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经不等同于古文教育
孙景坛
读了郭庆海君的大作《古文教育有其好处》（8月19日《联合早报·言论》），感慨万千。郭君是大陆古文造诣极深的学者，能为古文仗义执言，很令人钦佩。但在钦佩的同时，又感到有某种缺憾，因为“儿童背经”与“古文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
一、经学与古文的内涵不同。 虽然经学从语言和文字上看也是古文，古文从广义上说包括了经学，但二者仍有质的差别。经学是思想著作，主要包括政治、哲学、历史、伦理等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精髓。一般意义的古文则侧重于文学、语言、文字及美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语文。所以它们分属两个学术领域，是两个不同学科。
二、“读经”能涵盖“古文教育”，“古文教育”不能涵盖“读经”。 经学是古文，通过学习经学，能获得“古文教育”，增长文学知识，提高文言文水平。但若只学狭义的古文，如《陋室铭》、《兰亭集序》等，则难以增长经学知识。即便学广义的古文（包括经学在内），选些经学片断作为古文教育的教材，但学习者也仍主要是能多增长些古文知识，很难增长经学知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古文教育”中，教与学的角度，始终是语文知识，而非经学知识。
要想增长经学知识，非要专门读经书不可，尤其是读原经，不是读“坐着火车听广播”的二手材料。尤其是，经学是逻辑性极强的思想著作，若不从原著入手进行整体把握，仅以片言论之，无异于盲人摸象。
一个古文功底很厚的人读经，虽然经文中的每个字他都认识，并能从《说文解字》考证出其源流，但要想在经上说出个所以然，十分不易。这不仅因为他进行“古文教育”时，所训练的思维方法与经学的思维方法不同，而且因为他缺少经学底蕴，隔行如隔山。
如果说，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最高层次的学问，那么古文（文学或语文）便是较次一级的学问。许多读经出身的人古文水平都很高，如唐宋八大家，他们都是从读经转到古文上的。
相反，有些古文水平极高的人，在经学上则是门外汉。如唐代的李白和杜甫、清代的曹雪芹和蒲松龄等，他们虽然诗文盖世，但在科场上却失之交臂。尽管后人多为其鸣不平，殊不知科举要求的是经学水平，不是一般的古文水平，他们考不上是自然的，非人为因素。
在古代，古文（文学和语文）只是雕虫小技，不能与安邦定国的大学问棗经学相比，为正统儒士所不齿。所以，在古代人们对寒门儒士倍加器重，认为他的飞黄腾达只是迟早的事，而对一般的落魄文人则不屑一顾，知道将来在社会上无大作为，他们大多人也只好与多情的妓女“形影相吊”，这便是众多当今知名的古代文人生前的悲剧之所在。
笔者认为，“儿童背经”侧重点要放在“经”上，绝不能动摇。“经”是根本，是第一位的。但在背经的同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兼学文、史。由背经转到学古文，极易上手，学古文不知要比“背经”容易多少百倍！
文学性的古文（包括诗）更易记，易懂，易于消化。史是“背经”本身的要求，古人说“六经皆史”，我不赞同，但要学好经，没有一定的史学基础不行。
但是，不能用一般的“古文教育”取代“背经”（中国现在的教育界即如此），也不能用一般的“古文教育”冲淡“背经”，因为这样会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蹈入“擤鼻涕，捏眼睛棗用力不当”，或“丢西瓜，拈芝麻。棗不知什么大什么小”的歧途。
儿童背经，只有从真正的“经”入手，才能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才能使其日后在政治、哲学、历史、伦理、文学、科学等诸方面都获得补益。
需要重申的是，笔者只是就郭君的“古文教育”谈点“儿童背经”与“古文教育”的浅见，目的是怕有人会将“背经”当成一般的“古文教育”，或将一般的“古文教育”当成“背经”棗这可能是杞人之忧；对郭君，绝无责难之意，更不是说郭君想用一般“古文教育”来妨害“儿童背经”。望郭君不要产生误会。
（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9月1日） 于南京“困 陋 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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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2-7 2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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