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民工还是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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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未必全然赞同，但其中提到的，劳动与国之栋梁，的确有意思。
随便看看吧。

高于崇高的是效率

自从商以后，尤其关注经济学以后，突然发觉，以经济的眼光看社会历史，可以洞察，以道德的角度看社会历史，反而雾里看花，正所谓：没有道德的力量是邪恶的，但没有力量的道德是软弱的。这个力量就是效率转化的能力。

这次地震以后，倘然我还是个书斋人物，以我的性格，可能慨然高歌、驾车远行，盲目地奔向灾区，追求自我实现，满足情感需要：比如崇高之类，而不是效率。

今天，作为生意人的自我，首先想到的是效率，而不仅仅是崇高。更有效，比更崇高更有价值。同样捐钱捐物，捐物，可能答非所问，成为鸡肋。所以我选择捐钱，让专业部门去选择更多、更专业，组织更多的消防武警、水电武警奔赴现场，比我这样热血沸腾的外行更有秩序更有效率。我们都去现场，可能成事不足，起码消耗有限的给养，浪费长途跋涉的汽油，（汽油是国家补贴的，大量的私家车千里来奔，让国家在补贴浪费）。空间、道路也有限。  

读书人与生意人的思考角度是不同的。前者追求崇高，后者追求效率。

效率是惠及社会，崇高彰显自我。

现在开始有公民意识的市民开始考虑，比如我的大学同学，一家银行支行的行长辛旭光，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募集资金，组织地震灾区小朋友来上海夏令营，我理所当然成为他的募集对象，无论于公于私，义不容辞，第一次讨论就在我的茶馆。

那天，来的都是知识白领，而不是出钱的生意人，主要讨论如何实施夏令营。于是书生意气开始诗意泛滥，让小英雄来，让父母双亡的子女来，让受伤的教师子女来，来干什么呢？每个人送手机，送电脑，让他们回去后，将自己十年成长纪录在网上，为此我们成立一个基金：种子。让他们参观上海一些景观，在浦东少年宫学习音乐，到南洋模范中学与同学联欢，夏令营的题目、也是宗旨：“快乐成长”，以后每年活动一次。

我是个直来直去的炮筒，当场就提出异议：我们接他们来上海干什么？如果仅仅是快乐，相对灾区学生，他们是沧海一粟，他们快乐，只是他们自我的感受，对他人、社会有何意义呢？。上海并非“新天地”，新天地也不代表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南洋模范中学对上海绝大多数的中学生，也是可望不可即，它代表上海精粹，但不表现上海普遍，让灾区学生参观上海上海精华，其实就在误导学生，让他们片面理解上海，以为上海人都是躺在天堂等天上掉馅饼。

应该让灾区的学生参观孙桥高科技农业示范区，回去后对家乡今后的建设或有启发。看看上海的普通人家，知道绝大多数的上海人都是靠劳动为生的，应该请在上海开饭店、理发店、手机店、回收废旧物资，靠努力劳动成功的四川人讲讲奋斗史，知道唯有努力、劳动才能改变命运，而不仅仅是知识改变命运。现在，一讲到帮困，就是资助贫困的优秀学生，以为知识改变命运，言外之意，劳动不如知识，结果看不起劳动。但读书优秀永远是百里挑一，那么另外99的大多数呢？还是要靠劳动脱贫、劳动致富，但他们都被捐助者忽视了。我也开茶馆，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轻视劳动、迷信读书，以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其实绝大多数读书没有天赋，即使能够读大学，但近年大学生就业都成“蜀道难”，读书脱贫致富相对多数人只是“真实的谎言”，但劳动可以脱贫，却适宜身心健全的每一个人。

结果，身旁的一位女白领发言，说我们不是培养民工，而是国家栋梁！

大厦的栋梁只需几根横梁，大量的是砖瓦、砂土，比例则是百分之九十，如果都做栋梁，那么就是一屋子的木头，没有承重的砖墙、砂土的基础，永远树立不起来。

改革三十年，全社会办教育，投入是史无前例的，但没有出现50、60年代自行研制两弹的一流学者。今天，中国变成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奇迹，创造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农民工。勿庸讳言，知识分子应该检讨：教育的效率，知识的贡献，有时不如农民工，但我们看不起农民工贡献，无视他们的价值，更可悲的，包括农民工自己。

这些话最终我没有讲，讲了也听不进，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读过大学就掌握绝对真理。救灾，不是表现崇高，而是有效，让社会尽可能多的收益。

下半场我就悄悄地退出讨论，辩论就会伤人伤己，毕竟大家的愿望都是美好的。我在隔壁对辛旭光说：捐助，不是飞来横财，也是社会资源，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最偷懒的捐助，就是出钱，最艰难的捐助，追求效率，像经商那样，追求最大的效益，但不是利益。

我答应的启动资金不会改变，但有些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