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拙劣的课文—《郑成功》（苏教版6上第2课 S版5下第23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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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梧毒计

      清廷在抚局完全破裂后，决定再次动武，清世子达度被任命为定远大将军，统领三万名精锐的满汉骑兵，南下福建，摆开进攻的架式。。面对清方主力的迫近，郑成功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主动放弃业已恢复的漳州、泉州两府属县，把兵力集中到海上。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和加强防务，郑成功下令诸将于征饷后拆毁漳、泉二府属邑的城墙和房屋，所得砖石木料用于建造和加固金门、厦门和滨海的海澄县城垣及营房。郑军收复漳、泉二府属县不到一年，漳州府属派饷银多达一百零八万两，泉州属县也达七十五万两，撤退时又夷为平地，这在军事上有其紧迫性，但后果势必失去民心，使自己立足之地越来越小。

    郑成功放弃漳州、泉州大部分地区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在加强金、厦等岛屿防务的同时，分别派遣部将带领舟师北上浙江、南下广东，使入闽清军主力陷入进战无能，后顾有忧的困境。6月，他派前提督黄廷、后提督万礼统领十三镇兵员南下广东潮州府攻城征饷；7月，又派中提督甘辉、右提督王秀奇等率领陆战兵乘船北上会同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部伺机进攻浙江、江苏。

      北征的战役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1655年10月22日，甘辉、王秀奇部郑军进抵舟山，次日围城；张名振部也从崇明一带沙洲南下参加会攻舟山战役。26日，据守舟山城的清军副将巴成功反正来降。明军收复了舟山群岛这一战略要地。清定关守将张洪德也率部归明。11月，郑成功考虑到留守金、厦的兵力不足，左提督祥符伯赫文兴又病死，决定调甘辉等率主力回守，由总制陈六御“督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等镇守舟山”。不久，张名振去世，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南征兵团由黄廷指挥，初期进展的还算顺利，于8月5日包围揭阳，并分遣兵将到各乡寨去征米征银。围城期间于13日、25日两次击败清兵的援军。9月7日占领揭阳，之后又攻陷普宁与澄海。清广东当局大为震惊，他们探得李定国当时正在广西横州，其部下“靳、雷、高、李、吴、王”六将都已进至与广东接境的容县（此为李定国疑兵之计，此时他已经前往安龙府勤王。），担心李定国会再次进攻广东，两面受敌，决定先发制人进攻郑成功，派遣2万左右清兵进抵揭阳。

      双方相持到1656年2月，黄廷召集诸将商议作战机宜。苏茂积极主张进兵决战，自告奋勇打前阵。郭遂第提出进攻时大军须过钓鳌桥，桥面狭窄，如果作战不利被迫后撤时将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他主张持重。经过一番争议，黄廷决定采纳苏茂建议，出城决战，由苏茂任前锋，前冲镇黄梧、护卫左镇杜辉继进，殿兵镇林文灿、援剿右镇黄胜为后援；黄廷亲自率领后劲镇杨正等抄出敌后夹击。不料，清方早有部署，先派出小股游骑佯抵一阵，等待郑军大部过桥后突然前后合击，把郑军截为两段。混战当中，苏茂身中两矢一铳，带伤突围而出。郑军阵势大乱，后撤时因桥面过窄，黄胜、林文灿二将和许多士兵被挤入河中淹死，兵员损失多达四五千人。2月25日，郑军再次同清军交战于东村渡，又被击败。郑成功接到揭阳战败的消息后，下令放弃该地，命黄廷率师登舟在广东海域探听永历朝廷消息后返航。

      福建这边定远大将军达度耐不住寂寞，凑起一支水师，以韩尚亮为为先锋。4月，清军从泉州港出发，郑成功则将主力军队部署于围头附近。因为清军里的八旗兵没有海战的经验，明清两军刚一交战，清军就被明军击沉一艘大战舰，船数只。入夜海上又刮起大风，清军舰队几乎全部溃散，明朝海军趁机追杀，焚毁了大量清军舰只。泉州海战以清军惨败告终。

     6月，郑成功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处理揭阳丧师之罪。 以苏茂擅自出兵，不听郭遂第之谏，以致黄胜、林文灿诸军覆没，应以失机论罪当死。苏茂斩首示众，责杜辉戴罪立功，罚黄梧铠甲五百领。苏茂只是一个副将，并不拥有出兵与否的抉择权。江日升在《台湾外记》中记载“茂因纵施郎，成功侦知，久蓄于怀，欲杀之而无由。今偶有揭阳之失，借此斩之”,是完全有可能的。更大的问题在于，他居然晕了头，在派苏茂被斩后，立刻派苏茂的弟弟苏明和黄梧去镇守海澄。1656年6月24日夜间，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官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军。

      扼据漳州府出海咽喉的海澄县同厦门、金门相为表里，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固若金汤的军事体系，是郑成功在陆地上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海澄的守备强到什么程度呢？在防御工事上可谓是坚不可摧，城墙高二丈，环城墙共配置大小火铳三千余具。城外挖浚深阔的河港，形成“巨浸茫茫，外通舟楫”的要塞，可以抵挡任何军队的进攻。即便清军采取围困战术，也无法攻陷这座堡垒，因为城内储备有谷粟二十五万石，足够守军三十年之用，还有十万付铁甲，藤牌、滚被、铳炮、火药数万计。

      比丢失海澄更为致命的是，黄梧对郑氏集团的秘密知道得太多，他的叛逃产生的后果，比当年施琅叛逃要严重得多。黄梧为讨好新主子，献上“平海五策”， 平海五策后来几乎被清廷全部采纳，对郑成功的事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平海五策的内容如下：
　　一、迁徒沿海居民于内地，距海三十里，不令居住。
　　二、郑氏祖坟风水甚美，当令发掘。
　　三、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
　　四、郑氏虽居海中，而其田产财贿，皆在漳泉等处，当察出收官。
　　五、造八桨小船数十只，无风时出海以取厦门，四面环攻，令彼疲于奔命。

     郑氏集团不少人降清叛逃，但是像黄梧这样缺德下作的可不多见。挖掘祖坟这一策，实可称为阴损（这货的坟后来被郑经刨了）。迁界主张，后来导致上百万人流离失所，破坏了沿海一代的经济。

      1656年清廷出台禁海令，重申“片帆不许下海”。禁令的规定是相当严苛的，“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清廷意识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仅限于陆地，广阔的海洋是郑成功的天下，可是郑成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以几个小岛的弹丸之地要养活十万以上的军队，贸易是其生命线，只要把这条生命线掐断了，他那些庞大的武装就瘫痪了。

      郑成功的商业网络几乎遍及中国沿海，福建以北的浙江、江苏、山东一直到北京城，都有他的秘密据点。这个网络包括“山五路”与“海五路”，山五路指的是金行、木行、水行、火行、土行五大商行，海五路是仁行、义行、礼行、智行、信行五大商行。 “山五路”作为商业网络，很显然主要是国内贸易，就是黄梧说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海五路”的作用，可能是通过种种渠道，将国内物资输送到厦门出口，再把进口的物资分销到全国各地。在敌占区建立如此庞大的贸易网络，可以想象郑成功商贸上的才华和组织能力有多么的强。

      尽管黄梧只知道个大概，并不晓得这些网点具体位置，但“山五路”仍然遭到空前的破坏。在清廷的严查之下，这个秘密的商业渠道相当一部分曝光了，这很快就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在黄梧叛变的这年（1656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数是57艘，次年降到51艘，到1657年又降到43艘，虽然这两年商艘数的锐减有很多原因，但“山五路”遭到破坏，应该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军事上解决不了，那就靠经济战、贸易封锁来解决。海禁虽然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实行过程中漏洞百出：“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于是海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清政府也意识到海禁令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到1661年，终于采纳黄梧的“沿海迁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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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叛乱

      这些都是后话，摆在郑成功眼前贯穿始终的，首要是粮食问题。1656年7月，郑军攻克闽安镇，沿鼓山一线进军福州，被守城清军击败。郑成功在九月间亲自视察了闽安镇一带的地形，认为这里是福州的门户，令工官冯澄调集民夫增筑土堡城寨，派重兵由后提督万礼坐镇闽安，总督水陆防守，牵制福建清军主力。12月，郑成功统舟师在福州以北的梅溪登陆，经飞鸾、白鹤岭攻罗源、宁德。清郑亲王世子济度派梅勒章京阿克善等将率军来援。郑成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大败来援的清军，阿克善也被击毙。罗源、宁德二县守城清军闭门不出，郑成功分遣官兵到二县乡村征粮，大约积足三个月之用后就主动撤退了。

      1657年新年伊始，郑成功派遣部将张英率舰队北上攻略浙江。张英挥师北上，攻克温州金乡卫，征收大量的粮食以及三百担生丝，用船运回福建。浙江是重要产丝区，因此郑成功必须在这一地区的维持一定的军事力量，这才能有效地保护贸易渠道的畅通。在1657年的下半年，郑成功加大攻略浙江的力度。7月，他亲自率领一支舰队北上，在海门港附近登陆后攻占黄岩县城。8月18日，围困台州城，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连下台州及太平县、天台县及仙居县。9月8日进攻海门卫所，并在几天后占领该据点。就在郑成功在浙江节节胜利，闽安却失守了。

      定远大将军达度在福建这两年，损兵折将，没打过一个胜仗。清廷调李率泰任闽浙总督，全权负责浙江、福建的战事。1657年9月，李率泰趁郑成功主力进攻浙江，闽安镇守御力量薄弱的机会，决定乘机攻取闽安，以解除福州的威胁。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闽安寨城，郑军兵力单薄，抵挡不住，于14日失守闽安。

      这边郑军和清军在拉锯，那边永历朝出大事了。永历帝自迁往安龙后，孙可望大权独揽，越来越飞扬跋扈，不把永历帝放在眼里，竟然做起了皇帝梦。他手下的投机文官们纷纷“劝进”。 尽管孙可望有所顾忌始终没有演出黄袍加身的闹剧，但永历君臣随时都觉得有被废黜以至丧生的危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派密使请求李定国出兵勤王。但事不机密，被定国军中刘议新无心泄露给了马吉翔，不知马吉翔为了自己日后的富贵早就依附了孙可望。孙可望大为震惊，对此事严加查办。为了避免牵涉永历帝，一些涉事朝臣承认是他们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最后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首的十八个南明官员被处死，史称“十八先生”案。

      永历帝锲而不舍，再次派出密使，请求李定国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1655年十月密使到达李定国军中。李定国经过多半年的修整，正计划三出广东，现在只得改弦更张，先去救援永历帝。1656年1月22日，李定国进入安龙。君臣们商议过去，移驾云南。李定国带领主力进入贵州后，广西大部都被清军趁势攻取。在昆明永历帝亲政后，既往不咎，希望修复于孙可望的关系。孙可望进退维谷，欲和不甘，欲反不能。这样反反复复中一年过去了。

      永历朝这边见孙可望消停了，放心大胆的派蜀王刘文秀进攻四川。卧底王自奇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知“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会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在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孙可望终于在一小撮亲信的策划下，准备进攻云南，消灭永历朝廷。

      1657年8月1日，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9月15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孙可望自，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次出兵讨伐永历帝和李定国、刘文秀师出无名，早已经是离心离德，麾下将领白文选、马进忠、马惟兴、马宝等将领与李定国互通消息。9月19日双方决战，白文选、马惟兴阵前挥兵反戈。李定国、刘文秀趁机攻击，孙可望军大乱，将士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顷刻瓦解。曾经权倾一时的孙国主，众叛亲离如丧家之犬，一路上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俱闭营不纳”。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可望决定投降清朝。

      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以及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此乃一举扫平黔、滇的天赐良机。为了取悦于清廷，孙可望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1657年12月15日，清廷正式下达三路进军西南的诏谕。清军进军顺利，到1658年五月三路大军会师贵州，占领了贵州大部。永历朝应对迟缓，7月才派李定国出滇收复贵阳。然而时机已经错过，这时贵阳及其附近地区集结的满、汉清军已经相当强盛，这个计划无法实现。9月，多尼带领的增援大军由湖南进入贵州，李定国兵力完全处于劣势，只能转入被动防御。11月开始，多尼部清军先后击败刘镇国、冯双礼，吴三桂部击退白文选，赵布泰部击败李成爵。明军多处防线失守，已经无力阻止清军入滇，李定国只好全军撤回云南。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李定国不是挺牛的么，怎么败的这么快。这一点都不稀奇，想一想李成栋反清前，也是牛的一塌糊涂，百战百胜，反清后就没有为南明打过一场胜仗。人可能还是那个人，时势不一样了。李定国虽然军事能力出众，但是不具备统御全局的能力。他欠缺的东西，孙可望却具备。定国善带兵，可望善治国。当初大西版南明军出滇的时候，内部团结，目标一致，双剑合璧，再加上带兵不如定国、治国不如可望，但是全能的刘文秀，队伍士气高涨，南明军节节胜利，李定国在里面显得尤为突出。孙可望内讧叛乱后，赶鸭子上架把李定国推到了军政一把手的位置，很快就暴漏了他能力不足、胸襟不够的缺点。他不信任秦王孙可望的旧部，歧视秦王手下的兵将，造成了原属秦王将领的离心离德。后来在孙可望的劝降之下，大量原属秦王将领降清。刘文秀入贵州安抚军队和地方稳定局势，不赞同李定国歧视原属秦王将领的做法，多次为他们出头说话，秦王将领慢慢的依附在了刘文秀身边。李定国对此大为猜忌，甚至怀疑孙可望是刘文秀有意放跑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召集刘文秀和大批前线秦王旧将回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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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时速

      清军主力远在西南，后方空虚，刚刚被永历封为延平王的郑成功觉得是进攻江浙一带的好时机，一来可以攻城略地扩大自己势力，二来背后下刀刺向清廷的软肋，让清廷首尾不能相顾，减轻西南李定国那边的压力。

      五月底郑成功亲率主力北征。6月10日，张煌言、甘辉、马信等集中兵力进攻温州府属的瑞安县城，声势浩大，扎营绵亘四十余里，连清朝地方官员都被吓到了，认为此次郑成功此次登录非比寻常，请求清廷给予救援。清廷除了集中浙江驻守军加强防御外，还从河南、江西、山西、山东抽调兵马增援。不想郑成功只是造势声东击西，在温州地区征集粮饷后，即移舟北上，准备入长江，攻取南京。8月9日郑成功统领大批兵马乘船由浙江舟山进抵大洋山。10日中午，郑成功召集各提督商讨进兵机宜，不想起了飓风。郑军舟船因互相撞击和为大浪颠覆，翻沉损坏的很多。郑成功的6个妾、3个儿子被淹死，兵马、船只、器械损失无数。遭此意外变故，郑成功只好率军南下，重新整军备战。

      这次飓风侵袭，让郑成功失去了进攻南京最好的时机，加速了南明的灭亡。现在李定国手里还有十余万军队，尚有云南全境，正在贵州南部和清军僵持。等到次年5月郑成功二次北伐南京时，云南大部已经失守。李定国在磨盘山设伏，吴三桂的一只脚已经进入包围圈，不想卢桂生叛变投敌，把李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这场本来可以拯救云南局势的战役，尽管最终仍以明军惨胜告终，但是明军损失巨大，也没有全歼吴三桂部清兵。1月26永历帝入缅甸，残余南明军队群龙无首，分崩离析，已经对清军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郑成功攻打南京对清廷来讲，是虽有心头之患，却无背后之忧。

      1659年4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统大军北上，还是老套路。28日先攻浙江定海，经过两天激战，全歼镇守该地的清军，夺取了定海炮城，焚毁清水师船只一百余艘，。制造了进攻浙江宁波府的假象，吸引江苏、浙江清军来援。5月初，郑成功率领兵马十余万分乘大小船舰三千余只从定海北上,19日由吴淞溯江而上。6月16日郑军突破清军用铁链、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滚江龙”，攻克瓜州。接着，郑军于22日在镇江银山大破清江宁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派来的援兵，于6月24日占领镇江。

      兵书有云，兵贵神速。南京的兵力非常的薄弱，如果郑成功全力以赴进攻南京的话，南京是守不住的。不过郑成功占领镇江后的行动异常缓慢，军事部署莫名其妙。25日郑成功亲自巡阅镇江府城，在北门外甘露寺举行了阅兵典礼，告诫将领们约束军纪。这个时候做一下秀，也是必要的，效果也挺好，镇江府内果然“市不易肆，民不知兵” ，附近各县城归附者接踵而至，但是派兵进攻南京事宜却没有落实。3日后郑成功觉得招抚效果挺好，才决定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进攻南京。会议上, 甘辉认为兵贵神速，建议走陆路全速进军，走水路逆水而上，又不顺风，耽误日期，敌援军一到，更难攻打。郑成功对此深表同意，然而多数将领却以“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又提出正下大雨，河沟皆满，不利于行军。郑成功竟然采纳了这一主张，决定由水路进发，就这样大军靠着纤夫的肩膀前进，十天之后才到达南京仪凤门下。

      郑军十万大军兵临城下，南京地方军政官员在忙什么？他们在等救兵。早在镇江失守后两天两江总督郎廷佐就扣留了一支刚刚从贵州前线回北京休整的部队，虽说他们没战马，没盔甲，也可以充充数。次日给朝廷上书，请朝廷紧急派援军。镇江失守后，南京局势吃紧，两江总督郎廷佐就和刚刚吃了败仗的水师提督管效忠就向南京附近的州县发了调兵令，向更远一点的苏杭请求援兵。对于南京守军而言，援军的到来对于他们而言，就是生死时速，其实对于郑军又何尝不是。

      郑成功到南京后，又把镇江的那一套照方开药，重来了一边。7月11日郑成功带着甘辉、马信视察钟山“绕观钟山，采踏地势”，7月12日率文武隆重拜祭明太祖朱元璋。祭过太祖后，才开始部署扎营围城。没搞错吧，不直接攻城，去围城！南京城之大，郑成功那十万部队，哪里围得住，只能如众星拱月般稀稀拉拉的围起来。南京与外界的通道并未断绝。

      城外郑军这顿折腾，虽未攻城，可是吓坏了城里的郎廷佐，援军都没到，城里兵力不够，怕郑军真攻城啊。郎廷佐无奈之下想到了诈降，死马当活马医。在他的授意下管效忠谢了一封言辞卑微的求降信，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您的大军一来，我就应该开门请您入城。但是朝廷的先例，守城超过三十天，失守之罪不牵连妻儿。现在城里官员家眷都在北京，恳请藩主您宽限，三十日之后马上开门投降。”没想到郑成功同意了这个画饼充饥式的投降请求。这件事情只见于江日升的《台湾外记》，虽不是正史，也颇有些可信度，可以与杨英的《从军实录》互相印证。《从军实录》记载，郑军截获了南京求援调兵的公文，郑成功读后非常高兴，断定“南都必降”，命人写招降书用弓箭射入城中，管效忠写了回信。

       不管怎么说，郎廷佐还是把死马给治活了，从7月12日围城起，直到7月24日兵败，郑军没向南京城发过一炮。后世很多人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郑成功到底当时是怎么想的。其实往前回放一点，从郑成功进兵的动机和一路上的行动上来看，就可以找出答案。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市经过精心考量的。首先，根据情报，南京附近兵力极其空虚，其次，他得知江南各地汉族官绅士民反清的潜在势力还相当大，在长江沿岸发动战役，这一带会群起响应。第三，长江下游是中国最为富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鱼米之乡，占据这一地区会让明清经济实力逆转。应该说郑成功的战略眼光真是没得说，他自己也觉得攻取南京已经胜券在握，占领南京不是一时之计，而是“永镇”。既然是“永镇”，就不回厦门了，他又打破了行军打仗的一大忌，允许官兵的家眷随军。古语有云：“军中有妇，士气不扬”。多年军旅，郑成功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可见他当时的自信心膨胀到了什么程度。骄兵必败，从来如此。郑军一路上反常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郑成功陶醉于瓜州、镇江两战胜利和大批州县的望风来附，却忘记了总体上清军兵力远远占上风，自己是孤军深入，一旦拖延时日，形式就会逆转。一些并不忠诚于清廷的汉人将领如苏淞提督马逢知他们在观望。得到郑成功缓攻承诺的城内清廷官员，稍稍松了一口气，赶紧催促各地赶来的援军加速前进。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于6月28日率4000士兵由崇明出发，在苏州与巡抚蒋国柱的抚标兵会合，于7月14日进至丹阳（距离南京比镇江还远）。傍晚时分梁化凤连续接到总督郎廷佐四次调兵入援南京的羽书，连夜进兵，15日夜到达南京城，没有任何郑军士兵拦截。

      就在郑成功还在清军即将投降的美梦时，南京周边的援军源源不断的涌入南京。主帅的乐观感染了不攻不战的士兵，城外的郑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懈，三三两两的士兵撒网打鱼，一派平和景象。22日晚上，南京城里的满、汉官员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了试探性进攻。由梁化凤率领部下骑兵五百余名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兵千余人出钟阜门，于次日黎明时分突袭郑军余新部。睡眼朦胧的郑军盔甲都来不及披挂好就仓促上阵，很快被清军击败，余新被俘。

      清军的突然反击，惊醒了郑成功的招降梦，急忙下令重新部署部队，命令所有的部队务必于23日全部到观音山一带集结，准备同清军决战。7月24日晨，刚刚搬了一天一夜家的郑军，正准备歇口气，养精蓄锐多日的清军倾巢而出，忽然杀到。观音山一战郑军大败，士兵损失三万于人，大将甘辉、万礼等被俘，张英、林胜等战死。残余部队逃到江上。郑成功命令所有附近州县兵力在镇江集结，随即主动放弃镇江仓促退出长江，竟然未通知被他派往上游收复失地，拦截湖广、江西清兵援军的张煌言撤退。毫无准备的张煌言部被清兵截断退路，战败后只带了两名随从改装易服，行程两千余里，历时半年才回到海上义军军中。

      郑成功发动的长江战役，是挽救南明局势最后的努力。这次失去的不仅仅是取胜的机会，还有民心。郑成功原本计划攻取江南做为基业，进军时下令下令军队不得侵犯长江以南各府州百姓，但可以从江北地区“筹粮征饷”。即便是在江南，郑军也没有完全收敛住自己的海盗做派，在浙江鄞县杀东乡万余人，明末爱国诗人李邺嗣的好友丘栋隆死于这次劫掠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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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前夜

      1659年9月，郑成功回到厦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以前尽管郑成功私心很重，对其他明军势力的出兵、求援等请求，阳奉阴违，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希望南明的天空会崩塌，南明朝廷里始终都有一些大个子在那里顶着。可是随着李成栋、李定国这些栋梁之材的失败，自己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大个子。清兵从西南腾出手来，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
该来的很快就来了。

      1660年3月，安南将军达素抵达泉州，开始策划进攻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岛。5月10日厦门保卫战打响。清军水师以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出击，南路由李率泰、黄梧指挥，北路由达素、施琅指挥，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原郑氏集团的叛将黄梧与施琅。

      南路清军水师由海澄出击，总共有四百余艘船，顺流而下，占据了地利优势。作为一名海军将领，黄梧把进攻时间设定在退潮时，这确实可看出他是海战的行家里手、清军水师在顺流与退潮两大驱动力之下乘风破浪，而郑成功的阻击舰队却不得不逆流反击。战斗尚未开打，郑氏舰队在地利上完全处于下风，因为倘若在逆潮之中勉强出击，舰队很快会失去秩序，甚于被潮水卷到外洋。要逆转这个劣势，郑成功必须耐心地等待潮水完全退去，为此不得不冒一次巨大的风险。

　　郑成功发布命令：“不准起碇，泊定一条鞭，与之打仗，候潮平风顺，有令方准驾驶冲杀。”郑氏船只抛下锚碇，停泊于水中，呈一字长蛇摆开，此时各艘战船完全不能航行，在敌军攻击之下只能各自为战，能否在潮水逆转方向之前顶住清军水师潮水般的攻势，成为这场决战胜负的关键。

      战役开始，位置靠前的船只开始受到清军水师的围攻，其他战船只能远远地袖手旁观，这对郑成功来说是艰难的时刻，他焦急地等待潮水的反转。代价的付出不可避免，而且相当惨重，在清军的第一波进中，郑军中便有三名高级将领战死。郑氏海军元老、曾在1652年大败清水师的陈辉也差一点丧命，他的座船被清军包围，当两百多名清兵冲上船时，他点燃了火药桶，战船与清兵都被炸得粉碎，他本人在生死关头跃入海中，侥幸逃过一劫。

      正是将士们的牺牲精神为国姓爷赢得了时间，潮水的逆转悄然带来一个预兆：战场的形势也即将逆转了！当“拔碇迎战”的命令下达后，郑成功乘一艘轻便的小舟，往返穿梭于波涛起伏的战场，在海水的摇晃中来回于各战船之间，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临时拼凑起来，非常欠缺训练的清军水师，天时地利一失，很快就败下阵来。李率泰见势不好，赶紧命令撤退。

      与此同时，北路阻击战也不顺利。叛将施琅对郑成功来说，绝对是个危险人物，这位海战专家为了强渡海峡，抢滩厦门岛，将数百艘战船分为三个编队，分别从安北港、同安南港、浔尾（集美）三个方向出击，他的战术是尽可能避免在海上遭到郑氏海军的拦截，以最快的速度登陆厦门岛，建立一个稳固的滩头堡，只要站稳脚跟，便胜券在握。

　　清军水师避开了郑氏海军，在厦门岛的赤山坪抢滩登陆。赤山坪并非一块理想的登陆地点，原因是这里水浅泥深，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但由于同样的原因，这里是守军防御的一个薄弱地点。其实施琅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驻守在赤山坪附近的郑成功最精锐部队右虎卫镇，其指挥官陈鹏暗地里与清军私通，打算按兵不动以配合清军登陆。可是有一点却出乎施琅与陈鹏的预料，右虎卫镇的军官们对陈鹏在清军进攻时消极怠工极其不满，纷纷请战，留守厦门岛的五军戎政王秀奇也嗅出异样的味道，他严令右虎卫镇出战。陈鹏迫于压力，只得重新将军队投入战场，这对于保卫厦门岛之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军在滩头的登陆被压制了，时间的拖移令施琅心急如焚，战场形势开始向有利于郑军的方向转变了。首先是海水开始上涨，使得滞留于滩涂的清军登陆部队行进更加困难；其次，郑军水师终于姗姗来迟，在海面上开始攻击清军的船只。清军的登陆部队陷入灾难，在郑军海、陆两面的夹击之下，伤亡惨重，约有七成的士兵被击毙于滩头。

　　厦门岛保卫战有惊无险，凭借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不利情况下绝地反击的郑成功终于击退强敌的进攻，保住了厦门岛基地。可是作为一个根据地，厦门岛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海峡防线远远谈不上坚强，因为厦门岛与大陆之间的水域太狭窄了，顶多就几里的距离，在这么短的距离内，清军随时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厦门岛将始终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地带。其次，厦门岛太小了，物产难以支撑十几万大军的消耗，郑军必须像海盗一样在沿海劫掠，随着清廷战略方向转移到东南沿海一带，以后征取粮饷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现实的逼迫，让郑成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

      我们无法知道，郑成功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念头，但是他深深的知道荷兰人也不是吃素的。郑氏集团和荷兰人之间关系复杂微妙，时敌时友，既是是贸易上的合作者，更是竞争者。1633年和1639年郑荷的两次海战，确立了郑氏集团在东亚海上贸易的霸权，垄断了中国商品的进出口。对于荷兰人而言，尽管购买中国生丝和丝绸的成本大幅提高了，但是销往日本欧洲的利润仍然相当可观，加上殖民台湾开发，甘蔗种植制糖销往日本、波斯的利润，现状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随着清军入关战乱的影响，造成出口所需的产品产量减少、清军禁海等因素影响，生丝和丝绸的价格一路走高，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佛洛林，越来越无利可图。与此同时孟加拉的生丝价格一路走低，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在这种情况下，1650～165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更糟的是，荷兰人在与郑成功的竞争中，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660年代末期，只剩4艘。与此同时1661年孟加拉国丝占了对日贸易的4/5。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快结束了，台湾对荷兰人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

      作为曾经是东印度公司第二利润大户的东亚贸易，荷兰人还不想这么轻易放弃。清军攻陷广州后，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局，因郭怀一事件而怀疑郑成功搞鬼的荷兰人，觉得这是甩开郑成功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好机会，于1653年前往广州请求贸易。当然了这件事情最终是没办成，在开海问题上，大清朝的那点尿性还不如大明，以后的十几年荷兰人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在竞争中居于劣势的荷兰人与郑成功的摩擦开始多了起来。请求贸易失败的荷兰人在澳门海域拦截了一艘中国帆船，本以为和是葡萄牙来往的，经过盘查时郑成功的商船，从越南广南驶往厦门，荷兰人正和广南起军事冲突，为此把货物扣押，船员放走。郑成功得知后勃然大怒，竟然敢欺负到老子头上了。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台湾总督费尔勃格，强烈抗议荷兰商船无故拦截他的帆船并抢走了船上的货物，并且要求荷兰人照价赔偿。荷兰人宁可息事宁人，也不敢得罪郑成功，赔偿了损失。

      荷兰人为了降低成本，想让中国商人低价出售商品。中国商人当然不干，出海贸易是要给郑成功交税的，降价自己不就白干了嘛。不知道是荷兰人强迫抑或是唆使，还是中国商人自己的主意，中国商人开始偷税。郑成功是在自己的控制区内收税，于是从台湾返航的商船，不直接进港，在海上联系买家销货，这样就可以躲过征税了。这样郑成功损失了大量的收入。

      1656年的6月27日郑成功于厦门岛颁布对台贸易禁令，派信使带着命令书抵达台湾，要求甲必沙们(汉商社群代表)向众人宣告。他给台湾人民100天期限，100天内，中国商船只能载运台湾土产往来两岸，不能载运胡椒、丁香、铅、锡；期限一到，船就要返回中国，否则船员和意图收购的人要被砍头，船货充公。郑成功逮到从台湾前往厦门的中国船只私藏胡椒，处死船长，砍下船员们的右手。消息传到台湾，使得汉人贸易商更为惶恐不安，纷纷开始从台湾撤回中国大陆。不久，郑成功又派人带一封信件到台湾，信中再度强调台湾的汉人是自己的属民，呼吁他们赶快回到中国，以保安全。

      郑成功的禁运，造成了对华贸易物资的大量积压，台湾殖民当局坐不住了。1957年派通事何斌前往厦门，询问禁航原因，争取通过谈判恢复贸易。郑成功回答道：“欲在台征收关税。”同年八月，何斌回台报告后，荷兰长官揆一让他再次赴厦门转达：“关税如不涉及公司，或不至损害本公司利益，对国姓爷自向中国人课税并无异议。”郑成功对此表示满意，双方贸易重新开放。但是荷兰人当然不会真的支持郑成功到台湾收中国商人的税，因为这些税都会变成中国商人的成本转嫁给荷兰人。郑成功需要一个在台湾有影响力的人代理收税事物，他看中了荷兰人派来谈判的何斌。

      何斌的父亲就是荷兰人的翻译，当地汉族中的长老。何斌继承了父亲的基业，大力拓展其贸易。何斌也是荷兰人的一个重要的土地承包商，巅峰时承包了荷兰人近一半的土地，是汉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头家。荷兰人非常倚重他来管理大员的汉人，何斌非常有语言天赋，1650年起何斌也兼任了荷兰人的翻译。但是荷兰人并不讲诚信，经常随意变动承包费用。1955年荷兰人认为何斌在某项承包中获利过多，便让何斌补偿2000里尔。当郑成功禁运大员时，导致何斌损失时，荷兰人却不减免费用。等到何斌和郑成功重开贸易的谈判时，他觉得这件事情上他是有功劳的，请求减免费用，被荷兰人拒绝。对荷兰人极其不满的何斌倒向了郑成功。开始秘密在台湾为郑成功征税。

      1659年2月，荷兰人发现了何斌的举动，被剥夺一切职务，并且处以巨额罚款，不久便因债主的追索而破产。何斌找机会逃出台湾，投奔郑成功，逃离台湾之前，何斌派人探测台南鹿耳门水道，绘制了台湾地形图。何斌由巨富变成一贫如洗，恨死了荷兰人，他怂恿郑成功攻台，“台湾沃野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取退守，真足与中国抗衡也。”，“番民受红夷凌辱,每欲反噬久矣。”何斌的话打消了郑成功的疑虑，帮他最后下定了决心，但是他并不知道何斌是在投其所好忽悠他，说的不都是真话。

      1661年1月，郑成功召集将领开军事会议上，提出攻打台湾：“天未厌乱，闰位犹在，使我南都之势，顿成瓦解之形。去年虽胜达虏一阵，伪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麟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众将听完，心有疑虑，面带难色。这时候老资格的宣毅后镇吴豪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曾经到过台湾，对台湾比较了解，“风水不可，水土多病”，“怎奈炮台利害，水路险恶，纵有奇谋而无所用，虽欲奋勇而不能施，是徒费其力也!”前提督黄廷也出言附和。只有中军戎政杨朝栋完全支持郑成功，郑成功非常高兴，明确表示：“朝栋之言，可破千古疑惑。着礼官择日，令世子经监守各岛，台湾非吾亲征不可。”，拍板决定攻台，对于“不知好歹”的吴豪，“藩心含之”，事后在台湾找个机会杀了，“故于事平日任以府尹事，诛吴豪”。

      事实上跨海攻台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想要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到了1660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郑成功有可能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台湾海峡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仿若风暴前夜。不断有言之确确的谣言传到台湾总督揆一耳朵里，说某日某日郑成功要攻台。在台的荷兰人风声鹤唳，疑神疑鬼，他们加强了对台湾华人的控制。每一次都虚惊一场，最后一切恢复平静。可揆一平静不下来，他又一种强烈的预感，郑成功一定会来的。在揆一的坚持下，巴达维亚总部勉强同意派遣一支由十二艘船组成的舰队，由樊德朗指挥，前往支援台湾岛。可是狼来了的次数太多了，樊德朗都觉得揆一有点神经质，最后和揆一闹的不可开交，带着他的舰队于1661年2月，回巴达维亚总部去了，只给揆一留下没有军官的600名士兵和三艘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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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取台湾

      1661年3月23中午，郑成功率将士13镇11150人与400艘船，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日抵澎湖，郑成功留下一部分兵力3000驻守澎湖。27日下令：“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自当竭诚祷告皇天，并达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师。尔从征诸提、镇、营将，勿以红毛火炮为疑畏，当遥观本藩鹢首所向，衔尾而进。”，出港后遇逆风又折回，苦候多日皆无顺风。然而因“何廷斌称数日到台湾，粮米不竭”，所以大军携带粮食不多，郑军粮草不继，搜索澎湖诸岛，只得百余石，不足大军一餐之用。于是郑成功在30日毅然下令冒着阴雨顶风出航。

       郑成功攻台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好。首先荷兰东印度公司以盈利为第一目标，台湾已经属于鸡肋，贸易上无利可图，物产又不丰富。荷兰人寄希望于寻求机会和清廷直接贸易，增加利润，已经不愿意过多的投筹码在此，这对郑成功攻台，还是未来守台都很有利。 其次岛上荷军兵力很少，总兵力只有1500人, 只有战舰4艘,与12艘舢舨,而郑军首批部队11150人,400艘船,加上后来的援兵总计25000人。第三荷兰人内部不团结。第四,拥有熟悉当地水文条件的向导何斌。

      4月2日黎明，郑军在大雾中抵达鹿耳门。郑军抵达时，正值大潮，船舰络绎通过鹿耳门水道。上午10时点左右，第一批船只已在赤崁西北部的禾寮港登陆。被荷兰人剥削欺压依旧的汉族人听到郑成功来，兴高采烈,有数千人以推车协助郑军把辎重运往赤崁。郑军登陆后先锋部队由马信率领，包围普罗民遮城，并进占赤崁街。下午1时半，郑军已沿着海滩和赤崁北面扎营，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郑军首先接管荷军粮米，并切断普罗民遮城与热兰遮城间的水陆交通。由于普罗民遮城内只有400名士兵，大员方面遂在下午4时，派遣上尉黎英三率200人增援，但在郑军攻击下只有五六十人进入普罗民遮城，其余返回热兰遮城。

      4月3日荷军从水陆两路主动出击。

      主力舰赫克托号与斯•格拉弗兰号，先掩护贝德尔(中方文献记为拔鬼仔)登陆北线尾，接着向停泊在北锚地的郑军船只开火，郑军30艘船迎战。赫克托号是本次海战最大的荷舰，火力凶猛。驶在最前面，郑军无法靠近，击沉多艘逼近的郑军舰船。这时，风势突然停止，荷船不能动。有五六艘郑军小型帆船摇橹勇敢的靠近，围住了赫克托号猛攻，因水手操作不慎，不小心点燃自己的火药库，轰的一阵巨响，赫克托号爆炸沉没，船上百名士兵阵亡。郑军的小型帆船也受到波及，被一同炸沉。荷船去一剩二，郑军见状，势如恶狼，蜂拥而上。斯‧格拉佛兰号不停的开火，也阻止不了想要进行接舷战的郑军。。郑军用火箭射击，又以铁链将火船扣在荷船的船头斜桅上。斯‧格拉弗兰号数度着火，遭受重创船尾洞开，但勉强冲出战场，和较小的白鹭号前往南锚地停泊。通讯船玛利亚号逃往巴达维亚报信。历时45分钟的海战结束，郑军以其勇敢和无畏赢了强敌。

      陆上由上尉贝德尔率领250名士兵登陆北线尾，贝德尔对中国军队怀有西方殖民者特有的偏见(想想拔鬼仔、挖坟、败尔世这样的名字,想想獞人、犹太、犬戎、鬼方、玁狁这样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称呼，偏见不分东西方)，他认为中国人都是胆小如鼠，“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 见海战失利，热兰遮城发出信号要求退兵。但贝德尔不肯，反把军队前进到步枪可以射到敌军的距离。荷军连放了数次排枪，郑军也还以弓箭，一时间枪声大作，箭如骤雨，双方互有死伤。郑军的藤甲兵右手持刀，左手持盾，奋勇向前，不畏死伤，“好像在家里有另一副躯体可供更换”。 这时，藏在四周林投树林内的伏兵杀出，袭击荷军后方，荷军大乱。贝德尔要求做有秩序的撤退，但“勇敢”的军士们已不听令，丢下武器，四处奔逃。此役包括贝德尔在内的160荷兰人战死。

      见战局不利，4日揆一想与郑军和谈，郑成功同意。5日揆一派两个代表前往赤崁与郑成功谈判。郑成功宣称台湾隶属漳州，是郑芝龙固有之地，只是暂借给荷兰人。东印度公司代表出示与郑芝龙所签订的和约，其中并无郑芝龙宣示拥有台湾主权的条款，荷方以此试图证明台湾为荷方合法拥有，希望郑成功顾念双方多年合作的情谊，彼此退让，暗示“若藩退兵，愿送劳师银10万两，逐年纳税贡方物”。但郑成功强硬表示荷兰人必须交出城堡和领地，否则只有重新开战。荷兰代表见无商量余地，随即返回。

      普罗民遮城已缺饮水，水源现为郑军所占。派人到海岸边掘井，但水少泥多，难以饮用。从谈判代表口中得知，郑方围城部队有10000多人，已做好攻城准备。而此时城内火药子弹缺乏，因饮水生病者很多。经揆一同意，猫实难叮决定投降。6日，猫实难叮献出城池投降，荷兵140人、受伤者20人、妇女孩童奴仆110人共270人被俘。

      问题是此时普罗民遮城附近的西拉雅族原住民在干什么？是帮荷兰人还是帮助郑军？受过荷兰人熏陶，已经走入“文明”世界的他们在观望。一看郑军取胜，马上倒向郑方。受荷兰人教化最深，信徒最多的四社率先投靠郑成功。他们撕去课本，砸烂村里的学校与教堂，杀害滞留在村内的荷兰牧师、教职员、士兵与眷属。7日新港社、萧垄社、麻豆社、哆啰嘓(东山)社、善化社等16位长老归顺郑成功，《从征实录》记载“各近社土番头目，俱来迎附，如新善、开感等里，藩令厚宴，并赐正副土官袍帽靴带。繇(由)是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

      经过几次劝降不成后，郑军开始组织兵力进攻热兰遮城。4月27日郑军先用28门大炮轰城，双方展开炮战。热兰遮城是典型近代欧洲棱堡，火力交叉配置，荷人又是居高临下，占据优势。大员镇的郑军首先被逼退，丢弃所有的大大炮，躲进巷弄屋内。而南面羊厩的军队因大员方向攻击失败，只好放弃进攻，躲到沙丘后面躲避炮火。荷兰人趁势反击，三次出城破坏郑军留在阵地上的大炮。此役郑军的进攻失败，荷兰人死亡不到20人，伤30人左右，郑军损失约五六百人。郑方夺城受阻，自此改成围而不攻，双方各自加强自己的工事。

      郑军受此严重打击，郑成功遂改变了他对荷兰人的宽容态度。萧垄社一人向郑军告密说荷兰人散布明年荷援军将来的谣言，导致通译Druijvendael与教师FransCleen被捕。郑军把两人手脚都钉在十字架上，示众于街头，两人哀嚎了整晚。府伊杨朝栋劝告荷兰人不要轻举妄动，试图帮助那两人，不然只会惹怒郑成功。隔日，他们被运至新港等村社示众，最后皆死在路上（还记得前面郭怀一起义里面那个惨死的龙官吗）。

      郑成功不只是开始对荷兰人严厉，对自己人也一样冷酷。《梅氏日记》记载：“国姓爷的士兵若有人犯法，即使情节轻微也会被斩首，甚至他的将官若运气不佳没能战胜，也要斩头，这种情形几乎每天发生。例如在这期间，有七个他的士兵互相有亲戚关系，之中有一个人找到住在赤崁种田的兄弟，他是个状况很好的农夫；当那七个士兵都到他家来的时候，那个好人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他们已有多年没见面了，为了要好好款待他们，他就宰了一头自己的小牛，那七个人也帮他宰牛，大家一起享受了几天。后来他们被密告逮捕，隔日全部同时在赤崁的街道中央被斩头了。因为，没有人再有自己的牛，所有的牛都属於国姓的了。”，“因偷窃被捉的人，就会左手被砍掉，鼻子和耳朵被割掉，此类刑罚几乎天天发生。”5月19日，吴豪被斩首，罪名是贪污了几百两黄金，但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他当初反对打台湾所引来的杀身之祸。6月初郑军粮食不够了，派了2万人到南北各社去屯垦。收粮屯田的措施最后引起一些南北村社的不满，大肚社、琅峤社发动袭击，导致郑军损失千人之多。

      公历6月23日，马利亚号逃回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当局委任当地法院副院长科布雅‧考乌为舰队司令，率领军船与货船10艘，带上725名士兵与8个月的粮食，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于公历8月12日抵台。这引起了恐慌：“中国官员们和将员都大大紧张害怕起来，那种情形真是笔墨难以形容，他们平常出来都有华盖遮顶，仆役随从，现在他们日夜在普罗岷西亚到处走来走去，既无华盖亦无仆役，整天像丧魂失魄的人，问我们，每艘船上有几个士兵？会不会立刻登陆来攻击？”

      郑军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妙，严重缺粮，陷入饥荒，士兵饥饿“思逃者众”，大部份军队又分散南北各地，时值河水高涨，无法调回赤崁，留在赤崁的不超过300人。郑成功对此非常生气，把一切过错都怪到何斌头上，因为何斌跟他保证荷兰人无法逆西南季风前去巴达维亚求救。何斌被软禁，自此失宠。待在赤崁的荷兰人非常兴奋，暗中派人与热城往来，并准备武器，等到援军来攻时，就来个里应外合。

      但老天爷并不眷顾荷兰人，公历14日时风浪转强，大小船只都无法进出港道，荷舰只好暂停物资运卸。公历17日风浪变成更强，考乌不得不率舰队前往澎湖避难，攻打之事被迫暂停。更倒霉的是厄克)号在马沙沟搁浅，船上42人全部被俘。当知道援军不过725人，还去了澎湖，暂时不会前来攻击，郑军上下全都安了心。趁机增调兵力，并修补大员市镇的工事。还运来竹子做成火攻船，为未来的战事做准备。

      公历9月8日，考乌率舰队回到热兰遮城，与揆一等人商议进攻计划，以舰长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率领712名士兵与水手搭乘7舰13小船2快艇作战。会上还决议，凡夺取、击烧毁大船者，每艘赏100里尔；中型者，每艘赏50里尔；舸仔船，每艘赏25里尔。杀死所有不信神者(郑军)，不留一个活口。

      公历9月16日，荷方七舰由热兰遮城岸边出发，驶向大员市区一侧，并与热兰遮城、乌勒特支堡一起炮击大员市区的郑军，郑守军发现敌舰后，指挥30门大炮向荷舰开火还击。因为潮流与风向的关系，安克汶号、De Vos号、波德号、鲁恩兰号、猎人号与科登霍夫号都被推向北线尾岛东角，无法前往支持。贝斯只好指挥所有的小船、快艇独自划向位于东南方的郑军舰队。荷方寄望的小船战术并没有骤效，2艘小船被俘，1艘被撞沉。

      到了傍晚，作战结束，荷舰驶回热兰遮城的泊口。科克伦号在这场炮击战中上被敌火炮击到失去控制，且船上的青铜炮突然爆炸，造成9死3伤。然后搁浅在敌方炮台附近，其余乘员逃出，最后被火攻船与火箭焚毁，共战死者35人、伤40人。科登霍夫号在大员镇后方搁浅，船长与大部份船员离去，只留一中尉与15名士兵守船。郑军派舢舨载兵前来抢夺，最后船被虏，六名幸存者抢到舢舨后逃出。安克汶号也因潮流被迫搁浅在北线尾的东角，郑方炮台一直对它炮击了一整夜，幸运的于第二天因潮汐又飘回到热城泊口，逃去被虏获的命运。
      此役荷人惨败，海战中共128人死亡，包含四名军官(一舰长、一中尉、一少尉、舵手长)，被俘者全被杀害，损失2艘大船3艘小艇。城内只剩士兵868人，并有300名病号躺在医院，再无力组织大型作战。郑军阵亡700人左右。

      在战役期间，一名荷兰被俘士兵也被派到郑军船上作战，结果他用大刀砍死船上的大将宣毅前镇林进坤，然后跳水逃生。郑成功为此非常愤怒，下令把被俘的所有荷兰人通通处死。

      荷兰人决定打击郑军的粮食补给，遂派安克汶号前往台湾与澎湖之间，拦截郑军的运粮船，没想到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公历10月10日，安克汶号停泊于澎湖，船长率90人下船进行粮食补给。遭遇到郑军巡逻队攻击，有36人被俘或被杀。后来活下来的10人于25日被送回热城，但少了鼻子、耳朵与右手，

      1661年11月，揆一收到清廷来信，说愿意与荷人合作消灭郑军在中国沿海的势力。乌考对此战前景感到绝望，早想溜之大吉，但苦无借口。公历12月3日，乌考毛遂自荐，自愿前往与满清洽谈合作事宜，带上厚礼率五艘战舰前往永宁。但走无多日，乌考抛弃部下，独自逃回巴达维亚，五舰只好返航。荷人得知此事，士气降到谷底，解围希望破灭，逃亡者开始变多。此时郑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饥饿、水土不服，郑军死亡、病倒、逃亡的很多。双方都到了一个极限。

      打破僵局的时候到了。公历12月16日，德籍上士汉斯投降郑军。他带去了重要的情报；城内能作战者不足400人，生病者日众，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应首夺乌勒特支堡，便可居高临下，破其外城。再以地雷火药埋于地窖，可毁内城，荷人将无所恃。郑成功完全听取了他的意见。

      公历1662年1月25日，郑军开始进行全面炮击，目标是乌特勒支堡与热兰遮城。炮击十分猛烈，7小时内共发射2500发炮弹，其中有1700发是射向乌勒特支堡。乌几乎被炮火轰垮。上尉De Roer判断已经无法防守下去，于下午5时带人撤退，临走前还点燃了藏在碉堡内的四个火药桶，并设定2小时后爆炸。晚上8点半，轰的一声巨响，乌特勒支堡被炸为平地。率先进入碉堡内的50名士兵被炸死。郑成功本来要去进行视察，但慢了一步，幸免于难。

       26日，热兰遮城的官员开会。现实情况是，郑军已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击破其外城棱堡只是时间问题；若外城被夺，敌人就可以进入地窖埋入地雷火药，便可炸毁内城。揆一想派兵去夺取乌勒特支堡山丘，想夺回制高点。但守城需要3~400人，可派战力不足500，面对郑军的数千兵力，野战毫无希望。如果孤注一掷，兵力全数派出被歼灭的话，将面临无人守城的窘况。并且郑军已在山丘上筑以工事、大大炮，部署重兵，夺回高地的希望十分渺茫。所以他出击的提议被否决。无奈之下27日下午，热兰遮城决定投降。2月1日揆一在降书上签字，双方签定协议，荷方协议有18条，其内容如下：
      (1)双方都要把所造成的一切仇恨遗忘。
      (2)热兰遮城及其城外的工事、大炮及其他武器，粮食、商品、货币及所有其他物品，凡属于公司的都要交给郑成功。
      (3)米、面包、葡萄酒、烧酒、肉、咸肉、油、醋、绳子、帆布、沥青、柏油、锚、火药、子弹、火绳及其他物品，凡所有被包围者从此地到巴达维亚的航程中所必需者，上述长官及议员们得以自上述公司的物品中，毫无阻碍地装进在泊船处及海边的荷商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船。
      (4)属于在福尔摩沙这城堡里的，以及在这战争中被带去其他地方的荷兰政府特殊人物的所有动产，经郑成功的授权者检验之后，得以毫无短缺地装进上述的船。
      (5)除了上述物品之外，二十八位众议会的议员们，每位得以带走二百个两盾半银币。此外有二十个人，即已婚的、单位主管及比较重要的人，合计带走一千个两盾半银币。
      (6)军人经过检查之后，可以带走他们的全部物品及货币，并依我们荷兰人的习俗，全副武装，举着打开的旗子、燃着火绳、子弹上膛，打着鼓出去上船。
      (7)福尔摩沙的中国人之中，还有人向公司负债的，他们负债的金额和原因，或因租赁或因其他缘故，都将从公司的簿记中抄录出来，交给郑成功。
      (8)这政府全部文件簿记，现在都得以带往巴达维亚。
      (9)所有的公司职员、自由民、妇女、儿童、男奴、女奴，在这战争中落在郑成功领域里且尚在福尔摩沙的，郑成功将从今日起八至十日内交给上述的船，那些在中国的，也要尽快送来交给上述的船。对于那些不在郑成功的领域里而仍在福尔摩沙的公司其他人员，也要立刻给予通行证，以便去搭乘公司的船。
      (10)郑成功要把他所夺去的船上的四只小艇及其附属设备立刻还给公司。
      (11)郑成功也要安排足够的船给公司，以便运送人员和物品到巴达维亚。
      (12)农产品、牛和其他家畜以及其他为公司人员停留期间所需要的各类食物，要由郑成功的部下以合理的价格，从今日起每天充足地供应给公司的上述人员。
      (13)在公司人员遗留在此地或未上船以前，郑成功的兵士或其他部下，如果不是为公司工作而来，谁也不得越过目前用篮堡或该殿下的阵地所形成的界线，来接近这城堡或其城外工事。
      (14)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撤离以前，城堡将只挂一面白旗。
      (15)仓库监督官在其他人员和物品都上船之后，将留在城堡里二至三天，然后才和人质一起上船。
      (16)郑成功将派官员或将官Ongkim及其幕僚Punpauw Jamosie为人质，于本条约经双方各按本国的方式签字、盖章和宣誓之后，立刻送去停在泊船处的一艘公司的船。相对的，公司将派这政府的副首长Joan Oetgens van Waveren及众议会议员DavidHarthouwer为人质，到大员市镇郑成功那里，他们将各留在上述二个地方，直到一切按照条约内容确实履行完毕。
      (17)郑成功被囚在这城堡里的人，或被囚在此地泊船处公司船里的俘虏，将和我们被囚在郑成功的领域里的俘虏交换。
      (18)本条约如有误会或确有需要而在此被遗漏之重要事项，将由双方基于能为对方接受的共识，可立刻修正之。

      公历2月17日，揆一跟2000名荷兰士兵家属登上顿布鲁夫号、安克汶号、鲁恩兰号、波德号、纳尔登号、迈登号与卢斯杜南号出航，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三十八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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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死

      郑成功占领后将台湾改称“东都”， 实施郡县制度，设置了“一府二县”，承天府、天兴县以及万年县，并以承天府安平镇为都城，热兰遮城加以翻修称之后称为“王城”。新成立的东都政权和郑成功一样，内忧外患，形式还是很严峻的。

      自北伐南京以来的诸事不顺，让郑成功本来就很急躁的脾气，更加的坏了。他决定攻取台湾做为基地，郑军将领大多都不响应，面带难色。郑成功力排众议，决定攻台。到了台湾以后，才发现不是什么“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台湾仍处在半开发的落后状态，粮饷更本就支撑不了大军的消耗。城中荷兰人虽然很少，也不是“攻之垂手得者”，竟然花了将近一年才攻克。郑成功复台计划，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错误判断之上，他大大高估了台湾所能供应的粮饷能力，也大大低估了荷兰人的战斗力。台湾当时的实际状况正如吴豪所讲“风水不可，水土多病”。当郑军士兵不断被饥饿、疾病击倒死去时，他的威信扫地，只有靠严厉的杀戮来压制普遍的不满，“用法严峻，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 攻占台湾前后，郑军士气始终低落，并酿成大批叛逃事件。

      这边攻台不顺，清廷那边传来的全是坏消息。首先是清廷在郑成功攻台后，采纳黄梧的意见，于8月开始迁界，沉重的打击了郑成功的贸易。1661年10月3日，清廷处死了毫无利用价值的郑芝龙，他的儿子、孙子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父、兄、家人被杀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顿足面北而哭”，“若早听儿言，何至杀身” 。

      荷兰人投降后，郑成功就下令将士和官员的家属迁台。可是郑成功的滥杀、牵连家属，台湾的荒凉、疾疫，让留在金、厦的将士们踟蹰不前，“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信息隔绝” 。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通款准备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令周全斌等人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自郑成功光杆司令起兵时，陈豹就一直追随郑成功，忠心耿耿，现在百口难辨，无奈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1662年4月，林英剃发假扮成僧人，从云南逃回，向郑成功哭诉道：“皇上（永历帝）听信奸相马吉祥、逆戚李国泰之话，避居缅甸。现在吴三桂攻缅，缅王已将皇上献给吴三桂，听说已经被吴三桂杀害了” 。郑成功听罢，痛哭不已，当年他拥兵不进，终于酿成了恶果。

      4月郑成功通过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里应外合。

      但尚未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郑经四弟乳母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马上派都事黄毓会同自己的堂兄郑泰去斩杀郑经、陈氏、婴儿，并以治家不严之罪斩杀妻子董氏。金、厦诸将接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和郑泰、黄毓商议，采取折衷办法，杀陈氏与所生婴儿，诸将联名上启代董夫人及郑经请罪。郑成功不允，坚持必须杀掉董夫人和郑经，解下自己的佩剑让黄毓到金门交郑泰执行。黄毓被郑经扣押下来。从台湾来搬家眷的蔡鸣雷造谣说，藩主发誓要除掉董夫人和郑经，如果金、厦诸官拒不遵命就全部处斩，而且已有密谕给往南澳征陈豹的周全斌命他相机行事。金、厦诸将推举郑泰出面，扣押周全斌，同时给郑成功送去诸将公启明确地表达了金、厦诸将联合拒命的意思。郑成功得信后愤懑不已。

      5月1日，因内忧外患、众叛亲离而忧愤不已，急病攻心的一代豪杰郑成功逝世，享年38岁。郑成功带着他未竟的梦想走了。令人惊奇的是日后互相敌对的几方都给了郑成功极高的评价。


      先说清朝。清廷最初把郑成功当成乱臣贼子和海盗。后来为了收买人心，清廷给予一些为南明死难和坚持抗清的将领荣誉，宣扬他们的忠义，让民众效忠清廷。郑成功被树为忠义典范。

      再说民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矢志反清十余年，驱逐荷兰人的郑成功当仁不让的就是典范。等蒋介石败逃台湾，其处境和当年的郑成功非常的像，且郑成功“民族英雄”、“忠于领袖”、“传统文化美德”等形象可作为宣传样板，因此除官方祭祀、宣传外，教科书中也多所赞扬郑氏的“民族精神”，并强调他“光复台湾”与“矢志反攻大陆”的事迹，将其与“蒋中正”同样宣称为伟人。目前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不再指郑成功“收复台湾”，而是改以“驱逐荷兰，进入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来表达。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郑成功同样收到推崇。郑氏是“驱逐外国侵略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团结汉族和高山族民族开发台湾。

      更好玩的是台湾闹台独的，也同样尊崇郑成功。他们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更更好玩的是台独大本营，高雄嘉义一带台南平原，正是当年郑成功在台湾的地盘，当地人是早期汉人移民加上郑军和当地平埔族混血而成的汉族后裔。更更更好玩的是台湾原住民恨死了这些“本省”汉人，是“外省”汉人国民党的铁杆支持者。

      因为郑成功的日本血统，日本人也挺推崇郑成功的。日治台湾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以拥有大和民族血统之郑成功统治过台湾，以此解释日本统治台湾是继承遗储，合理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台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称为“开山神社”。

      郑成功是一个非常复杂多面的人。你说他不忠吧，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坚持抗清十几年，以海外孤忠闻名于世。可你说他忠诚吧，他又有如同他父亲一样的狡黠和商人般的计算，私心自用，一切围绕着郑氏集团的利益考量，根本就不顾南明的大局。你说他残忍嗜杀吧，他多次救济贫民，很多时候纪律也挺严明。你说他爱民吧，他像一个海盗一样纵兵劫掠，让沿海的百姓苦不堪言，视之为海盗，更是多次屠杀无辜平民。你说他无能吧，他雄才大略，深谋远虑，建立了组织严密的商业帝国，无论陆海军都骁勇善战，无论是北伐南京还是攻台都显示出超人一等的战略眼光。可是你说他能力超群吧，他性格暴躁，刚愎自用，不能容人，御人无术，部下不断叛逃，以拓展根据地为目标的战役，无论己方占不占优势，大多以失败和无功而返告终。

      郑成功被受到高规格的推崇，是不同政治势力用后人的视角，按照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来取舍塑造。如果郑成功攻台失败，还有这么大影响力吗？如果他的寿命在长一点，代替他儿子郑经成为拒绝统一的替罪羊时，他还会是民族英雄吗。无论是个人能力、品行、还是在当时的影响力，远远胜于郑成功的李定国，又有几个人把他当成民族英雄呢。我们汉人今天把攻台举视为进取，而当时反清复明人士则无不视为退缩战略——向海外岛屿的流亡，表示着对争夺中原绝望后的撤退。

      而做为郑成功对立面的施琅，大陆、国民党当局、台独势力都不约而同的讨伐他。大陆、国民党当局更是斥责其为汉奸。近年来，随着大陆政府对收复台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施琅做为攻台，把台湾纳入大陆版图的功臣，其形象越来越正面。大陆第一艘航母曾经一度流传被命名为“施琅”号。

      为了政治需要，《康熙大帝》中，祸国殃民的 “迁界”，竟然也可以是温情脉脉，大仁大爱的。不但说“迁界”禁海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还说朝廷处处体恤百姓搬迁之劳，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是早在内地为迁移百姓准备了多一倍的土地，且三年之内不纳粮，三年以后田土谁种归谁；二是迁徙搬家运载工具不够的，可以用军营的车马帮着载运，6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兵勇用轿子抬着走。荧屏上，老太太笑眯眯坐在官轿里，男女老幼欢天喜地忙搬迁。

      事实上，清政府没有任何妥善安置迁徙百姓的举措，倒有不少防范被迁百姓返回故地的损招。当居民被赶出世代久居之地，立刻毁屋拆墙，有来不及退出者即被压死在倒塌的房屋内。至于留在住地不愿迁徙的“钉子户”，官府即派人放火焚烧房屋，“片石不留”，人也跟着灰飞烟灭。紧接着摧毁农民辛勤耕耘播种的田土，砍伐世代经营的林木，“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至是一望荒芜矣”。而屈从官府迁徙的人，路途上“民死过半，枕藉道途”。有勉强支撑走到内地，摆在面前的又是生不如死的绝望，原来姚启圣们答应的安置条件，全是骗人的鬼话。《清圣主实录》也不得不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因多次上书反对迁界，言辞激烈，被明升暗降调入京城做闲职。

      可是，这些都是外来势力对郑成功的评价，台湾的原住民呢，究竟有多少人在乎过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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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殖民

      自荷兰人登陆台湾起，台湾的原住民就开始了被殖民的历程，充满了反抗、镇压，是一部原住民的血泪史。

      先说荷兰人的“事迹”。

      1629年，第三任台湾长官彼得•奴易兹派遣62名荷兰士兵深入麻豆社搜捕“汉人海盗”，但麻豆原住民由于对荷兰殖民者杀害他们同胞、要求献地，并且强迫当地青少年服劳役早有不满，但又不得不屈服于荷兰殖民者的武力，因此原住民一边假装协助，但另一方面却运用对当地地理的认识，使荷兰士兵毫无所获。一日黄昏，62名荷兰士兵结束搜索行动，归途时经过麻豆溪，陪伴搜索的原住民便替士兵们拿枪，并背着他们帮助渡河，荷兵不疑有他，到了半途，所有的原住民忽然蹲下，将身上的荷兵推入河中，并顺势将他们强压吃水，荷兰士兵全数淹死。

      荷兰人1635年展开报复，11月23日，普特曼斯亲率4500名荷兰部队及2000名新港社原住民攻打麻豆社，在普特曼斯的命令下，荷兰士兵见人就杀，第一天杀死麻豆社原住民战士260名。普特曼斯并下命令烧毁所有住家，计有三千余户房子全毁。及至12月19日，麻豆社终于向荷兰人投降，并签订《麻豆协约》表示他们愿完成接受荷兰政府统治。

      武力迫服麻豆社后，荷兰人又南下讨伐搭加里扬社。讨伐搭加里扬社的起因是该社与新港人发生过一次械斗冲突，造成新港人四人死亡，其中有一人是当地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新港社是荷兰人的重要盟友，因而普特曼斯总督出兵讨伐搭加里扬。搭加里扬社民知道荷兰人的厉害，闻风而逃，荷兰人打死九个人并割下首级，并放火全部烧毁村舍。

      1636年初，荷兰人把矛头对准尚未归顺的萧垅社。萧垅社民供出七名所谓的“叛乱者”，估计是参与“麻豆溪事件”的人或者是反对荷兰统治的煽动者，荷兰人将七人全部逮捕并处死。萧垅社随麻豆社之后，臣服。，其他南台湾的部落也陆续臣服。这一连串的胜利确立了荷兰人的威势，到1636年底，共有57座原住民村庄服从荷兰人。

     1636年荷兰人还对小琉球岛上的原住民进行了大屠杀。这事的起因是1624年金狮子号和1631年贝佛维克号先后于小琉球搁浅，两艘船上的人员全部被原住民杀害。荷兰人决定报复，于1633年发动一次小规模的讨伐，发现了贝佛维克号船员遇害的证据。1636年朱立安斯凡林佳带兵第二次讨伐，将小琉球原住民驱赶到岩洞中。荷兰人紧接着堵住洞口燃放毒气，逃出的原住民被荷兰人俘虏。毒气燃放持续了8天之后（在这期间，他们的哭喊声仍可在外面清楚的听到），荷兰人进去探查时，他们发现了大约有300具的尸体，都是因烟熏窒息而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被活捉的男人被带到大员和巴达维亚当奴隶，妇女和孩子一部分留在荷兰人家里做奴仆，一部分被分给了新港社。

      荷兰人派三十名士兵驻扎岛上，不料又有三名士兵被躲过搜捕的原住民杀死。恼羞成怒的殖民当局再次派出三十名士兵以及三百名土番，对小琉球岛的幸存者展开拉网式搜捕，抓获三十人。这三十名岛上居民，只有一名小孩幸运活下来，其余二十九人全部被割去脑袋。屠杀后的小琉球岛几乎空无一人，一片萧瑟荒凉。

      1636年起，因赤崁附近的鹿群大量减少，大员当局遂开放汉人前往北边捕鹿。此时虎尾垅社系有名的梅花鹿栖息地，不少汉人走私团体居住于此，并和原住民从事鹿皮交易。虎尾垅汉人为了排除新来汉人的竞争，便联合虎尾垅原住民反抗荷兰人，并杀害前来捕鹿的汉人。大员当局分别于1637年及1638年进攻虎尾垅，不过虎尾垅社依然敌视大员当局，杀死了3位荷兰人。1642年，荷军进攻虎尾垅社，杀死了之前袭击荷兰人的30人，自此之后虎尾垅社不再反抗。此后，大员当局有鉴于虎尾垅社的敌意出自汉人煽动，遂禁止汉人定居于原住民部落，并要求原住民搜补非法居住的汉人。荷兰人缺德的地方在于为了让虎尾龚社彻底臣服，三次扫荡每次都是在秋收之后动手，将该村落过冬的粮食，房屋全部烧毁。

      1642年荷兰人派舰攻占鸡笼，赶走了西班牙人。荷兰人征服北台湾后，目标转为完全征服西部平原的原住民，以连通台湾南北的道路。1644年，荷军征服北台湾其余不肯服从的部落，并南下打通陆路。荷军在路上为隶属大肚王国的水里社及半线社所攻击，不过仍顺利抵达大员。1645年1月，荷军进攻大肚王国内的反荷部落，大肚王国只得于4月正式降服，至此全西部平原全部服从荷兰人的统治。

      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类似西欧封建制度的变形。他们和原住民缔结条约，确立荷兰人为领主、原住民为封臣的关系，再由地方会议及年贡加以维系。荷兰人认可原住民的土地为封建领土，荷兰人或汉人在其领土从事伐木、开垦、捕鱼等经济活动，都要支付补偿金给原住民。荷兰人方面定期召集各社长老开会，与会长老需向殖民当局效忠，报告辖区情况。长老拥有殖民当局赐予的权杖，平时在社内可以执行司法权。原住民身为封臣，司法上不受《台湾告令集》约束，而是依各自部落的习惯审理案件，并由派驻在当地的政务员辅导与监督。涉及死刑或流放台湾岛外的案件，需交由台湾议会审理。

      台湾殖民当局向南北各社征收10捆稻米，作为服从荷兰人的象征，此后并推行至其他地区，称为年贡。后来殖民政府制定缴纳标准，规定每户缴纳20斤稻米或4张鹿皮做为年贡。有一些距离大员较远的村社拒缴纳。原住民重要财源的猎场被迫开放给荷兰人和汉人打猎，猎物锐减，原住民顿失生活依据，陷入贫困，1948年殖民当局停止年贡的征收。

      做为东印度公司下属或者职员的汉人是承担荷兰人剥削的主体。1640年8月1日，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决定对在台所有汉人征收人头税，每人每月0.25里尔。这是一项负担沉重的税种，从9月份起正式征收。除此之外，汉人从事猎鹿、杀猪、捕鱼等经济活动，也必须要荷兰人缴纳税款。后来荷兰人采用贌社制度，把某一块地域（海域）的耕种、打猎、捕鱼，和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权等，发给汉人承包。在1642年，荷兰人出租第一批村社时，租金为1600里尔，之后租金连年上涨，到1647年时已涨到14250里尔， 1648年超过23000里尔。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荷兰人通过出租村社所获得的租金上涨了十几倍以上。租金涨的如此之快，一是最初的底价比较低，二是因为中国沿海地区因为战乱、饥荒造成鹿肉价格暴涨。但是汉人之间的竞价之高，连荷兰人都出乎意料，他们说“整个虎尾珑社财物的总价值也没有租金那么多。”如此畸高的租金，令承租的汉人已完全没有利润的空间。承租汉人利用垄断地位通过压低鹿制品价格、抬高销售给原住民物品价格等损害原住民利益的方式来寻求利润空间。这引起了原住民的极大不满。荷兰人的政策是以番制汉，他们更倾向于原住民。荷兰人于1648年起，每礼拜五在赤崁举办市集，让大员周边的原住民可以自行订价交易，1650年再扩大适用范围，让原住民可以跟任何一位村落的承包商交易，而承包商只能待在标得的村落。随着大陆鹿肉价格回落，造成了大量承租汉人破产，这也是郭怀一起义的一个重要诱因。

      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原住民必须承担随军征伐，以及其他杂役。最引起原住民不满的，是荷兰人一直试图改变原住民的文化和信仰传统，让他们“文明”起来。将原住民改宗成基督徒，也是荷兰统治时代的施政重点。

      早在荷兰人统治初期，就已有宣教士深入原住民部落布教，为了使原住民能更了解基督信仰，宣教士开始把宗教教育制度化。1636年5月26日，台湾史上第一所学校于新港社成立，课程除基督教教义外，并传授以拉丁字母读写原住民语言。新港办学成功后，很快也推行至西拉雅语区及虎尾语区等地的部落。为求原住民容易理解，教师多以本地语言教学。因此新港语、虎尾语等原住民语言成了强势语言，造成了其他族原住民语言的变异和消失。

      然而1648年后，大员当局改推行荷兰化教育，学校开始教授荷兰语，也依荷兰本土的作息来上课，并要求原住民改成荷式姓名、改穿荷式服饰。师资方面，除了派来的牧师、探访传道以外，教师亦有士兵转任或由原住民担任。然而士兵素质参差不齐，时有违法乱纪，原住民教师的地位则日益加重。1659年，殖民当局遂于萧垄社创办神学院，以培育原住民师资。
西拉雅人为多神信仰，并由称为尪姨的祭司负责祭祀，尪姨也会借由占卜、预言等方式影响西拉雅社会风俗，尪姨也负责对妇女堕胎，宣教士因此将尪姨视为最大的传教阻力。为了减少尪姨的影响力，1641年荷兰人便把250名尪姨，流放到西拉雅部落北方的诸罗山，并进行基督思想改造。直到1652年，才准许她们返回原部落，并要求不得从事原有的宗教活动，然而存活下来的尪姨只剩48人。

      应该说台湾原住民的文化的的确确是落后很多，当时还没有文字，向先进文明学习是必要的。只是信仰和文化的融合学习需要慢慢来，前期荷兰人做的还是不错的。可是后来荷兰殖民当局急于求成，让原住民改成荷式姓名，改穿荷式服饰，说荷兰语非常的不明智。由于师资不足，让一些素质低下的士兵出任教师，严重的影响了荷兰人在原住民心目中的形象。再加上迫害尪姨，过于着急改变原住民的文化，这些都严重伤害了原住民的情感。想想清廷因剃发令而引起广大汉族反抗不已，你就可以理解原住民的不满。所以郑成功登台攻克普罗民遮城后，西拉雅族原住民村社迅速前来依附。不过他们和热烈欢迎郑成功的汉族移民一样，很快就后悔了。

      1662年，荷兰人黯然退出台湾，郑氏政权粉墨登场。

      在说郑氏政权之前，先说一说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南岛民族”，他们本是台湾的主人。明末汉人称之为“东番”或者“东夷”，以和台湾的西洋人的“西番”“西夷” 区分。“番”的称呼是以汉文化为中心，区分“汉”与“非汉”，带着浓厚的歧视色彩。再后来一点用“土番”、“野番”、“社番”来称呼台湾的原住民。18世纪开始称呼被汉化的原住民为“熟番”，未被汉化的原住民为“生番”。 由于“熟番”多居住在西海岸的平原上，“生番”多居住在中央山脉一带，慢慢的就有了“平埔番” 、“高山番”的提法。日本侵台后，沿袭了“平埔番” 、“高山番”的分类方法，将“番” 字改为“族”字，从此以后台湾原住民被分为平埔族和高山族。平埔族原住民被汉人同化、杀戮、驱逐，做为民族几乎已经消失。

      所以我们不要从我们自己的感觉出发，洋洋得意的随便称呼台湾原住民为高山族，在台湾原住民看来这样的称呼是一种歧视。而且荷兰人和郑成功先后统治的台湾西部平原，台湾原住民的种族是平埔族而不是高山族。

      郑成功与清兵的作战方式是流动作战，虽然可以起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依靠行动迅速、军容浩大震慑毫无准备的州县，迫使他们自动投降，然后掠夺浮财和物资，弃空城而去。但是这种海盗式的打法，也使他无法建立可靠根据地，也难容于农耕文明传统儒家熏染之下的士大夫，使郑成功缺少文官储备。所以他即使在占领台湾以后，也只能实施军事统治。

      郑成功登台时军粮已经没有了，在普罗岷西亚市镇取得的粮食，只够吃半个月。《从军实录》中记载：“台湾城未攻，官兵乏粮。22日，遣杨戎政並户事杨英 ，同通事何廷斌，查察各乡社有红夷所积粟石及糖麦等物回报，发给兵粮，计粟六千石，糖三千馀石。”虽然杨英为了掩盖，说是“查察”各社荷兰人的粮食，实际上已是俘虏的各社荷兰人人数不多，不会储存大量粮食，更不会储存大量的糖，相信“查察”的还是中国农夫和原住民储存的粮食。

      为了养活庞大的兵力，郑氏实施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将土地划分为官田、私田和营盘田。官田为明郑政府所拥有的土地，私田为文武官员按家属的多寡准许其取得必要的土地，营盘田是驻在各地的部队的土地，实际上这些都是郑氏集团的土地。土地来源：1，接收荷兰殖民政府的公司田（王田）；2，垦荒；3，原住民村社的土地占为己有。私田和营盘田多是侵占平埔族村社的土地，武装拓垦而来。

     《海上见闻录》里记载：“以各社土田，分给与水陆诸提镇。”
     《台海使槎录》里记载：“向前(荷治时期)之王田皆为官田，郑氏宗党及文武官庶民有力者招佃耕垦，自收其租，纳课于官，名曰私田。”
      《梅氏日记》里记载：“约在六月中，国姓爷把福尔摩沙分给他的官员和将领，每人分到南北距离八小时路程的领地，每个领地都要在中央地带建造一个大城市，作为官员或将领的居处，边界要各造一个乡镇，用以安定他的辖区。”

       除了耕地，耕牛和农具也被征用。

     《梅氏日记》记载: “国姓爷分给他们上千只的牛，以及很多锄头和其他农具，使他辖区内每一个人都能立刻开始耕种，那些牛包括所有公司的牛，以及政务员、牧师、其他公司职员，以及自由民在赤崁养的牛。”, “例如在这期间，有七个他的士兵互相有亲戚关系，之中有一个人找到住在赤崁种田的兄弟，他是个状况很好的农夫；当那七个士兵都到他家来的时候，那个好人高兴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他们已有多年没见面了，为了要好好款待他们，他就宰了一头自己的小牛，那七个人也帮他宰牛，大家一起享受了几天。后来他们被密告逮捕，隔日全部同时在赤崁的街道中央被斩头了。因为，没有人再有自己的牛，所有的牛都属於国姓的了。”

      可以说，很多土地和耕牛就是明抢。

      平埔族原住民，在荷治时代日子不算好过的话，郑成功来了就更糟糕了。据诸罗知县季麒光的调查，“查港社系土番所居，红毛始设贌商，稅额尚轻，伪郑因而增之。”，“自伪郑窃台湾，取之田所生十中之八九，从丁重敛，二十余年民不堪命。”

      清初人郁永河在《裨海记游》记载；“曩郑氏于诸番徭役颇重，社商、通事每各立名目课税，差役不绝，无分男女老幼俱供差遣做工，皆枵腹而行，少不顺者即以挞伐。”

      荷兰人的税负大概为贌社、鱼捞、豚屠殺、市衡量、汉人人头税及米作什一稅。到了明郑末年稅目分：稻粟（田赋）、人丁、社港（贌社）、盐埕、罟繒、牛磨、蔗車、街市店厝、盐出港、僧道及货入港等等12项。

      明郑当局除了保留了荷兰殖民当局的人头税、贌社制度外，对从事耕种的原住民诸社追加了人头税。除了沉重的田赋外，另外制定了包括陆饷和水饷等杂赋。“陆饷”就是陆上的许多的税目如厝饷（房屋、猪舍、鸡舍都要交税）、磨饷、菜饷等。至于「水饷」则有梁头饷、潭饷、港沪饷等。最可笑的是连僧侣都要征税。

      当初头家农夫们欠荷兰殖民当局的贌租或者借款，郑成功都一概把债权接收过来追讨。《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大部分农民深受国姓爷的压榨，很少人能享受他们的劳力所得，而且无法拥有全部的土地所有权。华人得将欠荷兰人的款项交给国姓爷。国姓爷把大户人家的妇人和孩子拘禁起来，因为国姓爷认为他们仍藏有金钱。就如他从六哥的妇人哪里发现二十锭黄金和十三箱银子一样。三哥的女儿，他一来就把她纳入自己的妾群中。有些住在中国的人，由于害怕他的苛政，不敢来台湾探望亲友。”

      《梅氏日记》里记载：“那些或因贌租，或因其他事故，向公司或个别的荷兰人欠债的中国市民和农夫，都被〔郑方〕催讨得很厉害；他们因为互相告发，以致有欠债的人都牵连被举发了。他们必须三天之内偿还债款所谓偿还债款，如果不还或没有还清，就要挨打，打得裸露屁股上。第一次打三下，若再不还，第二次打五下，第三次打十下（像这样加倍打下去），最后就被关进监牢，用一块大的四方形木板，好像领巾，枷在脖子上几个月，使那些人想要躺也躺不下去，想要站也站不起来；因为那种木板长宽都足有二呎半﹝约七十五公分﹞，厚达两拇指﹝约五公分﹞。因此，所有公司的属民都带着泪眼，期待这个独裁者倒下去，使他们得以再回到公司的管辖下生活。

      而且，他们再也没有自己的土地、房子、牛、锄头、犁或其他任何农具了，这些东西都变成国姓爷的东西；所有栽种的作物都必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国姓爷，他的属下和本府〔府尹杨朝栋〕都非常精於计算，使得这些可怜的乡下人留下来给自己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所有富裕的农夫，以前说起话来就是几百几千的，现在都变成穷困的佃农。他们的食物非常缺乏，有一种最佳品种的野生棕榈树也几乎找不到，因为他们把那些树砍下来，锯成小块，打碎以后吃掉了。”

      明郑当局的横征暴掠，激起了原住民的不断反抗。郑成功登台的当年6月初台中的大肚社和台南的琅峤社开始反抗，袭击郑军。

      杨英《从军实录》记载：援剿后镇、后冲镇官兵激变大肚土番叛，冲杀左先锋镇营，杨祖与战，被伤败回，至省病，死之。围援剿后镇张志营，右虎卫、英兵镇、智武镇□□，差兵都事李胤监制各□，不准搅扰土社，吊（调）后冲镇等移札南社。”
      《梅氏日记》记载：“在Middagh的大酋长（den grootcn vorst van Midagh）一带北边村社的原住民，无法再忍受那些自己上门作客的中国人的粗暴无礼，他们几个村社互相结合起来，乘夜间中国人休息时候突袭，杀死一千四、五百人。”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记载说：“七月……张志、黄昭等激变大肚社土番，杨祖与战，中标枪死。土番围张志营，黄安、陈瑞等破走之。”
      江日昇《台湾外记》记载：“七月，张志、黄明纵管事杨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设伏诱战，遂斩阿德狗让。抚绥余党，班师。”

      1664年郑经派刘国轩前往半线屯田。但是郑氏王朝扩张领土的行动，威胁到统治台中一带的大肚王国，双方的冲突已无法避免。1670年大肚社、沙辘社、斗尾龙岸社武装抵抗侵略，这次战役规模不小，就连郑经自己也亲征。刘国轩先后击败沙辘社、大肚社，将沙辘社的原住民从数百人屠杀只剩6人，逼迫大肚社迁往埔里，水里社（今台中市龙井区）逃往水里。再和郑经一起进攻斗尾龙岸社，双方互有胜负，残余居民退守山区，郑军只烧毁其聚落就撤退。1952年，仕绅李卿云先生创设沙鹿高工，整治校地时，挖掘出数百具男女遗骨及「番王印」一枚，证实明郑当局杀戮平埔族群之暴行。

      这件事情，为《裨海记游》所记载：“红毛初居时，平地土官悉受约束束，犯法殺人者，剿灭无遗，郑氏继至，立法尤严，诛夷不遗妻子，并田畴庐舍废之…… 至今大肚、牛马、大甲、竹堑诸社林莽荒秽不見一人，诸番视此为戒。”
      《台海使槎录》记载：“沙辘番乱，左武卫刘国轩驻半线，率兵讨之，土番拒战，遂毀其社，并将番众殺戮殆尽，原有数百人，只余数人潜匿海口。因使大肚番恐，迁其族于埔里社，国轩逐至新港溪，观兵而归。”

      郑成功、郑经如此，郑克塽也不例外。据《裨海纪游》记载：“康熙二十一年，伪郑守鸡笼，凡需军饷，值北风盛发，不得船运，悉差土番接递，男女老樨供役，督运办日酷有加，施鞭鞑，因相率为乱，杀诸社商往来人役，新港仔、竹堑等社皆叛。郑克塽令左协陈绛率兵剿擒，土番尽遁入山，丛林迭涧，无由缉捕，仍不时出役剽掠，议就要道坚栅防困之。”

      从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台湾原住民曾遭到早期汉人移民大肆的屠杀和掠夺，甚至被汉人当成野生动物般捕杀猎食并制成番膏，因此使得台湾原住民人口急据减少。由原本占台湾人口的绝对多数成为绝对少数。潘英著《台灣平埔族史》一书中述及：“郑氏对平埔族而言，不仅是第二个外来政权，而且是不公不义的暴虐政权。”

      台湾各族人民在重税盘剥下，到了郑氏第三代，就开始箪食壶浆迎接第三个外来殖民政权──满清政府。

      1683年清廷派施琅攻台，郑克爽投降。清廷征服台湾后，将郑氏官兵撤回中国，当时对于是否保留台湾的问题在朝廷引发争论。朝中主流意见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化外之地，与其耗费粮饷派兵驻守，不如干脆放弃。施琅和姚启圣等参与攻台的官员和其他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反对弃台。在他们的一再争取之下，清廷结束了对台湾弃留八个月的争论，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设官治理。从此台湾第一次进入了中国的版图。

shwyyan

后记

      面对这样一篇根据史料编写的文章，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啊”。我更相信很多人会假装看不见，也肯定会有人破口大骂，你个汉奸、美狗、清狗之类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岂容你抹黑。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更多的人，明明知道了那是虚假的东西，依然不以为然。

      我们都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其实这些谎言就是精神上的软毒品，不知不觉中慢慢中毒，人就会深陷其中，很难摆脱它。中毒后人的思维是单线程的，只能接听和认可同一种声音，无法容纳不同的观点。如果碰到无可辩驳的东西，中毒深的人会假装看不见或者暴跳如雷，毒浅的会解毒，人会如同戒毒后的状态，没着没落的空虚。很快一部分人就会复毒，思维还是单线程的，只不过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另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会崩塌，底线会不断突破，成为犬儒。

      这个世界不只是黑白、更多的时候是黑白混合的灰色。这个世界也更不只是二元的黑白组成的世界，而是多元的红、绿、蓝、黑、白组成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孩子们学会质疑，学会思考，学会切换角度、位置、立场去看待问题，思维是多线程、双向的，能够在一个平面内穿梭。如果能够跳出平面，用大慈悲去俯视这个世界，那当然更好。伸出手指，捅开蒙蔽在我们心灵之前的那张黑纸，让阳光照进心房，那种光明无人可以熄灭。

      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我们才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具备人所应该有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活着，别人也需要活着，我们经历的苦痛，其实别人也经历过。无论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还是真正强大的人，一定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具有自信，能够宽容和理解彼此的不同，能够融合学习，正视彼此的优缺点。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用理性，优雅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观点，不再说什么“自古以来”，这其实就是无赖逻辑。5000左右年前，我们汉族的先民从河南陕西一带起家，打败了同在河南，本也应该属于汉族的先苗，打败了东部沿海一带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的古百越、打败了湖南江西一带的先壮。那些民族和台湾的原住民一样，肥沃富饶的土地被汉人占据，被迫向贫瘠偏远的地方迁徙，这和北美印第安人何其的相似。如果非要硬讲“自古以来”，中国、美国、俄罗斯都不应该存在。当然这么说不是说我们汉族有多邪恶，那个时候，人类文明程度还不够，也不会调节和控制人的生育，彼此争夺的是生存的空间。如果当年被打败的是汉族，那现在就该轮到别人来同情我们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要面对现实。当我们回顾历史，追寻真相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谁难堪。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近二三百年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人类不停反复的追寻摸索，取得了共识，建立了现代文明的规则和伦理。这些是人类用鲜血和教训换来的文明结晶，我们应该去拥抱她。

      这篇文章不用于商业用途，里面很多内容是直接从其他书籍文章中直接摘录而来，就不一一指出，引用文章包括顾城《南明史》、洪兵《南明那些事儿》、《梅氏日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等，感谢作者和翻译们的辛勤劳动。最后，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忘记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编写本文，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一篇新闻，讲台湾台南市原住民抗议要求拆掉郑成功像。多个网站该新闻后面的评论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骂声，并且充斥着大量反人类的言论。这就是片面灌输洗脑教育下结出的“累累硕果”。它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让我感觉到我更有责任把随堂语文系列写好。 救救孩子！

shwyyan

课程设计

      其实最初我对郑成功没有太多的了解，曾经无意中看过一篇关于他父亲郑芝龙的文章，知道了郑芝龙是一个大海盗，郑成功是一个中日混血。当读到这篇课文非常脑残的那个片段时，我猛然觉得这不对啊，一个纵横台海的大海盗的混血儿子，怎么会如此无知，竟然不知道台湾，这不科学啊。等到写这个课程设计时，我要落实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史料支撑。看到一方的史料，那再去查一查另外一方是怎么写的，谁说的对啊。就这样向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这一个月里，读了顾城先生的《南明史》，洪兵先生《南明那些事儿》，梅•菲力普的《梅氏日记》，杨英的《从军实录》，这还不包括查阅相应的古文和其他资料。因为这样一篇垃圾课文，我现在对郑成功和整个南明史都有相当的了解，你看是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无独有偶，语文S版五年纪下第二十三课郑成功收复台湾，也同样的搞笑：“少年时代的郑成功，曾亲眼目睹荷兰侵略者在家乡福建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残害乡亲。他从小就对荷兰侵略者十分憎恨。”艾玛呀，荷兰人攻击劫掠福建沿海的时候，郑成功他爹还没娶他娘，他是如何恨他和他父亲在贸易上的合作伙伴和竞争者荷兰人的呢。这些课文的编辑太不敬业了，编瞎话编的都不利索。

      问题在于，我们准备给孩子们讲些什么，让他们去探索写什么。所以我为这篇课文设计了三个深入层度不同的议题，深入到哪个程度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第一个议题，不过多触及郑成功的阴暗面，不去动摇他民族英雄的地位，设计问题是请孩子们自己去查阅台湾原住民是怎么评价郑成功的，回答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评价，你认可他们的评价吗。这个话题的价值在于，让孩子能够跳出自身的视角，能够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以同理心去理解对方的处境，或者是能够学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的看待问题。其实人类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争夺生存空间的殖民史。现在的大国和地区大国（包括中国在内），本身就是国内主导民族在殖民战争中胜利而形成的，它也是被殖民民族的一部血泪史。你眼中的英雄，完全可能是别人眼里的暴君、屠夫。我们都把人家“文明”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还不许人家有怨言，这合适吗。

      第二个议题，全面的了解郑成功，设计问题除了上面的问题外，还有请了解欧汀寨屠杀是怎么一回事，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一带军事行动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民众对郑军的态度，郑成功与李定国、郝尚久、郑彩等其他抗清武装之间的关系等等，当史料展示和讨论清楚以后，议题是郑成功算不算民族英雄。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郑成功是一个非常复杂多面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过去国家是为了统治者而存在的，而当代世界主流价值观认为国家是为了民众而存在，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拥抱现代文明。

      第三个议题，是有人如此评价南明四位中兴之臣，“可法不可法，可望不能望，定国难定国，成功不成功”，请问这四个人是谁，你认可这个评价吗。这个议题和第二个议题有一些相似，都是讨论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区别是需要了解的历史更多。这个话题还可以扩大一些范围，把人物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除史可法、李定国、郑成功外，在加上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这些一直抗清的将领和官员，就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第二大类以阮大铖、马吉祥从头“奸”到尾的奸臣。第三类本是南明能臣甚至是正直之臣，最后降清的“汉奸”比如孙可望、施琅、钱谦益等等。第四类原本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或者是降清的“汉奸”，比如“奸臣"马士英，大贪官朱大典，效命清廷制造嘉定三屠，剿杀隆武绍武政权的“汉奸”李成栋等等，最后却为南明尽忠死节。这个分类并不准确，我也不建议简单的以忠奸来区分一个人。之所以这么分，想阐述的就是人的复杂性，脸谱化简单化一个人是多么的荒谬。

      人是不完美的，即便是我最欣赏的李定国，也同样有着性格和能力上的缺憾，也正是这种缺憾让他显得更真实。面对困境一直的坚持，面对死亡取义无畏的勇气，这真的很让人敬仰。我们可以接受他们的缺陷。但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们不接受编造理由让一等于二，把虚假的东西强加给某一个人，让他变成完美无缺的神，以达到某些人的政治目的。我们苛求的是真相，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