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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季谦先生之如何面对一切反对读经的声音－－兼论孟母堂现象
转贴季谦先生(王财贵博士)之如何面对一切反对读经的声音－－兼论孟母堂现象(全球读经教育网)
有关孟母堂的遭遇与讨论，善乎宓山行者所言：
「这一閙剧从长远看显然是好事。相信这一事件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标誌。」
多年来，媒体採访记者，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做这样不合时宜的事，一路走来，一定很艰辛，有没有遭受什麽挫折？」我总是回答：「一帆风顺，势如破竹，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满心喜悦，毫无挫折。」若再问理由，理由有二：「第一，本来无有的事，能有一个人读经，就是一个成功，能有两个人读经，就是两个成功。所以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事，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因为不可能失败，再失败也是回归到零而已。第二，因为读经这件事，是基于人性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天下人的事，不是一时造作的事，也不是我一人的事。所以，读经之一时能推展开来，不因我的功劳；而若一时推展不开，也不是我的无能，更不代表将来不能忽有进展。所以，所有挫折，都是一时的，都是虚妄的。只有人性是永久的，是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上真有什麽『挫折』，我一向都没有『挫折感』」。
从刚一开始推广读经，我就明透了这种道理，抱定了这种态度。也因为有许多识与不识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心情，读经教育才能普及开来。菜根谭有句云：「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正可形容在这民族起死回生之际，这批芸芸众生中默默的有志之士的奋鬥精神。
从家庭读经，到社区读经班，到学校补充读经，一关一关，每一关，都是如此：先有许多人全面反对，後来觉得並不需要如此反对，变成了部份质疑，後来，又觉得质疑得也没什麽大道理，于是变成观望，然後久而久之，或许了解了，转为赞成，或许还不了解，但见成效斐然，有益于儿童，有益于家长，有益于社会国家民族，虽然想要反对，想要质疑，也就消其声，匿其迹了。
最近幾年的「私塾读经」，算是最为「不合时宜」的阶段了，也是在读经教育正式进入「体制」之前，最後的阶段了。（当然，将来如果真的体制内都读经了，这种私塾教育还是有其特殊功能，有其存在的意义，「读经私塾」将是千秋万世，必定存在，而且永远是一种对国家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教学方式。）因为世人总是媚俗乡愿，「以多自證」，而「读经私塾」又是明显的「违逆体制」，所以反对质疑的人最多，声浪也最大，恐怕其反覆持续力也将最久。会遇到这样的事况，乃是自早意料中之事，但相信它也会日渐消声匿迹。若干年後，再回头反顾今日之齗齗不休，当会令人哑然失笑。
我曾把反对质疑者用幾个层次加以分类，並建议吾人处之之道，希望这些反对质疑，如晴天的浮雲一般，早日飘忽过去。
首先，按反对者的身份地位来分，则可分为有地位无地位两类。所谓无地位，就是一般普罗百姓，一般百姓中，当然有支持读经者，亦有反对读经者。但这些反对者之反对，往往是不明不白的，没有理论基础的，他们只是出于社会生活习惯，或是只知跟着体制，以为人多的地方就安全，认为唯有遵循体制，才能维持孩子的现实功利。对这种芸芸大众，我们也只要多宣导，或者静静的等他幾年，等他知道了，读经不仅不违背社会与时代，乃是社会与时代的先进思想；又读经不仅不妨碍他孩子的应试，乃是有效的应试手段，要功利，这是最大的功利，他就会转反对为质疑，转质疑为观望，等到观望出效果，便会积极的支持了。
至于所谓有身份地位的反对者，又分为官员与学者两类。学者，是有学问，有主张，能发言，能散播思想以影响群众的人。官员，则是有政治或社会势力，能有力干涉群众生活的人，如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学校校长，主任，教师等。
反对读经的学者，又可按其心态来分，有真诚不真诚两类。真诚的反对者，是他真的关心教育关心文化，他是怕读经破坏教育，妨碍文化，故而反对。这种反对者，是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不管他反对的理由深不深，都是我们应当尊敬的。这种人，只要让他好好了解读经的理念与效能，当他意识到原来读经教育正是他日夜所祈望的真正的教育，就会从反对转为支持者。但不真诚的反对者，是为反对而反对，是閙情绪的，尤其是许多唯西洋是崇的所谓海归派学者，往往以他所学所知的一偏之见，对凡是与他想法不同者，就直觉的要反对。所以其反对，是很不学术的，他往往在未能了解对方之前，即以自己所以为的「对方」，拿来没头没脑的攻击。这在学术界称为「打稻草人现象」，即自己结了一个稻草人，心裏设想，这就是敌人，于是认真打将起来，结果发现很容易就把稻草人打倒了，便沾沾自喜以为胜利了。有这种习性的学者，是不会虚心听别人的解释的，他本来就是没什麽学术良心的，本来就是理性不健全的人。但往往这种人脾气特别大，讲话带有杀伤力，而且很带劲，会跟你纠纒不清。这种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但这种人是可怕的。
这样的人，我们有两种面对的方式：第一种是，暂避其锋头，以待其无趣而消退。因为他们的意见，本是无根的，像海浪，来势汹汹，你越理它，它越带劲，但不理它，则将很快自己退潮。因为他们的用心，本来就不是真诚的要为学问真理要国为民，所以並没有挺身奋鬥的持续力，只是一时的情绪发作发作，发作过，也就索然平息了。此即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孟子所谓「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之故。吾人只以一坦然之心受之，默默之眼观之，便见其势之自涨自消也。故老子又云：「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曾见有一首疯颠诗云：「有人来骂我，老衲只说好；有人当面唾，随他自乾了；有人要打我，老衲自睡倒；我也省力气，他也没烦恼。」我也常说：「他的孩子不要读经，听他话的家长的孩子也不要读经，但我们的孩子却要读经。他不读是他的不读，我要读是我的读。谁是谁非，反正现在辩也辩不出结果，十年二十年之後，咱们再瞧瞧吧！」所以，在自由的时代裏，「不理它」，是最省事最方便的策略。
但群众往往是无知的，盲目的，而这种人往往有些名气，有相当可信度，会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纵使知道这种人本人心灵已经关闭，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吾人也应趁机向大众讲解读经之道，以尽我心之诚。所以第二种方式是，逐一的反驳。这是相当累人的，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其实都是稻草人问题，或者已经很老旧过时的，或者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把天地间本来就必然存在的、他自己也不能免的教育问题，全部拿来当作攻击读经的武器。（注一）都过了八十幾年了，他们还跳不出五四的窠臼，躲在框框裏，还自以为是「先进」。所以他们所提的那些问题，往往都是很粗浅的，老早就说明过了，解决过了（注二）。不仅是这幾年来，回答了，解决了。甚至在幾十年前，就已经问过了，回答过了。（参考徐复观先生在1952年对鲁迅胡适等人的讨论，此文附于本文之後）。一直说过的话，现在还要再说一次，岂不累人？但为了文化的关怀，为了学术的真诚，我们宁願「口角流沬右手胝」，一说再说，一写再写。但我们的态度应是不急不徐，不卑不亢，而非要与他争閒气，较长短。我常说：「中华民族苦了一百年了，不要再争下去了。」
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学者，不是在学术界中讨论问题，他把教育问题政治化，他想以不合政治方向来打击读经。这如在数十年前这样讲，或许还有破坏的力量，但今夕何夕？邓小平先生的叁个面向，江泽民先生的以德治国，叁个代表，以及胡温时代的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步步都是关係民族命脉的大眼目大手笔，这些学者，怎可不好好体会体会呢？或许这些学者的本意是要表示他的爱国爱民之情的，但如今的中华民族是要以何样的身份再现于世，如今的当政者要如何为炎黄祖宗尽责任，这个方向，是很明显的。家家读经，人人读经，正是达成恢复民族志气，提升国际眼光，培养优质国民，和谐社会民风的最好方法，正是合乎政府大政的民间实践。有朝一日，吾人正想把这成果奉献给政府，因为教育毕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吾人如今尽心力为之，无任合所求，只为补政府之不足，相信这是政府应该大力扶持的民间活动。我很纳闷，他们作为一个学者，怎可如此不识时务，不为政府分忧，还反头过来打击最尽忠于民族的读经？他们这样做，到底对国家对自己，有何好处？
至于反对读经的官员，也类似学者的分法，可以分真诚与不真诚的两种。真诚的教育官员，日夜为人类文明民族存亡而忧心；真诚的校长主任老师，时时以为天下培养人才为职志。他们只因为害怕读经教育不合人性，害怕读经将会折损人才，所以才会反对读经。如果这种人来反对读经，纵使他的观念和我不同，我一定也很尊敬他，而他一定有助于我。但，很可惜的是：这种人是不多的，而且幾乎不可能有这种人，因为读经既是出于人性，又是促进民族发展，培养人才的良方。如果有这种的反对者，一定因为不了解，当他了解了，则读经与他的理想如合符节，他那一直没能实现的理想，正必须透过读经方能完成，他推行都来不及，怎会再反对呢？如果碍于法规和自己的职务角色，不便直接给予协助，至少是以同情的心关切之，辅导之，想办法来解决之，而不是简单的把热情的人民劃在敌对的一面，施展其权威来吓阻之。幾年来，我所遇到过的反对读经的或官员或校长或主任或老师，其反对，大概都不是站在「教育」的立场，而是站在「官僚」的立场。他们首先的反应，不是问读经有没有教育功能，而是问：「读经合不合教育体制？」尤其是「在家自学」，对体制的衝突更大，引起更强烈的反应。但他们主要不是疑惑：「为何家长好端端的学校不上，而要辛苦的在家自学，是家长发了神经了？还是其中有更深的缘故？」而是直接反应：「你违法！」「你看不起学校教育吗？」，「你给我行政添麻烦！」「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吗？」也有可笑的理由是：「你们都在家自学了，学校不是要关门了吗？」（注二）还有更令人失望的是，我在台湾亲自听到居然有校长和主任对家长这样说：「我当然知道读经很好，我也看过你们的孩子，因为大量读经，气质有很大的改善。但，我做校长的，主任的，要执行我的职务，我不准你们请假，否则，要把你孩子当作辍学生处理。」其实，「教育」，本来就不同于「法务」，教育之「不循体制」，本来就不同于法律上的「作奸犯科」。所以查阅从宪法以下，至于各种法规，凡是涉及教育者，言辞总是比较温婉的，宽鬆的，鼓舞的。而所有的人，不论百姓还是官员，心底裏对教育的印象，总也是比较体谅的。因此，处置教育的问题，总不至于太恶劣太暴力。像在台湾，本来就有「申请在家自学」的办法，但因风气未开，有许多教育官员及审查学者，其实还不很懂状况，对申请自学的家长百般为难，因此通过率很低。有的县市审查委员，甚至在还没开审前，就放出风声：「凡是读经的，都不给通过！」家长只好以长期请假的方式在家读经。请假的人一多，难免造成老师和学校的困扰，因为从来未有此经验，不知如何处理。幾年前曾发生教育局及学校对请假自学的学生，採取强烈手段，並语带恐吓，要求学生回校就学的争端。某教育局更正式行文给家长，要儿童立即恢复上学，否则家长以「违反义务教育法」要受法院罚锾；而儿童将以「中辍生」处理。所谓中辍生乃长期旷学甚至跷家失踪的学生，可由警察单位抓人，强制移送特别机构，给予强力管教者。有些家长接文，甚为惶恐，立即将孩子送回学校；有些家长则自以为把孩子教得好好的，心安理得。台湾数十年来从未有因义务教育而被法院罚钱者，並相信政府不至于如此暴力来家抓正在读书的儿童。于是不做回应，照常在家。经过数月，风头渐弱，也没有任何家长受罚，也没有任何儿童被移送，于是该县市的「申请」通过率就放宽了，而不及申请者，还是长期请假，请假之风又盛行起来，这是挡不住的基本人性之要求呀！隔年，有另某一个县市的教育局长交待正要办理「自学申请」审查的科长说：「宪法保障家长的教育权，如果家长执意要把孩子留在家中自己教育，基本上，是无法可管的，你们的审查，能给通过就让通过吧！」所以，我认为教育部门对「在家自学」的较好的处理方式应是「辅导式」的便民安民，而不是「捉贼式」的防民扰民。
所谓辅导式，百姓所求的只是为了孩子的好，其他，是极願意配合政府的，倒是主管教育的人，要放弃「教育是一种掌控」的心态，其最简便的方法是放宽「申请」的办法与审核管制，不要还以「家长必须某种教育程度以上」，「银行必须有相当存款」，「教学规劃要配合体制」等等作标准（其实，如果要合体制，又何必自学呢？），审视家长，只要有教育的理念与责任感，政府实在大可放手。我曾经听过台湾台南市有一个志开小学，校长特别拨出一间教室，给校内以及校外，甚至学龄前，凡是想要全日读经的孩子，聚在一起，由这些学生的家长自行聘请读经的老师，在「学校内」实施「在家自学」，全天读经。更可贵的是，校长告诉家长们说：「你们好好读经，学校资源完全供应，如有教育上的问题，可以和学校老师商量，什麽时候想要回到正常体制，欢迎随时回来。」我本来以为大陆近年来的开放，各部门各行业蒸蒸日上，大有挤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势，其对读经在家自学的处理，应当会比台湾合情合理。但最近，我看上海某区的教育局，居然会对孟母堂扣上「叁条罪状」，宣称要「严格取缔」。好像错把「教育」问题当成了「公安」问题了，把原来可以让百姓感觉温馨的「辅导」演成让人民战慄恐惧的「捉贼」了，实在令人失望啊！如果我们能有所建议的话，我願意顺着复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教授的意见，告诉教育局：「教育实验是世界的趋势，简单禁止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方今中央政府正积极教育革新，鼓励教育实验。贵区有孟母堂，如果能善加引导，好好利用，做出成绩来，以作为教改的一种参考，应是贵区的荣幸。而且是各级领导尽忠国家，向上升官的大好机会。」辽宁锦州已于今年四月间成立「读经教育研究会」，由市教育局核批，並得到市书记的支持，给予最大的实验空间，继续施行原有的全天候读经教学。上海乃国际化城市，在国内有龙头的作用，其领导人的心态如果不开放一些，不多元一些，如何「保先」？如何「报国」，如何跟得上民族大复兴的时代脚步呢？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论，读经的成效已经有目共睹，唯一让教育当局有话说的只是「义务教育法」。不过，礼贵合宜，宪法都可以改了，何况「义务教育法」？此「法」本来就是不具硬性约束力本的「法规」，而非「法律」。而且，它的存在功能已经减弱，因为当初世界先进国家所以订立「义务教育法」，是针对不知教育的穷苦国民，怕他们把孩子叫去当童工，影响到整个国民的知识水准，才设计的规则。如今，社会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现在，不是家长不懂教育，乃是相反的，家长认为学校教育有缺陷，不能满足其教育的期待，他们要自己追求更高明的教育，所以把孩子从学校领回家，自己花精神，花金钱自己教，美国已有百分之叁以上的学生「在家教育」了。（约合两百万人，媒体引顾教授的数字为六千万，失误）。「义务教育法」根本不是为这些人设立的，「义务教育法」是不能範限他们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正合乎当年「义务教育法」所要追求的最高目的──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天下造就人才，为国家培育栋梁。如果还要深入一点看的话，则有些国家有所谓的「政治意识型态」，要透过「义务教育」灌输给所有国民，以洗全体国民的脑。但这种政治意图，本来就是违反人性的，这不应是当前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的用意。况且，如果在家自学的孩子都能高标通过学校所有的课程测试，则政府所给的任何思想内容，亦皆达到了目的，何愁之有？
如果一时之间，教育官员，面对像孟母堂一类的教育尝试，不能放下既已公定而未及修正的「义务教育法」，其实也可以有另外的很多辅助的管道，不一定非要「取缔」不可。总之，父母永远是「教育权」的最大拥有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如果是关心的，大体是合理的，政府的教育部门都应该担任辅导的角色，才是合乎情理，而为民便民的。
而家长也要自觉：「您是您孩子最後负责的人！」我曾经说：「教育局的领导，跟你孩子一生的前途是不很相干的。校长，只在这个学校做幾年，就要换人。老师最多只教你孩子两年，他就不管了。而你，要管你的孩子一辈子！」
另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每年高考一放榜，总是有幾个十二叁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不管外国还是中国，举国欢庆。在外国，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家自学」的结果。在中国，则只知欢庆，该地的教育局尚且觉得与有荣焉，但大家从没想到那是「在家自学」的结果。所以，遇到像孟母堂一类的教学地方，不是给予鼓励期待，反而变成干扰取缔。这裏有很大的予盾，难道，只能接受现成的结果，而不能接受其所以会结果的过程？
至于有人说孟母堂的收费太高，非一般百姓所可负担，以「贵族学校」作讽刺而反对之。这种反对叫做「不伦不类」，因为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教育的主题。若欲与「贵族学校」相比较，则以「读经私塾」照顾之週到，教学成效良好计算之，这种收费真是太「贱价」了。而且在其他省市，「私塾」的收费，也有高于孟母堂的，也有较低的，甚至很低的，还有特殊情况免费的。本来，收费不收费，费用高不高，是有其内在外在的因素的，而且这是「自由的」，不是强迫的，並且事先表明，願者来，不願者去，还有随时可以进入，随时可以退出，接近共同管理性质。就没有所谓收费太高不太高，公义不公义的问题，（注叁）这不是局外人可以管得着的。若知办理「私塾」规劃之用心，教学之辛苦，又知儿童在「私塾」所得价值之大，远超家长之所付出者，也必然不会如此计较了。
注一：去年夏天，我在北京曾和五六个学者座谈，他们都是所谓的「海归学人」，首先由我介绍读经的观念，接着，他们提问。他们有许多疑问，有的一个人就发了五六个问题，我都耐心一一回答，而就着回答又引生问题，搅绕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完了。最後，我不客气的说：「各位所提的问题，在教育学理上，其实都是幼稚园的问题，如果连这些问题我都没想过，还要大家来担心，那我怎敢行走江湖？又怎能在世界推动十幾年？又怎麽有那麽多人读经，岂不他们都愚癡不成？」这才结束了这场对话。不过，不知他们後来有没有进一步研究读经理论，是赞同了？还是继续反对？也不知他们的子女是否认真读经了？这些都不是我一人能照管得到的。邓小平先生有一记高招：「先使一部分的人富起来。」我想在以一穷二白为尊的文革十年浩刼之後，百废待举，我想邓小平並非不希望全民都富有，但势既不可能，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再说。同理，我並非不想让所有的人都认识读经，所有的孩子都读很多经，都得到读经的「福气」。但在五四百年浩刼之後，势不可能，所以我也说：「先让一部份的人『福』起来再说」。
注二：这就如同当年柏林分为东西两半，东柏林政府在边界築了围墙，圈了铁丝网，架了机关鎗，防止东柏林的人民逃到西柏林去。人民问：「为何不让我们过去？」西柏林政府並不想拿出办法让人民安居乐业，却大言不惭的说：「你们都逃走了，那东柏林岂不要垮台吗？」这也像近年来，台湾的政府看到台商一直往大陆投资，政府从不想改善台湾的政治风气和投资环境，让商人自然留下来，或者到大陆赚钱拿回来滋养这块土地，政府反而做出种种的限制，还大言不惭的说：「台湾的资金都到大陆去了，台湾经济还能活吗？」这些，都是人间的笑话，而造成这种笑话，是出自于很肤浅的思想和卑鄙的心态。但它讲来却好像义正辞严，也能迷惑人，而且灾及百姓，数十年而未已。不过，天理昭彰，终究柏林围墙还是被推倒了，而台商也没有停住大陆投资的热潮。台湾政府禁得了麽？反而只有让台商赚了钱，更不想拿回到这不通情理的地方而已。人间愚昧至此地步，你说可笑不可笑？「读经私塾」如果没有教育成效，谁还会煞费周章的把孩子送来呢？请相信家长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自己会为他的孩子操心，旁人大可不必越俎代庖，替他们太操心。何况，能做这种决定的家长，在全天下中，也一定只是极少数的少数，千万不必烦恼在家自学的人多了，学校就要关门。（听到有人「在家自学」，马上想到「学校要关门了」，这种直接反应直接推理，其实是一种思想的怠惰的表现，这种人的判断必定是不合理的，他的烦恼也是自找麻烦而已。天下的事情，並不会像他想的这麽简单。）
注叁：一直以来，读经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去年，有人质疑陈功雄先生的美乐教材太贵，而且举市面上的CD相比，以为陈功雄「假文化之名，行欺诈之实。」这种说法，亦是「不伦不类」。不过，这种说法很常见，不只现在容易产生，其实在孟子书上，孟子就遇到过了。滕文公下篇有这麽一段对话：「彭更问孟子，你接受国家给你的这麽豪华的排场，你也太过份了吧？孟子说，如果没道理，一碗饭都不可接受，如果合道理，舜受尧的天下，都不过份，你说他过份吗？彭更说：不敢这样说。但一个君子没幹什麽苦力，就得到报酬，好像不太对劲。孟子说：劳力的人出了劳力，你知道给他报酬，而一个君子，内守道义，外治国家，怎麽不能拿报酬呢？彭更说：那些劳动者，目的是为了报酬呀，君子难道也为了报酬而来吗？孟子反问：你是看他对你有无贡献来考虑给不给报酬呢？还是看他是否求报酬，来考虑给不给报酬？彭更说：我是看他来要求报酬，才给报酬呀。孟子设例说：如果有一个水泥匠，他来把你墙壁弄得乱七八糟，但他说是来求报酬的，难道你也给他报酬吗？彭更说：当然不给囉！孟子就说：看吧，你是因有贡献而给，不是因是否要求报酬才给吧！」一般人容易患彭更的毛病，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去读经，教读经的老师对他的孩子有很大的贡献，但因为这老师有君子之德，不是为求报酬而来，所以人们就对他苛薄，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如果老师要求一点报酬，人们就怀疑这个老师德性不高。大家不想想：难道德性高的人就活该挨饿？其实，不以报酬而教读经，是老师的願意奉献。而要给报酬，乃是受益者应尽的本份。读经老师要求报酬也是合理的，不可以以他要求不要求报酬来衡量他的德业。陈功雄先生一生以推广音乐教育为职志，其他维生的路，都给自己放弃了，他谋生也就只剩下这一项了。他到处演讲，讲得让人知道音乐教育的原理了，然後大家到别处去买教材，还说其他地方的教才比较便宜，说陈功雄是在坑人。同理，教读经，如果是免费的，则大家以为理所当然，因为「他在做好事嘛」，「他在推广文化嘛！」如果这是每週一次的读经班还好，但如果全天的读经，不收费怎能维持呢？我每一想到这些事，就觉得世间人很不公平，就想哭。不过，之所以不公平，不是这些人狠心，他们只是因为愚昧，没想到这麽多，以致于如此。所以，算了，不哭了！
以下附录「徐复观当前读经问题之争论」，那时的论争，主要是针对「成人读经」「社会读经」。至于「儿童读经」，则请参考近年的各种儿童读经教育理论。
徐复观当前读经问题之争论
1952年9月12日，选自《徐复观文录选粹》
一
目前应否读经,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主张读经的人,似乎尚未提出应当读经的充分理由以及读经的方法。我们不能仅以政治“工具”的观念来主张读经。政治之工具非一,“经”在许多工具中未必是一最有效的工具。其次,过去的经,是代表学问的整体。汉人的“叁十而五经毕”,学问上大体就告一段落了。但经在今日的文化中决难居于独佔地位,则如何去读,当然也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
在反对读经的一方面,我觉得所举出的理由也很少能成立。目前反对读经的空气,实高过主张读经的空气。以下试将时下流行的幾种反对理由,略加以考察。
第一,反对读经最普遍的说法,以为读经即是复古,我们如何可以复古？关于古与今的关联,我在答友人一书中(见《民主评论》叁卷十八期)曾略加提过。首先,我应指出历史上没有真正复古的事情。有的是“托古改制”,如周官在中国政治历史中所发生的幾次作用,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有的则系原始精神之再发现,如路德宗教改革,特求之于《圣经》的“直率的语言”。及宋儒之不满汉儒,颜李之不满宋儒,皆直接从四书入手。更普通的则为接受前人的精神遗产,由“承先”以“启後”。没有这种工作,则每一人都把自己当第一世祖,都是猿人,还有什麽文化可言呢？上述叁者,都有其特殊的意义,也都有其相互的关联,都是与古为缘,但不能说那一种是复古。“经”是中国的古典。英国人读莎士比亚甚至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不是复古,何以中国人读中国的古典便是复古？复古,不仅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站在真正现代史学的观点而论,“复古”一词,並不能成立。
第二,有人举出“经”中许多现在不可实行的事情,如丧祭之礼等,以證明经之不应读,其实,每一文化精神,常是通过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而表现。某一时代过去了,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之本身,多半即失掉其意义。读古典,是要通过这些具体事件以发现其背後的精神,因此而启发现在的精神。孔子已经说过：“礼雲礼雲,玉帛雲乎哉”？孟子已经说过：“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並且说”尽 信书,不如无书“。一切大宗教的经典中,都混淆着许多神话。我不相信现在信宗教的人,是连这些神话都硬吞下去；而反对宗教的人,也不会拿这些神话的成分作反对的重要理由,因为这不是宗教中心问题之所在。一般人只知道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而不知宋也是疑古的时代。朱子所疑之书,即有四十种；尤疑《书经》与《孝经》,故不肯为之作注。经且可疑,岂不可加以选择。因其可加以选择而即断定为不应读；因其所敍述之具体事件不合于今,而不考察其具体事件所代表之精神如何,即断定经为不应读,此种肤浅之见,也很难成立。
第叁,是有人引了许多历史證据,说读经对于政治没有好处,主张读经的人多是无聊之人；並进一步主张政治不靠道德,而是要靠韩非和马基维裏(Machiavelli)这类的统治之术。更提出一聪明结论,说统治者自己读经作修养之用,未尝不可；但不必推之社会(此文听友人转述,但未亲眼看到)。这种说法很巧妙,一方面,比上二说似乎实在,一方面达到了反对的目的,而又不太得罪主张读经的人。其实,中国历史上,读经有好处与无好处,读经的有好人与有坏人,两方面都有很多的材料。问题是在两种相反的材料中,哪一种与经的本身有必然的关係。等于问许多好的和坏的僧侣中,哪些是和宗教的教养有必然的关係。如坏的僧侣与教养有必然的关係,则教养将随僧侣而俱倒。否则打倒了罪恶的僧侣,而仍无碍于路德们之根据《圣经》“率直的语言“以宣导宗教改革。所以仅摆出片面的材料以下断语,这不是研究问题的忠实态度。至于说萧曹之未读经而政治幹得很好,这只说明各个人的政治才能,可以来自各种不同的经验；是否由此可以得出读经即妨碍了政治才能的结论呢？是否中国历史上凡鄙薄儒术的个人和朝代,即在政治上有了成就呢？统治者可读经以作个人修养,是不是“经”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与一般人无干？或统治与被统治者完全是两个对立阶级,而无人性的共同点,所以宜于彼者不宜于此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读经问题,应有一社会文化的观点,不能完全粘贴在政治上面。秦之焚坑,东汉末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碑,伪学,明之东林複社,无一不是对儒家的一种摧残压迫,何以见得“经”完全是统治者的工具,以对统治者之效能,来衡断经的价值呢？至于主张马基维裏这一类的极权主义者之反对道德,因而也一定会反对儒家,反对经,这只要想到法家对儒家的攻击,则此一论者真正论据之所在,倒不难了然的。
第四,还有的说法是“对经有研究的人,都不赞成读经”。此一说法的问题是在于其所谓对经有研究的是哪些人？其有研究是自己觉得,还是社会公认。並且凡是反什麽的,都以为自己是研究了什麽,不然便无从反起。反宗教的一定是研究了宗教,反资本主义的一定是解剖过资本主义。这裏乃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所以说这种话的人,只算是说明了他的态度,不算说明了他的理由。尚有一种人以为“古书在古有当有不当,在今则无一当。”经是古书,所以今日不宜读。照这种说法,岂特中国的经不宜读,中国今日可读的,恐怕只有用王雲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来编的报纸杂志（誌）了。只有如此,读书人才勉强可与古绝缘。
以上,我看不出反对读经者举出了充分理由；由此,亦可见当前知识份子对于文化本身的问题,也缺乏一种谨严认真的态度。
二
但是,除开当前反对读经者的各个理由以外,若从整个历史文化演进的过程看,从中国近百多年历史的夹杂情形看,则我对于反对读经的现象,倒可寄以同情；而中国文化本身受累之多,及当前中国知识份子因情形的夹杂而来的负担之重,使人真有任重而道远之感。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此种说法,我不能承认。很简单的理由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欧洲由中世纪走向近代,首先是由天国走向人间,由教堂走向世俗；所以进入近代的第一步,是建立世俗的国家,建立世俗的观念,可以说“世俗化”是从16到17世纪新兴势力主要努力的内容。但中国的文化,本来是人间的,是世俗的。这一基本的区别,如何可以抹煞？但若仅从外形上看,则中国以“经”为中心的文化,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与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之为欧洲之一大传统,即有相同。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须接受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观念 ,以应付新的情势,亦与欧洲近代的黎明期有相似。为了接受新的事物与观念,总系以反传统开始,乃自然之势。“五四”运动以来之反读经,当然是由这种自然之势而来的。它本身有其历史上的意义。
其次,以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一道德性的文化。並且是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我们若暂时把道德与一统本身的内容区别,搁置不谈(如中国性善,欧洲中世纪为原罪；中国以人为中心,中世纪以神为中心；中国重视主宰性,中世纪重视皈依等),而仅就粗略的外形看,则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道德性的文化,一统性的文化,从某一方面说,是人的生活之向上,是人的生活之调和。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招来知性的沉滞；换言之,也可以招来生命力的束缚。近代基本精神的动力,一是“为知识而知识”,一是“为财富而财富”,这才是近代文化的两根脊樑,尤其是後者。这两根脊樑,都常要求从文化的道德性与一统性中得到解放；因此而“五四”运动以来的反读经运动,我们也应承认其有一解放的作用。
但,毕竟因为中国的传统,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有其内容上之不同；並且中国的反传统运动,已较欧洲落後了四个半世纪,于是在此过程中,不能不多出许多夹杂。不瞭解这种夹杂,不能从夹杂中透出来,而仅抱一偏之见,一往直前,这便使中国知识份子至今一无成就。
首先,以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文化,它本身不似宗教之与人间,存在一种隔离性。反宗教的传统,常是反对这种隔离性。中国的传统,没有这种隔离性可资反对。
其次,宗教传统,有一固定“教会”为其负荷者,以与其他势力相对立。欧洲近代黎明期,只是反教会教皇,而並不反教义。这便不是反对宗教之本身。到了17、18世纪,才流行“理神论”,使新思想与教义调和,也没有把宗教一笔抹煞。所以真正说起来,欧洲近代的反传统,是有其自然的节制。但中国的经,並无一特定负荷之固定团体,与其他社会势力相对立；于是这一反,便直接反到经的本身,反到传统的根荄,等于要连根拔起。老实讲,连根拔起的反传统,是会反得两头落空的。
还有许多人认为经是代表封建的东西,反读经即是反封建。欧洲近代的开头,与反罗马教会一起的是反封建。此种说法,必须先接受马克思的一个大前提,思想完全是由生产关係所决定。但马克思以小资产阶级者生于资本主义鼎盛之19世纪,而宣导共产主义,此一事实,已否定了其本身所建立之大前提。同时,欧洲之反封建,有僧侣、领主、贵族等具体的物件,当时並没有提出那是封建思想,因而反对之。中国的反封建,缺少社会性的明确物件,却直接指向中国文化中心的“经”上面,其与欧洲反封建的意义,自不相同。况且中国之反读经者,常以欧洲启蒙运动相比附,而不知儒家德治、礼治思想,却在法国、德国发生了推动启蒙运动的作用。此一历史事实,应当可以供指“经”为封建思想者以反省。(此点将另文介绍。)最後,欧洲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其根据地在罗马。这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非民族性的。拉斯基(Laski)追溯英国宗教改革所以容易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对于僧侣们与国外的关係所发生的疑惑,即系由于丢都尔(Tudor,1485-1603)王朝的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以“经”为中心的传统,是我们民族的血肉相承的,这在反的上面,岂能毫无分寸。
更从积极方面去看,欧洲近代黎明期的知性解放,都遇着以宗教为传统中心的反抗,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哈威等。从这种反抗中解放出来,便成就自然科学。这是有不能不反之势。说也奇怪,中国对于自然科学之嚮往,乃至在实际上稍有成就,皆出之孔孟之徒,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其事实皆斑斑可考。最低限度,中国向知性的追求,並没有受到以孔孟为中心的传统反抗。中国真正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纵然对传统毫无兴趣,但谁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压迫,或有被压迫之感。关于科学方法的介绍,只嫌做得不够。“五四”运动,虽揭科学与民主以反对礼教,但当时並没有人拿着礼教去反对共和,当遗老的只是极少数。更没有人拿礼教去打自然科学。当时领导人物如胡适之先生,在其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中,宣言他打倒孔家店的两大战略,第一是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是提倡一切非儒家思想,即诸子百家。在他这两大战略中,我看不出哪一战略是与成就科学与民主有必然的关係。在胡先生两大战略中,只看出他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先天憎恶之情,希望在他的实證的考證事业中将主幹和根拔起。胡先生当时耸动一时的一是白话文,这针对文言而言,是有一确定的物件与意义,所以得到了成功。一是他的“红学”(红楼梦之学),也给当时青年男女以情绪上的满足。我记得民国十年有位刘子通先生到湖北来传播新思想,先讲心理学,大家无所谓。後来带着学生到城墙上去讲红学,一般青年才真正意识到传统与非传统的鸿的鸿沟,而为之一时风动了。胡先生只掛着科学与民主的招牌,凭着生活的情绪,顺着人性的弱点去反传统。传统受了打击,胡先生成了大名,但知性是能凭藉红楼梦考證而得到解放,而能有所着落吗？以红学的底子去反对孔孟,无怪乎他对科学的真情,反而赶不上读孔孟之书的清季若干士大夫,决非偶然之事。其与欧洲近代黎明时期之因解放知性而反对传统,没有可以比附的地方。
真正说起来,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主义者,实以想改变社会生活习惯,社会生活秩序为内容的。这一点,我承认也有其意义。但欧洲社会生活之改变,是拿“为财富而追求财富”作一主题,随财富追求者之成功而社会秩序亦完成其改变的。换言之,各种建立新秩序之思想,是环绕资本主义之发展,使资本主义之要求得到“正当化”的地位而发生成长的。我们也或许可以不满意此一历史事实。但此一事实之另一意义为社会秩序之改变,因其有一明显之目标,因之,有一自然之制约,而得赋予一坚实之内容,故能顺着一条路下去,开花结果。新地理之发现,新技术的发明应用,都鼓励並保障了财富追求者,使其能衝破潜在人心之内及人心之外的各种限制,一往直前,把辉煌的产业,摆在社会面前,使当事者满足,旁观者欣羡。传统为要求自己的生存,只能努力于自身对此一新环境之适应,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中国没有赶上这一幸运时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压抑之下,没有鼓励保障财富追求者的条件。加以由财富追求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以孱弱之躯,缓慢之步,想向它追踪继武时,它的本身却已盛极而衰,另一新的势力,新的意识,想向它问鼎之轻重了。于是我们社会新的秩序,到底以何种势力为骨幹,向何种方向去形成,都令人捉摸不定。主张革新的人士,只要求传统向它投降；认为传统投降了,一切便得到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传统在作怪；传统投降了,却对传统无法收容,觉得只有尽坑降卒四十万,才妥当而痛快；但传统坑尽之後,並没有一个新社会来作反传统者立足之地。而且最奇怪的现象是,凡是极端反传统的人,都是在新的思想上,新的事物上,乃至在一切学问事功上,完全交白卷的人。钱玄同这种人不待说,胡适先生自己,除了背着一个包着瓦砾的包袱以外 ,谁能指出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是什麽？“好人政治”的提出,连“民主”的招牌也丢掉了。
传统是由一群人的创造,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受过长时间的考验,因而成为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内容。能够形成一个传统的东西,其本身即系一历史真理。传统不怕反,传统经过一度反了以後,它将由新的发掘,以新的意义,重新回到反者之面前。欧洲不仅没有反掉宗教；而昔日认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拉斯基在其《欧洲自由主义之发达》中,敍述了自由主义的成就後,接着说：“不消说,其代价(自由主义的成就)也是非常的大。即是,因此而我们失掉了使用若干中世纪的原理的权力。这种原理之复兴,在我想,认为确实可成为人类的利益。“(日译本第九页)这是欧洲反传统得到了结果以後,所发出的反省之声。
叁
依我个人粗陋之见,中国的传统,不是需要反,而是需要清理。清理的物件,是由我们文化所凭藉的历史条件带来的东西。
我们文化所凭藉的历史条件,若以之和西方比较,不难发现一最大不幸的事实,因此而可对中国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份子,寄以同情。西方文化,自希腊以至近代,都是由社会财富所培养出来的。中世纪的骨幹是教会,教会也是一种独立性的财富团体。欧洲的政治宫廷,对文化的关联,是渺不足道。此一事实,使知识份子,可以自立于现实政治之外去从事文化工作,而不受到政治的干扰。当然,社会的本身,对文化也有制约的作用,但这种制约是分散的,间接的,弹性的；而现实政治对文化的干扰,则是集中的,直接的,强制的。西方文化在社会财富基盘之上,依然可以保證文化之纯粹性、超绝性,而不致受现实政治利害的限制；虽然有,也可一层一层地突破。伟大的宗教与科学,都是在其一往直前的纯粹性与超绝性上所成就的。中国文化,自始即以政治关係为中心。集大成的孔孟,都要“传食于诸侯”,靠政治关係吃饭。群雄並立,利用群雄好风好雨的间隙,大家还可以选择较为适合的环境以自鸣其说。及大一统之局既成,社会财富,不能与士人结合起来以自立于社会之上,于是士人要有所成就表现,只能在一个惟一的现实政治关係中打转,这便影响到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纯粹性与独立性。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係,即为隐 之士,假定对政治有所不满,便有随时被指为叛夫之虞。知识份子没有自由活动的社会平面,文化即失掉其自律与自主的伸展。宋儒及明中叶以後一部分士人,渐意识到文化的社会性,而不把朝廷视为文化的函数,故儒学得到新的发展。(《朱子语类》卷八一,黄卓录“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储,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此系儒家对君主之基本态度,但此一态度能
尽量发展吗？)然结果都受到政治之打击与束缚,其基本精神,不能继续下去。一般士人,为了做官而谈政治,决不能构成政治学；为了争宠而说有谈无,决不能构成哲学。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士大夫,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挟带着满身政治污秽,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也常不免和这种污秽夹杂在一起。此一历史的条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现在的知识份子,应从这种自反自悲中奋发起来,清理我们文化在历史中所受的负累,使幾个顶天立地的观念,彻底透露出来,以润泽现在焦萎欲死的人生,而不必先凭一股浅薄颟顸之气,要反一切,打倒一切,轻薄一切。
基于上述观点,落在读经问题上,我补充以下的理由,是赞成有限度读经的。
第一,我们假使不是有民族精神的自虐狂,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总应该承认自己有文化,总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例子,像我们许多浅薄之徒,一无所知的自己抹煞自己的文化。连苏联把文化的阶级性说得这样死硬,但现在连恐怖伊凡也拿出来了。假定它的历史中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我想苏联总会把它捧到伊凡以上去吧!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统”的文化,不似欧洲作多角形发展。而此有统的文化的根源便是“经”。胡适之先生拿诸子来打“经”,来打儒家的策略,他没有理由说“经”说“儒家”在文化上的地位,比诸子百家经,而仅是擒贼擒王的办法。一口说不读经,实际即一口抹煞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于情于理,皆所不许。
第二,我们要承认变中有常,人类始能在宇宙中历史中取得一个立足点。而常道之显露,总是超越时间性而永远与人以提厮指示的。中国的经,不能说都是常道。但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而可对自己的民族,永远在精神的流注贯通中,与我们以启发鼓励、提厮、温暖,我觉得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叁,我们应坦白承认是在流亡之中。莊子说：“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以喜矣”,何况是自己文化的根源。流亡者已经失掉了地平面上的卷舒,何可再失掉精神上纵贯的提携维繫。
操专门之业,而其业与经有关的,如史学、哲学或文学等,皆应精研经中有关的部份,这是不待说的。至于一般读经问题,我认为在小学中应有若干经的故事,应选择若干切近而易瞭解的经中的文句,作学校中的格言标语,于周会加以讲解,使受了国民教育的人,知道中国有经,有圣人,有切身做人的道理。再将《论》、《孟》、《学》、《庸》、《礼》、《诗》中精选若干,共不超过一万言,或汇为一篇,在课程中立一专课。或分别插入国文公民中,而将现在课本内许多无聊的东西抽掉,按其内容之深浅,分别在高初级中学中讲授,更于历史中加一点经学史。如此,则学生之负担不加重,而经之大义微言,亦略可窥其大概。大学则应近于专门之业,以其所专者去治经,可不列在一般读经範围之内。
除学校教育以外,我希望成年人,不论作何职业,手头能保持一部四书,可能时,再加一部《近思录》,于晨昏之暇,随意流览,我相信对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总会有所裨补 的。但这只可出之于社会的提倡,而不可出之于政府硬性的规定。有人很瞧不起四书与《近思录》,觉得太平常了。平常确是平常,但只要你能体会得到这种平常,你才算对于中国文化摸到一点门径。
其次,还要附带提一点对于经的讲解问题。考据校刊,乃专门之业,与经之大义关係不大。朱子曾经说过,这与义理是另一学问；姚姬传亦以义理词章考据叁门平列。学校授经,当然应该注重义理。有的先生以个人的兴趣,在幾点钟的功课中,强学生以校刊考据之业,真是于义无取。此其一。中国的义理,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在其实践的基本性格。故缺少此种实践工夫的,很难信其对经的义理有所瞭解。所以《论》、《孟》、《学》、《庸》,应以朱子集注为主；其他各经,有宋儒注释的,都应加以尊重。因为他有这一段实践工夫,精神可以相通,声气可以相接,对经的义理自较瞭解真切。纵使他们在名物训诂上有不及清儒的地方,但这都无关宏旨。今日若欲继宋儒而对经的义理作新的发掘,必须对西方哲学真有研究的人,把西方思索的态度与线索,反射过来,以作新的反省,才有可能。今人常以为幾天抄录工夫,即可压倒历史权威的着作,以此种浮薄之气,而言整理经学,则经学又将受到新八股之厄运了。至于今日包揽教科书利益的集团,喜欢把自己弄不清楚的字句、内容,选到教科书裏面,如把《论语》的“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选到初中国文裏,把《孟》子的养气章选到高中国文裏,把乾文言选作大一国文的第一课,此种人,随处都与儿童、青年为敌,那就更无从说起。
(附记：本文所说的经,是以十叁经为範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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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4-11 11:5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