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经过（牟宗三）

天津清羽

我的学思经过 牟宗叁先生 我们的学习过程，一方面要思，一方面要学。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可见学与思的重要。我自唸大学时开始会独立思想，一直到今天。现在我六十多岁了，仍然没有一刹那停止过思考，以时间计已有四十多年了，然而彷彿就在眼前。思是不能停止的，学又何尝不是一样？当我们思的时候，经常遭遇到闭塞的状态，无论怎样思也思不通。这时候我们就要学，需要看看书。学可以开拓知识，拨转生命的活力。有问题思不通的时候，看看书或和人家谈谈，可以打开头脑的闭塞，学的重要就在这裡。 我的学思过程，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五十岁前的学是野马式的，或说是开荒式的。我像野马似的在大地上到处奔跑，涉猎新奇的东西。这种学是粗糙的，不能进于细密。年轻时总觉得这本书也要看，那本书也要读。这不是一个坏现象。在追求的过程中往往是如此，追求过程连续了大约二十个年头，到了四十岁左右才慢慢似乎有一个立足点，但这还是不成熟的表现。大家常说，人总要到四、五十岁才成熟。但须知这只是中年人的成熟。至多不过是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立足点罢了。有了一个立足点，似乎可运用无穷了。在涉猎的阶段，我们的了解不会很仔细，所把握的东西都是粗枝大叶，但总可以把握一些问题的中心。这个阶段到了四、五十岁就停顿下来。这时候，与我们生命不相应的东西不太容易进入脑子裡。年青时，我也能够讲讲诗词，也喜欢看看文学作品，但如今我不再去看它们了。年青时所学的，而不能与自己相应的东西，都被岁月淘汰了。而相应的，终生都可以维持。我自己认为，能够代表我四、五十岁前的用心处的，且比较有一大略的、粗糙的成熟作品，是《认识心之批判》。它是我四十岁时写成的，因为那时正遭逢剧变，人们无暇及此，出版之後，没有人看。而我那时亦因时代的需要，所用心的问题也不在这方面，所以我自己也暂时停止这方面的继续用思。出版了，只是把它搁置在一边。 从四十岁到五十岁，我讲文化问题，一讲便是十年。这是发议论的阶段。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譬如你们诸位，都想发议论，但却发不出来。这是因为程度不够。但是到适当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发。发议论的时期是中年时期，是与事业心相配合的。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书都是在五十岁左右写的。我讲文化问题就是属于发议论的阶段。对于时代的问题、政治问题、文化的问题，我谈的很多。如果你们想讨论这些问题，一定也要先预备才好。在尚未成熟就讨论这些问题，不过是时代中直接的刺激反应而已。甚麽学潮，甚麽运动，在这裡面，你们也关心时代的问题，但也只是跟着喧闹而已，这不是真正的议论。因为你们穿不透这浮动的事象，只是随着事象去浮动。发议论是需要「智」、「仁」、「勇」的，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开发或发扬的精神。当然发议论的立足点是由二、叁十年来所吸收的东西而凝结成的。但所吸收的东西不一定很细密。譬如我们讲文化问题与时代问题，大体是依据儒家的精神，可是「儒家」是个笼统的名词──包括了自孔子到今天的二千多年──是一个广义的儒家。从儒家的观点论文化，这观点是被预设着的。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在对于这个观点本身予以详细的展开，而是在依据这观点来讨论一些客观的问题。观点是我们所预设的，而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你可以从这中心出发，来谈论政治、文化，以及东西文化等问题，对于你所预设的，只要知道一个大略亦可够用。但你不要以为你已经穷尽了儒家学问的全部内涵。例如，以你所了解的儒家思想讲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东西文化问题或者文学艺术等问题，你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若以为这样就穷尽了儒家学问的大海，而认为再往前进就是玄虚，这是你自己的自画。所谓玄虚並非现在才发明。宋明儒已经是玄虚，甚至《中庸》、《易传》就开始玄虚了。所谓玄虚，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玄虚，而是内圣生命的精微化，深刻化。不精微，不深刻，则道德意识或内圣生命便停滞在肤浅的层面了。因此，发扬的精神也不能延续得太久，到时它自然会收歛。 我们的立足点，儘管是够用，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需要经过更透切和更深入的领悟来把握的。自从我在香港居住下来的十五年来──今年我已经六十五岁了──我所用心的就是向这更深入的层面前进。这大体说来，是一个收歛的阶段。我不再开荒，亦不再追逐时流的新说奇论，而是要去重温我以前所涉猎的东西。更细微，更真切地去了解它们。这是要靠收歛的工夫来作的。收歛並非是消极的表示，它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十幾年内，我不停地工作，超过我以前二十多年来所成就的好幾倍。以前採摘了的葡萄，我将把它变成美酒而献于人。朱夫子曾经说：「旧学商量加邃密。」这句话很有意味。不加「邃密」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开荒式的、野马式的阶段。我们要超越这个阶段，蜕变为成熟。当然，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工夫。六十岁有六十岁的工夫，七十岁有七十岁的工夫，就是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也有八十岁、九十岁的工夫。孔夫子也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四、五十岁发议论的成熟期，只能算是中年的成熟，一个粗糙的成熟。真正的学问依然需要努力才能臻达。我引了朱夫子的「旧学商量加邃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六十多岁（在以前已被称为老头子），这个将近老年的成熟，一方面是个好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令人可忧虑的现象。我最近也颇能体会这个「老」字了。「老」，是生命形态趋于定型。年青时，生命形态──譬喻说是叁角形，抑是四方形──是不很清楚的。你不懂数学时，你总希望从数学家那儿获得一些数学的知识去充实自己，这是个战鬥好胜的精神。中年人有这个战鬥好胜的精神，青年人更强，谁也不服谁，你今天说我不行，明天我就行给你看。这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形态尚未完全结晶化时所有的可出入的表现。一旦进入老年，一个定型的状态就显露出来了，叁角形就是叁角形，孔夫子就是孔夫子，定了型一定有些顽固，因为定了型之後，再也不能有出入了，也很难和其他东西相适应了。为什麽定型中有老年人的工夫呢？就是要继续「旧学商量加邃密」，依照天理做人，这就是老年人的工夫。如果你陷落在气质裡，处处受气质的决定，这便糟糕，便是顽固。所以要常常克己复礼，常常战战兢兢，不要不负责任随意挥洒，或好像自己无所不通。这不是无所不通，这是颓堕，不能自持，而流于放纵恣肆，完全收煞不住。假如你是方形就是方形，要在这个方形裡依照天理去对人接物，这才是一个细緻的、成熟的老年人的工夫。不过人到老时气衰弱了,生命力也萎缩，很难再挺起来。所以韩愈说：「气盛言宜。」中年气盛，说话亦合情合理，写文章也写得好。到了气衰的时候，话说不出，作文章也不能得心应手。凡靠天才来发挥的，通常是这样子的。这样，到老年便无工夫可言了。所以圣人教人学思不倦。无论多大的天才，总要藉着学思来精进他自己。但这不是贪多无厌。圣人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一落于贪鄙便无足观了，贪鄙也是生命颓堕的表示。 《心体与性体》是我近年来工夫用心之一。它叙述了宋明六百年来的儒学。我集中于九个人来叙述，这九个人就是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胡五峰、朱晦庵、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我把他们每一人学问的性格、义理的规模，都从基本上把它表象出来。我们需要从头来了解，我作这步工夫前，我先写了《才性与玄理》，讲的是魏晋的思想。我讲这两期的学术都着重在对于文献的确定了解，我不截引一、二语句随便来发挥；我把原文整段地抄下来，期望人对之有一明确的了解。如果只截引一二语句，常不能通晓其原义。这样，便会产生模稜两可的情形或完全相违的解释。因此在《才性与玄理》以及《心体与性体》中我便抄了不少的原文。经过这一抄写，我更加明瞭地把握这些文献的内容了。所以诸位在阅读我的书时，先无须看我的疏解，你只小心地看一遍我所抄录的文献。（有关文献的重要部分，大体都在这裡。）我给你集中了它们，不是很方便吗？倘若阅读文献发生困难，再看看我的疏解，这会对你有些帮助。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新见解，可以把它们提出来。但是在有新见解之前，应该反覆地参考，更仔细地下些工夫，才能够明确地把思想表达出来，印證一个道理不是容易的。 现在我正预备叙述南北朝隋唐这一期的佛学，这就是我将要写的《佛性与般若》，我没有急切地从事这部工作。我以前和熊（十力）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天天也只是道听途说，也稍稍涉猎到佛学。这正如佛教所说的「薰习」。当时我的注意力不在此，所以没有多看佛教的典籍。凡做一件工作，要顺自然的趋势，正所谓水到渠成，就是这个意思。做工夫不能心急。好像现在你们按期交论文是不行的，要了解是一个浸润的过程。既不能急切，也不可使气，更不可争胜，这要平心从容，慢慢地来；一旦成熟，你们就毫不费力的写出来了。照我自己的了解来说，我始终闹不清楚这一期的学术的义理脉络。平时那些和尚和居士所谈论的，都不能使我得一有条贯的了悟。譬如说和尚方面衰微已久，自民国以来尤其衰微。佛教的中心是在内学院和居士们身上。後来太虚法师出来与内学院对抗，跟着有印顺。我认为印顺的造诣超过了内学院。内学院所贡献的是在整理文献方面，消化教义方面是贫乏的。他们只讲唯识，不讲其他。我在重庆与熊先生在一起时，就知道欧阳大师是从来不谈天台、华严、和禅宗的。我也亲自见到吕秋逸说天台和华严是俗学。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天台、华严是些甚麽东西。因为大家都讲唯识，所以那时我曾经唸了一遍《成唯识论》，但以後也忘掉了。对于欧阳大师的轻视天台、华严，我不太赞成。他们是以宗教态度来看，偏见当然很大。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是好的，但却因而不通达了，由他们口中，很难使我了解这一期吸收佛教的发展过程。再者虽然大家口头都谈天台、华严和禅，又有多少人真正能讲呢？光说「事事无碍，事理无碍」便是华严了吗？难道这就是华严宗的所以开宗处？美国现在流行禅宗，那是日人铃木大拙宣传的结果，禅宗也不是可独立地讲的，独立地讲禅会引人误解的。禅宗是教外别传，其实是教内的教外别传，它依然预设了佛教的教义，如果不把各宗的教义弄清楚，也难显出禅宗的持色。把握禅宗在中国吸收佛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依我看，天台宗最难讲，也最少人讲。大家都喜欢讲华严，也只是口头上的。天台宗的文献很多，全部都在《大藏经》中，现在只有《法华玄义》有单行本。胡适之先生说，天台的智者大师只是一个烦琐的僧侣哲学家。其实这个僧侣並不容易，我们不要把他轻看了。他是首先消化佛教而开宗的。近年来对天台宗我自己用功，开始时十分困难，因为它有一大套名词，並有其独特的义理。我从智者大师开始，一直用功到荆溪和知礼，这叁个天台宗的大人物都是大哲学家，就是多玛斯、康德、黑格尔也不一定可以与他们相提並论。我把那些文献找出来之後，做了许多笨工夫，例如智者的《摩诃止观》，我曾把它分章分节全部抄录出来；又如知礼写的《十不二门指要钞》没有分段，而且他的疏钞十分烦琐，他疏解任何一句或一段，都含有一、二、叁的科判，一、二、叁中又套一、二、叁，你若不从头看，你不知道这个「一」，是一卷的「一」，抑是一章的「一」，或一节的「一」。他没有章节的分别，只是一、二、叁，一、二、叁的套下去，我也把它分开章节予以抄录；又如署名慧思作的《大乘止观法门》，我在东海大学时便抄录了全文，它比较容易看，而且很有系统，但是它不能代表天台宗；它是一本伪托的书，以前陈寅恪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他认为是习华严宗者的假托，他的见解我是由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裡知道的，但是冯友兰没有确定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所以他依然依据《大乘止观法门》一书来论述天台宗，好多人都是如此。这皆由于不明天台宗义理的缘故，亦由于面对天台文献而不能读，甚至亦不知何者是天台文献的缘故。关于天台宗的资料，我已整理得差不多。唯识宗方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唯识学是玄奘传下来的，但是智者大师以前，就有地论师与摄论师（真谛）所传的唯识学。这是早期唯识学的文献；玄奘所传的唯识──或叫做「新法相宗」──是後期唯识学的文献。华严是从唯识学中演变出来的，但天台宗则不是继承唯识学而开出，这其中的脉络与系统的性格是很少能弄明白的。禅宗兴盛之後，像唯识宗的大系统，天台、华严的大系统，统统都消沉了。禅宗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用的都是「参话头」、「棒喝」等等，但你必须要明白它所预设的教义。解释《大般若经》的《大智度论》，以及《中论》，龙树的哲学思想，我已经写出来了，《涅槃经》的佛性思想亦写出来了。在我的《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裡，有一百多页专讲述天台宗。天台宗的整个系统都被陈列出来了。将来，我还会写天台宗的故事，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写华严宗的工作尚未进行，但唯识学的前期已经写好了，後期的唯识学大家比较熟习。我原本期望在退休时把这一期的学术全部写好的，现在看来，恐怕还难作到。我现在的工件是两方面，除了这一期的学术的写作之外，翻译康德也佔了相当的时间。 我为什麽要翻译康德呢？康德是十八世纪的人，为甚麽这样重视他呢？康德的作品没有像样的中译本，是中国哲学界的羞耻。英译有叁种，日本人也译了两次，胡仁源曾经译了康德的《纯理批判》，但语句无文法结构，这个译本不可读，他作过北平工学院的院长，哲学是外行，他的翻译一开头就错。那麽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呢？郑昕是研究康德的专家，可惜他只停留在把康德思想当作「木乃尹」欣赏的地步，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一定不了解康德，他留学德国，专读康德，但他又是个共产党员，这便须相信马克思主义，这样就难了。我不知道马克斯与康德有何可相结合的地方，我看的是英译本，我也不懂德文。康德的书是不能随便翻译的，你们的会话英文比我好，但你们不能翻；你们的理解不够，阅读能力也不够。消化康德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我曾经对孙述宇先生说：「老年人应该做点翻译的工作，因为理解力比较强，而且文字的运用也比较熟练。」我以前都是粗枝大叶，开荒式的读书，可是翻译一遍，胜读二、叁十遍，只读一、二次是不够的，读书光是看不能深入，所以我喜欢写，喜欢抄，我家裡没有书，我总是到图书馆去抄书。康德《纯粹批判》的大部分我已经译出来了，我也把他的《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以及《实践理性批判》译了出来。翻译《第二批判》时，我把此书的内容和儒家孟子系的道德学相比较，使它的精采和缺陷都彰显出来。 康德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活的，反对他的哲学的，如英国的实在论、怀德海的宇宙论、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各有精采的地方，但只能说是哲学史上的一些小波浪，不久便会被消化被融摄，它们不能独自成一个骨幹。罗素讲逻辑和《数理原理》是好的，但他不是个纯哲学方面的人才。怀德海的宇宙论系统是无本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太单调。海德格曲曲折折，故示玄奥，实无真实知见。这些哲学全属于时代的小波浪，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康德不是古董。譬如当代关于数学的理论有一派叫做直觉主义，就是从康德的《纯理批判》中引申出来的，如果不了解康德，又怎能了解直觉主义的思想呢？纵使罗素是个逻辑学大家，但他的数学理论並非就是天经地义的。我自始就不甚赞成他的讲法。依我看，康德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我们面对时代，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正视。最令人注目的是政治问题。今日的世界有两个标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它们构成了两个世界。在这政治问题的内部，是文化问题、哲学问题。以哲学的观点看，我们要承继古人留给我们的财产，通过学思加以消化。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是儒、释道豐富的思想，我们要把内圣之学消化後才能承继。西方的文化是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与希腊哲学科学传统，康德一个人就代表了这整个骨幹。他的智慧是基于宗教传统、科学传统，以及希腊的哲学传统而发出的。现代的哲人中，康德的哲学智慧最高；古希腊是柏拉图。中国的文化流传了二千多年，它的内容是豐富的。我们不要肤浅地零碎地看小了自己的文化，我们要深入地看，然後再把东西两方加以比较与会通，但这不是随便的比较与附会。我们要作一个康德式的比较，以康德那种架构来重新融和，作这个时代应有的判教。我最近写了一书，名曰「现象与物自身」，这可以代表我个人的思想。其实我也无独特的思想，都是古人所已有的。所以这书也不过是我学思的总消化而已。然而在融摄康德上以及在此时代所应有的判教上，也许有一得之愚。    原载 《明报月刊》第9卷第8期 1974年8月 本文取自全集第24册 ＜＜时代与感受续篇＞＞

jenniferchina

哈哈，等着您的好书呐！老公本来是决定和我及孩子上门拜访，实在因公务缠身，在等机会。
下次见面一定多聊聊！！

果行育德

记得牟先生说过：生命要有波浪才精彩，
回望自己的求道之路，亦走过不少弯路，虽真诚，也笨拙。
虽本心向上向善，然歧路多亡羊，
曹溪路险，一路孤寂，连个问路的都没有，
真个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跋山涉水，求师问友，拜高人隐士，打坐参禅，一路艰辛，也算名堂搞尽。

我根器陋劣，学得越多，问题也越多。
对于那种答非所问式的斗机锋，我实不堪教化，
每当揣着一二十个问题寻访高人，多半失落而归。

遇牟师，灵魂才得以安顿，
我的问题牟师早已辨析清楚，
我没有的问题牟师也摆笼指向。

此生能读牟子，夕死可也。

chenr_2006

读书真好，书读多了，自然就能写东西。
我书读得太少了，想写点感受都苦于无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