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曾颖民间记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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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一：垃圾山上的“小资” 曾颖2003-07-18　　王志和是我十几年记者生涯中遇到的无数奇人中最不奇的一个，他是成都城外龙泉垃圾山上捡垃圾的，从没有得过５０元以上的体彩足彩奖，也没有患过需要向社会求助才能康复的重症，他的老婆也没被人拐卖过，他也没有和生产队长以上的领导打过架，他身上甚至连生五胞胎之类的渣渣社会新闻也没发生过。 　　　　然而，在龙泉的垃圾山上，他绝对算是奇人一个，这倒不是因为他平时很超然，从不加入为争抢垃圾而发生的争斗;他身上有着与垃圾山“主流情绪”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 　　　　在垃圾山上，汇集着人四乡八野来的各色人等，他们中有郊县的农民，有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在他们眼中，城里人扔到这里来的那些臭气薰天的垃圾，就是他们一个又一个的机遇，因而，在垃圾山的主流情绪中，热爱垃圾并积极投身到捡垃圾事业中，将捡来的垃圾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去，最终把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元角分小心揣到怀里，便是他们的最高人生准则。为了这个准则，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雪，只要一听见垃圾车响，便会不顾一切地去拼命扒拼命挖拼命抢…… 　　　　王志和在他们中，绝对是另类的，他可能是捡垃圾者中唯一一个坚持８小时工作制，并严格执行双休的人。在８小时“上班”时间内，他和大多数捡垃圾的人一样，蓬头垢面，在臭气和灰尘中追逐每一块可以卖钱的塑料袋、玻璃和易拉罐。但只要８小时一到，无论后面还有多少垃圾车，无论垃圾车上还有多少值钱的纸板、铁屑，他都会收起家什，回到自己的窝棚中，把身上的尘垢和汗渍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全垃圾山上最干净的一套餐具，为自己煮一顿不敢说丰盛但绝对是可口的饭菜，吃完后，就换上干净衣服，开始他一天最重要的娱乐活动－－到垃圾山顶放风筝。 　　　　风筝是王志和自己做的，样子虽然了像他一样粗眉大眼，但却有他永远不能的本领－－随风直上九天，在远离垃圾山的上空中俯瞰春夏秋冬中的一切喜怒哀乐。随着见筝的飘摆，王志和觉得自己也飞了起来，翱翔在春天之上的感觉令他激动得想哭。 　　　　每当这个时候，风筝下，垃圾山脚捡垃圾的人们都会叹息：王志和这娃算是没救了。 　　　　到过王志和窝棚里的人都会觉察出他的另类。他的窝棚和别的窝棚严格说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的只有一张捡来的床垫，同样只有一扇小小的可以透气的他们管叫窗的窟窿，同样的只有最简单的一个蜂窝煤炉和几样最简单的餐具.所不同的是，他的床垫很干净，他的小窗户上，四季都有一个小酒瓶，小酒瓶上插着四时的小野花，即使在无花的季节，也会有一枝树叶。 　　　　我曾经很好奇地问过王志和关于如何看待生活的问题，他很羞怯但很认真的说：我没想过人的一辈子是好长一段时间，我只晓得，一辈子就是由一天一天凑拢的，过好每一天，就过好了一辈子。 　　　　有人说，人最怕的不是生活贫困，而是心也穷了。冲着这句话我知道，王志和的心没有穷。 　　　　转眼，两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听说龙泉的垃圾山改革了，引进了外地的公司化管理，同时削减和优化掉了一大批富余人员，我不知道像王志和这样不“敬业”的捡垃圾者会不会被“优化”下来，我只是在想，那座垃圾山上，如果没有了那只风筝，春天还会再光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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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二：民工讨债 曾颖2003-07-22　　在一个燠热得让人想发疯的下午，一个面色红朴朴的青年民工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他是在本市众多媒体碰了壁之后才来到我们这家广播电视报社的，他对我们这家小媒体抱着最后的希望。 　　　　他说，他是代表16个民工来讨要1998年在一家建筑公司打工的工资，总金额1万多元钱，人平不足1千元，他说，这个数目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他们来说，却异乎寻常。要知道，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里搬一整天砖也不过只能挣十几元钱而已，那里面是有血的。 　　　　他说，为了这不足1千元的血汗钱，他们已不知跑了多少次冤枉路，陪了多少笑脸，吃了多少闭门羹。建筑公司认为，工程是全权包给包工头的，而欠条也是由包工头出具的，因此不打算认账。而包工头认为，公司因为工程质量问题扣了工程款，他受到了很大损失，因此，民工们也应相应承担一些损失，因此也不打算认这笔账。皮球在川西的建筑公司和川北的包工头脚下踢来踢去，一踢就是两年多。 　　　　后来，有人指点民工们去劳动争议仲裁庭，民工们凑集了800元钱，一纸诉状将建筑公司告上仲裁庭。仲裁庭择日开庭，在开庭过程中，由于民工们除了只有一张第三方包工头的欠条之外，无法出示劳动合同等与建筑公司有直接关系的证据，仲裁庭只能休庭，择日再议。 　　　　此时，民工们的心理已经失衡，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当初坚持要依法签劳动合同的话，他们恐怕连十元钱一天的工也打不成。他们很感性地认为，在近三年的讨债过程中，建筑公司有几间办公室厕所有几个蹲位门卫姓啥他们都清清楚楚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没有证据了呢？后来，又有人听说，建筑公司宁愿花30万元打官司，也不愿意付他们的1万元工钱，他们开始愤怒，于是采用了中国人最惯常用的抗议方式，将建筑公司围住，并做出长时期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姿态。就在这位红脸小伙子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建筑公司那边已吵翻了天。 　　　　我知道，这类事情是政府最头痛也是最讨厌的，红脸小伙子被多家媒体拒绝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天气。我在苦思了很久之后，决定派记者去摸一下情况，即使摸回的情况不能报道出来，哪怕对打工仔们能有一丝安慰也好。我的打工身份使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据派出去的记者事后说，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双方已经失去了理性对话的基础，各自都异常愤怒地对记者发泄了心中的不满，公司数次拨打110，巡警们也数次赶来维持秩序，但民工们毕竟不是土匪，因此，巡警小伙子们并没如公司所愿那样强制将民工们驱散，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九点，建筑公司方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将愤怒彻底爆发到我们记者身上，他们说：这么屁大的事也算新闻？你们分明是在煽动闹事，破坏安定团结！他们认为民工们之所以敢这么放肆而巡警没有大动作，主要是因为有记者在场，他们认为记者要为这一事件负责。 　　　　就在我们为应付即将到来的种种麻烦做思想准备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劳动争议仲裁庭通过各种渠道，终于联系到包工头，迫于当前形势，包工头愿意认账，这场为期两年多历尽周折的追债行动，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候画上了句号。民工们当天就领到了工资，而且还得到了一笔讨债的旅差费。这与红脸民工到我们办公室来仅一天之隔，这有些巧合的结果使他们相信是我们帮助了他们。事实上，这件事的妥善解决完全是劳动争议仲裁庭积极努力的结果。民工们仍把感激的重点放在了我们的身上，就在他们拿到钱的当天下午，他们16个人齐齐来到我们报社，送来一面大大的锦旗，那上面的字，个个都令我惭愧。他们还从照相馆请来了照相师傅，一定要与报社的同事们一道合个影，他们选的景，是我们报社广告部的招牌，他们说那上面有我们报社的名字。照相前，他们都认认真真地理了理破旧的衣服，这些淳朴的脸孔就是昨天在建筑公司喊打喊杀的那些人吗？我的感觉很模糊，站在照片的正中央，我只觉得自己的眼眶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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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三：出卖孩子的母亲 曾颖2003-07-25 2002年7月4日，山东寿光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的婴儿贩卖案件，11名来自四川的人贩子被抓获，他们手中的货——11个刚出生的2—4个月的婴儿被挡获。由于天气太热，这些刚来到人世的小生命在被解救的时候有的患了皮炎，有的患了脐炎，一个个都奄奄一息。经过抢救，婴儿们脱离危险，寿光方面经多方努力查知这11名婴儿主要来自四川凉山某县并与当地联络，尽管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感到很为难，还是积极地想办法将孩子接回四川。笔者作为特派记者亲眼目击了这群婴儿回乡的全过程。经过三天二夜的火车颠簸，又经过十多个小时汽车旅行，11个婴儿被送回他们的出生地。为了方便辨认，医护人员在他们额头上写着阿拉伯数字，这些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自己名字的小生命似乎很懂事，在四川48年来最高温度的这几天里作难耐的长途旅行居然很少发出哭声，或许他们已感觉到家一点点在向他们靠近。车到了孩子们的家乡，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城比别的地方的一个乡大不了多少，我们原先预想的那些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们抱着失而复得的小宝宝狂哭疯吻的镜头一个也没有出现，街面上异常的平静，这使得我和摄影记者商量好的拍摄方案全部落空。孩子们被安排到当地烈士陵园里的两间空房里，为了能拍到我们所渴望的母子团聚的镜头，我们埋伏在窗外，等着时间像菜青虫那样令人难受地爬过。就这样，我们等待了十几个小时，成群的蚊蝇在我们身边飞舞着，像是我们烦乱的心理写照。直至第二天下午，当地民政部门贴出让人们去收养小孩的告示，我们终于还是没等来一位来认孩子的母亲。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你们这样是等不来的，他们的妈妈不可能再要他们了，因为这是他们卖出来的货，你看见过哪家商店卖了货收了钱老板还会乐意退的。他的话让我们很愕然。后来，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这些婴儿的确像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样，是当地人生来卖的，这种情况在当地很普遍，这次主要是因为数量太大而引起了外界的重视。据当地人介绍，在当地，一个初生婴儿的价格在1000元至2000元左右，经过长途贩运到山东、福建、广州等地，一个娃娃可以卖到8000元到10000元，这种说法得到了人贩子的证实，在警方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生意风险不大，如果路上孩子死了，扔出车窗就行了，卖两个能成一个都能保证只赚不赔。出于职业毛病，我们异常想见到并采访到这些卖掉自己亲生骨肉的母亲们，经过多方努力，在当地人的大力协助之下，我们找到一位曾经有卖过小孩经历的母亲。我们坐了4个小时的汽车，并转乘拖拉机抖了2个小时，后又坐了近2个小时的机动三轮，我们来到离城很远的一座寨子里，下车时，我们感觉屁股已不是自己的了。山寨连电都没有通。各种石屋子犬牙交错地咬合在一起，从内而外给人一贫如洗的感觉。山寨很静，劳作的人们和闲坐的人们似乎都没什么言语，只有屋角边自由吃食拉屎的猪和鸡偶尔发出点声音。我们很费力地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人家。还好，天可怜咱，居然很顺利地找到那个女人，那女人正蹲在门口剁猪草，草汁将她的手染成了绿色。向导告诉我们，这个女人二年前曾经卖过一个孩子。我们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问，深怕某一个字眼不对，引起女人的伤心或反感，那样我们的采访便泡汤了，这一百多里山路也就算白跑了。女人出乎我们预料的平静，她说：你看看，咱这个家里，除了娃娃，还有啥子可以值1000元钱？循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看见黑漆漆的屋子里只放着一张摇摇欲坠的床，火糖边吊着一口早已烧变形的锅，下面有几只口儿上生着锯齿的碗，更深的屋角，一头半大的猪很恐惧地在打量我们。粗略估算一下，她的整个家业，把那间残破不全的算在内，其价值超不过1000元。女人摇了摇头说：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就挣1000元钱，那可是两季的收成。那孩子的生死呢？你不管吗？命里注定三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这就是命，都有命管着呢。女人的声音突然让我们感觉很苍老。她抬起头向远方眺望，像是对我们，又像是自语地说：兴许，兴许他会找到一个好人家呢。这时，我看见她眼里且种说不出是喜悦还是悲伤的异样光彩。在回来的路上，山东来的记者许先生摇头叹息说：他们穷得只剩下生育能力了。我们大家都沉默了。想着地些在烈士陵园里等着人们收养的孩子，我们甚至有了一个恶毒的想法：要是人贩子没被抓住的话，他们……他们兴许真能找到一个好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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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四：下岗女工的生日蛋糕 曾颖2003-08-04从菜市场回来，福嫂觉得浑身上下只有酸胀的腰是自己的了。自从下岗以来，她便每天到菜市场上帮人杀鸡鸭，赚一些内脏和毛之类的杂物，分类卖给火锅店和废品收购站，一月下来也能赚几百元钱，钱虽不多，帮补家用倒是能应应急，就是人太吃亏，太阳晒，水气蒸，人声扰耳，一天下来，人就像要散架了一般。屋里照例没人，女儿小兰正读高三，这岁数的孩子，日子比劳改犯也好不到哪去，课内温习课外复习早晨预习晚上补习，整个儿一个读书机器。有时，看着女儿目光空洞的样子，她真有些于心不忍。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老一辈吃了没文化的亏，还能让她也接着吃？小兰爸厂子的效果也不好，为了预备培养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地攒钱。白天在厂子里上班，下了班还去租别人的三轮上火车站拉客，一家人日里夜里很难有个照面。好放下菜篮子，感觉屋里的空气有些异样。有什么异样呢？沙发上，小兰的课本乱翻翻的仰躺着，桌上没来得及洗的脏碗筷几年如一日地在那里勾引苍蝇。但她觉得的确有异样，并很快发现了它——一块生日大蛋糕，粉红的塑料外壳把阳光反射成满屋红晕。她感到有些诧异：这种看来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在家中已绝迹多年了，今天是怎么了？她本能地掐指算来：今天是小兰的生日么？小兰是春天生的，早过了。那该是小兰爸的？不，也不对，他该是在冬天，那……？她于是跑到挂历前，努力地想确定今天是几月几号，但面对挂历上红红绿绿的数字，她确实有些茫然且笨拙。许久以来，日子是三月五月或八月，是一号十号二十号，对她来说几乎是一样，她判定日子，都是以季节为单位，春天的鸭子嫩，扒毛不费力，夏天的鸭子老气，扯起来费劲。小小日历今天却的确把她给难住了。她判定时间，还有另一个经验：一般，星期天她的生意很好，而星期一最差。她捶了捶腰，想判定今天的劳累程度。然而，她的努力又失败了，由于近来风湿病的发作，她杀一只鸭和杀十只鸭的劳累程度几乎一样。就在她的努力濒于失败的时候，窗外的广播响了，新闻节目福音一般将答案送入窗来：今天是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五。她一听，乐了：这东扑西扑整天忙活，怎么把自己的生日忘了，农历七月十五，关鬼门这天不是自己的生日么？夕阳在窗边，把微笑样的霞光抛进屋子。也抛在她的脸上，她忽然觉得屋里有一股暖洋洋的香味从某个角落里升起，这味已阔别小屋许久了，她知道，那是幸福。在酒一样的幸福感怂恿下，她决定好好地炒几个菜，为自己，为家庭，也为这一个蛋糕，她要置办一顿丰盛的晚宴。在她看来，这蛋糕早已不是一个蛋糕了。从洗锅开始，她便开始猜测蛋糕的来历，她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她记得结婚前，每年的这天，她都会带着白糖花生之类紧俏东西到厂子里来看她，对她说些比糖和花生更甜更香的话。一晃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这二十年里，回想起那些话，依旧是那么甜蜜而温馨。只可惜，婚后的他逐渐变得粗枝大叶起来，很难再有当初那份兴致，送送小礼物或说说心里话之类兴致逐渐被生活中琐碎的争端代替了。这有时引起她的嗟怪，每当这个时候，他脸上都会闪过不可理喻的表情：要买什么钱都在抽屉里，见着什么可心买什么，又没人拦你，还用我送？你们女人家，咋就喜欢在半空里过活？两口子过日子，要那么多好听的干什么？每当这种时候，她便不言语了，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特别是近两年，她下岗，他的单位效益不景气，两人的话就更少了。今天，亏他还记着呢。她开始洗菜，水唱着欢快的歌从笼头里奔涌出来，在菜叶和她的指间绕濯着、舞蹈着，像一群调皮的精灵。她忍不住想抓住安们，它们却顽皮地从她指缝中溜脱了，空气中充满了孩子笑声般的水音，这使她想起她的小兰。买蛋糕肯定也该有她的份，她分明记得小兰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妈妈，你真好！每年生日都给我买蛋糕，等我长大了，一定给你买个好大好大的蛋糕……总之，不管他也好，小兰也好，有蛋糕就好，最好是他们两人都想到了，那样最好。她甚至幻想爷俩瞒着她密谋时神秘兮兮的场景，不觉笑出声来。油在锅里唱了起来，引得她也想唱两嗓子，可唱来唱去只会两句：谢谢你，给我的爱。油烟一冲，满天满地香气汹涌，一下子把歌声呛回她的肚里。她炒了丈夫最爱吃的鸭肠，女儿最爱吃的鱼香肉丝，还凉拌了全家最爱吃的萝卜丝，并且还把原本打算送到火锅店去的一堆鸭爪用来炖了一锅花生鸭爪汤。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她置办了以往五天也置办不了的一桌菜。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冲击着，推搡着，支使她干每一件事，还怂恿她把柜里珍藏了很久的一瓶全兴大曲拿出来。一切都办妥之后，她像一个刚画完巨作的画家一般疲惫而愉悦地审神着自己的作品，室内的温度很高，汗水落在嘴里咸咸的。像风景画少了山和水一样，她总觉得桌上少了些什么。这才想起：忘了蛋糕。她讪笑着：唉，瞧这通忙，差点把主角给忘了。于是腾出位置，把蛋糕放到正中央，像祥林嫂端着祝福的牺牲，小心翼翼，害怕有什么闪失。几只蝙蝠像抹布一样把窗外的天空抹得漆黑。从玻璃上，福嫂看到一个胖女人的影子，蓬乱的头发像政见不同的政客一般各自骄傲地分立着，彼此不相理会。这是自己么？她举举手，玻璃里的胖女人也举举手，她知道，那是自己。这时，她才想起：自己不照镜子已经很久了。她急急忙忙跑进女儿的卧室，从瓶里挤出些摩丝，使头发暂时和平相处了，又从抽屉中拿出唇膏，很笨拙地往自己嘴上抹。她很想涂得好一点，但手却老不听使唤，轻一笔，重一笔，使她看起来像个刚吃过人血的僵尸。她左看右看不满意，干脆用纸擦了。残留的红一下子变得自然了，这才放下镜子，换上一件久已不穿的蓝绸裙，以往很合身的裙子像紧箍咒一样勒得她难受，她努力屏住气，挺胸，收腹，感觉才稍有好转。这时，门铃响了，她如同一颗石子从弹弓中飞出一般扑向门口，她要和他们一样，给对方一个惊喜。门开了，不是小兰，也不是小兰爸，而是邻居郑大妈，郑大妈满头大汗，笑着说：福嫂，中午我钥匙锁家里了，寄放了一块蛋糕在你家，我来取。蛋糕？对对对！生日蛋糕，红皮。福嫂觉得空气中“咚”的一声闷响，随后有一只小虫从她的左耳一直穿到右耳，而后飞得无影无踪。她的头一下子昏沉沉的：蛋糕，蛋糕，怎么会？怎么会？她提起桌上的蛋糕问：是……是……这个么？对对对！郑大妈接了蛋糕道谢走了。福嫂觉得自己心里像有一包马蜂，被郑大妈一捅，乱哄哄地炸了窝。郑大妈走了几步，回头说：差点忘了，小兰让我告诉你，晚上她同学过生日，不回来吃饭了……福嫂点点头，轻轻地关上门，门在很远的地方重重地响了一声。拿走蛋糕的桌上，留下很大很大一块空档。这时，黑夜从四面八方漫入屋来，福嫂觉得，浑身上下，除了酸痛的腰之外，她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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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五：母亲的话语权 曾颖2003-08-06 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和母亲又吵架了，这虽然已经是他们三十多年婚姻生活里的第N次吵架，但母亲依旧很伤心。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与母亲在我三十年的成长记忆中几乎没有和和气气地过上三天以上，在他们之间，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拍桌子瞪眼几乎就像盐和米一样在生活中缺少不得。他们年轻时为钱为粮吵，为教育子女吵，为亲戚朋友吵，甚至为了争论邻居王大妈下午究竟穿的是白衬衣还是灰衬衣也吵。在我记忆中，以往吵架的主题主要是家庭的收支情况这对于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争吵理由。而近些年，母亲做起了一个红火得令人羡慕的小生意，父亲也退了休，尽管退休金不是很准时但终归是要领，而我和弟弟也已经参加了工作并各自安了家。父母身上负担全无而且如愿地当上了爷爷奶奶，很难想得出他们还可以找出什么样的合适理由来吵架。但事实上，他们吵架的时间却更多也更密，追其原因，是因为父亲不让母亲说话，而母亲天生又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这对一个靠人缘经营的小生意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每当有顾客来，母亲总爱与对方寒暄几句，或这几天的天气，或葱姜小菜价格的涨跌，或近段日子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打断母亲的话头，让她做生意就做生意，乱说啥？母亲说，自己就像一个受监管的“四类份子”，一点言语自由都没有。每当我作为调停人询问父亲时，父亲总是很委屈，他说：“你妈这人总是逢人就聊天，聊出什么祸事咋办？文化大革命她又不是没有经历过。”之后，他就会掰着指头给我们讲，某人当年因一句玩笑话被打成“右派”，某人因读错语录被打掉门牙，某人又因向朋友讲心里话被永远扫地出门客死他乡。他说：你妈说话总不分人不分时间场合，我怕她吃亏。而母亲对他的好意是不可能领情的，她说：我跟人聊天，又没讲什么不能讲的，何况，现在是啥年月了，你还翻那些老黄历干啥？每当这时候，父亲总会不屑地摇头，一脸奇怪的笑，有时，口里还喃喃地说：老黄历？老黄历？等翻到了你就知道了。母亲依旧和客人们聊着天，至今也没有什么机构来调查她说了什么，而父亲依旧锲而不舍地打断她的话，这已经成为他们吵架的惟一的导火索，我为此不止劝过一次父亲，遇事得往前看，父亲表面上答应着，而心里深处对我的话不屑一顾，他下次的近乎于病态的制止母亲说话便是最好的证明。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除了陪母亲多说两句话，为她宽宽心之外，便再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每当这个时候，从没吃过“文革”苦头的我都特别痛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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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六：老农卖菜 曾颖2003-08-07许多电视台的获奖好新闻都是评选之前临时突击出来的，这事儿我是老手。依我的经验来看，要得奖其实太容易了，只须领会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再用具体的事对那些太过于理念化的词儿进行诠释，譬如，“国际和平年”就搞一群小朋友到河边，每人放一条小纸船下河，新闻名目大可以取成“千名小学生来世界祈祷和平”。如果换成“老年人”，则找个百岁老人拍拍他的生活起居以及乡政府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这些“新闻”既好摆布又省心，通常一天之内可以搞一条，图像如果拍得考究一点，文字稿写得煽情一点，后期制作细致一点，大可以获得一个奖项的。我就是凭着这样一些耍小聪明的“新闻”获得了许多奖。我可以说是吃这类“新闻奖”甜头较多的人，但在领证书和奖金时，我并不快乐，因为我知道，这离我所理解的新闻相差太遥远。这种感觉折磨了我很久，我决定在今年的评奖之前，搞一个自己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而不是耍小聪明的节目以安慰自己这颗太把有些事当成事的心。经过苦苦的思索，我决定将镜头对准民间，用自己的摄像机，去捕捉乡下人们最具人间烟火的生活状态。在朋友的推举之下，菜农吴三伯进入我的视线。推荐他来的朋友认为，他的脸非常有沧桑感，像罗中立的油画中那位黑瘦的“父亲”，很能代表一种生存状态。我用镜头试了试，证明朋友之言不虚，在镜头里，这位老人木刻画一般的脸上深黑而僵硬的线条使人想落泪。因为这种朦胧的感觉，再加之他老人家的业务恰好能跟今年的主旋律“菜篮子”工程沾上边，我决定拍他，以《卖菜》为题，拍一个专题片。我们于凌晨2点到达离城10里的吴三伯家。此时，广袤的川西平原已不仅仅只听得见露水落地和狗吠的声音了。这些天正是莴笋的上市期，我们一路上看到不少菜农已下田了，想赶早把鲜菜弄上田来往城里送。“现在城里人嘴刁，如果菜不新鲜就不好卖”。吴三伯向我们解说着。他和老伴这时已扎好了几十捆莴笋，正往架子车上放，借着摄影灯，我看到他的头上正袅袅的冒着热气。尽管扛着摄像机，我还是感到春天凌晨料峭的寒意。我刻意给吴三伯和他老伴的手来了几个大特写，他们那长满黑色裂口且暴着青筋的手无论是从刺骨的水里捞莴笋还是用草绳扎莴笋，无不显得那样训练有术，一点也不他们的外形那样干瘪僵硬。这使我很惭愧，吃了三十几年菜，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他们，而且那么的陌生。忙活了差不多两小时，吴三伯上路了。东方的天已经亮出了一线白光。而西边的天上，月亮似乎也夜游得倦了，无神地呆望着吴三伯和他的老伴推着三百斤莴笋上路。架子车在机耕道上还很不情愿地“吱呀”着，在沉重的莴笋面前，两个老人的身影显得异常单薄。在过一条小河的时候，老伴似乎想起了什么事，就喊停下来，她拿了一个塑料瓶准备下河去打水，以防进城之后找不到水而使车上的菜白白蚀了水分。或许是有我们的缘故，吴三伯显得非常不好意思，厉声喝住老伴。老伴很不情愿地回来，口里嘟囔了几句什么，架子车又叽叽嘎嘎地上路了。约摸5点左右，吴三伯的架子车到了离城半里的地方。没有灯的城市远远望去像一大堆荒寂的废墟。在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有十几个人影在晃动。吴三伯说：这些贼又在这里。声音里杂着异常的愤恨。走到近处，我们这才看清，这群人就是我们平素所称的“菜霸”，这些人以低价强买菜农们的菜，公安局打击了很多次，他们依然很猖獗。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公安局要下班，但我们不下。他们将吴三伯的车拦下来时，其中有人看见我们的采访车，于是又很快放了行。吴三伯对我说：“今天幸亏我拉的不是蒜薹和青豆，当然，也幸亏有你们。”到达县城的正街时，已是6点过5分，早起的食店伙计们已搭好了炉火，第一笼包了已开始狂热的冒着粗气。吴三伯毕竟是老卖菜的了，有经验，先挨门往餐馆门口叫卖了一阵。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偶尔有人懒懒应答一声，也很难成交——喊价一角五分一斤，还价五分。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暗暗为店家的刻薄而恨恨然了。终于有一家肯出一角，这个价钱为吴三伯这一车锅笋订下了全天的基本价。就在吴老汉为他开张生意忙活的时候，几个穿黑制服的人来了，也没说什么话，只对老汉的秤感兴趣，抓了秤就要走。老汉死抓住秤就像杨白劳抓住喜儿那样死死的不放手，口里乞求着：叔叔们，放了我吧，我马上走，马上走。我赶忙眼，领头的黑制服对我这种不支持他们执法的行为非常恼怒，正准备给我上一堂城市综合治理课，但一看我们的采访车，于是给面子不上课了。我向他讲明了来意，牺牲了六只红塔山，并承诺决不用他们抢秤的镜头。他们才决定不再抢秤。老人于是又上路了。七点十分他们终于进入菜市场。菜市上的人很多，市场管理人员来收了四十斤莴笋钱之后，就给老汉安排了一个摊位。在菜山菜海中，老两口和他们的二百六十多斤锅笋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这天，在菜市上川流的人很多。但对莴笋感兴趣的人却很少。吴三伯和他的老伴从早晨七点开始，一直卖到下午六点，莴笋的价格由心高气傲的一角五分变成垂头丧气的六分，其间于中午12点40分每人吃了一个烧饼，至6点40分，尚剩莴笋三捆，从凌晨2点开始至现在，16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挣得现金24元6角8分。在回去的路上，吴三伯无论如何要将剩下的莴笋送给我们。因为纪律的原因，我们拒绝了。老汉很生气，说我们瞧不起他。他说，如果没有我们陪他，今天他断然是挣不了这么多钱的。他一路这么说着，直到他和架车上的老伴消失在晚霞里……这个节目最终没有如他和我的愿望那样顺利播出并参加评奖。我这个得奖专业户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挂了白钩。但我并不后悔，我将把那一天所拍的素材带，连同我这一篇不太好发表的文章一起好好保存起来，用作自己在患浮躁病时的自救药品。毕竟，干我这行工作的人，多一点对人真挚的关怀和同情是至关重要的。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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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七：想嫖妓的老人 曾颖2003-08-09　　想嫖妓的老人姓王，是我的一位长辈，之所以想嫖妓，倒并不是他的思想没落是个令人厌恶的老不正经，相反，他一生信奉“生不进牢门”且想“死不进地狱”，因此，他的一生可说是循规蹈矩到了极点，在别人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尽其所能提供帮助，无论邻居还是同事，只要和他接触过的，无不夸他是个好人。　　　　老人膝下一儿一女，都在令人羡慕的单位工作且各自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女们也非常孝顺，从不吝给父母买中华烟龙井茶五粮液酒。一对儿女膝下也有一对儿女，孙儿孙女们也是又听话又乖，一点不像不讲理的小皇帝。王老汉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美好的。　　　　然而，王老汉也有遗憾的事，而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遗憾，那便是他的老伴已和他分床了很多年了，特别是这些年，老伴枕边不是睡着孙儿便是睡着孙女，王老汉想碰碰老伴的手也会受到严厉打击。　　　　好不容易等到孙儿孙女长大读书了，王老汉瞅准时机溜进老伴屋里再年轻一回，却被老伴一巴掌打出几米之外，气愤得好像王老汉不是她相处了几十年的老伴，而是对门守厕所的李瘸子。口里恶狠狠地骂：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老都老了还不歇气。　　　　王老汉满肚子委曲，心想：“老了咋的？就不是人了？”不想则罢了，一想，心中忍不住一阵悲凉。　　　　王老汉悲凉着失魂落魄地出门，这时，他脑中朦朦胧胧便有了想去嫖妓的念头。当然，这还只是个念头而已。　　　　王老汉觉得自己这一世活得真有些不值。当初谈对象，经别人介绍，问明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和个人政治背景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好谈的，手也没敢拉一回就结婚。婚礼很有时代特色，既简朴，又隆重，洋溢着浓浓的政治色彩。入洞房时，因为房子太窄，床上堆满了同志们送来的语录和伟人石膏像，这使得一对新人非常犯难。但花烛夜，房还是要洞的。最后，用花被面将石膏像罩起来，王老汉非常缭草地当了一回丈夫，并从此落下一个难以启齿的病根——每次与老婆作爱，总担心基干民兵从门外冲进来，抓他个现行。　　　　后来，同事们纷纷结婚，领袖像和语录就渐渐转移了地方，王老汉这才稍稍放下包袱，在床上居然敢跟老婆开两句玩笑，岂料玩笑开过，老婆没笑，隔壁倒传来了笑声。原来竹篾墙压根就不隔音。这下，刚放下包袱的王老汉又把包袱背上了，晚上起来屙尿都只敢沿着尿盆沿涮，更别说敢搞出点别的什么声音。　　　　之后，儿子就降生了，接着是女儿，原本放四只脚的床变成了四双脚，王老汉以前爱把手放在老婆胸口上睡，结果被两双小手篡了位置，老婆也变得警惕了，王老汉有时努力想从儿女手中抢回原属自己的领地，但每次努力只会给自己招来一次重创。　　　　当然，这期间王老汉和老婆偶尔还会有点事发生，直到某一天，王老汉听三岁的女儿向外婆告状，说昨晚爸爸欺负妈妈，吓得他再也不敢造次了，只一心一意地攒钱买礼物往房管所送。　　　　好不容易一间房变成了两间房，但墙依旧是竹篾笆做的，为了维护爸爸形象，王老汉又当了几年忍者，直到儿女长大读书毕业参加工作，老两口更年期也过了。这时，房子也变成了两室一厅，儿女们怕妈孤单，总把娃娃往老娘床上送，这下倒好，王老汉和老婆就分床了。　　　　王老汉心中就唱着小松树快长大地盼孙儿孙女们快长。然而他却不知道，孙儿孙女长大时，他也在变老。　　　　我早说过，王老汉绝不是个老不正经。在他冲出门努力想去坏一次的时候，他又犯难了。毕竟，已经六十几岁的人了，他倒不担心发廊和OK厅那些小姐们会嫌弃他的岁数，因为只要有钱，岁数越大越好打发。他最担心的是治安联防队员和性病，被哪一们逮着都没脸见人。所以，嫖妓对老头来说至今还只是个念头。有次，他对我说：每次你大娘把我的手打开时，我就想上街去痛痛快快嫖一回。但每次都只是想想而已，在街上疯冲一回，还是只有灰溜溜回家，有时，在街心花园坐坐，看着漂亮的小妞儿从面前经过，就想着你大娘年轻的时候比她们还好看呢。于是，我就努力想她年轻的样子。说起来不怕你笑话，这几十年战战兢兢走过来，真要想她年轻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因为我们上床，还真从来没亮过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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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八：宠物记者李小毛 曾颖2003-08-11李小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所在的这座城市里销量最大的一家日报发稿量最大的记者，这家报纸上登得最多的鸡和鸭子相恋耗子企图强奸猫之类的社会新闻十有八九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也因此成为我们这群、朋友中收入第二高的人，仅次于一个在国企当总经理助理的一位美眉几个百分点。李小毛原来在一家工厂里主办发行量约1000份的厂报，从1版到4版，既当记者又当责编还兼职做校对和发行员，终日写些三车间实现开门红五车间半个月无人迟到厂长书记亲临生产现场发表重要讲话之类“新闻”，惹得同他一起进厂的兄弟们极其愤怒，说：有种你娃也写一篇负面报道，说说咱们厂投资失误干的在山顶上修鱼塘之类的蠢事，或揭露一下保卫人员和煤贩子一道以次充好拿煤矸石当好煤卖的丑行。最不济，你也该报道一下伙食团那几个腰杆一天比一天粗的炊食员的腰围与粘稠度一天比一稀的稀饭和肉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少的荤菜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必然联系？李小毛年少气盛，权衡了半天，终于选了最不济的一件——给伙食团几个胖厨师曝了光。这一事件，使厂报有史以来第一次发挥了除垫坐和擦屁股之外的又一种功能——阅读。工人们高高兴兴地阅读高高兴兴地讨论着。伙食团也在几天之内进行了整改，除了李小毛之外，全厂所有工人的伙食都得到了一次质的提高。如果仅仅是伙食团几位胖厨师报复性地少舀饭菜的话，李小毛倒不是太在乎，大不了费点事自己煮饭，这样还可以依着自己的口味做点好吃的。但问题就在于，厂里的领导已感觉出李小毛一天比一天更强烈的舆论监督意识已使他不太适合再办厂报。于是，以节约开支为理由，厂报停办，李小毛分到最需要他发光发热的第一线，在发光发热发噪声的机器前，李小毛感觉自己是一块铁，发红、发热、变形，整个过程都让他很难受。后来，县里的电视台招聘记者，李小毛凭着一大堆铅印的厂报，居然混成了电视台的记者，进电视台之初，他干了两件蠢事，第一件便是赶在第一时间拍下了城管队打菜农的镜头；第二件，则是比消防队还早地赶到一家失火的娱乐城门口，用镜头拍下了娱乐城的小姐为了逃生从窗口跳下来的镜头。但千不该万不该 ，他不该忘了在大火扑灭之后拍下县上的领导亲临现场抢险的镜头，被主任骂得灰头土脸。尽管这两条新闻都没发出去，也就没有造成多少不良的社会影响，但在主任心目中，这小子已完全不具备当一名电视记者的素质了。失去领导的常识的李小毛在三个月一次的优化中被淘汰下来。因为当初离开厂子时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味道，显然厂是没法回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往省城发展去。背着1千元钱和那本他最喜欢的《新闻与正义》，他雄心勃勃地来到省城。在第一家报社，他实习了两个月之后被赶走了，理由是这娃容易惹祸。在第二家报社，他因为写一个企业的发扬稿而惹起该企业前任领导的不满和投诉，只好从报社自动消失。当他来到第三家报社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只剩20元钱，而房子的租期只剩下20天了，一位比他先入道的前辈见他可怜，于是点拨他说：你先要把自己养活了，不要老想济世救人。他看着前辈语重心长的样子，既懂又不懂，但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眼前似乎有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光。直到这天下午他在城郊的一条臭水沟旁发现了一只猫和一只小鸭子的时候，他的灵感来了，他觉得鸭子像个笨笨的小男生，猫像一个乖乖的小女生，他们正在谈恋爱。于是，一篇《鸭哥哥爱上猫妹妹》的新闻从他笔下写出来，他多年后回忆说，这极可能是他饿眼花了产生的幻觉。稿件很快见报，主任和前辈拍着他的肩说：你娃终于开窍了。于是，他就继续开窍，又写出了《给宠物割声带》、《想妈的小鸟撞死在笼里》、《杜鹃大战画眉鸟》、《流浪狗的爱情》等，据报社发行部的同志反映，他的稿子极受读者的欢迎。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近期做了两篇极人文极有爱心的稿子，一篇是《妙手医生给老狗狗取下腹中肿瘤》，还有一篇，虽给一只患尿毒症的黑猩猩输血的故事。那天，他是推掉了一个失血儿童和一个患尿毒症的乡村教师的采访而到动物园去的，到动物园时，正赶上猩猩弥留的一刻，他用相机拍下了猩猩渴望活下去的眼神……为此，他获得了报社的奖励，并得到了天南海北很多家报社雪片一般飞来的稿费单和约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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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十九：两桩“医疗事故”的处理 曾颖2003-08-12　　四川省什邡市一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医疗事故”，之所以给“医疗事故”这四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有关部门和涉及事故的单位至今还不愿意正视“事故”这个概念，他们更多地宁愿将这个词理解成为“意外”。 　　两起意外的事发地点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时间相隔1年零14天。事件的表象都是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打完针或吃完药之后很快就死了。所不同的是，由于事发之后死者的家属所采取的讨说法的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却是有天壤之别。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2001年8月5日，一位名叫唐丹，且长得很像童星金铭的15岁女孩在一家名叫“元通诊所”的地方就诊，医生在推注安茶碱时，唐丹胸闷难忍下身出血惨叫着死去。（《南方周末》2001年9月13日“消费广场”报道了此事），唐丹死后，其父母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提出尸检申请，聘请律师，搜集各种证据，以合法的手段为女儿的死讨说法。其间遭遇有关部门在尸体标本的时间上采取拖延和少送最重要的“血样”等手段的应对，而且，唐丹所就诊的“元通诊所”经查属于未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非法诊所”，但“非法诊所”不仅顺利地开张营业了，而且在“唐丹事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照常营业。唐丹的家人在什邡和成都之间奔忙，最终得到的是有关部门得出的“并非医疗事故”的结论。唐丹因一场感冒而暴毙在一家非法诊所里，其父母经过1年多的奔波，先后经过数次上法庭，先告卫生局行政不作，法院判卫生院局不作为成立，但判决下达近半年，卫生局根本不理。后来，又经过很久的奔波，涉嫌非法行医的“元通诊所”负责人才被刑事拘留，这是唐丹父母不断到市委市政府找有关领导敦促的结果，从立案到逮人，又整整耗掉5个月零几天。而在此期间，涉案的医疗人员已将能转移的财产转移，能变卖的变卖。直至笔者写稿之日，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唐丹案中止审理，什么时候开庭还遥遥无期。在这一年时间里，唐丹的父母由普通的农民变成半个医疗和法律专家，他们已为此借下了万余元的债务，他们所渴望得到的公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到。好在他们都才40岁左右，还有时间。 　　“唐丹事件”之后的1年零14天的2002年8月19日，什邡市南泉镇金井村6组38岁的周忠富骑着摩托车到什邡客运中心某医药公司的连锁店买药，坐堂医生给他开了青霉素V钾片等药，周吃后不久便不省人事，停止了呼吸。 　　事发后，周忠富的亲人和朋友们将他的尸体抬到药店柜台上，哭闹着说谁要是敢动就砍死谁。后来，又在与药店负责人的谈判中，将其打成重伤。在未做尸检和任何核实的情况下，药店方同意“补偿”死者14万元人民币，此款于事发后的两日（21日）兑现。整个事件在40小时左右解决，据知情人称，此事极可能有江湖中专门吃医疗纠纷钱的人插手。 　　这两起事件当事人所采取的解决方式的不同而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让人感觉到背上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但愿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更但愿这两起事件的处理结果，不会成为更多的医疗事故解决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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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民间记事之二十：同坏之谊 曾颖2003-08-13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表弟兴冲冲地回来说：上司约我打麻将了。说这话时他显得很兴奋，仿佛遇上了天大的好事。他见自己的兴奋没有人捧场，就摇摇头说：看来，全心全意好像并不关心我的前途。“和上司打一次麻将就上纲上线到前途和命运，你是不是说得也忒悬了点？”姨父对表弟的反应有点不以为然。表弟鼻里嗤了一口气说：看来全心全意应该回到侏罗纪去了，对现在这个世界，你们根本不懂。于是表弟开始掰着指头给大家上课，他说：单位的XX，就是因为常跟上司一起打麻将，混个脸热，最近已经当了业务主管了。而他们的某一位主任，就是因为时常陪总经理一起去洗桑拿泡小姐，升职升得比任何一个主任都快。而他们的总经理之所以能发起来，主要是因为当年他与董事长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去“跳”过别人的货骗过别人的钱。而董事长与上面的关系之铁，也是因为大家都有喜欢收红包的嗜好，当然，他们也爱在一起吃喝嫖赌。总之，大家的关系一旦好到可以一起干坏事了，则比任何一种关系更深更铁，用现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这就叫“同坏”，比“同志”、“同事”、“同学”、“同僚”并系更进了一层，像一根绳上的昨蚂一样，要坏一起坏，坏了之后就不再隔着一层肚皮了，大家很可能比一家人还近乎。如今上司已约我打麻将了，万里长征已跨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我要是再能和他一起去“卡拉OK”泡几次妞，或再在某个工程中给他揽回一笔高额的回扣，我就成了他的心腹，升职加薪还不跟玩似的吗？你说咋不关系到前途和命运呢？听表弟这番话，我们这班恐龙的嘴一直保持着“O”状，我想找几句义正辞严的话反驳他，给他洗洗脑，但结合自己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和听到的，的确又张不开嘴，姨父的感觉似乎跟我一样，嘴巴翕了几下，终于没有说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