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判儒学的反思

杏林春晓

对批判儒学的反思--周桂钿 05年第5期 http://www.sssa.org.cn/allinfo/info_content.cfm?infoid=4441  内容提要：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近１００年中都是在批判孔子儒学。其中多有误解与曲解，需要澄清。有些是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有些缺乏充分理由，这些说法，也需要辩驳。通过介绍历史基本事实，从儒学是否妨碍经济的发展，是否妨碍科技的发展，是否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三方面来讨论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罪过还是贡献。有人以为社会进步了，儒学就过时了，没有用了。但是儒学在世界各国包括先进国家受到提倡和尊崇，又该如何解释？如果从理论上探讨，任何传统思想都不能全盘接受，都是需要批判继承的。因为任何思想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中，都需要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是批判继承的，有选择的，不可能全盘否定、彻底抛弃的。 关 键 词　儒学 批判儒学 曲解　反思作者　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１００８７５）当下，学术界对儒学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已基本听不到批判儒学的声音。然而，走出学术界这个圈子，那就不同了。有些人虽然不写文章批判儒学，但过去批判儒学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目中，儒学仍然是保守的、落后的、过时的、封建主义的；儒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违背社会的文明；中国的落后都是儒学造成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首先，儒学是否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其次，儒学是否妨碍了科技的进步。第三，儒学对社会文明是否起反动的作用。儒学妨碍经济发展吗这要从历史事实与理论研究两方面来分析。儒学创立２０００多年了，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出现过汉唐盛世，以至宋元明清几朝，中国的经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清朝，中国的产值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当今的美国。明代中期，西方人到中国来，看到繁荣昌盛的社会，安定文明的秩序，都曾经赞叹不已，特别对于科举考试、文官制度，推崇备至。这是基本事实。当然富裕往往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但是，儒学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孔子提倡富民。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轻利就是不要利，自然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这是许多人的普遍的误解，也许是少数人的故意曲解。儒家讲轻利不是不要利。这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他很穷，当了孔子的管家，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要了，自己用不了，可以救济乡里穷困人家。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并非“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补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补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补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群众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的家长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接受了谢礼，等于倡导了做好事。由此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取的不取也是不义的。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财，不是儒家的主张。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孟子也非常重视义，他说，如果让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可以给他天下，他也不会去干。他的做人原则，不符合义的，不要别人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给别人一分钱。少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哪怕给他亿万财富。如果自己做出了贡献，自己应该得的报酬，多少都要，问心无愧，可以“安富尊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所讲的义不排斥物质利益，只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物质利益。取得自己应得的报酬，再多也是义，而不是利。朱熹曾经说过，吃饭是天理，是义，而想吃好的，超过自己的经济条件，那是贪欲，是利，是需要克服的。对于收取别人的礼物，古今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都有一些流行的俗语。孔子说“立功受禄”，现在叫做“无功不受禄”，曾参说“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现在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吃人者嘴短，拿人者手软”。为什么嘴短手软呢？就是“畏”人家。吃人家的请客，嘴油了，就不敢提意见，就不敢批评。收了别人的礼物，该处理的事情，就下不了决心。义是合理分配。重义是强调合理分配。分配不合理，财富再多，都被少数人所垄断，多数人受穷，两极分化，社会就不安定。因此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董仲舒说义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以养心，利以养身”，心比身重要，所以要重义而轻利。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也都是认为仁义道德比身体生命都更重要。不要利，不是儒家的思想。孟子讲“何必曰利”，被许多人当作不要利的典型言语来批判。那是一种误解。孟子认为只要实行仁义了，就会有利于国家，不必说如何才有利。儒学妨碍了科技的进步吗一些论著说儒家文化是农业文明，是黄色文化，是落后保守的；说海洋文明是蓝色文化，是开放进步的。从航海业来看，中国在２０００多年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秦代就有徐福带领１０００多名男女青年渡海到日本，这是中国、韩国、日本三国正史都有明确记载的史实，有些人却不承认。汉代能够制造大楼船，高十余丈。人坐在船上，关闭窗户，船行而人没有感觉，说明船大而稳。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文物——巨大的橹，说明那时在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船是巨大的。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公元１４０５年第一次航海有船２００多艘，大船６２艘，长４４丈，宽１８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船队。当时，中国的造船业与航海业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８７年后的欧洲人哥伦布航海则是小规模的，３艘小船载着８７人横渡大西洋。郑和第一次航海的人数（２７８００人）是哥伦布第一次航海人数的３００倍！如果说有蓝色文化，那么，中国在２０００多年中一直是世界上蓝色文化的最先进、最杰出的代表！航海如此，其他更不必说了。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１５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１］他还认为，１５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科技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成就。例如２０００年前的秦代建筑了绵延万里的长城，隋代挖了从北京通州到浙江杭州２０００多里的大运河，唐代富强名闻天下，长安简直成了东半球许多人向往的天堂。按这种说法，中国在１５世纪以前，实际的科学水平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但是，欧洲在１６世纪以后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这是什么原因？李约瑟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海内外学者在解释“李约瑟难题”时，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说儒学影响了科技进步，因为儒家重视“道”轻视“技”，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说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认为李约瑟误将技术当作了科学。笔者认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都有所发现或发明。在天文学上，西方有托勒密的地心说，中国有张衡的浑天说，发生在东西方２世纪的两个学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人类生活的大地为静止的中心。天体是如何绕地旋转的，他们又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我们承认在西方天文学界占统治地位达１０００多年的地心说是科学，也应该承认与地心说相似的浑天说也是科学。只要浑天说是科学的，就无法否定中国有传统的科学，中国曾经有自己特色的科学。中国医学有系统的经络学说，有四诊八纲和脏象学，以及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等法则，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至少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已经奠定了这一基础理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近２０００种药物进行分类，分为６２类，配成１００００多种方剂。对每一种药都有释名、集解、正误、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内容，条分缕析，内容详备。这算不算是有概念、定理的知识体系呢？难道只有西方植物学里把植物分为单子叶和双子叶才是科学？东汉哲学家王充曾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而不能用也。”［２］只知道草的名称和形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草可配什么方，治什么病。可惜的是，２０００年后的某些西方人还不知草药能治病，断言“草根怎么能治病？”对于草根的治病功能毫无所知的所谓“植物学”，算不算完整的“知识体系”呢？汉代论天三家中的“宣夜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空间，气托着天体在其中自由浮动。李约瑟博士认为：“这种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的确都毫不逊色，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中国这种在无限的空间中飘浮着稀疏的天体的看法，要比欧洲的水晶球概念先进得多。”［３］宣夜说的“先进”是技术吗？不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技术，这种宇宙观只有理论，只能是科学。欧洲专家认为它比托勒密地心说“先进得多”，而中国人却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科学，没有可以与托勒密《天文学大全》同日而语的科学著作。双方似乎都表现出高尚的“谦虚”，抑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近三四百年来，欧洲发展很快。一些欧洲人因此就以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对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诞生”。这是李约瑟先生对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批评。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就不可能客观地、公正地评论各国的科学发明，就不能正视历史事实。“在一部１９５０年出版的关于工艺史的著作中，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４］。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欧洲人说哥伦布航海促进了世界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结果看，哥伦布航海促进了欧洲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科学的进步。然而，从过程看，哥伦布航海帮助了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掠夺，导致了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现在的过程哲学是否也应该研究这一些让有理智、有良心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忏悔的历史问题？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相比，郑和航海增加了中国与世界的互相了解，与亚非３０多个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欧洲人写的科学史，航海史，都充分地肯定了哥伦布航海，却几乎没有提到郑和航海。郑和航海表明当时中国在造船业和航海业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绝对优势。过了半个世纪以后，欧洲人也还没有赶上这种水平。如果能够正视这一事实，那么，有一些人在那里宣传蓝色文化如何开放进步，而把中国归入封闭落后的黄色文化的种种神话，就会不攻自破了。奇怪的是，哥伦布那３艘小舢板，是科学；而中国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航海船队却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从世界历史这样的宏观视角来审视科学问题，应该能够作出正确的、公允的评价，怎么能只看近三四百年的情况，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了欧洲以外的，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关于科学问题，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有过科玄之争。至今，这类讨论还将继续。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人类生活除了科学，还需要其他的非科学的东西。即使是科学，也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与方面，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思想有互补的关系。中国重整体综合，西方重局部分析；中国有较多的辩证思维，西方有较多的定量研究；中国重实用价值，西方重理论体系；中国重继承维护，西方重革新发展；中国医学以活体功能为基础，西医以尸体解剖为基础；中国医学以草药为主，西医以化学药品为主。中西科学思想各有长处，互相结合，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也将是世界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儒学产生以后，中国科学进步的大量事实，完全可以否定儒学妨碍科学发展的说法。孔子到现在已有２５００多年，按孟子的说法，５００年必有王者兴，５００年算一个阶段，那么，从孔子到现在可以划为５个阶段。如果用接力赛作比喻的话，那么，５００年算一棒，孔子到现在共有５棒。１５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都领先于西方，最后５００年落后了。也就是说，前四棒中国人都是领先的，最后一棒落后了，没有取上名次。我们有什么理由将最后的落后归罪于前四棒？ 儒学对社会文明起反动作用吗１５世纪前后有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写了不少游记，高度赞赏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认为中国是文明的典范。几百年后，他们把中国当作落后的代表。这不值得沉思吗？社会是复杂的，社会的发展是综合因素的结果。简单的思维方式，看不清楚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解释不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所谓祸福相倚，物极必反，所谓穷不过３代，富不过４代，所谓气运更替，都是对社会某些现象的概括。这些说法被许多人认为是正确的，说明有一定的合理性。儒学对社会文明进步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儒学产生于２０００多年前，是否过时了？儒学是长期发展的结晶，它在不断丰富、革新中流传下来，经过２０００多年的实践检验，有很强的生命力。其中有许多内容是超时空的，到现代也还有普适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是使儒学现代化。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一国两制，都有儒学传统的体现。关于一国两制，需要多说几句。周代实行封建制，秦代实行郡县制，汉代同时实行封建制和郡县制，就是比较早的一国两制。据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说法，清代实行的是一国多制，西藏实行一种制度，新疆实行另一种制度，台湾、东北也都实行不同的制度。可见，中国历史上有实行一国多制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制度？那是根据孔子的“和而不同”的理论。不能不说“和而不同”也是一国多制奠定的思想基础。“和而不同”有３条原则：一是独立精神，不屈服于强权与暴力，不当奴隶，不当附庸；二是不称霸，不强迫别人服从自己，尊重别人的人格；三是平等相处，友好合作。这种和而不同的原则体现在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也体现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中。现在世界不安定的因素是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因此，要天下太平，既要反对霸权主义，也要反对恐怖主义。和而不同理论正是既反对霸权主义的，也反对恐怖主义。中国贯彻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行一国两制，解决了香港、澳门和平回归的问题，为世界和平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由此可见，现代化了的儒学在２０世纪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已经融入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因素，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儒学是否过时了过去的思想不一定都是过时的。如何判断一个思想体系是否过时，就得看这个思想体系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作用，是否还有人运用。儒学在当今世界上还有没有价值呢？从下面的事例中我们加以分析：一、上个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达尔文、伏尔泰、康德。东方只有一个孔子，其他都是西方的名人。十大思想家的第一位如果是过时的，那么后面９位是否也都是过时的呢？如果十大思想家都是过时的，那么还有哪个未过时的思想家呢？如果死去的人都过时了，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讨论孔子思想是否过时吗？二、１９８８年１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时，有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奖者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Ｄｒ．Ｈａｎｅｓ．Ａｅｌｖｅｎ）在闭幕大会上说：“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２５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５］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这一口号，是很慎重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此话出来后，被许多人所引用，可见是许多人的共识，不是某个人的偏见。发达国家的高智慧人群认为孔子儒学在现代以及未来的世界都有很大的价值。我们有什么根据说孔子儒学已经过时了呢？总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不可忽视。可以预见，孔子儒学在２１世纪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将会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产生更大的影响。三、１９９３年９月，全世界宗教领袖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宗教会议，会议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的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由正面表达则是：己所欲，施于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① 宗教是最难统一的，但是，他们对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都是认可的。而且在２０００多年后的现代社会，还有那么多宗教领袖承认这一句话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群。用一句话说，孔子这句话的精神是超时空的，这一说法是普世伦理原则，不但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未来，不但在中国有价值，在世界各种人群中也都有价值。这怎么能说过时了呢？四、孔子的塑像竖立在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孔庙在日本和韩国也很受重视。日本京都有一所私立大学叫“立命馆大学”，为什么用这个名称，是根据孟子的话：“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该大学总长（即校长）长田丰臣于２００１年春立石碑，说明代表中国古代革新思想的孟子的这句话，是学校名称的由来。京都大学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镇，所保存的中文典籍也最为丰富，２０世纪的１００年中，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者成为日本学术界的旗帜。文学部的小岛佑马教授被称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他所培养的学生很多人成为各大学的学科主力，形成了中国学的京都学派。现在京都大学每年将附属图书馆的藏书拿出一部分进行展览和介绍。平成１４年即公元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到１２月１日展览会的名称就是《学びの世界——中国文化と日本》。这个副标题明确指出的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篇幅不大的《京大学生新闻》小报上，经常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中国传统思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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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35" border="0"><tr><td class="style03" align="center" height="38"><span class="style1"><font color="#ff0000" size="3">科技史专家提出新四大发明 </span></td></tr><tr><td bgcolor="#666666" height="1"><img src="http://www.xjtust.edu.cn/xinxi/images/icon01.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td></tr><tr><td valign="bottom" align="center" height="32">http://www.xjtust.com 2003-01-30 </td></tr><tr><td class="style01" id="textflag"><p align="left">中医中药十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于小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早已妇孺皆知远播海外，近日我国学者进一步提出，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发明对人类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堪与四大发明媲美。　　著名科技史专家、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说，中国古代科技发明辉煌灿烂，光耀世界，中医中药、十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进程中作用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四大发明同等重要，完全可以称之为新四大发明。　　王渝生介绍说，中医中药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其防病治病的实践技术。古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医药学，1543年比利时医生维萨留出版《人体的解剖》一书后，将医学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使医学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西医已经成为各国主要的医疗手段，世界各地古老的区域性、民族性的医药学大都融入现代西医之中，然而惟有中医中药建立起完整的医药体系，服务中华民族数千年，在西医传入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不仅在国内受到广大患者的信赖，而且在海外日益发展，现在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中药，外国人也日益崇尚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当之无愧名列新四大发明之首。　　中国是数学古国，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数术九章》是古代数学名著。古代世界各国曾经有十、十二、二十、六十等多种进位制，现在统一使用十进位值制。王渝生说，中国是世界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在世界数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百、千、万等字的合文来记数，最大的记数有二万多，记录了战争中歼敌、俘虏人数，以及牛羊头数。后来发展成筹算和珠算的逢十进一的十进位值制，是对记数和计算的革命性发明，其沿用至今。　　中国还是天文学古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载太阳黑子、哈雷彗星、超新星等天象的国家，王渝生说，中国古代天文计算采用的赤道坐标已经为现代天文学所采用，中国成为领先世界采用赤道坐标的国家。古代天文学家在进行天文计算时分别依照地球自转的赤道平面和公转的黄道平面确定坐标系，中国古代天文计算采用的是赤道坐标，以赤道二十八宿为准研究日、月、五星的运动，西方则按黄道坐标，有所谓黄道十二宫，这是两种不同的坐标体系。中国现存的古代观象仪器，像北京古观象台攀龙附凤的多种观象仪，采取的都是赤道坐标。现代天文学研究证明，赤道坐标优于黄道坐标，现代天文学已经用赤道坐标系统替代黄道坐标系统。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同样雕版印刷术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关于谁是世界雕版印刷术的先驱，由于1968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唐代武周时期印刷的《无垢金刚经》，曾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争论，我国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证实该印刷品印自中国长安，而且中国还有比此更早的印刷品，从而结束了这场历时30余年的大争论，王渝生说，中国成为世界雕版印刷术当之无愧的先驱。　　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灿若星辰，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巨大。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曾经列举了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技术，为什么是26项呢，王渝生说，那是因为李约瑟用完了从A到Z排序的26个字母，所以是26项技术；美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领先于世界”、“西方受惠于中国”的中国古代100项技术发明。　　王渝生说，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中医中药、10进位值制、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新四大发明之外，瓷器、丝绸、金属冶铸、深耕细作等影响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国古代发明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他们与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具有同样的意义。弘扬中国古代文明，通过研究历史、科技史发掘更多的古代发明，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服务现实，创造未来。 </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