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凤凰卫视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读经的新意义（第四第五楼更新）

mayavati

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读经的新意义


   2004年12月03日 13:29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主持人：在上一个星期的《世纪大讲堂》，郭齐家教授讲了“少儿读经与中国的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他大声疾呼,在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间，一定要让我 们的后一代重新“读经”，重新熟悉我们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甚至作为命脉的那些“经典”。那么郭教授的这样一种呼吁，其实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一种忧虑，而且可以说代表很多很多人心里头的一种忧思，因此恢复国学，包括在学校里头恢复国学教育，也开始有人一直在实践。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就有过国学班。那么 2002年的时候，武汉大学也开了第一届国学班。今年的四月在我们北京，就有一群家长牵着他们少不更事的幼儿进了国学班，在那里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一边读这些经，一边孩子们说：妈妈我要撒尿，爸爸我要回家。然后把家长们都乐翻了天。面对这样一种情况，现在媒体也在讨论，就是国学到底能不能弥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这一种缺失和这样一种缝隙。那么拯救国学，能不能够拯救中华文明。所有这些问题，好像看下来已经有点太大，但是它的的确确变成我们今天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一个文化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他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今天给我们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主持人：胡教授过去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其实我也拜读过不少。因为我觉得胡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诗心，就是我们在中国传统文明中间，一直贯穿下了一种用诗意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这样一种东西。他有很多很独特的一些研究，我想就是，您个人从小就喜欢诗吗？



胡晓明：对，大概是，原来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些古诗，唐诗。



主持人：那您小时候，发蒙的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之前，你家庭有没有那种环境，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别的家长，有没有逼你去背过什么千家诗，或者读没有读过《论语》和《大学》这些东西。


胡晓明：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没有，这套蒙学的传统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蒙学传统。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就像一个摇滚歌手说的那个话一样的，“红旗下的蛋。”所以的话，就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的教育。但是呢，我比较有幸的是，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国文教师，她就会告诉我中国的经典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话。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我那时候很小，十岁左右，她就会告诉我就是说《论语》当中说的，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样一个话。那时候我听了这些，我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它含义很深。你像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我就觉得很受用，对这样的经典的话很受用。



主持人：因为你主要接触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唐诗的研究很多，是吧？如果按广义的角度来说的话，像唐诗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讲国学中间，也叫做是一种“经典”呢？


胡晓明：对，应该说广义的“读经”的话，应该把这些东西包括在内。应该说包括了在“四书五经”之外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以及唐诗、宋词这些重要的中国国学的“经典”，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经典”。



主持人：我注意到就是您从文学的，古典文学的研究，后来慢慢地就是更多地关注一些文化的一些大的话题。比如说对于国学的这样一种讨论，甚至包括于像马加爵的这个事件。


胡晓明：好像是我讲一个观点，就是马加爵从小到大的语文成绩一直不好，这个是他的成长当中一个缺憾，一个缺陷。



主持人：就是人文教育。

胡晓明：人文教育。



主持人：语文成绩不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文教育方面不够。

胡晓明：对对，作文一直不好，他从小都写不好作文，但是数字思维非常好，我发现这样一个很值得去思想的问题以后，很多学教育的人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失去了传统的国文教育所担当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主持人：就专门的变成了一个……

胡晓明：工具化了。



主持人：工具化了，以识字为主了。

胡晓明：对，工具化了，应试教育。



主持人：应试教育，对。好，那么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胡晓明教授给我们讲演，他讲演的题目是“读经的新意义”。





读经的新意义



胡晓明：同学们好，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一直是，刚才鲁湘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我关心的，从中文系的角度来关心的一个题目。实际上中文系也好，在旧的传统当中的中文系，不是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的一个训练、一个教育。它包含着中国的、所谓的，经、史、子、集都在中文系的范围当中。所以“经”学的内容呢，在大陆上应该是放到中文系，而不是放到哲学系。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比较多地学苏联的，所以纯文学的这种趋向比较厉害，所以“经学”在中文系已经失传了。那么我今天讲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就是说“关于读经的新意义”，新在什么地方呢？我有两个结论。第一条，“读经”是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一个回应。这是我的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读经”是对现代价值的一个和解。那么在讲这两个观点之前，我就想把关于什么是“经”，跟一般的教科书不太相同的观点，我就要做一点简单的澄清。


   “经”是什么？有两个老先生，这两个老先生都是我们经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老先生，一个叫章学诚先生，一个叫章太炎先生。清代的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今天看来对的，但是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六经皆史”的一个，在思想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把“经”下降成为一种史实。实际上“经”不是价值中立的，“经”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那么另外一个章先生，就是章太炎先生，他对“经”有一个说法，他说“经”是什么呢？“经”无非就是一根绳子。最早的古书是竹简，怎么样把竹简连在一起，不 是散乱的？因为古代的那些书生都要把它背在背上，就有一根绳子把它捆起来。久而久之呢，这个就变成了“经”，一捆一捆的书。这个话对不对呢？当然从书籍的历史来说，最早的“经”就是起源于那根绳子。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有一个现象，最早的语言的起源不是它最重要的含义，往往一个词，一个词语往往有很多、很多含义。



胡晓明：“经”为什么说不是一根绳子？简单地说，古代的时候“四书五经”的那个载体，实际上还有其它的一些语言，比方说“方”，一个方板的“方”，还有 “策”。文武之道载在“方策”。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为什么不叫“四书五策”？对不对？为什么叫“四书五经”？“方”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毕业的“业”，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字的这个毕业的“业”，就是那个“方”，“方”是什么呢？“方”就是大黑板。因为古代的教师不可能拿一个竹简，竹简上字虽然很大，但是不可能拿一个竹简来说，只能在“方”上说。所以说授业、授业，就是讲的是授黑板上的字。那为什么不叫“四书五方”，“四书五策”，就是因为“经”除了它最早的这根绳子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很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经”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书”、“最基本的书”，这是古代的这个“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为什么它 叫“最重要的书”和“最基本的书”呢，因为它是靠这根绳子把这些重要的书捆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丛书”一样的。比方“四书五经”，“诗、书、礼、乐、 易、春秋”把它扎在一起，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经”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要”，重要的“要”。


胡晓明：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常”，常道的“常”，“经者常也，经者要也。”那么这样一个含义呢，就是汉代人对“经”的最重要的解释。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书”。我们今天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载体，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前面两个章先生的说法都不全对，我们应该这样地来了解我们的“经”。



那么我刚才说教科书上对“经”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束缚广大人民的、压迫的一个工具，这是对“经”的一个利用，但是它不是“经”的基本含义。如果回到中国文化当中的“经”的真实的含义来说，“经”是中国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书”，最基本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这是我要纠正的一个，当然也不是我个人 的观点，而是学术界近几年来，大概十几年来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对什么是“经”，有一个新的叙事。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读经”并不是一种复辟、复古和倒退和蒙昧。这是一个新的，这也是对过去的观点的一个重新叙事。“读经”我简单地归纳一下，人类的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的“读经”。所以这个“读经”的运动，并不是我们今天才开始有，而是从人类历史上一直就有的。


胡晓明：简单地说第一次“读经”的运动，就是先秦时代。那是面对着一种诸侯兼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饿殍遍野，这样的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人心、道义都丧失了它的正当性，这是春秋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那样一个时代。“读经”是对那样一个时代的回应。这个“经”不是孔子、孟子创造的，注意，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五经”是在孔子之前就有的。“五经”是中国的三代的文献，夏、商、周三代的文献，是中国文化的古往相承的这样一个价值。孔子只是整理了“五经”，孔子只是做了“六经”当中的一“经”就是《春秋》。所以说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对“经”的“读经”运动，就是说创造了一个儒家这样一个共同体，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任务，就是以“道”为关怀，以“读经”为他的思想的训练和思想的承担。这是第一次的 “读经”运动，并不是一个贵族的、一个风雅的或者说是一个学院派的一件事情。



胡晓明：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始皇之后的两汉。两汉的“读经”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运动。因为两汉的“读经”运动是对什么样东西的一个回应呢？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是对秦始皇的暴力文化的回应。西汉的“读经”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东汉的“读经”运动呢，我们知道东汉的儒生，东汉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名教”，“名教”为什么发明出来呢？他就想用“名教”这样一个东西，凌驾于皇权之上，凌驾于官爵之上，凌驾于权力之上，用知识的权力去压倒其它的权力。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用顾炎武的话来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有一种道义关怀，有一种天下关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时代。



那么两宋的时代，就是北宋、南宋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读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就是隋唐文化叫做“佛化的时代”。整个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整个唐代的知识分子、六朝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都被佛教的文化所俘虏，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他的文化的主体，被西方来的佛教文化完全俘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读经”运动，就是两宋的理学。两宋理学就发现了天地间原来最珍贵的东西，原来这个东西叫“道理”，它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尊崇这个东西，崇尚这个东西，重新来获取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地盘和文化的地盘。



胡晓明：我今天讲的东西，是近几年、近十年以来的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叙事，对中国的经学史的一个新的叙事，至少有这样简单的、这样几个大的段落。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是“人类历史上的读经运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运动是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你们要是了解的话，你们都学外语的，你们会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甚至有些商贩，从侠客马可波罗那个时代等等，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发现了东海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反对宗教，中国的人道的、人生的、人性的文化。所以说中国的儒家的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只能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当中，就曾经把儒家的经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的法国的《人权宣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胡晓明：这就说明了“读经”并不是复古、并不是蒙昧、并不是倒退。每一个时代的“读经”，都是对他那个时代的回应，对他那个时代的重新的一个推动。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对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的“读经”，并不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一个复兴东方文化这样的宏大的口号，或者振兴华夏民族的这种东西。不是一个这样的宏大的和形式主义的口号，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回应。那么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的回应，具体来说是对什么样的东西的 回应呢？我想至少是对两个东西的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的一个回应。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型时代，这个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人文的危机。简单地说，这个中国的人文危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它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道义的危机、公正的危机以及合法性的丧失。

胡晓明：讲一个比较大的例子的话，就是现在正在讨论得非常热火的关于国有企业的生存的问题。是不是有些部分的企业家，通过一种假装的市场经济的手段，去侵吞中国的国有资产，像这样大的问题，都是中国所面临的道义的危机。还有像中国的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这样、那样的诚信、道德的丧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面临的人文的危机。所以我想“读经”，至少能够对这样的时代的危机产生一点回应的作用。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世界的文明的危机，这也是很大的危机。简单地说西方的强权政治和来自西方，来自也是外面的当代世界的宗教的冲突、文明的冲突，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危机。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和平崛起，那么和平崛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面的“读经”，一定是这样对世界的文明的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回应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个“读经”，广义的“读经”放在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去看，实际上它有这样一种脉络的意义。



西方的人文危机，不仅仅是表现在这样一个很大的政治、军事的冲突上面，而且它表现在西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一些危机上。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上世纪末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可能中国人也知道的，就是有一种新的，发明了一种新的药叫“百忧解”，“百忧解”这个药据说吃了以后，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勇气，改善，甚至久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可以改写人性的图景。这个药它的基础，它的科学基础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医学发现，就是对人的身上，影响人的情绪发展的一种物质，叫做血清素的发现。由于发现了人体当中的血清素是导致人的情绪的很重要的一个物质，所以就以此为原理生产出一种药叫“百忧解”。据说这个药已经到中国来，而且很贵。比方说哪个同学去应聘工作，应试的时候感觉到今天情绪特别不好，然后你吃了一片这个“百忧解”之后，你就可以想像到自己，可以想像自己就像鲁湘先生一样的，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充满了朝气、活力。



主持人：屡败屡战。



胡晓明：屡败屡战，所以这个药是非常的灵验。那么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莎士比亚还要不要？耶稣、基督还要不要？孔子还要不要？孟子还要不要？因为人类几千年来的人性，获得他的道德勇气，获得他的尊严，获得他的生命和人性的生命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人类的几千年的经典文化。但是现在好了，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药品，对不对？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金钱去买到，而且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买多少算多少，不产生任何的副作用。于是还要不要人文主义？还要不要人文文化？莎士比亚的戏剧还要不要？这个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胡晓明：有一个很著名的汉学家叫Schwartz，他的中国的名字叫史华慈，他的书已经翻译到中国来了。在临终的时候，他是1999年去世的，在临终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与西方的千禧年主义的新神话》，他就提醒中国人注意，千万不要被这种新千年到来的一个新的科技主义的神话所迷惑，这是一个新的神话，新的神话。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东西，实际上把原来上帝做的事情转变成为科学家。原来上帝可以决定人的人性，可以决定人的罪恶和高贵，现在转变成为科学家。科学家可以决定你这个有钱的人很高贵、很自信，那个没有钱的人很低沉、很悲哀。然后还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可以把很多东西的定价和很多东西的定价定得很低很低，然后勇气很高很高，悲哀的心情定得很低很低。其实人性，实际上是很丰富的，悲哀也是很美好的人性。为什么大家都去买那个乐观的、自信的，为什么都要得到好的工作？那么久而久之，人性不是被改写了吗？人性最美最美的东西就是不能被安排和被书写。上帝书写不好，科学家书写也不行。所以史华慈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神话。



第二，人性最高贵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完成自己，自己成就自己。这是自由主义的最根本的一个信念。不靠皇帝、不靠神仙、也不靠家长、也不靠权势、靠自己去完成，在自己完成的过程当中是很美好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犯错误，去克服错误，纠正错误，本身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胡晓明：如果说有“百忧解”这样的，科学家的一个地图、一种密码、一种新的手段，人类永远都不会犯错误了，人类失去犯错误的结果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图景，你们想过没有？那是一个非常的呆板甚至懒散，没有任何的作为，完全。所以他说，史华慈先生认为就是人性的真正的丧失，就是人性的堕落。所以说莎士比亚是要的，耶稣、基督是要的，孔子、孟子也是要的。这些伴随着人类几千年来，他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地让他去吸收的人文资源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 “读经”的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是对我们现代的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


那我讲最后的一点，就是“读经”是对现代文明价值，现代价值的一个和解。简单地说“读经”在我们以前，“五四”以来，完全是一种冲突的时代，充满了一种批判、斗争、你死我活。但是这样一种文化冲突的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越来越多的人不太相信，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打成一种二元的对立，打成一种对抗式的关系，这样一种文化的观点，已经慢慢地被学术界所改写。传统绝对不是跟现代截然对立的，也不是说甚至是跟现代完全相反的。其实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一些非常保护得很好的，没有那种剧烈的传统变革的那些社会，像台湾、像香港，它的人的文化的素质，它的社会的那种人心的风尚，其实是很好的。在欧洲也是，把文化的、文明的传统没有一下子给它全部拿掉。那个老房子还是那样地充满了人情味，对那个古代的东西还是那样地在情在意，但是跟现在我们一点都不矛盾。这个城市里面有古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好几个时代的建筑的话，这个城市很丰富、很美好。不像一个爆发户的城市，你走到一个小的内地的城市，全部都是拔地而起的九十年代的，或者说八十年代的大的建筑，那个城市很单调的，没有一个文化的根基。所以文明，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和解，而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冲突，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批判，一个全部的打倒重新来，这个观点越来越多的人去认同。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现代文明和我们古代的文化，实际上是可以在一起并存的，而不是说一定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现象。我想我今天就讲这样一个观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胡晓明教授给我们讲到这个“读经的新意义”的时候，的确给开发出了好几个引起我们重新思考的这样一个角度。胡先生说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读经”，并不简简单单地好像是一个爱国主义或者是一种民族大义，或者就像我们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然后要靠“读经”来挽救这个民族。他立足点全在于我们当今的现实，就是说，他是对当今时代的一个回应。他讲到这种回应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得非常充分。那么我想，您是研究唐诗的，我希望您能够从唐诗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讲讲，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读唐诗，对我们人性的复苏有没有意义？



胡晓明：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唐诗实际上，我想在座的同学每个人都读过，每个人都喜欢过，但是不一定都知道它的含义，也不一定都能够像刚才鲁湘先生所说的从中国文化精神，从中国文化内在的这种魅力来了解唐诗。实际上唐诗里面含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小小的一首诗，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甚至佛家的思想，跟中国文化的精神。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简简单单一首诗，你说它是伤春呢？还是爱春？还是赞美春天？一觉起来，啊，窗外的愁红惨绿落了一地，被风风雨雨吹毁了，然后有一种惜花，怜香惜玉的心情。



胡晓明：但是你看它第一句，第二句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处处闻啼鸟”的这一句话当中充满了无边的春意，盎然的春意，生机勃勃。所以你说他这个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非常地有中国的文化的一个精神，中国的文化很重要的一种追求，或者有一种基本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就是说人生的过程当中，肯定有花开，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的事情，但是你免不了花落。人类、人生就是在花开花落当中前进的，就像天道自然一样。所以我觉得唐诗有非常多的人生的魅力在里面，这是我对唐诗的一个解读吧。



主持人：因此在唐诗中间的话，实际上我们能够体味到用诗的形式和诗的意象所表现出来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和佛家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讲到“读经”的时候，大体、大概也离不开所谓的儒、道、释这么三家，是吧？那么您觉得就是，跟我们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和今天在座的大学生们可以讲一讲，就是在我们经典中间所说的比如说儒家、道家、佛家，他们分别所表达的那种精神意象的美丽都有哪一些不同？包括对人性的那种美好的、深刻的、细腻的表达和观察入微之处，他们分别都在哪些方面？



胡晓明：对，鲁湘先生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很多很多人写很多很多大书的一个题目。其实儒家就是杜甫，道家就是李白，佛家就是王维。如果我简单地就是回答鲁湘先生说的这个话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诗性的表达。杜甫，就是大家想到杜甫的话，他是那样的充满了一个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一个爱心。比方说他有一句诗叫做“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那么就讲一个月亮，在三更，晚上黑夜的三更的大半夜的时候，山嘴当中吐出一颗明月来。“残夜水明楼”，这个楼边上那个水、水池被这个月光明明地溶化了，明亮的一片。实际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写他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大唐走向一种毁灭的这样一种时代当中，得到一种复苏，生命的一种生机的复苏。他的生命从哪里得到复苏呢？就从大自然当中。黑洞洞的山谷当中吐出一颗明月，然后他心情也为之而得到一种开朗。他从哪里得到了营养呢？就从大自然。从大自然当中得到了一种力量、得到一种信念、得到一种肯定，这是杜甫的思想，杜甫的诗歌。



主持人：他永远是一个，好像是行进在大地上头的一个诗人。



胡晓明：就是，这是杜甫。那么李白呢，他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他是自由的精灵。想到李白就想到了天地当中最亮丽的、最自由的一个词汇。那么最能够表达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光、力量、能量的就是李白。你看他写那个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如丝天际来”。你看他写长江“轻舟已过万重山”，都是把这个人的生命的那种飘逸、美好都写出来了。这是道家的一种情怀，道家一种自由生命我们可以从李白诗当中体会到。但我们看王维呢，王维的诗歌就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非常地空明，非常地干净，好像那个天地当中一尘不染，所谓纤尘不到，明镜一样地清纯和透明的一个世界。佛家就是讲的是透明。


主持人：琉璃世界。



胡晓明：琉璃的、干净、透明。就像一个桂花的花瓣，在深深的山谷，有月亮的山谷上慢慢地飘落。佛家就是把这个生命的过程捕捉到，然后玩味这个过程。虽然这是个幻影，但这个幻影很美，这是佛家所描绘的一个世界。



主持人：其实从我个人读书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凡是构成经典的东西，都是回到人性之初，那个最基础上的东西。最美好的唐诗中间的句子，是最自然清新的句子。然后的话大家要是去读一读《论语》可以发现，《论语》不过是孔夫子的学生，对于孔夫子平时的一言一行，这种喜、怒、哀、乐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最朴实的一种记录。但在这个记录中间我可以发现，孔夫子作为我们后来的所谓的圣人，在他的生活和生命中间，是怎么对待每天发生在他身边的那些其实看起来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中间，我们看出了孔子的人格的一种高尚，以及他所能达到的人生修养的某种最高的境界。包括像老子，很简单的几千言，但是他也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些最最基础的东西，可以说一种揭示，把一种蒙着的东西他给你轻轻地剥开了，然后你看到了一种智慧的闪光。包括庄子的东西也是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读经”的话，就是真的让我们回到人性的起点，同时在经典中间，我们能够感觉和观察到或者体验到，人性曾经达到过的一种境界。



胡晓明：老子有句话非常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想想看这句话很简单很平淡，但是它的含义非常地耐人寻味，是一个很具有人生的启示意义的。


胡晓明：老子的经书在西方非常受到重视。为什么呢？它跟现代的社会当中所流行的一个后现代的哲学思想，就是所谓的妇女哲学、儿童哲学有非常重要的一致性。因为老子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妇女哲学、儿童哲学，他不是讲霸道的。



主持人：他讲柔弱胜刚强。



胡晓明：柔弱就是女性、阴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经典当中，有刚强的儒家经典“天行健”，也有以柔弱胜刚强道家的经典，构成中国文化的这种阴阳互补，周易的太极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其实受到您刚才这一番话的启发，我倒想起就是，实际上不管是儒家的经典也好，道家的经典也好，还是佛家的经典也好，包括我们读唐诗、宋词也好，凡是那些美好的东西，最终是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焦虑，一种人类的焦虑。就是我们读这些东西到最后头，我们是一种焦虑的释放。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焦虑的一个社会里头，我想“读经”的新意义可能这也是一个方面。



下面我想同学们一定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向胡先生请教。



同学：教授你好，我是二外国贸学院的学生，那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身边，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像我们党的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过来的，像市场经济这也是西方过来的，还有像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一些比如说自由啦、竞争啦、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也是西方过来的，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读中国的“经”，我们读西方的“经”行不行？或者说我们读中国的“经”的话，会不会使我们变成一种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就是说让我们再失去一些利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算读中国的“经”的话，中国古代也有诸子百家，就是说他们流派也是很多的，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像比如说韩非子，他的那个法家，它就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理论，我想说我们学习“经”的话，是都要学习还是说就专门寻找其中某一种学习？谢谢。


胡晓明：这个同学提的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学术界、思想界现在一直在关心，在讨论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读经”会不会跟西方的文明产生一种距离？甚至使我们变成社会的弱势群体？当然我刚才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没有把这方面的话展开来说，其实我在讲第二个观点的时候，就是说“读经”，我们今天“读经”，第二个观点就是，是对现代文明价值的一个和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不是对立的。比方说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社会有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权利的社会，一个个人的社会。现在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点的社会，是以权利为伸张的社会。那么看起来中国的文化当中，这方面的资源是比较弱的，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认为“读经”就是去挖掘新的资源，这方面的资源重新把它挖掘出来。比方说孔子就说过“因民之利而利之”这样一句话。“因民之利而利之”，就是说孔子根本就不反对人的基本的欲望。



胡晓明：台湾有一个新儒家叫徐复观先生，曾经专门为这个问题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儒家讲的“修己治人之道”是两分的。就是一方面是修已、修身，一方面治人。也就是说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要去充分地去发挥他个人的一个创造性，伸张他的一个个性，伸张他的权利。这个在儒家那个地方完全是合理的。孔子有一句话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成为人民应该顺着他的本性，应该让他充分地发展他自己，而不要不断地去教育他、训导他。因为儒家讲的是仁政嘛，儒家讲是那种王道嘛，王道政治，就是充分地让人民得到充分的权利的实现。孟子讲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等等这样一些王道政治，都是让老百姓得利的。只有1949年以后，我们才取消了人的私有财产，才觉得是罪莫大焉的事情。但是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没有说把私有财产觉得是一个要取消的事情。我刚才讲到利，一个是老百姓的层面，还有一个层面知识分子，你如果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呢，在儒家那个地方是可以去求利，但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说他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的满足，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官商什么的，侵占国有资产的人，那就叫做为富不仁。那么为什么讲修身？为什么讲克己，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和对这个有权的人，对有权有势的人。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利，它是有三个层次的。其实西方早就有很多学者发现，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认为儒家的价值和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不相悖的，是可以和解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所以刚才那个同学说，你一方面在社会上我们要去“读经”，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作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们正当地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社会里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非常的具有自己的尊严，同时又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追求的人。刚才那个同学讲的好多问题，比方说中国的文化有好多好多的多元的不同的因素、观念，这个观念与观念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肯定有很多张力的，这个我觉得恰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恰恰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它的人文资源的丰富性。那么我们在根据每个人自己的情况，最忌讳“读经”把人都变成一个样子，这个不对的。刚才鲁湘先生也讲到了，实际上“经”是一种生命的文化，是一种性情的文化，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我这个人需要这个儒家的东西，我就多补充一点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需要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我觉得这也可以，也可以进来的呀，全可以就是相安无事，完全可以就是不打架，可以并存。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种正常自由的转换。资源多了以后，它就有不同的运用，所以我对那个同学一个简单的回应。（掌声）



同学：胡教授你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太过分强调“读经”意义了，你想，像历史上很多佞臣还有现在的贪官污吏，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诗词水平也好，可是他们道德素质也不是很好啊，我想是不是说，“读经”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意义能改善一个人的素养？



胡晓明：这个命题我承认，比方说有一些政治家他的书法很好，龙飞凤舞对不对，到处题词，写得很好的东西。还有，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这个当然跟“读经”没有关系，但是也是同样一个命题呀，就是那个《辛德勒的名单》里面有几个德国纳粹的冲锋枪手，他的音乐素养非常高，他冲到一个犹太人的房间门口的时候，突然听见房门里面传来贝多芬音乐的钢琴声，然后这两个冲锋枪手就停住了，他们在争论，这是莫扎特，这是贝多芬，两个人讨论起来了。讨论完了以后，冲进去机枪扫射，冲锋枪扫射，还是把犹太人射倒在地。就是说这个命题非常重要，就是说人文素养的最重要的要害，并不是他的那种经读得多，他的书法写得好，他的音乐的素养高，他知道很多东西，很多很多。我觉得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性，是人性能不能真正地，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这个才是中国的“经”的最重要的文化。如果说能够有这样一个人性的根基，人性的一个教养，我想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很贪的，当然还需要制度的一种安排，制度的一种监督的作用。不是说靠了这个东西就完全，完全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应该是两回事。



胡晓明：如果这样的话，就把人文教育完全工具化了。但是政治家一定是要有人文素质的，一个好的政治家，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是一定要有人文素质的。但是一个具有人文素质的人，不等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两个逻辑，我相信每个同学都知道这个逻辑关系的，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定是一个有好的人文素养的人，这个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好，节目录制到了一个我们每一次都要有的环节，就是请主讲人用一句话，把您今天演讲的主旨把它总结一下。



胡晓明：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突然一下，比较突然。



主持人：这个是一个智力题。



胡晓明：对，智力题，很突然。那么我就想到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语，报纸上。实际上美国人早就发明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文化软实力”，叫做Soft Power。但是现在特别流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大的格局，美国在伊拉克军事的失败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批评，发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文化的力量正在兴起，文化的力量。所以的话我就说，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经，是文化的软实力”就这句话。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胡晓明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谢谢大家！

[ 本帖最后由 mayavati 于 2008-10-21 20:00 编辑 ]

孟母

谢谢分享！

石心

说的很精彩！

mayavati

胡教授博客上一篇同名文章，转贴。

胡晓明

二十一世纪的“新读经运动”，近来遭到两起抵制。一是蒋庆编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被人斥为“蒙昧”。理由是“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这违反了教育即发蒙开窍的本来意义；同时也妨碍了孩子们接触多元的文化，违反了“少年儿童的人权”。作者认为这样的东西，不仅得不到孩子们的喜欢，不仅竞争不过西方少年儿童教育读物，而且是文化保守主义“走向蒙昧”的表现(《南方周末》7月9日薛涌文)。
另一起事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道德经选修课”，先是被各大媒体宣传得很风光，说是已经成为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先后有8000多人修过，这学期就有1000多人选修。忽然有学者们指责该选修课的教材，解释得“百孔千疮”、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是一本很不合格的教材；这样去讲《道德经》，完全是糟蹋经典，误人子弟，反而将不良学风带给了学生(《“熊释”<道德经>引发争议》，载《中华读书报》7月7日)。
养在博物馆或研究院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回归生活实践，本来是大好事。稍知二十世纪百年思想史的人，都会认识到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文化，已经边缘化得很厉害，文化的危机，与文化的断层，大有关系。二是文化的战争，其实不如文化的和平建设，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好事，却引起负面的效果？这是因为做好事的人，与反对这事的人，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正当性要求，这两种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却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了，这就成为新的冲突。化解这样的冲突，需要的是“区分”的智慧和“沟通”的理性。
什么是沟通的理性呢？并不是勉强的形式主义的沟通，而是实质理性的沟通。有一个理念就是，传统/现代，并非二元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与现代打成两截、甚至相反的东西。在中外学术界，渐已成为一种思想共识。这正是沟通的基础。
譬如儿童在十三岁以前，充分开发他的语言记忆能力，多诵读一些经典，这是中国的蒙学传统，但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也具有相当现代的合理因素。第一，那就是充分尊重儿童生理阶段的特殊性。根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学语言最快的时机是从零岁到三~四岁，称为语言的天赋期。此时的语言识记能力极强，能快速背诵，尤其是对语音韵律特别敏感。中国强调背诵的传统，与现代强调儿童识记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相互支援，共同肯定了以记诵为特点的学习是科学的方式。文言古诗的短小、韵律，既适应了儿童心理特点，通过诵读的反复刺激，有助于早期语言能力的开发，同时也刻下了文言语法与词汇的心理底子。
讲到这心理底子，必提到第二个合理因素。哲学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对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大一部分、甚至很重要的一部份，应是默会知识(Tacik knowledge)的学习，即潜移默化的学习。看起来学了他不懂的内容，看起来他真正记得的也并不多，其实这些将转变成一种“内隐记忆”，在心理背景中渐渐会产生作用。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反而有时候过于用一些看起来很道理化的内容，去晓之、知之，可能会伤及学生的未知能力。所以，表面上是“蒙昧”的传统做法，其实是有其科学的合理因素的。
再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并非只有单一的交流功能。有些书面语言，具有某种高强度的“储蓄”功能，即存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丰富信息，而“储蓄”越早，“利息”越丰厚；“储蓄”的习惯越早养成，“理财”的本领越大。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和接受力，还是道德情操的幅度、文化心灵的动力，早开发早受益。与梁启超早说过，文言“成诵易记”，这是它“涵金量”大、“提取方便”的原因。尊重文言的这一功能，也正是科学的态度。
第四，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又表明，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性格是不一样的。语言有雅俗之分。文言由于与当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缺点是生动性不够，优点是距离产生美。相对而言，对于生活的俗化、平庸化也有了一点的隔离效果，不至于一损俱损，遭生活的妖化。因此也相对地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和圣洁性。这对于用于教谕式、启示式的语言功能，有优于白话的效果。因而让孩子较早打下这种语言的底子，无疑是道德生活的童子功，精神成人的培本固元。
最后，文化学家的研究越来越表明，人性无善无恶，其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你可以用游戏文化，去建构一个暴戾的人；也可以用经典文化，去建构一个知书达礼的人。未来的人性，在于今天的选择。并不是说现代语文教育，必然建构不出知书达礼的人，而是说，正如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现代文化自身由于先天失调，在这方面缺乏自觉的反省，可能强化了其它内容，而弱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旨趣。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是想去建构符合进化的强大国家需要的进化的强大的人，但是恰恰缺乏反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守秩序的人，却被删除了。而有良知、守秩序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理性的人。这一点，现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因而，这既是千年文化经典在今天的正当性，又是他富有新意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社会是以人的自主性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现代教育终究还是要以启蒙式为主，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应从小抓起。这就注定了读经不可能成为儿童教育的主流模式。然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儿童读经的看法必然是：读经是现代教育重要的补充。与其他教育方式的关系，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沟通的理性，看到传统里的现代，以化解单面的现代立场的僵硬性。或者说是变“有执”的现代性，而为“无执”的现代性。
什么叫“区分”的智慧呢？蒋庆批评蔡元培下令取消读经，但是他显然忘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没有分化的、价值现成化、思想定于一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分化的、个人自主的、失去宇宙意义公设的社会。因而，蔡元培取消自上而下的教育部读经令，是具有教育理性的正当性的，是中国现代理性化进程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天由蒋庆先生来做读经这件事，正体现了政府的归政府、信仰的归信仰，心灵的归心灵，这正是分化社会的理性。在社会与个人自主性充分提升的时代，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的今天，蒋庆先生再提倡由政府来主持自上而下的读经，明显不合时宜了。蒋庆先生的第二个不妥当，是他没有讲清楚，经典并不是儿童唯一的阅读材料，读经并不是儿童教育的唯一方式，这就导致了薛涌批评他侵犯了“少年儿童的人权”。其实薛的说法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所谓儿童人权，一方面包含着大人的教育权监护权，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儿童自己的文化权，即儿童有储蓄、传承文化遗产的权利。因而薛涌也犯同样的错误：你批评读经妨碍了儿童接触多元文化资源，何以见得读经就一定是与其他文化(童话、游戏、讲道理式的教育)相冲突？为什么不可以一天里该读经时就读经，该讲故事就讲故事？或者，有些人多读经，有些人多讲故事？至于薛氏批评美国的华人小孩读不了中国书，那是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学中文的“气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看这样的问题更是不能缺少“区分”智慧。
至于说到“熊版道德经”，我以为，熊某本意可能是为了弘扬文化传统，然而之所以会带来负面的效应，首先是他忘记了，传统文化，其实在长期的诠释与学问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理性传统；这个传统中的“学统”，其实正是传统中的现代因素，正是与传统生命相联的存在。你不尊重这个学统，就会损害你讲的文化传统本身。这就是经典之所以被“糟蹋”的逻辑。
其次，他也忘记了两个“区分”的原则，一是真的与好的，要分开的原则(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适当分开的原则)，你不能在把你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的好，结果却是假的(表演魔术除外)。在现代生活中，任何知识与价值都必须经受形式理性(基本逻辑规则、约定成俗的确定性，以及主体的真诚性)的检证，取得重要的客观性，才能具有真实的意义，不然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而已。《道德经》的文字和知识，尤其是在上世纪的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客观性，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二是大学首先是讲授和传递知识的地方，而不是文字游戏和宣扬自我主观性的地方。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搞笑、戏说，可以在教堂里或家中教诲、布道，但是利用三尺讲台的权威性公共资源，对八千名渴望知识的学子，贩卖一已主观的偶思零想，推行一种恶劣的学风，这不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又是什么？
这两件事，恰是转型时代的征兆：一方面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的再认，以及价值迷失中中华文化认同的需求，因而在上个世纪总体上被压抑的文化传统，又有了一点复苏，一点新机；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一些僵硬的思想模式和落后的思想习惯中，因而复苏文化传统的“正当性”，又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换言之，二十世纪百年思想史的一大主题，即不断重复的中西/古今冲突，在比较高的层次，其实多有化解之道。然而似乎在中国一般社会生活中，遇到具体问题，仍一次次重蹈旧辙，传统与现代，俨然是两截。何时才能有更宽容的智慧，同时又是更充足的理性呢？“经要读，理也要讲”，但愿可能代替王子复仇式的提问：“读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 本帖最后由 mayavati 于 2008-10-21 19:58 编辑 ]

mayavati

晨报首席记者 许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晓明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 也许我们已不再留恋书房，也许我们已忘了该把蒙在那些诗词典籍上的灰尘拂拭干净。是它们失去了生命，还是我们忽略了它们的生命？在当代人的精神家园里，唐诗以及所有的传统文学艺术，究竟是窗台前的一盆花，墙角边一株无人看顾的野草，还是有关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事情？

    十月，一个秋日的下午，学者胡晓明在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说起唐诗，他自是情绪很高，他说：“希望做学问的和做媒体的，都拥有文化的力量。”



＃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不够尊重



晨报：前不久您在上海图书馆作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出“青少年应多读唐诗”，您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是不是因为意识到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唐诗已表现得相当淡漠了？



胡晓明：其实不仅仅是唐诗，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面临流失的险境。前不久有媒体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四所高校的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四大文学名著，答“都看过”的只有27%。对于书法、国画、民族乐器等传统艺术，“懂一点皮毛”和“一点不懂”的，占了81%。对于这些东西，不少人担心长此以往，我们会渐渐地不知晓了，或者至少是产生隔膜了。



晨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胡晓明：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当代社会变化太快，加剧了求新求变的人心世道，新技术新经济满足了这个趋势，也不断生产出新的崇尚与需求。再加上五四以来社会一般观念受新旧二元论的影响太大。新旧二元论的观点主张把新与旧一分为二，认为新的东西总是好的，旧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应该被抛弃的，从而引导人们往新的方向，不断制造着新的崇拜与新的神话。实际上一味趋新恰恰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是学术界早就否定的过时的观点。近年来有个现象是人们渐渐认识到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化的，体现多元价值的，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并存。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认识比我们合理。在吸纳新的经济元素和科技元素的同时，他们知道保护、继承乃至发扬那些古典的东西，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对于古典，对于传统，西方人很尊重，甚至引以为豪，觉得这是他们的宝贵财富，相反，中国人就对传统很不尊重，这不仅表现在人们不再读唐诗，也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把水乡填掉，把老房子拆掉，用玻璃、用钢筋水泥强行霸占我们对于美好传统的回忆。



＃不是“无用”的东西都要被毁掉

晨报：在当代社会，人们强调功利，讲求实际，动辄以“有用”和“无用”来判定划分事

物。从这个角度来讲，唐诗恐怕只能被归入“无用”的范畴，因为它对工作、对人际交往显

然没有太大的帮助，即使对于学生的考试，充其量也就占语文试卷里的十分不到。说穿了，

它已不是当代社会的必需品。

胡晓明：你的分析反映了人们“不读唐诗”的一种动机，然而是不是“无用”的东西都要被

毁掉？打个比方，一棵树，它的材质不太好，不能用来做家具，但它的姿态很特别，很美，

那么我们应该允许它存在下来吗？这个自然的宇宙，任何生命都应得到生长的权利，当我们

以乐观甚至欣喜的心态看着它们生长的同时，其实我们自己的人性也在生长。

    我之所以主张少年人多读唐诗，是因为人的生命中有一段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的时期，那就是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想像力、情怀、趣味，决定着以下的成年期的各种可能性。如果是一棵树，你给他多厚的土地、多高的天空？如果是小马驹，你给他多大的草坡、多宽的草原？唐诗以及其他人文教育，就是在这一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的阶段，打下一个想像力的平台，一个从此更行、更远、更生的时空。

    何况，能说唐诗真是“无用”的东西吗？唐诗的美，唐诗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中国文化精

神，今天依然有价值。如果同样以“有用”和“无用”来判断，那么，你说电子游戏有没有用呢？我看也没有，但我们还不是允许它存在下来了？在我认为，既然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电子游戏和唐诗就都应该存在。同样是消遣，电子游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宣泄和消耗，而唐诗，则是一种滋养。



＃用唐诗的“亲”来养育心灵

晨报：既然您提到了“滋养”，我想请问，唐诗对于人们心灵的养育作用究竟体现在哪里？

当这种作用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逐渐弱化的时候，我们又应该通过何种途径让当代人来重

新认识它？

胡晓明：关于养育心灵，我认为唐诗中的核心就是一个“亲”字。体会了“亲”，也就体会到了唐诗的价值，进而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就能够往自己的心灵里加一些温煦和柔软的东西。

    举个例子吧。我曾经有个学生，很有才气，也很用功，想考我的研究生，但结果失败了。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寄了张明信片，在上面，我写了一首王维的小诗《山中送别》——“山中

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既表达了一份亲切，也寄托了对他的一

份期望，那意思就是——机会并不只有一次，你还回不回来啊？果然，那个学生来信说他起

初的确十分消沉，但读了这首诗很感动，决心不言放弃。后来，他终于成功考取了研究生，而且还要来读我的博士。

    你看，唐诗不就在我们的身边吗？它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只不过我们很多人盲目地认为

它已经远去了。当代人的情感表现特征是疏离的、功利的、计较的，唐诗的“亲”可以一定

程度地改变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重新培育起对故土的亲，对家乡的亲，对自然的亲，对亲

人的亲，对朋友的亲，以及对自己的亲。



＃从“非唐诗”的世界来想像唐诗世界

晨报：从审美的层面上而言，唐诗能够为当代社会、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补

充？或者，我们能够从唐诗所包含的美学价值中，提炼出一些什么有益的内容？

胡晓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对此我也在想。先谈唐诗美学上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象”，一个是“兴”。

    当代社会也好，当代人也好，只有“形”，只有“物”，而没有“兴”和“象”。“象

”是相对于“形”和“物”的，所谓“大象无形”，“象”是虚拟的，它没有功用性。什么

是“象”不太容易解释，但什么不是“象”却很好理解。比如，我走到大卖场里，从那些堆

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同时一件件商品都被明码标价的场景中，我就看不到“象”。因为只有使用价值，只有填得满满的、无孔不入的、从各种角度满足你的需求的 “服务”。唐诗的世界里却是充满了“象”，根本看不见什么、也摸不着什么，但你却可以感受得到的某些东西正在与你的心相亲相近，譬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那个小火炉，可能是天下最温暖、最燃烧得最长久的一个小火炉了吧？你读这首小诗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一股醇醇的酒香？这是大卖场的酒所不能替代的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时绮窗前，寒梅着花未？”这也可能是中国文学中最好看的一朵梅花了吧？你如果错失了这里的花，不是很遗憾么？所以我说，大卖场是典型的“非唐诗”的世界。白天的城市也没有“象”，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一切的灵性、诗意都隐身了。一旦有了“象”，某种事物就会立刻心灵化了，也不再填得满满的了，而是很透气、跟人亲了。

    “兴”则是与所有现成的东西对立的。“兴”就是要破掉事物的现成性，让事物变得松

动、透气、融化。庄子的《庖丁解牛》中其实就包含了“兴”——一头牛，看上去密实无比

，但庖丁却能够从中寻找到看不见的空间，杀起来也是爽快利落。因此，“兴”是一种很

“爽” 的东西，唐诗对此表现得相当淋漓，读李白的诗，读王维的诗，都能读出这种“兴”。当代社会有“形”无“象”，当代人有“欲”无“兴”，归纳起来说就是一个 “紧”字，唐诗可以培养我们业已退化的“兴象”能力，使我们不被当代社会的“物形”所束缚，给予我们更多的心灵上的自由，让我们活得更自在潇洒。



＃唐诗当与少年读

晨报：“三岁背唐诗”曾经是中国家庭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条，但现在越来越少的孩子受这样的“苦”了。很多孩子会玩的电子游戏或电脑游戏的种类要比会背的唐诗数量多得多。

在您看来，当代社会，从小读唐诗背唐诗还值得提倡吗？

胡晓明：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提倡。从3岁开始到12岁，对于小孩来说这是一个语言关键期。像语言语感这种东西，都是要靠潜移默化的，某种场合下我们将其称为“默会的知识”。读唐诗有助于增强对文字的感悟力，同时也是培养孩子亲近古典的语言方式，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生存了数千年的那套语言机制、语言系统实际上已经被换掉了，我们对于文言文的感觉越来越钝化，这也是导致现在的人不读唐诗的一个客观原因。

晨报：唐诗对语言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想必是对整个人精神气质的熏陶吧。

胡晓明：是的。要知道，人性是被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建构应该从小开始。等到他成长为一个少年甚至一个青年，很多意识都已成形，这时候再去建构就算来得及，效果也终究不如从小开始来得好。当然，小孩子不懂事，需要家庭和学校来教化。

晨报：那么，在教导孩子读唐诗这一点上，家庭和学校，哪一方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呢？

胡晓明：应该是学校，因为很多家庭的文化背景和层次不同，很难形成一个标准。而学校的教育则是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对于每一个孩子都是公平的。当然，学校必须认识到当前语文教育、尤其是古典文学教育的不足，在我看来，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诗词量，还是不够的。

晨报：按照某种可能暂时还无法实现的理想，您认为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库中应当有多少首唐诗的“存量”？

胡晓明：“熟读唐诗三百首”嘛，哈哈，能有三百首我看也差不多了。当然，全部背下来的要求太高了，但应该要做到“熟读”。



＃胡晓明 1955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兼职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秘书长等。著有《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饶宗颐学记》等，编有《释中国》等。

mayavati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胡晓明



很久没有听报告了。近日偶听一学校领导作社科科研项目申报动员报告，问到在座的教授们：“现在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好时机，中央一再强调哲学社科的作用。我们要问一问自己，研究的东西究竟对国家，对我们的城市在决策上有没有影响？在政策上有没有帮助？当然，繁荣文化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搞繁荣文化这一路吧？”

领导对于加快社科发展的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将“发展社科”与“繁荣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有用的，而后者却是不急之务，只是一种点缀升平/表现繁荣/活跃大众的文化生活式的花花絮絮，这就不对了。遗憾的是，有这种误解的，并不只是个别的领导，而已成为颇为普遍的一种社会成见。这篇文章，我首先简略疏理所谓“大学文化”的涵义，然后，不仅从大学文化的现代意义以及古典文学的基本内涵，而且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一般被视为“唐诗宋词/花花草草”的古典文学。在今天的现代化情境下，究竟古典文学与大学文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什么是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就是指现代大学里所创造，传承的所有科学/人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化的总称，是在大学的保护下进行的“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总和（纽曼）。以学术自由独立的名义，探索真理，引导社会，是大学文化的基本理念。古典文学，无疑是大学文化之一部分。

    从基本理念产生伊始，大学文化往往就是相对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众文化而言，有着自己的精神，身体以及自身发展规律和特殊活力的一种“财富”积蓄活动和文化生产机制。从大学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西方近现代史上的社会“思想库”，或科技“孵化器”，以及进步“加速器”，还是中国近代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取得相对的独立自由发展同时，又对于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众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引导作用。仅仅从二十世纪看，如所周知，大学文化不仅产生过改变历史，重塑社会的一流思想家，而且产生过主持时代思想，引领知识大众的各种技术进步与文化思潮，由教堂，庙堂而学堂，遂成为由传统社会而现代社会的一幅权力转移的缩影。虽然，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情境下，一个事实是，大学文化除了科技的力量之外，其他力量显得活力不够，大学文化引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头似乎正在发生一种逆转，好象是大学文化反而正在俯首听命于社会政治组织，各种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市场杠杆，而风光不再，──尽管如此，大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毕竟没有过时，它仍然有自我正当化的潜力，仍然在不断振作精神，聚集力量，启动新机，开掘资源，正在重新收复在意识形态及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下丧失的地盘。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以探索真理和引导社会为基本宗旨的大学文化，从来都不与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相对立而言，换言之，即从来不将“有用”“无用”对立而言。不仅如此，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关怀，更是大学文化的灵魂。西方的且不说，譬如中国宋代太学生的“清议”：太学生们在学校里臧否人物，辨别是非，抨击豪强，干预政府的用人政策。这里的人文关怀如何而来？既与宋代哲学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完全是相一致的，又是通过历代史官贤人的传统（即清议的历史学），通过历代英杰志士诗文的熏陶（即养气的文学）而来的。显而易见，这里并没有“文化”就是退守书斋，“社科”就是参与社会的分别。只有破了这个分别相，我们才能看出大学文化的核心品质，谈到它的真实价值。

然而如所周知，大学理念的其中要义之一即学术独立自由，使得大学文化具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重要品质。换言之，大学文化中必然有很大一部份是对社会文化不一定有直接的用处的，它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常常看见一种所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将一些人文学方面，不具有应用性的题目，视作“基础研究”。实际上，这一概念即是将“有用”孤立绝对化的产物，因为它已经首先预设了作为某种用途的“基础”理论。而学术独立的要义是学术以自身为目的。

那么，学术独立与大学文化引导社会文化的功能是不是有矛盾呢？不仅不是矛盾，而且正是大学文化的生命所在。从知识创造而言，正是因为有学术独立，才有不被社会文化牵着鼻子走，得大自在身，因而具有引导社会的真正力量（不然，所谓引导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实际不过是社会的一种力量引导另一种力量而已）。从人才培养而言，也正是因为不是太照顾于社会实用，因而有了更大的创意空间，孔子说：“君子不器。”朱子注：“器者，各适其用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不成为一才一艺的学问，反而可能有对于社会“体无不具，用无不周”的贡献。正是表明了无用的“成德”与有用的“引导”“服务”社会，恰有着相互依存之意。况且，说到底，“成德”本身也是一种经世的目的，在社会进步的项目中，还有什么比人人成德的社会更重要的呢？

无疑，古典文学属于大学文化的一部份。同样担负着发明事实，探索原理，知识实验和人文思索的重要任务。它有“经世”之学的内容，也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后者称为“积累提高型”，将前者称为“传播普及型”。大学文化实在是由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的。每一个学科领域，都不例外。

从“积累提高型”的角度来看大学文化，必须承认，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游戏规则”，自身的自足目的。而且，可以说“积累提高型”的现代性，主要即体现在学术自立原则上。学术自立的原则，又是建立在知识与理性充分地分化，知识活动充分地客观化（求真求实）这一现代学术内在要求的自觉上。在这个意义上，譬如一个研究古典经学的专家，可以完全不顾窗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他的工作同样地具有充分的现代意义。而且，越是纯粹，越是心无旁骛，越体现分化专一的现代理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科研管理，用一种貌似理性的要求，来干预此专家的学术活动，实际上就破坏了学术自立的原则。而这样的干预，越是在急功近利的时代，越是容易出现，而且还往往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注意到，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紧张的叙事。功利与自立，正是其中的紧张之一。解决的办法之一，即做适当的区分，比如我们有关“积累提高型”与“传播普及型”的区分，只有区分清楚，才会有不同的尊重，不同的要求。

二，古典文学在现代大学文化中的位置

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应有的普及传播意义

一般对于“普及”的观念，仍有误解。似乎“普及”就只是中小学生读经典，诵古诗，或者坊间一些流行的畅销的普及读物。如果普及仅仅止于这样的层面，那么大学文化也就混同于社会大众文化，失去自家的身份了。但是大学文化的传播普及特点，正是在于相对于现成化知识系统的新新不已的创造性，以及相对于社会时尚文化转移不定而言，文化与思想的根源性。于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作为现代大学文化之一部分，古典文学已经具有了不尽同于古代的现代意义，这现代意义究竟是什么？

第一，逻辑地具有了启蒙的现代价值。为什么古人与今人生活在并不相同的社会环境里，却具有不尽同而可相通的价值呢？道理是：一切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古典文学实际上具有语言符号学所主张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原则，即一个古典的能指，可以表现现代社会的思想价值和生活对象。举例而言，饥溺为怀是为中国文学之一种文化精神，（《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人溺己溺的人道情怀，并不因时代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存在着压迫，不公，存在着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伤害的现象，就一定有对压迫不公的反抗。因而关心天下，心系底层，与时代痛苦息息相关，依然是现代价值。因而饥溺为怀的古典情怀，通往平等公正的不灭的社会理想，通往永远关心人道博爱人间等现代启蒙理性精神，这也正是现代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应有的重要影响之一。又如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传统。现代生活当然不可能如陶渊明那样五次辞官，又有一定田产可以躬耕自活。但是陶的崇尚自由，任真率性的生活意境，仍然不能失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因为，现代思想正是主张解放人的自主力量， 反对主人式的限制，反对官僚科层化的僵化宰制，反对将某种假大空的价值，建立在牺牲个人基本幸福的基础上。所以陶渊明的桃花源人生，具有永远的人文价值。其他如择善固执的精神，国身通一的精神，士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等等，都蕴含极可宝贵的现代价值。譬如择善固执，既可成为中国式的清教精神（现代化之源），又可成为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资源；国身通一，士以天下为已任，既可成为“天民先觉”式的启蒙使命感，经一番转化之后，也可成为政治人生优先，政治参与可贵，公共空间扩展的价值资源。

第二，充分含蕴了民族精神，因而成为现代性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而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不仅是千年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而且也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赖以转型复兴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之父赫尔德(Herder, Johann Gottfrid1744-1803)也早就说过：“语言表达了群体的集体经验”。“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创造者”，“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西方现代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有着强大的民族自信民族尊严和精神凝聚力的国族，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动力的主体性的民族；而只有真正具有主体性的民族，才能够健康有力地走向富强之路。我们要不要生活在我们自己打造的文化精神世界里，这已经成为我们迈向现代不可否认的第一选择。广义的古典文学融汇了民族思想价值（哲）与历史（经过近几年来不少学人大力提倡文化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这几乎已成为共识），是民族精神最典型的载体。陈寅恪先生早就说：“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文学创作为旨归。”中国诗文文学，在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以深受人文教育熏习的士人为主体，历史地承担了文化精神重要的使命，充分浓缩了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举例而言，中国文学长于表达一种广大人间存有温情与善意的精神，无论世道如何浇漓，人生多少艰难，此一温情与善意，绳绳相续，历久不渝。《诗邶风》：“北风其凉，雨雪相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古诗十九首》：“相去万馀里，故人心尚尔。”陶渊明《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杜甫《羌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凡此种种，皆体现出民族精神中富于人性、温良与美好的心灵价值，不仅是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深厚精神动力之一，而且是创造一个富于人性的社会的基本幸福指数以及永远可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古典文学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是一整幅的文化价值，如既有仁善温情的菩萨心，也有刚健英烈的汉子气。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为为之的意志品质，依然是贯穿中国千年文学的文化素质。其他，如忧乐圆融，和谐乐群，清莹美感，以及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等，皆吾民族文学所蕴含的不朽的文化精神。爱国，爱民族，爱文化，正是古典文学可以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大爱大德！

第三，集中凝聚了民族的心灵体验和集体记忆，它的优点与教训，史实与观念，是民族文化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具有开放，新新不已的现代意义。中国有人类历史上程量最丰厚，历史最悠久的古典文学，有多少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喜故事，幽细心情！而千年前的诗篇，小品，千载而下读之，依然声口宛然，神情浮现，这是多么令人珍惜的精神遗产！想到世世代代的读者，共有一脉会心的了悟，亲切的认同，从而向未来敞开一新新不已的精神魅力，这是何等令人感叹的事情。长远地看，其价值，远远比一时一地的功利的策论时文，重要得多。所以，有的学校，仅以科研项目的有无，来作为博士生导师上岗不上岗的根据，实在是可笑之极。

古典文学中当然也不尽是正面的经验与价值，作为集体记忆，也包含着不少前现代的历史教训。如已故四川大学著名教授缪钺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几千年文学的两大情结》，其中之一即“士不遇的感慨”。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由于专制的暴力，政治的黑暗，用人的不公，多少人才遭到压抑甚至毁灭的命运。即以胡震亨《唐音癸签》为例，开列的流贬诗人名单，就是四十八人之多。有的仕途失意（如王维，孟浩然，杜甫，李商隐，陈陶，罗邺等），有的流离道路（骆宾王，李峤，杜审言，韦承庆，张说，王翰，崔辅国，李白，韩愈，白居易，柳宗元，韩偓等），有的赐死被诛（宋之问，王昌龄，李冶，武元衡，卢仝，皮日休，司空图等），唐代的文学，是苦难的文学。前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与借鉴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学中含有一些与现代性不一致的传统思想观念，并不等于对于现代社会就没有借镜意义。譬如现代思想推崇个人主义，要求冲破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伸张人的自然权利（这与陶潜式的自由不同，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划分，更多属于消极自由）。这对于人性的解放，当然具有积极正面的价值。但是，个人权利的表达，是一种“拥有”的主体哲学，甚至更可以发展为“占有”的主人哲学。“拥有”是一种外在，自我中心的主客对列关系，即容易倾向于宰制和征服客体或对象，然而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表明，征服和宰制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塑方式、意谛牢结。我们拥有或希望拥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反过来压迫我们。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Marcel）说：“我们越让自己成为‘拥有’的奴仆，就越使自己成为‘拥有’所包含的啃啮人心的焦虑之猎物。”“我们全神贯注于摊开在我们眼前小小筹码上，热切而兴奋地数了又数，算了又算，一刻也不停歇，被害怕挫折或抢购的忧虑折磨着。”（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第8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文学中一直十分推重的“境界”美学，就是另一种存在的体验。“境界”以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为根源智慧，结合诗人对于世界恒有之兴发感动审美经验，将我们引领到一种很不相同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二元的僵硬对列松解开了，自我向着他者敞开，生命与生命充分交流对话。孔子论诗 “人而不学《周南》《召南》，将正墙面而立”（论语），与李白“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得兴每不浅”，都是经典表达。既不是厌弃生命，走向神灵；也不是过度伸张自我，自陷于占有焦虑。中国文艺美学所具有的前现代的形上智慧，在现代性的权利观念凯歌狂进而又疲态呈露的情境下，依然不失其另一种灵性空间的想象意义。

三，社会学思考：古典文学如何影响社会文化？

其实我这里所思考的对象，并不限于古典文学，而是包含了古典文学在内的大学文化，尤其是大学人文文化。因为大学文化中的科技文化，如何转变成社会资源，已经有比较妥当的制度安排和沟通途径，而大学文化中的人文文化，却明显相形见绌。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平民化的浪潮冲击着原来的人文精英格局，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也消解着原有的人文理性热情。然而，国外成功的经验也一再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有人预言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信息与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仅仅说文化营销的社会学而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就已经提上来了：你不去做，就眼睁睁看着别人去占领市场（前一阵关于《英雄》的讨论，就说明这一点。从行销学来说，《英》是成功的，从文化价值论，《英》则不仅是失败的，而且几乎只是一负面的积累）。包含古典文学在内的大学文化如何影响社会文化？难道我们还要不断地坐而论道，甚至还在继续没完没了地争论所谓“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么？我认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逐步重建大学人文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一，诗歌节。节日是一种习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传统的习俗文化不仅正在发挥着休闲、旅游、康乐、假日和商贸等功能，而且产生文化心理形塑的潜移默化之功。中国古代是诗歌的大国，可是中国的现代诗歌节日文化却几乎凋零殆尽。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诗人刚走，马上回来》，表彰德国的诗人节日之多之热闹，如1997年整年的海涅和舒伯特的两百岁冥诞纪念，1998年盛大的布莱希特一百岁冥诞纪念活动，以及1999年全德轰轰烈烈的歌德两百五岁冥诞纪念活动，文章结尾作者有点辛酸地说：“让我想想，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陈端生，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除诗人节之外，中国古代与诗歌文学有关的节俗，诸如花朝，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等，其实都已经失落了风雅的意味，拱手让给了商业社会的平庸。今天国人的眼里，似只有金钱，而没有其他意义的存在。在这样的总情况之下，今天的大学文化，试图重建昔日诗歌节俗的光彩，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如果放弃努力，等于宣布不战而败。

二，文学教育。从体制上看，教育局、文化局、出版局等建制，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硬体设施，各自为政，互不通气。仅文学教育一端而论，即几头走不通。有没有可能创设一制度，让大学里的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走向中小学，在那里培植力量，储备人文社会的人才资源？有没有可能让教授和研究生到博物馆等去当导游或咨询，搭建大学与社会相通的知识管道？现在一些大城市里人们对于人文讲座的需求表明，大学文化的资源远未开发出来。

文学与教育之间制度化关系的另一个大胆的假想，是关于国学考证的刍议。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证书考试，连普通话都纳入了考证的范围。而“财富大考场”的考题内容已经涉及到中国文史。对古代的科举制度加以取其精华的改造，以广义的文学考试来确定国家公务员各级教师的资格，比起自学与函授考试的肤皮潦草，仍不失为一项重要制度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带来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

三，文化行销。上面提到二十一世纪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与台湾、香港、东京比，我们这方面差距甚大。1998年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坐电车从香港岛一头到另一头，沿途看见的麦当劳，都有大人小孩一起排队。原来当天发行一个kid猫的新版本，买到的人甚至有将麦当劳的食品弃而不食。我们且不论其中消费主义的恶习，单说文化行销的力量，就已经超过了物质商品。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市场极大，漫画、电子游戏、流行服饰等，都是文化产业，大学人文文化与产业结合的人才特别缺乏。如何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入侵下保住一点起死回生的生机，最近上海《大唐贵妃》的成功是一个较好的表现。日本韩国的经验也值得学习。文化观光和旅游方面的开掘，古典文学与历史当然有很多工作可以国际结合来做，但不要象浙东“唐诗之旅”那样，总是跟着日本人后面来开发我们自己的好东西。

四，有效的写作。这一传统方式依然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能不能在通俗与精英写作方面，每两年出现一些重要的大学作家，不仅依然是保住大学文化优势的重要指数，而且能不能贡献一流作家，仍是大学文化引领社会的死生大事。所以中文系加强写作，将写作力作为大学中文系排行榜的参考指标之一，十分必要。

五，完善和建立人文学专家咨询制度。如果一座城市，对于人文学专家有充分的尊重，建立各种专家咨询与听证制度，来保证教授们参与城市精神建设和文化措施建设的有效努力，那么，人文学的知识资本和文化财富可以不断增值，反之则贬至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实际上是自掘大学文化的坟墓。

总之，我的意见是，一，在新的现代化情境下，大学人文应对社会文化发生更积极的作用。二，我们不能以“有用”“无用”这样看待文化的绝对二分模式，来束缚自己。三，如果我们将大学文化分为积累提高型与普及传播型，可以减少一些所谓“学术工具化”的自我焦虑。而更多的普及工作，不仅需要学院专家的努力，而且需要社会建制的安排。

mayavati

转贴几位老师对胡晓明先生第一楼演讲的评论：
王财贵博士：
        我有幾點感想：
一，胡先生頗有文化識見與關切之誠，令人敬佩！
二，至於如何落實讀經之教學，或許因為吾人已普遍夫行，故無所論及。但對大學生以及社會群眾來說，只論讀經意義，不提及方法，如有感受之人，亦無入門之階，則文化風氣不能有實質的運轉，未免可惜。
三，所引出「和諧」一觀念，甚為重要。但吾人尚須進一步說「融會」，說「貫通」，而且是在有「本末輕重終始」之層次中「融會與貫通，如此，才真是合情合理的「和諧」。
四，對「古人讀經，也多有奸人」一問之答，未中肯棨，恐猶未足以解問者之惑，甚可憾也。有關此類此問題，在讀經界已有深入討論，實可參考。又凡讀經人，皆須對此一問題有澈底的了解，並能付諸講說才好。因為這是很容易被問到的「比較有深度的」問題。
       
       
Kevin老师：
王老师总能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呵呵。

胡适之先生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议论。我觉得拿到今天依然适用，而且大为适用。只谈论读经的意义，而不去研究方法，只提倡不疏导，就类似于大谈主义。

另外对“古人读经，多有奸佞”的说法。举例说：锻炼身体都知道是增强体制的。但是也有很多人锻炼身体，体制依然很差。也有人经常锻炼身体，可是很早就死了。抽烟有害健康，可是抽烟的人也有长寿的。
所以不能用个别掩盖普遍。
也不可能所有人读经后就变圣贤。那些奸佞，不读经也是奸佞。读经都没教育过来，不读经岂不是更差？但是更多的人，是读完经以后，修养和人品都会有相映的提升。大多数人的人品提升了，社会就能遍得和谐。孔子也说“枉之生也幸而免”。

mayavati

重温一下。

空山泠雨

在嘉兴教书时曾听过胡教授的一次讲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