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入园时对老师行磕头礼？

arima

前两天看新闻频道白岩松的新闻周刊，讲到广东的某幼儿园，孩子入园时的一个仪式，就是老师坐着，面前放几个垫子，孩子跪在垫子上向老师磕头。老师那面墙上好像挂着孔子像也不知是哪个人像画。

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呢？

ngy

看过新闻，感觉不是很好。
老师接受的时候都觉得不自然。
如果是入园后，接受了古礼教育，再顺其自然地，可能会好些。

天涯在小楼

古代拜师礼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接受了这一拜，责任就重大，“父”是好当的吗。所以三字经里也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作为老师责任重大啊，这个孩子一生是喜是悲就系于你身上了，做老师的要付出多大的心血，你知道吗？

幼儿园的老师担得起这个重担吗？你能为孩子的一生负责吗？不能的话，就不可以随便接受人家的跪拜，折寿的。

所以话分两头，行礼很容易，受礼才最难。

[ 本帖最后由 天涯在小楼 于 2008-9-19 14:19 编辑 ]

arima

尊师重道，本事是很不错的。不过，我心里总隐隐觉得，我们中国孩子在思想上受的禁锢有点多了。就讲一个“孝”吧，弟子规、三字经，包括论语，有些要求，真的纯粹是从父母角度来讲。孩子能做到么？如果做不到，对这些经典他还能尊重么？反过来，如果做到了，真的就好么？父母就一定权威么？对待权威我们的孩子的敬畏之心还少么？跟西方孩子比比，这方面我们有时候也得小小得反思一下啊。
唉，所以有时候真矛盾

天涯在小楼

弟子規和論語有本質的不同，還有，這些都不是要求孩子的，是要求每個人的，主要是要求成人，所謂成人，就是有自覺能力。

如果一個孩子隻是“守規矩”的人，而沒有心靈的涵養，他長大後可能用規矩來作惡。

敬畏權威，就是因為沒有經典的涵養。“當仁，不讓于師”“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經典並沒有要人盲從啊。但如果是真應當敬畏的，如天道，當然也要有敬畏之心，西方人也敬畏上帝不是嗎。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我們要把一個孩子培養成智者、仁者、勇者，這樣他才能立定自己，才能分辨是非，才知道什么時候該守規矩，而什么時候該發煌創造。

如果我們自己不明白，有矛盾，那是因為我們的心靈已經閉塞了，已經不會思攷了，或者說，從小就太缺乏涵養了，所以想不通，糊塗。我們該做的，是不要再讓我們的下一代也如此糊塗，如此不明不白。

所以才讓孩子讀經，因為它之所以稱為經典，因為它是普適的永恆的每個人都應該這樣想的，而這些東西，必須從小涵養在心靈里，而不是要他馬上應用出來，所以讀經不強調講解，因為如果那是永恆的人人心裏本來就有的東西，他隨着長大自己就慢慢體會領悟，所謂涵養，就是保住一個人天性中的靈明不使其汚染。

教育，不是要把一個孩子教得更聰明更有道德，而是要保住他本來就有的聰明和德性。

弟子規、三字經算不上經典，隻算是童蒙教材。

[ 本帖最后由 天涯在小楼 于 2008-9-20 20:30 编辑 ]

keerma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

arima

如果我們自己不明白，有矛盾，那是因為我們的心靈已經閉塞了，已經不會思攷了，或者說，從小就太缺乏涵養了，所以想不通，糊塗。我們該做的，是不要再讓我們的下一代也如此糊塗，如此不明不白。


不怕您笑话，我确实有矛盾，有些地方不明白。也许确实心灵已经闭塞糊涂了吧。所以才在这里讨论。
因为看到很多家长读经从弟子规、三字经开始，并且有要求孩子执行（因里面本来就很多像行为规则的东西），所以会提到弟子规三字经。

就说最论语吧，这个总算是经典没有人反驳吧？作为经典，论语自然是伟大的，这一点没人能反驳，里面闪烁的东西不论年纪多大读来都是值得品味尊敬的。但不能说它就没有一点点不应让人怀疑或不认同的地方吧？还比如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为什么子道一定要遵循父道呢？再如孔子作为老师，用“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这样的话当众指责学生，是不是也值得推崇呢？再说“犯上”，如果没有犯上，有历朝更新，有新中国么？凭什么一定要“食不言，寝不语”？这些规矩合理么？等等等，我都有矛盾。

所以，我觉得，论语等我国古代其他一些经典的产生，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思想意识比较自由、多极化的一些产物，它们代表的是当时的一些思潮，在当代我们读这些经典，可以为知识、为修养，但是如果把他们作为宗教似的东西“是普適的永恆的每個人都應該這樣想的”，那我是不能认同的。尤其是孩子。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灵性是尊贵的，经典当然可以涵养他们的心灵，但是不是靠那经典当“永恒真理”来对待，它只是一种文化涵养，不足以支撑孩子完全的心灵。

现在，大家已经比较普遍地认同，创造力是孩子未来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创造力也是灵性不受破坏的一个重要表现。经典里面，一些礼数、规矩，我们是没有必要拿来涵养心灵的。

天涯在小楼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为什么子道一定要遵循父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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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道是不是一定要遵循父道暂不论，但这句话仔细体味，其实并看不齣“子道一定要遵循父道”的观点。“三年”是一个限定词，孔子并没有说“永不可改父之道”。

另，“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也就是说，父之道不一定是错的，只是可能有可改进或转圜的地方。

举个例子，父亲开了一个店铺，经营布匹，生意很好，儿子却喜欢经营古玩，想着把这个店铺改头换面。其实究竟经营布匹还是古玩，没有本质上的对错，只要是正当经营都符合“道”。

我们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这个布匹店里，有父亲在时的老员工，老主顾，老货源，一旦终止经营，可能要辞退老员工，影响布匹批发商的生意，而老主顾可能也一时不习惯，这些不应该好好思量一下吗。更何况，你焉知道自己马上经营古玩就一定适合呢，是不是需要再进行考察，而一下子接受一个家传的店铺，是不是要和父亲在时的合作伙伴相磨合，是不是要有很长的学习期，等等。

再有，如果父亲刚刚去世，就把他一生辛辛苦苦经营的店铺全部都推翻重来，这是一个儿子做得出来的事吗，将心比心，其实经典里面的话都在我们自己心里，每个人都知道的。

所以，给这个儿子三年的时间，让他好好做一番善后，好好做一番计量，“道”与“道”之间，不要做那么大的急转弯，而让它平静的、缓缓的、自然的、皆大欢喜的去转变，不好吗？这不是对父亲，对逝者应有的尊重，这不是孝吗？

也许有人说，三年太久了，有三年时间，连锁店都开十几家了。

呵呵，希望大家不要那么严肃，那么紧张，如果这个儿子能力强，游刃有余，两年行不行呢，古人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处理事情可能比较慢，现代人也许可以加速，一年行不行呢。只要抱着一颗“孝”心，只要你做事心安理得，我想孔子他老人家不会责备你的。

孔子为什么老批评宰予，他老批评宰予，怎么宰予还老跟着他。孔子也批评子路啊“暴虎冯河”，也批评子贡“汝器也”，连颜回都批评呢“回也非助我者也”，批评最厉害的是冉有“可鸣鼓而攻之”，可是这些学生为什么还是死心塌地跟着孔子呢，子贡说“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 不得其门而入...”。

孔子也赞扬人呢，宰予还是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的状元哩。

当孔子说“朽木...粪土...”的时候，他是严厉苛责的语气吗，还是惋惜自责的？这段的最重要在后面一句啊“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可见，宰我以前大概是花言巧语说他自己怎么怎么用功，不会在白天睡觉云云，他言语科考第一的啊。孔夫子很可爱，宰我也很可爱的，我们走入他们的世界，身临其境的时候，就觉得那种师生的关系啊，真美好呢。

“犯”其实不是个好字，“犯规”“冒犯”，是违反、冲突的意思。子曰“谏有五，吾从其讽”，就是说有五种进谏的方式，孔子更加欣赏其中的“讽谏”，什么是讽谏，我们都知道“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通过很智慧很巧妙的方式让君王明白自己的过失，从而改正。所以啊，与其“犯上”不如“讽上”。直言不讳是会伤人的，要做有智慧的人啊。我们现代人，在生活中真的愿意“直言犯上”吗，冲进办公室指责上司你這里那里做错了？这可能吗？当面斥责父母你这里那里不对了，这可能吗？

其实你可能想说的不是“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而是“事父母几谏...”，说实话，这句话仔细想想很有道理的，有父母有儿女，我觉得很好体会。今天说太多了，下午有事，就不多说了。

关于“食不言，寝不语”，没有时间详细说了，摘录一个报道，做个注脚吧。（又，这些都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我只是觉得读圣人之言应该好好去体味，尤其是，体味里面好的意思。说句玩笑话，我个人比较欣赏子贡，他能够那样敬服孔子，我选择相信他。）

食不语，寝不言有益健康

《长城在线》 2006-10-24 10:00:58

湖南中医学院活血化淤室主任 李文海


　　“食不语，寝不言”是我国的老话，可别看它老，却很有道理。

　　所谓“食不语”就是要求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交谈。其一，吃饭说话会影响消化。因为进食后，身体需要调动更多的血液流向消化系统的不同部位，以便使肠道获得更多的能量去分解、消化、吸收食物。吃饭时谈话,会使本该流向胃的血液流向了脑，就会影响胃的消化功能。此外，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还会分散吃饭的注意力，影响咀嚼和消化液的分泌，食物未嚼烂，又不能拌入足够的消化液，必然会增加胃的负担。而且说话延长了吃饭时间，饭菜凉了对胃也是不良刺激。

　　其二，吃饭时说话，还可能会引起呛噎。因为咽喉部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通道，向上可通鼻腔、口腔，向下后可通食道，向前则可通气管。吞咽食物时，为了保证食物通路的顺畅，吞咽反射会进行一系列的复杂动作。一是小舌头上抬，正好盖住鼻腔后部，防止食物进入鼻腔；二是咽部一些小肌肉收缩，防止食物往前流入口腔或误入“耳咽管”。三是喉头上提，使会厌软骨盖住气管。这样，四通八达的咽喉就只剩下食道，保证了食物能乖乖沿食管进入胃。而如果吃饭时说话、大声吵嚷或哈哈大笑，都可能干扰到这一过程，使食物误入“歧途”，进入鼻腔或气管，引发咳嗽等问题。

　　“寝不言”的道理就很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导致失眠多梦，影响睡眠质量。▲

    《生命时报》 (2006-10-24 第15版)

2006年10月24日09:15

( 稿件来源: 人民网―《生命时报》 )( 编辑: 王翠霞 )

天涯在小楼

创造力是孩子未来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创造力也是灵性不受破坏的一个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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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中国人更有创造力还是现代中国人更有创造力呢，呵呵，不要只用有没有产生现代科技来衡量，那个原因很多的，我以前有篇拙作，给一个杂志写的，没什么学术性，随便乱说的，贴出來娱乐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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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西文明的交流，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很多奥秘都集中在一张地图上。地理位置和环境，决定了一个地区乃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并非虚言。要知道，古代发达的文明几乎都产生在同一相当的纬度上，而中国则被天然的高山大洋给包裹得严严实实，于是几乎是独立的发展出来一种独特文明，伟大的中亚人一直游走在东西方之间，传递着不同文明的火花。仰仗着开阔的地势，欧洲这个后起之秀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的优秀成果，终于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站在了历史的巅峰，直至今天。
        
西“科” +中“技” =现代“科技”？   文/天涯在小楼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成了今天的写法，其本意是“知识”“学问”。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便在中国广泛运用。
        所以，“科学”说到底是一个外来词汇，也难怪有人说中国自古无科学了。在很多人心目中，传统的中华文化似乎缺乏对科学的应用，可是西方人却不这么认为。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引言中，英国人加文·孟席斯这样写到：“我想得越多，就变得越有兴趣。那些高明的水手是谁呢？他们发现了新的陆地和海洋，又将之绘到海图上，却没留下任何线索，比那些谜一般的地图更为神奇……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才能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中航行。当时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的财力、科学知识、船只和航海经验，能够开展如此宏伟壮丽的发现之旅——那就是中国。”
        时至今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依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1954年剑桥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使全世界深信——中国科学技术曾在很长时间内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李约瑟甚至动情的在其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不过，当李约瑟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的时候，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发现逻辑学上的三段论。现在，这一令人费解的问题被人们称为“李约瑟之谜”。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话，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说：“这三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中国曾经改变世界，但那是中国的技术和发明改变世界，而非系统的科学理论。有无数人试图揭开“李约瑟之谜”，从来是众说纷纭，无法定论。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每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有其伟大和局限性，时空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把东方和西方结合起来，他们每一方都需要出一份力，才能使人类持续发展下去。
        
        早熟的世界
        
        伟大的毕达哥拉斯诞生于约西元前580年的希腊小岛上，传说他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以后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经过万水千山来到巴比伦、印度和埃及，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甚至中国文明的丰富营养，大约在公元前530年又返回萨摩斯岛。后来迁居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通，创建了自己的学派，一边从事教育，一边从事数学研究。
        毕达哥拉斯宣称数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用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他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勾股定理。虽然中国的《周髀算经》上早就有勾三股四弦五的记载，但最早的证明显然要归功于毕达哥拉斯，尤其是他的整个思维系统，是值得推崇的。
        几何学真正形成系统，是从西元前330年诞生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开始的，他创作的《几何原本》主要内容，直到今天还是小学生的必修课。
        又一百多年后，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了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这至少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古希腊人老早就有了地球的概念。阿基米德还是发现浮力定律的人，后来在中国有一个叫曹冲的小朋友也曾运用这种理论称出了大象的重量，不过他只是运用了这个手段，并没有把过程论证出来，这恐怕就是古中国与古希腊对待科学上的差别。
        与此同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一个叫公输般的匠人可以制造出在天上飞三天三夜的木鸟，可见对于机械工艺的掌握，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他的真实性，然而事实是，这种技术并没有很好的流传下来。
        后来在秦始皇的陵寝里，又有许多惊异的发现，比如出土的铜铸箭簇，其三棱弧度的精确度可以最大程度抵消的空气阻力，而且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据说尺寸误差经统计，外径公差小于0.05毫米，这在今天也只有最先进的机床才能办到。还有一项考古发现也和秦朝有关，就是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如果推断无误，秦朝拥有一条铁路来运送物资，这也合理的解释了史书上说的“车同轨”，那条路到今天为止还平坦得寸草不生。几乎同样的现象发生在越国的古墓里，一柄越王古剑在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依旧光崭如新、吹发可断，但是没有人能够研究出它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在上古传说中，铸剑师用自己的生命去祭剑，使之长生，这是绝对浪漫的情节，不过无助于人类科技的向前发展。
        秦朝的科技成果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也最辉煌的一段，不过很可惜，秦传不到二代就亡了，《道德经》说得好：“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然乎？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段话大概是对秦亡的一个合理解释，他认为，技术太过先进了未必是好事，也许会加速国家灭亡。这段话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人类过度竭取能源和滥用科技，已经引起各国专家的重视，引导世界潮流的美国甚至毫不掩饰其恐慌，每年都会奉上关于世界末日的灾难片来提醒人们适可而止。
        话说回来，希腊科学的早熟使得欧洲陷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不过他们的科学家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中国科学的早熟却促使他走上了另一条路，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称其为“生命的学问”，即是由一种向外的关照转而相内。从此东方和西方，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不过，任何地方都有好奇和敢于探索的人，中国亦不例外。
        
        四大发明之外
        
        一个名叫坦普尔的美国记者在李约瑟80多岁时采访他，李约瑟对这位记者说，“你采访我，不如去读我的书。”坦普尔读完《中国科学技术史》，竟被深深迷住了。他开始作为李约瑟博士的弟子，于1986年写完了《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这本旨在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坦普尔为了能够“比我的老师记录下更多的中国古代发明”，采用阿拉伯数字列序，共收集了100项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中国发明。
        不管怎么说，西方人的实证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自古以来在科技这条道路上，中国人一直所欠缺的。不过，看古人的发明创造，以及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也着实有趣。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最先放风筝。有一个故事说一名将军包围了王宫，利用风筝测量宫墙与己方军队的距离。风筝还可用于送砖上屋或在风筝尾部系上鱼钩钓鱼。公元1600年，东方的风筝（菱形）由荷兰人传到了欧洲。19世纪英国发明家克雷由风筝产生灵感而发明滑翔机。德克萨斯州演员科迪“上尉”，曾利用风筝拖动折叠式小艇，横渡英伦海峡；1901年再接再励，乘坐双箱形风筝飞行，使英国陆军部大感兴趣。不久，飞机取代了军用风筝，而科迪“上尉”也在1913年驾驶他的新双翼飞机时失事遇难。
        中华杂技自古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法国科学家孟高尔费(1740年～1810年)在发明降落伞前，就是由朋友介绍了东亚杂技演员运用雨伞作“走索”表演的防护道具而受到启示的。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马胸带换具。而西方在公元8世纪换马的惟一手段是“项前肚带换具”。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方法，因为皮带勒在喉部，意味着马一旦使出最大力气就会立即窒息死亡。我国发明的马胸带换具克服了这一缺点。这项发明后来通过中亚传到了欧洲。欧洲考古学家在公元7至10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胸带换具遗物。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立体地图。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就记过了一张公元前210年绘制的秦始皇墓地图。公元32年将军马援讲到的军事立体地图，河谷山脉的模型是用糯米制作的。此外，还出现了木刻的立体地形图，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述了这种地图。1130年黄裳也制作了一张木刻立体地图。此图后来引了哲学家朱熹的兴趣，他千方百计地收集木刻地形图，以便进行研究。他自己也有时用粘土，有时用木刻制作立体地形图。黄裳在一部《鹤林玉露》里，还讲述了朱熹制作的一幅地形图的情况：“（朱熹）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榫镶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可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
        很可能立体地形图的制作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到了欧洲。1510年，保罗·多克斯制作了欧洲最早的地形图，绘出了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的邻近地区。阿拉伯人伊贝·巴蒂塔（公元1304―1377年）叙述了他在直布罗陀看到一张立体地形图。中国以外的国家有关立体地形图的记载没有比这更早了。
        我国在1400多年前就有了竹蜻蜓玩具。它用竹片削成，叶片像螺旋桨，中间插一根竹竿，用力一搓竹竿，叶片就会升起来，远看像一只蜻蜓。明朝，竹蜻蜓传到法国，并且在法国科学院进行了表演。由于竹蜻蜓的叶片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所以当时称它为“中国陀螺”。飞机发明者——美国莱特兄弟小时候就玩过竹蜻蜓，而真正的直升机是1940年才发明出来的。
        走马灯又叫“马骑灯”，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走马灯的发明，启示了现代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发明。在《清稗类钞》一书中就提到，“咸丰时，西人某来华，见走马灯而异之，购一具以归，遂因此发明空气涨缩转动机械原理”。这种空气涨缩转动机即现代喷气式飞机用的涡轮发动机，它的出现引发了航空史上的一场革命。
        这些，只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发明中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是被直接拿来应用。如船尾舵、马蹬、风帆和水磨，乃至于活塞风箱、手摇曲柄、平衡环、链条传动、机械钟表装置、永明灯，甚至独轮车这种看似毫无创意，其实有着重大意义的物事。
        最有意思的是，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东周时期，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古代机器人。到了唐代，机器人发展到鼎盛，更为精巧神奇。唐人张骛在《朝野全载》中说：洛州的殷文亮曾经当过县令，性格聪巧，喜好饮酒。他刻制了一个木机器人并且给它穿上用绫罗绸缎做成的衣服，让这个机器人当女招待。这个“女招待”酌酒行觞，总是彬彬有礼。还有杭州一个叫杨务廉的工匠，研制了一个僧人模样的机器人，它手端化缘铜钵，能学和尚化缘，等到钵中钱满，就自动收起钱，并且还会向施主躬身行礼，杭州城中市民争着向此钵中投钱，来观看这种奇妙的表演。还有柳州史王据，研制了一个类似水獭的机器人，如果在这个机器人的口中放上鱼饵，并安有发动的部件，用石头缒着它就能沉入水中了。当鱼吃了鱼饵之后，这个部件就发动了，石头就从它的口中掉到水中，当它的口合起来时，它衔在口中的鱼就跑不了了，就从水中浮到水面。这是世界上最早用于生产的机器人。

        文艺复兴的西学东渐
        
        公元后15世纪后，人类智慧在西方开始勃发，古典的复兴时代到来了，所有的数学、物理学、世界观的革新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础。
        这个人类大变革的时期，全世界文化交流荟萃的鼎盛时期，恰好是中国的明朝。东西方的较量刚刚开始。
        16世纪下半叶, 即明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决定用近代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来渗透入这个文化势力太强的国家。意大利人利玛窦1582 年来到中国，他见到中国的士大夫徐光启后，两个人一拍即合。
        徐光启从万历末年起，经过天启、崇祯各朝，曾作到文渊阁大学士的官职（相当于宰相）。他精通天文历法，是明末改历的主要主持人。对农学也颇有研究，曾根据前人所著各种农书，附以自己的见解，编写了著名的《农政全书》。
        公元1600年，他在南京和利玛窦相识，以后两人又长期同住北京。他们二人共译《几何原本》一书，由于是最早自拉丁文译来的数学著作，许多译名都从无到有，毫无疑问，这是需要精细研究煞费苦心的。这个译本中的许多译名都十分恰当，不但在我国一直沿用至今，并且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各国。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
        《几何原本》有严整的逻辑体系，其叙述方式和中国传统的《九章算术》完全不同。徐光启对《几何原本》区别于中国传统数学的这种特点，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他还充分认识到几何学的重要意义，说“窃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还有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他曾经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不仅如此，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并在1639年，他才28岁时，完成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
        除此之外，西方的历法、光学、计算工具、机械技术以及火炮，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的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虽然在科学理论上落后于西方，但在思想开放程度上，是与世界同步乃至于超前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人一定也会将西方的科学系统很好的融会贯通，然而一次特殊的改朝换代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向后拖了二百多年。
        西元1642，牛顿诞生，1644年，满清入关。曾有历史学家将这两个中西方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毫无关联的事情相并列，以此说明，西方迎来科技史上重要人物的时刻，古老的东方无可救药的沉沦了。终清一代，中国没有一项影响世界的发明，而直到清末民族危亡的关头，才终于有人将徐光启没有翻译完的《几何原本》完成。不过，相比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这短短的二百多年也就算不了什么，造物主总是要给他的子民降临各种各样的考验。

    事实上，科学与技术，东方与西方，相距并不遥远，虽然经历过近代的科技落后，可用不了几十年的工夫，中国的科技水平就已经另世界刮目相看了。这样看起来，科学技术的源头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愿不愿敞开心扉去接受新鲜的、未知的、革命性的一切…

arima

呵呵，天涯小楼，你的认真态度真令我敬佩。我以前上论坛常常潜水，有些想法也懒得花力气说出来，看到你这么认真地讨论，耐心的解释自己的观点，确实打心眼里佩服。

首先我没有反驳经典的意思。我是个准妈妈，事实上我孕期胎教内容并不多，也就是听古典音乐，还有就是朗诵论语。我认为论语是我国文化的一个瑰宝，我读论语事实上主要是给自己读，同时希望孩子能够从小浸染在比较浓郁的文化氛围里。以前我也每天读一读英语，后来偷懒，省了英语就留下论语。

我只是不打算像很多读经家庭那样，把经典作为教育孩子的根本或是全部或是那么那么神忽的事。我还是认为经典很好，但是也有其局限性。成人读经，怎么读都不为过，不过孩子，正是可塑性很强的时候，我不希望我自己用很多规矩限定他。尤其不准备用像弟子规三字经里面那些内容培养一个中规中矩、人见人夸、乖的不得了的孩子。

我自己是在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传统家庭里长大的，我老公呢，相反，在一个没有什么规矩的家庭里自由自在长大的。以前他的很多作为或脾气我看不惯。但是我越来越体会到他其实比我有灵性的多。当然这跟读不读经没什么关系好像，我只是自我认识到应该多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保护孩子自由探索的愿望和能力。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平等地对待孩子。不能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姿态，但在我国文化的传统里面，这种平等是很难体现的。

当然，每个人对于经典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注解。这无关乎经典本身，更多和父母本身的认识有关。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管怎么解释也不能改变这句话的根本含义。

食不言，寝不语，有益于健康这个我相信。但是现在家庭里交流沟通的时间太少了，饭桌上互相沟通沟通没什么不好。睡前给孩子讲讲故事，也没啥不对。而且，对于小孩子来说，天性好动，非得限制他不动不说，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