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幼童》第一集的片末，找到了牛尚周的名字。
《梁思成林徽因》共8集，还有《幼童》共5集，讲述中国最早官派留美学生命运的纪录片。
拍得非常好，等放寒假大家有时间了可以看一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NTg5ODYw.html
http://www.youku.com/show_page/id_zf78477a8d56411e19013.html
http://jishi.cntv.cn/program/gongzuofang/hujincao/hujincaosouye/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MwOTg5NzY4.html
何伟， 又名彼得•赫斯勒《奇石》
视频中讲到牛康民，他的父亲是牛惠生，祖父是牛尚周。
《幸运儿》商务印书馆。 清政府在19世纪末派出一批幼童去康涅狄格上学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好吧，他们开始擅长打棒球、取各种外号——“中国斗士”、“胡闹的强尼”。但是他们也返回故乡，为改变中国付诸了行动。《幸运儿》描述了中美之间这一早期教育交流的历史。——彼得•赫斯勒
英文书名：Fortunate Sons : The 120 Chinese Boys Who Came to America, Went to School, and Revolutionized an Ancient Civiliza
Liel Leibovitz、Matthew Miller / W. W. Norton & Company / 2011-2-14
中文译本：幸运儿
（教育，近代，中美交流，留美幼童，官派留学，容闳，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唐绍仪，梁敦彦，詹天佑。）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608879.html
牛尚周，英文名字：New Shan Chow， 字文卿，1862生，江苏嘉定县人。1872年11岁时成为第一批留美幼童，1880回国，赐进士。同表弟温兼忠、宋耀如三人先后回国家娶徐光启的嫡系后裔三姐妹。1872年作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国波士顿求学。1881年先服务于电报局，后转入江南制造局。牛尚周在美留学期间，即与宋耀如交往甚密。回国后，他与留美时的同学温秉忠一同促成宋耀如与倪桂珍的婚事。牛尚周的妻子即倪桂珍的大姐倪桂清。
中文名牛尚周
外文名New Shan Chow
出生地江苏
出生日期1862年
性 别男
牛尚周，江苏籍，1872官派留美幼童，1880回国，赐进士。上海电报局的技术官员，江南制造总局帮办，同表弟温秉忠(1873第二批留美幼童，1881年归国，慈禧太后受信任的教育顾问)、宋耀如(宋庆龄父亲)三人先后回国娶徐光启的嫡系后裔三姐妹。他们在辛亥革命起着重要作用，都为当时上海统治阶级中一员，他们的地位令人羡慕，同当年资助西班牙征服新大陆的日耳曼金融家族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的地位极为相似。牛尚周、温秉忠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他们是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和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比邻而居，曾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亲切接见。十九世纪末，当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他们恰好被送到了那场工业革命的最前沿。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伟大的男红娘------牛尚周
牛尚周是位伟大的男红娘，是他，撮合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对夫妻：宋嘉树（耀如）和倪桂珍。这对恩爱夫妻，生下了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六个重要人物。
清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八，江苏省嘉定县11岁的孩童牛尚周赴美国留学，他是中国第一批政府公派的120名留美幼童之一。
在美国，几位中国学生常常来到波士顿宋嘉树的丝茶店购买生活用品。很快，牛尚周和温秉忠（第二批、广东人）与店员宋嘉树成了好朋友。牛、温劝宋嘉树找机会到学校念书，以增进知识，将来回国好谋个理想的工作。
在他们的鼓动下，宋嘉树想要读书，不愿再当店员，但他的堂舅兼养父却不准，要他学会做买卖。
几经周折，宋嘉树进了北卡州的三一学院进修，一年后，又转到田纳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三年后（1885），宋嘉树毕业。校长马克谛耶主教是上海美国南方卫理工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要小宋回到上海传教。
1886年1月，宋嘉树抵达上海。
来到中国，宋嘉树的身份极为尴尬：在中国人眼里，他是穿西装说洋话的外国人；在美国人眼里，他又是黄皮肤黑头发矮个子的中国人。小孩子叫他“洋鬼子”，大人则叫他“小矮子”。
在布道团，宋嘉树过得很不爽：只有15块钱的薪水--待遇很低；团里的美国人，谁也不愿带上他--受到歧视；吴侬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人地生疏。
一年后，他被派往上海和苏州之间的昆山传教。
宋嘉树极为苦闷，一天，他一个人来到黄浦江边散心。
“查理，是你？” 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宋嘉树转过头，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立在他的面前。他高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挺拔，潇洒，正是宋嘉树在美国时相识的牛尚周。这时的牛尚周已回到上海，开始，他在电报局工作，这时，他在江南制造总局（外国人叫“江南兵工厂”）充当帮办。
一番问候之后，宋嘉树向牛尚周倒出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比宋嘉树长四岁的牛尚周理解他的孤独，决定给他介绍老婆。
宋嘉树叹气道：“像我这样的人，人家当面喊我洋鬼子，姑娘见我躲得远远的，哪一家敢招我这样的女婿？”
“别这样想，你这人，除了个子矮一点，人还是蛮精神的。姑娘有的是，怕是还攀不上你呢。”牛尚周安慰道。
回家后，牛尚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妻子。他和妻子商量，要把19岁的姨妹倪桂珍介绍给宋嘉树老弟。
牛尚周的岳母是徐光启的后裔，一家都信基督教。倪先生本是她家的家庭教师，结婚后，生了3个女儿。
旧中国崇尚三寸金莲之美，每个女子从小都要缠足。但是，小女儿倪桂珍一缠足便发高烧，于是，倪母便放弃了对三小姐的缠足，三小姐是双大脚。在当时，大脚，是婚姻的“困难户”。
但三小姐十分爱好读书，5岁学习汉字、书法和经书，8岁上过女子学校，14岁被送进上海培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数学成绩好，会识谱弹钢琴。
牛尚周从美国波士顿回国后，跟倪大小姐倪桂清(也有写桂金)结了婚。牛尚周的表兄和学友温秉忠回国后，娶了倪家的二小姐倪桂姝(另看过秀珍一说)。
现在，他们要把三小姐倪桂珍介绍给宋嘉树。
周末，牛、温两人带宋嘉树来到教堂，偷偷观看倪小姐唱赞美诗。据说，宋嘉树见倪小姐脸颊丰满，笑靥动情，眼神温柔，身着翡翠色的旗袍，楚楚动人，是一见钟情的。
另一种说法是，1886年7月下旬的一天，几位中国籍牧师和教徒相约培文女校搞一次聚餐会。走进培文女校，便传来悦耳的钢琴声，宋嘉树径自朝琴声传来的地方寻觅而去，透过窗户，他看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就是倪桂珍。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两人一见倾心，基本可以肯定。
牛、温两人趁热打铁，便又向倪太太介绍了宋嘉树的优秀人品。正在为三女儿婚事发愁的倪母，很快就应承下来，表示这门亲事可以考虑。
而这边，宋嘉树是个“一急四快”的性格：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
宋、倪二人从相识到结婚，前后不到两个月，期间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也没有更多的浪漫约请。
1887年夏天，22岁的宋嘉树与19岁的倪桂珍结婚。
婚礼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在嘉定城西门外虬桥北堍的基督教堂“善牧堂”举办的。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婚礼仪式。中午，倪家又举行了传统的中国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二十五桌。商业、银行、军界以及朝廷里的权势人物前来祝贺。
通过这场婚礼，传教士宋嘉树得到了丰厚的陪嫁、上层社会的地位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正是宋嘉树在上海打拼所急需的。
当然，宋嘉树个人的长袖善舞，倪桂珍的“帮夫”，宋家对孙中山的精准投资，同样是宋氏家族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
婚礼之后，宋嘉树带着新娘倪桂珍前往昆山度蜜月。
在此后的19年中，宋嘉树、倪桂珍夫妇生下了宋蔼龄(1889年)、宋庆龄(1893年)、宋子文(1894年)、宋美龄(1897年)、宋子良(1899年)、宋子安(1906年)六个子女。
这一切，都靠了男红娘牛尚周的成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他，成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宋家王朝”。
曾就读于美国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温秉忠，回国后担任苏州海关监督,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官至清政府的二品大员。1907年，他把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带到美国留学。
中华医学会百年历史上的一对传奇兄弟
发布时间：2014-8-29 9:55:45 作者：张圣芬
------------- 追忆中华医学会老会长牛惠霖、牛惠生
当五集电视纪录片《幼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130多年前那段尘封的历史碎片，在今人颇感讶异的注目中，又被连缀成器，生动地勾勒出当年的故事轮廓；那120个脑后垂着长辫的小男孩，撩开厚重的历史帷幕，走进现代人的视野，他们以及他们后人的故事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本文讲述的，便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牛尚周的两个儿子，曾先后担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的沪上名医牛惠霖、牛惠生及其家人的往事。
一、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即公历1872年8月11日，容闳招考的第一批30个赴美留学幼童，从上海登上轮船，准备横跨太平洋前往美国，来自江苏嘉定年仅11岁的牛尚周便在其中。牛尚周在春田市（Springfield）与H.R.Vaille一家共同生活了几年，1879年9月进入Phillips Exeter学院学习[2]，以后陆续又有8名幼童进入这所学院，但是未等到毕业，他们原定在美国学习15年的计划被强行中断，在第10个年头原路集体返回中国，牛尚周也在1881年的夏天回到上海，并再未离开过。
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留学的日子里，牛尚周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来自广东新宁的第二批留美幼童温秉忠，一个是他俩经常光顾波士顿一家中国人开的丝茶店认识的老板养子宋耀如。牛尚周回到上海后，先在电报局工作，成为中国电报业的拓荒者之一，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充当帮办。当宋耀如以牧师的身份回到上海并为自己不中不西的身份感到困窘时，巧遇牛尚周。昔日的三个年轻人再度重逢时，牛尚周和温秉忠分别娶了倪韫山的长女倪桂清和次女倪桂姝，他们便将二人的妻妹、倪韫山的小女儿倪桂珍介绍给他。倪韫山是一位中国籍牧师，其妻徐氏，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宋耀如和倪桂珍婚后生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和宋子安，牛尚周自然成了宋氏姊弟的大姨夫。据报道，上海图书馆就收藏有一张孙中山赠“尚周”的签名照，牛氏兄弟与后来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家庭的特殊关系自不待言。
大清的留美“海归”不少人后来在近代史上留名，牛尚周却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984年美国《Amerasia Journal》发表了一篇署名“Peter Kong-ming New”的文章，题目是“Afather’s Concerns:Selected Letters To Children Abroad From Shang-chow New, A Chinese Yankee,1913-1917”。作者Peter就是牛尚周之孙牛康民，旅美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正在南佛罗里达州大学供职。牛康民从表兄弟那里得到了爷爷当年写给在国外读书的父亲、伯父和姑姑的英文信件，这批大约100封信件，把他带到了父辈生活的年代，让他触摸到从未见过的爷爷；而牛康民的披露，也使我们感受到一个自幼被送到异域他国、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的价值观念的普通男孩，在为人父之后，又是如何义无反顾地把四个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以图改变生活命运的苦心。而正是他与同时代一般国人不一样的见识，才有可能培养出不一样的子女。
牛尚周有两个儿子，长子牛惠霖出生于1889年，次子牛惠生1892年6月14日出生。兄弟二人在求学之路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两人都是在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哥哥毕业后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深造，弟弟则选择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国度不同，学费同样昂贵，两人又先后走上勤工俭学的路子。哥哥到银行充当职员，弟弟烧锅炉、扫楼道、摆餐具、刷试管，用辛勤的劳动支撑学业的完成。1914年，牛惠霖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领有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开业证书，旋即担任伦敦医院内外耳鼻各科门诊主任医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牛惠霖担任了伦敦叶普斯区医院重伤兵主任医师，1916年转任伦敦密它瑟斯重伤兵外科手术主任，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灾难。1918年，牛惠霖回到了祖国。1914年6月，牛惠生也取得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就任新斐德福城圣路加医院住院医师兼外科医生；1年后，他放弃了美国的优裕生活，在1915年9月4日返回上海，早上8点轮船靠岸，9点就已经站到了上海哈佛医学校的讲台上。
二、
今天的上海岳阳路190号，一幢三层砖混结构的花园式住宅仍保持着1920年建筑时的风貌，这就是当年由国外回来的牛惠霖、牛惠生兄弟合办的“霖生医院”旧址，如今已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受到保护。
民国初期，中国西医学的发展亟需要像牛惠霖这样接受过系统的欧美医学教育，并已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级医生。牛惠霖回到上海后，就被伦敦教会山东路医院（今上海仁济医院前身）院长戴文波特请去担任该院的副院长兼外科主任，院外慕名请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1920年英国卫生部点名请他赴香港医治好港督的事情，更是轰动了香港，扬名于沪上。1920年，牛惠霖为了方便病人就医，除了在上海祁齐路（今岳阳路）创设霖生医院本部外，还在南京路利济药房和成都路延安路口设立了诊所。
1927年10月的一天，位于上海成都路的霖生医院诊所来了一位腿伤病人。这个人左腿中了三枪，胫骨、腓骨全被打断，虽经接上，却接歪了，伤势已然很重。据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章记述，牛惠霖初次接触这个病人，怀疑他是个强盗，在偷盗时受了伤，不很乐意再行救治。陪送来的人几番解释，也未能消除牛惠霖的疑问。病人说话了：“大夫，我是南昌起义军的陈赓，起义失败后退往潮汕，两个多月前在会昌作战时左腿中了三颗子弹。”陈赓同志如实地告谓，却赢得了牛惠霖一片敬意。牛惠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表妹宋庆龄，宋庆龄在广州的时候就认识陈赓，她又是南昌起义时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得知陈赓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来到上海治疗，特意叮嘱牛氏兄弟一定要治好陈赓的伤，并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南昌起义部队来沪的伤病员。按照陈赓当时的伤情，通常情况下只好截肢，陈赓同志坚决反对，牛氏兄弟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他们用高超的医术终于保住了陈赓的伤腿，使他又能重回战场。事过多年，陈赓同志仍念念不忘牛氏兄弟的高超医术和对革命的同情。不仅对待陈赓如此，对待其他革命者也是如此。据牛惠霖的女儿牛恩美回忆，凡是宋庆龄托他们照顾的病人，他们无不悉心诊治。有几次，牛惠霖回家向妻子要便服，原来是他的医院里有共产党人出院，为了掩护而需要换上便服，有时他还送上路费。
写及此，不禁又想起牛康民在那篇“Afather’s Concerns”中所披露的一些往事。民国初年，袁世凯企图“窃国称帝”，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领袖，发动 “二次革命”讨袁。1894年就在上海结识了孙中山的宋耀如，一直是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宋耀如也被迫举家避难东瀛。作为宋耀如连襟的牛尚周，则为了生计不想卷进这场政治风波，在1914年他写给远在美国求学的牛惠生的信中，述说宋耀如一家返回上海后，他也没有去看他们；在1915年3月和4月的三封信中，提到宋耀如会去美国参加巴拿马展会和宋子文的毕业典礼，提醒一双在美国的儿女“不要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牛尚周的谨慎，诚然与他的性格有关，但不能不说是为了海外子女的求学而作出的无奈选择。有意思的是，后来牛氏兄弟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现出特别的信任、关怀与亲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据牛恩美回忆，宋庆龄一旦有病，她的父亲牛惠霖总是亲自负责治疗。如1936年的一天，宋庆龄突发腹痛，牛惠霖匆匆赶来，检查后确诊为阑尾炎，他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外国医生为宋庆龄动手术，术后又守护床边、精心照料。
1922年至1927年，中国红十字总会聘请牛惠霖担任上海红十字总医院院长兼红十字会时疫医院院长及西藏路时疫医院院长。在这期间，牛惠霖曾亲率一支医疗队驰援日本关东大地震救护，为中日之间的友谊留下了一段佳话。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8.2级的强烈大地震，造成15万人罹难。日本红十字会向各国红十字会吁救。身为上海红十字总医院院长的牛惠霖，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通知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由26人组成的医疗队，并亲自担任队长，9月8日晚，携带现款2万元、药品器具90余箱，乘“亚细亚皇后”号轮，于 9月10日抵日本长崎，12日在余震中抵达东京。面对怵目惊心的灾情，救护队工作困难重重，日本政府只能拨给一间房屋作为诊所。这些没能难倒牛惠霖，有过一战救护经验的他，在出发前已经料想到医疗队将会面临的情景，随队配备了事务员、工友、翻译，一切供给都自行解决。救护队在东京麻布区高树町设有临时医院，主要为日本灾民提供医疗服务，并派出队员到横滨救护难民。在东京期间，救护队与日本赤十字社甘苦与共，精诚合作。地震以后，东京赤十字会医院的病床数增加近1倍，医生短缺，中国救护队负责了其中的40张病床的医治与看护。他们尽心尽责，直到该院病人均已恢复，才于10月6日返程。救护队离开东京前，日本赤十字总会会长接见牛惠霖等六名医生，向他们颁发了纪念勋章。
1931年，日寇攻打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牛氏兄弟和宋庆龄、何香凝一起积极组织伤员救护，在上海、苏州等地设立伤兵医院，牛惠霖任上海地方协会救护伤兵第一医院院长、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军医长。由于牛惠霖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救护的经验，所以上海战地救护成绩显著。
“牛惠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医生，既擅长外科，又熟谙内科、肺科、妇产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等。1934年2月，他曾以其高超的医术，果断而又小心翼翼地将一位病人两只离位的眼球送回眼眶。”“仅仅肿瘤，他就摘下了几百颗。”而繁忙的医疗工作，使他无法按时作息，常常坐在汽车上吃点心充饥，午夜时分才能离开诊所回到他在马桥俞塘的住所。他不仅医术全面，医德高尚，而且乐善好施。他的医院门前总有一些乞丐聚在那里等他周济，他也经常把病人的挂号费分给他们。1935年4月，牛惠霖的母亲70大寿，牛惠霖和弟弟妹妹们特捐巨款，在上海马桥创办慈惠养老院，收容贫苦老人。
牛惠霖还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外科学近十年，同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一些部院的医事顾问，并在1924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五任会长，被誉为“中国医界之柱石”。
三、
1916年，在上海哈佛医学校从事教学仅1年，牛惠生因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作为研究员再次赴美。这次赴美，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回国后萌生的一个心愿------要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专家，建立中国的西医骨科专业。上个世纪初，西医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许多专科都还没有建立。牛惠生在参观南京一所医院时，看到外科病房中有8个跛足病人，这让他猛然醒悟到：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西医骨科专家，每一所医院都迫切需要建立骨科专科。当他向家人表示要赴美专攻骨科时，连协和医院的朋友都认为牛惠生的想法过于超前了，回来后靠骨科为生会挨饿的，但为了挽救更多骨疾病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1918年7月，他再度回来时，已经有了在美国麻省总医院、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任骨科助理的丰富临床经验，并已成为美国骨科整形学会的会员。他回国后便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个骨科医生，主持协和骨科的工作。两年后，他返沪行医，1928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医院，曾拥有医师21人，病床75张，全年住院病人近千人，这家医院后来被用作讲授骨科的红十字会教学医院。他因目睹骨结核儿童患者的惨状，还在上海创办了儿童骨科医院，经他亲手整形矫治的许多伤残儿童重获健康。1936年，经他苦心筹划经营，在杭州广济医院创办了“残疾儿童医院”，专门收治那些无人收养的残疾儿童。除了直接行医外，牛惠生同他的兄长一样，还担任着教学、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及参与各种医界和社会活动。
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朱恒璧教授，1982年在给牛恩美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你叔父（即牛惠生）一生，只晓得为医界服务，为残疾人服务，不肯做官。蒋介石北伐时，要他做军医总监，他不依，蒋说你如不依我即下命令。你叔父不得已乃随军北上，并与蒋约，一到北京即解除职务。果然到北京后，马上回上海，干他的本行。他与美龄的关系是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而他不屑一顾，清风亮节，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无论医术还是亲戚关系，蒋介石对牛氏兄弟都是格外看重的，蒋介石所受枪伤及在西安事变中的外伤都是经牛氏兄弟治疗的，中华医学会总干事施思明就曾在牛惠生那里看到过蒋介石背部的X光片。1937年夏季，施思明随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父亲施肇基到庐山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还向他提到自己在西安事变时背部受伤，而他的骨科医生就是牛惠生（笔者推测是在谈话中蒋介石提及刚刚过世的牛惠生）。在施思明的记忆中，只有当医学会需要向政府高层表达西医界诉求时，牛惠生才会使用到他与上层政治人物的这层特殊关系，他就曾随同去南京晋见孔祥熙，申诉应由西医专家继任卫生署长的意见。
牛惠生对民国时期中国医界的贡献，特别是他为中华医学会作出的贡献，是他精彩人生浓重的一笔。牛惠生 1915年从美国回来时，完全由中国医生自己组织的医学社团------中华医学会刚刚诞生，成员仅几十人，既无固定会所，也无经费来源。年仅23岁的牛惠生怀着一腔热忱，投入到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中。他参与了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大会的筹办，并在会上当选为书记。除了他再次赴美学习期间，中华医学会的编年史料上没有看到牛惠生的名字，可以说，一直到1937年病逝前20年的时间里，中华医学会许多主要活动记载都与牛惠生的名字相关连。1930年，他在担任了多年的书记、干事后，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并在他的任内把中华医学会由初创阶段推向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完成了将中国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和建立起中华医学会永久会所两项重要工作。
中国的西医最早是由西方医学传教士传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医生掌握着中国西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1886年成立的中国博医会也是由医学传教士组成的，门槛很高，只有欧美医学院校毕业，而且是海外传道团的成员方可入会，因此早期没有中国医生参加。所以，成立和发展中国医生自己的团体，团结和依靠中国医生共同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卫生事业，就是那个年代牛惠生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中华医学会成立后所迸发出的活动能量，使中国博医会越来越不能小觑。1925年，博医会不得不取消限制中国籍医生加入的限制，许多中华医学会会员同时成为博医会的成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华医学会的重视，使得同样以在中国发展西医学为任务的博医会，在1930年提出了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意图。为了实现两会合并，1931年10月，作为会长的牛惠生携本会总干事朱恒璧、博医会总干事J.L.Maxwell由上海出发，沿京、沪、津、浦线一路北行，在南京、济南、北平召开会议，向会员说明总会方针及与博医会合并问题，并协商合并后有关工作的延续与衔接。两会原定1932年4月在上海举行联合大会，讨论并实行合并，因发生淞沪抗战，联合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牛惠生为了推进合并事宜，召开中华医学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以通信投票方式征求会员意见的决议。博医会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经过两个月的会员通讯投票表决，两个当时在中国西医界最有影响的社团于1932年4月15日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俱乐部正式宣布合并，牛惠生被推举为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在同年9月29日~10月6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李斯特研究院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大会上，经选举连任会长。
而就在两会酝酿合并的1931年9月，中华医学会也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搬进了位于上海池浜路41号的一栋两层小楼内。成立之初，中华医学会会所就设在创建者之一俞凤宾的诊所内；1925年，牛惠生主持西藏路时疫医院时，腾出两间房屋作为学会办公之用。1932年9月29日，在第九次大会开幕式上，牛惠生作工作报告时曾这样形容学会在西藏路时疫医院办公的情景：“一年两迁，夏秋之交办事处变为病房，春冬二季病人减少，病房又变为办事室。方寸之内，光线黑暗，凡有访本会者只能立于室外，无从容坐立之处。”可以说，每届大会都通过购置会所的决议，历任会长为此都不懈地努力，但“因种种原因，事败垂成者数次。”牛惠生担任会长后，深知改善会所的重要，在1931年“力事撙节，积得基金洋万圆”，当得知这处占地半亩、地点适中的私宅拟以3万6千两白银出售时，他紧急召开执委会商议。当时会内存款加上私人借垫，共计1万2千两银子，仅为原价的1/3；当即牛惠生、伍连德、朱恒璧慷慨解囊，先行垫付了其余的款项（后号召会员捐款，牛惠生自认捐款2000两白银），办妥了过户手续。牛惠生又安排会所修葺、建筑围墙、改开正门等工程，而门前扩地购款所费银900两得到兄长牛惠霖的资助。会所购置后不久，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牛惠生先将会所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后方收容所，后又成为战地医护人员的寓所，直到战事平静。从1931年购置，直到中华医学会1950年迁京，这栋会所成为学会发展的重要承载：进入《上海各图书馆概览》藏书数千册的中华医学会图书室设在这里，国内第一家医史博物馆也诞生在这里。
1933年11月，为筹备中华医学会拟于来年在南京召开第十次大会，牛惠生亲至南京安排一切，又奔至抚湖视察该地组织支会事宜，结果不幸身染白喉，继而患慢性肾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牛惠生意识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特别是当他双手颤抖无法再执手术刀时，他的内心无比悲痛。但他没有就此倒下，他对妻子说：“我知道我应当怎么做，我要将全部精力献给中华医学会的事业，这个学会需要巩固和加强，这是一桩无人关心的事情，但是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健康事业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要使它走上正轨。”南京大会后，他虽从会长的位置上卸任，但又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长，许多重大的决定和工作要经理事会决定。1935年召开的第11次大会，又推举他为学会总干事。他明知总干事的工作更加繁琐、费神，是学会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者，他的病体已不能承担，但他仍然事无巨细地操劳着，实践着他把中华医学会带向正轨的理想。1935年10月被聘为学会副总干事的施思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真正的导师是牛惠生，是他说服我把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作为我的职业。”他回忆了当他担任牛惠生的副手后，如何在牛惠生的带领下，一起推进医学译著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一起通过大力发展永久会员壮大队伍、募集基金，一起创设学会经营部门扩大学会收入。正如《上海医事周刊》1937年第19期上，“牛惠生医师与中华医学会之关系”一文所评价的：“牛医师于中华医学会草创之时期，力荷钜艰，担任会长职务，使医学会得由童稚时代而入少壮时代。”“牛医师对于医学会，洵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7年1月，牛惠生已感病体不支，便辞去了总干事一职，推荐施思明（施即后来WHO创始人之一）接任。即使如此，他仍关注着中华医学会第12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扶病指挥一切，凡当时莅会之千余代表，当犹能记忆之。”甚至在大会召开前两天，他已准备下遗嘱，却在大会召开时亲临盛会，最后一次与同道们分享着学会发展壮大的欣慰。第12 次大会是中华医学会在民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一个成功的大会，大会与上海医事事业中心落成和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同时举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相关要员悉数到场祝贺，当时《申报》以“三大医业盛况”为题隆重报道。就在这个大会上，牛惠生被推举为新成立的12个专科学会之一的外科学会第一任会长。大会闭幕后三天，…的病情突然转重，大约三个星期后，于5月4日英年早逝。5月8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都前往吊唁，中外名流1千余人出席。他的去世也使本就身患肝病的兄长牛惠霖，因持续悲伤加上“七七”事变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而病情加重，也于同年11月20日溘然长逝。牛氏兄弟同年先后离世，令当时的中国医界无比痛惜。
四、
牛惠霖的夫人刘义基1898年生于上海，191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获学士学位，并在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音乐学院进修声乐。1924年刘义基自美国回到上海，有一次在女青年会唱诗班演唱，端庄貌美的她立刻引起牛惠霖的注意，两人一见钟情，结为秦晋之好，孙中山先生特别送给他们一只银盾，上面隽刻有“鸾凤和鸣”的字样。牛惠霖去世后，刘义基独自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抚养成人。长女牛恩美继承了父亲的医学事业，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改革开放后成为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学成归国，曾是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退休后赴美定居。幼女牛恩德不仅继承了父亲灵巧的双手，还秉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刘义基为了把女儿培养成音乐家含辛茹苦，1957年她陪同因病从上海音乐学院休学的女儿先后远赴英国、美国著名音乐学院继续学业，最终依靠半工半读和政府货款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著名旅美华人钢琴家。作为表姑妈的宋庆龄对牛惠霖的后裔十分爱护惦念，当牛恩德于1977年夏回国演出时，宋庆龄不管多忙都赶去聆听，而且每次待她演奏完毕都亲手送上一个漂亮的花蓝。牛恩德返回美国前，宋庆龄特地在北京荣宝斋买了一本缎面册子相送，并亲笔题词：“望你手下的琴声奏出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不仅是她对表侄女的疼爱，也流露出她对表兄深深的怀念。
牛惠生的夫人徐亦蓁（徐衡），也是中国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她的父亲徐崇敬是圣约翰大学历史教授，母亲曾任昆山浸礼会女子学校校长。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现代知识氛围的家庭，徐亦蓁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1915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与后来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吴贻芳同学，共同的理想与志向使她们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她俩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带领全校50多位同学上街游行，并鼓动同学们罢课两周。而当吴贻芳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时，正是她作为校董事会主席把象征校长职权的金钥匙郑重地交到吴贻芳手里。
徐亦蓁1922年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学位后返回祖国，主管上海盲童学校、教会免费学校以及孤儿院等。她同牛惠生的婚礼于1924年2月23日在上海公理会教堂举行，自那个神圣的时刻起她就把自己的命运同牛惠生的追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知道丈夫创建中国第一个骨科专科道路的艰辛，亲见他如何在没有专业团队和设备很差的手术室里开刀救人，所以，当丈夫创办了远东第一所现代化专科医院----上海骨科医院后，她在医院任职人事处长，兼管病人福利，担任骨科护士培训班主任。
徐亦蓁知道丈夫为医学会的发展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生命的最后时光也献给了医学会，丈夫病逝后，她便代替丈夫继续关注和帮扶着医学会的工作：她遵丈夫遗愿，将牛惠生生前12年服务英美公司工厂所得国币1万元捐赠给中华医学会图书馆，学会理事会为了纪念前会长，将图书馆命名为“牛惠生医学图书馆”；医学会组织输血服务团，她捐助国币1000元给以支持；沪上抗战开始后，学会积极筹组医院救治伤员，她作为中西女塾董事长把学校腾出来充当病房；为了使丈夫亲手创建的骨科事业后继有人，她在 1939年两次向学会捐款达5000美元；甚至在她移住香港后，还在1939年的岁末由香港来沪，在学会会所内招待职员子女举行圣诞节庆祝会；医学会拟筹备1940年在昆明召开大会，她又再次寄来钱款捐助。
1946年，徐亦蓁出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她代表中国妇女所作的人类需要和平的演讲，曾发表在《纽约时报》首页，为中国争得了光荣与尊严。1955年，她应聘在美国俄亥俄州西方女子大学任教，直到65岁时退休，退休时学院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退休后致力于全美金陵女大校友会的工作，1981年在佛州圣彼得堡市去世。在告别人生之际，她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抛洒进大洋，随洋流最终归宿在祖国的怀抱。
牛惠生仅有的独子牛康民1928年3月 23日出生在上海，父亲去世时刚满9岁。失去挚爱的徐亦蓁这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能跟他父亲一样做一名医生。而这时中国大陆由于日本的入侵，想要孩子专心学业已无可能，她便带着年幼的康民，辗转香港、美国，使牛康民受到了完整的教育培训；然而已经是预备医学生的牛康民，却对社会科学情有独钟，最终他选择了社会学， 1960年在密苏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一个人类社会学家，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牛康民的研究兴趣很广阔，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史，晚年对父亲的职业轨迹产生了兴趣，并着手美国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个进程中他的家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非常可惜的是，牛康民由于心梗于1985年12月30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圣米歇尔医院逝世，否则他会更清晰地触摸到他的父辈为近代中国崛起曾作出的卓越贡献。
（本文承牛恩美、徐景灿提供相关资料，表示感谢）
本文原载《世纪》杂志2011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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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9-14 16: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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