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钱穆《国学概论》勾提

石榴木

6 东西之争



新文化运动对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多有抨击，笃旧者颇反感。欧战以后，运动中人也有自揭其短的，间或也称道东方文化。于是起东、西文化之争。



最先发起有力议论的是民国九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言及西洋物质文明之流弊，及东方文化未可全弃之意。他说：“我在巴黎，曾会著大哲学家蒲咤罗（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他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中国著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已不知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觉得他精深博大。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分家富。’”又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谈得一钱不值，好偈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同年秋，梁漱溟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表达对全盘西化的不满。虽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然而于西方化之科学、民主，则根本都无所反对。对东西文化的区分也不太严密。



梁任公于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其中说：“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龚、散失），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么？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入异彩。”反之，梁漱溟先生则多少受陈独秀独断论影响，缺乏细密的证据。



稍后有吴宓、刘伯明、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杂志》，介绍美国的“人文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但议论杂芜，旗鼓不相当。介绍美国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也因零篇短章而不为读者所注意。







7 科玄论战



民国十二年，张君励、丁文江开启科学、玄学之争。起因于张在清华演讲《人生观》：“人生观之所在，曰主观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唯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科学与人文承担的责任本来就不同，张之观点无可厚非。但随后，丁道于《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致以非难。一时学才，皆加入讨论，达



万多字，然而又方都无辩难的中心，可想而知是自话自说。《胡适文存》二集《科学与人生观序》说：“假如当日我们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一篇作讨论的基础，定可以使这次论争的旗帜格外鲜明，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纷争。”又说：“君励的要点，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国。我们应该先说明科学应用到人生观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的问题。是否像梁先生说的那样贻祸欧洲，流毒人类。”于是推荐吴稚辉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以下是其轮廓。



一、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知识，令人知空间的无穷。



二、根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知识，让人知道时间的无穷。



三、根据一切科学，令人知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已如此的，正用不着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四、根据生物学知识，令人知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令人更明白并具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不能成立。



五、根据生物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知识，令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六、根据生物学和心理学，令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七、根据生物学及社会学知识，令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八，根据新的物理化学知识，令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非静而动的。



九、根据生物学及社会学知识，人们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同种万世的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考古及现见许多物种的灭绝，人类的大我也是可能死的，且除了个人的小我这个种概念，人类的大我这个属概念是不存在的。此处的论证有误。）



双方的争论在于，一方反对以科学为武器包办宇宙、人类，一方则则主要以科学的人生观为做人类人生观的底线。至此以往，主张科学人生观者，也未尝统一于绝无异见的一致之下。这是东西文化之争的余波。尔后，国人精神关注的是返入政治一途，新文化运动走向衰落。







8 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深闳博大，足以鼓动全国，以开未来学术思想的新机运。其以革命活动经验，创“行易知难”之说（见《孙文学说》），又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方针（见《三民主义》）。对于恢复民族固有道德知识能力，恢复民族固有的精神，尤其深切明著（见《民族主义·第六讲》）。



自清末以来，外侮日益紧逼，国人急激求变。举凡文字、学术思想、国家社会伦常日用，无不在变革之列。独有徘徊瞻视不忍骤变的，便是我民族文化之自信。因自古以来，我族群独创文化，远过周边各族。虽屡遭外患侵凌，也只屈于武力，常伸于文教。因此，不足以摇撼文化自信于万一。只有佛教来华，足以与我固有文化相抗衡，而能转移我人之视听。然服赝其说者，不必畏其力，可以从容承受消化。近现代则不然，彼方不但炫耀其物质文明之盛，有我们历古相传引以为自豪而不及者，而且肆其暴恶之能事，使我们望而生畏。当此民族消沉、国家危亡之秋，自发地会思考历古相传的文化，是先民所郑重宝爱以相授受的，它还有兴国保种的效果吗？还是将沉沦不复，当舍弃而求自存？西洋文化与我传统文化如此之不同，我们能不能消化它？这是当时学者所困惑争论的。也是全民所迷惘不安，朝夕在念，以求一切实的解决之道的。数十年求变争取的，不过一“救国保种”而已。意见不同，而归宿则一。为了救国保种，尽变国种之故常，又因此转而对其国种不甚爱惜，甚至深恶痛绝，而求一变为快。



这一心理转变，从陈独秀一人前后之态度而可知。《新青年》发刊，还带有热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与钱玄同书有尽废汉字之主张，以为彻底废孔学张本。与吴稚晖书则说：“鄙意以谓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于此又见尽废一国故常之不易，其病根在于人人有爱国之一念。



“三民主义”的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成以“民族主义”为纲领。若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民有、民治、民享者，也有赖于民族自身的要求和努力。对中山学说发挥得透辟的，是戴季陶。略述如下：



①中国国民自信力消失。



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云：“中山先生说：‘中国国民的自信力消失了。’照现在这一个思想界的民情形，正是证明中国国民自信力消失的真像。在一般反革命的顽固保守的人，他们固然不晓得文化的意义是什么，也不晓得孔子思想的本体是什么；而在一般革命的青年，虽然从科学的智识里面了解了多少文化的意义，但是并不能忠实地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固有思想的价值。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于是在思想上面，革命与反革命的分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这是我们所认为很痛心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是中国，如果中国的一切，直是毫无价值；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中国的民族，也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那么中国人只好束手等毙，就算完了，还要做什么革命呢？”



②忘却人的意义主做人根本。



其《青年之路》：“前后三四十年当中，我们细细审查中国的国民，尤其是改革中国志趣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上，有两个最彰著的特点。第一：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救国的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张，只是在向欧洲文化前进的一点，盲目地追随着。第二：我们看这几个时期当中，中国人对于欧洲文化的认识，地于救国方法的认识，除了孙先生一贯的‘三民主义’而外，一般者是忘却了人的意义，忘却了作人的根本。第一个时期，只看见枪炮兵舰，不看见人。第二个时期，只看见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曾看见人。第三个时期，把一切唾弃干净，连作人的必要，也一气抛却。第四个时期，几乎要看见人了，又被一个社会的假面遮住，于是只看见了社会的幻影。中山先生说：‘国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心之器也。’既不曾看见人，自然失了心。连人心尚且失却，还从何处建国，何处救国？”



③“三民主义”的原始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



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就是要中国先恢复中国民族的能力，要恢复中国民族的能力，先要恢复中国民族的自信心。”



《日本论·昨天的田中中将》：“我们看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的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的自信力。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我们把日本的维新来看，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通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柏林并没有一天能够指挥日本。”又同书《信仰的真实性》：“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④ 恢复民族文化自信，然后民族复兴。



同上书：“民族盛衰，是在民族对于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创造文化。要能够不断继续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才有民族的生命，才有民族生命的发展。”



⑤ 民族复兴而后世界和平。



同上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



⑥ 中国的乱源。



《青年之路序》：“今天中国的乱源，静的方面是在物质文明的不兴，动的方面是在道德的堕落。道德问题的重要点，这几年来，简直没有人讲究了。要晓得这是作人的根本。先要把自己作成一个好人，然后才可以说到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作革命的事业。如果一肚皮藏著私心，而个人的欲望，由著感情的冲动，胡行乱为，自己的本身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腐败，社会的病态，只有随着加重起来，哪里建设得什么事业来呢？”



因此要达到三民主义的目的，第一是恢复民族的道德，第二是努力学西洋的科学。



⑦ 民族的结合，非唯理智，抑亦信仰。



《日本论·信仰的真实性》：“如果人生是不可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人生的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信仰才能永生，才能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⑧ 最近数年间思想知识的成绩：不明确的精神、物质之争，有气无力的东、西哲学之辨，盲目守旧或失心趋新。



以上是戴氏持论的大旨。
后跋



钱氏写至此。北伐告成，军事将结束，政治渐入轨道。想来学术也将重新步入光明之途吧，所以信心百倍地认为戴氏所论将成为今后的司南。理虽如此，事实不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现在也没完全现实。二十余年后，大陆盛行马列主义，又半个世纪后，三民主义在台湾也荡然无存。诸势此消彼长，历史如泛滥的河流一样没有河床规定的走向，固非天意难测，只是时局与人心混乱耳。



钱先生于新儒十家未及细论，当时固未成形，后事殊难逆料。改革开放后，国学重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基本上是于新儒十家接着讲，以因应西方文化在各方面的强劲挑战。虽仍未得到话语中心权，而已闻呼声一片。吾未详研，无力论述。愿搁笔以俟来者。

新叶

这个帖子似乎没有看过，赶紧补课

新叶

还有接力，谢谢子墨

lovelymimicat

好贴子,顶起来.十分喜欢钱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