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子木的：《细说中国人——关于中国人的100种说法》

梦幻妖精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是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专刊“细说中国人”专栏的专栏作家。本书以学术随笔的方式，并结合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实例来探讨中国人的性格特性、行为特性。思维方式和人际交往许许多多，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进一步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及文化传统在今天的利弊。作者以尖刀般的笔锋。试图从中国人的思维深处剔除种种潜藏的暗瘤。全书由100篇小文构成。书中的观点新颖且力求客观。文字通俗但内容有深度。本书部分内容曾在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专刊开设的“细说中国人”专栏中刊登过，反响热烈，转载率很高。
目录
   一 国民性的基因传承
    中日儿童养育方式
    从小学说大人话
    中国的孩子不会欢呼？
    男孩女性化现象
    智力训练的性别差异
    可怕的策划
    不同国家的幼儿教育
    国民性格的“遗传”
    个性化与社会化
    生存能力与智慧
   二 学校教育的铁锁牢笼
    小学教育的中美差异
    作文与八股文
    “笨”不仅是一种耻辱
    课堂上的枷锁
    作业“杀人”
    “独立王国”里的“国王’
    家长会怎样开？
    校园里的官本位
    小学题难倒留洋博士
    素质教育的困境
    考试弊端与能力缺陷
    东西方考试的评分标准
    考试制度如何面对新世纪
    信息时代如何使用大脑
   三 制约行为的思维魔方
    发明家与书橱
    求同与求异
    “夺冠”还是“参与’
    解开神童现象之谜
    游戏的教益
    一技之长与多方涉猎
    兴趣是最大的能源库
    面包与猎枪
    灵感的分量
    该不该和别人比？
    事例与数据
    跳起来抓机遇
    汉字与思维特点
    科学的冷与热
    人性评价的困境
   四 心理世界的逆向湍流
    心理健康教育的死角
    应试教育的双重代价
    望断人生路
    人际关系与心理困扰
    洋为中用的心理咨询
    身病与心病
    健心比健身更重要
    退休综合症
    见面怎么称呼？
    交换不仅以钱为媒
    从大杂院到高层楼房
    人际关系怪圈
    什么人好说话？
    东西方人的社交之别
   五 性格写照的多角透镜
    谨慎至上
    “老实”不再受夸奖
    完美与缺陷美
    自我是个多面体
    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
    爱面子与死不认错
    吃“大锅饭”的后遗症
    “忍’与生存
    有口难吐真言
    可笑的僵化
    从电视谈话节目看中美两国人
   六 永系心灵的血缘纽带
    男人和女人谁更累？
    中国式的男子汉形象
    婚姻危机中的永恒主题
    浪漫爱情与现实择偶
    寻找生死恋
    择偶标准与社会潮流
    过度紧密的代际关系
    养老与靠老
    代际间的错位
    今日做父母
    两代人的童年
    当代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期望
    孩子是中国人心中的神灵
   七 潜在的传统引力
    单位的家族化
    在论资排辈的背后
    有得有失的人情网
    科教界的近亲繁殖
    为文凭而读书
    新的求职热点
    都市里的乡情
    职权培植的官气
    是谁把她逼向刑场？
    年龄与人生安排
   八 失落的精神家园
    难以宽恕的职业冷漠
    自律与他律
    承诺面对的回应
    从商家的笑脸谈起
    购物环境的软件
    偷书不算偷？
    过度表扬的负作用
    初生牛犊也怕虎
    学雷锋学出一场官司
    编一个世界给你看
    小议人权意识
    孩子的权利谁保护？
    围观现象探源
    后记

梦幻妖精

一、        国民性的基因传承
中日儿童养育方式
当中国的父母还在给他们的婴儿喂糊状食物时，日本人已 开始给六个月的婴儿喂成人的饭菜了。中国人想的是孩子没有 牙，吃不了硬东西。日本人想的是，吃硬东西有利于牙的萌出 和发展咀嚼功能。
中国人认为，小孩子娇嫩，抗寒能力低，冬季只有多穿衣才能少生病，所以中国的小孩总是比成人穿得多。而日本人认为，小孩子只有少穿衣，才能增强皮肤对温度的调节能力，从而达到提高抗寒能力、防止生病的目的，所以，日本的小孩总比成人穿得少。
日本的“阳光幼儿园”已闻名于世，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日本的孩子能于冬日光着身子在雪地里玩而不生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闻逸事，因为中国的孩子尽管已捂成了“棉球”，却 还是没完没了地生病。中国人多持有一种观点，即病是冻出来的，感冒就是因为着凉，而着凉是因为穿得太少，于是对待孩子穿衣的态度是“多多益善”。虽然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但是照着做的家长却微乎其微，问及原因都称自己就怕冷。看来，“怕冷”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一种民族习性。
在中国人的育儿方式中，“重饮食”是一大特点，成人们都认为幼儿养得越胖越好，所以家长对待孩子吃饭的态度也总是“多多益善”。然而，与“生怕孩子瘦”的中国人正相反的是，日本人是“生怕孩子胖”，因为“胖”是不健康的标志。结果，被中国人视作胖瘦适中的孩子到了日本却被诊断为“轻度肥胖”。
中国人育儿除“重饮食”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轻锻炼”。在多数成人看来，给幼儿良好的照顾，就是让孩子多吃多穿，至于身体锻炼则是可有可无的，结果，儿童医院里总是人满为患，父母们无不抱怨自己的孩子体弱多病。而日本人对儿童的身体锻炼却极为注重，日本幼儿教育界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即“培养不生病的孩子”，足可见日本人对儿童身体素质的重视程度。
很显然，中日两国成人在儿童养育方面的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中国人看来，让幼小的婴儿吃硬食着薄装无异于让孩子吃苦受罪，而日本人却认为这是儿童成长必经的自然过程。这种养育观念的差别主要是出自两国人对于儿童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中国人认为儿童因不具备成人的肌体和能力而需要加倍的保护，以免夭折；日本人却认为要使儿童健全的成长则需要加倍的锻炼，以便尽快具备适应外界的体魄和性格。从提高儿童的生存能力看，日本人的这种锻炼型的养育方式无疑具有积极主动性，因为这种养育方式是创造条件让儿童适应环境，能使儿童在发展自身能力的过程中，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成熟。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这种保护型的养育方式则具有消极被动性，因为这种养育方式是创造条件让环境适应儿童，使儿童因习惯于依赖外部力量，从而抑制和减慢了自身能力的发展，甚至使一些属于人类本能的生存能力逐渐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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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看教育新闻，有一则消息是报导北京某幼儿园开展“今天我来当班长”的活动，记者拍摄的一组电视画面挺有趣：先是一个说话很大人气儿的女孩，向全班汇报这一天当班长的情况，然后小朋友们就开始竞选下一任班长。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个小男孩，他的竞选口号是“我想帮老师做点事情”。就这么一句话，他边说边想，费了很大劲儿，显然是在背台词。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她想当班长的理由是：“我平时当不上班长，只有这时才有可能当上班长。”她的言语自然流畅，看来确是肺腑之言。第三个竞选者也是个小女孩，她的竞选口号是“我想为小朋友们做好事”，语言也非常流畅，只是不太自然，仍有背台词之嫌。最后老师来作判决，老师认为第三个孩子的理由最完美，于是第三个孩子竞选成功就任新班长。
　　看到这里，我为第二个小女孩的落选深感遗憾。想想看，要做好事不当班长也能做，而平时当不上班长的她，可只有在这次活动中才有机会当班长，居然还是没有如愿。我猜想，这孩子当天回到家，父母也许会指责她太傻，应该像别的孩子那样说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孩子有过此番经历后，再遇到类似场合肯定会迈入“背台词”的行列，从此学会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掩饰自己真实想法，这就是虚伪性格形成的社会化过程。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老师的做法并没有错，她为孩子们确立了“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同时也意味着，代表个人欲望的价值观是不受鼓励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相悖性的内容往往是并存的，即正向的价值引导常常会同时产生负向的行为暗示。
　　按照我们社会的价值标准，“想当班长”只是一种个人的私欲，从思想层次上看，这显然是不能与帮别人做事、为大家服务的公益观念相提并论的。矛盾的是，小孩子表达的是合情合理的个人愿望，说出来的又是实心实意的大实话，这原本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一种困境便显现出来，从感情而论，我很希望那第二个小竞选者能如愿以偿；从理智而论，老师的做法又是无可指摘的。
　　价值观的确立是社会化的基本内容。相比较，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意愿的合理性；东方文化则比较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有着合法的位置，而在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中个人利益则处于压抑的地位。从实际生活来看，个人的意愿与社会的价值观之间往往是有差距的，如果社会完全否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个体必将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采取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表达方式，从而导致说假话
和虚伪的行为表现。
　　一般来说，西方人比较重视自我意识的个性发展，多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中国人则比较强调自我意识的社会性发展，多引导儿童逐渐学会在某些场合掩饰和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或真实想法。概括地说，西方的成人力图使儿童发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需求；中国的成人则力图使儿童发现社会的存在、社会的要求。各国的年轻一代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化过程是因为各国的社会环境不同，西方社会是个充满选择机会的社会，人们必须从小学会了解自己的需要并据此进行各种选择，如此才有可能生存于社会。中国人的个人选择机会相对较少，人们主要还是生存在一个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里，所以中国人必须从小学会如何使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需要，否则将很难适应社会。
　　毫无疑问，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个方向，无论过度强调哪一个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过度的个人主义因缺乏合作而易于导致社会的冲突和解体；过度的集体主义则因窒息了个体的创造性而必将导致社会发展的缓慢与停滞。如何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掌握这两个方向的“度”或“分寸”，是东西方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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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孩子不会欢呼
男孩女性化现象
        当一个男孩的性格象女孩时，他在学生时代总能达到老师和家长的要求，但是到了社会上却不被承认，通过一个女性化的男孩的自述，我们能看到，到底该由谁来对这种男孩女性化的现象负责。
        “我发现这个社会很奇怪，童年时代，所有的人都要求你听话，不惹事，然后又要求你什么也不要管，只读书就好了。可在你长大以后，立即又要求你有男子汉的力量，吃大苦，耐大劳，就像007，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要独当一面，掌立门户。”
        “我感到受了欺骗一样，我从小努力，而且得到知道和承认的目标，本来以为这就是全部，可到努力到头的时候，发现他们要求的不是这样。我成了一个不合格的人。而且是从小的努力和教育，让我不合格的。就像到了大考的时候，老师突然说我们得考一门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而且这门课占分最多。”
        这个男孩的亲身感受很深刻地点出了男孩女性化现象的实质，即学习与家庭对未成年男孩的要求是与真正男子汉形象背道而驰的。
从当今的学习教育来看，教师对学生的性格导向是呈女性化的，无论是评三好学生，还是选班干部都是以女孩子的性格为标准：听话、顺从、谦虚、文静、行为端庄、举止规范、认真仔细、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学习和老师所要求的这种好学生必然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形象，而这些好学生的特征明显地带有阴柔性，与阳刚性的男性化形象相差甚远。男孩的基本特征是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勇敢大方、行为粗犷、不拘小节、好奇心重、探索欲强、富有攻击性、敢作敢为。然而，在我们的学校里，这些男性特征不仅不受到鼓励而且还受到明显的压抑。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老师作为好学生的或当上班干部的男生却多是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男孩。学校和教师所树立的好孩子形象对于男孩的性格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具有极大缺陷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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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校教育的铁锁牢笼
课堂上的枷锁
以前曾看过一个英文的纪录片《世界各国的教育》，过的时间久了，大多数内容都忘掉了，但有两组电视画面却始终记忆犹新。其中之一是美国学校的课堂，学生们在教室里是围成一圈坐，各种坐姿都有，甚至有几个学生居然是坐在地上而不是椅子上。老师在前面讲课的时候，学生们在底下七嘴八舌地随便发言，没看见有举手的。紧接着画面一转，已是中国学校的课堂，只见所有的孩子都是腰板挺直、双手背后、两脚并齐。老师讲课的时候，学生们鸦雀无声，老师提问的时候，学生们无声地举手且举手的姿势都是统一规范的，即曲小臂成直角。这样的画面给人的感觉是犹如到了军营一般。
　　在中国，学校的纪律历来是很严格的，各校都有自己整套的校规，不过有些规矩却是全国通用的，譬如上课时，学生发言要先举手，即学生能否有发言的机会取决于老师是否恩准。不举手就发言属于违反课堂纪律，俗称“乱插嘴”、“接下茬”。中国的教师对学生不举手就发言的行为历来是持否定态度的，并对爱接下茬的学生很反感，总要采取严厉的批评以便杜绝这种现象，有的教师甚至宣布纪律，学生凡三次不举手发言的将被逐出教室，到门外罚站。这样的纪律要求是否合适，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教师们不喜欢学生“接下茬”，主要的理由是因其扰乱了以老师为主来控制课堂局面的秩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良后果？仔细想想，似乎仅此而已了，倒是在寻找不利的过程中找出了不少有利的内容。
　　从学生方面看，“接下茬”说明注意听讲了，不听讲是不可能把“下茬”接上的，另外，“接下茬”接得好的孩子不仅是被动地听讲了，而且还在主动地思考。从教师方面看，通过孩子“接下茬”可以马上知道教学的效果，可以快速判断出，哪些学生没听懂、哪些学生完全理解了、哪些学生误解了、哪些学生不仅听懂了而且还有创造性的思维，从而使教师可以灵活掌握、快速调整教学进度。另外，教师在学生“接下茬”中还可以产生很多灵感，包括新的思路、意想不到的发现等等。
　　学生“接下茬”实际上构成了课堂上的交流，这种交流显然是与“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相背离的。我们一般都习惯于认为，课堂就是老师的讲坛，课堂上是不需要交流的，任何形式的交流都应当在课后进行。然而，课堂交流的确是有益的。从学生个体角度来看，能够自由发表见解并及时与他人沟通有利于思维的流畅性，这无疑会提高听课的效果；从整个课堂来看，活跃的发言和交流可带来活跃的课堂气氛，进而感染和促发全体学生开展活跃的思维。同时，活跃的教学气氛可提高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如此看来，让学生自由发言可谓利大于弊。以笔者之见，一堂课中至少应有数次让学生七嘴八舌、自由发表见解的机会，其所含之意义将远远超出活跃思维、活跃课堂气氛的范围。
　　在大学，西方学者来华讲课，总是不满于中国学生埋头记笔记、一言不发的场面，没有回应的课堂气氛，不仅使外教困惑于自己讲课的内容是否有恰当的效果，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其讲课的热情。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生没有积极发言的习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于缺乏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口说话的勇气，以及缺乏在众人面前流畅自如地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而这方面的勇气与能力却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被严格规范的课堂纪律给扼杀了。我们成人恰恰是在孩子们最有勇气发表见解的时候压制了他们的表达欲，也正是在他们最有可能培养自我表达能力的时候限制了他们的表达机会。
　　尽管多年来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然而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中国学校的课堂依然是“一言堂”，老师永远是主角，处于支配地位，学生则只是被动地听，而现行的课堂纪律实际上是在限定学生听课行为的同时，也对这种死板的教学形式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并配以制度上的保证。看来，我们在制定学校纪律的时候是短视的，只想到了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如何易于管理学生，却没有想到一种行为规范的实施对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能力的形成会产生波及一生的深远影。
　　有调查显示，现在的大学生68％在课堂或会场等场合只有被点名后才发言，即从不主动发言，有1．3％的人惧怕发言，有8％的人干脆拒绝发言。同时，80％的被调查者表示，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从未自学或接受过演讲、辩论和交际谈吐等方面的培训。正是由于语言表达能力差，害怕因辞不达意或笨嘴拙舌而被人耻笑，所以才缺乏畅所欲言的自信和勇气，并尽量回避社会交往。在调查中，80％的人表示希望能尽快补上“能说会道”这一课。
时代在变，规章制度也在变，记得我辈人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手背后、脚并齐，一堂课下来那感觉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的小学大都改了规矩，对学生听课姿势的要求比以前大大降低，手不用背在后面，甚至还可以趴在桌上，只要不搞小动作、注意听讲即可。谁曾想，这一小小的制度变迁，居然经历了数十年的争论。传统的规矩之所以不容易改变，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于是便不容易注意它的负性影响。
我发现，中国的学校纪律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的年龄越小，纪律要求就越严。譬如课堂纪律，以小学生最严，中学生次之，大学生最松。这是令人很难理解的，一想到刚离开幼儿园的一年级小学生，要每节课都坐得像个木头人一样，就觉得这纪律定得过分到近乎残忍的地步。按照我们的学校纪律，上课不许有小动作，听课要全神贯注，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听懂了也不许不听，更不能干别的事情。试想，即使是一个自制力强、不好动的成年人，若让他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听自己已听懂了的课程，也会烦躁难耐，更何况是年少的孩子。值得疑问的是，现有的一些学校纪律在人性的正常发展方面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教育者似乎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正常的、合乎理性、合乎人性的学校纪律？同时，我们需要对诸多习以为常的传统校规进行反思，需要对一些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孩子天性、不利于下一代长远发展的规章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梦幻妖精

　　我的两个老同学是一对夫妻，出国后费了好大劲才把孩子的出国手续办好，不料宝贝儿子却不肯走，原因是他争取了整整三年，刚刚有希望当上小队长，父母只好连哄带骗地把他带出了国。令父母诧异的是，这孩子只在美国上了一天小学就“乐不思蜀”了，原来孩子惊喜地发现，在美国的学校里班长是轮流当的，因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在国内怎么努力也当不上的班长。
　　另据报载，一些意大利籍的华裔父母把在国外长大的孩子送回中国，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以便学说汉语。中国老师希望孩子能选出一个班长来管理集体的事务。可没想到任老师怎么解释，孩子们仍对选“班长”一事困惑不解。无奈，老师只好指定年龄最大的孩子为班长。不料，这孩子当场一口回绝：“我不当班长！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没有权力去管他们。”老师问，在意大利的学校里有没有班长，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答：“没有。”最后的结果是，在这个由华裔意大利籍学生组成的小集体中没有班长。
　　在中国，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普遍认为，班干部是作为老师的助手来参与班级的管理事务。如果像意大利的学校那样，没有班长，中国的教师一定会感到自己难于管理众多的学生；如果像美国的学校那样，班长轮流当，中国的教师又会担心由那些组织能力不强的孩子当班长时，将影响班级各项工作的总体表现。总之，中国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更多地注重于学生干部在班级事务中的管理作用，而常常忽略了班干部这一角色在人的塑造方面所能起到的心理作用。
　　美国学校的班长，主要任务是为同学服务———发书、发作业、办各种班级展览、给同学读书等等，所以每个人都能干。相比较而言，中国学校的班长，主要任务是帮助老师“管”同学，而要管别人，首先就必须先管好自己，否则就没有资格管别人。所以，中国学校的班长有形象与资格的要求，这就注定绝大多数的孩子，特别是淘气的男孩子与班长无缘。从因职设权以及等级性来看，我国学校的学生干部建制与成人社会的“官本位”颇为近似。确切地说，学校将成人社会中的组织原则运用到了孩子身上，我们的孩子正是从“班长”这个老师一人之下、同学众人之上的职务中，懂得了权力及等级的概念。甚至有些七八岁的孩子，也无师自通地会利用班干部所拥有的权力，给自己和好友行方便，同时对异己的同学施以报复。也就是说，成人社会官场上的争斗，同样发生在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毫无疑问，我国的学生干部建制为幼小的孩子们上了一堂了解中国社
会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第一课。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的班干部都是以老师指定为主，同学选举为辅，班干部的任期也往往很长，一般只做小的调整不做大的变更，居然也像成人社会中的职务官衔一样，只要不犯大错便只“升”不“降”。所以，有的孩子会在整个学生时代从始至终地当干部，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孩子从未当过干部。
　　担任班干部，能使孩子比较自觉地规范自我行为，还能培养很多有益的能力和个性品质，如组织能力、责任心等等，所以，班干部是一个有利于孩子能力发展的角色。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学生干部的选拔式建制应当改变为轮流担当制，以使每个孩子都能从担任班干部这一角色中受到锻炼。这样的改革，需要我们的教师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即学生干部的建制，是锻炼孩子能力的机会，这个机会，每个孩子都有获得的权利。由于班干部的轮流担当制，可以使每个孩子都有锻炼的机会并从中受益，因此可达到使所有孩子的能力都得到提高的目的。

梦幻妖精

东西方考试的评分标准
　　通过比较中美教育，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些在中国
老师手下总是得高分的学生在美国教授那里却没有得到预料的好成绩，
而一些在中国老师手下总也得不着高分的学生却在美国教授那里得到
了意外的高分。
　　美国教师注重“一点突破”，即学生能高水平地阐明一种观点就
可以给予高评价；中国教师则注重“全面开花”，学生若仅就“一点”
来论述，那么无论阐述得多高明也只能得这“一点”所规定的分数。
就实质而论，“一点突破”式的评分标准鼓励了个人的独创性，但往
往不能了解学生是否全面掌握了课程的要求。“全面开花”式的评分
标准则是重广度轻深度，这无疑是鼓励了一种建立在平庸之上的全面
化，同时也无形中压抑了个人的创造性。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在限定的时间里答题，写下的文字越多，说
明写作能力越强。但美国教授认为，一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问题要扯
上十句话乃至十页纸，说明逻辑思维差、概念不清楚。这就是那些善
于长篇大论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教授那里栽跟头的根本原因。
　　相比较，在中国的考试中，考试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的创造能力，
而是考察学生掌握书本现成知识的能力和模仿能力。学生只要能够完
满地复述出老师在课堂上所教的内容就能够得满分。至于学生自己的
个人创见，至少在考试中是不受鼓励的，甚至还要倒扣分。
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很难说东西方人在考试的评价标
准上孰优孰劣。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不同的评价标准下选拔出来的是
不同类型的人才，哪一种类型的人才更适合于社会需要则无形中对考
试评价标准的优劣有了客观上的评判。

梦幻妖精

五 性格写照的多角透镜
谨慎至上
　　中国人比较欣赏谨慎行事、老成持重型的静态性格者，从中小学生选班干部到成人社会的干部晋升，候选人性格是否谨慎、稳重都是被考虑的重要条件。
　　我曾经在一些幼儿园里搞社会调查，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在向我介绍一名被教师们公认为相当优秀的幼儿时，使用的形容词是“特别稳”，这令我很感慨，对于一个本应是充满稚气、活蹦乱跳的学龄前幼儿，成年人最欣赏的性格居然是“特别稳”，由此不难推知，“稳”对于每个中国的成年人该有多么重要。
　　中国人好静，中国人的性格审美观实质上体现的是对静态美的欣赏。人们对表情含蓄、说话严谨、有节制的人评价普遍较高，而对那些具备与“动”相连的性格特征的人，诸如“活泼”、“豪放”、“热烈”的人则多评价为“浮”。
　　毫无疑问，性格静态者较性格动态者因其三思而行、处理问题周全而不容易出差错，包括处理具体工作，也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动态性格的人往往开拓性强，对新事物反应灵敏，对变迁的适应能力强，能及时抓住机遇。但是，出各种差错的可能性也大。中国人做事是讲究留有余地的，首先是要求不出问题，其次才是有所成就。于是，静态性格的人则必然成为干部选拔中的优先考虑对象。
　　很显然，崇尚静态性格的传统性格审美观是与当今突变的社会变迁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改革的大潮中，传统的干部选拔观念受到了冲击，而在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与高效推进工作进度之间的权衡，则使干部的遴选处于两难困境。
　　目前我国管理干部的选拔类型还是以擅长人际关系的静态性格者为主流，譬如，在竞聘北京市委工业工委副书记一职时，有考题为：
　　一位处长思路清晰，观点亦能得到广泛认同，但得理不让人，往
往影响别人发言。你如果作为副局主持会议，该如何处理？
　　据官方透露，北京此次副局竞聘的最后获胜者是那些理论功底和
工作实绩都相对优秀，同时人际关系良好者。
其实，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一直是我国管理干部、管理人才选拔的核心内容。记得十几年前，当中、英两国联合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招收工业管理硕士研究生时，专业课的专题中占分数最多的一道大题是：“你将赴任某厂新厂长，现任的主管业务的副厂长和总工程师都各有所长，但相互间人际关系紧张，你上任后将如何开展工作？”显然，在主考官看来，最能体现一个人领导水平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这也的确非常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即在我国，人际关系是一个管理者、领导者所面临的最复杂、最难处理的问题。以处理人际关系作为管理者的核心内容的干部选拔，无疑已限定了候选人的性格倾向。
反映在性格审美上的社会倾向性和传统价值观，不仅体现出特定的国民性格，而且通过相应的干部选拔、任用的潜在标准无形中限定了各层领导者、管理者的基本性格特征，并由此而决定了我国管理者阶层的基本管理风格、工作速率乃至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