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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建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心理学会理事、中国人才学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世界天才儿童研究协会（WCGTC）亚太地区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 1992-1993，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系做访问学者，2001年1－4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系做访问学者。2004年3－5月，在美国耶鲁大学心理系做访问学者。2006年3－4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院做访问学者。曾多次应邀出访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学术报告。
前两天在香港参加了一个题为“创造力与天才教育”国际会议，并应邀做了一次大会发言。刚从香港回来，就接到《环球时报》张建先生的邀请，希望就“天才为什么没有成功”这一话题发表些看法。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超常教育如果从1978年在中国科大创立少年班开始算起，已经有25年了。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超常教育的情况怎样？当年的所谓“少年天才”们究竟在超常教育中得到了什么？超常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何来客观地评价我国的超常教育？我想借贵刊一角，在此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由于目前一些用词不太统一，有人用“天才”，有人用“神童”，国内的学术界用“超常”比较多，而在台湾香港等地则用“资优”。不过，不管用什么词，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指那些智力发展比较好，学业表现非常优秀的儿童或学生。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做专门的区分，“天才”或“超常”互用。
引子 尽管，“神童”或“天才”现象早在古代就引起了各国社会的重视。无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很早就有关于“神童”或“天才”的记载和论述。但是，对“神童”或“天才”现象做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却只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在中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心理学家对“神童”现象做过研究，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很多研究还没来得及开展就因战乱或时局动荡而不得不终止。解放后的29年间在中国大陆也因政治原因而无人问津“天才”话题，直到1978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的带领下，在中国科大创立了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少年班”。与此同时，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立了以查子秀研究员为领导的“超常儿童研究课题组”。无论是“少年班”还是“超常研究组”在中国的教育史和心理学研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关于天才儿童的成才问题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超常教育的问题却也随之而来。 争议 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着诺贝尔奖的梦。这可能不是少数科学家的梦想，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可是，100多年过去了，尽管有李政道、杨振宁等几个中国人曾获此殊荣，但他们是在移居美国后获得的。换句话说，到目前，还没有人站在中国的国土上获得诺贝尔奖。于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否看到中国人站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了实现中国人自尊的象征。在自己的国土上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便成了全中国人追求的目标。然而，事情并没有象人们期望的那样发生。新中国成立10年时没有发生，20年时没有发生，30年时还是没有发生。此时，传来了中国科大少年班成立的消息。举国轰动，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各地。国人似乎看到了希望，因为集中在那里的毕竟都是“天才”或“神童”。那么，事实又怎样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1978年招收第一届少年班学员到2002年共招生999人，已毕业767人，从“少年班”创建到今年已有25年的历史了，第一届最小的学生入学时11岁，到今年也该36岁左右了，最大的也该40左右了。可谓人到中年该是事业辉煌的黄金时期了。
尽管人们可以从科大少年班的主页上可以看到诸如：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平均每届有80％的学生在毕业的当年考取了国内外的研究生。到目前有1/3以上的学生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或“78级学生秦禄昌，1999年9月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发现了世界上最小的纳米碳管。2000年11月2日他所撰写的论文——最小的纳米碳管，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他因此被称为‘纳米博士’。”
“79级学生张亚勤，因在数字影像技术方面的突出研究成果（已取得20多项专利技术）和他在通讯技术的发明及领导作用，1997年当选为美国IEEE学会成立110年以来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现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
“80级学生钟扬，现在是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32岁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82级少年班学生卢征天，1987年考取李政道博士培育物理人才的‘CUSPEA PROGRAM’，2000年，由美国联邦能源部推荐，以‘原子陷阱追踪分析’，获得‘青年科学家总统奖’。”
……
“95级少年班刘磊同学在读期间，先后在《计算机与应用化学》、《微电子学与计算机》、《计算机工程与应用》、《计算机工程与设计》和《CHEMICAL PHYSICS LETTERS》等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近十篇，其中八篇被SCI收录。 ”
“96级少年班即将毕业的学生中已有8人在不同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周非同学的两篇论文被SCI收录。”
“97级少年班的孙犁同学在计算机软件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与信息管理系和计算机系的两位同学成立了‘天狼星’软件开发小组，一年就开发了数十个计算机软件，其中四五个已经达到了可实际应用的阶段。他们研究出的‘天狼中英文搜索引擎’，被‘网大’等国内知名网站看中，目前已经被投入了实际的应用。在2000年安徽省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中，‘天狼中英文搜索引擎’和他们研制的‘WEBMUDOS服务器’分别获得研究生组二等奖和一等奖。”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应该来说是现实。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少年班工作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可是，人们仍有很多问题，“人们可以不可以，或应该不应该用考上研究生或取得博士学位的多少来衡量教育的成功？”“在业已毕业的七百多人中有多少人象举出的例子那样？如果只是极少数人的话，其普遍意义就不太容易让人信服了。尽管，有的时候个别例子也可以让所有人折服，比如说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在每年的诺贝尔奖领奖台上并没有少年班的身影。于是，有些人觉得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种失望、失落加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涌上心头。更有人发出“昔日神童往矣”的哀叹。似乎觉得少年班失败了，中国的超常教育失败了。更有甚者呼出了“少年班STOP（停止）！”声音。
就个人的观点而言，少年班没有那么“悲壮”。少年班虽然没有为我国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见得象当初创办时希望的那样，真正“多”“快”“好”“省”地让所有进入少年班的人都取得人们期望的成功，但实事求是地说，科大在少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确实为我国的超常教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宝贵的研究资料。从这个角度讲，科大少年班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而且是相当成功。
问题 凡事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科大少年班也一样。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人员，少年班这种形式只是各种超常教育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因此，我想在这里撇开少年班这种特殊形式，而就整体的“超常教育”谈谈自己认识到的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超常教育的认识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开展超常教育的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超常教育”似乎就是为了把“天才”个体培养成“天才”人物。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恰当的。实际上“超常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部分，是针对那些心理发展速度快又对教育有特殊需要的个体而创设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其目的是使这些在心理发展方面有特殊性的个体得到良好的发展。笔者曾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开展超常教育”文章中明确指出“超常教育实验班的真正目的在于为了给超常儿童提供适合其发展特点和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机会。”
如果说，我们的教育是“为了一切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那意思就是要使每一个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良好的教育呢？良好的教育就是适合儿童发展规律的教育，也就是因材施教。
第二个问题是对人才培养的误解，也就是把超常教育看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唯一方式或最好方式。培养高素质人才也是全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我们不能说超常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而其他形式的教育就不是。从概念上讲，“超常教育”是“针对超常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而进行的，旨在使他们得到良好发展的教育”的简称，而不是把常态儿童培养成超常儿童的所谓“超乎常规的教育”的简称。实际上，超常教育的目的应该很简单，就是为超常儿童提供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为每个孩子提供相应的教育是社会的责任，因此，开设超常班只是要尽到这个责任就可以。就象一个家长需要为自己的孩子创造受教育的机会一样是一种责任。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整个教育就是培养人才，培养能良好适应社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人才。超常教育也是要培养人才，是要让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个体能成为适应良好并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对成功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追求极至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异常。
每言成功，必指大富大贵如比尔·盖茨、李嘉诚，若邱吉尔、罗斯福，或大人大物如爱因斯坦、爱迪生，若毛泽东、斯大林。大谬矣！人人都需要成功，人人都应该成功，然而，成功并非只有大富大贵或大人大物。一个教师，能在3尺讲台上兢兢业业授课，每年能把自己的学生顺利地送出校门，或走上工作岗位，或进入高一级学府，算不算成功？一个工程师，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安心工作，高质量地为公司或企业设计新的产品，算不算成功？一个农民，能利用自己的土地资源，种出高质量的农产品，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物质资料，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水平，算不算成功？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为社会创造精神或物质财富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并有一个满意的个人生活方式就是成功。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能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社会适应良好的个体，并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就算成功。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太缺乏包容性。
如果把创新看成是杰出人才的标志的话，那么“心理健康”与“创新”就显得十分矛盾。从统计上来说，“心理健康”就是要“正常”，也就是要和大多数人一样。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应该是一个社会适应良好、易于与人相处、情绪稳定、有自制力等。而“创新”则要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具有高创造力的人往往表现出“怪僻”、“孤傲”、“自负”、“脱离现实”、“荒诞”、“冲动”、“不好相处”、“偏激”、“缺乏责任心”等特征。若想成为一个有创新的心理健康之人，是不是太难了点。
在美国，我曾参观过一些学校，也在班里听过各类学校的课，在他们的班上，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各种表现。这里的表现可不是规定的行为表现，而是自然的流露。例如，上数学课时，有的孩子可能在看小说，而另外的孩子可能会在电脑前上网，甚至有的学生还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当时我十分不解，因此与对方老师交流。对方的回答常常是，“如果他正在积极思考，至于什么姿势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这些内容对他来说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就行。”想想我们的课堂，仍有不少的学校要求孩子们在上课时把手放在后背。更不用说允许什么小动作了。难怪，中美学业成绩比较时，我们的孩子分数遥遥领先，而到了成年期，大家都在哀叹“创造力”不足。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太要求我们的孩子们“心理健康”了，太不能容忍“异常”行为了。很多超常儿童除了智力超常外，淘气捣蛋也是很“超常”的。这些孩子在普通的班级里常常被我们的老师们当成“另类”。为了为这些有“另类”表现的孩子们提供一个适合他们发展的空间，我们开设了超常儿童实验班。然而，在从事超常教育的老师中，有不少人本身对超常儿童的认识就不足，教育方式和方法根本就不适合用于超常儿童。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有更大的包容性。当社会的“心理健康”范围有足够大时，“超常”或“创新”才能变得自然。
反思 作为近20年来一直在超常儿童研究领域学习和研究的人来说，虽然一直在提倡超常教育，从事超常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但也常常感到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观念上，不仅在社会上大家对超常儿童的认识有很多误解，就是业界人士对超常儿童也有不同看法。在政策上，我国尚没有针对超常儿童教育的相应法规或条例。在教育上，超常教育专业只有极少数的师范院校有，而在国外，特别是在欧美，超常教育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专业方向。在基础研究上，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投入非常低，20多年来作为基础研究，国家在超常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过二、三十万人民币，而美国耶鲁大学心理系斯腾博格教授关于超常儿童发展研究的一个项目就有200万美元。“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果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智力超常的儿童为什么超常？”“先天因素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多大的作业？”“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超常儿童发展的影响有多深？”“超常儿童的个性品质与常态儿童的差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诸如此类的问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常常认为超常儿童只是少数，不值得花大力气研究。实际上，我国目前有14岁以下儿童289,760,000（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按百分之一是超常儿童来算，就应该有三百万左右的儿童属于超常儿童。在实践上，特别是在超常教育开展的早期，确实有急功近利、重智力轻社会性、重理科轻文科、重脑力轻体质发展等现象。希望，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对超常儿童心理发展和教育规律的认识提高，我国的超常教育能逐步走向理性、走向科学、走向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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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9-4-28 1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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