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玮说：我梦中的书【转帖】

读书人

中国儿童文学的好作家不多，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看到她写的这个发言稿，非常喜欢，分享一下：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子，是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把我造就成了一个作家。在我上小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我上中学时，遇上了“批林批孔”。在我中学毕业后，遇上了插队落户。在那个时候，知识意味着耻辱，无知意味着光荣。我像中国的五亿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过着最原始、最简单的生活。周围的同辈人，有悲观绝望的，有沦落的，也有设法自伤至残而返城的。记得那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在井台边清洗衣服。在我第一次俯身井口汲水时，我看到了半边月亮在井水里浮动。在我第二次汲水时，我突然发现那半边月亮已经悄然消失了。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我真正感觉到了星移斗转、时光流逝。我感到一种恐慌，一种青春虚度、一无所成的恐慌。于是，我急切地想做些什么，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些印记。于是，我拿起了笔——别无选择。因为笔和纸是最简单、最容易得到的，也是最不能剥夺的东西。

十几年过去了，纸和笔伴随着我由一个少女成为妻子、母亲。在成功和失败、喜悦和痛苦的创作过程中，我常常回忆起那个决定了我一生道路的夏天的深夜。我总是想，如果没有那半边月亮的启示，如果没有那瞬间的星移斗转的感觉，我现在将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或早或迟，我还会是一个作家。因为用自己的手写一本好看的书，是我童年时代最迷恋的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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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我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有成人的，有儿童的，还有一部分影视作品。但我最珍惜、最喜爱的还是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5年到1980年。这一阶段的作品大体上可以称作教育文学。代表作品有《小狗引出的故事》（中篇小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版）、《我和足球》（短篇小说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当时，刚刚开始创作的我，拿起笔时，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满腔热情地想告诉孩子，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避免枯燥、生硬的说教，总是努力地把一个简单的道理溶化进一个生动、幽默的故事中，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寓教于乐”。因而，这一阶段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小学三、四年级的男孩子，调皮、捣蛋，干出种种可笑的坏事，但最后恍然大悟，在笑声中得到教育，改正错误。从现在的目光来看，这样的写法似乎太简单了些。对于教育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有种种讨论。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如果把它仅仅约束在耳提面命式的训导或循循善诱，那是很错误的。大到伦理道德，小到谈论怎么欣赏绿叶上的一滴露珠，都是一种教育。《我和足球》中收入的作品首先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一种说教。一个快乐的故事能给小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前年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女孩子，在考取北大中文系以后给我写信，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这个暑假该轻松轻松了。她一直记得《我和足球》这本书，也记得童年时代读这些故事时的心境。她想在上大学以前再读一遍《我和足球》，以重温童年时轻松、愉快的心境。当时我的写作正处于极度迷惘时期，对自己最初的作品几乎丧失了信心。我复信告诉她，那些作品是写给童年时代的她看的，现在她长大了，最好不要再去读它们了，还是保留一些朦朦胧胧的美好记忆吧！她很听话，真的没有再去读它们。而我却仔仔细细地将它们重读了一遍。我发现我仍然喜欢着它们，我发现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仍然活着。我能冷静地挑剔出作品中很多的毛病，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当时生硬、稚拙的文笔流泻出来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生气勃勃、活泼真诚的发现。时至今日，或许文笔成熟了，技巧圆润了，但我已经失去了单纯、天真的目光，也已经失去了愉快、明朗、调皮、恶作剧的心境，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了。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会谈论“童心”。然而，想要真正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不受生活的污染，不受时间的历练，这实在太困难。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在心的领域里，保留一份比别人更多的真诚和善良。不管创作风格怎么变化，在这一点上，真希望永远也不会改变。
世界是由两大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成人，一部分是儿童。成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们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命运。儿童是这个世界的未来，但他们暂时是弱小的，处于依赖地位的，因而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感觉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成人对孩子的一个小小的谎言或失信，一只小鸟的死亡或一只小猫的走失，对成人来说或许无足轻重，而对于儿童世界来说，或许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或许是一个孩子儿童时代的终止和结束。从1980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里，我有一部分作品描写了这样的主题。如《贝壳，那白色的贝壳》中的作家，他随口对一片真情来向他话别的孩子们说了个谎。他的内心平衡了，然而他却失去了孩子们真诚的友情和信任。作品结束时，孩子们将原来准备送给作家的白色贝壳扔回大海，他们相信以后还会再一次找到的，只要他们真诚地、努力地去寻找。
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影响和冲击，还伴随着童年梦的破灭和失落。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引起争议的《白色的塔》，写的是一群孩子一心想去看远处白色的塔，而与一个路过的卡车司机发生种种争执和不愉快。最后他们见到了那白色的塔，他们觉得很失望，因为那并不是什么塔，只是一个井架。而被他们视为仇敌的卡车司机，却是一个为了抢救钻井而献身的英雄。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坏。
在这个时期，我还写作了反映中外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See You》和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这两部作品几乎是同一主题，《See You》写作的时间略早一些，偏重于反映成人对儿童世界粗暴的干涉和儿童对成人世界的不理解。而《来自异国的孩子》则更偏重于孩子与孩子的理解和交流。人的本性是开放的，是向往与别人交流的，而人却也在有意无意地建立各种各样的墙。在大学读书时，我和留学生们住在一起。留学生宿舍楼被墙牢固地包围着，留学生们无法随意与中国学生交流。由此我获得了《See You》和《来自异国的孩子》的生活素材。1988年初到西柏林，见到了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柏林墙。人们在柏林墙附近建起了很多瞭望塔，游人们都爬上塔去，看一眼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东柏林。今年5月，我到达西柏林时，柏林墙已经开放，勃兰登堡大门前，川流不息的游客兴高采烈地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从东柏林返回西柏林，自由得宛如在自己家园里行走一样。矗立了几十年的墙，一夜之间就被人们推掉了，可见这些墙是多么地违反人性。《See You》、《来自异国的孩子》在一定意义上也描写了这种人为的“墙”以及“墙”的拆除。《来自异国的孩子》在出版后多次获奖，并承蒙中由美子女士的厚爱，译成日文，由佑学社出版。借此机会，我想对中由美子女士和佑学社的先生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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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以后，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长大了，由初期的小学四五年级，逐渐成为十五、六岁，处于青春期，也处于高考制度重压下的少男少女。我的作品也逐渐转向对少男少女心理的描写。促成我这一转变的，是生活中的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是男孩子的故事，一个是女孩子的故事，他们同处在青春期。男孩子的故事发生在南京。一个初三的男孩子，父母是大学的讲师、教授。他们对孩子的学习抓得特别紧，男孩子考试稍稍差一点，父母就训斥、责备。有一次，男孩子考试作弊被发现了，老师宣布他的考试成绩为零分。他觉得没法向父母交代，回去就把父母亲杀死了。然后，他自己出门去旅行，准备游遍中国的名山大川，然后自杀。听了这个故事，所有的人都十分震惊。震惊之余，人们思索了很多。首先，那男孩子为什么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下毒手。有人将这归罪于电影、电视，说影视中展示了过多的凶杀、流血，使孩子受了不良影响。也有人认为，孩子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有问题，过于粗暴，过于重压。我认为，直接的、间接的原因有许许多多，如孩子对父母的亲爱、生命的珍贵、生活的美好没有足够的理解和体验，孩子从小缺少善良、仁爱的人性教育，情感世界很粗糙，很单调。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应该归于青春期的一时冲动。

女孩子的故事很简单。这是一个活泼、快乐、被父母宠爱的女孩子。她不漂亮，所以很苦恼。她是中学生通讯社的记者。有一次，港台一位有名的男歌星去大陆演唱，她很兴奋，她是这名男歌星的崇拜者。她好不容易争来了采访歌星的任务，想方设法得以接近那位歌星。可那歌星却拒绝了采访。后来她听说，他接受了另外一位中学生通讯社女孩子的采访，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她听说以后很伤心，毫不迟疑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我能够理解那女孩子，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女孩子。我知道美丽的感觉对于一个女孩子有多么重要。我也能理解，青春期的一个偶像在女孩子生命中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有过许许多多的白日梦。我总是梦见那女孩子读完了一本书，把它珍惜地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然后，对着镜子端详一下自己青春焕发的面庞，充满自信地走出门去。而那本书，正是作家程玮写的。真想写出一本这样的书。于是，我尝试着写了很多。长篇小说《走向十八岁》、中篇小说《中学生三部曲》、短篇小说《今年流行黄裙子》等，都是为我的白日梦而写的。它们中有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的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但坦率地说，都不是我梦中的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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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梦中的书，或者说，在我心目中的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首先，它应该是一本美的书，从文字到故事，甚至从插图到装帧。孩子们能从那儿读到与教科书绝对不同的充满生命力的、活泼清新的语言，从装帧上获得对于美的最初感受。我是一个连圆圈也画不圆的人，因此很少对自己作品的装帧提出看法，尽管对于我的作品的装帧，我总是失望。我真希望我能有这么一本书，读过的孩子们回忆起它时，跳出脑海的除了故事、人物外，还有一幅别致美丽的画，一个封面，或一幅插页。留在小读者记忆中的，应该是一本真正完整完美的书，而不只是故事和人物。

其次，它应该是一本隽永、长久的书。它不只是给某一个年龄层次的孩子看，甚至成人、老人，都能在其中获得乐趣和启迪。一个孩子读完了它，或许把它塞在某一个角落里。几十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某一个冬天的夜晚，他意外地又一次发现了它。他坐在温暖的炉火旁，仔细地重读一遍，像会晤一个久别的老友，充满温馨，充满记忆，并且竟然还有新的体会和乐趣。很小的时候读安徒生童话，知道有个好可怜的小人鱼，她爱王子，王子不爱她，却跟别的女孩子结婚了。很多年以后，当我经历了爱，再一次读小人鱼时，我体会到小人鱼对爱情的执着的向往和追求，以及甘愿为自己爱的人奉献一切的至真至美的情感。今年春天，当我去到哥本哈根，站在向往已久的小人鱼塑像旁，我感觉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期待和追求。人的一生可能幸福，也可能不幸，可能获得所企求的一切，也可能一无所有。重要的不是幸福与不幸，也不是富有和贫穷，是对一种至真至善至美情愫的期望和追求。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一过程。生命的丰满和辉煌，全在这一过程中。我想，几十年以后，等我再一次翻开安徒生童话，再一次读小人鱼的故事时，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觉，这正是安徒生童话的永久的魅力所在。

再次，它应该是一本絮絮低语、敞开心扉的书。人活着有时很孤独，这种孤独在于人永远有一种渴求理解而不被理解的痛苦。人很难将自己内心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而且也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关注。因此这个世界上有了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因为在这些领域里，人们找到了交流、倾诉、理解和关注。文学作品不是一副灵丹妙药，不能解答一切人生的疑难，但它展示了人生，展示了生命的意味。那个自杀的女孩子，她或许不会发现一本类似告诉她自杀是如何愚蠢、如何毫无价值的书，但她应该可以发现一本书，这本书告诉她活着是美丽的，这本书告诉她生命是大自然中最灿烂的奇迹，这本书告诉她，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痛苦和曲折。她所经受的打击，只是生活与她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于是，她会充满自信地活下去，生命之花将不会因此而凋零。写不出这样的一本书，是作家的失职。

我总是想写，写出我梦中的书，但又时时感到惶惑。我不知道，以我的经历和阅历，在写作十几年后，是否还会有新鲜的东西给读者。当我偶然读到我所喜爱的作家的平庸、重复之作时，我很悲哀，也很害怕。我怕我有一天也会重复自己。所以在我没有确信自己有新鲜的东西提供给读者之前，我不敢轻易去写。我也为自己的偏爱或评论家的评论所惶惑。有些自己偏爱的，或为评论家称好的作品，小读者却并不喜欢。而有些小读者喜欢的作品，却得不到评论家的青睐。儿童文学创作似乎出现一种分流，一种是儿童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种是搞儿童文学的人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它们有时是一致的，而在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我疑惑，是否我们过于以成人的角度、成人的趣味去描写儿童。而这一切儿童们都并不十分感兴趣；是否我们写作者过于欣赏自己主观的、细微的感觉，而忽略了儿童自身的感觉；是否我们的理论家在评论儿童文学作品时，过多地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而忽略了儿童文学自身的特点。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总是努力着，让我的梦变为现实。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仍将努力，让我梦中的书也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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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先生还要求我谈谈对于战争的想法。我是一个在和平环境中出生长大的人，对于战争的所有知识都是从书本和影视中获得的，或许很难谈出深刻、独到的见解。

我的家在南京。在我们那个城市里，有十座造型各异的纪念碑，为的是纪念在日本侵华大屠杀中死难的30万同胞兄妹。我家附近就有一个，那是一个鼎，上面刻着“居安思危”四个字。在纪念碑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在鼎下面看到了几束野花，在周围看到了一片修剪得十分精致的草坪。几年过去了，当我再一次经过那个纪念碑时，那儿几乎是荒草萋萋。中国人曾经有过最深刻、最鲜明、最持久的爱憎。大家也许听说过中国杭州的西湖，那儿有一个岳坟，纪念中国古代民族英雄岳飞。在岳坟附近，是出卖了岳飞的秦桧夫妇的塑像。他们跪着，千百年的跪着，并被人唾弃着。直到如今还有人向他们吐唾沫，以表示憎恨和鄙弃。一个民族有着这样长久的爱憎，这个民族应该是伟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可是，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变得容易遗忘。对这一切，我深感失望。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我痛恨战争，痛恨流血，痛恨屠杀无辜。但我对此无能为力，既不能扭转乾坤，也不能点铁成金。我只是努力做着一个有人性、有理智的人，一个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作家。应该记住的，不会轻易遗忘。

我希望战争有一天成为一个古老的名词。我希望我们的儿童永远生活在不受压抑、不受扭曲的和平美丽的世界里。我将为此尽我的一切努力，用我的心，用我的笔。

1990年7月于德国汉堡

jxkitty

真正有仁爱的作者！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