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谈科学（摘抄）

果行育德

牟先生的东西太好了，抄其中一本中的几段跟大家分享：

《政道与治道》

节选：儒家的当前使命-----新开外王

   以当前的观点衡之，中国文化整个看起来，外王面皆不够。顾亭林那些人要求外王、事功业是对的。今天仍有这个要求。可叹的是，今天不仅外王面不够，内圣面亦不够，现在的儒家本身若有若无。但儒家为常道，则人类的良心不能让这个常道永远埋没下去，则的诉诸每个人的一念自觉。

------------------------------------------------

   中国人传统的风气，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欣赏恰当意义的事功精神，此乃反映中华民族的浪漫性格太强，而事功精神不够。事功的精神是个散文的精神，平庸、老实，无甚精彩出奇。萧何即属事功精神，刘邦、张良皆非事功精神，可是中国人欣赏的就是后者。萧何的功劳很大，所谓“关中事业萧丞相”，但因其属事功精神，显得平庸，故不使人欣赏。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皆为财政专家，属事功精神，然而中国人对这一类人，在人格上的品鉴上总不觉有趣味。事功的精神在中国一直没有被正视，也没有从学问立场上予以正视、证成。中国人喜欢英雄，打天下，再高一层，中国人喜欢圣贤人物，不论是儒家式道家式的。中国的文化正视圣贤、英雄，在此状态下，事功精神是开不出来的。事功的精神即是商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卑之无甚高论，境界平庸不高，但是敬业乐群，做事仔细精密、步步扎实。美英民族是个事功精神的民族，欧陆的德国则表现悲剧英雄的性格，瞧不起美英民族，但是两次大战战胜的却是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美英民族。所以这种事功精神是不能不正视的。

======================================================

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的表现。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事实上，中国以前要求的事功，亦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才能充分实现，才能充分被正视。在古老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下。瞧不起事功，故而亦无法实现。这种事功精神要充分地使之实现，而且在精神上、学问上能充分证成之，使它有根据，则必得靠民主政治。

==========================================================

另一面则是科学，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是新外王的材料、内容。科学的精神即是事功精神，科学亦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英雄不能做科学家，圣人则超过科学家，故亦不能做科学家。天天讲王阳明、讲良知，是讲不出科学的，因为良知不是成功科学知识的一个认知机能。然而科学家亦为儒家的内在目的所要求，儒家并不反对知识，在以前的社会中，那些老知识也就够应付了，然而今天的社会进步。往前发展要求新知，亦属应当的要求。儒家的内在的目的即要求科学。这个要求是发自内在的目的的。何以见得呢？讲良知、讲道德，乃重在存心、动机之善，然而一个好的动机却无知识，即此道德上的好的动机亦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要求知识作为传达的一种工具。例如见人病重哀号，有好心救之，却束手无策，空有存心有何用？要有办法就得有知识。所以有人说西医中发明的麻醉药者是大菩萨，菩萨讲慈悲，然空讲慈悲有何用？发明麻醉药，使人减少痛苦，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吗？所以，不论佛教表现慈悲，或是儒家表现道德动机，要想贯彻其内心的目的，都得要求科学，肯定科学。

===========================================================

科学知识是新外王中的一个材质条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这个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才能充分实现。否则，缺乏民主政治形态而孤立的讲中性的科学，亦不足称为真正的现代化。一般人只从科技的层面去了解现代化，殊不知现代化之所以成现代化关键不在于科学，而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摄的自由、平等、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所在。

假如在这个时代，儒家还要继续发展，担负他的使命，那么，重点即在于内在的目的，要求科学的出现。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一袋子宁静

谢谢果行，中秋快乐！

jiangying

这篇文章有点意思,学习一下

天高任鸟飞

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者，特别着力于宇宙根源的探讨，如希腊哲学始祖泰里士(Thales)视水为万物根源，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归万象于抽象的数(数目Number或数量Quantity) ，德谟克里图斯(Democritus) 则以为万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

    至希腊第二期的哲学家才开始注重人事方面的问题，如苏格拉底所言正义、美、善、大等概念，柏拉图所主的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讲的至善、中道(Mean) 、公平、道德意志、友谊与道德之类，都是人类本身而非身外的自然问题。

    然而，他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辩。把美与善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实与真正的道德无关。由于他们重分析与思辩，故喜欢对各观念下定义。

    自苏格拉底首先肯定( 形而上的) 理型(Idea) 的功用，柏拉图继而建立理型的理论(Theory of Idea) ，由之以说明客观知识之可能。并研究理型之离合，由之以说明真的肯定命题与真的否定命题之可能。如是遂建立其以理型为实有的形式体性学。亚里士多德继之，复讲形式与材质的对分，上而完成柏拉图所开立的宇宙论，下而创立他的逻辑学。

    他们这种理智思辩的兴趣，分解的精神，遂建立了知识论，客观而积极的形上学——经由客观分解构造而建立起的形上学。

dawnch

儒家与科学民主，有意思。

再看看。

天高任鸟飞

　　中国的哲人多不着意于理智的思辩，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希腊哲学是重知解的，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的。

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现善的理想，例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这些人物都是政治领袖。与希腊哲学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


在中国古代，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字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的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连着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外界人、事、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

　　从德性实践的态度出发，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为对象，绝不是如希腊哲人之以自己生命以外的自然为对象，因此能对生命完全正视。


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研究的自然生命(Natural Life) ，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在道德的理想主义看来，自然生命或情欲生命只是生命的负面，在正面的精神生命之下，而与动物的生命落在同一层次。


老子说:「何谓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第十三章) 。所谓「有身」的大患，便是植根于自然生命的情欲。耶教所言的原罪、撒旦，佛教所说的业识、无明，均由此出。佛道二家很重视生命的负面。在他们的心目中，人的生命恒在精神与自然的交引矛盾之中，因此如要做「正德」的修养功夫，必先冲破肉体的藩篱，斫断一切欲锁情枷，然后稍稍可免有身的大患，把精神从躯体解放出来，得以上提一层。


可见释、道两家的正德功夫是谈何容易!

儒家则与释、道稍异其趣。他们正视道德人格的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涂」，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所以儒家的正德功夫说来并不及佛道的困难。另一方面，儒家的正视生命，全在道德的实践，丝毫不像西洋的英雄主义，只在生命强度的表现，全无道德的意味。西方英雄的表现，大都为情欲生命的强度，而中国圣王的表现，是必然兼有而且驾临于情欲生命强度的道德生命强度。

　　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产生道德意识。忧患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只有小人才会长戚戚，君子永远是坦荡荡的。他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他的忧患，终生无已，而永在坦荡荡的胸怀中。


    文王被囚于羑里而能演易，可见他是多忧患且能忧患的圣王。

圣人不能容许自己「无心」。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人生宇宙的确有缺憾。圣人焉得无忧患之心? 他所抱憾所担忧的，不是万物的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


    这样的忧患意识，逐渐伸张扩大，最后凝成悲天悯人的观念。悲悯是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悲悯本身已具最高的道德价值。天地之大，犹有所憾，对万物的不得其所，又岂能无动于中，不生悲悯之情呢?


       儒家由悲悯之情而言积极的、入世的参赞天地的化育。「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使「万物育」。儒家的悲悯，相当于佛教的大悲心，和耶教的爱，三者同为一种宇宙的悲情 (Cosmic feeling) 。然则儒家精神，又与宗教意识何异?

　　儒家从正面正视主体性与道德性的特色，在忧患意识之与恐怖意识和苦业意识的对照之下，显得更为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