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北大等在培养利己者 他们掌权比贪官危害更大

新叶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
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
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03/14285025_0.shtml

新叶

钱理群
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钱理群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中文名： 钱理群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重庆
出生日期： 1939年1月30日
职业： 教授，人文学者，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 《心灵的探寻》《人之愚》《漫说文化》《1948：天地玄黄》


目录

人物简介
生平概述
著作
治学格言
出身书香
寄言青年大学时代是人生的盛夏
“好玩”道出读书真谛
“真本事”受用一辈子
活出诗意与尊严
学术自述
我看钱理群人物简介
生平概述
著作
治学格言
出身书香
寄言青年 大学时代是人生的盛夏
“好玩”道出读书真谛
“真本事”受用一辈子
活出诗意与尊严
学术自述
我看钱理群
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一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言语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编辑本段生平概述
　　钱理  钱理群
群先生一直致力于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他名列首位。2008年，钱理群的长文“不能遗忘的思想”，以1980年北京大  钱理群在家中
学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为主线，评述了多位参与竞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这次竞选活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勇敢的民间改革尝试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回顾这次竞选，不仅仅是拒绝遗忘；还因为当年北大竞选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全都可以看作对今天这种跛足改革的预言。其著作和文章从80年代至今，在几代青年朋友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钱理  钱理群著作
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六十八年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联结纽带则是鲁迅。
编辑本段著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1998年重新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心灵的探寻》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周作人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周作人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心系黄河——著名泥沙专家钱宁》 　　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人之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 　　（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7月出版。 　　《精神的炼狱》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名作重读》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世纪末的沉思》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压在心上的坟》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948：天地玄黄》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漫说文化》 　　（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编辑本段治学格言
　　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对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 　　一百个北大人，就有一百个北大。
编辑本段出身书香
　　钱理群曾经被北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10大教师”，他出身书香门第。其外祖父项兰生，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作为维新派人士，其外祖父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 　　钱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他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钱母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钱父后来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先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钱父成为胡适的同学。 　　钱先生称，其家庭出身决定了其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编辑本段寄言青年
大学时代是人生的盛夏
　　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睡着的，有昏着的，躺着的……我的交流对象应该是那些醒着的思考着的青年。 　　如果说小学中学是人生的春天，那么大学就是人生的盛夏——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根据我的经验，16岁到26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16岁以前懵懵懂懂，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16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26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生孩子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时间就不多了。而这16岁到26岁10年之间，大学4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真正属于自己的4年时间，是摆在每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好玩”道出读书真谛
　　近些年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读书变得太功利、太累，让学生害怕读书。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好玩”两个字，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 　　进了大学，除了专业书，大可看些专业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专业”。
“真本事”受用一辈子
　　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必须要潜下来，我一再跟学生说：“要沉潜下来。”“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 　　要沉潜，就是说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现在的大学生面临很多诱惑。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当然你做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在大学期间只忙于赚钱，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这4年你不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受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底子打不好，以后是要吃大亏的。 　　有三种人混得好 　　我经常对学生讲，社会上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真本事不是靠一时一地地混，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所以在大学里一定要学会研究问题的能力，学会思考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活出诗意与尊严
　　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大家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所以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当你面对黑暗时，就可以唤醒你内心的光明，只有这样，你才能活出诗意与尊严。我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18年后才重回北大。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我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编辑本段学术自述
　　——为  钱理群著作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社科精华》而作 　　作者：钱理群 　　钱理群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点主要有二，首先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他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言语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共同  钱理群著作
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后，钱理群又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手工艺 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了本书的影响。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  钱理群著作
性与具体性。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途述方式的试验。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  钱理群著作
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可以看出，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迅）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  钱理群著作
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直于现实”。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有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蹁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同时，不可忽略史的写作形式（结构、途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

ccpeter

原帖由 新叶 于 2012-5-3 13:11 发表
有三种人混得好 　　我经常对学生讲，社会上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

这个还用学者讲吗？路边摆地摊的都知道，所以BIBLE:“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新叶

关键在于，谁说的有影响力呢？！
是钱先生，还是路边摆摊的，还是你？

ccpeter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今天这个教育结果不正是他们这些教授，老师一手造成的！他现在说这种话还关什么痛痒？
----------------不是看这些教授学者说什么，而是看他们作什么。
他们说完之后，作什么？什么都不会作！一切都恢复原样。

但是有一个是事实：你我等的孩子都将是受害者。

新叶

怎么是教授、老师一手造成的呢？教育结果不是教授、老师能决定了的。

他们和孩子，大多数也都是受害者。受益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不要随便去评价一个不了解的人。

目前除了我们知道是受害者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有没有充当以讹传讹的角色，还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做回自己！

对钱先生的转贴中，最为感兴趣的是这句：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很想了解他们的改革方式。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小学教育体制有更好的改观。

子云008

这两段深有同感。

“好玩”道出读书真谛
　　近些年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读书变得太功利、太累，让学生害怕读书。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好玩”两个字，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

活出诗意与尊严
　　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大家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所以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当你面对黑暗时，就可以唤醒你内心的光明，只有这样，你才能活出诗意与尊严。我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18年后才重回北大。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我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子云008

对不了解的人和事，我想还是不要张口随意评价的好。

    钱先生从北大退休这10年在做什么，您知道吗？对他的经历，您了解吗？怎么就说出这么武断的话！

子云008

在河南，我是不敢指望小学体制改革了
    昨天看的一篇帖子，郑州我们这个区小学班级平均在58人，包括郊区，而郊区有些班也就三十来个人……也就是说，市区的班级普遍应该在70人以上——看来我们小区对应的小学一个班90个人，并不是特例。

    我不能想象，面对一个班八九十个七八十来岁的孩子，维持课堂纪律把课程内容讲下去就是个问题，谈何课堂改革？更不用说来自上级领导和学生家长的成绩压力了。
    人口多，资源少，升学竞争激烈，就算某个老师有什么理想的想法，也很难实施呀!
    我真不知几年之后笑笑该上小学了，怎么办！！！

shwyyan

原帖由 ccpeter 于 2012-5-3 15:58 发表


这个还用学者讲吗？路边摆地摊的都知道，所以BIBLE:“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钱理群先生无论学问和品行都是没得话说，但他个人也没办法扭转整个教育体制啊。看问题别太极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