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巴菲特和盖茨的演讲，看看对我们有何启示

有梦的人生

　　问:这个问题是给巴菲特的。如果收购伯林顿北方公司代表着你长期以来的买入并永远持有的投资哲学,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是否对你的投资哲学或者投资进程产生影响？
　　巴菲特:不,我的投资哲学一点儿都没变。我喜欢具有持久竞争优势而且管理层为我所喜欢并且信任的企业,我喜欢以合适的价格买入这种企业。附带的,我还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但我自己不会去经营一个企业。
　　问:请问巴菲特,你是否建议个人投资者根据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投资法则进行投资和分配资本？
　　巴菲特: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是一个积极型投资者。格雷厄姆将投资者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如果你愿意在投资上面花很多时间,我建议你尽可能多看资料,你就会发现便宜货,一旦发现就马上行动。
　　我从1950年、1951年开始使用这种投资方法以来,这种方法从没发生变化,而且在我的余生也不会出现变化。我不上学以后,读了穆迪的约1万页报告中的每一页,而且读了两次,寻找适合投资的公司。你也需要这样做,世界上不会有人告诉你有什么好买卖,你必须自己去找。不过这非常耗时。
　　如果你是消极型投资者,我只建议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买入指数基金。
　　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就是,最差的投资就是持有现金。虽然大家都说现金为王,但随着时间流逝,现金的价值将下降。相反,好的企业会越来越有价值,而且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关注好企业,你只需要找到并投资于这些好企业。
　　主持人: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了？你也一直持有很多现金啊。
　　巴菲特:持有足够的现金能令我感到舒服,不会在睡觉的时候感到担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将现金作为一种投资。长期内现金是无利可图的投资。但你总要有足够的现金,以避免别人可以决定你的未来。
        现在,最坏的事情--金融恐慌已经过去了。不过金融恐慌的影响还没有结束,但这种影响总会结束,可能是明天、下周、下个月或者一年后就会结束。虽然失业还未触底、商业也未触底,但股市已经触底。不要因为觉得明天会有更吸引人的投资,就错失今天很吸引人的投资机会。

有梦的人生

　　问:请问你们如何看待将替代能源投资作为发展经济和使经济恢复增长的方式？
　　主持人:盖茨稍早谈到过这个问题。
　　盖茨:关于替代能源投资,目前存在很多很多想法,但这些想法中很多都可能走进死胡同。太阳热能、太阳电能以及核能等都将得到发展,我们将发现这些替代能源是否能够解决成本挑战。我们希望确保所有替代能源都得到足够的研发和监管批准,因为这些替代能源中将有一个能为我们提供安全廉价的能源,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认为现在我们对替代能源的研发投资还不够,政府政策应该促进对替代能源的研发投资。
　　现在,替代能源是最为流行的投资领域。当大家都关注一个领域时,对这个领域的投资就会很多,总体资本回报也会很高。但是当某种东西成为热门时,就会出现泡沫。因此,应该谨慎对待替代能源投资。替代能源是一个热门投资领域,但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领域。
　　问:你曾经说过,大潮不退去,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是谁在裸泳。当然,知道何时会退潮也很重要。我们该如何培养,或是鼓励商业领袖洞察环境？
　　巴菲特:我觉得他们过去一年已经吸取了很多教训。在伯克夏,我们实际上有70多名管理者。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比15个月前更为明智了。不过,我觉得有效的原则能让你渡过一切,这是我从格雷汉姆那里所学到的。我以此渡过了市场起伏,不需要对此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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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比尔,你认为一名商界领袖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盖茨:令人惊讶的是,经商的要素非常直接。你获得的收入必须高于你所花的成本。这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概括。但要预计未来数年的情况并不容易,我们是否进行正确的投资？我们是否能在竞争中胜出？这是某种常识,我想你们会通过经验拥有这种意识。我认为,这是一个随着时间积累的东西,而商学院则是你能够密集积累经验的地方。
　　巴菲特:简单地说,把企业当做未来100年你家族能拥有的唯一企业来运营,而且你还不能出售它。但你不需要每个季度用利润去衡量企业业绩。衡量的标准是,企业是否能够抵御风险,给企业带来竞争力的特质是扩大还是缩小。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从事什么业务,是因为其他人都在做的话,那这是不够的。如果你将其作为一个理由,那就忘了它吧。你不需要为做什么事找一个理由。但不要以此为理由。

有梦的人生

　　问:你们两位觉得是什么特质让你们与众不同？
　　巴菲特:我们俩拥有激情。我们从事现在的事业是因为我们热爱它。我们并不是为了发财才从事当前事业的。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能够做好它,能够成功从而致富。我觉得激情是极其重要的。我很幸运拥有几位伟大的导师,父亲是我人生的一个伟大导师,在职业生涯方面我受益于格雷汉姆。我很幸运在很早的时候就奠定了正确的基础。我基本不再效仿其他人。我每天早上会照镜子,镜子总是同意我。于是我就出门做我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人想什么不会影响到我。
　　主持人:比尔,如果你必须选出一件让你鹤立鸡群的事情,你会选择什么？
　　盖茨:让你身边拥有伟大的人,大量阅读,从长远考虑。但我还认为,你必须在一些重要时候拥有自信。当我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对朋友说,"为我工作吧",这其中存在着某种自信。你会有一些时刻,必须相信自己,你必须抓住这些时刻。
　　问:巴菲特先生,你最近为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否可以谈谈你为此贡献的原因和感受？
　　巴菲特:我只有在与他们目标完全一致时才会投入,这一目标就是为大多数人做最好的事情,不管他们在哪里,男性还是女性,肤色和信仰如何。基金会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非常善于赚钱。如果你读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写的关于劳动分工的文字,你就会知道,如果你老婆要生孩子了,别试图学会自己接生,你该去找个产科医生。因此我从事我所擅长的工作。而他们与我志向完全一致。
　　问:对两位而言,最为重要的导师是谁,你们从他们学到了什么？
　　盖茨:我的父母为我做出了伟大的榜样。我父亲是个律师,他会和我分享他所做的事情。我还有一些商业合作伙伴,我们互相学习,尤其是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mer)。我还从巴菲特身上学到很多,听听他是如何应对艰难状况,如何从长远考虑的,如何影响世界。如果你有机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那是太棒了。

有梦的人生

　　问:我的问题是关于苹果。盖茨先生,你能否评论下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作为苹果CEO的表现？
　　盖茨:恩,他做的非常不错。苹果的业务有所不同,他们的产品包括了硬件和软件。但当乔布斯回到苹果的时候,苹果处在非常艰难的状况。实际上,当时苹果差点就难以生存。乔布斯也带来了管理层。他给苹果带来了关于伟大产品和设计的创意,这使得苹果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力量。拥有这样的竞争对手很不错。我们也为苹果写软件,微软与苹果展开竞争。但在我所从事的行业中的领袖中,乔布斯拥有更多灵感,他拯救了苹果。
　　问:盖茨先生,你是否觉得谷歌就像早期的微软？
　　盖茨:恩,他们的确拥有和我们过去一样的问题。(笑声)这是另外一个出色的竞争对手。他们招募了很多出色的人才。他们在搜索市场占据了领先地位,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谷歌会面临更多的竞争压力。谷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范例,两位年轻人共同努力,推进一个创意,取得了绝对伟大的成功,而我们都在使用搜索引擎,都希望可以有多样性。我们会从中受益。
　　问:巴菲特先生,像你这样的价值投资者相信基本面分析,而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对智慧投资非常关键。不过,你过去曾几次说,你进行过非常迅速的资本配置决策,有时候还不到五分钟。我想知道你当时是基于什么数据才做出自信决策的。
　　巴菲特:这是50年的准备以及5分钟的决策。(笑声)
　　主持人:你只是看看数据表,看看年报,就做出决策？
　　巴菲特:是的,有时候我可以这样。就拿投资可口可乐来说吧。我喝可口可乐有60年时间了,我从中看到了几个关键要素,并在1988年购入了该股股票。但重大决策是根本不要耗费多少时间的。如果你耗费很多时间进行投资,你就会陷入麻烦。
　　主持人:如果美国是一只股票,你们会买吗？
　　盖茨:当然。
        巴菲特:以保证金购买。(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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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对此我们表示感谢。以下为演讲第一部分。点击阅读：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或观看视频。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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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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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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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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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