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 鵝湖之會-----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大綜和與中西傳統的融會

天津清羽

鵝湖之會 ───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大綜和與中西傳統的融會 牟宗三 主講 盧雪崑 訪問記錄 前言 受《鵝湖》朋友所託，在「當代新儒家國際學術會議」前夕訪問老師。因想到老師平常說：「哲學家要為社會指示一個方向。」因此，我想問以下三個問題： （一）想請老師談談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 （二）最近亞州電視台給老師做了一個專訪。電視訪問中，老師說：儒家思想是「人生之常、自然之常」。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曾說：「儒家哲學是實踐的智慧學，它是個人生活的指導原則，也是社會實踐的指導原則。」那麼，我想請老師談談新儒家在現時代中應該有怎樣一個擔當。 （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大陸上要求改革開放，儒家與現代化的關係成了熱門話題。新儒家如何回應這種問題？ 牟先生： 你提出三個問題，我不必逐個答覆。總起來是一個問題。兩年前那次新儒學會議我有一個講辭(註)，那篇講辭是一個反省之語，前一代老先生啟發性有餘，客觀的了解不足，所以不能適應時代之所需。這次換一個話題，就你剛才所提的問題總起來講兩點。       溫玉註:當指<客觀的了解與文化之再造> http://yp719.et.cyu.edu.tw/cgi-bin/topic.cgi?forum=27&topic=593&show=0

天津清羽

未來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大綜和時期      

      新儒家的興起有歷史運會的必然性，因此，它在歷史運會中也有它在這個時代中的使命。今天我就告訴你兩點。

      「七七」事變那一年，中國哲學評論會議在南京召開，其中有沈有鼎先生的一篇文章。念哲學的人當中，沈有鼎是最聰明的一個，他有邏輯的天才，但也有哲學的天才。但是他的堅持性、執著性不夠。《中庸》說：「擇善固執之。」不管你有哪一方面的天才，假定你有哲學天才，你固執下去，你可以成邏輯專家，有貢獻；假定你有哲學天才，你固執下去，你可以成邏輯專家，有貢獻；假定你有哲學天才，你固執下去，你對中西哲學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貢獻。可惜他就是持續力、堅持力不夠，但他有些識見、洞見力很強。他也不是真正的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詳細的深入內部的了解，但他籠統的有一個看法。當時他的文章有一個說法：中國文化在先秦儒家是孔、孟，後來是宋明理學家。將來這個時代，中國歷史的運會是一個大綜和時期。這個大綜和時期一定是繼承宋明儒，從宋明儒偏枯的一面再往前推進一步，適應現時代。

      我們平常說，宋明儒學特別偏重於內聖。到明朝末年，十六、十七世紀，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中國歷史的運會要開一個新方向，不能再維持宋明儒那六百年的方向，那個方向太重視內聖。所以，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他們就主張從內聖開外王，就是向外開，因此，才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從內聖開外王的方向為什麼打斷了，開不出來了呢？就是滿清的關係。滿清一到中國來，就是一個異族統治中國，把黃梨洲、王船山從內聖開外王的方向堵住了。大家都知道，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是明朝三大遺老。王船山在衡山猺洞著書，他的書根本不得印行，後來曾國藩才替他印出來。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是多麼開明，但滿清一來都給堵住了。顧亭林一方倡言亡國、亡天下之不同，一方力主經世致用之學。但因他根本反對滿清，所以他的學術思想、文化精神持續不下去。

       十七、十八、十九世紀三百年是滿清大帝國，滿清大帝國對中國文化一點好處也没有，這就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國原有的歷史文化怎麼能出來共產黨呢？就是五四運動的淺薄的理智主義。五四運動為什麼那麼淺薄呢？這就是滿清乾嘉年間考據學問的遺害，這個學風一步一步影響下來，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喪失思考力，喪失發展思想的能力。滿清三百年的統治，知識分子喪失思考力，那個歷史運會錯失了，那個從內聖開外王的方向、要求堵回去了。假定没有滿清三百年統治，中華民族發展的自然方向跟西方差不多。清朝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這三百年，而西方正是這三百年蒸蒸日上地向現代化走。這些向外開的思想在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中都有了，都看出來了。中華民族這個文化生命是自然地要往外開，就是讓滿清人堵回去了。

      沈有鼎是念邏輯的，但他喜歡談大問題、說大話，他有這種聰明。他有哲學天才，我寫《易經》那部書，旁的人不能欣賞，就是他能欣賞。他說我那部書是「化腐朽為神奇」。

     我們這個朋友有洞見，他當時就說：中華民族文化生命本來就是要求向外開，讓滿清堵回去了，現在我們碰上中、日戰爭這個大時代，但將來歷史總還是要往前進，日本不能亡中國的。所以，他看到：在歷史的運會上，將來的中國一定是一個大綜和，這個大綜和就是繼承宋明儒內聖之教往外開。當時沈有鼎有此一說，只是幾句大話而已，没有人理會他。他們也没有這個見識，因為我們對以前內聖之學不清楚，「七七」事變那年我才二十七歲，所以自己不清楚。當時我看了沈有鼎那篇文章，覺得很有道理。但他不能「擇善而固執之」，所以也不能把他提出那個大綜和的脈絡、內部的結構一步一步講出來。沈有鼎講不出來，我當時也一樣講不出來，但我那時候就有這個識見，我說這篇文章很有道理。以後就是抗戰，上海一撤退，我們就逃難。八年抗戰和熊先生在一起，對於中國文化的核心與內蘊好好整理，客觀了解，了解透徹了，自然就往外開了。

     沈有鼎說中國將來是一個大綜和，當時大家都不能夠很清楚地確定地了解這句話。大綜和不是一句大話，說大話是没有用的。綜和什麼東西呢？如何綜和呢？當時我們都不清楚。中國文化有一個文化生命，有一個本，這是不錯的，但本是本，要綜和些什麼東西呢？這個很難解答。

天津清羽

將來支配中國命運的是徹底的唯心論

       今年十月間，濟南山東大學舉辦新儒家會議，傅成綸參加了。傅成綸是抗戰時期我在成都教書時的一個老學生。會議結束之後，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告訴我那個會議的情況。會議裡面講新儒家，這個以前誰敢講？以前批林批孔呀！山東大學一位教授談到新儒家三點貢獻：第一點，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向。這個傳統在大陸上已經成「死螃蟹」了，紮死了；第二點，權衡其其得失，如何現代化；第三點，如何建立一個中西文化結合的模型。這位教授也談到新儒家的缺點，就是經世致用的比例不夠。他們問就是這個問題：你新儒家究竟與現代化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政治家呀！我上哪裡經世致用呢？科學不是耍魔術，不是我說要科學，科學就來了。這種問題是大家的問題、民族的問題、歷史運會的問題。我們從哲學上疏通其通路，這就是新儒家的貢獻了。

       傅成綸的長信最後提到沈有鼎，沈有鼎這個人很怪，他心中始終存有那一個看法，但他平常不注意這一套，他不念政治哲學，不念歷史哲學，也不講文化問題。傅成綸信中提到：沈有鼎當年在昆明寫了一篇文章，文章說：「將來支配中國命運的不是延安的徹底的唯物論，就是此間的徹底的唯心論」「此間」是指廣義的自由世界，照中國講就是當時國民黨統治的世界。沈有鼎說了這麼兩句怪話，前一句話大家都知道了，當時左傾的意識風靡天下，一般人都往延安跑，左傾的社會風氣整個的往一邊倒，社會輿論都掏空了。沈有鼎說的「徹底的唯物論」就是共產黨那一套，以後它果然成功了，但也不過如此。蘇聯、東歐都垮掉了，中共能維持多久很難講，但它早晚非和平演變不可。大陸總要變，總要改革開放，没有回頭路走。中共主宰大陸四十多年，主宰的結果是「徹底的唯物論」的徹底失敗，没有人相信馬克思。

     「徹底的唯物論」過去了，那麼，「不是延安的徹底唯物論，就是此間徹底的唯心論。」什麼叫做「徹底的唯心論」？這個「徹底的唯心論」由誰來表現？沈有鼎的話有一種哲學洞見，這種話只有哲學家可以說出來。「就是此間的徹底的唯心論」這句話跟他在南京講「大綜和」的文章是相呼應的。這個大綜和說得更哲學化一點，就是徹底的唯心論，徹底的唯心論就是一個大綜和。沈有鼎當年說這句話，現在看來應驗了。風氣又轉過來了。再没有人相信徹底的唯物論，没有人相信馬克斯了。傅成綸給我的那封信中談到，山東大學那個新儒學會議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女副教授提出來：為什麼會場上没有人提馬列主義？這個在以前是不成的。可見風氣變了。没有人提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給冷落了。年齡大一點的人要敷衍共產黨，拉孔夫子跟馬克思合作。没有人相信馬列，他們就拉孔夫子，這樣一來，孔夫子又倒楣了。你把孔夫子拉去，孔夫子就是徹底唯心主義的一個象徵。

       這個時候說的徹底唯心論，不是哲學上一個空洞的名詞，要徹底好好了解。沈有鼎說徹底唯心論的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到，他怎樣個說法，如何論證，我也不清楚。他寫這篇文章還是抗戰時期，我們還在成都，當時也没有人注意他。可見他寫的那篇文章不是很大，或許只是幾句話。所以我說沈有鼎這個人順著自己的洞見「擇善而固執之」的堅持力量不夠，學力也不夠。「徹底的唯心論」只是一句話，這點要充實內部，它是一個大系統、一個大的綜和。這個大綜和要一步一步撐起來、建構起來，加以展開。這個工作很難，要下工夫。

       沈有鼎說：「不是延安的徹底的唯物論，就是此間的徹底的唯心論。」延安的徹底的唯物論表現過了，表現的結果是徹底失敗。將來中華民族的方向、歷史運會的方向必然是徹底的唯心論，必然是一個大綜和。這就是說，新儒家的興起有歷史運會上的必然性，你要擔當這個必然性。中華民族要擔當這個必然性。

天津清羽

茲在茲，默默耕耘

       我這個人是個默默耕耘的人，我一生没有作官，我不參加國民黨，當然我更不參加共產黨。我不是這個時代的參與者，我是這個時代的旁觀者。所以我這個生命，你要注意一句話。「旁觀者」就是你自己鬧中取靜，你自己默默地在耕耘。「旁觀」就是這個意思。默默耕耘中，我活了八十多歲。要有相當的時間才成呀！没有時間，任何聰明都没有用。

       這個人只能教書，既不能幹政治，也不能做生意，抗戰時期也没有汗馬功勞。所以，對於這個時代，你不是一個參與者。你只能默默地耕耘，就是自己讀書，教一輩子書。同時念茲在茲，思考一個問題。思考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的方向，如何從內聖開外王。如何從內聖開外王，就是沈有鼎所說的那個大綜和。

        這個大綜和不是一句空話，假定你從中國文化生命的命脈一步一步的滲透悟入，先了解了自己才成。籠統地說「文化生命」，只是一句話，没有用的。籠統地說「先秦儒家」，也只是一句話，也没有用的。你要一步一步進去，要把握住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命脈。這要費時間，下苦功，不是一句空話就完了。「孔、孟之教」一句話没有用，要徹底了解什麼是孔子的智慧，什麼是孟子的智慧。要一步一步契入，這就是荀子說的「真積力久則入」（＜勸學篇＞）。對於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脈要能契入，一步一步地悟入，你才能夠知道這一個生命的命脈為什麼能開出一個大綜和系統。

        一步一步契入文化生命的命脈。先講先秦，我寫了幾部書，一部是《歷史哲學》，一部是《政道與治道》，從夏、商、周三代一直演變到春秋戰國，這樣才能夠把握先秦時期孔、孟的生命智慧，了解在歷史運會中、歷史發展中孔孟生命的格範。再往前發展，經過漢朝的經學期，到魏晉時期復興道家，我又寫了《才性與玄理》。寫《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都是了解中國的原始文化生命，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如何發展到春秋戰國，以後又如何出現兩漢經學，這就是中華民族自己一根的發展，發展到東漢末年停止了。西方人認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到漢朝就完了，以後就没有了。但是我們不能這樣看，我們認為中華民族是大器晚成。

       中華民族文化原初那個模型一條根發展到東漢末年停下來了，至魏晉時代是峰迴路轉，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道家復興。道家是中國原有的，道家在先秦戰國時代已經出來了，但没有起作用，道家真正在時代中發光是在魏晉時代。所以，我寫《才性與玄理》，展現魏晉玄學系統。通過道家的復興，接受佛教，下一個階段是南北朝、隋唐。到南北朝、隋唐的時候，中國文化生命斷絕了，那是一個大彎曲，繞個大彎曲子，繞出去了。那個時候是佛教的天下，但是佛教究竟不能治國平天下，雖然到隋唐佛教都吸收進來了，唐太宗打天下還是繼承中國老傳統文化，只是那個文化精神没有顯出來。經過道家的復興到南北朝、隋唐佛教，我寫了《佛性與般若》，徹底了解佛教。佛教以後，下面就是宋明理學。我寫了《心體與性體》疏導宋明理學。通過長時期的工作，寫出這幾部書，契入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命脈的內部，然後把這個生命表現出來。這樣表現出來，「文化生命命脈」就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大話，這樣才能夠講往外開的問題。我們講往外開，開什麼東西呢？當年黃梨洲、王船山要求從內聖開外王，那是十七、十八世紀。到現代，我們就是要求跟西方文化傳統相結合，要求一個大綜和。

天津清羽

以中國文化命脈為本，創建一個大綜和

       現在我們要求一個大綜和，就是吸收西方的科學傳統、自由民主傳統。這個大綜和首先要契入中國幾千年文化生命命脈的最內部，一步一步地經過了解，儲蓄在心中。中國文化生命豐富得很，不是像胡適之先生和共產黨那様，「中國在哪裡？」懵然不知。不是中國貧乏，是你胡適之先生本人貧乏；不是中國文化生命貧乏，是你們共產黨、馬列主義邪惡非理性。那麼，這個大綜和就是以我們自己的文化命脈作本，要求跟西方希臘傳統來一個大綜和。西方的科學、哲學從希臘開出；近代化的自由民主成分很多，希臘傳統有貢獻，羅馬也有貢獻，再加上近代工業革命、英國的大憲章，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是近代的事，就是近三百年的事，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講西方傳統，除了希臘、羅馬之外，還有希伯萊傳統，希伯萊傳統是宗教（基督教）。這就是西方文化的輪廓。

       我們要求一個大綜和，是根據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脈來一個大綜和，是要跟西方希臘傳統所開出的科學、哲學，以及西方由各種因緣而開出的民主政治來一個大結合，不跟基督教大綜和。跟基督教没有綜和問題，那是判教問題。我們不反對基督教，西方人相信祈禱，他們可以用那個方式，我們不用那個方式，但是我們可以判教，跟以前佛教判教一様，可以分別它的同異、高低、圓滿不圓滿。

       所以，這個大綜和一方面要徹底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命脈，要經過這個時代，一步一步要客觀了解。不要以為隋唐佛教與治國平天下没關係，便輕視它，隋唐佛教對於開發思想的理境貢獻很大。先把自己民族文化生命的命脈弄清楚，然後了解西方的傳統，從希臘的科學、哲學傳統一直到現在的自由、民主政治。這個不就是一個大綜和嗎？這個大綜和不是一個大雜燴，不是一個拼盤，它是一個有機的組織。所以，大綜和要從哲學上講，它就是一個哲學系統，這個哲學系統就是沈有鼎所說的「徹底的唯心論」。

天津清羽

徹底唯心論系統之建構

       什麼叫做「徹底的唯心論」呢？用「唯心論」這個名詞倒是不錯，但是西方哲學裡面没有唯心論，西方哲學只是idealism。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無論是柏拉圖的idealism或者是康德的idealism，或者是柏克萊的idealism，皆不能視之為唯心論。idealism不是心，所以西方哲學只有idealism，没有唯心論，一般翻譯作「唯心論」這是共黨的亂罵人。共黨用唯心、唯物是價值的標準，他們那裡懂得西方的idealism！idealism是講idea，但idea本身不是心。照柏拉圖那個idealism說，是理型論。照康德講的transcendental idealism說，是「超越的理念論」。理念是什麼？是理性上的概念，在康德idea是理性上的概念，理性上概念不同知性上的概念。從知性上講的概念是範疇，是成功知識的條件。理性上的概念不能代表知識。所以，在康德，只能稱之為transcendental idealism（超越的理念論）。在柏克萊，idea是知覺現象，它不是心，是心的對象、具體現實的對象。柏克萊說：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存在即是被知覺）是主觀的覺象論。所謂主觀的觀念論、主觀的唯心論，這些譯名統統不對的。西方使用idea，都是作對象看，對象跟心有關係，跟認知心有關係，但其本身卻不是心。所以，假定說徹底的唯心論，只有中國才有唯心論。

       中國有唯心論，没有idealism。中國所說的心，不是idea。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是心，四端之心是心。陸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是宇宙心，其根據在孟子。王陽明講良知，還是心。佛教講如來藏自性清浄心，也是心，不是idea。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前一個系統是唯識宗，唯識宗講阿賴耶，阿賴耶識是識心，也是心，不是idea。所以，只有中國才有真正的唯心哲學。什麼叫做徹底的唯心論呢？就是中國唯心哲學這一個大系統。這個大的哲學系統如何撐起來呢？如何凸顯出來呢？大綜和代表的那個大的哲學系統，內部地講，就是中國的唯心論系統；外部地講，就是中西兩文化系統結合。

      以哲學系統講，我們最好用康德哲學作橋樑。吸收西方文化以重鑄中國哲學，把中國的義理撐起來，康德是最好的媒介。康德架構開兩個世界───現象界（phenomena）和本體界（noumena），套在佛教的名詞上說，就是「一心開二門」。在西方，noumena方面開得不好，根據康德系統，noumena是消極意義的。照佛教講「一心開二門」，一心就是如來藏自性清浄心，開真如門、生滅門。生滅門就是現象界。天台宗所謂「一念三千」，對兩門而言，不是有兩套三千世間法，只有一套，一轉手就是寂滅真如，常樂我淨；一轉手就是生死流轉。三千世間法從哪裡來呢？它不是從如來藏自性清浄心創造出來的，如來藏自性清浄心不會創造。三千世間法怎麼來的呢?從無明來，由無明才變現出這麼些東西，把無明拉掉，三千世間法就變成清浄功德、變成明。這就是《維摩詰經》所講的除病不除法。所以佛教講「一心開二門」。

       中國以前佛教講真如門、生滅門，二門都開得好。先講生滅門，然後講真如門。西方康德生滅門開得好，生滅門就是現象界，但真如門開不出來，因為康德說noumena是消極意義的。借用「一心開二門」這句話，應用到康德的哲學，就是phenomena和noumena，這要根據中國，東方儒、釋、道三教的命脈、文化精神來了解，根據康德那個系統是不夠的。「一心開二門」要根據中國的傳統。所以，我說你要把握中國幾千年的活動，要深入文化生命的命脈內部。要徹底浸潤，你才能了解它的好處，要不然「文化生命」只是空洞一句話。照胡適之先生，中國文化在哪裡呢？他完全不能了解，那麼，中華民族幾千年不等於在那裡睡覺嗎？

       徹底了解中國的唯心論系統，然後根據這個系統的智慧方向來消化康德。因為康德不能說徹底的唯心論，他只能講超越的理念論，超越的理念論就函著消極的意思。照康德，積極的是經驗的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 ）就是限於現象世界、經驗世界。這個問題，請看我的《現象與物自身》。所以，我們根據中國的智慧方向消化康德，把康德所說的超越的理念論與經驗實在論那個形態轉成兩層的存有論───「執的存有論」和「無執的存有論」。「執的存有論」是識心；「無執的存有論」就是智心，這就是徹底的唯心論。徹底的唯心論就從「無執的存有論」透出來，這個在西方是透不出來的。由無執存有論透出的徹底唯心論，亦稱徹底的實在論。因為智心與物如同時呈現，智心是絕對的心，物如是絕對的實在，固同時是徹底的唯心論，同時亦即是徹底的實在論也。陽明說明覺之感應為物，物是無物之物，亦同此解。此種精微之玄理，若不深入其裡，那能得知？

天津清羽

表現徹底的唯心論系統，不能依附政黨

       現時代，我們要求科學、民主政治。表現這個徹底的唯心論的大系統不能希望任何一個政黨來領導。政治家管不了那麼多，你不能靠他們來做。政治家亦要在我們這個大系統的方向之下。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個大系統是一個哲學問題、文化方向的問題。在中西兩個系統的結合之中，我們肯定科學，肯定自由民主，並疏通其哲學理境上可能性。在肯定自由民主這個自由社會裡，讓我們獨立地講這個思想，永遠講這個思想。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我們才可以自由講學。國民黨是政黨，他向自由民主走就是好的，就有貢獻中國的現代化。不必期望他仍能講這個大系統。共產黨更不行，因為他根本是中西兩傳統的反動，只有他徹底改革了，開放了，放棄馬列邪思，他始能回歸於中西兩傳統。所以，你只能督促他實現自由民主，在自由民主之下，保障你講學的自由，維護住中西兩傳統之命脈。

       馬克思主義已經過去了。大陸上可以講社會主義，但不是馬列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那個社會主義根本是個反動，存心不正。所以，大陸上講「社會主義」一定要照＜禮運＞篇那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來講。照＜禮運＞篇講社會主義，就一定要放棄馬列主義。因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承認有普遍的人性，不承認價值的標準，一切道德價值統統被抺掉。這就是反動，就是量化的精神。所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量的社會主義」。照＜禮運＞篇所說的社會主義是「質的社會主義」。大陸上要實行社會主義，一定要從它那個「量的社會主義」轉變成「質的社會主義」。質的社會主義就是孔子作主，不是馬克思作主。

       最後，我要說：科學、自由民主是理性上的事，是人類理性中所共同固有的。既然是人類理性上的事，怎麼說單屬於西方呢？！這不是「西化」的問題。中共不許講「自由民主」，是害怕和平演變。同時，我要說：科學、自由民主不是哲學家一個人的事情，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肯定科學、自由民主，自然可以開發出來。這個「大家」，臺灣、大陸都包括在內。大陸、臺灣都走科學、自由民主的道路，我們不是可以自由講學了嗎？所以，我說，新儒家要在自由民主政治保障下擔當歷史運會中的那個大綜和的必然性。


原載《聯合報》1992年12月20/21日

      

(全文完)

取自<<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