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回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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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回想录  
                                 

人过不惑之年，常多了各种回想。

我现在是几近天命，特别是这个月冬至前83岁老母的刚刚去世，更常常引起我对往日生活的回想。亲人、认识的人们、经历过的往事，越来越多地浮现于眼前。。。。。。



1  母亲的遗言

母亲去世前遗言，她的丧事简办，一定要将她身边的现金（那可是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留给小孙子出国留学。母亲晚年特别注重孙辈的教育。她有一个外孙女、两个孙女、两个孙子和两个外孙。大孙女本是个坐不住的调皮蛋，愣被这个奶奶关住，高考前三个月几乎不出家门，天天闭门复习，终于考上上海交大；大学毕业后，又被奶奶“逼”去了德国留学，迄今未归。自幼被外婆带大的外孙女在新西兰大学医科毕业后，留在新西兰当药剂师。同样被奶奶自幼带大的大孙子，医大毕业后曾留学美国，现在一家医药行业的跨国公司当上层管理。小孙子（也就是我的儿子）刚大学毕业，正在媒体当记者，为他的事，老母亲每见我一次，就一定要反复提起送他出国留学的事。好在我儿子也有这个意思，已在申请赴英国留学，我想老母的遗愿一定能实现的。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大字不识几个，但她依靠广播和电视，对世界的大事分外清楚。她非常执著地认定，孩子要有出息，一定要读书；而且，自打香港住了几年回上海后，就更是非要我们的下一代出国留学，才算是完成了教育。









【作者: huge57】【访问统计:1】【2005年12月27日 星期二 12:06】此帖由 imsistercat 在 2005-12-27 17:28 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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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与儿子的一些往事



网友自在的一个帖子《和儿子讨论他的前途》，使我一边读一边激动。因为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儿子和一些往事。读完帖子，忍不住给自在留言说：

“仔细地读完了这个帖子，还有再想读一遍的欲望。

我记得对你说过，我们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我也有过两次婚姻，也有一个儿子（83年生），去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当记者。看你们父子的沟通，我很欣赏，自然，也有深度，应该也会很有效。顺便谈点感觉。现在的工科，读研一般意义确实不大，除非导师很有实力，手中又有很好的研究项目，这样才有较好的机会得到锻炼和提高。当然如想通过读研，找个好学校，再作留洋的打算，也是一条捷径。否则，最后也就只剩下拿个一纸文凭了。如果不做纯理论研究，先获得实际经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支持自然的观点。我儿子读的是英语专业，又爱上摄影，想做媒体，又想出国读研，我只是听之任之。孩子大了，我一概不管，连是否有女朋友也不问一声。与自在比，自觉自己是有点不负责任了。（2005-11-30 ）”

“不负责任”云云，实在表达了我内心的一种歉疚。作为父亲，在儿子身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对他的关心，远远是不够的。记得他小时候，他妈妈一定要安排他学钢琴，我看着儿子不愿意练琴的无奈神态，就很反对，还常常讽刺他妈妈。当时自己年轻，对教孩子绝无现在的耐心，况且对于早教也无任何了解。

前年，我问儿子对小时候练琴的看法。他却认为小孩子学一种乐器，确实很有好处。通过学习，可以对音乐留下特殊的感觉，大了以后，会对音乐比较爱好，而且音乐也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素养，有利于与人交往。儿子进入大学后，就听他说起常与朋友一起搞演出，弄什么摇滚乐。现在我就比较注重给小女儿学习音乐，她学的是小提琴。我就想，以后她想拉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把小提琴拿出来玩一下，说不准还可以以琴会友呢。

实际上在我教女儿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类似念头。也就是把对儿子的歉疚，尽量补偿给女儿了。因为我不可能再把儿子变回幼儿，从头再来一遍。

当然，对待儿子与对待女儿，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对儿子可以多放手一点。只是我放的恐怕太多了。

以下是我与自在接着在网上的对话——

以下是引用自在在2005-12-1 14:10:15的发言：
袁博士的儿子和我儿子是同一年生的哈，你儿子都在当记者了，我儿子还在彷徨呢



我儿子早读一年，因为不是那种静心读书的，社会阅历要多一些，也显得成熟些。记得大三放暑假，独自跑到新疆，进沙漠后差点出不来，在那拍了一两千张照片，回来后自觉对人生有所悟，倒是比较有独立性。照片有一部分发在Yahoo上，我看了觉得还不错。好像自在也喜爱摄影，也许你们会有共同语言。我在网上找到一份他的谈话，也转在这里：

袁烽：背着我的相机上路——与西行使者面对面

编者按：11月6日晚，得益于机械工程学院“石化时说”工作组的精心组织和策划，我们才有幸在教100分享到袁烽的照片和他的新疆之旅。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位西行游者，记者在他忙碌的日程中挤出时间对他做了专访。

记者：你好袁烽，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么？
袁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现在大三，在英语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学习。喜欢摄影和旅游，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爱好，很杂，音乐啊、文学啊、电影啊、各种各样都有点爱好。
记：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很浮躁，很务实，打工的打工，考研的考研，你的这一举动挺理想化的，你是怎样酝酿出这样一次旅行的呢？
袁：首先呢说大学生很浮躁，我不同意，可能有很多人这么说，我认为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想法。酝酿这次旅行呢，这里头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很多了：一个是“非典”期间在学校里关得很不舒服，挺憋得慌，像我这种人肯定要到处走走，坐不住。还有，我上大学之后，一直很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一方面是增长自己的见识啊阅历啊，一方面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教育。
记：你去新疆的初衷是什么？
袁：玩、拍照片。
记：你的旅费是多少？怎么攒到的？
袁：不算摄影器材、胶片什么的在4300至4500元。其实旅费挺重要的，你有多少钱决定着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三分之二是自己打工攒到的，三分之一是亲属赞助的吧，给表弟补习英语，他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舅舅“奖励”了我一千。
记：你一个人去旅行，有没有感到过孤独无助？
袁：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就是我坐车到一个小镇，拉肚子，有点脱水，比较严重，发高烧，一个人就找个旅店吃了很多药睡下了，睡醒后烧退了，在镇子里走时确实有种很孤独的感觉。但大多数在路上还是挺有意思的，孤独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过头看还是很享受的，不过当时感觉还是挺复杂的。
记：你非常喜欢摄影，就这个爱好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袁：其实拍照片最重要的不是相机，而是你的眼睛。我很喜欢拍火车，体验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拍景色也很好，很多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不过我更喜欢拍人，摄影是一种记录与创造，人本身的一些东西更能打动人。
记：你在北大做交流活动也很成功，你有没有想过会因为这样一次举动而出名呢？
袁：我的目标不是为了出名，我是想自己获取这样一种经历，更多的是为了拍出好的照片。这些所谓宣传我的活动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记：你认为这次经历对你个人的意义或影响有多大？
袁：很难说。现在我往回看，还说不出来它对我有多大影响，但我觉得它对我的经历，人生的一些想法上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后会在生活中慢慢显现出来。
记：这次回来你有没有再出去的打算？
袁：有。我现在计划明年暑假7月份去西藏。
记：你想过毕业后做什么工作么？以后在事业规划中会以你的兴趣特长做参考么？
袁：我想过去做个摄影记者，这也是志向之一吧。但也说不好有多大影响，不一定以后就干这个。
记：你大三的暑假还要出去旅行，有没有想过会影响以后读研、找工作或自己的发展？袁：肯定会有影响。不过有得必有失，看你想得什么，失什么。我个人认为对我来说还是旅行，到处走走看看更重要。
http://www.bipt.edu.cn/jgsz/yuanbao/Art...4&ArticlePage=5
2005-12-1 15:24:37


以下是引用自在在2005-12-1 23:35:34的发言：
你儿子看来比我儿子成熟，我总觉得我儿子22岁了，还有几分奶气。我总在想，是不是他小时候我管的太严厉了，所以现在我尽可能的给他自由和决定权，我一直告诉他，从18岁以后，他对自己的事情就有最终决定权了，我要说，要劝告，要过问，但最终决定权给他

可是他好像还是觉得决定权在我手里，像考研这种事情，他肯定是一定要取得我同意才做决定的

父亲在儿子面前应该有权威，这个观点我现在仍然坚持，但是，不能过度，有权威和使用权威不是一回事，我早期在儿子身上过度的使用了权威，很有几分后悔



孩子何时成熟和成熟的实际程度，肯定是因人而异，难以强求。但这一点可能与教养方法或生活环境直接有关。记得在儿子中学时代，我很少管，他妈妈实际上又管不住。因此对独立性的发展似乎有好处，但却要付出大小不等的代价。这个年龄的孩子就容易出格，他确实也惹出不少麻烦。比如一度非常迷恋网络游戏，把时间都搞到了网上，还想自编程序，结果学校的功课拉下了一大截。面临高考，咋办？我认真地与他谈了一次。我的态度很明确，可以不参加高考，但应认真做事，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学习仍要进行，可以参加自考，也可以以后再高考。因为读不读大学，在我眼中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且要有认真做事的精神。后来他经过思考，还是决定认真补习、参加高考。必要的时候父子间的交流是重要的。

在孩子面前，我从不认为有什么权威，只是在人生经验上、或者在知识面上有点暂时的优势而已。我还是更多地鼓励“孩子否定老子”。就是在幼女面前，我都在有意培养她敢于挑战老爸，毕竟我们还是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2005-12-4 17:17:31此帖由 huge57 在 2005-12-27 22:12 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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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是否被“早教”了？

我的父母可以说基本上算是没有文化的。父亲曾上过很短时间的私塾，听母亲说，父亲不肯认真读书，因此只认得一些字，能读报而已，倒是能背《百家姓》和能写一手端正的楷书，留有上过私塾的痕迹。母亲只参加过扫盲。我是家中最小的，上面有两个姐姐，再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我未曾去过幼儿园，也没有人在学前认真教过我，那年头根本还没有人谈论早教。但两个姐姐在写回家作业时，他们的书和本子往往是我好奇的对象。他们扔掉的已经很短的铅笔头，也是我收集的宝贝。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自己认得一些字，可能是从两个姐姐那里偷来的。再就是拿着零碎的小纸，在街上记些牌号。比如站在邮局门前，就把“邮电局”三字记下来；站在银行前，就把“人民银行”四字记下来。这些大概是五岁左右的事。

快六岁时，我家来了个小哥哥，比我大一岁。但我却学着大人的样子叫他“金小弟”。他则叫我“袁小弟”。实际上他与我们并无血缘关系。我大哥的一个中学老师很喜爱我大哥，于是两家来往多了，变成了像亲戚一样的关系。“金小弟”之所以要来我家，是因为他该上学了，可是当年按地段分，他得上一个据说很差的民办小学。于是便以寄养在我家的理由进了我们当地的好学校，一年后就转学去他家附近的一所好学校了。但就在这一年里，我好像就跟着这位金小弟上了一年的学。因为他学完了，常爱来教我，他的回家作业也常是我的回家作业。他带来的一些小人书也更像她妈妈带来的零食，属我们哥俩共享的。

这算不算我的“早教”呢？虽然没有人意识到，但这种氛围，却使我较早地认字读书了。就在上学前，我已能看小人书了。而一、二年级时，已读过好几部长篇小说。记得一本用繁体字竖排的《铁道游击队》，已被我在一年级的暑期里读完了。而能对小朋友讲述书里的故事情节，已是我记忆中深切的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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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性尧先生

金性尧先生就是前文提到的金小弟的父亲。他是我心目中十分敬仰的一位读书人。
我自幼喜爱中国古籍，有问津学术的兴趣，恐怕是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在未上学前，大哥就曾带我去过金家的旧宅。有一次我还赖着不走，住了几天。那是一所位于北京西路上的二层楼独家石库门——金家祖上的遗产。幼年的记忆已不完整，而在所存的片断中，金家的小花猫，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为了捉拿它、给它带上漂亮的蝴蝶结，我与金小弟就在这所石库门里乱折腾，结果遭到金家高寿而备受尊敬的老祖母“阿娘”的呵斥才罢手。金家大小姐（我们叫她“大姐”）的闺房——一间小小的三层阁，给我的印象是幽雅，淡淡地有一种幽香，金小弟给我示范地放了一张唱片，然后仔细地放回原处，悄悄地出去，好像我们未曾进去过一样。但印象最深的则是金先生的底楼书房，除了客厅，这是最大的一间屋——满屋子的书和一张红木的写字桌。金先生个子不高、清瘦，外表朴实，不苟言笑，一开口便是浓重宁波口音的上海话。他在上海中华书局、也即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一下班回到家，仍是读书看报，常伴着有一枝烟燃着的烟灰缸。只要金先生回到家，我和金小弟都会自觉地不再吵闹，走路也会轻声一些。因此在我最初的记忆中，金先生是令人敬畏的，他很有学问，当然不能打扰他。

我是1965年即文革前一年上的小学。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教学逐渐不正常，以致后来又停课了。除了在外玩，在家里能做的事，便是翻阅家中的小书架。书架是大哥买的，上面放的书，自然是大哥的居多。其中就有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中华古典活页文选》，有散页的，也有成册的；先出的是散页，后又积集成册。成册的书上就留有送书题记，落款是“武桂芳”——金先生的太太，也就是我大哥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们都叫她“武老师”——在我心中是好母亲加好老师的形象。这套书是我文革初期常读的书，而且，时常会一边读一边自然地想起金先生，因为我当时已知道金先生就是这套书的主要编辑。这套书是我接触中国传统典籍的开始，后来读的一些国学方面的书籍，好几本也是金先生的藏书。就在我北京的藏书中，还应能找到由金先生签名的书藉。

金家在文革中是异常悲惨的。金先生因为议论江青在三十年代上海的真实情况，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全家被“扫地出门”；颇有才气而又漂亮的大姐，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服农药而亡，当时她已是一个大学的教师；二姐因为受刺激变成精神病人，迄今神志不清，她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家企业当工程师；三姐四姐因属“老三届”，下乡去了江西。本来就不多话的金先生，变得更默默寡言了。我的难兄金小弟，在学校受了委屈，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大热天穿的衬衫，也要把长袖子扣住以遮掩手臂上的伤痕。这种状况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出现转机。

金先生被平反后，三姐四姐回到了上海。北京西路的旧宅，部分地归还了金家，变成了与人合住。归还后，我还去过几次，但说实在的，幼时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已荡然无存。但金先生变得平和了，话仍不多，但每次见面都会同我聊回天。

1979年，我去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偶与金先生有书扎往来。有次，去沪探亲，得知金先生要在出版社里给年轻编辑讲课，我也去听了。颇觉其学问功底的深厚，谈到古书中的一些典故，广征博引，信手拈来，言谈之中也不乏学术上的幽默。可惜，我叫“金先生”那么多年，却是第一次亲耳聆听他讲学问，也是唯一的一次。

也是在北大读研期间，收到了金先生寄赠的大作《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此后该书不断再版，甚至还有其他出版社的再版。唐诗宋词，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注解本，实在太多。但说不客气的，都是抄来抄去，唐诗方面的注解，没有一本能出其右者。金性尧先生确实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一个认真的读书人，一个认真的编书人，也是一个认真的写书人。


2005-12-28

附记：金先生有很多著作，兹录网上资料如下——

《星星小文》《文抄》《风土小记》（98辽教有印好找）
　　
以上解放前的。

　　
　　关于诗的：
　　
　　 《唐诗三百首新注》
　　 《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这两种自选自注）
　　 《炉边诗话》（82年的，难找）
　　 《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92年香港，04年中华书局重印，好找）
　　
　　 讲史的：
　　 《亡国之君》《六宫幽灵》《奸佞春秋》《清宫掌故》（辽教2000年。）
　　 《清代宫廷政变录》（92年香港。05年陕西师范。）
　　 《清代笔祸录》(92年香港。99年上海书店增订为《土中录》)
　　
　　 随笔（讲史说诗的都是随笔）：
　　 《伸脚录》（95年，辽教）
　　 《不殇录》（97，汉语大词典）
　　 《饮河录》（97，社科）
　　 《一盏录》（选集，选以上集中文字）
　　 《闭关录》（2004。上古）

金性尧，别号星屋，笔名文载道，定海人，１９１６年出生。原住定海北门金氏大宅，现内宅及后园８株杉树被舟山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对象。
　　他幼年就读于阮氏家塾，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５年，曾在《舟报》副刊上撰稿发表文章。抗战爆发后，全家迁至上海，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并出版《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建国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第二编辑室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出版《唐诗三百首（新注——袁注）》、《宋诗三百首新注》、《明诗三百首新注》、《炉边诗会》等；论著出版的有《伸脚录》、《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饮马(河——袁注）录》、《不殇录》、《土中录》等，系建国后所作文史随笔的结集。１９８８年，他又为香港中华书局主编诗词坊丛书，个人著作有《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等。　金性尧先生现为上海古典（籍——袁注）出版社编审，已辑录完成历年来在报刊上所作的读书笔记。他“考评历史，议论诗文”的学术成就，被誉为“北季(羡林)、南金(性尧)”。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le=63717&flag=1此帖由 huge57 在 2005-12-31 23:13 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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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常怀念的两位英语老师



我已记不清哪年开始在学校学英语，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吧。但接触外语的时间就很早。我曾跟着我的大姐姐学过一些俄语，无非是一些简单的口语和单词。当时她上初中，当了俄语课代表，常常在家中大声读，引起了我的兴趣，也拿着她的书来跟读。而二哥在读初中时，则学的是英语，我也有印象，但我脑中储存的图像似乎对大姐的俄语课本要清晰得多。大姐大我七岁，她上初中时，我应该还没有上学。我记忆中，对二哥读字母的声音却有明显的记忆。二哥大我十一岁，推想起来当更早，恐怕是在我五岁左右。五岁左右的孩子对语音的东西就很敏感，能长期记忆。这些自身的经验，也是我主张外语要早学的原因之一。



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的语音很好。他叫杨炳生，个子很高，戴副眼镜，动作举止有点洋派。据说其父是某大学的教授——我猜测是上海外语学院的，因为年轻的杨老师英语能那么好，当有家学的缘故。杨老师自己说，因贪玩——爱打排球，高考考砸了，于是就到我们小学来教书。因为刚当老师没几年，他很认真、也很热情。我当时最爱上的，便是他的英语课。他的英语课也确实上得好，经常是作为区里的交流课。记得他还把自己的英语原声磁带借给我，如《林格风英语教程》，又常给我搞来内部放映的英语原声科技资料影片的票子，让我去观看，后来还看了当时内部放映的《音乐之声》。当时我学英语的热情特高，也愿意走一两个小时的路（没钱买车票），去观看这些其实还听不懂的影片。后来上海广播电台开设英语广播课程，我更是一课也不愿缺，来回跟着听。我的日语也是在这个时候跟着广播学的。积几年之功，到了小学毕业时，居然能读懂英文版的《北京周报》。我想，我对英语能有持久的兴趣和爱好，与有幸遇上这位杨老师，应有密切的关系。



而我进入中学后，又幸遇了王权老师。王老师毕业于上海有名的圣约翰教会学校，一口标准的美音。他当我们班的任课老师并不长，但我记得，曾去他的办公室读《英语九百句》，请他给我正音，我实在很喜爱听他的语音。可能是应为年龄或性格的原因，与王老师的交往就缺了那么一种与杨老师交往的热情。记得有一次，杨老师得了急性肺炎，须停课住院和休息几星期。我当时听说后，曾暗暗掉下眼泪，心中默念，祈祷他早日康复。我不知道现在的师生之情，能否还有很多这样的纯情？



200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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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术老师胡荣华与著名国画大师朱屺瞻


我除了喜欢语言文字，喜爱读书，再就是特别爱好涂涂画画、也爱好练练书法。

我在小学时有好几年特别投入地喜爱画画，恐怕这与文革的学校教育不正常有关，学校的功课可不像现在，没什么压力。人要是过于空闲了，就会觉得无聊，总不能整天无所事事。我想，鲁迅小时候喜爱描画杂书上的各种画像，那是因为私塾的功课对他太轻松，单调的读书生活有点无聊。总之，我经常会拿起一枝笔涂涂画画，既打发了时间，也获得了乐趣。这种乐趣，实在难于对外人道。

慢慢地，画得有点样子，特别是对绘画艺术的欣赏情趣提高了很多。已记不得究竟是胡老师在学校搞的绘画兴趣活动吸引了我，还是我画得有点基础被他相中，但结果是：我开始跟着他认真地学习画画。

他借给我一本又一本的书，带着我接触素描、水彩画、水粉画、木刻、油画——很正规的学习路子。后来知道，他少时曾在旧上海很有名的“哈定画室”学习过，在他借给我的书中就有一本《哈定人物素描》，素描的功力很不错。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自己以前的素描习作借给我参考，有人物和静物的写生。胡老师，当时已年近天命，但仍有一种艺术家的落魄气质，不修边幅，但说话很风趣。若论他油画的水准，在小学教书实在有点屈才。但从风言风语来推测，恐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之喜欢习画，也带动了几个要好的小朋友一起跟我随着胡老师学。其中有一位同年的同学叫任志杰，后来高考恢复后进了同济大学，这段学画对于他考入大学非常有帮助，因为学建筑也要考画画。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看画、临摹、写生。特别记忆深切的，则是跟着胡老师到处去画街头的大幅油画毛主席画像，那可是我们最得意的经历了。画过一幅以后，胡老师很放手，全部交给我发挥，它自己就去忙别的事了。虽说那只是临摹性地放大，但像《毛主席去安源》那样的油画，也不是那么好处理。爬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画，视角和感觉都不同，但所幸没有出过洋相。最后交工前，胡老师再来看一下，也做点修改。完事后，请我们的单位还要给点钱，虽然不多，但可用这些钱买自己要用的纸、颜料工具等。当时，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能有这样的经历，非常自豪，似乎觉得以后自己一定能当个画家。

但后来我却没有往这条路走。胡老师多次表示过他的失望。令他失望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兴趣太多。就拿画画来说，后来的兴趣更倾向于国画了，而不是西洋画。曾一段时间很热衷于练书法、画国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述及拜师国画大师朱屺瞻老先生而未成的经历：

说起国画和书法，我不由得想起国画大师朱屺瞻老先生教我练字的故事。大概是1972年的夏天，十四岁不到的我，已习画三四年，拿着自己的习作（主要是素描、版画和临摹的国画）去拜师。屺老颇为仔细地看了我带去的画后，就说素描已有些基础，但国画还一定要具备书法的基础。说着就拿起一枝搁在案上的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几个字，示意我如何运笔、如何藏锋，并强调要练出笔力。接着他说的原话，我已记不太清楚，但大意是要练上几年书法，才谈得上作画。回家后，我确是大练了一阵书法，记得还专门请人在机床上车了一个钢球，压在毛笔杆上，以练笔力。但后来由于自己的兴趣发生了变化，把习画的事给搁下了，也就未再去屺老那里请教。其实，未再去的原因，还有自己的一点误解。总以为屺老要我练几年字的说法，有点推脱的意思，恐怕他是不愿收我这个才情不高的学生了。最近我读了章涪陵的《朱屺瞻》一书，才明白屺老的为人和自己的误解。现在想来，因一念之差，便失之交臂，无缘成为他的弟子，实为憾事！当时，按章书的说法，八十多岁的屺老自己仍每天练字不息。练几年字再作画的说法实在是宝贵的经验之谈。

我现在还想，等再老一点，若无其他牵挂，就写写字、画画国画来打发日子。

2005-12-29

huge57

7  王家范老师的一句话引我进入北大

人在生活的拐点上，有时候就因为某人的一句话，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我的生活中就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比如，王家范老师的一句话，就把我引进了北京大学。

1975年，我离开中学，搭着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去到上海郊区南汇县的一个农场。在农场不到一年，我便被陷进文革的余波——“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因为政治言论的问题，遭到了政治性隔离审查和批斗，差点成为反革命。1977年，高考恢复，我被剥夺了参加考试的权利。1978年，我虽被允许参加考试，而且分数很高，高于我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入取分数线，但没有哪个大学敢收，因为政审的结论未下，反革命的嫌疑未脱。1979年，终获平反，我也回到上海市里当工人，遂决心再考。可能是感到考试一届难于一届，也想到自己蹉跎岁月，来日无多，自己格外重视。当时可没有现在那么多高考辅导资料可以引路，我又抱着最后一搏的决心，便托人想找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指点迷津。经钱洪兄介绍，我来到了师大校园王家范老师的寓所。

当时他是历史系刚提的讲师，如今已是有名的教授了，特别是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方面，颇有研究成就。我的主题是想请教如何复习迎考，但谈着谈着却进入双方感兴趣的一些具体史学问题，谈的兴起便忘了本题。到了该告别的时候，王老师反问我，是考本科还是考研究生？我纳闷，大学的门都未入，怎可能考研？他详细介绍了当年考研的政策——允许以同等学历考。并鼓励我说，根据他对我的所谈，感觉我所读过的书和知识面、认识能力，完全可以试试考历史系的研究生。

王老师的话，让我很受鼓舞，但还是半信半疑——我同时既报了研究生、又报了本科生。因为对能否考上研究生毕竟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报考的时候就挑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心想，反正考不上，权作一种经验，看看中国最高学府的重点系的考题也好呵。本科可是我的重点，这次报的是我喜爱的外语专业，目标是上海外国语学院。

高考发榜，我收到了两张入取通知书，北大的和上外的。当然，我选择去了北京。此帖由 huge57 在 2005-12-30 15:33 进行编辑...

月下小楼

一直追看此贴，忍不住插句嘴，1988年，是不是应为1978年？

huge57

月下小楼+2005-12-30 15:20-->引用:月下小楼 @ 2005-12-30 15:20 一直追看此贴，忍不住插句嘴，1988年，是不是应为1978年？

谢谢提醒，已改。

huge57

8 我可不是书呆子


如果统计一下自己中小学时期读过的书籍，一定是十分惊人的。我敢打赌，现在的学生肯定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我那时可以自由支配的足够时间。这就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文革时期的学生课时不多，学习压力不大，但所学一定很少吗？

我于1965年入小学，到1975年离开中学去农场，十年基础教育时段恰值文革整个过程。回顾这段非常时期的非常教育，也许对我们考虑现行教育未必多余。当然，中国如此之大，各地区，乃至每个人的境况悬殊，我仅从自身角度感受的东西，所言很可能只是井蛙之见。

从学制上看，小学六年、中学四年，比较现在的十二年，学制上就少了两年。而且其中因文革初期的停课闹革命，后来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活动，全部加起来至少会有两三年影响正常的上课时间。但我们学到的东西，就一定比现在的学生少了很多吗？

而且，我可不是书呆子。这里回忆一下与书本无关的事。

当时，我家住在上海普陀区的曹杨新村。这是上海有名的老工人新村，工人的家庭，生育上普遍一生就好几个，工作的父母管孩子的时间就少，关起来死读书的就更是罕见。小点的孩子们成帮结队地玩，恐怕是每天的主要功课。

我们男孩子夏天爬树捉知了、钻冬瓜地抓蟋蟀，冬天玩斗鸡、打用粗树枝自做的打不死，打架斗殴也是常事。记得少时最喜欢的有：趴在泥地上打弹子、自做橡皮弓打鸟、收集香烟纸壳打刮片。。。。。。什么没玩过呢？所以我主张要让孩子玩，玩也是早教的主要内容。完中既有交友的情趣，也有对事物认知的进取，更有动手能力的培养。稍大，我们常玩打扑克玩下棋。扑克，我会玩七八种打法；下棋，象棋、围棋、军棋、跳棋、斗兽棋，无所不玩。在南开大学当博士生时，博士生会组织围棋赛，我还得了冠军。

那时体育方面的活动也多。

小学时，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梅中强（后改名梅大鸣）。他是二年级初的时候转学到我们班，就坐在我后排，个子比我高，但胖，看起来文弱，功课挺好，只是老被其他同学欺负。我看不过去，就帮他。有一次为了他，我与班上的一个霸王对打，足足较量了个把小时，最后我把他按倒在地上，硬扣住他的脖子，死活不放，直到他口吐白沫，认输为止。从此我便与梅成了铁杆好友。他一度曾跟着我去我们住地附近的曹杨公园学练少林拳，那时热情很高，我们买了月票，天天五点多早起，就奔公园而去。教我们的是一个附近建筑公司的一个师傅，姓杨。学了一阵，因为杨师傅不知为什么去了外地，我们就失“学”了。后来，他又跟着我学画。我特喜爱游泳，他也跟着我去游泳，我们还曾结伴游过冬泳。但到了四五度的时候，实在太冷，就没坚持下去。接着，上文说到的任志杰也加盟了我们画画的队伍。但梅对画画始终有点被动跟着，毕竟兴趣不足，后来也因为其父母要他学手风琴，也没时间跟着我们画了。但我们仨直到小学结束，一直是形影不离。

关于我在小学时期的游泳，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谈到：

“因为毛主席的提倡，游泳在文革期间是比较发展的项目，至少在长泳方面，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暑假期间，我几乎天天泡在水中，游过多次的横渡上海的黄浦江（约一千多米）和四至八千米的长泳，最长的一次，是在五年级，当时在黄浦江中游了四个多小时，长达一万二千米。”

中学时，梅因住地的关系去了曹杨二中，任因为搬家到了虹口区，但我们仨的往来一直到我去了北京，才基本中断。任后来进了同济大学。梅考上大学，又读研究生，学计算机。最后去了澳大利亚留学，便留在那里了。不知远方的儿时朋友现在还好吗？我还真想你们。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