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老师霍韬晦对儿童读经另一说法

无量

兒童讀經別議（霍韜晦）

霍韜晦


最近國內興起了一股兒童讀經熱，著名學者蔣慶為此而編了一套《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讀本》，但尚未出版，便已遭受挑戰，認為這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反對者還說：「如果（這種文化）得勢，我們社會有回到蒙昧之虞。」（《南方周末》，本年七月九日）雙方論點尖銳對立，不少人發表意見，進一步探討到文化保守主義在當代是否還有意義的問題。讀經還未開始，便已經引發出一場爭論。

兒童讀經，其實在十年前（一九九四），已在台灣推行，而漸及於海外華僑社會，最後回歸大陸，成為一股風氣。據估計，全球參與讀經的小朋友，人數當在五百萬以上，真是不容忽視，難怪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讀經時代」來臨。

這種說法當然誇大，但亦可見「人心思漢」，否則家長、教師不會那麼熱心參與。我自己在十五、六年前發起推動生命教育和文化教育，在法住文化書院也鼓勵小朋友唸唐詩和《弟子規》、《正氣歌》，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小朋友並不抗拒，反而以能背為榮。

這當然不是小朋友問題。小朋友白璧無瑕，就看父母願意給他甚麼樣的教育。兒童讀經能推行，依我看，主要是近代教育的失敗。我在多篇文章講過：近代教育、學校體制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他們教育的主調是知識教育和才能教育，方法是按兒童的材質加以誘導，並不作人性論上的預設。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教育哲學，也是一種高揚理性功能的教育方法，所以他們能出科學家、藝術家、資本家，甚至伸張意志的英雄，但卻不大能產生講內在修養的君子、善體親心的孝子，和承擔時代氣叩淖x書人。前者能開創，一往無前；後者能顧念，多問自己；前者依賴理性，後者順於性情。所以這不是誰優誰劣的問題，而是教育的目標不同。國內學者每以中國落後，必須先向西方學習，這種假設不自覺以西方為標準，而不知此標準只能落在知識、技術（或者包括制度）方面說，卻不能在提升人的質素、成長人的生命上有效。在這方面西方教育已經徹底失敗，你只要看美國社會罪惡之多、青少年暴力、吸毒、色情事件之嚴重，就已經知道此路不通。連帶學習西方教育的，如香港、台灣，也是江河日下。我辦的《性情文化》每期都有青少年教育的調查，每期都發出警號；雖然大部份人仍然無知無覺，但畢竟還是有許多家長支持，這就是兒童讀經之所以有市場的社會因素。有識之士都覺得：如果再不教育孩子規矩禮儀，如何與人相處，任其隨社會潮流文化而動，勢必毀了孩子一生。

如果我的分析不誤，那麼，兒童教育問題也不是靠讀經便能解決。經典，畢竟是須要與生活相依的；有些經典觀念不但陌生，而且已經被歷史放逐，例如三綱之說，孩子弄明白之後，只有引起反感。我們不能再像古人那樣簡單地以「經」為常道，將之奉為絕對權威。在讀誦之前，應有選取，亦要考慮如何賦予現代意義，不要播下歷史中已經死去的種子，或對兒童成長有錯誤訊息的種子；要把讀經看成兒童成長的健康的平台，而不是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

主張兒童讀經的人說，要趁兒童記憶力強的時候把經典嵌入他們的腦海中，長大後自然明白個中道理；反對者則認為這豈不把孩子的命呓唤o傳統決定了嗎？這對孩子的前途並不公平。我認為這種討論尚未觸及經典的內涵，而僅在外圍言之，未免無的放矢。我們既然對經的內容有所選取，那就不是語言問題、形式問題，而是義理問題、思想問題、生命問題。古人以經為常道，不免將其語言絕對化、行事方式絕對化，所以很令人懷疑是不是還適用於今日？對兒童提供幫助還是橫添障礙？議論不休。解決這一問題在於分層次，「常道」不是指那些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東西，而是有普遍意義的、古今相通的東西。那是甚麼？那就是人的性情、人的心志、人的修養、人的擔負。如《詩經》、《論語》、《孟子》、《左傳》人物，許多都令人感動。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又說：「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孔子還對伯魚說：「汝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同上）這就是說，文學不是只追求音律之美，還有開啟生命、成長生命之功。古人把這稱為教化，但絕非自外而入，如西方之知識教育，而是情從內發，而得一大感動，進而提升人生。所以孔子又說，人生之路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孔子之教是成長之教、成人之教，但必須從性情之開發始。我認為讀經也一樣，應從此路入，根本不須談甚麼知識性的東西。知識是後起的，你只要建造好這個平台，健康的成長就有保證。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所以我在這十年，提倡性情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方法；這是本，讀經則是外緣的配合。我不敢說有很大成果，但學生日增，連父母也受教。

讀經並不難，但必須先開教育之門。謹以十年來在海內外、港、新、廣東三地教學經驗，為言讀經者諸君一助。

附記：如有可能，我倒想編一套性情教育的教材，以供國內外教育界參攷。

（原刊《法燈》270期， 04年12月19日）

无量

霍韬晦：学问要通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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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6月26日    晶报  


1950年，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抱着为中国文化继绝学、开新命的理想，唐君毅、牟宗三等大家纷纷来到新亚书院任教，新亚书院是中国知识分子民间办学的一个时代象征，“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这首代表着新亚精神的校歌也历代传诵。

不过，随着新亚书院与其他两家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的民间办学的独立性宣告结束。20年后的1982年，当年新亚书院的学生、唐君毅先生的入室弟子霍韬晦教授接过新亚精神的旗帜，在香港成立法住学会，五年后成立法住文化书院，在没有政府和大财团资助的情况下，开讲座、设课程、出书籍。今年，刚好是第25个年头了。

这也是唐先生的愿望

晶报：20多年前，你走出任教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创办法住学会和后来的法住文化书院，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

霍韬晦：（下称霍）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想复活佛教文化，将它交给现代人，但干下去以后我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都面临失落的危险，尤其是无法进行现代阐释，大家对传统文化真正的义理了解不深，而老一代的学者有自己的局限，无法将古代经典赋予生命的感受然后感染他人。

晶报：从你的学术背景而言，对古代诸子百家都很通，你偏爱哪一家？

霍：我出身读中文，后来转读哲学和佛学，那条路初时也是走西方的，成专家；为了读佛学，于是读梵文、西藏文、读许多语言文献。当然我的成长背景、学问的经历也不是单线的只受佛学训练，在我们经历中，尚有许多各种学问都能通透的大师，其实中国文化最理想的境界就是“通”。在中国诸子百家中，我更爱儒家思想。

晶报：待会我们再详谈儒家思想，现在先谈谈是什么让你放弃做专业的学者，而走出校园到民间办学？

霍：当初办法住书院，许多朋友、师长都不赞成，我出版《绝对与圆融》一书后，很多前辈学者都劝我不要浪费时间去办学，在他们看来，那些都是行政人员的事情。我的老朋友饶宗颐教授就说，老弟啊，你去办学可惜了，自己不得益啊。不过在我看来，做学问是儒家的事情，办学同样是，而且同样重要，这方面没有人做，那我就来做。唐君毅先生不知道我后来的工作，如果他知道，我想他也会赞同，因为这也是他的心愿。唐师母后来好几次跟我说，唐先生生前没有完成的心愿，现在看到在你身上逐步完成。因为唐先生很希望除儒家的学校外，还有儒家的书店、旅馆和儒家的生活。不但有儒家的读书人，还有儒家的商人，乃至社会百业都能以儒家学问来成长、滋润，这才显示儒家的生命力存在于这个社会。现在我就是做这个，就是说，学问要活，要通向生命。

晶报：“法住”这个名字是何含义？

霍：“法”就是道理、真理，“住”就是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我希望一切对生命的成长有支持、有启发的文化都得以流传、开发。

晶报：你是当年新亚书院的毕业生，当年新亚书院的氛围是怎样的？你是否准备沿着新亚的路继续下去？

霍：当年新亚书院学术气氛非常好，师生关系很和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在香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艰苦的生活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从没改变，可惜后来这种精神断了。法住希望延续这种新亚精神，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复兴一个新亚精神的问题，而是要复活如何延续整个传统文化。

克服欲望需中国智慧

晶报：你办法住的第一步是做什么？

霍：首先是通过各类的讲座对古代经典进行现代的解读，要让人们的生命有感受，而不是仅仅把古典看作一种抽象的理。

晶报：第二步就是发展出你的性情学，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性情学吗？

霍：西方人走的是理性的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下来都是这条路，也非常有成就。今天实际上我们不是要反对西方，西方的知识我们还是要的，西方理性的文化我们还是要的，但问题是不能一条腿走路，到最后完全工具化了。我们本身生命这个野蛮的东西没有化掉。孔子说，人本来可以不同于野兽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性情，所以你懂得爱护你的孩子，孩子懂得孝顺他的爸爸，这个原来是不用教的，他本身就具有这个可能性，本身具有这种性情的。所以人的成长，人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做一个有精神修养的人，是自我要求，我把这个学问叫做生命成长的学问，它的根据和基础就是性情，那么对性情的发现，对仁的发现，仁义的发现，是孔子的巨大贡献。性情实际就是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我对它进行了现代的阐释。

晶报：之所以要建立性情学，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特别缺乏这个东西，要恢复一些东西？

霍：对，理性本来是西方文化里的指挥棒，但现在沦落变成一个工具了，真正的指挥棒现在是欲望，是内在的贪欲，人生命里面丑恶的东西，野蛮的东西没有化掉。现在每天都在比谁财富最多，我们有财富榜，有名人榜，有成功榜，但是没有说什么人的人格值得我们学习，西方是这样，我们能看到香港也是这样，我们缺乏对人格欣赏的这种文化，缺乏我们对生命成长这个过程的体会的文化。现在的成功人士很多都是只看到自我，而有性情的人首先是看到别人，学会爱人。

晶报：中国文化怎样对待这个内在的贪欲？

霍：用中国的说法是过关，你怎么克服

你的贪心，你怎么克服你的骄傲，你怎么放下你的自我。听起来很简单，实际非常难。它的难度在于首先不是知识的问题，完全是个实践的问题，其次没有任何通用的公式，每个人怎么样克服他的欲望，你的经验跟别人的经验是可以参考，但是如果把它变成个知识的公式，那就不行，没有公式，每个人气质不一样，每个人的才情都不一样，不能照搬。

晶报：那要怎样做？

霍：前面一个过关的人，也就是我们的长辈和老师，这个社会上有好多很好的人，有好多有修养的人，有好多很有道德的人，有好多很守信用的人，有好多很重视我们承诺的人，从小你接触到了，那么你会受很大的影响，而且你就会学习，你就知道怎么做。中国以前讲尊师重道，西方人说要超过老师，知识可以超过老师，但做人不一定，你需要慢慢去体会。

晶报：现在的观点是社会只要有法律去制约就行了。

霍：现代社会重视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很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源头在于人没有对自我的约束。西方的思维是用外在的手段如法律、制度来管理，这种外向的思维是无穷无尽的，到最后，人被折磨得很辛苦。我们要超越这个层次。人对自我的约束才是最关键的。

晶报：所以你的法住书院也不颁发任何证书，去除这种外在约束。

霍：对，我对我的学生讲，我的课未必能够解决吃饭问题，但能够解决生命里的问题，

儿童读经需配合性情

晶报：近年来内地的国学呈现复兴的势头，很多学者现在也通过各种大众媒体讲授国学，你在20多年前已经在做这件事，作为一位先行者，你有什么建议？

霍：我很高兴看到人们对国学重新关注，近代中国100多年，这种局面不多。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从感情上，人们重新对国学好奇，有好感；其二，在理上，人们重新发现国学里面有哲理；其三，这是历史的大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世界重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认为现在复兴国学主要是缺人，要赶快培养人才。我们自以为很了解经典，其实不了解，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急着去把它变成一种商品，这非常不好。

晶报：你对教育学很有研究，对儿童读经也有自己的看法。

霍：对于儿童读经，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先让小孩子把经背熟了，他长大了自然就会受益，台湾的王财贵教授是这种看法，他是我的学生。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大人不应该替孩子做出选择，应该让孩子长大以后自己做决定。这两种态度，我都不赞成。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必须配合小孩的性情读经，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晶报：香港回归10年了，你跟内地的联系是否增多，是否有打算去办教育事业？

霍：其实香港回归后不久，我就回到广东省罗定市开办了第一间学校“喜耀粤西学校”，并且把我的性情教育也带了过去。刚开始，家长们都很担心，老讲性情会不会不懂考试啊，无法升学啊，现在家长们都放心了，喜耀粤西学校现在成为当地成绩最好的学校之一。在教育过程中，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他偷东西、打架，我们要更加关怀他，帮助他改正，孔子说：“有教无类”，我就是这样去做的。

晶报：您未来十年的打算是什么？

霍：希望能够继续把法住的事业推广，我的理想不是办一所大学，这样志气就不够了，我的理想是复活传统。

人物档案

霍韬晦，当代佛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梵文学者、性情文化倡导者。

他受业于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哲学大师，并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佛学、中西哲学超过二十年，一九八二年创立佛教法住学会，一九八七年创立法住文化书院，全力推动佛教思想之现代化，并开发儒学，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声誉卓著。近年来，霍氏更致力提倡“后大学”理念，推行社会性之文化教育、家庭教育，与修身养性之生命成长教育，成效显著；又主持多项禅修课程，口碑遐迩。

霍韬晦现任佛教法住学会会长、法住文化书院院长，并为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之客座教授，亦为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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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财贵教授所提倡的“先读起来”也并没有不说性情的重要啊，霍教授所提的只是一件事情的另一面。

文章看下来，还是不太明白这个性情教育到底是什么。

而且，性情的养成，其实父母应该担起更大的责任。如果专靠学校来培养性情，好像有点越俎代庖。当然我本来就不太赞成全日制全封闭的学校。欧洲那些寄宿制的贵族学校，另有传统，先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