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天天向上

jerryhao

　天天向上　　　　引子　　可以肯定，一九七六年学校开学的时间有些异常，绝对不是正常情况下的九月一号。至少，四川省东山县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入学时间推迟了。我清清楚楚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时我尚未入学，而谁都知道，他老人家死在那年九月九号。　　那天吃过午饭，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我搭了根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的街沿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因为自己身份不明而苦恼不堪：我从街道幼儿园毕业已经几个月了，既非幼儿又非学生，到底该算个什么角色？正在沉思之中，突然就听见屋檐下的喇叭里传来了哀乐。伴随着哀乐的，是一个异常低缓沉重的声音。　　我知道那声音说的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却搞不明白它到底想说些什么。我只是恍恍忽忽意识到，好几个委员会正在争着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一件和毛主席有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最后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透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以前广播里每逢讲什么大事，不总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结尾吗，可是这一次怎么变了？　　我想，我不能听懂那些话，是因为连“永垂不朽”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晚上爸爸妈妈回到家中，眼睛红肿，都是痛哭过的样子。他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逝世是什么意思？”我问。　　“逝世就是死了。”我妈抽泣着解释道，说着说着忍不住，扑在饭桌上又嚎啕起来，“天哪，太阳落了，全国人民该怎么活？”　　我的天老爷，毛主席死了，这么伟大的人也会死！这消息好像一把利斧，“呼”的一声朝我砍来，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离开了身体，骨碌碌地滚到了地上。　　“毛主席怎么会死，”我终于定下神来后，才发现这条消息很有问题，“不是一直都在说毛主席万岁吗？”　　“万岁，是人民爱戴毛主席的说法，”我爸神情严峻地解释道，“并不是说他真的要活一万岁。”　　我终于明白，下午从广播里听见的那声音为何如此庄重肃穆了。照在下午街沿前那灿烂的阳光，此刻倏然化作一辆坦克，从我胸膛上轰隆隆地碾过。从那天起，好长一段时间内，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哀乐声，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白色的纸花和黑色的祭帐。　　几天后，我才正式成为东山县城关一小一年级一班新生。　　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仅仅是一九七六年的开学时间不正常。对那个年代还残存着一些记忆的人多半会说，这肯定和那一年发生的大事有关。谁都知道，那一年从头到尾，不断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能够证明延迟开学的是全国所有的学校，而不仅仅是我所在的城关一小一年级，那么“大事说”便基本可以成立。但是，我查过很多资料，却从来没有找到过有关一九七六年开学时间推迟的记载。我也询问过不少在那一年上小学的人，他们都说——谁还记得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隔了那么多年了。　　对那年开学时间的疑问一直存在于我的思维中，就好像是肺部的阴影印在了胸片上。那道阴影的颜色也许并不太深，但却挥之不去，让我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时惦记着它，牵挂着它。每当想起这个问题，我又总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推导，试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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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妖　　现在,该来说一说文娱委员丁君了。小学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未必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这名字。但是我敢保证，只要一提起她的绰号大妖，我们小学时的同学，不管男女，绝对不会有谁想不起来。　　妖者，妖精也。所谓大妖，就是排在第一号的妖精。她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奇怪的绰号呢，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男生和女生都恨她，那是因为她跟其他女孩子大不一样。　　先看一看她的头发。同大多数女孩子那用橡筋束住的、寒碜的马尾巴相比，她那头天然的鬈发如此夺目。那时候，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见烫发的女人，而那都是些充满诱惑的坏女人，多半属于国民党军统或中统一系。她跟她们那么相似，所以除了叫她大妖，男生还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女特务。　　再看一看她的神情。你看她的嘴总是闭得那么紧，嘴角还略微有些上翘，像不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　　还来听一听她的声音。可得细心一点，她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只要她开口了，你听，是不是不像其他女孩子那种干涩而刺耳的声音，你听，像不像雨点敲打在盘子上。说话像唱歌的女孩子，唱歌多半会更好听吧。那当然，音乐课上领唱的总会是她。她是文娱委员，不用说，跳舞肯定也没有问题，学校里搞文艺表演，那一次少得了她的领舞和独舞？　　然后，看看她身上穿的是些什么。不是大人穿剩下的，也没有洗得泛白，更没有一个补丁。谁都知道，她穿的衣服全部是从上海那样的大地方带回来的。　　最后，再打听打听她的出身吧。她爸爸是县文化馆的，还是馆长。她妈妈是东山一中的，教音乐舞蹈的老师，听说还是个归国华侨。　　哦，原来如此，当妈的里通外国，当女儿的自然从小就是特务。所以，全班男生和女生都恨她就不足为怪了，班长带领手下对她家采取革命行动也就理所当然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班长带着十来个男生埋伏在文化馆宿舍底楼的楼道里。这些人被分成左队和右队，左队看班长左手行动，右队看班长右手行动。　　这时候，大妖一家三口正在吃午饭，突然就听得楼下传来齐整的吆喝声。一声“大妖”，一声“女特务”，此起彼伏，好像是合唱的两声部。说不定她爸还会有些诧异：“又是什么排练，怎么我这个当馆长的还不知道？”诧异归诧异，那之前，大妖还不知道自己叫大妖，又叫女特务，所以一家人也没有理会这声音。　　十来分钟后，两声部唱的不再是“大妖”和“女特务”了，变成了“丁德伟”和“刘黛梅”。这家人更加诧异了，因为这歌词他们太熟悉了——丁德伟是文化馆馆长的名字，刘黛梅是东山一中音乐老师的名字。　　一家人这才把头伸出窗外。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楼道正对着的那块空地上，空空荡荡站着班长王光辉一个人。他头发帅气地梳向一侧，白衫衣扎在蓝裤子里面，简直就是一个神气活现的指挥家。只见他左手一抬，响起一声整齐的“丁德伟”，右手一抬，便响起一声整齐的“刘黛梅”，他似乎是在指挥着一个隐形的合唱团。　　丁德伟和刘黛梅在楼上比划着什么，看他们的口形，像是在说不要再唱了，再唱的话他俩就要去找伍校长，找包老师。班长丝毫没有理睬他们的威胁，左右两支手臂起伏得更加剧烈。　　头上的脑袋缩回去了，紧跟着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丁德伟冲下来了。”底楼楼道里有个男生说。　　“孩儿们，”班长沉着冷静地下令，“撤。”一大群小男生蜂拥而出。丁德伟下楼后，只看见了四处逃散的背影。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学校，就看见好些参加过行动的男生围着班长，正在议论头天的军事行动。班长似乎心有不安，他说得那么眉飞色舞，却老斜着眼睛往大妖位置上看。那位置一直空着，上课前一两分钟大妖才来。她神色平静，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下课后，也不见她去找班长理论。　　既然没出什么问题，这群男生更加得意，下了课便聚在一起继续讨论昨天的战果，不时还要发出“哄”的一声欢呼。　　麻烦发生在最后一堂课。快要下课的时候，丁德伟和刘黛梅出现在教室窗外。包老师见了，立即放下粉笔迎出去，出门时回头补充了一句：“自己看书，班长维持纪律，谁要讲话就罚他站起来。” 　　　　她才一出去，教室里就骚动起来了。我回头望望班长，他正龇牙咧嘴，举起拳头向大妖示威。但是，大妖没有理睬他，埋着头专专心心在看自己的书。 　　　　几分钟后，包老师黑着脸进来了。她一走上讲台就抓起粉笔刷，“呼”的一声朝班长掷去。班长头一偏，刷子“啪”的一声，正打到后面一位同学的脸上。我回过头，只看见一股五颜六色的烟雾从那位同学的脸上升起。他捧着脸，既不敢喊痛也不敢哭，甚至不敢用手去擦一擦脸，揉一揉眼睛。 　　　　“王光辉，让你当班长你就是这个样子当的？”包老师吼道，“昨天干什么去了，说。” 　　　　“我没有错。”班长“腾”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没有错，人家怎么找到学校里来了，”包老师怒气冲冲地质问道，“未必人家是疯子？” 　　　　我觉得包老师这句话有些耳熟，对了，我爸我妈也经常这样说话。如果我和姨妈姑妈家的小孩子发生了争执去找我爸我妈告状，他们就会这样说：“你不去惹人家，人家怎么会惹你，人家又不是疯子？” 　　　　是的，他们说得很对，人家确实不是疯子，可是人家确实也惹了我。碰见这种话，我就觉得好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顿时呼吸困难，口不能言。 　　　　慢慢地，经过多次思考，我找到了对付这种话的方法。如果有人再对你这样说话，你不用回答他，只需要走上前去给他脸上一巴掌，然后反过来质问他：“我又不是疯子，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你？既然我打你，肯定是你错了。”此时，对方肯定也会顿时呼吸困难，口不能言。当然，这种方法我从来也没用过。我知道，我不管是打谁一耳光，人家在呼吸困难之后肯定都不会和我辩论，而是要抓着我一阵乱打。所以，我经常用的是另一种温和一些的方法，我会问对方：“我也不是疯子，你说我惹他干吗？” 　　　　此刻，如果我是班长我就会这样回答包老师：“我也不是疯子，怎么我没去其他人楼下叫骂，偏偏要去她家？既然我带人去骂她，那肯定是丁君她自己有问题。” 　　　　可是，班长并没有用那种方式去对付包老师，他的回答是：“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 “这居然是革命行动，哼。”包老师冷笑了一声，然后对全班同学说道，“有谁觉得这是革命行动的，都可以站起来。” 　　　　无人应答。 　　　　一屋人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分钟，包老师终于指人起来回答了：“谢永刚，你说这是不是革命行动？” 　　　　“不是。” 　　　　“伍杨，你说呢？” 　　　　“坚决不是。” 　　　　“罗国祥。” 　　　　“这完全是一次反革命行动。”罗国祥站起来回答道。有人笑了，但包老师硬是用她那冰冷的眼光把笑声的后半截吓了回去。 　　　　包老师开始清查昨天跑到大妖家楼下叫骂的那些人，很快就成效卓著，一长溜被揪了出来，站到了黑板前。 　　　　“放学的时候，王光辉留下来，其余的人都回去。昨天闹过事的人，中午在家里把检讨写好，下午交到我这里来。不交检讨的，就把家长请来。”她宣布道。 　　　　说起革命行动，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这年上半年，班长就领着十几个男同学，把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五类分子揪回来批斗过。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女人，据说解放前是地主婆。斗她，是因为她把城关一小的一些学生领到家里面，用小人书来腐蚀他们。 　　　　地主婆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站在学校的会场上瑟瑟发抖。 　　　　“看你装得多可怜。”伍校长过去踢了她一脚，“解放前，你可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 　　　　班长上台发言时，也像毛主席追悼会上的伍校长那样念了一首诗： 　　　　地主婆，想变天， 　　　　拉拢红色青少年。 　　　　今天碰到我王光辉， 　　　　把你打成泥一堆。 　　　　王光辉也学会做诗了，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上一次的革命行动中他出尽了风头，不过，这次对大妖家的行动却让他栽得很厉害，成了班委委员中第一个进学习班的人。按照包老师的要求，他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大妖一家道歉，还要在检讨书中重点认识以下错误：在没有向老师汇报的情况下，擅自组织同学进行活动。 　　　　这周我当值，早上和中午都得提前半个小时打开教室门，为上第一堂课的老师擦好黑板。那天下午，我一推开教室门，就看见班长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正对着讲台。他两肘撑在桌面，用拳头托住脑袋，眼中的焦灼烤干了平日的英气勃发。 　　　　“老子都快饿昏了，”在大多数时候只会斜着眼睛看我，而极少跟我讲话的班长此时开口了，“晚上回家一定要大吃一顿。” 　　　　“你没叫手下给你送饭？” 　　　　“谁吃他们送的饭，”班长愤愤然，“都是些没有骨气的家伙，没有一个敢陪老子进学习班。” 　　　　班长痛苦地把头埋进了两肘之间。 　　　　我找不到语言来安慰他，教室再次寂静无声。不过，对于我和班长来说，这大概要算得上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了，身为学习委员的我，在班委会上和他的亲切交谈也比不上这一次的时间长。 　　　　“未必我真的错了？”他又抬起了头，“丁君满脑袋的小卷卷头发，穿得也妖里妖气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人，但是包老师偏偏向着她。” 　　　　我没吭声。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班长眼中充满了困惑，“为什么所有的皇帝都要帮奸臣说话？” 　　　　“大概历史上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支支吾吾回答道。班长居然提出这种问题，这让我非常诧异——他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臣下了，他不是一直都是皇上吗？ 　　　　他的问题又引发出了我的问题：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自己当成忠臣，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是奸臣？ 　　　　陆陆续续又进来了些同学，我和班长便不再说话，恢复了往日的隔膜。马上就要上课了，来的人越来越多，班长的孤独和思索便淹没在这嘈杂之中。 　　　　这一天，班长没有向包老师屈服。 　　　　第二天请家长，他继续坚持真理。 　　　　第三天，包老师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内再不认错，免去班内外一切职务。”这意味着，他将不再是班长，不再是班委委员，也不能再在校一级的红小兵组织中担任要职。 　　　　第四天，班长痛哭流涕，诚挚地向丁德伟叔叔、刘黛梅阿姨和丁君同学道了歉，并沉痛地向包老师检讨了成立非法组织的错误。 　　　　大家都原谅了他。 　　　　“不要哭了。”丁德伟抚摸着他的头说，“你爸爸妈妈跟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以后还是要经常到我们家来玩。丁君学习没你好，你还得多帮助她。” 　　　　“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了就好了。王光辉同学承认了错误，就还是个好同学。”包老师右手一挥，“欢迎他回到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来。大家鼓掌。” 　　　　在四面八方涌来的掌声中，包老师又补充了一句：“他还继续是你们的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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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真是有趣，虽然不是很理解楼主说的“对做父母的去理解自己的孩子，很有益处的”，但却是一个了解那个年代的生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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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管学习 　　　　　　红色的标语越来越少见到，激昂的口号、掀天的锣鼓声也渐渐远去。大街上，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的，是腋下夹着本书走来走去的年轻人。我明白，分数真的开始挂帅了。 　　　　既然形势在改变，一向领风气之先的伍校长当然不会无所作为。这一年，除了推行那两项与礼仪有关的发明之外，他还组织了一次重大实验，让二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上早晚自习，实验期为一个月。 　　　　早自习从清晨六点开始，上一个小时，用于朗读和背诵语文课文。晚自习则从晚上七点钟一直上到九点，用于完成语文作业和数学作业。那时候，教室里还没有通电，一早一晚我们都得拎着煤油灯进教室。 　　　　实验才搞了十来天，家长们就闹翻天了，纷纷跑到学校表达反对意见。条件差的家长说，每学期都按时交了学费，凭啥还要多花一笔煤油钱；条件好的家长则说，娃娃们太辛苦了，只怕书读出来眼睛也瞎了，请他当国家干部他也当不了。 　　　　实验失败，一个月后伍校长宣布取消早晚自习。 　　　　说实话，自习的取消让我多少感到遗憾。我觉得上晚自习不错，反正在家里也得做作业，还不如到教室里去做。上自习时可以讨论作业，也可以聊天，或者玩煤油灯，一间教室里六七十个人，闹热得很，比上课有意思多了。课堂上，老师不喜欢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嘴里发出声音，爱讲话的同学会被视为不尊重老师的劳动，上自习时却不会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有一次，罗国祥和几个同学合唱国歌：“我们万众一心，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数学老师也只是说了句“好像有人在哼歌”，又继续坐在讲台上发他自己的呆。 　　　　当然，我不喜欢早自习。本是在被窝里睡觉的时间，却不得不爬起来，边走边打呵欠，一只手提着煤油灯，另一只手还要揉眼睛。 　　　　带来新鲜感的自习没有了，我们又回到了那日复一日的枯燥中。 　　　　　　自从分数挂了帅，作为学习委员，我在班上的重要性就开始慢慢显现。当然，决定一个人是否重要，所有的权力都归于包老师一个人。能够得到包老师的器重，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一九七六年上小学到现在，我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除了体育老师之外，其他所有的老师都很喜欢我。敢于说自己是好学生，不仅因为我成绩好，更重要的是，我某些举止特别符合老师的要求。比如说我从不打麻雀玩泥巴滚铁环，从不跟男孩子们一起游泳一起打架，一讲话就脸红像特别羞涩的女孩子，上课时必须左手握右手腕把双手背在背后，我的姿势总是最标准。 　　　　其次，我的舅舅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夺得了全县第二名，在众人的羡慕中上了大学，而在这个班上，我跟他的关系是最近的。 　　　　包老师让我不要只顾自己的成绩，要承担起一个学习委员的职责，学会分管学习方面的工作，为老师和班长分忧解难。这一番话让我激动难抑，我好像看见，她把手中的那只金光闪闪的杯子略微斜了一下，让从来只倾注于班长王光辉和文娱委员丁君的关爱也洒了一点在我的肩头。 　　　　包老师说，要往我身上加一点担子。一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自己的肩头变得沉甸甸的了，好像真的压着什么东西，让人走路时步子都不得不放慢下来。工作的重担，一定是一件可以让人异常快乐的东西，要不，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争着抢着，想要多承担一点。我当然也不例外，自从分管学习方面的工作以来，我充分体验到做一个学习委员的成就感。 　　　　首先，学习委员是班上的重要干部，可以参加班委会，这种权利普通同学根本享受不到。在班委会里，学习委员排名第二，位列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劳动委员之前，仅仅次于班长。包老师如果有事征求班干部意见，总是在问过班长之后就问我。 　　　　第二，学习委员有收作业本的权力。老师布置了课堂作业，大家完成后，就要由学习委员一桌一桌收好，捧着交上去。最能体现这个职位威风的是，有的时候老师懒得改作业，就会让学习委员代为检查，而自己坐在讲台上养神。这个时候，谁都会来巴结我。就连王光辉那么神气的人，只要没完成作业，面对着站在他桌前的我，目光也和顺多了，不再像平时那样横眉竖眼。我明白，他是在用这种能保持尊严的方式来向我行贿：你放我这一次，我就会少诛及你一次。这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学习委员，我并非毫无还手之力，班长也并不是可怕得不得了。不过，和班长不一样的是，我的权力主要用于施恩，而非整人。只要女孩子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盯着我，或者那些调皮的男孩子不敢发出声音却又挤眉弄眼地求我，我一般都会放他们一马。像王光辉这种人，我有时真恨不得找机会一把将其揪出，但最终每次都还是放他过去了。我当然也有收获：他尽管还是不理睬我，却再也没对我发布过诛及令。 　　　　第三，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自己开始变聪明了。当了一两年的学习委员，我逐渐学会了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来代替那些笨重的脑力劳动，那些一天接一天连绵不断的作业。权力，真是一件具有魔力的东西，只要一旦把握，就再难以割舍。既然是检查全班的作业，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作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学习委员这个职位，我就吃一点作业吧。因为职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只要有机会，我就尽可能不完成作业。 　　　　然而，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检查作业的权力，准确地说，老师只会在想偷懒时才把权力让渡于我。这意味着，这种权力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它不仅随时可能被剥夺，而且还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随时都可能导致使用者翻船。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有一回我就被包老师抓住了，那次她心血来潮，要自己检查作业，一查就把我查出来了。　　包老师叫我和罗国祥等人一起站在讲台上，作为落后分子参加展示。这让我羞愧难当——尽管是好朋友，我也不屑于跟这家伙同台而立。于是，我坚持说我是做了作业的，只不过放在家里。我强烈要求，让我回家去把作业本拿来。　　我是这样考虑的：出教室的时候，步履尽量放缓，预示着我在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一出校门，我就在大街上飞奔。一慢一快之间，就可以节约下来很多时间，容我把作业补上。　　包老师同意了。　　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作业本、书和笔都还在书包里，只好走下讲台去翻书包。　　“你不快回家去拿，还在干什么？”包老师站在讲台上问。　　“钥匙还在书包里。”情急果能生智。　　包老师转过头继续训斥站在黑板前的那排学生，趁着她不备，我把笔揣进了口袋，把书和作业本别在了腰间。　　“还不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她又转过头来了，似乎看穿了我的计划。　　“我肚子有点痛。”我不仅不想走快，而且确实是走不快。我的手按着腰，隔着衣裤，感觉到书本硬硬的。　　走出学校，我把书和作业本拿出来夹在腋下，一阵飞跑。拐个弯来到大街上，坐在街沿上，把书和作业本放在膝头，我心急火燎地开工了。　　不少人从我身边路过，我觉得他们似乎都回过头来，用怪异的目光盯着我。“这小孩子才怪，说他不用心，又坐在大街上做作业，说他用心，怎么又不去学校上课？”一个成年人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过。　　等我做完作业回到学校，语文课已经结束了，换了数学老师站在讲台上，黑板前站的那排落后分子都回到座位上了。　　“报告。”我站在教室门边怯生生地喊道。　　“干什么去了，课都上了一半你才来，”数学老师满脸不高兴，“学习委员就是这么带的头，难怪你们这个班数学不好。”　　“我回家拿语文作业去了。”　　“语文作业要做，数学课就可以不听了？”　　我答不上话，站在门外，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进来吧，”我站了好几分钟后，数学老师开恩了，“不过不能坐，就站在门边听。”　　我站在门边羞愧难当，一直低着头。我似乎看见，所有的同学都挤眉弄眼在笑我，笑得最厉害的就是上节课还站在讲台上的那几根老油条。下课后，他们还跑来气我：“你真不划算，作业也做了，站也罚了。我们只站了语文课，你是语文课和数学课都一起站了。”　　后来我了解到，包老师并没有让他们把作业补上——罚了站就不用补交作业，这是城关一小二年级一班不成文的规矩。我想，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把那天的语文作业补上。　　还有一次，我放罗国祥也放出了问题。数学老师不相信连罗国祥也完成了作业，叫我把他的作业本递上去。　　这道指令如同晴天里响起的霹雳，天哪，那么多题他一道也没有做，我该怎么向老师交代？完了，出事了，学习委员当不成了。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我眼前的物体已经变得模模糊糊，天，塌下来了。走上讲台的时候，我的脚都在打闪。　　为了好朋友，我把自己给牺牲了，我的心怀突然被一种悲壮的情绪溢满了。天塌下来又怕什么——我想——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承受。　　只听到“啪”的一声，数学老师把本子扔到了地上：“这也叫完成了，真不知道你这个学习委员是怎么当的？”　　来吧，给我一巴掌吧，把我的委员给撤了吧，为了朋友，我死得值。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英雄，经受严刑拷打也绝不出卖战友的英雄。　　我是为你牺牲的，每年的这一天，你一定要记得给我上坟——我在心里对罗国祥说道。我瞥了他一眼，他却好像啥事都没有，正斜起眼睛看向屋顶，毫无战友间生离死别时应有的悲哀。　　还好，最终我没有牺牲，学习委员也继续当着。数学老师无权撤我，只是向包老师反映了这件事。包老师倒是不轻不重说了我两句，让我以后不要这样干了，却并没有表示出要深究的意思。　　好，我今后绝不再做这种假公济私的事情了——我对包老师说，也在心底发誓——我一定要做个清正廉明的好官。　　我可以诅咒，我的誓言绝对是真诚的。但誓言这东西就像一根纸糊的绳子，是捆不住人的。　　自从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尝到了不做作业的好处，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逃避检查。我用这种说法化解誓言对我的压力：作业这东西，只要会做就可以了，何必把它写在本子上，既费笔墨又费纸，还要费学生的力书写，劳老师的神检查，何苦。　　不过，像被包老师和数学老师抓住的那种情况，后来在我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这倒不是因为我已经痛改前非，而是我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平常我不敢太放肆，老师不时会亲自检查作业，我拖欠作业的高峰是在假期。　　放假的时候，父母每天一出门，就把门一反锁，还要说句：“今天在家要好好做作业。”我的功课他们都不懂，从来也不检查，似乎只要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家长出门后，一翻开书和作业本，我就头痛欲裂，就会想着：明天再做吧。第二天翻开书，头又痛起来了，那就再拖一天吧。　　假期作业非常多，一般是每天三十道数学题，还要写十篇小字。我抱怨说：“比上学还要累，这叫什么放假？”我妈眼睛一瞪：“你要搞清楚，放假是给老师放的，不是给你放的。”看来，家长是要和老师联合起来，让我头痛到底了。　　我医治头痛的办法是，在衣服下面藏一本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或者《岳飞传》等，翻一翻顿时神清气爽。听到家长回来的脚步声，我赶紧把书别在腰间，然后用左手撑住脑袋，右手握笔，皱着眉头，作思考难题状。　　但是，作业这玩意，只要不做，它就总是摆在那儿。今天的留给明天，可是明天还有明天的作业，那就一齐留给后天。就这样，到了开学的时候，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十分之一。　　一般说来，开学前三天，我就会感到压力了。开学时老师会检查作业，没完成的不能报名，必须回家请家长。一个学习委员，如果因为没完成作业而报不上名，那将是何等的羞耻。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必须立即抓紧时间赶完作业。　　在这样的惊惧之下，间歇性头痛自然而然就好了。此时一翻开书，就觉得精神百倍，冲劲十足。我像喝了咖啡一样亢奋，到了深夜也闭不上眼睛。父母睡熟之后，我就在被窝内用手电筒射着赶作业。　　事实上，就算每天做二十四个小时，一个假期的作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三天内完成。为了摆脱困境，我开始向我的偶像伍校长学习，充分调动大脑的积极性，搞出了三项发明。　　第一项发明，用于对付写小字。我收集了五支圆珠笔，用细麻绳把它们固定在两根筷子之间，每支笔之间的距离正好等于每两个字之间的距离。这样，我每写一个字，小字本上就会出现五个笔迹完全相同的字。用这种方法，我把效率提高了四倍。　　其他两项发明，都用于对付数学作业。　　假期里每天的任务是三十道题，一个暑假七十来天就是两千多道题，一个班六十多个学生，加起来大约是十二万道题。两节课的时间，一个数学老师能检查出这十二万道题是否都做得正确吗？只要用脑子想一想，谁都知道那绝对不可能的，关键是没有几个人肯动这个脑筋。别看老师捧着作业本煞有介事，其实他检查的只是作业本的厚度够不够，封皮上写的是不是你的名字。所以，你只需要让你的作业本跟人家的差不多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把每道题都做正确。　　这就是我的第二项发明：简单的，就把答案算出来；复杂的，随便写几个步骤，乱给一个答案就行了。　　比如说，354×728÷541这道题，我的算式可能是这样的：　　354×728÷541　　=876543÷541　　=35421　　当然，我的假期数学作业里面很可能有好几十道题的答案都是35421。　　数学老师是个精细的人，在他手下很难有漏网之鱼。检查作业本厚度只是第一关，开学后，他还要杀个回马枪——命令同桌交换作业互相检查。这一招非常有效，立刻又筛出了好几个题量完成得不够的，于是又赶回去请家长。但是，网眼再小我也钻得过去，因为我还有第三项发明。对付同桌那个小女生，我胸有成竹，早就给她布下了陷阱。　　我做假期作业完全不按照书上的顺序来，比如说第七题之后就是第十一题。小女生就会问我为什么不做八、九、十题，我马上在第九十八页找出第八题，在第一百四十七页找出第九题，第十七页找出第十一题。　　没几下，小女生就被弄得晕头转向，哪里还找得出头绪来检查题量够不够，答案正确不正确。　　“哦！”她说，“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小女生说这话一定是钦佩我做数学题的方式与众不同，这让我非常得意：一个委员，而且是分管学习的，还经常考第一名，开玩笑，难道不会做每天这三十道数学题？他能够这么厉害，很显然，总得有些你搞不懂的东西。　　每次我都能够顺利地报上名，从来没有被赶回去请过家长。除了仰仗作为学习委员的崇高威望，更得力于我的那三项发明。　　　　幸运的是，包老师从来都不知道我的这些发明。否则，她哪里还会让我当学习委员，会把分管学习这样的重任交给我？包老师之所以重用我，是因为她认为我是个好学生。　　她判断一个学生是好是坏的标准是：在课堂腰挺得直不直，手背得好不好，眼睛是不是直勾勾地盯着黑板；在课堂外用不用弹弓打麻雀，下不下河游泳，跟不跟同学们打架。千言万句，归结起来只有一句：听不听包老师的话。　　按照这些要求来对照自身，可以说每条我都做到了。至少，我做到了让包老师觉得我对她的教诲无不遵从。　　然而，我的内心世界却并不如外表那样恭顺。比如说，尽管我上课时很少跟同桌女生讲话，不像罗国祥那样把前后左右都骚扰个遍，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老师站在讲台上张着嘴巴说了些什么，我只是在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用我的眼睛看着他们而已。　　如果老师转过去写黑板，或者注意力被捣蛋的同学吸引过去了，或者沉浸在自己讲述的内容中，正声情并茂地领诵“小数里面的圆点叫做小数点”的时候，我会干什么呢？　　我会把视线转向窗外。窗外的梧桐树上，站着一只小麻雀。它胖胖的，毛绒绒的，很有些像脸圆圆的、围着绒毛围巾的文娱委员丁君。　　寒冷的冬天，这只小麻雀让人觉得心里很暖和，很踏实。一整堂课我都在想，要是在家里放一个这样乖的小家伙当老婆，放了学回家有它陪着做作业，那该有多好。　　幸好，包老师并不了解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否则，她肯定不会让我分管学习。　　不过，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失误，就认为包老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其实，她总是竭尽全力，想钻进学生的思想深处。比如说，学校要修补教室的玻璃窗以御寒风，包老师却专门吩咐最后面的那扇别安玻璃。她要在其他老师上课时观察她的学生们，亮晃晃的玻璃会影响她的视线。　　包老师还威胁说，她转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别在下边搞小动作，她的眼镜是反光镜，可把身后的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班上没有一个带眼镜的同学，因此谁也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　　看着包老师那费劲的样子，有时我真想帮帮她。那时我常想，应该发明一种仪器，每个学生头上安一个。如果有人胆敢在思想上用石头砸包老师，仪器的屏幕上就显示得一清二楚，就可以立即把他揪出来。　　这种仪器应该叫做心理阅读机，也可以简称读心机。　　有了读心机，当老师的就非常省心了，再不用像现在这样，站在寒风中冻得发抖，却还要像小偷一般朝教室里窥探；也没有必要再把眼镜当作后视镜，看得那么辛苦了。　　迫切需要读心机的除了老师，还有政治领袖。我知道，领袖总是很想了解他们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也发明了很多种活动，诸如交心、谈心、汇报工作、背靠背、面对面、深挖思想根源、触及灵魂深处、狠斗私字一闪念等。这些活动已经广泛被老师借鉴。　　如果发明了读心机，全国的学生一人头上安一个，老师就不必每天都找人去汇报工作了；全国人民一人头上安一个，领袖也不必过几年就搞一次大运动，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也许是因为这两种职业具有共同的特点，上小学时我就形成了对老师这一角色的基本认识：他跟领袖一样，需要了解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最不愿意见人的想法。他是操纵者，是控制者，是天上不可侵犯的神。　　想到这里，我又不敢发明读心机了。如果我头上也安一个，岂不是每节课它的屏幕上都要出现一只小麻雀，搞不好还会显示出文娱委员那张圆脸和那对圆眼睛。　　还是不发明这种东西吧。如果一定要发明，就只发明适合老师用的。他们每人头上安一个，就不用讲课了。只需要往讲台上一站，还没有开口，心理阅读机就把想说的先给显示出来了，省得他们罗罗嗦嗦，说得嘴巴翻白泡子也没人理睬。　　

jerryhao

　　五、分数挂帅 　　　　　　这一学年，游行和集会比一年级时减少了，口号声和锣鼓声没有那么响亮了，曾经充塞天地的红色似乎也不再那么鲜艳夺目了。日子好像掺了水，一日比一日平淡。 　　　　那一年，家里倒是发生了一件大事：舅舅持续十年的精神分裂症好了。 　　　　舅舅二十六七岁，在一家街道工厂上班，和一群残疾人一起纺麻线。他患上精神病，是我出生前几年的事。不发病的时候，舅舅跟正常人没有差别，待人彬彬有礼，典型的白面书生。一旦发起病来，可就要胡说八道了。他说自己数学成绩这么好，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目前，潜伏在东山县的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抓他，抓住之后要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还说，国民党最终会把他杀掉的，要把他的大脑取出来，研究他数学天分如此高的秘密。 　　　　舅舅没有成家，一直跟着外婆生活。每过一两月，我妈会带着我去一次外婆家，这些年里，我多次看到过他发疯的样子。 　　　　有的时候，他面前摆着一张白纸，眼睛死死盯着它，口中还念念有词，背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公式和定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做数学题。他还说，这是一道国家级的难题，目前全世界无人能解，他自己已经做了几十天，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题在哪里？”我问。 　　　　“就写在纸上。” 　　　　“这不是一张白纸吗，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见？” 　　　　“怎么会看不见，纸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舅舅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纸上给我指，还不断给我解释，这里是一个什么数字，那里是一个什么字母，还有什么地方写着一个什么符号。说到关键处，他还要用指甲在纸上留下深深的划痕。 　　　　“你真的看不见吗？”舅舅问。 　　　　见他如此焦急，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失望，只好说自己看见了。 　　　　“这就对了。”舅舅开心地笑了，“你是小孩子，眼力还不太好，看起来费事一点也是正常的。” 　　　　这样的疯法是文疯，还有一种疯法叫武疯，尽管发病次数不如文疯多，但破坏力更强，每次都搞得全家人心惊胆战的。 　　　　发武疯的时候，舅舅双手背在身后，脑袋僵直地朝后仰去。 　　　　“这是党的机密，国家的机密。”他义正辞严地面对着并不存在的审讯者，“你们把我杀了吧，我是不会说的。” 　　　　“东娃子，不要再闹了，邻居听见了笑话。”外婆走到墙角，想把舅舅背着的胳膊拽开。只听得“叭”的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外婆脸上。 　　　　舅舅想像中被紧紧绑在一起的双手松开了，他一只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指着外婆的鼻梁。 　　　　“滚开，你这个国民党特务。”他怒斥着，像极了电影中即将走向刑场的革命烈士。 　　　　“小东，这是妈，你怎么打她？”我妈着急地冲上前去，隔在外婆和舅舅之间。舅舅似乎不屑于和他姐争执，他瞥了一眼之后，高傲地把头扭向了一方。 　　　　“这孩子，不知这辈子能不能治好？”外婆在我妈的搀扶下，走出了房间，“我怕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外婆在床上坐下，泪水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了，引得她用手去揉：“这么乖一个孩子，一下子就毁了，你说我怎么想得通？” 　　　　“国家要取消高考，我们平头老百姓有什么办法？”我妈劝解道，“谁知道小东心眼这么死，为这么一点事就想不开。” 　　　　“这也不能怪他，他成绩那么好，每个人都说他要上最好的大学。高考说取消就取消了，连我也觉得心里凉透了。”外婆摇摇头说道，“先说的只停止半年，谁知道这一停，这么多年都没有恢复，看样子是要一直停下去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舅舅在成为疯子之前，曾经是家庭的骄傲、老师和学校的骄傲。他的数学好得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所有的老师都说，他将来肯定会考上大学，肯定会成为数学家。还有的老师对他说，你考上大学离开东山县，我们就不会经常看见你了，但是肯定会不断在报纸和杂志上看见你的名字。 　　　　但是，舅舅没有去读大学，没有离开东山县，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进了精神病医院。 　　　　从医院回来以后，除了睡觉和吃饭，舅舅每天的时间差不多都用于求解那些并不存在的数学题，时不时还要扮演一下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外婆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就把他送到麻纺厂上班，希望他手头有了点事做，会忘掉那场和他发疯有着直接关系的游行。然而，他每天下班回来，最重要的事还是继续解他的数学题。 　　　　那场压垮舅舅精神世界的游行，发生在他高二即将结束时。那天，舅舅正在家里温习功课，大街上突然传来掀天的锣鼓声。看完游行之后回到家里，他眼神就有些不对了。用外婆后来的话说是，“直勾勾地盯着墙壁，眼珠子转都不转，像是定住了”。 　　　　游行庆祝的是一个刚刚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大意是，为了搞好文化大革命，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个通知，把舅舅放到了他最不能接受的现实面前——不让高考了，他上不成大学了。 　　　　外婆劝他：“人家并没有说要取消高考，只是说推迟半年。你要明年才毕业，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舅舅没有理睬外婆，只是一个劲地重复着：“我知道，他们早就不想让我参加考试了，我知道。” 　　　　一家人都不知道舅舅所说的他们是谁，他的失魂落魄并没有得到重视，大家都认为不过是小孩子一时死心眼，一时想不开罢了，谁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舅舅疯了，我妈也因此处于长时期的自责之中。我记不清楚，有多少次听到过她说这样的话：“都是我太粗心了，要是我再警觉点就好了。” 　　　　“这也不能怪你，”我爸总是这样劝她，“那时候隔几天就有游行，要防也防不过来。” 　　　　按照我爸的说法，那一年发生的大事特别多，甚至超过了一九七六年。“小东出事前一二十天，北京才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没过多久，毛主席就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了。”他每次说到这里，总是要掰着手指头，然后总是要摇着头叹气，“那局面，哪里是我们平头老百姓控制得了的？” 　　　　我爸说，庆祝推迟高考的游行刚刚结束，全国各地就不断有高三学生出来发倡议，控诉高考制度的罪恶，赞成取消高考。在中学当老师的外婆说，那些学生在倡议书里写的是：“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绝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 　　　　疯子的判断往往比正常人的更准确，舅舅说得对，不让高考了。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的大学都停止了上课，停止了招生。 　　　　过上几年，大学又开始招收学生了，但是这跟舅舅没有关系。 “上大学不考，要推荐。他们要的是成分好的，祖宗三代都得苗红根正。” 我妈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人是不可能被推荐的，更何况你舅舅还是个疯子。” 　　跟突然发疯一样，舅舅突然恢复理智也是因为高考，那时我刚上二年级。那天晚上，外婆打着手电筒赶到我家，和我爸我妈讨论了很久。她带来的消息是：推荐上大学的办法突然被废除，高考又恢复了，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成分都可以考。　　“小东可以参加考试了，他的病这回也要好了。”我妈一听到这消息就喜不自胜地说，“还是党的政策好。”　　外婆却一脸的愤愤然：“要不是取消高考，我东娃子哪里会得这种病，耽误这十年？”　　“好了，妈，”我爸劝解道，“小东要不是生了病，可能也早就上山下乡了，哪里还会留在城里？过去的事情再怎么说都没用，只要这次他能够考上大学就好了。”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外婆压低了声音，“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到底要不要把这消息告诉东娃子。他脑子本来就有问题，要是考不上，会不会疯得更厉害？”　　三个大人坐在饭桌边商量了一晚上，最后依照了我爸的提议，决定让舅舅参加考试。我爸的理由是：瞒是瞒不住的，他在街道工厂上班，这消息早晚也会传到他耳朵里，倒不如让他去试一试。考不上，大家都尽力了，这也怪不得谁；考上了，好消息一刺激，说不定刚好刺在他脑子里有病的那个地方，来个以毒攻毒，这病或许就好了。　　“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我爸对外婆说。　　“你才是死马，”我妈白了他一眼，“我弟弟不是死马。”　　“我这就回去告诉东娃子，让他马上开始准备。”外婆先有点斩钉截铁的姿态，跟着又犹豫起来，“十年没摸书本了，谁知道他还捡不捡得起来？”　　在学校里，老师也开始传达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后是凭本事吃饭，跟以前不一样了。”包老师说，“为了将来不饿饭，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学习。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学习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包老师。”　　包老师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而学习，那么以前我们是在为谁而学习呢？　　这问题从来没有哪个老师正式讲过，不过一件往事倒提供了参考答案。　　记得有一次，包老师在讲台上这样斥骂伍绵羊：“你说，让你好好读书，是不是为了老师？”　　“不是。”　　“那是为了谁而读书？”　　“为了毛主席。”伍绵羊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想到这里，我明白了：现在和过去有相同之处，都不是为老师而学；也有不同之处，过去没有高考，是为毛主席而学，现在有了高考，是为自己的饭碗而学。　　　　舅舅已经知道高考恢复的消息了。还好，并没有出现一家人所担心的情况。外婆小心翼翼地讲了这消息以后，紧紧地盯着他，却没有从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出任何异样来。他既不激动，也不痛苦，以至于外婆都很怀疑，他到底听见没有。 　　　　第二天从街道工厂下班后，舅舅还是和往常一样，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数学王国里。不过，外婆很惊异地发现，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张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真正的、用钢笔写出来的算式。 　　　　外婆再定睛一看，桌子上有书有笔，床上的床单也被掀起来了，床底下那一箱子尘封十年的书已经被拖了出来，摆在舅舅的脚下。而此时的舅舅神情专注，全然不理睬外婆那惊骇的目光。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把十年前放在床下的箱子拖出来，就好像是昨天才把它推进去一样；他把十年前合上的课本打开，就好像是昨天晚上温习功课到很晚，才把它闭上一样。 　　　　“我东娃子病好了。”第二天一早，外婆就赶到我妈单位上，把憋了一宿的兴奋释放出来。母女二人手拉着手，互相抹着眼泪。而我爸听到这消息后，除了高兴，更为自己以毒攻毒的正确思想自得不已。 　　　　在外婆、我妈和我爸的安排下，舅舅从街道工厂请了病假，专专心心在家里复习。现在，一家人最担心的是：万一舅舅考不上，会不会又旧病复发，甚至变本加厉。 　　　　“不会的，他都考不上，东山县就没有人能考上。”一家人互相鼓励着。 　　　　“他精神这么脆弱，要是再有点什么，该怎么办？”一家人又互相恐吓着。 　　　　“我还是要让他考。”最后还是外婆一锤定音，“退一万步来说，就打算东娃子考不上，又疯了。至少，复习功课这段时间，他心里是平平和和的，没那么多痛苦。” 　　　　“其实，这段时间最高兴的是我。”外婆说着说着又在揉眼睛了，“我感觉东娃子好像还是在上高中，这十年的事似乎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紧跟着，全家人开始为舅舅的志愿忙碌了。我妈说，以舅舅当年的成绩，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随便选，尽管书本扔了十年，但是这十年来谁又在学知识呢。水涨船高，水降了自然船低，她相信，舅舅的考试成绩绝对会是出类拔萃的。我妈的结论是，舅舅的第一志愿绝对应该在北大和清华之中选择。 　　　　“东娃子的成绩倒不用担心，我看他一拿起书本精神就正常得很了。”外婆沉吟着，“我怕的是那个。” 　　　　“成分？”我妈问。 　　　　“嗯，你爸那情况摆在那里的，有污点。” 　　　　“不是说现在不讲成分了吗？” 　　　　“你那个脑瓜子怎么那么简单，”我爸接过话题，“你看过报纸没有？” 　　　　“我看不懂，”我妈很不服气，“就只有你才看得懂。” 　　　　“看报纸，不是认识上面的字就叫看懂了。要看出那张纸后面的东西，才能算看得懂。” 　　　　“纸后面有什么，我看只有你那张脸。” 　　　　“我来告诉你吧，报纸上说的是：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惟成分论。”我爸似乎并没有发现我妈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继续阐述着他对报纸背后那东西的理解，“主要看本人表现，并没有说只看本人表现。破除惟成分怎么理解，不能只讲成分，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点都不讲成分。” 　　　　他把头转向外婆：“妈，我看我们这种家庭的，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那你觉得东娃子应该填什么学校？” 　　　　“农业、兽医、地矿、师范，这些好录取。” 　　　　舅舅仍然只关注自己的课本，对志愿如何填并不操心，好像家里要参加高考的是我爸我妈和外婆，而不是他自己。舅舅说，上什么学校无所谓，只要能够学数学就行了。 　　　　“这好办。”我爸说，“我知道在文革前很多煤矿、石油、地质院校就办得有数学系，为系统内的中专和中学培养师资力量。外人不知道，还以为读煤矿学院的都得下井采矿，读石油学院的都得钻井，读地质学院的都得背个包到野外搞勘测，其实他们不懂。” 　　　　“可是，我总觉得这些学校有些委屈小东。”我妈说。 　　　　“说的虽然是政审主要看个人表现，我看未必那么简单。”外婆说，“我带东娃子去领报名表的时候，人家文教局的干部就说，家庭出身这项还是得填三代，有海外关系的也得如实填上。考生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才能领到准考证。我还担心，志愿填得太高了，麻纺厂盖章的人看了不舒服，不盖这个章。” 　　　　经过多次商议后，外婆为舅舅填报志愿时，主要参考了我爸的意见，选择了矿业和石油类学院的师资班，惟一尊重了舅舅意见的是：尽可能为他选择了数学专业。 　　　　为舅舅填报志愿一事，也让我开始了解到家庭的一些隐秘。比如说，外公是有点问题的。看样子，情况还不太妙。而这之前，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出身清白，血统纯正。 　　　　我记得，开学的时候填报名表，我问过我爸，家庭成分一栏该填什么，我爸说填工人就行了。表交上去之后，包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还记得伍绵羊填的是革干，我问他革干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摆出一副很瞧不起人的样子：“革干就是革命干部，这个都不懂。” 　　　　尽管工人比不上革干，但这样的出身也足以让我沾沾自喜。毕竟，它比地富反坏右强了不知多少倍，不管怎么说，也属于同志的范畴，属于自己人。 　　　　但是，为什么给舅舅填表的时候，我家的成分又有了问题了呢？ 　　　　对于我的疑问，我爸解释得很吃力，他说：“我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而不惟成分论。家庭是不能选择的，而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我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为什么舅舅填表的时候和我填表的时候家庭成分不一样。 　　　　“这种差别正好阐明了我党有成分论而不惟成分论的宗旨，”我爸说，“你上的是小学，党要求得不严格，只看一代就可以了，我的工作岗位是什么，你的成分就是什么；舅舅考的是大学，大学生都是国家的栋梁，当然要严格考察，要看三代。何况，哪怕只看一代，对他来说也要看到你外公。” 　　　　“如果我以后考大学，也要查到外公？”我问。 　　　　“那是。”我爸说，“不过问题不是很大，只要到时你成绩好，填志愿也不要填得太高了，就像你舅一样，估计问题也不大。” 　　　　“外公到底有什么问题？” 　　　　“解……解……解放前，”我爸结巴着，终于说了出来，“他给国民党设计过桥梁。幸亏他死得早，不然的话，这些年……” 　　　　　　舅舅的考试成绩出来了，总成绩全县第二名，比录取线高了七十多分。考得最好的是数学，九十九分。 　　　　成绩出来那天，我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包老师也对舅舅的考试表示了关心。把那个数分说出来的时候，看见她那大吃一惊的样子，我觉得非常满足。 　　　　“怎么这么高？”包老师躲藏在镜片后面的眼光飞快闪了一下，“人家数学考六十分就算好成绩了，他居然考了九十九。你舅舅真能干，你可要好好向他学习。” 　　　　接着，包老师向全班同学发出指示，要以我的舅舅为榜样，向我的舅舅学习。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到，同学们对我都热情些了，好像搞忘了班长曾经对我发布过诛及令。投桃报李，我也挖空心思迎合众人，给他们讲了许多舅舅勤奋学习的光荣事迹。讲述时，我情绪异常高昂，好像包老师号召大家学习的不是我舅舅，而是我自己。因为舅舅跟我们不住在一起，他具体是怎么勤奋的我十分清楚，只好根据外婆的讲述，加上自己合理的想像再讲给大家听。不过，就打算那些东西全部是我编的，谁又会知道呢，谁让故事的主人公只是我一个人的舅舅呢？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甥，这可是舅舅第一次给我带来好处。 　　　　舅舅的光芒并不只照耀在我一个人身上，全家人都为他而备感荣耀。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煤矿学院数学系的通知书。他出省上大学的那一天，街道工厂的领导都亲自到车站送行。他以前的同事也去了很多，那些残疾人敲着锣鼓，老太婆们扭着秧歌，厂长把绸子扎成的大红花戴到了舅舅身上。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旅客和车站职工。 　　　　人群之中，外婆笑得就像一颗红枣，满脸褶皱，红光满面。她脸上那层青色的薄膜——我从小就见惯了的、冬瓜灰一样的薄膜——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知道，回去之后，外婆一定会喜滋滋地接受她那些同事们的道贺，她教训学生的时候也更有底气了：“学习是你们这个样子的吗，像这个样子都能考上大学？唉，早知道真该把你们弄两个到我家里住几天，看看我们家小东是怎么学习的。” 　　　　我妈则一定会在别人夸奖我的时候，变得更加谦虚了：“他那个成绩好什么，要抵得上他舅舅一半就好了。你们家孩子呀，不要学他，要学就得学他舅舅。”而邻居或者她的同事则会满脸堆笑地说：“都要学，都要学，你们家祖坟埋得好啊，有出大学生的命。” 　　　　我爸在单位上吹牛的时候，当然也多了一份谈资，他肯定动不动就会拍着胸脯说，他兄弟如何勤奋刻苦如何智力超群。当然，他一定不会忘记表扬自己的英明果断，正是由于他的眼光，才使舅舅幸运地躲过了家庭成分的暗礁。 　　　　十多年前就为舅舅感到骄傲的那些老师，此时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预见终于得到印证而高兴，那些情形我没有亲眼见过，不好乱说。我见到的，是包老师在教研室里对着其他老师唾沫横飞：“你知道这次考全县第二名的是谁，我学生的舅舅。” 　　　　在教室里，包老师除了号召全班同学向我舅舅学习之外，还郑重宣布：“以前提的政治挂帅不能提了，以前批判的分数挂帅也不能再批了，那些错误，都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从现在起，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我们就是要提分数挂帅。”　　　　与相关人等的兴奋相比，作为事件主角的舅舅反应却是最少的。他的表情还是像平常一样淡，甚至略带些羞涩。他已经二十六七了，但一张脸却充满了稚气，一点也不像个即将步入成熟年龄的男人。我看到他嘴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侧的绒毛在大红绸花的映衬下纤毫毕现。在街道工厂上了十年班的舅舅，似乎还是发疯前那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哥，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他更加沉默，脸上的表情也更加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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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二年级　　　　四、发明　　　　毛主席去了，被尊为伟大领袖；华主席来了，被尊为英明领袖。两位领袖的尊号让我深感困惑：难道毛主席不英明吗，难道华主席不伟大吗，可不可以反过来叫呢，伟大和英明，到底最更厉害一些？　　我去问包老师，谁知她非常严厉地把我训斥了一通：“这种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再问，给你也办一个学习班。”我明白，我又犯傻了。　　那时，我们每天都要跟两位主席打好几次交道。每堂课的上课铃声一响，全班都得起立，在值周生的带领下对着黑板上方两张领袖画像齐声高喊：“向毛主席华主席敬礼！”　　这种仪式每天要执行六七次，每年就是两千多次，从我内心来说，早就觉得沉闷透顶了。当然，这种情绪得拼命压住，连跟罗国祥讲一讲都不行。涉及领袖，兹事体大，我再傻也懂得这个道理。我可不想进学习班，更不想戴上一顶小反革命的帽子。　　最终，还是伍校长改变了这种让人厌烦的重复。我喜欢伍校长，不仅仅是因为他会做诗，更因为他脑袋里藏着无穷无尽的主意，就好像一个装满了肥皂水的玻璃瓶，过一阵子就会冒出一串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原先的课前用语“向毛主席华主席敬礼”只使用了一年，二年级一开学，伍校长就下发文件，规定执行新的课前用语——向主席像敬礼。　　对于这次改革，包老师评价说：“以前的太拖泥带水了，还是新叫法言简意赅。”数学老师说：“新用语是简便算法，是合并同类项。”拖泥带水、简便算法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但言简意赅跟合并同类项全班无人能懂，我只好胡乱揣测它们的含义。言简意赅，会让我产生这样的联想：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捧着一本线装书，浑身上下散发着哲学意味。而一说起合并同类项，我眼前就会密密麻麻地浮现出一串又一串的无限不循环小数。这些联想，让我把伍校长想象成了一个发明家。事实上，他也是无愧于这个称呼的。我在城关一小就读的五年时间里，就见识过他的多项发明。　　仅仅在小学二年级下半学年，校长就推出了两项发明，它们都是关于师生间礼仪的。　　第一项发明适用于课堂，以规范上课时师生之间的寒暄问候。　　上课铃声一响，已经在讲台正中坐着的老师就得赶紧站起来，走到讲台左侧，双手下垂，目视前方。这时，值周生大喊一声“起立”，全班同学就都站了起来。值周生小步跑上讲台，先给老师敬一个礼，然后大声汇报：“报告老师，黑板已经擦干净。本班应到六十一人，实到五十七人，缺席四人，其中感冒一名肚子痛一名，李小娟爸爸妈妈出差留她在家带妹妹，罗国祥旷课。”老师侧着身子听完汇报，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右手举在太阳穴处，向值周生还个礼。值周生双手提至腰间，转身小跑回到座位。礼数完毕，老师才转过身来，走到讲台正面，招招手让全班坐下，开始上课。　　第二项发明适用于大街，以规范师生课堂外偶遇时的寒暄问候。　　按照这种礼仪，学生在校外任何地方碰见本校老师都要跑步上前行礼，不管这个老师教过你没有。行礼的时候得双脚并拢，身体笔直，抬头挺胸收腹，右手过顶，然后声音宏亮地吼道：“向老师致敬！”老师也要当街立正，向学生还一个礼。　　伍校长多半是一个有着战争情结的人，他的两项发明都让广大师生跨越时空，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第一项发明让我们置身于战前军事会议。大战前的气氛笼罩着会场，坐在下面的军官都屏住呼吸，而军事首长坐在上方也一言不发。铃声宣布会议开始，作为下级军官代表的值周生指挥大家先给首长行个军礼，然后跑步上台汇报战斗预备情况。首长听了汇报，摆摆手让大家都坐下，然后脱下白手套，把指挥棒拿在手里说：“我们来研究一下敌人的动向吧。”　　第二项发明则让我们来到了发起最后保卫战的城市。敌军兵临城下，城内一派构建碉堡铁丝网的繁忙景象。一个小兵弁，正忙着执行任务，这时他突然看见了自己的长官，于是立即跑上前去行个礼问个好，再忙碌，也得抽点时间表达对上级的尊重。　　这两项发明的命运大相径庭，第一项推行起来非常顺利，第二项则饱受争议，毁誉莫衷一是，推行过程中也颇遇到些阻力。在执行第二项礼仪的过程中，我自己就饱受困扰。　　我的老家四川省东山县是一个人口不满三万的小城，只有一条主街，东西方向贯穿全城，走在街上很容易遇到本校老师。问题在于，在一个有千多名学生和几十名老师的学校里，学生认全老师很容易，老师却很难认识自己没教过的学生。　　在大街上，如果遇到教过我的老师还算好办，冲上去行个礼，对方多半会还礼，哪怕有些忸怩。要是碰到没教过我的老师，行了礼之后，往往见不到还礼，只会看见对方冲我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　　这个时候，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一片悸麻迅速从脖子朝身体下方掠过，一直达到脚踝。我好像听见身边走过的人在窃语嘲笑：“人家认都不认识他，他还要跑去拍马屁。”这个时候，我恨不得马上从大街上消失。　　据我所知，像我这种因缺少老师的响应而感到索然无味甚或羞愧的学生不在少数。这项发明推行得不好，应该说最初的阻力主要来自老师。开全校大会的时候，伍校长当着学生的面，把全体老师大骂了一通，说他们越活越回去了，规章制度执行得还不如学生好。　　“我就不明白，”伍校长说，“你们在课堂上还做得像模像样的，怎么到了大街上反而连一点老师的样子都没有了呢？”　　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苦衷：课堂毕竟是办公之地，对着学生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理所当然，何况又没有熟人看见。大街上就不一样了，街头到街尾的人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还要装模作样，人家就会说：“张二狗，你读了两天师范，才参加工作，就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了。”　　老师们宁愿被校长骂，也不愿被熟人笑话。伍校长则恨铁不成钢地对老师说：“我恨不得在大街上盯住你们每一个人，执行得不好的，每抓住一次扣五块钱奖金。”　　伍校长尽管神通广大，却没有学过分身术，无法监视老师的所有行动。于是，渐渐地这项制度就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这种状况让罗国祥和胡锅巴等坏学生深为担忧，他们很害怕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这项制度就会被明文取消。罗国祥对我说，他喜欢这发明，简直是热爱得不得了。有了这条规定，他在大街上想吓哪个老师就可以吓哪个，谁也拿他没办法。　　包老师就真的被他吓唬过。那天，她刚刚提着一篮蔬菜从菜市场出来，突然就看见几米外一条人影飞扑过来，她一下子就吓得站在原地呆住了。那人影扑至跟前，挥起了手，一道黑影闪电般从眼前晃过，紧跟着响起了一声炸雷般的喝叫。　　包老师腿软了，手中的菜篮掉在地上，土豆萝卜滚了一地。接下来准会有一个巴掌扇到脸上，她想，一定是遇上打家劫舍的好汉了。然而，期待中的耳光久久没有落下来，包老师缓过神来一看，原来是罗国祥站在面前，端端正正给她敬了一个礼。挥手的同时，他还大喝了一声：“向包老师致敬。”　　这家伙身材高大，才上小学二年级，头顶高度就抵达包老师胸部一线了。他右手臂直举，五指朝上，指尖正好对准她的眼睛。　　在教研室里，老师们时常一边备课改作业一边谈起：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像罗国祥这种坏东西，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四处奔走，甚至跟踪追击自己看不惯的老师，一有机会就要扑上去行礼。搞得不少老师受到惊吓后晚上失眠，严重影响第二天的教学。　　甚而至于，有些年轻的、刚从师范学校出来的漂亮女老师在大街上还被吓哭过。“我要把她们的尿都吓出来。”罗国祥这样说道。　　老师们反应强烈，伍校长极为震怒。他召开大会说，这么好的制度，全让几个坏东西给糟蹋了，那些跑步速度过快、举手幅度过大、吼声过于响亮的学生一定得好好治一治。　　几天之后，学校就出台了《城关一小师生校外礼节条例》，对师生之间在大街上进行问候等事宜做出了详细规定。按照规定，学生跑向老师的速度不得高于每秒五米，行礼时举手的高度不得超过自己的头顶，手不得指向女老师的胸部，喊“向老师敬礼”时的分贝必须低于值周生在课堂上喊“起立”时的声音强度。规定还声明：若有未尽事宜，将根据具体情况出台新文件加以完善，本文的解释权在校长办公室。　　条文制定得非常详尽，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原因在于城关一小目前还没有配备必要的设施。　　比如说，要判定学生行礼时的跑步速度是否超过了每秒五米，就得给每个老师都配秒表。而且，还应当让学生在测量结果上签字，以显示其公正。又比如说，要判定学生举起的手是否超过了头顶高度，是否指向了女老师胸部，就应当给每个老师都发一台照相机和若干胶卷以保存证据。要测定音量是否超标，就得给每个老师配备分贝仪。　　显然，城关一小不具备这些条件。秒表倒有几只，那是上体育课和体育比赛时用的，如果拿出来借给老师，上课和比赛时就无表可用。而且，借给了这位又没有借给那位，也非常不利于老师们之间的团结。至于照相机和分贝仪，城关一小是一台也没有。　　针对缺乏设备而无法测定的问题，校长办公室在当天下午又出台了《校外礼节条例补充规定》。根据该规定，师生之间在大街上寒暄的过程中，学生是否有违规行为，应当听取当事学生和老师双方的表述，如果二者之间有矛盾，则以老师的表述为准。　　对于违规的学生，条例还规定必须给予严厉处罚。学生如果被确定有上述违规行为，则记小过一次。按照学校惯例，三次小过累计为一次大过，记有三次大过则给予一次警告处分，警告三次则留校察看，留校察看三次则开除学籍。　　很快，罗国祥就被判定违规七次，所记的七次小过折合为两次大过一次小过，这让他觉得惊吓老师的游戏一点也不好玩了。记一次小过关系不大，家里还不一定知道，但如果被开除了的话，他爸肯定会一拳头打断他的肋巴骨。　　新制度出来的头一个月，全校一共处理了四十多名学生，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两名，记小过共计一百二十多人次。第二个月，违规被记过的学生则为零人次。伍校长在当月的总结大会上宣布：“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在规章制度的正确指引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城关一小的，治理整顿，一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违规现象杜绝了，但第二项发明仍旧未能顺利推行。老师们还是担心被熟人耻笑，走在大街上还是羞羞答答的，看见学生也不好意思抬起头来；学生们则害怕一不小心动作幅度稍大就被判定违规，走在大街上战战兢兢，老远看见老师就躲。　　尽管校方很严厉地声明，此制度必须强力推行，但是却从来没有规定过，如果不执行该给予何种处罚。于是，在治理整顿的第二个月，《城关一小师生校外礼节条例》就名存实亡了。　　伍校长的第二项发明很快就从广大师生的视野里淡出。但是，《校外礼节条例》及其《补充规定》一直未明文废除，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些事情，让人再度想起它们的存在。　　大约是在两年后，五年级的某老师就根据该条例对一名男生提出了控告。诉状称，该学生在大街上见到老师不行礼，而是假装没有看见，埋头匆匆走过。校方评判小组来了解情况时，这名学生却说他那天根本就没有上街。听取了双方的说明后，评判小组做出判决：给该男生记小过一次。　　据说，该男生对处理结果非常抵触，在家里又哭又闹还要绝食。家长也找到学校，要求取消处分。　　经过商量，复查小组认为：对于这起纠纷，评判者听取了当事双方的意见，工作态度是积极的；在双方表述不一致时，以老师的表述为准，是符合《校外礼节条例补充规定》的。复查小组最终决定，维持原来的处理意见。　　学校的黑板报上面有一篇很长的文章讲到了这件事。文章说，经过耐心的解释，该学生及其家长对处理意见都口服心服，该学生决心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彻底改正缺点，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力争早日考上重点中学。　　这名男生我很面熟，只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因此他是否口服心服我并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没有进入重点中学。就在被处分的那年深秋，传来了该男生淹死在北门河的消息，要等到第二年夏天，他才该参加毕业考试。　　他死的时候我正读四年级，听到消息后，我还专门和几个同学去看了一回闹热。我们赶到河边时，尸体已经捞起来了，四周围了许多人。那个比我高一级的男生摆在岸边，身上湿漉漉的，旁边的青草也沾满了水，油亮油亮的。我是第一次见到尸体，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着死亡。让我深感意外的是，死人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可怕，那名男生也并未像传说中的淹死鬼那样泡得发白、腹胀如鼓，他只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好像是在熟睡。　　我不大明白：他既然是去游泳，还穿着外衣和长裤干什么，难道他想穿得暖和一点再下河？未必只要穿了衣服，哪怕泡在水里也不冷？　　一阵河风吹来，裹挟着一股腥膻，像粘在嗓子里面的痰一样的气味。这些年来，我的脑神经已经在那种气息和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闻到它，我就会想到死亡；想到死亡，那种痰一样腥膻的气息就会从胃里翻起。尽管，旁边的人说，那是因为打捞死人，搅动了河底的淤泥和水草才散发出来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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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1971+2006-03-15 19:51-->引用:song1971 @ 2006-03-15 19:51 这是什么啊！！！

转个别人的回忆，带大家想想童年的日子，对做父母的去理解自己的孩子，很有益处的

song1971

这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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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后，教室里只剩下七个人在排练。 　　　　文娱委员丁君在角落里模仿江姐，大义凛然地唱着：“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讲台上，包老师在给四人帮和工人阶级说戏。 　　　　“走路要扭腰，手不要叉在腰杆上。记住，江青是女人。”她纠正着罗国祥的姿势，让他把右手的腕部抵在腰上。 　　　　“王洪文是个二流子，吊儿郎当的，就像你伍杨平时那样子。”她还让伍绵羊走路的时候不停地抖着肩膀，站着的时候也要把肩斜着，一边高一边低。 　　　　对我的要求是：两只手握在背后，进场的时候要踱着八字步，脚步尽量放慢。对于演姚文元那位同学，包老师则让他嘴角尽量向下，始终耷拉着脸，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只有王光辉不需要操心，老师只说了一遍，让他的动作要刚毅有力，他就做得像模像样的了。这一点，从他踏在我身上的那只脚，我就深有体会。排练结束回家的路上，罗国祥也说，王光辉把他的屁股都踩乌了一块，肯定是故意的。 　　　　好在没过几天，我们就从这种践踏之下解脱出来了。救星是伍校长。那天，他又来巡视，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后，做了个手势让我们停下，然后对包老师说道：“这个节目本来是很不错的，不过，把四人帮踩在脚下这种表现方式普通了一点，我估计其它几所小学也会想到，能不能改一改？” 　　　　“可以，可以。”包老师满脸堆笑，“校长，你点子最多，帮我们出个主意吧。” 　　　　“你们设计的动作中，四人帮是倒在地上的，”伍校长说，“可不可以反过来想，人家把四人帮踩在脚下，我们偏偏要把四人帮吊在天上。舞台上不是有棵黄桷树吗？” 　　　　“吊在树上，让我想想……太出人意料了。不过，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改，马上改。” 　　　　“如果要改的话，这出戏的名字也得改。《把四人帮踩在脚下》，可不可以改成《把四人帮吊在树上》，你们考虑考虑。”已经走出教室的伍校长又回过头来，“对了，我觉得叫《把四人帮吊在天上》更好，吊在天上比吊在树上有气魄。” 　　　　要把四个人都弄到树上去吊起，仅凭班长的力气可不够。为此，包老师专门向学校申请了一笔特别款项，买来四个滑轮钉在那棵黄桷树上，还买了四个铁钩套在粗绳子上，准备在正式表演时挂在我们四人帮的皮带上。 　　　　演出在操场上举行。操场由四个相连的篮球场组成，地面是由水泥、石灰、瓦渣三种材料组成的三合土。操场边上，有一个石头垒砌的、将近两米高的平台。开大会时，平台上坐着校长；有文艺演出时，上面穿梭着演员。平台左边是一间小砖瓦房，这房子平时是播音室，有演出时也充当化妆间。平台的右边，是一棵要几个人拉起手来才围得住的黄桷树，四人帮马上就要被工人代表王光辉吊在这棵树上。 　　　　化妆间外面，丁君已经在报幕了：“下一个节目，短剧，《把四人帮吊在天上》，表演者，一年级一班。” 　　　　“去吧。”包老师亲热地拍了一下罗国祥的肩膀，他一扭一扭走了出去。包老师夏天穿的花衬衣罩在他的棉袄外，丁君从家里拿来的花围巾包裹着他的脑袋，围巾外还蒙了一层纱。这时候，他还真有点像毛主席那个婆娘江青。 　　　　罗国祥在台前站定，他一胯高一胯低，右手腕部抵在腰间，左手撑着腮帮。 　　　　“说话呀，快说呀。”包老师站在化妆间的门边，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莫非又犯了追悼会上那毛病，见了诗就头晕。” 　　　　“不会的，这几天他都背得很好。”班长安慰道。 　　　　“上次还不是排练过，谁知道他会连宏图和糊涂都分不清。” 　　　　终于，罗国祥开口了，那声音好像是捏着鼻子，从喉咙里扭着挤着出来的： 　　　　我是白骨精， 　　　　名字叫江青。 　　　　野心大又狂， 　　　　我想当女皇。 　　　　罗国祥一边扭捏着身子，一边揭开头上的纱，露出被油彩抹得血红的一张脸。 　　　　短暂的寂静后，全场掌声四起。罗国祥也会背诗了，我们在化妆间里欢呼雀跃。 　　　　突然，包老师指着我：“该你了。” 　　　　我站在门边，手扶着门框，心里有些发虚。好不容易两只脚都过了门槛，看着台下上千颗人头黑压压铺了一地，又迈不出步子了。 　　　　“快去呀。”包老师急得在背后一推，我没走稳，一下子摔在台上，手中拿着的蒲扇也掉在一旁，台下轰然大笑。完了，我精心操练的八字步，还没来得及踱出第一步，就这样完了。我躺在地上，简直就不想起来了。 　　　　奇怪的是，掌声却紧跟着响起来了。怎么回事，难道大家觉得我这一跤摔得漂亮？也许，他们都认为我是故意摔倒的，因为反面人物的亮相本来就应该狼狈不堪。我一下子镇定了，慢悠悠地从地上爬起来，气定神闲地捡起扇子，用很讲究的姿势扇了几下： 　　　　一把扇子摇， 　　　　我是张春桥。 　　　　人称狗头军师张， 　　　　肚里尽把坏水装。 　　　　我之后上场的是伍绵羊，他头戴一顶绿色军帽，胸前别了一枚拳头大的毛主席像章。包老师说，戴像章是为了显示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的两面三刀。 　　　　王洪文是一路抖着上台的，他走路的姿势跟罗国祥扮演的江青颇为相似，动作幅度都很大，只不过他抖的是上半身，而江青扭的是下半身。 　　　　走到舞台正中，王洪文身子一歪，停住了。他的站姿跟江青也有相同之处，都是一边高一边低。当然也有差别，他歪的是肩，而江青歪的是胯。 　　　　王洪文站好之后，把军帽取了下来，用食指顶着，一边旋转一边做自我介绍： 　　　　我叫王洪文， 　　　　走起路来有精神。 　　　　偏偏喜欢耍流氓， 　　　　你说是人不是人？ 　　　　四人帮中最后出场的是姚文元，扮演者剃了个光头，以印证姚秃子的绰号。青头皮上用墨汁抹了几笔，表示还剩下少许头发，嘴唇处也用墨汁勾了两道像模像样的八字胡。 　　　　姚文元上台的时候，手里还拿了一个用细篾条扎成、外面糊了层白纸的喇叭筒，以标明其吹鼓手身份。他口中先发出“呜呜呜”之声，假装吹了一阵才开始背诗： 　　　　手拿大喇叭， 　　　　吹得顶呱呱。 　　　　我是姚文元， 　　　　扯谎扯得圆。 　　　　终于轮到惟一的正面人物上场，第二幕开始了。班长上穿白衬衣下套蓝裤子，大步流星走上舞台。他这身打扮，跟两三个月前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时完全一样，在城关一小师生的眼中，这是标准的正面人物着装。班长走到舞台正前方，左手叉在腰上，右臂展开，右掌上举，右腿猛地向前跨出半步，用一个标准的弓步亮了相。 　　　　看着他那潇洒流畅的动作，我深感遗憾：他的前腿那么弓，后腿那么绷，怎么没把裤裆撕开。像他这么得意的人，要是真的把裤子绷破了，在全校一千多名师生面前出出丑，那该多好。 　　　　我尚处于遐想之际，工人代表已经结束了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回到了化妆间。对他的表演，包老师很有些不满：“你在台上抖得那么厉害干什么？王洪文抖肩膀，江青扭屁股都是正确的，你一个革命人物抖什么抖？”班长十分委屈地说：“包老师，不是我想抖，实在是太冷了，我只穿了一件衬衫。” 　　　　第三幕马上开始，四人帮已经做好准备：除了腰间系着皮带，每个人肋下还加了一根。绑两根皮带，是为了挂两个铁钩，让四人帮被吊在空中时上半身能够与地面平行，让观众抬头就能看见他们的面部表情。如果只挂一个铁钩，人被吊起来时是中间部位腰在上，位于两头的脑袋和脚在下，观众只能看见后脑勺，表演效果无从谈起。在排练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最后，还是伍校长想出了挂两个铁钩的办法，难题才得以解决。 　　　　两根皮带都系在身体的外面，使得我们四个人看起来很像四卷用草绳捆住的竹席。 　　　　工人代表押着四人帮，从舞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到了黄桷树下，他一掌一个，把我们推倒在地。黄桷树结实的枝桠上，四个滑轮已经安好，四根粗大的麻绳穿过滑轮垂挂着，离地不到一尺。每一条绳子的顶端，都套着两个铁钩。黄桷树身上，四根铁錾子深深扎了进去。铁錾子露在外面的部分，弯成了环。等一会儿，吊着四人帮的麻绳就要在这些铁环上打结。 　　　　铁钩首先挂在我的皮带上，班长走到树后一用力，张春桥升起来了。就在那一瞬间，台下鸦雀无声。皮带勒着胸部和腹部，让我呼吸不畅，头晕目眩。 　　　　当班长把绳子固定在铁环上的时候，全场疯狂了。女生发出尖叫，男生站起来跺脚，老师拼命鼓掌。 　　　　我挂在半空中，俯瞰着城关一小全体师生。这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那些平常都比我高大的身体，此刻都变得如此渺小。我看到了那么多张脸，它们都朝我仰望着。 　　　　刚被捆绑时的屈辱感早就被抛在九霄云外了，天哪，我只觉得身体在飞，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扩散。坐飞机也不见得会比这更让人飘飘然吧，然而，城关一小还没人坐过飞机哩，连伍校长也没坐过。我学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样子，朝全校师生挥了挥手。 　　　　有过从上朝下看的经历，我才明白：人一旦被置放于半空，要想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那真是太难了。 　　　　“蹬腿，蹬腿呀。”包老师焦急的声音终于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猛然记起，我是在演戏，并非真的坐飞机。预定计划里也并没有挥手致意的动作，而是要龇牙咧嘴，手舞足蹈，以表现张春桥的丑态。于是，我眯起左眼，嘴角也向左边歪去，在空气中做出青蛙游泳一般的姿势。 　　　　下方，班长开始高声背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对我进行批驳：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上阕背了一半，班长停了下来，又转过身去把罗国祥升到空中。看着班长气喘吁吁、涨红了脸的样子，我无比感激伍校长在那次巡视中产生的创意。吊在天上同被踩在脚下相比，那感受名副其实，的的确确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而且，被谁踩我也不愿意被班长踩。何况，吊在天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绝对让班长累得腰酸背痛，一周都上不了体育课。 　　　　现在，江青也被固定住了，班长又走到舞台前方，开始新一轮痛斥：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姚文元也升上来了，工人代表又开始背下阕：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在提升王洪文的过程中，差点发生险情。也许是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班长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只见伍绵羊的身体猛然下降。那一瞬间，在场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惊呼，声音汇集成的气流，把我悬在空中的身子震荡得摇晃了好几下。 　　　　还好，伍绵羊竟然在空中停住了。奇怪的是，绳子本来吊的是一个人，现在却变成了两个。定睛一看，多出的那一个却是班长。原来，班长在拉伍绵羊的时候，把绳子在左手的前臂和手腕处缠了好几圈，他体力衰竭的时候，松掉的只是右手，绳子还紧紧套着左手。就这样，绳子带着他上了半天。通过滑轮的调节，王洪文的身体和工人代表的身体在空中达成了平衡。 　　　　包老师第一个冲了上去，她抱住王光辉的腿，拼命往下拽。伍绵羊终于也升上来了，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日王光辉他妈，想故意摔死老子。”在一年级一班，敢这样骂班长的人是很少的。普遍认为，伍绵羊胆子大，是因为他有一个武装部上班的爸可以依仗。 　　　　现在，四人帮在半空中相聚了。尽管呼吸不太顺畅，但同工人代表相比，境况也算很不错了。你看班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还得继续完成郭老人家的《水调歌头》：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把四人帮吊在天上》理所当然得到了参加教育系统文艺汇演的资格，我也首次登上了大礼堂的舞台。只是那舞台上没有大树，为了把四人帮吊上去，工人师傅还专门取了几块天花板，把滑轮安在了大梁上。 　　　　为了保险起见，防备工人代表再次因体力不支松手，绳子的一端由一个藏在幕后的老师握着，班长只是拿着绳子中端在拉。 　　　　短剧在汇演中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让伍校长说话时底气更足了，他说：“要不是学校没有聚光灯，晚上不能演出，我非要让文教局把汇演搬到城关一小来不可。”我倒觉得，汇演不一定非要在晚上进行，完全可以搬到城关一小来，白天演。这建议我向包老师提过，但没有下文。 　　　　如果要论功行赏，第一个应该奖励的是伍校长。 　　　　首先，没有他的别出心裁，四人帮就不会被吊到天上，短剧就只会流于平庸。 　　　　第二，四人帮自我介绍时用的短诗，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丑恶本质，而这些诗全都是伍校长亲自创作的。 　　　　第三，在台上充分表现工人阶级气概的《水调歌头》，也是经过伍校长的推荐才得以采用的。排练的时候，大家曾经发自内心地赞叹：“校长，你的诗写得太好了。”伍校长却非常谦逊地说：“写得好什么，几首打油诗而已。我要向你们推荐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他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读起来那才是大气磅礴，让人热血澎湃。”伍校长现场朗诵了这首词后，包老师当即决定，用它作为正面人物工人阶级代表的台词。 　　　　可以这么说，没有伍校长，就不会有《把四人帮吊在天上》这一出戏。 　　　　演出之后，我们四人帮也在校内外也有了些名气。不过，这倒未必是件好事，比如说我有时和人吵架，就会被骂做张春桥。 　　　　像这样的汇演，全县每个系统都在搞。东山县就好像是一个集团军，无论有什么大事，全县人民都会统一行动。毛主席逝世了，全县人民一齐戴黑纱；四人帮倒台了，全县人民一齐揭发批判；要喜闻乐见了，全县人民一起唱歌跳舞说相声。 　　　　统一行动中，黑纱红旗锣鼓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在我的大脑中，这些东西经过粉碎、搅拌、提炼，最终凝结为一种透明的物质。纵然时光久远，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效力。直到现在，只要黑纱红旗锣鼓标语口号再次出现，这种物质就会挥发成一种芳香的气体，让我的胃部疼痛，痉挛。 　　　　　　一年级快要结束之时，我和班长王光辉、文娱委员丁君等人一道，第一批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并非所有班委委员都能在这一次成为组织的人，因此，我对红小兵组织比对班委会更有认同感。 　　　　包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收音机里也讲过类似的话。这种话，让我时常在课堂上分神，沉浸在对红布染制过程的想像中：一名战士，比如说是黄继光，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终于冲到碉堡前，他堵上了枪眼，倒下了，战友们跟着冲了上来，跟敌人拼起刺刀。其中一位战友在烈士的尸体旁停下来，掏出一块白布裹在他身上，任鲜血浸透，直到白布变成红布。沾满鲜血的红布被收进了库房，哪里需要红旗，就把它拿出来挂上，需要红领巾，就从上面撕下一块。 　　　　当然，黄继光这种英雄太出名了，他的鲜血染成的布不可能拿来给城关一小的红小兵做红领巾。那种红布肯定要送到首都北京，供华主席和党中央身边的红小兵使用。我们这些小县城的红小兵戴的红领巾，只会是无名英雄的血染成的。　　 解放都二十多年了，这么多人，包括我爸我妈都戴过红领巾，可以想见，当年的革命志士流了多少的血，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想到这里，我不免深为忧虑：现在不打仗了，不流血了，但红色江山万年长，红领巾会一直戴下去的。只出不进，鲜血染成的红布早晚会用完。那时候，新加入红小兵组织的那些同学又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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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倒四人帮　　　　小学，是人生路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开始读书识字，在旧时被称为启蒙，意味着脱离混沌和蒙昧。能够在一九七六年发蒙入学，凭借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开启人生的智慧之门，是多么的幸运。这种机会真是百年难遇，谁都知道，那一年发生了多少大事，多少让人兴奋、让人心紧、让人激动莫名的大事啊。 　　　　国丧过去才几十天，口水结成的壳似乎还绷在脸上，我们又开始了一轮巨大的狂欢，那真是一个让人乍悲乍喜的岁月。 　　　　那天早上，第一节课上了还不到一小半，挂在电杆上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请全体师生停止上课，请全体师生停止上课；立即到操场集合，立即到操场集合；有重要指示传达，有重要指示传达。”那语调郑重其事，似乎生怕大家听不清楚。我知道，又有大事发生了。 　　　　传达指示的是伍校长，他手中拿着稿子，神情冷峻地念着。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北京有四个坏分子经常捣蛋，党中央打了好多次招呼都不起作用，迫不得已，只好把他们揪了出来。我想，这大概跟包老师迫不得已揪出罗国祥和胡锅巴等几个不听话的坏学生差不多吧。 　　　　中央那四个坏人分别是王、张、江、姚，合起来就叫四人帮，伍校长说了他们很多坏话。他用的词很艰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但大致明白他是在说那四个家伙最不要脸，想抢华主席的官当。 　　　　终于，伍校长放下了稿子，右手握起拳头举在额头处，带领全校师生宣誓：“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天气已经有些寒意了，风一吹，梧桐树上的叶子就簌簌地掉下来。风在操场上呜咽着，卷起的尘土和纸屑朝人身上直扑，让人睁不开眼来。那天的大会留在我记忆中的，分明是深秋肃杀之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大脑中的下一个画面里就塞满了那些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人们。两个镜头之间，没有一点过渡；两种情绪之间，没有一点转折。看来，记忆真是不可过分依靠之物。 　　　　大会之后也许几天，也许一天，也许就在当天，我们就精神抖擞地挥着手臂，喊着口号上街游行了。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就像那句歌词所描绘的一样：“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 　　　　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他们高兴什么，他们认识四人帮吗？连王光辉也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的十月革命”，那模样好像四人帮曾经和他争过班长当，这回终于落在他手里了。 　　　　回到家里，见到大人们也很高兴。我爸对我妈说：“四人帮被打倒了，这回肯家要涨工资。” 　　　　“林彪倒台时都没有涨，打倒四人帮会涨吗，”我妈深表怀疑，“这每个月二十来块钱我拿了快十年，什么时候涨过？” 　　　　“这回不一样，”我爸胸有成竹，“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们两个各执一词，我不知道该信谁的。不过，同班长那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相比，我更容易理解加薪所带来的喜悦。 　　　　　　游行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批判会，每个班都要开。批判会有两个程序，一是揭发，二是表态。由于学生都对四人帮不太熟悉，揭发的工作主要由老师承担；表态，当然是人人都必须学会的。 　　　　包老师拿着她收集的报纸，控诉了四人帮的一桩桩劣迹。 　　　　包老师说，毛主席病危时，江青不好好照顾他，成天往外面跑。主席病重不能翻身，可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江青不顾医生的坚决反对，还强行给他老人家翻了个身。 　　　　包老师又说，他们还胆敢篡改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生前对华主席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而且还白纸黑字留下了证据，四人帮却偏偏要说成是“按既定方针办”。 　　　　包老师还讲了一件王洪文下乡参加劳动的事。“当然，劳动两个字得加上引号。”她说，“他是怎么劳动的呢？他只剥了十几分钟玉米，而这短短的时间里，还让随行人员为他拍了很多照片。” 　　　　轮到我们表态了。 　　　　伍绵羊第一个站起来说：“江青乱给毛主席翻身，害死了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班长说：“他们狗胆包天，毛主席的遗嘱只有六个字，他们就改了三个，真是别有用心。” 　　　　有的同学说，江青不好好呆在家里面，一天都往外面跑，耍心太大了，我们要是像她这么贪玩，怎么能搞好学习？还有的同学说，王洪文剥玉米哪里是在劳动，分明就是想找机会多照几张相片，占国家的便宜。 　　　　和广大同学一样，我心中也充满了对四人帮的仇恨。愤怒了好几天之后，疑虑开始浮现。比如说，江青凭什么给毛主席翻身，毛主席是男的，她可是女的呀。 　　　　我拿这个问题悄悄去问了伍绵羊。他爸在武装部上班，因此他对我国的军政大事极为通晓。伍绵羊给出的答案让人无比震惊，他说：“江青是毛主席的婆娘。” 　　　　什么，江青和毛主席是一家人？这是事实吗，我真不敢相信。既然江青是毛主席家里的，她就不可能是坏人。就像伍校长是好人，他儿子自然也是好人，要不怎么会当上三年级二班的班长？况且，江青要是真的很坏，毛主席这么伟大、光荣、正确，怎么会看不透她，还要把她弄来当婆娘？ 　　　　“我的话绝对不会错。”伍绵羊说。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想不通的问题还有：“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何不同。 　　　　我对这两句话进行了反复比较，发现“照”变成了“按”，“过去”变成了“既定”。我想，只要我搞懂了“照”和“按”的区别，“过去”和“既定”的区别，自然就会明白这两句话的区别了。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邻居帮了我的忙，他查了《新华字典》，得到如下解释。 　　　　照：按着，依着。 　　　　按：依照。 　　　　过去：已经经历了的时间。 　　　　既：动作已经完成。 　　　　定：规定的。 　　　　“照和按，是一个意思。”四年级学生说，“过去，既定，从字面上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既定，就是指过去定下的。” 　　　　这些问题，就像一九七六年的开学时间为何推迟一样，时常困扰着我。我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看来，我当傻子是当定了。 　　　　伍校长说，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要长期坚持下去。伍校长又说，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所谓喜闻乐见，按照一般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说相声。于是，每个班都开始了文艺排练。每天下午放学后，教室里都充满了锣声、鼓声和歌唱声。　　伍校长走每进一间教室，巡视各班排演，他那持续阴沉的脸上偶尔也会现出一抹晴。他鼓励大家好好练，争取在全校文艺大会上有出色的表现，能代表城关一小参加教育系统的汇演。　　一年级一班重点排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文娱委员丁君的独唱《红梅赞》，另一个是短剧《把四人帮踩在脚下》。　　短剧分为三幕。第一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分别上台，做自我介绍。第二幕，一位工人阶级代表上台，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第三幕，工人阶级代表押着四人帮上台，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这出戏的导演、编剧、服装、道具以及化妆，包老师一个人全揽下了，这充分显示了她在文艺方面的才能。挑选演员的时候，包老师首先让一位脸上肉多、脑袋长得圆的同学扮演姚文元，然后又指定伍绵羊当王洪文，理由是他眉清目秀、肤色白皙。我心想，要说长得像王洪文，伍绵羊还不如班长，王光辉还要白些。　　“谁来演张春桥呢？”包老师犹豫着。　　“让他来吧，他瘦。”班长突然指着我。　　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听见包老师说：“对了，就是他，简直瘦得跟张春桥一模一样。”　　“还有点张春桥的假斯文。”班长这句话说得很小，包老师好像没听见。　　我满脸羞愤，却找不出什么话来推脱和反击，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问题在于，由谁来演江青？包老师先指定了一个女生，谁知她把嘴撅得老高，很不愉快地表示：如果自己演了江青，在女同学中间会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一阵犹豫之后，包老师把右手食指转向了另外一个女生。包老师还没有来得及声色俱厉，没有来得及沉下脸来，没有来得及表示这一次的命令绝不可违抗，第二个被指着的女生已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谁都不知道，包老师现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罗国祥举起手来了：“包老师，我想演江青。”　　“男的也可以演江青？”包老师把停在半空中的右手收了回来，抿了一下耳边的发丝，“对啊，梅兰芳都可以演女人，罗国祥怎么就不能演江青？你看他那脸型，还真有点像。”罗国祥像江青吗，我颇不以为然：他脸那么黑，身上皮肤那么糙，毛主席怎么会娶这么粗鄙的婆娘？　　现在，只剩下一位工人代表了。不用说，这么高大全的形象，当然是留给班长王光辉同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