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芭蕾,刀尖上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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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已有400多年历史的芭蕾，在中国却只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正式成立，并开始培养我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1959年，在彼·安·古雪夫等几位苏联艺术家的指导下，以及在中国舞蹈家戴爱莲、肖慎等人的领导下，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宣告成立。1963年，该团脱离母校正式改建为中央芭蕾舞团，直至1980年，“中芭”已成为拥有实力雄厚的演员队伍、交响乐团、专业化舞台美术工作人员优势的芭蕾舞团，它也是中国最大、水平最高的芭蕾专业团体。中央芭蕾舞团曾上演过《天鹅湖》、《吉赛尔》、《葛蓓莉娅》、《唐吉珂德》、《睡美人》等许多经典剧目，也创作过诸如《红色娘子军》、《祝福》、《林黛玉》、《杨贵妃》等民族芭蕾舞剧。建国30多年（到1980年为止），“中芭”多次参加过世界芭蕾舞大赛，并屡次获奖，其中包括在世界上享有最高声誉、水平最高的“莫斯科芭蕾舞大赛”中获奖。中央芭蕾舞团记录下了中国芭蕾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
       上海舞蹈学校诞生于1961年，1964年该校成立《白毛女》剧组；1966年春《白毛女》剧组赴北京演出引起轰动，从而一举成名，这也奠定了上海在中国芭蕾史上的重要地位。1978年，由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作为基础，成立了上海芭蕾舞团。这之后，“上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演员，相继登上国际芭蕾比赛的舞台，汪齐凤、辛丽丽、杨新华、蔡利君、张利、施惠等人先后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11枚奖牌；同时，上海舞蹈学校作为中国芭蕾舞演员的摇篮，多年来新秀辈出，蔡一磊、陈雁、谭元元、赵磊等都在国际比赛中拿过大奖。杨新华、辛丽丽1988年所得的“第三届法国马黎国际芭蕾比赛”双人舞金奖，是目前国内芭蕾舞演员获得的最高奖。巴黎大赛和美国的“杰克逊大赛”、奥地利的“瓦尔纳大赛”、日本的“大阪大赛”、前苏联的“莫斯科大赛”一样，算得上是国际较为重大的比赛之一。至于谭元元、蔡一磊所得的洛桑.巴黎大赛的奖项也算得上是国际重大比赛，只是，他们是在少年组中获奖。
       除了“中芭”和“上芭”，还有辽宁芭蕾舞团、成立于1993年的天津芭蕾舞团以及成立于1994年的广州芭蕾舞团，全国共有5家。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数量原本就相差甚远，假如将目前全国各芭蕾舞团的演员加在一起，总共才200余人，这一数量在国外，只相当于一个舞团的演员人数。
       全国5个舞团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自然是在芭坛上举足轻重的“中芭”与“上芭”两大团体。然而自九十年代初开始，这两大舞团始终面临着困境与窘迫，在商品经济大潮面前举步维艰。

       困境中的奋斗

       曾经揭开了中国芭蕾史上第一页的中央芭蕾舞团，在走过他们昔日的辉煌之后，目前资金严重匮乏，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人才更是大量流失，过去曾经闪耀过的明星，走的走、老的老，舞团仅靠不足10人的主力演员勉强支撑。这些主力演员中，很多人都已年过30，距离退役已为期不远。该团1995年时，能上台演出的不足150人，到了1999年，只剩下不到110人。除了退役的演员，年轻的能出国的也已走得差不多了。现在这家舞团在美国、瑞士、香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演员就达160多人，加在一起竟比留在国内团里的人还要多，把他们聚合在一起，倒能在国外成立一个团了。
       上海芭蕾舞团同样存在着青黄不接的人才问题。汪齐凤已告别舞台多年，办起了自己的私立芭蕾舞学校，算作她芭蕾生命的一种延续；杨新华已经出国，辛丽丽已担任行政工作，团里仅靠几名为数极少的演员勉强度日，大多数人也已过了而立之年，一身伤病。曾经和汪齐凤配合双人舞的李春源又由于汪齐凤的退役，之后始终找不到一名合适的舞伴而黯然出国。“上芭”在几年前曾经将一位名叫陈真荣的演员视为重点培养对象，但由于缺乏大戏演出的砺炼，始终无法担纲重任。新近在一次国际比赛中获得鼓励奖的孙晓军，技巧得到公认，但表演尚不成熟，也不可能在大戏中担任主要角色。明星们已过了青春年龄，新人又接替不上，新剧目更是难以推出，这是瞒不过去的事实。
       为了舞脱困境，这两家舞团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中央芭蕾舞团根据舞蹈演员艺术生命的特殊规律，实行“工作协议”制度，凡40岁以下的演员与舞团签约，保证1年内至少完成65场演出。签约演员划成4个档次，分为首席、主演、独领舞和群舞。演出收入最高者一场可得500元，最少也有80元左右。舞团从争取到的有限资助中，每场演出拿出2万元“托底”，以此来调动演员参与演出的积极性。40岁以上的在编人员实行舞台退役制。改革后的“中芭”，带着《吉赛尔》和《红色娘子军》两剧走南闯北，迄今演出不下200场。在上海、成都等地演出时，气氛相当热烈。
       上海芭蕾舞团的改革势头更猛。1999年4月，该团实行了总经理招聘。当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科教处副处长的唐世伟当选为“上芭”中经理一职。一个月后，“上芭”推出了3场“雅致舞集”专集演出。年底又成立了董事会，相继排出了《唐吉珂德》和《罗密欧与朱莉叶》两台大戏，一些企业也纷纷允诺，伸出援助之手。
       一时间，舆论与媒体似乎在试图告知所有关心芭蕾的公众：中国芭蕾有钱了！中国芭蕾有戏了！然而，现实远没有愿望中的那样美好和简单。

       企业赞助像空中飘着的风筝……

       正当“中芭”、“上芭”两大芭蕾舞团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之际，新近组建的广州芭蕾舞团则开始了他们的招兵买马，给这两大舞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曾是中央芭蕾舞团知名演员的张丹丹，在帮助组建广州芭蕾舞团时，高薪招聘演员。主要演员月薪在8000元以上，普通演员至少也达到了3000元左右，更重要的是演员可能有更多的商业性演出机会。“中芭”两位主要演员离团南下；“上芭”新人倪怡华刚被“广芭”幸运地选中出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朱莉叶一角，并与辛丽丽一起担演A、B角，令许多同行倾羡不已。
       “广芭”挖走了“上芭”的两位新人，当然影响了“上芭”的后劲。但这并不能直接构成“上芭”人才匮乏的危机。事实上，即使“广芭”不来挖人，“上芭”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可能更要严重一些。
       俄罗斯著名芭蕾编导塔博尔科·娜塔莉亚·米哈依洛夫娜到“上芭”执导古典舞剧《罗密欧与朱莉叶》时，对男女主角杨新华、辛丽丽评价颇高，但对跳群舞的演员力量之薄弱同样直言不讳。在国际上，一流的芭蕾舞团是以一流的群舞演员来展示其整体实力的，绝不能拿一、两个明星级演员来撑一台戏。2000年7月，“上芭”推出芭蕾精品专场演员，其中的《天鹅湖》第二幕中一段小天鹅的群舞，不得不从上海舞蹈学校临时借14名学生来招架，总算避免了年龄老化的群舞演员再度扮演小天鹅的滑稽场面。
       据悉，“上芭”的两位主要演员和某位新人也有另择高枝的意图，意味着“上芭”将真正失去舞台顶梁柱。
       一位记者近日在采访“上芭”时发现，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出后，该团人存在着缺乏优秀主力演员而难排大戏的窘况，深感有责任将此事见诸报端，希望通过舆论助“上芭”一臂之力。岂料，此举反而给该团造成了压力，弄得这位记者一头雾水。据悉，“上芭”自己也有难言之隐。当初一些企业在政府大力扶持高雅艺术的政策倡导下，曾经允诺给芭蕾艺术团体的赞助、基金等至今未能一一兑现。舞团的领导自然也难以再次开口乞讨，合同便成了一纸空文。
       上海芭蕾舞团自改革以来，确有一些企业纷纷解囊相助。舆论一直认为高雅艺术有了经济依托。一时间，这些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超值广告效应。然而事实上，芭蕾舞团得到的实际赞助却是微乎其微的。据了解，当初许多叫得震天响的上百万、近千万元的赞助，最后只不过成了那些有经营头脑的商人施展其商业策略的手段之一而已。在热热闹闹的排场过后，其实什么也没有留下，再也无人过问。于是，芭蕾舞团的经济状况仍然捉襟见肘，队伍的不稳定状况又摆在了领导们的面前。

       难堵人才流失大缺口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不会靠高雅艺术来赚钱的，因此像芭蕾舞这样的艺术门类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赞助。
       然而，然而，如果真的有了钱，中国芭蕾是否能有其健康的造血功能？
       事实上，就中国芭蕾的现状而言，钱当然是主要问题，但如果在对各芭蕾舞团深入的查访之后便不难发现，钱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如果一个舞团的艺术核心和决策人物，没有系统地以创作、排演剧目为首要，将培养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演员纳入长远的办团计划之中，将与剧目相应的策划、宣传、理论作为一整套密不可分的整体方案，那么在他上任不久，集中精力主攻几位台柱子的艺术水准，拿出一两台大戏，或许会产生一段暂时的繁荣，但不消两年时间，立刻就会出现主要演员青黄不接的被动局面。到那时，若再加上群舞演员力量的不足，整个舞团便将陷入瘫痪的僵局。这决不是在危言耸听，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一严酷的现实就已经摆在了中国芭蕾事业的面前。
       这里，无意批评或是指责艺术总监的办团思路，最终归结的仍是体制上的问题。一方面，要在短时期内既要保证拿出一定水准的大戏出台，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磨砺出一批批新秀，从当前的中国芭蕾现状来看，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问题的关键是，若决策者的成绩必须在短时间内见分晓，提高中国芭蕾的水准只能是一项短期行为，那么，中国芭蕾的命运便注定后继乏人，同时，一代芭蕾演员的艺术青春也因此而悄无声息地葬送了。
       优秀演员严重匮乏，同时又在大量地流失，这是中国芭坛这10几年来难以回避的首要问题。
       有人把目前优秀芭蕾演员的断档现象归结为出国热的诱惑，这似乎不无道理。就拿上海为例，历届上海舞蹈学校芭蕾科的尖子学员，如杨新华、蔡一磊、施惠、陈雁、谭元元、赵磊等先后近20人均在国际大型比赛中获过各种奖，但这些人目前基本都在国外，获奖对他们而言至多只能算是走出国门的一块跳板；更为残酷的是，在舞团默默无闻地跳上七年、八年，却始终没有机会跳主角的演员，也不在少数。
       一位跳了一辈子群舞的演员在她的日记里写道：“……在还不懂得芭蕾是什么时候便迷上了那双粉红色的绸缎舞鞋，后来果真有一天能穿着它在舞台上旋转了。舞着、舞着，竟发现滴在舞鞋上的血，流在眼里的泪。这一刻，才明白这芭蕾的残酷与美丽，想起妈妈曾说‘芭蕾很苦’，这才体会其间的真正含义，而这份痴终是怎么也挥抹不去了……”
       在芭蕾舞团，这样情深的“舞痴”真是比比皆是。
       周瑾便是一位。她从北京舞蹈学院分到上海芭蕾舞团已是第9个年头了，至今仍属于团里的四级群舞演员。在《罗密鸥与朱莉叶》中，她总算扮演了一个有名字的角色——仆人奈莉，在《白毛女》中她演一个只出场几分钟的“灰毛女”。这些对她来说，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只要与周瑾谈起芭蕾，她便会滔滔不绝起来，再也熬不住话头。她说她对芭蕾简直就像“单相思”，她爱芭蕾，而芭蕾对她似乎又太绝情。有时早上练功，因为一个动作完成得不理想，便会难过上一整天，第二天无论如何也想着要练好它。她又是个极容易发胖的女孩子。为了减肥，她曾连续几个月只吃蔬菜而不吃一粒米饭，甚至用一根宽宽的练功腰带捆扎在胸前，大伏天穿着塑料雨衣练功，以求加快排汗的速度来取得快速减轻体重的作用。她觉得自己几乎采用了残酷近似自虐的方式，但为了芭蕾，别无选择。每天早晨，她总是想着尽快到练功房去压腿，把浑身的骨骼按照违反生理常规的做法扳开，然后无论是冬是夏，总要练出几身大汗为止。“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练，或者偷偷懒耍滑，没人会来逼你；你也可以放弃，改行，没人来拦你。也许一直苦心等待的机会到头来仍是一场空，但是没有办法，就如同坠入了爱河，无力自拔。”周瑾真是很投入，虽然要想成为芭蕾明星并不仅仅依靠苦练就能实现的，其中有着太多的因素。不断地听说某某女演员结婚了，某某出国了，某某傍上了大腕、大款等。与周瑾同班一起分到“上芭”的共有4名女演员，如今只剩下她一人还在那里苦苦期待。虽然实行改革之后，她每月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作为一名群        舞演员的她，顶着天了至多是拿2000元左右，为能增加能量买一袋进口乳酷就得花去上百元。27岁的年龄，周瑾明白自己没有几年舞台青春了。她是那样痴情于芭蕾，只是尽情地享受那份追求，不去想芭蕾以外的任何事情。没有一种诱惑可以和芭蕾相提平论。
       早几年，如果能有一点创造角色的机会，武朝晖也许不会去香港芭蕾舞团。小武觉得不能再等了。虽然他对“上芭”依然情有独钟。他是北京舞蹈学院大专班的尖子学员，毕业后一心想在舞台上演几个像样的角色。然而，希望总是一次次地破灭了。他先后两次在国际性比赛中落选，一次第6名，一次第5名。他思前想后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最终的结论是，以前自己没有跳过大戏，过于缺乏舞台经验。有人认为武朝晖被香港芭蕾舞团挖去，是冲着那里8000元港币的月薪以及一套地处九龙的住房。其实，作为一名外形英俊的芭蕾演员，在上海赚钱的机会并不少。他曾在唱片公司拍摄的MTV背景中跳过舞蹈，也演过电视剧。如果想混到一个不错的生活，完全能在上海得到。“我都快奔30的人了，再不跳主角，这辈子就算完了！”武朝晖的申辩无可厚非，因为香港芭蕾舞团已经为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女演员作舞伴，并让他主演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台大戏。如此诱惑，他为什么要犹豫？！在那里，有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一边在呼唤芭蕾人才，一边却失落了原本可以留住的真材实料。
       当然除了“舞痴”，也有“舞混”。挂着一个骄人的芭蕾演员的头衔，做生意，窜场子，傍大款……去各种各样的儿童舞蹈班当教师，各施其能。

       儿童“舞校”少见芭蕾舞演员子女

       很少有芭蕾演员在跳了10年的舞以后，仍然兴致勃勃地与别人谈论干芭蕾这一行是不是值得的问题。他们的确曾沉醉于为此付出过青春的艺术，身为一名芭蕾演员也能从中体会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辈子只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群舞演员。当这种感觉油然而升的时候，他们很少想到一生的成败得失。然而，一身的伤痛，到了比别的行业提前许多年就必须退休的时候，而自身却无一技之长，他们也难免产生落寞的感觉，有时甚至想，当初如果选择当一名最最普通的工人，这10年下来，至少也算是一名优秀的操作能手了。许多人在退役之后，40岁的年龄，再去试图学一门手艺，或是化妆、或是服装、或是干脆替舞团打杂，甚至永远地离开芭蕾。
       于是，尽管他们如何钟爱芭蕾，却再也无法想象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一名芭蕾演员。
       然而，芭蕾对于许多人、尤其是身处艺术圈以外的人来说，仍透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神秘感。从儿童芭蕾学校的学生来看，一些尖子学员往往都是工人子弟，吃苦耐劳。他们的家长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芭蕾能同艺术结缘，甚至争取做一名光彩夺目的明星。但对于大多数深知芭蕾之苦的艺术界人士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把孩子送进舞蹈学校，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接受一点艺术教育，培养孩子优雅的气质和良好的体形，而绝不会让孩子将来做一名芭蕾舞演员。
       目前在全国，专门从事儿童芭蕾教学的“舞蹈学校”不计其数。仅以上海一地为例，最为出名的有3家，分别是汪齐凤芭蕾学校、小天鹅舞蹈团和白玉兰儿童芭蕾舞团。让孩子从小受一点芭蕾的训练，已成为许多家长的共识，并舍得为此出钱出力。“小天鹅”和“白玉兰”都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附属团体，教师中许多是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有着一定的教学经验和严谨的教学作风。汪齐凤作为一名告别舞台的芭蕾明星，做了一次明智的选择。近年来她又引进了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少儿芭蕾的教材，采用RAD考级制，当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都拿到了皇家芭蕾学院颁发的级别证书，自然喜出望外。
       与此同时，白玉兰儿童芭蕾舞团在确保儿童教学质量的同时，又开办了几期成人芭蕾班。未料，报名者纷至沓来，许多年轻人来此圆了儿时的芭蕾梦，一招一式学得极为认真。学员中还有许多OFFICE小姐，她们希望通过学习芭蕾，训练出优美的体形和培养高雅的气质。一位成天埋头于股票经纪的学生说：“我来此训练，只是出于对芭蕾这门艺术的热爱，也是一种卡拉OK、自娱自乐。”也许他可称得上当今时尚的另一个群体——芭蕾发烧友。

       芭蕾在内地、边缘地区久演不衰

       芭蕾在中国内地的演出，历来都能场场爆满，盛况空前。1999年6月，上海芭蕾舞团在青岛演出4场《天鹅湖》，观众总人数近万人，青岛观众为能一睹芭蕾艺术的风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戏票在一天内全部售罄，每场演出前，剧场门口人头攒动，围着不少等退票的市民，20—50元一张的入场券，黑市上被爆炒到50—100元，青岛市刮起了一般芭蕾旋风。2000年5月，“上芭”又在重庆演出3场《白毛女》，每场3800个座位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观众，不少人甚至席地而坐，场内实际观众人数超过了5000。2000年10月，在兰州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上芭”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打破了兰州素有“皇家剧场”之称的黄河剧场从未满坐过的纪录。演出当晚，还出动了一个营的武警以备不测。可以这样说，在国内，上海芭蕾舞团每到一地，都能成为当地的一条重大新闻。
       然而，正当“上芭”的领导们带着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在内地作巡演时，我们不难发现，在气氛热烈的剧场效果背后，芭蕾在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均属于启蒙。在中国的芭蕾和中国的芭蕾观众仍处于启蒙甚至“扫盲”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暂且回避正处于低谷的舞剧创作。
       当前，西方的舞剧创作普遍存在着两大问题，是值得中国编导们注意的，一代舞蹈大师前几年相继谢世，人才有了一个断裂层，舞剧创作陷入了贫弱阶段，而另一方面，西方的很多编舞家早就把眼光投向了东方。舞蹈家舒巧对西方的经典舞剧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除了《吉赛尔》和《天鹅湖》，其他的如《罗密欧与朱莉叶》、《唐吉珂德》、《胡桃夹子》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结构松散的问题，它们都是一、两百年以前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属于自己文化的舞剧，而不是纯粹地摹仿别人已经属于历史的东西。
       但也有人认为，纯正的古典芭蕾才是芭蕾艺术魅力所在。作为中国的芭蕾舞团，仍应该不断地推出西方的经典舞剧，这是一个作为一流芭蕾舞团实力的体现。经典芭蕾和现代芭蕾，两者缺一不可

jinfeng888

我顶一个，大实话啊，哎

迁寻草

每一项艺术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开始都是不易的吧,芭蕾舞在中国更显出了我国人的精神可佳,这些为着理想,艰苦奋斗的人是多么可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