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 上海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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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思南路73号

有一幢建于19世纪二十年代的房子

一底三层，是一个法国在华商人的房子

这样的建筑，在那个年代并不常见

建造者和居住者都是“外国人”

并且修建的目的都很简单

“给传教士修建一个庇护所”

有了传教士的安居乐业

大批“洋人”跟随着涌入中国

需要居住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于是，在上海租界

开始出现了一批

“独具异域特色的建筑群”

不断出现的“异国建筑”

引起了当时一大批巨贾富商的关注

他们争相效仿

尝试着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加以融合

开始在上海大量的建造

具有东西方特色的独栋式别墅级庭院

其中，就包括——周公馆

然而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周公馆，并不出名

也不叫周公馆

它的由来

还得提到一个伟大的人

— — 周恩来

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该幢房屋，

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

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

“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所以至今，门口挂的中英文门牌写着

“周公馆，GEN CHOUW EN-LAI'S Residence”。

周公馆的外墙上镶嵌着光滑的鹅卵石

夏天整幢楼房掩映在浓绿的爬山虎的叶丛中

楼房的南面，有一个占地一亩多的花园

花园的中间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

中央耸立着一棵与楼房一般高的百年大雪松

三面环绕着女桢、腊梅、黄杨、冬青、玉兰、海棠、茶花等树木花卉

还有一个小的喷水池，环境幽静

更为重要的是

不仅是清静幽美的花园

周公馆更是周边唯一一幢3+1独栋别墅式建筑

与他相似的

还有汾阳路45号的丁贵堂住宅

独栋别墅式的建筑设计+私人花园的惬意生活

两者均堪称当时建筑中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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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上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周公馆”
2016-01-04 摘编：吴一峻 方志上海
在幽静的卢湾区思南路上，51－95号过去称为义品村，是个名人荟萃之地。其中，73号（原马斯南路107号）曾经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旧居，是一幢建造在法租界内的近代独院式花园洋房。篱笆围墙连接着的是黑漆大门，右扉水泥柱上挂着一块木质白漆牌子，上书“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在西大门外的户名牌上，还刻有“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Ｚ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周恩来将军寓邸）的英文标志。
义品村内的周公馆沿街而造，建于1912～1936年。砖木结构，法式花园住宅。该住宅由法国在华商人出资建造，占地面积668.5平方米，建筑面积608平方米，总体布置为屋高3层，中部4层。
该住宅红瓦砖镶嵌，局部作转折屋檐，外墙立面置卵石，清水砖镶嵌，局部墙面采用水泥拉毛饰面，多种式样窗洞口，南向两层，大阳台旁设置室外楼梯通花园，屋内另设半地下室。走进义品村就能看见周公馆外墙上满墙绿色，藤萝花架，楼前是一片草地，垒有假山，设喷水池。四周植有冬青、龙柏、雪松、棕榈树等花木，环境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又栽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塔松，每当夏秋季节，周恩来总喜欢在晚饭后踱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布置工作。
住宅楼底层为厨房、服务人员住房和门房，一楼为会客室，东西两侧为起居室、卧室和卫生间。二楼为起居室、卧房和浴厕间。三楼除卧室、卫生间外，还设有储藏室。底层楼外设露天扶梯，二、三层室内另设盘旋式柚木扶梯。一楼和二楼均设南向内阳台，装花铁栅栏，门窗、地板、护壁板均以柚木制成，屋顶盖筒瓦，屋面四坡顶，外墙立面为水泥拉毛。该花园住宅1979年辟为周恩来纪念馆对外开放后，为使建筑结构能承受参观人群的荷载，旧址作了整修，楼房结构从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楼面用钢梁、钢柱加固在隐蔽处，尽量保持其原貌。
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政府将首都从南京暂时迁往重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当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随至迁到南京。考虑到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都住在上海，中共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这样，既可以使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活动有回旋的余地，又可以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的斗争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基地。1946年4月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以便“筹备办事处”。国民党政府表面上说得好听，“所需房屋，请先自物色，候觅定后，如系敌产，尚未指定用途，可由院访上海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拨租”，然而，实际上一拖再拖，直至周恩来到南京的前几天，才匆匆拨了梅园新村30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而上海的房屋则始终未拨给。周恩来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派陆定一到上海，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交涉，被“婉言拒绝”。其实，周恩来原先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在与国民党交涉前就已经派人到上海办理租借房屋之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3～4月间，由先期到上海的乔冠华、龚澎经手，通过关系，租顶下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但是，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借口，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小楼租下以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到国民党当局阻止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情况后，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4天以后，即6月20日，“马斯南路107号”门号牌的旁边就挂了“周公馆”的户名牌。
1946年6～10月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每次到上海都住在这幢楼里，卧室就安排在一楼会客室的东间。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常有客人来访，住在楼下不方便，也不够安全，要把他的卧室搬到二楼东南比较宽敞的房间里，这是全幢房屋中设备最齐全的一间，有浴室和阳台。但是，周恩来执意要把这个房间让给带家属的同志居住，自己暂搬到三楼东面一间卧室居住和工作，这里名为三楼实际是极为简陋的假三层，低矮闷热，光线较暗，室内有一张床，一只写字台，靠边的门一侧有只竖式木衣架，还有两只凳子。周恩来随身行李仅两只小皮箱，生活非常俭朴。他日常喜欢穿一套蓝色士林布的学生装，一双青布鞋，往往在接见客人时才换上西装，常穿的是一套陈旧的灰色派力司西装，外出时戴上咖啡色呢帽。
1946年7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飞抵上海后，向联合国和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交涉“黄河堵口工程问题”未获结果而返回南京。两天后，他再次飞抵上海，当天下午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的记者有10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迟到的记者不得不在门窗外、阳台上站着听讲。这次招待会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译成英语，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在中外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当年9月16日，周恩来再次抵沪，在这里单独接见了美国联合社记者，举行了70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10月17日和19日，他仍在此公馆里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国桢、雷震和第三方面代表张君劢、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正式交换意见。
不久，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共代表撤回延安，在周公馆告别会上，周恩来在演讲中对形势作了精辟的阐述。
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周公馆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属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并被上海市旅游局推荐为旅游观光点。
来源：上海名建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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