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為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儒家說「萬物一體」,就是極權專制。台灣的殷海光就是這一類的,現在講多元社會,從英美回來的留洋生對於自由、個性、多元很有訓練,但對於「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萬物一體」這種玄談,他們最頭痛了。他們說這個助長專制。事實上,這種玄理並不助長專制。所以談這種玄理,你必須頭腦清楚,要清楚這是在哪一層次談。
在某一層次上講,海漚就是沒有獨立性,風停止了,海漚的差別性就沒有了嘛。但並非到處都可以用這個例。我們用海漚這個例來了解莊子所說的「非指」,那就是說,不管是指、或是馬,紛筆、桌子,這些形形色色的萬物根本就像小海漚一樣,沒有一個可以永遠站得住,就是說,沒有獨立性、自足性。所以,我們的心境渾化、不固執、不固執這個、那個的分別。那麼,形形色色的萬物每一個都沒有獨立自足性。根本就無所謂指,「非指」就是這個意義。「非指」不是一個負項。「非馬」也就是根本無所謂馬。
「非指」、「非馬」這個「非」字就是表示「指」、「馬」的那個獨立性沒有了。這樣才能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整個大海水哪有海漚呢?哪有那些海漚的差別呢?就是一個平靜如鏡嘛。我們說水不平靜,都是有動力在水中推動嘛。可見,小海漚是appearance,它是現象,表現在外面的樣子。所以,哲學裡有appearance與reality的觀念出現。
我們可以把整個天地、宇宙最後歸到一個。希臘就有哲學家說宇宙是一。這要靠有一種metaphysical insight。巴門尼德(Parmenides)就說宇宙是一。多是假象,動是假象;所以,這個宇宙是一,是靜止不動,永遠不變。這是巴門尼德的看法。這就是玄思,這種玄思就是形而上學的興趣所在的地方。人總嚮往這個東西嘛。
所以,假定你一開始把「非指」、「非馬」看成是負面的詞語,那沒有辦法講通莊子那些句子的。「非指」是根本沒有指,是對指的否定,指這個個體的獨立自足性沒有了。馬也是如此。不但指、馬如此,形形色色的萬物通通如此,都沒有獨立自足性。這樣就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如此,我們心中很灑脫。這是心的一個境界。心不動,一切都停止;心一動,所有花樣都出來了。形形色色的萬物的差別就是這樣的,這個玄理也可以通嘛。
我們爭自由,爭這個,爭那個,現實生活需要這些,現實社會有這些差別。但這不是究竟的,人總有高過這個境界嘛。你要過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當然要有自由、人權,但人生的境界多得很,這只是一面,人生的境界不止於此。
所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因為你既肯定這個是指,又說它不是指,第一步就是自相矛盾,而且你的眼光只落在指、馬這些東西上。照我看,根本無所謂指,那就好了。根本無所謂指,你說「指非指」就很容易瞭解,一下給你否定了嘛.這樣講很通,不是詭辯。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並不是說拿不是馬的東西(如粉筆)來說「馬之非馬」,而是根本無所謂馬,所以才說「馬之非馬」。這樣一來,馬的個體性,指的個體性,乃至石頭、山川大地、各個東西,都是沒有個體性。把一切都化掉了,這樣才可以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化掉了,整個天地都是一指,要說馬,通通是馬。
依照莊子的說法,我們所謂差別都是我們名言的差別,名言是我們心思的一種活動。他就是要把站在科學知識立場所凸顯的分別性化掉。科學知識、邏輯,數學是我們整個人生中很抽象的一面。佛教也不是從科學知識的立場講,佛教講八識,他可以從第六識那個地方凸顯出一個知識論來,用以說明科學。但是,它講八識的時候不是站在講科學知識的立場,它是一個廣泛的心理的背景。佛教是廣泛的心理主義,講識、講煩惱、講執著,講十二因緣。整個的現實人生是一個廣義的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從廣義的心理主義往裡入,單單集中在第六識裡面,它可以凸顯出邏輯、數學、科學,這些思考都可以出來。但是,這個是非常抽象的。你不要以為心理都是主觀的,進到第六識就可以凸顯出客觀的東西來,但佛教不以這個做目標,它的目的是講人生煩惱的問題。它要從煩惱、執著中解脫,它以煩惱作主,煩惱是心理的問題,是廣義的心理主義。
名言不能離開心理活動,我的說話,一切名言都要從心理活動出來。心思活動與名言、與存在identify。莊子開始也這樣看,佛教也這樣看。儒家則從道德價值看一切,所以都是實事實理。實事實理是道德價值的觀念。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生活都是實事,為甚麼是實事呢?根據實理而來嘛。
莊子也是站在人生哲學的立場,他不是站在科學知識的立場。從莊子〈齊物論〉這種很高級的玄思、玄談、人生哲學,講逍遙自在的氣氛籠罩之下,他也可以凸顯出邏輯、數學、科學來。當然,這個凸顯更不容易,佛教很豐富,莊子這個太簡單了。儘管不夠,但還是有這面,因為道家並不反對現實世界,也不反對和光同塵。
依照莊子的講法,他如何能說明邏輯、數學、科學的世界呢?他的標準在哪裡呢?從「成心」來。從成心的形式的那一面成功邏輯、數學,加上經驗內容就是科學知識,再加上其他的內容就是相對的是非價值觀念。莊子所要破的就是是非價值觀念,他要破的是相對的是非、善惡、美醜這種價值上相對待中的二分法。從這種二分法向後追問至邏輯層次上的二分法,莊子也可以承認,但這不是他的中心點,而且這個最抽象。這是十分現代化的東西,中國以前喜歡講人生的問題嘛。莊子是如此,佛教也如此。
莊子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這個「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就是大海水,靜止不動的大海水,這個最真實。那麼,表現出來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小海漚都是現象。不客氣地說,都是假象。說到這一層,也有心思、名言、存在三者打成一片的意思。心思、民言、存在三者合一就有小海漚,把這個解除了,海漚也沒有了。心思、名言、存在的執著活動都沒有了。心理意義的心思活動沒有了,而道心還是有的。那是道家所嚮往的道心,虛一而靜的那個心。
既然形形色色的海漚是假象,那麼,真實(reality)是甚麼呢?真實就是一,就是道,就是虛一而靜,就是無。所以,莊子從惠施、公孫龍那兩個名理問題而達到玄理「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至此,小海漚的差別相沒有了。海漚隨時有,隨時沒有,那就是說,這個東西沒有獨立自足性。那麼,這個東西從哪來呢?你看下面的文章。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這段文章很好。假若你不瞭解「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的意思,那麼,你看「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這兩句是原則性的話。這兩句話你可以懂呀,天地間哪有現成的道路呢?道路都是人走出來的,人不走哪有道路呢?所以說:「道行之而成」這句話很可以懂。「物謂之而然」就是說,一個東西是甚麼,不是甚麼,都是由於你說它,你謂述它。你說它是就是,說它不是就不是嘛。那麼,根據這兩句話返回來看「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那很容易懂了。天地間客觀的東西,它可以由於你可它。客觀的東西可以是甚麼,不可以是甚麼,那是由於你可它、肯定它,或者由於你不可它、否定它。
所以,有原則性的話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道行之而成」是比喻,有人走才道路,沒有人走哪有道路呢?這個物是甚麼,不是甚麼,由於你謂述它嘛。「謂述」就是你用一定的概念去解釋它、規定它。用概念去規定它,它是甚麼、不是甚麼就顯出來了。譬如,粉筆擺在我眼前,我說它是白的,我就出現有顏色這個概念、有白這個概念。這個「白色」就是所可的一個情狀,這個可的情狀就是由於我們謂述它。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然」就是如此。「不然」就是不如此。「惡乎然」,它由於甚麼而如此呢?「然於然」,它如此是由於你這樣說它。這完全是主觀主義,這個主觀主義是一個廣泛的心理主義。從這裡可以凸顯出邏輯、數學、科學的客觀性。你要知道邏輯、數學、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先天地擺在這的,這是人的抽象思考而造作成的,佛教從「煩惱心遍,即生死色遍。」也可以凸顯出科學。你不要跟從一般人,以為科學最好、最客觀,是唯一的標準。你要知道,這個最客觀的科學是經過多少抽象的思考活動而造作成的,哪有一個先天的科學擺在這裡呢?這種最客觀、最不講煩惱,不講心理,與心理沒有關係的東西,就是從主觀心理、煩惱而凸顯出來的嘛。
所以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這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的意思一樣。「物固有所然。」你以為這個「然」是客觀的本來如此的意思,但它不是這個意思,它根據「無物不然」的意思來。「物固有所可。」好像有客觀的可,但莊子不是這個意思。「物固有所可」是根據「無物不可」來的。最後的境界是要說「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一體平鋪擺在這裡。你要肯定對,通通對;要不對,通通不對。這個才是齊物論,這就叫做「莫若以明」。這才是「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這是把個體的差別性、虛妄分別去掉。在這個層次上,它是個廣泛的心理主義,心思、名言、存在打成一片。
站在科學的立場,心思、名言、存在客觀地分開,心思與名言不同,名言與存在不同。這個客觀的分開的態度是從廣泛的心理背景凸出來的,你必須瞭解這一點。所以,佛教開始可以說,「煩惱心遍,即生死色遍。」莊子也是一眼看到一切東西,心思、名言、存在是不合一的,他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化掉,他才可以講「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達至「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的境界,再回過頭來看這一切東西,不就是小波浪嗎?本來沒有甚麼道理嘛,你要它有道理,我也不反對。人總要過現實生活嘛。但你心中總要明白,明白就好了,不要執著了。所謂明白就是說,人苦亦苦,人樂亦樂,隨俗嘛,這叫做「和光同塵」。
修道的人並不是不和光同塵,該吃飯,他也吃飯,該睡覺,他也睡覺,他不能鬧別忸,若是鬧別扭,你這個人沒有道。所以,聖人也有情。你不要以為聖人就沒有情。王弼就首先提出「聖人有情」、「聖人體無」。這「有情」就是小波浪,喜怒哀樂就是小波浪。你要明白這些小波浪是甚麼東西,你不能把它當真的。這就是道家的精神,佛教也是這樣。我為甚麼能這樣看呢?就是因為我能見到「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我能知道「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所以我才能這樣看世界。假定你一開始就站在科學的立場,你怎麼能說,「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呢?
說到這個層次,莊子就說,「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既然知道「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因為這個緣故,我就可以「舉莛與楹,厲與西施。」莛與楹是相對中的東西。莛是小竹竿,楹是大柱子,這個相對的差別是大、小的差別。所以,我就舉這個大、小的差別說明都是相對的,沒有一定的道理。你不要執著,你要明白。我不反對有差別,但你不要執著這個一定大,那個一定小。
厲與西施也是相對中的東西。厲就是癩痢頭,最醜的。西施是美女,最漂亮的。美、醜是相對的,你不要執著。「恢恑憰怪」就是形形色色的稀奇古怪的不正常的現象,這些現象在我眼前都是平常如一,見怪不怪。這樣一來就「道通為一」。這就是智慧,就是metaphysical insight。
天地間的事情哪有一定的分呢?「其分也成也。」譬如,這支粉筆分成兩段,就這兩段講,不就是成嗎?成就是成兩段。成就是分,分就是成。哪有一定的分、一定的成呢?分、成,成、毀是相對的觀念。到「道通為一」的時候,也無成,也無毀。某某東西成了,另一東西毀了。某某東西毀了,另一東西成了。所以,這個東西怎麼能執著,怎麼能一定呢?既然不能一定,不能執著,所以,最後說:「無成與毀,復通為一。」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實相」八這就是如。
「唯達者知通為一。」「達者」是明白的人。唯明白的人才知道通而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這句是我們能理解的,接著下文說:「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通得而幾矣,因是已。」這幾句攪和,是不是有一定的意義呢?我們並不一定勉強講它。
「為是不用。」這就是說,我們的心思不要落在一定的用,這個「用」就是utility。「而寓諸庸」就是說,要把你的心思藏在庸之中。甚麼是庸呢?「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這裡面是不是有錯亂,這兩句確定的意思是甚麼?我們不要勉強講它。
依照儒家的講法,「庸」就是常,儒家言「中庸」。莊子這個地方說:「庸也者,用也。」這個時候以「庸」作用,不以「用」作用。「庸也者,用也。」之「用」是好的意思,跟「為是不用」之「用」意思不同。這種道理來回轉,要會玄談。從「庸也者,用也。」轉過來的「用」是通。「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看這種文字,頭腦要活轉一點,不能死,要順著它轉。這幾句沒有甚麼意義,這看你怎麼說它。
最後說:「因是已」。「因是」就是順是,這是《莊子》裡面的重要概念,是個專門概念,是專詞。道家講「因是」,這是道家的精神。「已」是停止的意思。「因是」就可以停止,要不然永遠不能止,永遠疲於奔命。你要是順著是非相對爭吵下去,那無窮無盡呀。你順著是的這一面往下走,無窮無盡,我順著非這一面往下走,無窮無盡。這個都不是「因是」,不「因是」就不能止。
所以,「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我不知道何以然,這就是道。道就是下文說,「勞神明為一。」那個「一」,就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那個「一」,這個「一」要「已而不知其然。」通過道而得到,這才可靠。假定你這個「一」是「勞神明而為一,而不知其同也。」這就叫做「朝三」。「朝三」就是朝三暮四。「朝三暮四」這個典故就是從莊子這段文章來的。
「勞神明為一」是對著上文「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而說的,與那個正相反。「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為之最好,這個「一」很自然得到,很順適的。假定你要天天想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天天想著要得到這個「一」,而不能由道,不順適。這叫做「勞神明為一」,苦心焦思,這就叫做朝三暮四。
那麼,天地間「勞神明為一」的最高的典型就是極權專制。你們在這個地方沒有感觸,所以,這個時代是個悲劇。這個很痛苦的時代怎麼來的,你都不知道。這個「一」要自然得到才行,「勞神明為一」沒有不禍害人間的。當年唐〔君毅〕先生逃到香港來辦新亞,我們在這方面講了多少話呀,講多了,沒有用了。講多了,疲了,沒人理會了。現在的知識分子還是犯這個「勞神明為一」的毛病。
所以,莊子是最聰明的一個人,最有智慧。「已而不知其然」這個時候,那個道是自然的。停下來而不知道何以停下來,這就是自然,這時候才是真正的「一」。這個「一」不是勞神明而造作成的。我們世間上一般所說的「一」都是造作而成的,那是「勞神明為一」,不是自然的。這個最違反自由的原則。這個「自由」不管是超越地講,還是內在地講,內在地講就是現實地講。若「勞神明為一」,這兩方面的「自由」都違反。
「自由」有兩層:一層屬於transcendental;還有一層屬於immanent。莊子所講的「自由」從〈逍遙遊〉的那個「逍遙」來的,屬於超越意義的自由。因為道家所言「自由」還沒有成一個制度來安排我們的現實生活、political life, social life,它是從道的立場講。從道的立場所要求的逍遙、齊物,這是超越意義的自由,現實上沒有的,要通過修道才可以達到。這是最高的,第一層,光這一層不夠的。但是,你有這一層的自覺,你可以落到現實上要求保障我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自由。那要靠制度化、要靠有一套制度的。那麼,制度意義的自由就是我們所說的內在意義的自由。
道家所講的「自由」要通過修道而達到的,但你不能要求天下的人都修道嘛。所以,光是超越地講不夠的。光是道家的講法、儒家的講法、佛教的講法,那是不夠的。道家、儒家、佛教的講法都是超越地講。光從道德的意義、宗教的意義講自由,那是不夠的,一定要政治的自由、制度化的自由。
在西方亦如此,沒有出現民主政治以前,西方基督教講「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精神解放。基督教在這個地方作用很大,人生而自由平等。古希臘的哲學家承認有先天的奴隸,從這個地方看,希臘的哲學家比不上中國的聖人。孔子、孟子都說:人皆可以為聖人。首先在這個地方打破階級。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沒有一個不承認有先天的奴隸。這很差的。東方從聖人開始,沒有一個哲學家會承認有先天的奴隸。奴隸是戰爭中的俘虜,那是欺負人。
佛教說:一切眾生皆可成佛。最下等的階級也可成佛,這是最高度的自由。這「自由」是超越意義的自由,不是政治的,是從佛教的宗教精神講的。儒家說:人皆可為堯舜。這也是高度的自由。這種精神很重要,是第一步。但是,超越意義的自由在東方至今仍未能制度化,吃虧就吃虧在這個地方。
西方在political, immanent方面進步,能夠把超越層要求的「自由」制度化。東方在這個地方差,站在儒家、道家、佛教的立場講,都提出了精神的解放,但沒有制度化。近代以來,西方把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超越精神制度化,從transcendental變成imma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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