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阳人文讲坛时文阅读相关文章（1）：上海减负事件

悠悠

时文讨论

孰为因果，校外培训市场该不该为减负让路？

原帖在这里：

http://www.etjy.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42074&pid=5256802&fromuid=280430

后面会把相关文章逐一贴上。

附加阅读：critical thinking（过去人称批判性思维，如今大热的称呼是“审辩式思维”，内涵都一样）相关书籍：

《学会提问》

悠悠

民办学校“小众”培养标准绑架绝大多数孩子，减负陷入“囚徒困境”

继今年上海“两会”上，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话题引发代表、委员热议之后，近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赴有关部门调研时再次强调，要出台坚决措施清理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维护义务教育公平正义的初衷，维护上海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减负要出真招、动真格，突破口究竟在哪里？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多位教育专家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陈，首先要厘清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定位，从而明确“该减的负担要减，有些不该减的‘负担’要补”。

“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为了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取消了一些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老的标准没了，但又没有用新的、更科学的标准代之，这就使得我们基础教育的评价标准不明确。”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说。

在中学挂职担任4年校长的周彬感触很深，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难减的重要原因。“讲得更直白一些，我们的小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标准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现在给不出明晰的答案，使得广大家长和学校无所适从。”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就是被取消多年的“小升初”考试。“小升初”，过去有升学考试。1997年，响应当时的减负呼声，上海取消了“小升初”考试。

这个政策的出台，确实缓解了小学生的升学压力，但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小升初”阶段没有考试，如何科学地评价一名学生？

“于是我们看到：公办学校过去用来评价学生的一套占主流地位的标准，因为各种减负的考虑被去除；而民办学校那些本来属于非常小众的培养标准，却成了全体追求的目标。”

周彬说，民办学校本来是为了满足一部分家长和学生在教育上的多元选择，“当本应为少部分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服务的民办教育的选拔标准，突然成为大众的标准后，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就不言而喻了。”

本市某高校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即便他自己身为教育工作者，也会基于心理恐惧而去选择给孩子报培训班，“虽然理性告诉我，不应该从众去培训班，但我们谁都知道，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体系，结果只能被碾压。表面上看，学生越来越重的负担是培训机构带来的，但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内部标准缺失。”

“事实上过去多年来，主管部门陆续出台多项减负政策，但为何有些政策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沪上一所知名中学的校长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只是减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负担，而不是学生真正的负担。

他建议，在出台新政前，要好好梳理旧政策的利弊得失。比如，一说要减负，首先被规范、整治的就是学校的教学活动时间，要求学校严格遵守教学课时、不得超时；学生在校时间也有严格规定，放学后必须回家，学校不得组织任何活动。

“从教育发展趋势看，除了语数外等学科类课程外，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诸如STEM课程以及艺术赏析、动手实践等旨在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非学科类课程。”

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指出，要求公办小学一律下午3点钟放学，这就使得学校根本没有时间来开展那些拓展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非学科类课程。而事实上，这类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都会主动学习，根本构不成“负担”。

更遗憾的情形是，学校遭遇的不少“减负禁令”，已经无形中把一部分学生赶向了培训市场。在不少学者看来，在减负问题上的“一刀切”，导致很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无法落地或者最终失效。

因为，教育是面向人的事业，不管是限定学时还是限定作业量，在学生的个体差异面前，很多政策因为“不适用”，所以失去了效果。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和教师要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而根据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小学四至六年级每日家庭作业量不超过1小时。

“无论是从法律来看，还是从教育部一些可量化的标准来看，上海大多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都是达标的，即使少数学校在作业量上存在超标的情况，也不会产生过于沉重的课业负担。”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指出，当前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主要源自于升学方面的压力。“现在到中小学去问问，估计从来不补课的学生是绝少数。人人都在外面补，都是为了想上好学校。”

“虽然补习市场十分火爆，但补课和学业提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很多家长根本不清楚。”袁振国介绍，华东师大一项最新的调查表明，学生补课时间和学业成绩提升之间并不是完全正相关的关系——

为何每次推出减负新政，效果并不如人意？  “老实说，减负政策出得越频繁，家长心里越没底，就越焦虑。”一位中学老师说。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掰着指头算：从1955年教育部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开始，教育部至少已经9次发出文件，强调要给中小学生减负。

可是为什么每次推出新的减负政策后，效果并不如意料中那样如意？张人利认为，细究各类“减负”政策，出台的初衷都是好的。

比如从上学期开始，上海的小学开始全面推行“零起点”“等第制”，这些举措确实都符合小学生的学习规律，有助于减轻因学习产生的心理压力。

“但任何一项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张人利说，减负政策也如此，由于缺少后续跟进、配套举措，一段时间后难免会造成效果反弹。

仍以最新出台的“等第制”为例，推行一段时间后，除了家长要适应、读懂孩子手上那张全新的、带着很多等第评价的成绩单，学校对老师的教学质量监管，也必须要拟定新的办法。

“对学生的评价从分数评价改成等第评价后，学校如何精准地评价老师，鼓舞老师的积极性，这就是等第制带来的新问题。”在推出减负政策的时候，如何尽最大可能发挥其功效，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考验管理部门的决策水平。

不少一线教师告诉记者，中小学生的课业减负之所以显得特别艰难，除了激烈的升学压力，何谓“负担”，在不同的个体身上都有不同的表现。

“教育应该是把被教育者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减负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教授以最近十分火爆的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举例。在这次诗词大会上，有的中学生能背2000首古诗词。“以普通学生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水平，真是‘压力山大’。但有的学生特别喜欢古诗词，乐在其中，这样背几千首诗歌就成为自主学习。因为喜欢，就根本不是负担。”

钟扬还谈到了他的一则观察：当下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不如人意。照道理说，大学生写作不行，肯定是中小学时期写少了。可去做了调查后他发现，中小学的写作负担其实很重。

问题在哪里呢？“很多中小学的写作训练，都是基于应试的重复劳动，这就是我们要直面的减负真相：现在的很多减负举措，减的是一些学生必不可少的素质和能力训练，增加的是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

在袁振国看来，中国历来有重教的文化，而步入社会转型期后，身份的焦虑、竞争的焦虑等各种复杂的因素，最后都传导到孩子的教育上。也正因此，减负成为一个复杂的、需要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

为孩子减负，当有轻重缓急之分。比起中小学生减负，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坦言，当下更应该集中力量出台一些政策，为幼儿园的孩子先减减负。

“有两种倾向是当前必须要重视并整顿的，一是幼儿教育的‘学科化’，另一个是‘小学化’。根据人的生长发育规律来说，幼儿时期应该是通过游戏的方式来感知世界，必须以探究学习为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超前学习已经扑向学龄前儿童，面向学前儿童的所谓“思维训练”、英语等课程在培训市场上十分火爆。甚至有一年级家长直陈，一些民间举办的低年级小学生数学杯赛中，已经冒出来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学科竞赛已经从小学生发展到学前了，这多么可怕!”

“升学压力再怎么传导，也不能任其蔓延到幼儿园孩子身上，这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说，“须知，过早的学科教育，其危害可不亚于给孩子吃三聚氰胺奶粉。”

杨雄认为，在对市场培训机构加强资格审核，首当其冲是把好学前关。如同食品安全需要抓源头管理一样，面向幼儿的减负，也要采取类似的方法，予以重点保护。

悠悠

从最近上海最热的减负事情说起

第一个说法
“你看人家老美以兴趣为主导的培训方式多好，所以人家IMO夺冠了，这才是王道嘛。中国的这种功利性强的培训方式把孩子都害成啥样了，本来还算有效果，现在连冠军都丢了，所以完全不行。”
”
持这种论调的人往往都是教育界的名嘴、海龟为主，他们能抓住一切机会捧老外的教育，批判国内的教育，老生想说，如果现在中国真用了那套模式，就完蛋了。这叫文化入侵、思维同化，教育这个事情如果被同化，将影响下N代人的价值观。老生要问，你是想干嘛？
再来就事论事，首先，老美拿了IMO正常不？老生觉得很正常，第一强国在一个竞赛项目上夺冠多正常的事情啊。而且本来差距就不大，从概率上说偶尔被人得个冠也很正常。怎么就能升华到教育制度上呢？ 其次，再来讨论下“兴趣”这个问题，兴趣和成绩，这两者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因为有兴趣，所以有成绩，因为没兴趣，所以没成绩。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这里没有考虑到兴趣是怎么来，兴趣是天生的吗？显然不是，反而成绩就是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设想，你在一件事上偶尔获得了一次成绩，获得了成就感，获得了心里的满足，是不是很可能为了再次获得类似的心理体验，从而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多次获得类似体验后，固化成的心理状态不就是兴趣的真面目吗？所以，兴趣和成绩不是单方向的逻辑关系。简单说，中国能去参加IMO的那几个同学，有可能是对数学没兴趣的人吗？ 既然大家都有兴趣，那为何能得出美国成功是因为兴趣呢？

第二个说法

“培训机构万恶啊，引导家长的焦虑然后敛财，大搞提前教育荼毒了多少青少年，未来堪忧。“
”

这个说法大多是教育界老专家们提出的。他们的确对教育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但多少会被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所局限。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不存在培训机构这个东西的，一些专家都是依赖老师、自学、书这些，并且基本都是在小时候一路玩上来的。所以会不由的得出教育不宜过度的结论。当然，客观的说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变，全民小康、信息爆炸、导致这几代孩子的智力水平、知识获取量，等等远超当时。所以必须要重置我们对孩子接受能力的基本认识，重新确认。是，是有多的例子来印证说不合理的提前教育或者高难教育会对孩子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个现象更容易被发现，且被传播。但是，老生相信有一些很有潜力的孩子的天赋同样已被埋没掉，但却没有人发现，更不会被传播。下一个爱因斯坦、牛顿也许已经被你们亲手埋没掉了。(说到此处有点难受)

第三个说法

”归根究底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功利，导致了一系列后续问题的发生。矛头指向中考、高考等。“
”

这个基本是愤青们提出的观点。说实话其实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蛮冤的。老生不是说教委做法都对，做的很好，但是恰恰是这套方法，让中国的经济在这几十年里飞跃了。现在虽然有些地方需要优化，需要调整，但是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允许我们做太大的调整，只能慢慢优化。回头想想，我们父母这辈人多少是文盲，现在大城市还有几个文盲？以前大学生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又有多少？老生看的到优化的过程，也相信一定会不断地优化。请你们不要着急，回头多看看，看看一直以来的发展，然后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1. 把文章开头的推导逻辑链做一个补充：考试结果不好（比如本届IMO居然是老美夺冠） <中国的教育不行 < 根源是压制兴趣 < 学生很苦逼< 只好参加培训机构 < 带来升学压力 < 引发焦虑感 < 教育制度问题 < 经济发展水平 。

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导致现在教育一系列异象的根本问题绝对不是教育制度，其实是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政策和经济是密切相关的。

a)  经济发展决定了人均教育资源的量。减少社会总体焦虑。

b) 经济发展改变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从而导致社会对人才的定义多元化。也就是大伙说的出人头地的方式多了很多，同样减少社会焦虑。

c) 经济发展改变人对于生活目标的定义，让教育多元，学习多元，分散了教育的压力。

2. 关于兴趣，有几点要说的：
a) 兴趣绝不是天生的。小朋友爱看动画片，这是对动漫的兴趣吗？小孩都喜欢在纸上乱涂乱画，这是绘画艺术的兴趣吗？小朋爱折纸飞机是对航天的兴趣吗？显然不是。

b) 兴趣是既要挖掘也要培养的。通常我们会发现孩子会看上一样爱一样，但是又不长久，所以家长就蒙了，这孩子到底兴趣在哪里？兴趣到底是挖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其实兴趣是环境决定的，家庭环境是最核心的，而且通常很难可以营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对孩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无法发现并刻意培养，那么可能就错过了。比如，你家里都是知识分子，摆了很多古董，很多书，那么多尝试文科方面的兴趣去培养。所以兴趣看似是挖出来，其实是养出来的。

c) 兴趣一开始很脆弱，但会越来越强大。前面说到兴趣和成绩的关系，中间有一句话：获得了一次成绩，获得了成就感，成就感一定能反作用于兴趣，但其实成绩并不一定。因为成绩和成就感中间需要老师、家长、社会的认可和鼓励才能转为成就感，而且细节上来说还有程度的关系，找机会再和大家细说。就拿最近特别火的武亦姝来说，这次比赛如果输了，大家觉得她会从此对诗词失去兴趣吗？一定不会，她的兴趣已经很强大了。但是在初期，比如一个孩子，某次偶尔作懂了一个全班都不会的数学题。如果不小心遇到了个不良老师来一句：这孩子狗屎运啊，被你蒙对了。一个好老师的另一句：赞，你很有潜力啊，继续努力。前一句基本就把兴趣击碎在萌芽里了。后一句可能造就了一个未来的高手，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最后总结，要解决现阶段的教育问题，老生觉得以下几点建议可以供大家参考：
1. 大伙别过于纠结，一起努力，大力发展经济，有了经济才有可能更好解地决教育问题。
2. 大力推动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对不同兴趣、天赋各异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3. 提升家长教育。国家和社会组织建立各种家长学院，利用互联网让更多家长真正地理解教育孩子的方法，培养自己的教育理念，从而主动避免各种教育不合理现象。制度或政策不支持，那就靠家长自己去把握最正确的方向。

悠悠

学生课业负担重，校外辅导班几宗罪？


最近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两次谈到要净化教育培训市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他强调说，教育绝对不能被逐利的资本所绑架！“这个市场如果政府不管，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孩子们。”

为什么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如此火热？从中反映出学校教育哪些问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和发展瓶颈？为学生“减负”，从整顿校外培训市场入手，对路乎？政府强势整顿和净化教育培训市场，到底是好事还是会坏事？

校外培训班的宣传广告用铺天盖地形容，已不为过
1认为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就加重了课业负担，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归罪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一种容易“得宠”却十分肤浅的意见。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到底是过重了，还是太轻了？如果是“过重”了，主要责任者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其他原因？
邝红军：（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不要“敌视”校外培训市场
关于“校外培训热”，我最想说的是：请不要敌视之。我不是说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好，也不是不要义务教育的公平正义，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屡减不轻”，教育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教育改革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
认为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加重了他们的课业负担，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归罪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一种容易“得宠”却十分肤浅的意见。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到底是过重了，还是太轻了？如果是“过重”了，主要责任者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其他原因？
看一种负担是“过重”，还是“太轻”，可以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的承受能力，二是该负担是否值得担负，三是有没有别的人分担或帮助
明确了考虑负担轻重的因素之后再来看中小学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到底谁“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容易明白了。有些孩子不觉得在学校的学习负担重，因为他们的学习基础比较好，学习能力比较强，更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和环境，得到老师赞赏和学校嘉奖的机会也比较多；某些孩子因为学习基础差，学习能力不强，又因为班级规模大或者教师责任心以及能力不够等诸多原因而得不到支持和帮助，甚至受到歧视，他们在学校可能觉得难受，更有可能感受到“课业负担过重”。假如后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参加学习，有教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循序渐进，不断找到进步的感觉，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会觉得负担“过重”呢？
再说加重课业负担“值不值得”的问题。据我观察：主动地或被动地给自己“加重”学习负担的学生及其家长，之所以“愿意”加重负担，甚至还要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地位升迁，二是为了素质提升。我没见过为了审美情趣或享受教育过程而给孩子及自己加重课业负担的。
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学校分三六九等，进入不同的学校，代表着孩子的未来获得不同的财富、权力、职业声望和婚姻家庭关系，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之下，这些东西还会涉及他们下一代的福祉。
在社会分阶层和学校分等级，而且二者几乎一一对应的事实面前，明智的孩子和家长们能不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吗？不论“择校热”，还是“校外培训热”，都是这种“群体焦虑症”的放大了的表现。
除了“地位升迁”的目的，也有大量的家长送孩子上校外培训班真的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才艺和某种技能水平，提升他们的文明水平和素养高度
没有人强制，没有他人的苦口婆心，自己掏腰包送孩子去校外机构培训，难道这些家长都傻吗？不排除一些家长是“跟风”，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与现存教育制度及学校教育状况的不适应之间的矛盾，开始“自救”，或寻求可替代的教育服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恰恰就是可能的“优质”的或者“合意”的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校外培训中心和机构是教育培训服务的提供者，投资人创办这些教育培训机构并不是“用资本绑架教育”。相反，他们主动投入、融入和利用资本来创造、提供各种教育培训服务。只要他们的资本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不是倚靠权力强制征收或者贪来的，而是劳动、借贷及合法经营所得，凭什么“不允许”？为什么要扣上“绑架教育”的“罪名”？
资本是投资者用来运营从而企求增值的财富，它和土地、劳动一样，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的源泉。家长自己花钱买自己想要的教育或培训，有人想方设法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竞先提供各种教育和培训，为什么不“喜闻乐见”呢？
整顿和净化教育市场不大可能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教育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一句话可以说明——公共的归公共，私人的归私人
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利用好税金，办好公立学校，保障公民的基本的学习和受教育权利；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利用好资本，自主合法经营，让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和自由交易。包括提高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门槛在内的所谓的“净化教育市场”的行动或运动，不一定就能有效增进教育的公平正义，还可能让资本远离教育，让教育的可选择性变小，选择成本增加。
暂且不论教育是不是“神圣的职业”，只问教育家和投资人是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显然不是的。我承认教育家是优秀的人才，总的说来，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培养更加优秀的下一代。作为优秀人才的教育家，既可以被政府所用，办好公立教育，也可以被投资人所用，办好私立教育。投资人提供资本，教育家提供好的教育，共同合作，服务于人民，有何不妥？

我国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去年的产值达到8000亿元，其中，中小学学科培训占绝大部分
2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根源还是出在文化意识、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这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就当下来说，关键还是要办好学校，政府有责任均衡配置包括师资在内的教育资源，办好每所学校，让学生在校内就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
孙明云（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启示
“抢跑”，所以“领跑”。每个人都有“领跑”的愿望


很多人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红火主要是家长的焦虑和高期待引发的，其实不尽然。一位朋友向来反对送儿子到培训机构补课，儿子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可是儿子上高一后没多久，就主动要求上辅导班。朋友很惊讶，原来儿子发现自己的学习成绩与很多同学差距不小，自信心倍受打击。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些同学暑假早就在培训机构里学过这些课程了。儿子顿时就有了危机感。一位同事也告诉我：女儿就读幼儿园中班，元旦班级演出完回家就吵着要求学舞蹈。


孩子们自己要求到培训机构补课或学习艺术技能，原因大概都是被周围的“领跑者”刺激到了，而所谓“领跑”又多多少少与这些同学的课外培训“抢跑”经历有关，由此自发产生了需求。
有“需求”，必然有“市场”。批评一刀切简单化的“减负”，并不意味着这种“减负”给了培训机构“可乘之机”，带来了培训市场的繁荣


事实上，即便学校教育能够更有弹性，能够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个性化的帮助，学校教育服务的公共性、教育目标的多样性、教育资源的有限性等，都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学习需求。
校外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培训项目纷繁复杂，为何这些机构会越来越红火？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而已。需求是多方面的，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激烈的升学竞争、儿童本身的兴趣爱好、公共教育资源的同一性无法满足个体的学习需要等，都可以带来需求。
这些需求或多或少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在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你不尽可能让自己变“优秀”，你怎么可能站在“舞台的中央”呢？只要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所谓的“减负”，某种程度上近乎是一个基于善意却近乎残忍的谎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近这些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和县城，城市中心城区和城乡接合部地区，教育质量的差距越扯越大，这实在有些“受益”于所谓的“减负”。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城市中心区教育培训机构要发达得多，学校虽然“减负”了，但很多学生没有“减负”，课余时间都到培训机构“增负”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外培训机构事实上成全了一部分人的梦想；相对应的，当然也有很多孩子，因为当地培训市场的不成熟或者父母无意识、无力供给，而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负”，事实上加剧了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均衡。
如果说因材施教是最有效的教学原则，培训机构提供服务的买卖性质和服务目标的单一性，决定其恰恰最有可能实践这一教学原则，为每个人定制相对个性化的教学服务，从而实现较好的学习效果。这大概也是培训机构存在的最大价值，是它作为学校教育补充存在的最大理由。学生负担过重与培训机构火热似乎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只要有需求存在，哪怕严禁培训机构，培训或补课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校外培训市场净化须“管之有道”。其既然是市场产物，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准入门槛和监管条例，明确清晰的监管主体，确保有效实施监管，其他的理应交给市场规律来决定


1917年，美国国会宣布“禁酒”，并且把禁酒令写进了宪法，号称“第十八修正案”。老百姓可不管那么多，明着不能喝就偷着喝，过不了几年，秘密喝酒就成燎原之势。人们的饮酒量不仅大大超过了禁酒令发布之前的年月，而且酒的价格也越来越高。立法者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反省。1933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第十八修正案”，酿酒、运输、买卖和饮酒都是合法的，重新开放了酒的市场，但禁止未成年人饮酒，并对借酒闹事、酗酒肇事者给予严厉惩戒，从而顺应了民心民意。如何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如何整顿培训市场，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根源还是出在文化意识、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这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就当下来说，关键还是要办好学校，政府有责任均衡配置包括师资在内的教育资源，办好每所学校，让学生在校内就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让学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力安排切合实际的教学活动，能够有可能实施更加个性化的教学和辅导，让多数的学生在校内教学中就能“吃得饱”。

农村中小学生上课外辅导班，也司空见惯
3校外培训已经火热到接近全民参与，而且，不仅是补特长，培优补差，而是普及教育，语文数学英语等本应该在学校就学的很好的课程，再到社会上培训，补习，让补习班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就让学校教育和政府显得很尴尬
原绿色（安阳市铁西路小学校长、学区长）：它是学校教育的一面镜子
“校外培训热”已是当下不争的事实，上补习班已成为中小学生的一种潮流，几乎是“全民运动”。不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存在，就连农村留守儿童上补习班也已经习以为常。这至少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学校教育没有能够完全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如果满足了，谁还会花钱买紧张，送孩子上补习班？二是说明校外培训确实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和空间。如果没有价值，不起作用，家长也不会耗神费力和花钱。三是说明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和焦虑。家长唯恐子女落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愈演愈烈。四是说明市场的“大手”及培训机构的宣传、渲染作用不可小觑。五是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和引领不够，校外培训乘虚而入，快速壮大。
校外培训应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有益补充。学校因为学生人数多等多种原因，还是不能够完全实现因材施教，完全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学习相对落后的学生补一补也属正常。比如，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科技、劳动和社会实践等专业师资不足，专业器材和场地不足。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学校与社会专业机构相比缺乏优势，有兴趣和特长发展需求的学生，上特长班，接受更专业的辅导，也属于正常现象。包括奥数班等，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合理的存在。
再如，学校下午放学比较早，而家长没下班，没时间接孩子；星期天，家长顾不上或辅导不了孩子——于是，把孩子送到“午托小饭桌”和“辅导班”，都可以理解。但现在，校外培训已经火热到接近“全民参与”，而且不仅是补特长、培优补差，而是“普及教育”，语文数学英语等本应该在学校就学好的课程，再到社会上培训、补习，让补习班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就让学校教育和政府显得很尴尬。
显而易见，校外培训的火热折射出学校教育的一些不足，也反映出教育的一种畸形状态。整顿、净化教育培训市场，是政府的分内之事。安阳市三年前就有人大代表提议案，要求整顿午托类培训班，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教育部也曾经三令五申，教师不得补课、不得办培训班等，出台了很多文件抓师德师风，作用似乎也不理想。
抓教育培训乱象应当标本兼治。首先是加大教育投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聘请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到学校辅导学生，举办专业特长班，照顾和辅导家长顾不上接的学生，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其次要抓紧落实中高考改革，和对学生、对教师的绿色评价，给教育和学校、学生科学正确的评估，让学校、教师、家长都去掉应试教育的“紧箍咒”。再次，要切实规范培训市场，既要取缔存在安全隐患的补习班，打击非法办学，还要对办得好的培训学校给予奖励，提高培训质量，让培训机构良性发展。

有资质、遵循教育规律、为孩子着想的教育培训机构将得到发展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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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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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减负已经闹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