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姊妹所受的教育——重读《合肥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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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读《合肥四姊妹》（金安平作，郑至慧译本），写了两篇读书笔记。第一篇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历史方面的书来读而写下的，第二篇则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谈教育的书来读而写下的。第一篇大约7000字，第二篇则长达20000字。现在把第二篇发在这里，供有兴趣的坛友一阅。

合肥四姊妹所受的教育

（2007年10月9日~23日）

据金安平讲，她起意写充和及其家族，最初的动机是了解充和的求学过程。因为充和的博学“是出了名的”，使她敬仰。据金介绍，充和的学问主要在对艺术、书法、中国戏曲史的见解，以及解决考证校释的问题（解读题跋、断定其年代，解释古诗中的典故，辨识十八世纪某奏折上的皇帝手迹，等）。而金说自己“从读研究所开始，就对‘学’这个主题深感兴趣”。从金的论述看，她对学习问题的研究兴趣，上连整个中国教育史，下接充和这样学而有成的中国人。她赞扬充和道：“她的学习方式既灵活又严谨，造就了她敏捷的才思。”金在“序言”中写到：

与充和在一起，我可以问她许多我一直想了解的问题：她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又是怎么开始的？是谁给了她机会？谁鼓励过她？她的老师是哪些人？她的父母又是什么样的人？她的兄弟姊妹也都有高深的学养吗？皇帝统治结束及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的思潮与政治，是否改变了中国人的学习方式？

金说，随着采访的进展，她才又逐渐增加了想要了解的东西，比如，“他们老家合肥的历史，曾祖张树声的功勋与志向，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上海的政治与文化，他们父亲创办的学校，民初时期的女子教育，日本占领下的战时中国，书法艺术，南方剧种昆曲的历史。”金说书的前半部分可单独阅读，“但也有意指出可能影响张氏姊妹生活形态的事件”；后半部分“写的是四姊妹自己的事……未采取编年传记的写法，反而借用了昆曲演出的一种形式……对她们每一个人，我都只着力写出影响她们最巨，同时也能带我们深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史的故事”。

然而，教育仍然是贯串全书的线。此线对充和而言最明显。而不用说此线在充和的三个姊姊身上均悄然隐现，就是对夫婿们，也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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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的眼界和张氏祖孙办学

“张树声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著述，不论书信、诗词，甚至他为朋友撰写的墓表，都付诸阙如。事实上，张树声留下的文字几乎全是奏议……”这说明他不是传统的士大夫，而是实干家（他的父亲考取过秀才，他也是他和八个弟弟中唯一考取过秀才的）。张树声临死还在“亲驻防营，督办广东军务”任上。1884年10月16日临终当天口授的奏折“文字恳切，感人至深”，谈及“外患日亟，寰海骚然”，认为中国应对之道应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会……务实而戒虚”。

张树声倡议在广东省兴办一所比较理想的西学馆，这所学堂1882年1月兴工，一年后竣工。西学馆计有前后楼房四进，住房二十二间……总共耗资银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两。全部由清政府拨款。只是这所学校建成一年多以后张树声就去世了。

张树声三子，长子张华奎没有孩子，从张树声的一个弟弟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过继经过正式手续，“凭族裔写立合同”，那时刚18天的这个孩子从此后就是张树声的长房长孙了，其名字张武龄也是父亲张华奎起的。因此从血缘上来说张树声是四姊妹的曾伯祖父，但从家族关系来说四姊妹是张树声三子中的长房后裔。1889年12月16日华奎在赴四川任上，从宜昌写信到合肥，向弟弟诉说新为人父的喜悦：“年逾四十始知抱子之乐”。

作者写到，张华奎“秉公办事，长于交涉，敏于除弊，舆情悦服”，“由这样的人来当武龄的养父，真是武龄之福”。但是1898年张华奎去世时武龄才8周岁。而张树声去世于武龄出世前5年。因此张武龄受到了祖父、父亲的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受影响，难以断定。但武龄极其关心世事，阅书读报，手不释卷。

“在五四运动之前，武龄就常思考：祖父靠战功挣得了那么多钱，该怎么用才最有意义。”“张武龄不想进入军界，也无意仕途”。“他刚搬到上海时，曾想将部分家财用来投资办实业，但这计划很快就失败了。此后，他毕生致力于实现一个梦想：办一所他自己的学校。”与当年张树声的广东实学馆不同，武龄的学校全由张树声积聚的家财来兴办。

1921年9月10日乐益女中成立，一个月后武龄妻子去世。起初全校只有一个初一年级，也只有一个班级，入学的女生23名。

乐益女中办学16年耗资25万银元，只有300个不到毕业生（应该基本上始终是个初级中学）。“这桩事业手笔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应该说，这反映了武龄办学的决心和奉献精神。可以对比武龄生父那边的弟弟乔龄，他入蒋介石的母校保定军校，毕业后被蒋征召入伍，在蒋阎战争中立大功，蒋奖其5万银元，乔龄将钱分送所有官兵，蒋得知后又拨3万银元，并特别指示乔龄要用2万银元来调剂身心，另1万银元购置田产，结果乔龄用这3万银元纳了三个妾，并开始赞助平剧。

报名需交小学毕业文凭，并参加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自然、历史、地理、公民和英文（报考初一上学期的学生可以免考英文）。报名费半银元，每学期学费20元，住宿费6元（食宿全包另加28元）。此外有4元的图书、体育和杂费。每学期设减免费额十名，四名给品学兼优的学生六名给家境清寒学生。“学校每年的学费收入不及三千五百元，而教职工薪金开销达九千元以上，差额全由武龄补足。”作者写到，“每逢开学（引者注：应该是说四姊妹上高中和大学时），武龄的子女都不确定是否能各自返校继续求学，他们都知道，要等乐益女中筹足该学期的经费，若有多余的钱，他们才能成行。”实际上，元和在大夏大学读完大一后，继母韦均一不想让她再继续读该校，大约认为私立大学学费贵而学不到东西，这里可能也与乐益筹集经费有关，后经允和抗争，元和才得以返校继续读书。

教师薪资月薪约40银元，是当时城市中学教师的一般薪水。网页文章说张闻天曾任教乐益，但书中没有提及。书中花了比较多篇幅介绍曾任乐益教导主任的中共苏州地区负责人侯绍裘的情况。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在乐益女中召开的。

乐益女中推行通才教育，学生读白话与翻译作品，也不偏废古文和诗词歌赋。重视体育。乐益女中的学生是苏州年轻女性中最早剪短发的。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乐益师生卷入很深。停课10天，集会、义演募捐。据《申报》报道，“苏州先后捐款达六千余元，而‘组织募捐乐益女中成绩最优’。”此时元和、允和已经在乐益女中读书，卷入运动，她们说，“那年春天，她们既愤怒又兴奋”。

当时学生的义演和演出多演传统旧戏。到1920年代末，开始演郭沫若等人的现代剧。

作者细致分析了1932年乐益毕业纪念刊中的学生作品（总共只有19个毕业生，要求每个毕业生为纪念刊写一篇文章）。从这些作品看，当时的乐益学生受左翼政治和文艺思潮影响，并关心时事。“有人写散文，也有人写诗歌、短篇小说或戏剧。有些作品对社会不平耿耿于怀，有时对国家前景充满疑虑……散文中的佳作写得很细腻，分析事理头头是道：有些学生观察日本内务，探讨温和派政治家是否能节制军国主义者；也有人探讨中国与西方及俄国改善关系的利弊；或探讨与日本及得势军阀和解是否值得。”作者写到：“照这些作品看来，她们上公民、党义等课程时，必定相当认真，也非常留心时事。她们的作品读来不像出自青少年之手，写法相当客观。”

作者说，“这本集子中的小说比较不易评价。有些故事十分浅显……。”作者认为“作家郭沫若、曹禺等人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但作者介绍了一个名叫唐月华的学生写的小说，唐在很多次作文比赛中得过奖”，小说名为《贫与富》，其中地主是反派，“完全吻合地主的社会主义原型，毫无同情心，冰冷无情。”作者尖锐的评论到：“我们不禁好奇：武龄会怎么看这篇文章呢？他是个地主，是合肥地主中数一数二的富户。他之所以能办学校，让唐月华来这个学校受教育，靠的是他的佃户——他们所缴交的实物地租。”作者评论到：“这是乐益女中的矛盾，而武龄采取听其自然、甚至是泰然的接受态度，从不把矛盾厘清；于是，乐益的老师爱怎么集会就怎么集会，学生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从已有的证据看，四姊妹在乐益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兆和最明显。最明确的证据是兆和1930年7月4日的日记中写的：“这十年中……强烈的欺凌，贫富阶级的不平，也曾使我胸中燃烧着愤怒的斗争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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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姊妹在家塾的学习

在苏州的三姊妹没有读过新式小学。此前武龄曾提议送女儿去读新式小学，说族中已经有人将子女送去读书。但他母亲说：“你怎么能让女儿受那种罪！学堂里只有冷菜冷饭可吃，对身体不好。”甚至直到祖母去世后，为不违背老人心意，三姊妹仍在家塾就读。大概在乐益女中开学或开办已有了一段时间后，三姊妹才入读。充和返苏州后也在里面读过一年。

三姊妹在入家塾读书之前，母亲陆英就教她们读书，从她们还不到5岁时就开始。对家塾，书中写到：

武龄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为她们的教育煞费苦心。他期望女儿们受到兼有新旧学之长的全方位教育，可是妻子一直尊重他母亲的意愿，不送女儿出外上学，他只好设法在家里落实他的理念，于是在自家庭院中与外界隔绝的花厅里复制了一所新式学校。他请了三位老师，教学科目繁多，计有：历史、文学、古文与白话文、地理、算学、科学常识、体育和舞蹈。他选中的老师很有意思。扬州人于先生是位老学究，负责教古文和作诗，这人很严厉，令人敬畏。王孟鸾是凤阳人，是个有进步思想的年轻男子，教历史、地理和当代评论家写的白话文。女老师吴天然是苏州人，很年轻，教算学、常识、体操、跳舞和一点简单的英文词汇。

武龄不干预老师的教学，但会和他们一期编选教材。他从成书于六世纪（南朝梁代）的《文选》中选取诗、文，也选取《孟子》中的若干篇章、汉代巨著《史记》中的一些传记。甘臣雨先生会把这些教材抄成一式三份，给武龄的三个女儿……甘先生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看的正楷，大大的字写在洁白的纸上，读起来很舒服。他也擅长拍照……

书中写到，武龄作父亲、办教育的一贯作风是，“每次提出新的构想之后，就为子女或学生找来合适的老师，然后充分授权，不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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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的中学、大学学习及工作

元和生于1907年，因是长孙女，幼时被祖母格外宠爱。上乐益女中后，受到教师凌海霞的格外关心。凌海霞家世和张家类似，为海门殷实人家。凌大约生于1893年。她9岁才会说话，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16岁了。她花了两年读完小学，后用六年读师范学校，“又在上海一间天主教大学待了六年，在北平上了一年职业学校”。北方内战爆发后辍学回家，在32岁时开始找工作。

凌海霞是个不愿结婚的人，但是非常喜欢孩子。她喜欢张家三姊妹，尤其是元和。她对元和关爱有加，“因此师生感情日益浓厚”。

元和从乐益毕业后入读南京某寄宿高中。1927到1930年，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书中除了谈及元和大学时看戏，对学习情况几乎没有介绍。大学毕业以后，凌海霞邀请元和到自任校长的海门海霞私立学校当教务主任，这所学校由凌父出资兴办。凌海霞可以说是个终生热爱并献身教育事业的人。但元和对在海霞学校的经历似乎不愿多说，她对那份工作像是没兴趣。

1935年充和生病辍学回家，元和离开海门回苏州陪伴充和，并一起学习昆曲。1936年元和与顾传玠坠入情网，1937年元和从流亡途中的武汉折返上海和顾结婚。此后他们在上海生活，元和似乎就没有再工作过。1949年元和夫妇赴台湾，晚年元和住在美国，这当中似乎也没有她参加社会工作的经历。但业余的昆曲活动可能伴随元和终生。

元和结婚后，“就注定要与传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顾传玠小元和2岁，父为苏州塾师，“顾传玠长到十二岁时，家境实在太清寒了，父母只好把他和长他一岁的哥哥一同送入昆剧学校。”顾传玠在元和大学时代是昆曲“挂头牌的演员”。22岁时顾传玠退出职业昆曲舞台，在赞助人实业家严惠宇的指教下，入中学读书。在昆剧学校传玠是学过国文课的，但“他们不学数学、科学、实用机械，甚至不读经书与白话文学。”从头来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学毕业后考了两次考入金陵大学，遵从严惠宇的意见学农学（因严经营农场）。

顾传玠毕业后做过股票投机、开过毛线行。自己创设过中药零售店。后转任大东烟厂副经理。解放战争时期曾帮严调查地产状况，准备开发后设置牛奶场、桑园及油桐种植场。但一样也没有成功。元和夫妇赴台后，顾“一心想开创新局，或许开办一个洋菇养殖场，或者自创品牌，生产啤酒。”但“诸事不顺，想做的事都无法进行，债台高筑。”顾传玠1966年因肝病去世。凌海霞同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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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和的中学、大学学习及工作

允和生于1909年。在三姊妹中，允和体格最瘦弱，但性格最为火爆。她6岁开始认字。“众姊妹中她最恋书”。在乐益女中迷上了数理推理，接触到哲学、生物学。

允和在乐益女中毕业后，入南京一所寄宿高中读书。和兆和一同入中国公学，大二转入光华大学。转学的原因“或许是要让姊妹俩各有各的发展空间”。

当时私立大学的成立“往往是校方和某派师生分裂后的产物”。学费昂贵，往往只有富贵人家才有能力供子女入读。但学风不佳，“许多有钱人家子女去上私立大学，为的只是一张文凭；换言之，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要入学并不难，混到毕业也不太费劲，学校大都唯恐学生过少，绝不希望学生辍学。”加之，“上海好玩的地方又多，有的是戏院、舞厅、夜总会、游艺场，如果胆子大些，还有更多的不入流的娱乐场所可去。”允和回忆到：

他们每逢周末都会开派对，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在旅馆里过夜。上光华大学之前，他们多半念教会学校，像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塾。这些人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开口闭口讲英语。女生都穿高跟鞋，浓妆艳抹，每天都像是要去参加婚礼或赴宴似的，哪有心情读书呢？

允和看不起她们。虽然她念的是国人办的中学，而且不在上海，校内像她这样的学生寥寥可数，不过还是被选为女同学会会长。大一时的作文《落花时节》表现出乐观性格，文中表示秋天是奋发读书的好时候。

允和因火灾和日军轰炸两次中断大学学业。她大二获得演讲第一名，大约此时开始和周有光恋爱。1933年结婚。次年生子。又次年生女儿，后来又有三次怀孕，孩子都没有保住（一次流产，两次孩子分别于刚出生时和出生20天时夭折）。1937年到1945年逃国难，“在四川漂流……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其间曾计划到成都光华中学任教，因重庆、成都间交通不便未实现。

允和解放时在上海一间高中教历史。也参加历史教学研究会，“与多位历史教师定期讨论如何修订历史教材”。“研究会里有些老师鼓励她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写出来后未被教育杂志刊用，但观点出现于《人民日报》社论。“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载入更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进展的情况……主张历史教学应更活泼、更切题，增加介绍少数民族的内容……”由于她的观点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赏识，因此被聘请为该社编辑。但这些观点的形成可能得到周有光的启发。因为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允和的自我评价是：“自知‘肚子里没有多少货’，于是边教边学”。稍后，1952年，允和被贴上“老虎”（本书译注：指贪污犯）、“反革命”及“坏分子”的标签（抗战时期允和收过大约两年合肥老家地租），失去这份工作。

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允和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这一切随即化为泡影。她回忆道：“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我这个……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因此允和的工作经历也就是光复后至多三、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以及其后一年左右的编辑生涯。

1956到1964年，她担任北京昆曲研究社联络组组长（昆曲研习社是文化部支持的一个组织）。她为昆曲研习社写信联络事情、安排演出，从未领取过薪水。五十年代末，她甚至还帮着写现代戏，为了歌颂人民公社，大写“楼上有绸缎，楼下有葱蒜”之类的词儿（允和说“那些词儿都是瞎凑出来的，完全是奉文化部之命行事”）。1964年研习社解散。1979年恢复活动，允和被选为社长。

作者写到，“在中共统治下的所有领薪人员理论上都是公务员……允和不愿跻身其中，或许是精打细算的一着棋。”“文革”时“政委会的人无法挑她的眼”，因为她的档案里什么纪录也没有，她自己的私人文件，包括信件、文凭、日记、她自己的诗文以及照片，则被她自己全部销毁（她和周有光的通信1952年被政委会全部拿走“研究”，后在允和要求下退还）。

在“文革”被红卫兵纠缠要求她诬陷以前学校同事时，允和认识到：“倚势称霸的人全都无意阐幽发微，他们的思想、创作、是非之辨都不细致。”作者认为允和应该庆幸，“她个性那么强，竟然能熬过中共治下几次政治大风暴，身体和感情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而她原有可能落得像她喜欢的戏曲中的主人翁一样的下场：“身受磔刑，头断肢裂”。

允和说，在她的生命历程中，最要命的是“战争和暴君对意识形态的钳制”。

书中说周有光抗战时在重庆是在银行工作。但建国后，书中写到：“周有光变成了语言学家。他精通英文，兴趣广泛，有‘周百科’之称，所以一下子就来个大转行，在急于发起语文改革的政府里，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搜索网页，居然说周是“经济学家”、“汉语拼音之父”。书中说“允和也靠朋友和手足帮忙接济才度过难关”。兆和夫妇在抗战时接济过允和夫妇1万元（当时允和夫妇的女儿死于盲肠炎得不到及时救治；儿子被流弹将内脏击出6个洞，侥幸被空军医院救活）。周1964年工资241元，每月却要花700元给年迈的婆婆买西药她根本无法担负，妹妹兆和及若干小时候的朋友都送来大笔金钱帮她支付医药费。“文革”时周工资38元，兆和夫妇借给允和夫妇3000元，“要不然允和一家就要挨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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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和的中学、大学学习及工作

兆和生于1910年。书中提到“凶巴巴的家庭教师于先生拿木尺打她手心”。兆和1930年7月4日因沈从文的追求，使她写了一封很长的日记（允和也有记日记习惯），其中写到：“……中学里良师的走……曾使我落下大滴的眼泪……”可见兆和是爱学习的。书中写到，兆和“年轻时，她渴望在学校里有较好表现，成就一番事业……”

在三姊妹中，对昆曲的沉浸兆和可能最少，对体育的投入则可能最多。“她的姊妹们浸淫于艺术时，她却在接受训练，准备参加学校年度运动会的全能运动项目。”这与她体格比较强健可能有关。从乐益毕业后，兆和入读在南京的暨南大学女子部（中学）。后入中国公学，被沈从文追求。1933年和沈结婚。

作者谈到，和沈从文相比，兆和出身豪门而知朴素，而沈是“乡下人”却并不如此。兆和注意实际问题。有时宁愿“迁就”事实。这可能与小时候带兆和的保母朱干干的影响有关（朱干干教导兆和：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不要贪心，不要露出可怜相，也不要自怜）。

抗战时期兆和全家逃难云南。先住昆明，后来经允和介绍到昆明附近的呈贡任教于一所难民学校——家也因此搬到呈贡。“每天往返走十四里的路”。“兆和很喜欢教书，也十分高兴自己终于能够自立。”沈从文此时则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周回呈贡家里一次。

书中写到，“兆和从不问娘家要钱。”元和给沈从文寄过几次钱。兆和让沈最多只向别人借少量的钱，不要再向杨振声借钱（因为杨也缺钱）。大家认为“兆和是张家姊妹最俭朴的……”抗战时期兆和在给从文的信中告诫说，“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兆和似乎比较敏锐，说“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作者说兆和“受到家庭的庇荫，又按部就班地接受了良好而宽容的教育，培养出对正道与操守的执着”。她“不惜得罪丈夫，也要告诉他该如何善用才能（引者注：指让沈不要写评论文章）”。

北平解放后，“有位地方干部建议她‘跟上时代’，‘接受必要的革命教育’时，她同意了。她申请入华北大学，该校的宗旨便是提供这样的教育。几周后，她得到入学许可。”此时沈从文自杀未遂。“兆和延缓了她的计画，等丈夫出院回家，忧郁症有起色时，她才去华北大学进修。”
此后，“沈长期脱离文艺界，兆和反到成了《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

1957年，大约是秋天，也就是反右派运动刚开始不久，兆和给从文的信中说：“你最好能多看几篇现在作家的新小说，知道一点创作情况和水平。有些文艺界右派份子异口同声说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虽然读过作品不多，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作品水平实在不低，可以借鉴。”但过了三天，兆和的口气略有改变。她承认，“好作品毕竟难得，而编辑总得找些作品来出版，这便是编辑刊物的困难所在。”

“文革”开始，沈从文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在那儿待了三年，但不需干粗活。兆和较早来干校，所以待的时间比从文长，刚去时分到的活儿是挑粪上菜园，后来大多数时间负责看守厕所，以防有人偷取粪便。

晚年兆和协助次子虎雏编辑沈从文作品。1995年兆和出版了和从文的通信。

书中对比兆和和从文的性格。兆和认为“她的人生为的就是要去完成一项任务，她必须去征服、去克服一些东西——或许是为了矫枉格非，也可能是为了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直到共产革命使她得到机会，突破环境限制，向外寻求人生目的，这才平息了她的焦虑。社会规范变了，她不妨放下过去女人的主要职责了。”“对沈从文而言，生命要有意义，必得透过沉思默观……沈的散文小说是他沉思的产物。当他不能为自己而写、用他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来写的时候，他便停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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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修对充和的影响

充和生于1914年。三个姊姊都生于合肥，她生于上海。8个月大时，被叔祖母识修（名不传，此为佛教法名）抱养。充和是武龄夫妇的第四个女儿，出生时家中一片沮丧气氛。识修的独女此前去世，仅有的外孙女也死了，因此她向陆英要求抱养充和。提出要求前她给充和和自己算过命，结果两个命不相克。陆英答应后，识修即将充和带回合肥老家抚养（其间每年探望父母1～2次），直至1930年识修去世，充和返回父亲和继母身边。

识修是张树声次子华轸的妻子。识修的父亲则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李氏兄弟五人，四个都在外面“服务”，只有老四蕴章一直在老家，这可能与他有眼疾有关。蕴章负责管理家族在老家合肥的一切事务，包括鸿章自己的孩子的事情。

佛教信仰是识修生命中的关键词。李鸿章曾告诫弟弟蕴章警惕佛教。因此识修应该是出嫁以后信佛的。识修的丈夫张华轸考秀才一次，没有考中，就不再考。而哥哥华奎进士及第，“不负父母祖先的最高希望”。张华轸“收藏佛典，把佛典和他喜欢的小说诗词都放在私人书房里”。一次，华轸翻船溺水未死。作者说，“识修悟道的过程和她丈夫不同。华轸见了神通玄妙才开悟的，识修的觉醒却源自受苦。”识修常放生，乐施与。曾在门前收养盲女（长生）。识修帮助残疾儿，或找人收养他们，或为他们谋生计。

识修对充和的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眼界和文化教养上来说，李氏家族和张氏家族都对识修起到影响。

李鸿章在给侄儿——识修的哥哥李经世的信中说：“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故吾之古伦理，愈不适于世用。”李鸿章的人才观是：“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李蕴章最关心的事就是子女教育，“识修还记得父亲对老师（引者注：应为家塾的）的教学注意备至，使老师们诚惶诚恐。他只要看到孩子的表现，就知道老师是否称职。他看也不用看，就知道孩子背书背得正确与否，那些文章他早就牢记于心了。有一阵子他要几个儿子在家‘自学’，因为他找不到合适的老师——他可能就亲自负起了课子的责任。”

识修也在家塾读书。书中写到：“识修很喜欢教她读书的先生，先生也很喜欢她，但她婚后就不再能和老师见面了，因为绅士人家的女人婚后不宜再见男客，她能见的男人只限于娘家与夫家的人。但某次归宁时，娘家的人网开一面，让她远远地见了老师一面。事隔多年，她和养孙女说，她站得远远地，简直连老师的脸都没看清楚，却兀自落泪。”

李鸿章出使美国，记者问：“中国女孩为何不读书”？李回答：中国女孩在家读书。由识修可见此言不假。

到武龄懂事时，张家能说张树声旧事的，只有识修了。张树声任两广总督时，她和丈夫随同前往。“每当识修回想起那段岁月，她眼前浮现的，就是老将军挥汗伏案检阅成堆公文的身影，广东的夜晚总是那么闷热。单凭她亲眼所见到的事，就令她对张树声心悦诚服——他是不是优秀的决策者或政治家，倒还在其次。”就识修和丈夫的关系，作者想象：“他们夫妻或许会一起研读佛经，讨论费解的章节，甚至互相辩难。士绅人家的夫妻若情投意合，谈书论文就成为他们的赏心乐事。”

书中说，事关充和，识修对待为士绅阶层女性制订的旧规矩有时变通，作者说这符合孔子说的“毋固，毋必”，有时则坚持老派作风。如识修未为充和安排婚事，也没有勉强充和成为佛教徒。但在延请老师上，她对传统礼法十分坚持，“愿出重金聘请良师”。

书中说，“识修除了悉心督导充和求学，还严格要求孙女儿学习应对进退之道。譬如说，她绝不容许充和坐立行走时露出无精打采的模样。充和从小就学到在长辈面前要必恭必敬，不可插嘴。”

每天早晨识修和充和散步，“有时会给充和讲一段中国古史或张家旧事，有时问问充和学习的情形，但通常只是信步徜徉。”

识修临终前几天，要充和朗诵司马迁《史记》中她喜欢的章节，聊以遣怀。“到了祖母治丧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家人帮充和剪短了头发，穿上男孩的孝服，看来像是识修的孙子……葬列移动得很慢，在每个香案前都停下谢祭，花了好几个小时，识修的灵榇才出了合肥市。充和抱着祖母的牌位坐在轿子里……在亡者心中，充和始终是她真正的传人。”

作者在书的最后写充和的一章写到：“她在合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成长，那儿没人鼓励她培养救中国、救世界的崇高志向。但从祖母的身教中懂得了慈悲。该知道的为善之道，其实她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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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在家塾的学习

书中写到，识修“对教育充和尤其用心”。“其实识修是她孙女的启蒙老师。充和刚会讲话不久，就学背诗了。还不满六岁，她就能写许多单字，能背诵《三字经》及《千字文》这两本蒙学课本。”

在此期间，充和回苏州探望父母，允和已经发现这个妹妹不寻常。1920年，允和11岁，充和6岁，充和回苏州和家人共度数周。母亲指派允和做充和的“小先生”教她认字（当时母亲在家中掀起教保母认字高潮，同时孩子中小的也认大的做老师，大姊教大弟，三妹教二弟）。允和为充和起学名“王觉悟”，并刺绣于充和的书包上。但充和不愿要这个名字，允和回忆到：

有一天，小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便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是说，土匪也觉悟了吗？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不通，哈哈！”这一笑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剪，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画的繁体字。

书中写到，当时充和在自己家里是个稀客，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欢迎她回来……三个大姊姊都说，充和这么得宠，不全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她们都承认自己对这小妹十分敬畏。虽然她说得一口土气的方言，穿着也不如姊姊们讲究，姊姊们心里却明白小妹实在才智过人。允和说：“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

书中写到：“识修颇有乃父之风，不仅为充和访求良师，而且老师若不称职，便予以辞退。老师都是经人引荐来的，识修从来不事先和他们面谈；老师来了以后，识修也绝不去看他们怎么给充和授课。其实她根本从不晤面，因为她仍然恪遵民前仕女应守的礼数。但就算不直接接触，也不到场观察，只要看看充和长进了多少，她对老师也就心里有数了。偶有空闲，识修就会要孙女背一章《孟子》来听听，或从《史记》、《前汉书》这两种史学著作中挑出一段记事来，要充和申论其意义。识修也会翻阅充和的窗课，从老师的批语及改笔来评估老师的表现。”

充和从六岁到十六岁，“亲炙过的老师有好几位，其中还有一位是举人。最优秀的老师是朱谟钦……从充和十一岁到十六岁，他都在张家就馆，一共待了五年，直到充和离开合肥为止。”

充和16岁回到苏州家中，姊姊们发现充和的不同。她们自己“是放眼全球的年轻人，经常上戏院看戏，很早就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意识到现代化的特色。她们的知识也比较广，种类无疑较多。除此之外，她们所用的词汇较具流行色彩，还能谈论科学与政治。”“可是她们认为这个小妹学问最扎实，也最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也清新而匠心独运，姊姊们的字句、情节却完全是从背过的诗里挪用过来的。”

“姊姊们认为，充和的性格与众不同，是因为她受到好几位老师的悉心栽培，她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待，也十分用功；换言之，她的特色是她所受的教育造成的。”这里的意思是：教学的成功是双向努力的结果；而且充和的成功是后天教育因素所造成，主要不依赖先天因素。

同时，“充和儿时远离手足，几乎总是独处，只在特殊时候才偶有玩伴，这与她的工作方式、思想方式及安详举止必然相关。”作者写到：

充和早年过着沉思默想的生活，没有受到竞争的压力，也无需做论证与分析。她还不到三岁就学背诗，随后陆续攻读几种蒙书，为进一步学习“四书”打下基础。不过，十岁以前，老师和祖母识修都不为她讲解辞意。“小时候，我只把读过的字句记在心里，”她说：“等到时候了，意义自然浮现。”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进而学习写诗。老师们读了她写的诗，会稍加修改，但不讲评，也不解释。这是她初期所受的教育。每天学习的时间很长，也没有什么事来分她的心。这一切都让她养成书生习气，也让她有时间恣意幻想。

由此可知，充和的中国文化基础知识的培植，她的学习的习惯的形成，她的想象力的发展，都与她的这种教育和成长环境相关。也就是说，充和所获得的创作所需的想象力，得益于未过早受论证分析的影响，得益于独处，而长期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植入”式学习，又使她找得到表达的“砖瓦”。

书中说：“她很幸运，早年教过她的老师各有各的兴趣与教法”。

“得过举人的左先生性好诗词，鼓励充和写诗，教她写作的技巧。也由于他有功名，他是用教人应科举试的那套方法来教学的。”

朱谟钦先生“教导充和时间最长、令她受益最多”。网页文字说他是从山东博物馆被请来，是考古学家，是吴昌硕的高足，精于楚器研究。“朱先生偏好经史。以往，老师在学堂里几乎绝口不提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非儒家的哲学著作被视为‘异端’，在官方考试里是不会出现的。朱先生却不遵从这套准则，他自己选择教材，使充和对深奥的专题产生兴趣；如果只凭自己，充和大概不会去钻研这些课题。同时，朱先生的教学方式是思辨性的……”

应该说，当时的教学就能采用专题方式和思辨方法，应该已经达到西方现代大学研究院的水准。1934年充和报考北大，数学零分，但因国文满分被破格录取。充和说，这次考试就得益于当年朱先生的教学。

书中说，识修为朱先生“奉上的束修高达一年三百银元，当时一名家仆年薪二十银元左右”。以现在合肥全日制保母年薪约1万元计算，那么朱先生的年薪就是现在的15万了。“朱先生靠这份收入养活了一家五口，另外还奉养父母。起初他将妻儿留在山东老家，后来发现这份工作可能持续数年，便举家迁来合肥，住在离张家仅几条街的地方。”

充和在家塾里的学习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中间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除了重要节日外，每十天放假一次，为时仅半天。”这大约是现在小学、初中学生上满本身课程，完成本身作业，又要参加数种课余班的学习总时间。“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天都花这么长的时间，持续不断地学习，如是十年。她究竟在学些什么，必须这样长期投入？主要是两种汉代史学著作——《史记》、《前汉书》，还有《左传》、《诗经》、唐宋诗词及四书……充和在阅读时做圈点句读……如果句子断得不对，老师会帮她改正，但几乎从不解释文章的涵义……”

我们在识修、张武龄、朱谟钦先生、张氏四姊妹和本书作者的丈夫史景迁之间，能看到一条由《史记》连接起来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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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的中学、大学学习及工作

1930年充和返苏州后入读乐益一年。后又念了另一所上海的中学。后来充和说她在这两所学校里都是匆匆过客，乏善可陈。

虽然乐益“是她父亲毕生心血之所寄，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成绩，但并不特别对充和胃口”。她觉得国文与历史课太简单。她不喜欢生物课，尤其怕上解剖。“不过她最烦的是各种纪念日”。“充和对党义课也没有兴趣。地理倒是她喜欢的科目，主要是喜欢画地图，不过她分不清南北。她参加课外活动，但都是迫不得已才参加的。”

1933年9月充和到北平参加三姊兆和的婚礼，随后决定在北平住下。家人及朋友劝她参加次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觉得不妨一试。“兆和安排充和住下，充和就上北大旁听去了，数月后住进自己的公寓。”

应考科目为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前两科（特别是国文）没问题，至于英文，在乐益上过，在上海的中学里又学过一年，她“觉得这语言不难对付”。问题在数学：

数学可就不同了。在课堂里她学不下来，所以许多人都想帮忙——弟弟们及其友人、姊姊们及其师长、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从西方留学回来，学位更高的人。结果大家都没能帮上忙。她看到数学就头大。十六岁以前，她从未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就遇上了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根本看不出数学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她又是个顽固的人。在准备应考的那几个月里，她几乎没有把数学放在心上，更别提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了。那年有数千名考生从全国各地涌来北平，争取全国五大名校的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那天，她家人拿了圆规何曲尺给她。“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

充和数学考了零分。经过重新阅卷仍是零分。当时考试规则明订，有一科为零分则不予录取。但因充和国文考了满分，试务委员会破格将充和录取入北大中文系。同年北大中文系录取的女生只有两人。

充和用假名“张旋”参考，报名用的中学文凭是弟弟宗和通过朋友开出的。胡适此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在充和在校期间，他并不知充和与兆和的关系。“不过他数度赞许充和的学养，充和想要离校时，他也劝她打消去意。

北大中文系当时名师济济。胡适、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与唐宋诗。书中说：

照说应能给充和最好的教育，然而充和的收获却不如预期。她觉得自己也有错，没有充分利用那段时日。不过，当时学生几乎都不能安心向学，激进的政治活动吸引了许多学生。充和回忆道：“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党读书会等等。”

书中说，“充和宁愿花时间去学戏。”这里应是相对于参加政治集会和学习而言的。充和此时定期参加了清华的一个非正式的昆曲课。

1935年充和突然生病。“先是骑脚踏车出了个车祸，没想到症状显示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此时大姊元和将四妹接回苏州养病。“往后两年，她俩专心学习昆剧。元和说小妹简直‘着了魔’，去朋友家参加曲会，经常到凌晨两点左右才回家。昆曲治好了充和的怪病……”

这里可以有一个比较。1949年沈从文自杀未遂，陷入忧郁症，也是被音乐治好的。书中说：

沈从文复原得很慢，音乐成了他最好的伴侣，普契尼（Puccini）、威尔第（Verdi）治愈了他。他告诉兆和：“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的头脑中，”而“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他，连自我分析也不能改造他。但一和“好的音乐”对面，他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因为“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沈从文常常坐在收音机旁，有时音乐令他哭泣，有时信手写诗，一写完立刻撕掉。电台结束广播后良久，他还守着收音机。

充和康复后，在南京的《中央日报》做过一阵副刊编辑。书中说，在充和“回到苏州后、抗战开始前，这个短短的时期里，她的才学想必已经广为人知了”。抗战爆发后，沈从文给她在昆明介绍了一个工作，充和因此来到昆明。此时沈从文尚未到西南联大教书，而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教科书编委会里工作，他负责小说部分的编务后，他推荐妻妹充和编散曲。一年后教育部取消了这个计划。

1940年陪都政府又给了充和一份工作，“这次是在教育部新成立的礼乐馆里任职。”“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教育部长成立这个部门，协助政府重新定正礼乐。”蒋命令教育部结合一批专家协助他制礼作乐，心中是想建立类似古代中国皇权政府中“礼部”这样一个东西。书中说蒋的这个主意是在1939年11月总理诞辰纪念会后形成的，那次会议中奏了哀乐，而孙中山已经逝世14年了。蒋认为这是严重失仪，因为古有明训，哀乐以三年为期。充和决定以《诗经·小雅》中的《鹿鸣》来迎接外宾。

充和花了几个月，终于选出二十四篇典仪适用的乐章，用毛笔精心誊写了两份，充分展露了她的书法造诣……充和所誊写的那两份底稿，有一份呈给了蒋介石，成为他至爱的读物，但不幸在他赴印度访问时遗失，从此不知去向。

在重庆期间，充和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沈不个别教学，但愿意让充和看他写字。“她若愿意拿自己写的文章来，他也会阅读、修改。他们没有什么正式的约定。每隔几个月，充和就坐一小时的公车或在运送煤油的卡车上搭个便车，到坐落在歌乐山的沈宅去。”他们也诗词赠答。充和将沈尹默看作自己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则是朱谟钦。充和说，她初遇沈尹默时并无意求师，但首次在沈家书房里看他写字，当下就起了见贤思齐之心。沈尹默开始客气的称充和为“充和女史”，后来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充和受了沈的影响，把她从小养成的习惯扩而广之，制订了更严格的日课表：早早起床，临帖三小时，如果还有时间，就继续临学。”作者说，“她现在已经八十八岁了（引者注：指作者写作此书时的2002年），仍然持之以恒。她运笔写字的那双手臂就和少女一样强壮。”

充和1947年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1949年1月和新婚的丈夫傅汉思一起赴美。后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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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的性格与才艺

充和在北京，在重庆，广交游，以文、以艺会友。其中著名的，除了沈尹默外，还有章士钊。再如凌海霞的哥哥凌宴池是位杰出的上海银行家，对张家关怀备至，像是他们的守护神，他品味高雅，喜爱书法，与充和结为同好。

书中写到充和在交往中，“不仅善讽，还很有思辨力”，“臧否人物往往别出心裁”。她觉得卞之琳的诗“缺乏深度”，人也未免“不够深沉”，未免“有点爱卖弄”。充和觉得他的外表——连同他的眼镜——都是装腔作势的表现。

刘文典是充和在北大时的老师，曾发表藐视沈从文的言论，说陈寅恪是值月薪400大洋的教授，他自己值每月40大洋，朱自清只值每月4块大洋，而沈从文4块大洋都不值。充和虽然很喜欢三姊夫，但仍然认为刘文典并无恶意。她说所有用白话文写作的人都入不了刘文典的法眼，包括胡适。

后刘文典因吸食鸦片被西南联大开除。别人说这是报应，充和也寄予刘更多同情。

前此，刘文典在重庆，妻子留在北平，妻子不时寄钱给丈夫，命他把钱用于醇酒妇人，还说：“无妻妾相随，何其不便！望善自排遣，及时作乐可也。”书中写到：“充和并不认为师母这样做是曲意逢迎，更不是昏了头：‘刘先生说，这是伉俪情深的表现，我相信他的说法。再说，他鸦片瘾极重，哪里能纵情酒色呢？’”

书中总结到：“卞之琳自称诗人，把瓦雷里、魏尔仑挂在嘴边，同时又是充和的裙下之臣，要充和不揶揄他也难。相反地，刘文典虽因抽大烟而形容枯槁，却能博得充和的敬重，这也是有理由的：他生性促狭（引者注，书中云“充和本人也有和刘文典类似的毛病”），而且上起诸子百家、两晋诗赋，下至《红楼梦》，他都有独到见解。”

但交往中也有些小事会扰乱她的心情。章士钊写诗赠她，将她比作蔡文姬，诗中有两句使她很不高兴：“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作为前辈学人，章士钊笔下隐约流露出惋惜她落魄他乡之意，这伤了充和的感情。充和指出，文姬被虏至胡地，不得不过着异方殊俗的生活，而她本人离乡背井，却是因为战乱。情况再怎么糟，她始终自食其力，尽己所能。因此她说这实在是“拟于不伦”。章士钊的比拟可能着眼于：蔡文姬为换取丈夫免死，答应将记识父亲蔡邕的文章默写出来送给曹操，而充和现在也将幼时在家中所学（诗词、书法等）奉献出来。这的确是不当的比拟。后来充和和傅汉思结婚并移民美国，她并未为情势所迫，却选择了文姬的命运。多年后充和回忆起章士钊在诗中的预言，不由得又自嘲：“他说对了。我是嫁了胡人。”

充和的才艺除见于书法外，还尤见于诗词。书中没有对元和文才的介绍，而偶谈及允和、兆和的。母亲死后，兆和写过骚体悼亡诗。同年，允和向父亲提起她最喜欢的诗人是纳兰性德。兆和曾有忆旧诗：“琅琅随两姊”，“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纸”。允和1967年烧毁的私人文件中有自己的诗文。但似乎诗词水平最高的是四妹充和。

书中说，“充和流寓重庆期间，不知是受了战争的影响，或是得力于亲炙沈先生及勤研书法，以至诗词创作也更上层楼。”书中引用了她当时的代表作《桃花鱼（二首）》（网页文字说后来在美国傅汉思将之翻译成英文，由朋友印刷出版中英文对照小册子，印数很少）：

桃花鱼（其一）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桃花鱼（其二）
散尽悬珠千点泪，恍如梦印平沙。轻裾不碍夕阳斜。相逢仍薄影，灿灿映飞霞。
海上风光输海底，此心浩荡无涯。肯将雾谷拽萍芽，最难沧海意，递与路旁花。

“根芽”和“平沙”都出现了两次，不忌重复，像是歌词或曲词。像是自况诗。然而文词、音调均甚新颖。“海上风光输海底”诗意，使我想起杨绛引用过的“万人如海一身藏”。

[ 本帖最后由 qsqsqsqs 于 2009-4-3 14: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