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姊妹所受的教育——重读《合肥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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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姊妹的昆曲学习

四姊妹在昆曲上的学习和介入，贯穿了全书。看网页文章，前几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和的几个学生发挥了大作用。但因为笔者对昆曲这门艺术知之甚少，因此只能勉力完成这个题目了。

四姊妹的父母，武龄和陆英夫妇，俩人都是狂热的戏迷。但按照允和的回忆，1921年（也就是陆英去世和乐益女中开学的那一年）武龄为元和、允和和兆和三姊妹延请老师教昆曲，是为了“转移”女儿们玩带赌博性质的牌戏（凡是赌博，武龄都讨厌）。允和回忆到，“他（爸爸）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就为我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我们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

在此之前，三姊妹已经有丰富的昆曲观赏经验——如她们的祖母七十诞辰时，就专门请来了“小堂名”（昆曲不满十二岁的儿童学员）来表演。而陪伴母亲看戏是更常见的情况，书中写到：

武龄采取以利诱之的办法，果然得计。女儿们觉得这真是上天的安排。父亲说话算话，请来老师，从此她们与昆曲结下不解之缘，从中得到了欢乐与慰藉，藉着演唱表现自我。演出经验多了，她们逐渐无惧众目睽睽，也比较不怕在大庭广众中发声了。不过，早在那年新春，她们在父亲的书房初学昆曲以前，她们和昆曲就有了渊源。在上海的老戏院里，保母抱着她们坐在母亲身边，那时她们就开始听戏了……

全家移居苏州后，父亲有时带儿女们去会馆看全福班唱昆曲……

武龄为女儿请的第一位昆曲老师是全福班的老演员，叫尤彩云。“尤彩云教昆曲，一次只教一场戏。他指导学生唱曲子，指点她们观看身段动作中的细腻层次。”

三姊妹中，学昆曲似乎大姊元和最投入。书中说，“元和一登舞台，就如鱼得水……”大学时代她是昆曲迷。1935年照顾充和脱险后，她又拜著名昆曲演员周传瑛为师。

从顾传玠的粉丝，到和顾传玠相恋、结婚，元和更是在昆曲中陷入最深的人。但作者似乎认为毕竟元和的昆曲一直是票友水准的。作者设问，顾传玠“对元和的唱功作何感想”？

对元和和传玠的婚姻，作者设问：元和爱上的是顾传玠的艺术吗？还是在看了他的表演后坠入情网，接近他以后，更觉得他使人心醉神迷？书中写到：“顾传玠也可能对艺人的处境特别敏感。有人每晚都去看自己喜欢的演员登台，但演员连和这些戏迷同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顾传玠和元和即将订婚时，对顾有提携之意的严惠宇问元和为何允婚。元和答道：因为传玠‘志气轩昂’。”作者立刻尖刻追问：“但他究竟有何抱负？是亡秦的陈涉所怀的‘鸿鹄之志’吗？是志在摆脱低人一等的生活，力争上游吗？”

“鸿鹄之志”出典本书第九章“保母列传”。三姊妹小的时候给一个保母金大姊起名“鹄志”，灵感来自《史记·陈涉世家》。但金大姊根本不想大展宏图鹄志，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儿子，丈夫死后，又来到兆和家做事，后来跟着允和。作者分析说：“陈涉没有特殊的才能，也没有在戎马生涯中学到什么本事”。作者在这里指此时传玠已经离开职业昆曲舞台，但并未找到其他事业的起点。质疑传玠是否志在上进，似乎是说传玠学艺也好，弃艺求学追求其他事业也好，都是被迫。

作者这是在质疑元和是否混淆了艺术和人生的界线。这样尖刻书中绝无仅有。元和从小受祖母宠爱。而元和对比祖母和叔祖母识修的话值得思考（元和在祖母羽翼下长大，一如充和受到识修的培养）：“叔祖母有学问、有修养，她的天地很广阔，除了家门里的事，她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但祖母足不出户，她能感受、同情的事也不出这个范围。”在采访中元和口不臧否人物，也缄口不谈她和顾婚内的事。

可相比的直率之处也许是，书中最后谈及充和决定去国的原因时说，“在这方面，她坦承自己和姊夫沈从文相似，和三姊兆和比较不同。她和沈从文一样，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外界的信念……”充和觉得自己适应不了新社会的生活，留在中国她会什么事也不能做。

作者说，“弟妹爽快地接纳了顾传玠这个姊夫。当然，父亲允准元和与顾传玠交往，也是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元和婚后确实不如婚前风光。”我认为上面的质疑，实出于作者对元和的爱和怜惜。书中用大量篇幅说昆曲和昆曲演员当时的境况。面向社会的昆曲当时仅限于在苏州发展，主要靠三个企业家赞助支撑，后来这种支撑也没有了。演员风流云散，处境极惨。在当红时期，昆曲演员是有经济地位无社会地位，此后就什么地位也没有。元和的处境可想而知。传玠似乎确立不了自我，元和也就不会高兴。

……顾传玠……想必郁郁不得志。学业完成后，他尝试的事一样也没成功。他有心力争上游，却徒劳无功，于是他越来越着急，别人也都看在眼里。他想摆脱过去，但别人可不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他越有心讨好人，旁人就越觉得自己的看法不错——他知道自己低人一等。这些事，元和也看得出来……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急剧的文化嬗变中。如诸民谊，记得在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他是主持取缔中医的，可见是个西化人士。但当时在南京一次剧社演出中，他“就是容不得艺人与业余曲友在舞台上平分秋色”，结果使充和想演一个角色没有演成。

这里有一个比较，就是充和的观点。充和说，情感的牵扯会毁了艺术。她早就下决心不迷恋任何演员——不论是职业性的艺人，还是业余演出的票友。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在书中作者似乎试图反复设问：兆和是更爱沈从文写的情书，还是更爱沈从文本人？

上海沦陷，租界“孤岛”时期，元和夫妇在上海也参加了许多家庭曲会，包括到诸民谊家参加演出。作者认为这是当时“孤岛”中人的享受方式。这使人想起现在的电影《色·戒》。另外，元和夫妇对待子女的态度多少令人惊异。他们的长女出生后被凌海霞抱走，永未再归还。元和夫妇后有一子。

允和早年学习昆曲的经历应和元和相似。书中强调学昆曲对允和性格的影响，比如敢于演讲，敢于和继母斗争，并在“文革”时对付红卫兵派上了用场。

兆和在家里学昆曲一年后，因家中有事她的学习中断。当时祖父的姨太太不小心被剪刀割破了脚，兆和陪她在上海治病（最后未治好死于坏疽）。兆和说：“元和姊、允和姊在家学了《游园》和《惊梦》。我从此就跟不上她俩了。”

虎雏后来回忆在呈贡的岁月：“昆曲真莫名其妙，妈妈跟四姨、宗和大舅他们到一块，就爱清唱这种高雅艺术我们兄弟以丑化窜改为乐……”

姊姊们一开始就跟职业艺人学戏，老师刻意培养她们登台，充和则是由书本接触昆曲的。在合肥老家，充和在她从未见过的养祖父张华轸的私人书房里（大书房放应考要用到的书，但华轸没有兴趣读那些书，私人书房则放着他喜欢读的佛经和小说），读过《桃花扇》、《牡丹亭》和一些古典小说，祖母从不加阻挠。“我很爱读这些作品，但不知这些剧是可以唱的，直到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

也许与入门方式不同有关，书中说，“大姊元和、二姊允和都喜欢出风头，喜欢有机会展现才艺，但充和宁愿和朋友在家、在曲会里唱戏。”充和说，“我喜欢昆曲音乐，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在北大读书时充和参加了清华的一个非正式昆曲课程班。因病休学后和大姊元和集中学习昆曲。1936年暑假和大弟宗和及另外两个朋友组成赴青岛避暑团，参加青岛著名业余曲社的活动。同年和南京某大曲社有来往。

在云南的日子里，充和参加了大量昆曲活动，结交了很多曲友。既有业余曲友组成的曲社，也有联大师生组成的曲社。这种活动为充和的交游打开局面。“许多人都是充和在昆曲活动中认识的。他们看了她的演出，然后赠诗给她，这是他们自荐的方式。”

网页文章中介绍，张充和曾写联语自况：“十分冷淡求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此处“一曲”即应指昆曲。此联语也可看成对四姊妹共同人生的描述。同时，昆曲也和本书的写作追求相通。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写到：

在本书中，我遨游于书法史及戏曲演出美学的园地，只为了想了解我俩许久以前聊到的“悬”的观念——充和称之为“凌空”。善书者手腕能悬，充和说。同样的，优秀的诗人在唱作、书写时，也都有“悬”的功夫。

在本书最后“元和”一章作者又写到：

在充和心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

充和喜爱的其他艺术形式也与“悬”有关。写书法时手腕要稍微悬空，掌虚指实，运笔自如；有时快，快而不急；有时慢，慢而不滞……演唱昆曲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好的演员在唱、做之际，也是把自我悬搁起来，保持距离的，任凭自己的唱功、做功像有独立生命似的，自行探索角色的动机、心情、举止。充和觉得，在昆曲舞台上，最难的就是要能把没演出来的东西表达无遗。优秀的剧作家无须靠滥情的对话来制造剧力，同样的，优秀的演员也懂得含蓄的道理。换言之，“她能动而不动”；这也是一种悬搁，悬在显隐之间，唯有演技精湛的演员才能办到。

作者在本书中亦在追求“将技艺、学识转化为艺术”（见本书《序言》）。在本书的陈述中，作者留下了大量设问和空白，这就是“悬”和“凌空”，有待读者去解答和填写。作者的功夫就体现在这些悬搁的提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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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之所以在读此书上花时间，是因为我觉得此书对我启发意义甚大。除于前文中已经说的，还总结两点：

就文化方面来说，我思考，在急剧变化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中，中国传统形式的文艺作品（如旧体诗词，中国书法，乃至昆曲这样的戏曲）其生命力的内核在哪里？

教育方面来说，此书我的启发是，我觉得古今中外的学习，都有一个学到皮毛和学到精髓的问题。充和的国学，四姊妹的昆曲学习，似都有入其堂奥之功。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学皮毛的比例有多大呢？读此书使我认识到，不论学什么，学精髓必有名师，以及长期艰苦的学习。并且，学好一样东西，即可触类旁通，提升整个自己。

张武龄看见女儿们玩牌带赌，觉得很没有品味，就看不下去了。元和、允和和兆和三姊妹学习内容很全面，不错。充和那么长时间坚持学习那么难的学习内容，她为何不觉得枯燥？换言之为何不引起她厌学？我想是老师引导她挖掘出了其中的乐趣，这就是好老师之所作为也。麦克卢汉说，好老师就是帮助学生节约时间的老师（通过指点，使学生得以花更少时间学到更多东西）；而我想好老师同时也就是帮助学生找到学习之乐的老师。

另外，张氏四姊妹，儿时都接触《史记》《汉书》等，有助培养她们的追求实际知识的倾向，进而有助于培养她们的历史意识。

武龄为三姊妹自编的教材中有《史记》篇章，三姊妹后来出典“陈涉世家”为保母起名；充和长期学习的内容首推《史记》，识修闲暇时让充和申论《史记》中叙事的意义；识修临终前几天，要充和朗诵司马迁《史记》中她喜欢的章节聊以遣怀……这都反映了“合肥精神”所起的作用。

《合肥四姊妹》单列一章“合肥精神”决非寻常。这也是她们的学习有“功利性”的突出一面。也就是即使无具体功利也明显有历史功利也。而充和凭为古籍断句考入北大，也即有具体功利了。

lixiujuan8

thank you very much

junyingl

谢谢分享! 也得找本来看看.

lisa415705

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你

ixl

拜读了，文字功力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