时确实有种很孤独的感觉。但大多数在路上还是挺有意思的，孤独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过头看还是很享受的，不过当时感觉还是挺复杂的。记：你非常喜欢摄影，就这个爱好你有什么想说的么？袁：其实拍照片最重要的不是相机，而是你的眼睛。我很喜欢拍火车，体验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拍景色也很好，很多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不过我更喜欢拍人，摄影是一种记录与创造，人本身的一些东西更能打动人。记：你在北大做交流活动也很成功，你有没有想过会因为这样一次举动而出名呢？袁：我的目标不是为了出名，我是想自己获取这样一种经历，更多的是为了拍出好的照片。这些所谓宣传我的活动对我来说意义不大。记：你认为这次经历对你个人的意义或影响有多大？袁：很难说。现在我往回看，还说不出来它对我有多大影响，但我觉得它对我的经历，人生的一些想法上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会在生活中慢慢显现出来。记：这次回来你有没有再出去的打算？袁：有。我现在计划明年暑假7月份去西藏。记：你想过毕业后做什么工作么？以后在事业规划中会以你的兴趣特长做参考么？袁：我想过去做个摄影记者，这也是志向之一吧。但也说不好有多大影响，不一定以后就干这个。记：你大三的暑假还要出去旅行，有没有想过会影响以后读研、找工作或自己的发展？袁：肯定会有影响。不过有得必有失，看你想得什么，失什么。我个人认为对我来说还是旅行，到处走走看看更重要。 http://www.bipt.edu.cn/jgsz/yuanbao/Art...4&ArticlePage=5 2005-12-1 15:24:37 以下是引用自在在2005-12-1 23:35:34的发言：你儿子看来比我儿子成熟，我总觉得我儿子22岁了，还有几分奶气。我总在想，是不是他小时候我管的太严厉了，所以现在我尽可能的给他自由和决定权，我一直告诉他，从18岁以后，他对自己的事情就有最终决定权了，我要说，要劝告，要过问，但最终决定权给他可是他好像还是觉得决定权在我手里，像考研这种事情，他肯定是一定要取得我同意才做决定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应该有权威，这个观点我现在仍然坚持，但是，不能过度，有权威和使用权威不是一回事，我早期在儿子身上过度的使用了权威，很有几分后悔孩子何时成熟和成熟的实际程度，肯定是因人而异，难以强求。但这一点可能与教养方法或生活环境直接有关。记得在儿子中学时代，我很少管，他妈妈实际上又管不住。因此对独立性的发展似乎有好处，但却要付出大小不等的代价。这个年龄的孩子就容易出格，他确实也惹出不少麻烦。比如一度非常迷恋网络游戏，把时间都搞到了网上，还想自编程序，结果学校的功课拉下了一大截。面临高考，咋办？我认真地与他谈了一次。我的态度很明确，可以不参加高考，但应认真做事，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学习仍要进行，可以参加自考，也可以以后再高考。因为读不读大学，在我眼中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且要有认真做事的精神。后来他经过思考，还是决定认真补习、参加高考。必要的时候父子间的交流是重要的。在孩子面前，我从不认为有什么权威，只是在人生经验上、或者在知识面上有点暂时的优势而已。我还是更多地鼓励“孩子否定老子”。就是在幼女面前，我都在有意培养她敢于挑战老爸，毕竟我们还是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2005-12-4 17:17:31

我看了Daddy这篇文章，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我学习音乐。因为他知道了大哥哥对学习音乐的感悟，所以认定学习音乐对小孩子很有好处。我学拉小提琴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小提琴。如果我学会了新的小提琴曲子，会觉得很开心。

imsistercat · 发表于 2006-1-17 21:07:58

11 此帖由 imsistercat 在 2006-01-17 21:09 进行编辑...

huge57 · 发表于 2006-1-17 21:11:37

11 我的导师——陈庆华先生11979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后，我才知道，我两个导师中的主要导师陈庆华教授，也是上海人——听他一说话，就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一问，是上海人。这多少给我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他个子高高的，清瘦，因为长期的糖尿病；还拄着一个拐杖，因为前一年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头未能接好，走路略有点一高一低的感觉。说话时，和颜悦色，不紧不慢。我觉得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对他很敬重，都说他外语特好，懂好几种文字，熟悉中外关系史；但古代史和国学的功底也很好，曾主持了《论衡》的注释；对现代史也十分熟悉，尤其对共产国际的一些对华方面的问题，现代史的研究者也要请教他。再说，他可是陈寅恪大家的关门弟子，也做过邵循正先生的助手。我从没有任何感觉他会是一个严厉的导师。但他在学术上的要求确实是近乎苛求的。当年陈先生与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张寄谦副教授联合带首批近代史方向的研究生，可招到的三个学生都非历史学本科出身。我的大师兄谭剑峰曾是文革初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有名的红卫兵闯将，好在抽身早，去了部队当兵，总算未被算账，当时他是从海军的一个院校来的。二师兄陈长年，考前还是北大无线电系的党总支书记，也曾是文革后期红卫兵头目。我这个红小兵出身的，就连大学的门还是首次进，毫无任何本科的经历。我们被明令要听本科生的中国史课程，而且还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考试。当时我们三个背后议论此事，都猜测肯定是张寄谦老师的意思，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那可是陈先生的指令。——他不许我们在基础课上留有盲点。（待续） 此帖由 huge57 在 2006-01-19 00:37 进行编辑...

huge57 · 发表于 2006-1-17 22:31:45

2 因为除了研究生的课程，还要跟着本科生听课和参加考试，第一年把我们仨忙得不亦乐乎。而且陈先生和张老师还开出长长的书单，要我们一一阅读，此外，陈先生想起来又会时不时地临时加书。当时每周会有一次读书报告会（讨论班形式），后来改成每两周一次，陈先生经常亲自主持。我不知两位师兄如何，我可是每天只睡四五小时，还是每天有看不完的书。陈先生坚持我们必须将近代的基本史料全部浏览一遍。第一学期完了，陈先生又对我说，你年龄小，家里如果没事，不妨留在学校读读书。第一个寒假，我便留在了学校，整个寒假都在读书。 一年过去后，我又配了一副眼镜，因为近视加深了两百度，已达七百度了！但是，在陈、张两位导师的督促指导下，自觉进步很大，对史学算是有点入门了。而且，很深切的感受是，北大注重史料的传统学风确实有其道理。有些问题，看那些理论性的论著，说得头头是道，但你一旦深入史料，详尽研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历史的本来面目未必是那样，所作的既成理论阐述未必就真有道理。 陈先生指导我研究和写论文，我觉得有两点令我感受很深。一是就有关问题，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不要轻易地相信陈说，重要的地方，必须按出处一一查回原文。对于各种原始资料也要注意比较鉴别。特别是自己立论，一定要有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二是做研究，不同于看书可以泛泛而读，写文章不能泛泛而论，宁可从小题目入手，把一个个问题研究深透，这样写出的文章才能有新意和创见，而且立论严谨。我有时候拿自己的习作给陈先生看，自觉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颇为得意。而陈先生更多的是问我，你知道前人某某是怎么说的吗？关于这个问题的那几本书读过没有？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史料可以从哪些方面再去找找。。。。。如此这般。每次我按陈先生的说法，花力气去查阅、寻找，总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内心不得不佩服他读书的广度和深度。陈先生常对我说：“其实，书是越读越薄的。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可能全是新的，都是厚厚的一大本，慢慢就觉得书里面没有很多新意，乃至最后找不到新意，书对你也就越来越薄了。后来有了自己的新意，此时你就可以将自己的新意写成文章了。。。。。。” 此帖由 huge57 在 2006-01-17 23:48 进行编辑...

huge57 · 发表于 2006-1-19 00:14:41

3 据我平时的留意，陈先生当时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时，有很多独特的想法。比如关中于晚清的政治等，他曾就这个题目，在日本讲学。在平时的讲课中也有所流露，偶尔也会在讨论会上有所谈及。有些想法传出去后，也引起史学界的兴趣和讨论。但很可惜，他却未能充分地以文字的形式发表出来。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身体太弱和工作太多，另一方面，我猜测，也是过于谨慎。我觉得，如果身体许可，而且足够大胆的话，以陈先生的饱学和治学能力，完全可以写出一些惊世之作。 陈先生对中外关系史的兴趣对我留下深刻的影响。他能广泛地使用多种外语，在史学界也是十分难得的。有时候我也想，史学对国家现实的直接应用，中外关系史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但在某种时期，也是回避现实政治的一个好去处。陈先生是个正直的学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常感困惑和无所适从，对极左思潮危害学术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因此，他经常被指责为“思想右倾”、“自由主义”等等，文革中更受抄家与批斗。长期的压抑感，已使他惯于“述而不作”，这实在是一代学人的遗憾，也是一代学人的悲哀！ 毕业离开北大后，我曾想再考母校，再做陈先生的博士生。后来，在我欣喜地得知国家学位委员会已批准北大近代史专业为博士招收点、陈先生为博士生导师不久，陈先生却于1984年7月12日在北京去世。陈先生去世后，我曾对师母提议，应将陈先生在日本的讲课磁带整理出来发表，还有先生的一些笔记或许也有整理的价值；如果需要，整理工作，我一定尽力，也可算是对先生的教导做点报答。但师母未置可否，此事也就作罢。现在想来，还是有点遗憾。此帖由 huge57 在 2006-01-19 00:35 进行编辑...

huge57 · 发表于 2006-1-19 23:50:56

12 近代中外关系史专家——丁名楠 1982年夏，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外关系史第一研究室。这时，该室老主任丁名楠先生已退下来。对于丁先生的大名和著作，早就听说和研读，见了面，没想到却是一个不拘小节、平易近人的名人。一口南方话音，已有点老态，显得更为和善。 所谓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实际上到那时为止，所有的成果差不多也就全部体现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而在这个领域，丁先生显然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流的专家。我对丁先生非常敬重，但因为当时年纪轻吧，熟了以后也经常在丁先生面前放言无忌。然而，即便不妥，丁先生也从无责怪之意。相反，很乐意听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一次，在讨论研究室工作时，我就说，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国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对外关系史仍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作为主干，固然可以理解；不过，研究历史总是为了向前看，应着眼于未来，因此，历史复杂的一面也应研究，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冲突与影响、中外的友好交往、复杂利益的交叉和合作——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也都应予体现。比如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只讲美国侵华，也应有文化交流，也应有二战时期的重要合作。。。。。。即便是讲美国侵华政策，也不能只是满怀仇恨地揭露其侵略的一面，也要讲清楚其政策诞生原因。。。。。。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原因、文化观念上的原因、国际关系上的原因，不同程度的变化等等。这样研究才会对历史负责，也会对现实带来意义。丁先生很有兴趣地听了我的发言，也认为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后来丁先生主持中美关系史丛书工作，他要我协助他做些具体工作，我就非常乐意接受。他也说，确实，现在的研究应当放开视角，放开手脚。当时我做联络学者的工作，不管学术观点如何，只要学有所长，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确有研究的，都广泛联络。 自然，要一位老专家轻易改变自己以往的看法是很难的，但丁先生却有学术上的雅量，愿意听取新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包括对与自己学术观点直接对立的人如汪熙先生（当时，我将汪先生列上名单，意在联络，丁先生也说“有不同意见——这样好”）。这样一位颇有成就的老专家，能够有这样的胸怀，我当时在内心对他更增加了几分敬重。1982-1985年的三年里，我在近代史所能说得上工作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参加了日本侵华史方面一部稿子的部分章节写作；二是做了中美关系史丛书的工作，编成《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为丁先生当助手，感到他工作上很放手，也乐意听从我的具体意见，我觉得与他相处和工作的几年是十分愉快的。在编上述论文集时，从选文到联络作者、到跑出版社，一切均由我做主。时至今日，对近代史所的很多愉快回忆，其中便有与丁先生相联系的。 丁先生开创和主持的中美关系史丛书，后来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也培养了一批新人，如现在是国内这方面的一流学者如陶文钊先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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