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网文：胡坤兄妹

家有一宝2009

胡坤兄妹     作者巴人村   violinist整理

   
   胡坤，是我国第一位国际小提琴大赛获得者，音乐大师梅纽因的关门弟子。17岁他在世界顶级水平的国际大赛中获奖。胡坤现在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伦敦梅纽因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胡坤的妹妹叫胡铮，1987年考进著名的慕尼黑爱乐乐团，任第二小提琴演奏员，终身职位。被誉为“慕尼黑的东方明珠”、“中国铮”。
        
   这对天才兄妹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儒雅的家风、严格的家教，三代的乐韵遗传让这个音乐世家出了两个世界顶级水平的演奏家。
      兄妹俩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极强的音乐灵感，他们一听见音乐就有一种发自生命底蕴的热爱。4岁能识五线谱，6岁开始学小提琴。刚开始，做父母的并没有刻意栽培，并没有要求他们接班。但音乐是可以“遗传”的，一个很偶然的原因，胡坤在6岁那年正式成了父亲胡惟民的学生。那时，胡惟民正在教一个大他两岁的孩子，胡坤就在琴房外面听，无意间，他竟学会了不少。当时，胡惟民根本没有在意儿子，总认为他还太小。终于，有一天，胡坤很严肃地来到他面前，嫩生生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犹豫：“爸爸，我要学琴。”
    胡惟民望着“一本正经”的儿子，禁不住乐了：“学琴很苦，你作好了吃苦的准备了吗？”
“作好了！”胡坤漆黑的眸子骨碌碌一转，嘟囔一句：“不学琴比什么都苦。”
    胡惟民哈哈大笑起来。从此，他收了这个永不缴学费的学生。父亲是老师，这就意味着胡坤要承受别的孩子没有的“酷刑”，他每天必须要练4个小时，“每一分钟的练习都要有收获”。父亲从来没有笑脸，只有一双严厉与“冷酷”眼睛。可怜小小年龄的胡坤少了许多同龄人的乐趣与孩子的天性，他甚至连折纸飞机与做轮船模型的时间都没有了。母亲见着心疼，偷偷责怪胡惟民。胡惟民却说：“学琴本来就要吃大苦，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只配当街头艺人。”
于是，尽管胡坤琴上的眼泪从没有干过，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声苦。在平常的学琴过程中，胡惟民也暗暗吃惊：儿子或许天生就是吃小提琴这碗饭的。他不仅特别能吃苦，还对音乐作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稚嫩的琴声总有一种穿越心灵与震撼灵魂的力——这是一般小提琴家渴望与追求的境地。四川音乐学院教师宿舍前的那排小桉树见证了胡坤的成长，它们在胡坤的琴声里长大，现已长成了葳蕤的参天大树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胡坤也上小学了。那是一个小雨霏霏的黄昏，屋檐的雨滴在天井的石板上像一朵朵跳跃的水晶花，胡坤的琴音响了起来，他拉的是《千年铁树开花》，诗意的雨声与灵性的琴声构成了这个黄昏的主题。与胡坤一起学琴的那位同学的家长来了，他远远地听到琴声，大吃一惊：这决不是他的孩子在演奏，琴音里透着灵气与思想。听着听着，他竟入了迷，等走拢一看，他惊得目瞪口呆：拉琴者，7龄童胡坤也！
    春去春回，数一数小院的芙蓉又花开四载。胡坤的演奏技巧又上了几层楼，已完全超越了他的年龄层次。他多次参加四川省及成都市的各种演出，回回都是母亲彭时俊为他作钢琴伴奏。他旋即“红”透了成都市，连音乐学院工宣队的师傅都说“胡惟民这个臭老九养了一个可能还更臭的‘小老九’”。这让小小年纪的胡坤每每在谢幕时，总是鲜见笑容，他明白“臭老九”的含义，也明白“臭老九”的职责：为工农兵服务。
   有一回，妹妹胡铮问胡坤：“哥哥，我们学琴是为了什么呢？”
   胡坤白了她一眼：“为工农兵服务呗。”
妹妹天真地一歪头：“我们是不是工农兵？”
胡坤愣住了，他显得无限沮丧：“……我们是知识分子，但不是‘臭老九’！”
    正在厨房里忙碌的胡惟民夫妇闻听此言，一阵酸楚拥了上来，两人面面相觑。良久，胡惟民故意转移话题，对妻子说：“凭我的感觉，这孩子肯定会成名成家的。”
“成名成家有啥用？还不是‘臭老九’的孩子。”彭时俊一脸无奈。
    胡惟民晓得很激动：“中国迟早需要严肃音乐，迟早有胡坤出头的那一天。”
……终于有一天，一位从国外归来的老师听了胡坤的演奏的之后，找到胡惟民夫妇，严肃的脸上满是凝重：“把他送到北京去吧，成都已没有人可以教他了。”
这句话点拨了胡惟民，他立即想到，北京还有很多当年留学苏联的音乐教师，他们都是正宗的“俄罗斯流派”，如果有这样的老师教教胡坤，让他感受古典主义的教育，肯定会让胡坤快速提高。于是，他顶着压力牵着12岁的胡坤走出了家门，来到了北京。
    那是胡坤第一次出远门，他后来把这次“童年的远行”称为“重要的机遇”，“人生的转折点”，对他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住进了父亲的朋友——中央乐团大管演奏家刘奇家里。
   刘奇家很小，没有琴房。胡坤就在卫生间里练琴，于是，刘奇家的卫生间里经常飞出曼妙的世界名曲。或许是必然，刘奇家隔壁就住着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无意间，他突然听到刘奇家传出帕格尼尼的《D大调协奏曲》，甚感惊奇，开始以为是放的唱片，驻足一听，更加奇怪：这分明有人在拉这支曲子。技巧高超，激情四溢无论是三度双音连顿弓，还是十度双音快速跳弓，都奏得清晰流畅，干净又准确。速度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像舞步一样富有弹性。国内很少有人把这支曲子演绎得如此富有个性与创造力。他连忙敲开刘奇家门，第一句话就问：“你家是不是有海外来客？”
   见盛中国一脸狐疑，故意与他开玩笑：“我家来了一位大音乐家。”
      “从哪个国家来的？”
   刘奇高声叫了一声“胡坤”，于是，穿着一身蓝布衣服，脚踏一双布鞋，剃着平头，稚气的胡坤出现在盛中国面前。
   盛中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你在拉帕格尼尼的作品？”
胡坤点了点头。
    盛中国激动得不能自持：“神童，简直是神童！你跟谁学的？”
       “跟我爸爸。”
       “你爸爸是谁？”
       “他叫胡惟民。”
    于是，北京音乐圈里流传开来这样一个故事：刘奇家来了一位天才少年，他的名字叫胡坤。

    那是1976年冬季的一个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文工团来成都把胡坤抢到了手。第一次北京之行，这位“天才少年”横空出世，引起了中央各专业乐团的关注。胡惟民带着儿子每到一个团体，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各大专业乐团都想要这位极有可能成为顶梁柱的好苗子。
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先行一步，他们派出以一位副团长带队的“活动组”专程来到成都，为胡坤办进京手续。可四川音乐学院工宣队拦住了他们，说：“工农兵的子弟都没有机会，为什么要把机会给‘臭老九’儿子。”即使广播交响乐团亮出盖有国徽的介绍信，也无济于事。后来，国防科委文工团抢在海政与空政文工团来成都之前，又一次来办胡坤的手续。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连罗瑞卿大将都给当时的四川省革委主任李大章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求放行。可工宣队并不理这一套：“你们解放军也搞孔老二这一套吗？”
    无奈之下，国防科委的同志只好采取了一个非常的办法：把胡坤“偷”出成都。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没满13岁的胡坤在两位解放军同志的保护下，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送行场面颇有些伤感与悲壮，母亲彭时俊哭成了一个泪人，她把裹在厚厚军大衣里的瘦瘦小小的儿子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一想起儿子即将走上独立生活的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眼前犹如下小雨一般：当妈的实在放心不下呀！
    被寒风冻得满脸通红的胡坤显得很坚强，他稚嫩的目光里始终洋溢着微笑，他不停地安慰妈妈：“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是解放军了，军人又什么困难可怕的呢？”
在列车启动的那一瞬，胡坤望着伫立在寒风中的妹妹胡铮，心里涌起一种激动。夜很黑，惟有妹妹的眼睛很明亮，他对着妹妹大喊：“铮铮，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加紧练琴。等我有出息了，我来接你——”
10岁的胡铮使劲一点头。
   从此，13岁的胡坤走上了寻梦的坎坷路。他成了国防科委文工团里最小的一名军人，连最小号的女式军装他穿上也像“戏袍”。在离开爹娘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生存的基本技能，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得井井有条。部队生活很清苦，国防科委文工团常年深入边防演出，哪怕再忙，胡坤总能见缝插针，每天坚持练琴四五个小时。演出时，他刚从前台演奏下来，马上又躲到后台拉起了琴，甚至在火车上的开水房里，他也要练琴
远在四川的爹娘时刻关注着胡坤的每一步足迹，父亲胡惟民深知，儿子的琴艺正值成型期，如果有一位名师指点，肯定会有惊人的进步。夫妇俩又开始冥思苦想，为千里之外的儿子设计未来。
    终于，胡惟民想起了一个人，这是一位“俄罗斯学派”的演奏家，曾留学前苏联，还是世界著名音乐家杨格维奇的学生，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林耀基教授。如果林老师能教胡坤该多好呀！
    没想到，胡惟民的想法与国防科委文工团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胡坤这位14岁的小军人很虔诚地站到了录音机的面前。林耀基把胡坤看了又看，对胡惟民说：“我听说过这孩子。他在北京很有一点名气。”
从此，胡坤正式从师林耀基先生。
如果说，胡惟民是胡坤的启蒙老师，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开启了儿子的音乐天赋，那么，林耀基先生就是把胡坤托上音乐顶峰的肩膀。在林耀基那里，胡坤受到了更加“严酷”的训练，他几乎让胡坤从头做起，基本姿势、空弦、音阶、练习曲、右臂运弓的直、平、稳；左手的稳、准、灵，他让胡坤像拆机器零件一样，一点一滴地慢拉慢练，排除了那种“表演式”练琴方法的干扰。从收胡坤那天起，他就要把这个神童推向国际舞台，推向音乐巅峰，时时刻刻都在为胡坤冲击国际大赛做准备。
两年的磨砺，机会来了。
       1980年11月，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我国决定派选手参加这次盛会——这是中国首次参加重大国际音乐大赛。
选拔赛分南北两个片区进行。参加选拔的大都是全国音乐院校和专业团体的选手，南方片区还有不少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当时，胡坤只有16岁，谁也没有想到，他竟一北方片区第一名进入决赛。
    最后的决赛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来自南北片区，经过层层挑选的各路好手来到北京，准备冲击3个珍贵的名额。
决赛前夕，胡坤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我要参加决赛了，爸爸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胡惟民沉吟不语。
胡坤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有你在，我心里就塌实了。我好想爸爸妈妈呀……”
    千真万确，多少次泪湿枕边，多少回梦里回到爹娘身边。他才16岁，还是一个孩子呀。胡惟民想想也心疼，便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北京，来到儿子身边。
决赛那天下午，胡坤被排在最后出场。当时后台又没有地方练琴了，胡坤只好去传达室，或许是因为紧张，他把E弦都拉断了。胡坤诚惶诚恐地看着父亲，胡惟民心里咯噔一下，他在儿子的眼神里看出了疲惫——胡坤太累了，营养也跟不上，好多次午饭和晚饭都在凑合吃面条。到现在，胡惟民一想起就心疼——可那时就那个经济状况呀。他没有责怪儿子，
    等到5点钟，胡坤上场了。胡惟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抱着一台录音机蹲在前排，想录下儿子的参赛作品，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要把儿子的琴声录下来——这可是儿子成长路上很关键的一步。
柴可夫斯基协奏曲从之间流淌开来，西贝柳斯的“天籁之音”也弥漫开了，疲惫的胡坤在忘情地演奏。胡惟民的心弦绷得快要断了，但他始终面带微笑，在与儿子相对的视线里，他猛然有了一种儿子长大了的感觉。由于挨得太近，胡惟民怀里的录音机不仅录下了胡坤的琴声，还录下了胡惟民滴答的手表声。
    与胡惟民一样紧张的，还有林耀基。演奏完后，在等最终结果时，他惴惴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动……天已经黑了，焦灼不安的胡坤靠在墙边微眯着眼睛，看似平静，但额上的细汗说明他内心此刻正是波涛汹涌。胡惟民一直微笑着，他不想给儿子任何压力——尽管他心里也是翻江倒海。
    这时，去打探消息的林耀基冲了进来：“第一名，胡坤第一名！
    胡坤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痴痴地看着林老师。胡惟民反而没有了微笑，尽管有心里准备，但还是吃惊不小。决赛中，胡坤夺得全国第一。
胡坤哭了。
       “坤坤别哭，你终于有机会去为国争光了！”
    当天晚上，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口，那张西贝柳斯选拔赛决赛的红榜莫名消失了。许多年后，胡坤才是父亲干的“好事”，胡惟民把红榜揭了——这张写有“第一名胡坤”字样的红榜至今还保存在父亲的书橱里，它见证了胡坤的第一次成功。
    果然，胡坤的名字与1980年12月4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日子已经被栽入中国年鉴：17岁的中国选手胡坤在芬兰少不了上国际小提琴大赛中，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第4名。这是我国选手第一次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奖，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世界乐坛上。评委一致认为，胡坤演奏的莫扎特的《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所有选手中最好的，“像鲜花一样优美”。胡坤这位中国少年轰动了芬兰，国内音乐界都说打了一个翻身仗，振奋了民族精神。文化部、国防科委特地嘉奖了胡坤和他的导师林耀基。
胡惟民夫妇知道儿子获奖的消息是在12月27日，那是一个星期六。女儿胡铮拿着一份当日的《中国青年报》急匆匆地跑进屋，她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指着报纸突然大哭起来。
    胡惟民一看，头版头条刊载了胡坤的一张大照片，旁边是一篇长篇通讯《在世界乐坛崭露头角——记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大赛获奖者胡坤》。
仿佛在梦中，彭时俊小心地问：“这是真的吗？”
“真的。”胡惟民回答。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吗？”
“等到了。”
“没想到，世界大奖离我们如此近。”
“是的。得奖的是我们的儿子。”

……胡坤载誉归来，立即引起我国音乐界一片惊呼，特别是林耀基带着他来到四川音乐学院讲学时，川音有几十个人乘一辆大客车去机场接。在机场，当彭时俊见到儿子时，胡坤的第一句话就问：“妈妈，儿子没有给你丢脸吧？”
“没有。你为妈妈争了光！”
那天晚上，已经15岁的妹妹胡铮再一次问胡坤一个老问题：“哥哥，我们学琴为了什么？”
“胡坤不假思索地回答：“为祖国争光，为爹娘争气！”
胡铮满意地笑了。

    终于有一天，在与郑小瑛和中央歌剧院合作，录制一张唱片时，胡坤不行了——他的左手无名指不听使唤了，变得硬硬的，一点都不听使唤了，他无法拉琴了。
心爱的小提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17岁的胡坤无论如何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他的心像坠进一口没底的深井，找不这落脚点处。有人告诉他，学校里有好几个同学和老师都得过这种职业病，没一个治好的。胡坤一听愣住了，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半天都没有动一动。我真的就这样废了吗？他一个人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用泪水写就的信，字里行间透着伤心和绝望，信上好多字迹都被眼泪模糊了：“……我成了残废人了，我该怎么办呀？”
    晴天霹雳！捧着儿子的信，胡惟民夫妇呆如木鸡，心如刀绞。儿女胡铮哭了起来，泪水把这个家打湿透了。他们来到北京，在见到儿子的一瞬间，彭时俊像疯了一样冲过去，抓起儿子的手：“让妈妈好好看看……”
胡坤强抑的平静里充满无限的无奈：“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再也不能为国家争光了。”
彭时俊抱着儿子旁如无人地大哭起来。
他们都明白，音乐界得这种职业病的人比较多，是由于平时的压力太大所致。他们决定为儿子休学一年，带儿子回成都，用亲情温暖这个离家太久的孩子，只要方法得当，是有可能创造奇迹的。
         “坤坤，我们回家。如果你的手还是不行的话，我教你学钢琴，我们从头再来！”彭时俊捧着儿子的头，认真地对他说。
胡坤闭上了眼，点了点头。这一刻，胡惟民感觉到儿子是脆弱的。
    回到家后，多少个夜里，胡惟民夫妇总被一种压抑的哭声惊醒——胡坤面对苍凉的夜空，面对多舛的命运哭了。听着儿子的哭声，胡惟民夫妇也是清泪长淌，全身心培养一个争气的儿子，正欲大展宏图时，惨遭不测——这种痛苦是灵魂的悸动，比挖心挖肝还要痛。
有一天夜里，妹妹胡铮也被惊醒了。她悄悄走近哥哥，想给他搽拭眼泪，胡坤猛地发现了妹妹，便挤出一丝苍白的微笑。胡铮却哭了起来：“哥哥，你的命好惨呀……”
胡坤推开妹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铮铮，擦干你的眼泪，振作起来！”可胡铮哭得更凶了。
“没出息！”胡坤嗔怪道。良久，他又说：“铮铮，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胡铮没有表态。
        “我刚到北京的第一天夜里，我曾发了一个誓，一定要练好琴，一定要把这个世界上最高的音乐大奖都拿光。这是我的理想，我也是这样做的，再苦再累我都认。可惜，刚走出第一步，这手就不行了，可能是我的命不好……”
胡铮问：“为什么要去拿那些大奖呢？”
“傻丫头！胡坤的眼睛闪过一丝沉稳与坚强：“我在芬兰的时候，人家那些蓝眼睛的外国选手根本就瞧不起我，可两轮下来，他们的傲慢劲全没有了，纷纷向我点头哈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凭实力征服了他们。练好了琴，就可以获大奖，就可以长中国人的志气，就可以为国争光！你知道爸爸妈妈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吗？
胡铮正在想时，胡坤替她回答了：“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他们最幸福。因为，这面五星红旗是他们的儿子升起来的！”
    胡铮不哭了，她静静地看着哥哥，觉得胡坤大她很多，也成熟很多。她问：“你要我答应什么？”
胡坤提高了声音：“替我完成我无法完成的事业，按照我的理想走下去！拿最高级别的大奖，让我们的国旗一次一次升起来。好吗，铮铮？”
胡坤一点头，又哭了起来。
    这以后，胡坤精神好多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当看到妹妹练琴时，他脸上还出现了鲜见的笑容。
儿子的心思，做爹娘的最明白。终于，有一个黄昏，父子俩在阳台上面对漫天彩霞有了一次精彩的对话。
父亲问：“你还记得贝多芬的那句名言吗？”
儿子回答：“记得。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完全让我屈服。”
     “贝多芬还有一句话，‘用痛苦换来的欢乐’。其实，你在他的作品里已经感受到这话的含义。我们父子都是学音乐的，我们与人交流是用旋律和思想，这注定我们是‘痛苦’的人，要求我们舍得吃大苦流大汗，要求我们必须有常人没有的意志力，要求我们思想必须纯净优美，要求我们把灵魂磨砺得鲜红灿烂。任何有成就的大音乐家，都是意志坚强的‘超人’，
    是在‘痛苦’中泡大的。贝多芬双目失明，他依然能写出那么多撼人心魄的作品，为什么？”
父亲慈祥的身影在夕照里越发伟岸高大。胡坤静静地听着，静静地想着。
“你的手不是大问题，与贝多芬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你还年轻，准确地说你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你还有很多机会选择，关键是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要学会承受‘痛苦’，把‘痛苦’当成欢乐来享受！”
   胡坤豁然开朗：“爸爸，我明白了，我知道该干什么了。”
    第二天，胡坤就打点行装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他报名学起了指挥和钢琴。
     两年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胡坤听说北京永安门医院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有一位叫杨华渝的医生很有水平。胡坤看着自己的左手，想着心爱的小提琴，他找到了这位杨大夫。杨大夫不拿听诊器，也不开处方，只是问话谈心。“你要从这种职业病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就必须解除思想上的紧张状态，做到心理放松。”
        “心理放松”？对这4个字，胡坤既感陌生又感亲切，还有些茫然，不知从何做起。
       “路，就在那4根琴弦上，你自己去找吧。”杨大夫说。
于是，胡坤在停息两年之后，又拿起了小提琴。“心理放松”，他想到了成都的锦江，想到了小时候漫天飞舞的纸飞机，想到了爹娘慈爱的目光……天啦，我又可以运弓拉琴了！
    远在成都的父母听到这个喜讯后，惊得半天都没有说话。妹妹胡铮又喜极而泣：“是贝多芬保佑了我哥。”
半年后，胡坤的独奏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母亲彭时俊飞到了北京，她没有给胡坤打招呼，下了飞机直奔音乐会场。她躲在第三排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等待儿子的复出，静静地聆听儿子的琴音是否像从前一样优美，看看舞台上的儿子是否像从前一样灵性潇洒。胡坤出现了，长发一甩，拉勃姆莫斯的《魔鬼的颤音》响了起来。他用这首难度极高的作品，证明他不减当年的运弓技巧和手指的灵活性。固然，颤音“颤”得人心也“颤”了起来，他的手指“就像摁电铃一样”。彭时俊听着听着，泪如雨下。当掌声响起的时候，她冲上舞台，大叫一声：“坤坤——”
胡坤一愣，他没有想到妈妈会出现在这里，他扔掉鲜花，也大叫一声：“妈妈——”紧紧地拥抱住母亲。
         1985年5月，比利时伊丽莎白国际小提琴大赛上，胡坤再度获奖，他又一次让五星红旗升起这顶尖级的大奖台上，连皇太后亲自来到音乐厅接见了胡坤。
就在这届大奖赛上，有一双睿智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胡坤，目光里写满欣赏与青睐。他就是音乐大师梅纽因先生，还在胡坤演奏完后，他带头从评委席上起立为胡坤鼓掌，并对胡坤说：“我非常欣赏你！”
    这次胡坤不仅带回了鲜花与掌声，还带回了2000瑞士法郎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他一分钱都没有要，把钱分成了3份：导师林耀基700瑞郎，父亲胡惟民700瑞郎，送他“心理放松”4个字的杨华渝大夫600瑞郎。1985年12月3日，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就胡坤分送奖金一事，专门发文。
       1985年是胡坤的幸运年，这年9月，他又去巴黎参加了国际梅纽因小提琴大赛，他的风头正劲，揽尽风光，不仅获得“巴黎市大奖”，还获得古典音乐和独奏音乐等三项大奖。
     国际乐坛越来越关注这位神秘的东方来客，梅纽因也越来越喜欢这位黑眼睛的中国小伙子了，他向胡坤发出邀请，有想收胡坤为徒的意思。1986年，在梅纽因举荐下，胡坤被公派来到瑞士梅纽因国际音乐学院学习。这让胡坤受宠若惊，万分高兴。
    最初认识梅纽因先生是在1979年的北京，当他第一次近距离听到梅纽因先生在北京红塔音乐厅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时，那纯净又动人，充满生命力的演奏震撼了胡坤。当时他想，要是拜师梅纽因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分。没想到，几年后，他真的成了梅纽因的关门弟子。就是这位享誉世界的音乐长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将中国这位勤学少年带进了世界音乐大师的行列。胡坤一步步走向辉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在哥哥频频获奖的同时，妹妹胡铮也成熟了，琴艺大幅提高。她以优异成绩考进四川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在北京上班后的第17天，胡铮对父母说：“我想走哥哥的路，我想留学。”
当时，哥哥胡坤与导师梅纽因正奔波与世界各地，得知妹妹的情况后，他给自己的母校瑞士梅纽因国际音乐学院的教授阿尔贝托.里西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胡铮的演奏录音带。
    不久，胡铮收到了瑞士的入学通知，院方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
    她像哥哥一样，在这所著名的音乐学院苦练琴艺，在两年时间，她竟没有看过电视——学校根本没有电视机。1988年，她来到了德国慕尼黑，想报考令全世界音乐家都向往的慕尼黑交响乐团。当时，慕尼黑交响乐团只招收一名终身制的小提琴演奏家，而报考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5名演奏家。残酷的竞争开始了，第一轮便刷掉了22个，第二轮又刷了一个，其中就有胡铮。第三轮角逐下来，那位和她一样是来寻梦的德国演奏家忧郁地离开了慕尼黑。乐团的秘书小姐按不喜悦：“胡，你被我们录取了，从此，你将与切尼.毕达克一起公事。”胡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惟一”竟是她！
    随后，她高超的演奏技艺轰动了德国，西方媒体称她为“中国铮”、“第一个中国人在慕尼黑爱乐乐团”等。她在德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名后，她又考进了慕尼黑音乐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
        1988年，她的爱情也在琴声中灿烂绽开了。慕尼黑音乐学院有一位芬兰小伙子叫戈托尼，他也是瑞士梅纽因国际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从小就崇拜胡坤，买了很多胡坤的唱片，还曾得到过胡坤的签名。由于追随胡坤的足迹，也来到瑞士胡坤的母校上学，毕业后，又来到慕尼黑音乐学院深造。
    当他巧遇胡铮后，得知面前这位漂亮的才女就是偶像胡坤的妹妹后，他的眼睛都大了。旋即，向胡铮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最终他掠走了胡铮的芳心。于是，戈托尼自然而然地由胡坤的崇拜者变成了胡坤的妹夫。
这个洋妹夫也很了得。他不仅成了独奏家，还是红遍欧洲的室内乐家，1993年，他在勃朗姆斯国际小提琴大赛中获得过第一名。
     兄妹俩均在欧洲成家立业，胡坤早在1986年就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一位名叫尼柯的法国演奏家，现生有一儿一女。平常，兄妹俩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胡坤曾经还请梅纽因大师为胡铮上过课。每一周，兄妹俩都要煲一次电话粥，全是用四川话。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们的下一辈掀起了一个学说四川话的高潮。特别是胡铮的孩子娜迪娅.戈托尼.玲，她不仅能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还能唱川戏，经常在越洋电话里讲“把红苕闷在锅儿里头”之类的四川土话，逗得外公外婆哈哈大笑。
    兄妹俩非常体谅父母的孤独，他俩频繁地在中国和欧洲间穿梭来回。还在胡铮当学生时，她要去日本演出，途经香港，只有4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她硬要父母去深圳罗湖海关，不为别的，只是想看看爸爸妈妈。在罗湖海关，胡铮与母亲抱头痛哭，话还没有说几句，又到了分别的时间了。胡铮把口袋里仅有的300瑞郎奖学金塞给妈妈。父母知道，她挣奖学金也不容易，在国外儿女过得很清苦，硬不收她的钱。
    胡铮急了，一个劲地说：“这是孝心钱呀，这是孝心钱呀……”
    没办法，当父母的只好收下。在胡铮即将过海关的那一刹那间，彭时俊给胡惟民递了一个眼色，胡惟民立即从那300瑞郎中抽出200瑞郎，趁胡铮不注意，又塞进了她的口袋。
当胡铮发现那200瑞郎时，她已经过了海关。她猛然回头，冲着爹娘直叫：“何必呢？爸爸，何必呢！”
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很多人。连一名武警战士也悄悄地抹起了潮湿的眼睛。
   胡坤也有孝心。在他出国时，母亲彭时俊熬了几个通宵，精心为他缝制了蓝色的一件中式马褂——这成了他的护身符。有一次，他与梅纽因在台北演出，当他穿着这件马褂出场时，全场轰动了。他对台下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说：“这是我妈妈亲自为我做的，这是我的护身符。每当穿起它，我整个身心都是暖洋洋的。因为妈妈在福佑我，祖国在福佑我！”
每年的6月10日和1月6日，是胡惟民和彭时俊的生日。这两个日子，他们都会收到许多贺卡、电话和电子邮件。今年1月6日，彭时俊照例收到了女儿女婿、儿媳、孙儿孙女的礼物，惟独没有儿子胡坤的。正在纳闷时，门外响起了曼妙的小提琴声，侧耳一聆听，彭时俊惊呆了：这是儿子在演奏。连忙拉开门一看：胡坤正在门外用琴音向妈妈道贺呢！他专程从英国赶回来，为妈妈开一场特别的生日音乐会......

ashelly

德,才兼备的孩子
难得啊难得

baicbaby

太感人了。看来每位大师的成名之路都是如此的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