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

周无忌

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专访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陆广莘http://www.kjzg.com.cn/newver/browarticle.php?articleid=1148 王冠丽本刊记者06年07期主题　　八十高龄的陆广莘教授满头黑发，看上去也就60岁，但他没有言必称养生，总说“爹妈给了好身体”。在“医学与人”论坛上他谈锋很健，条分缕析地把自己的观点阐释的鲜明而独到。论坛时间所限，无法充分展开。会后，本刊拜访陆老成此专访文章，希望能恰当的呈现出这位中医老人的思想原貌和理论深度。　　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　　——专访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陆广莘　　文/本刊记者 王冠丽　　医疗危机根源于近代医疗模式　　《科技中国》：从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恩格尔（GLEngel）提出医学模式问题，到1993年医学目的大讨论。您作为一个从医50多年、学贯中西医的老医生，怎样看待医学模式和医学目的问题？　　陆广莘：1977年，恩格尔提出了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观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迫切需要吸收国外思潮的高峰期，我们召开了有700人参加的广州医学辩证法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谈到了恩格尔的思想，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1993年开始，国际上，包括中国，兴起了“医学目的”的大讨论。比较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进入中国后，没有相互碰撞。作为孤立的两个问题、两个理念被分别讨论，这是不够的。　　《科技中国》：如果对这两个问题追本溯源，西方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讨论医学模式和反思医学目的问题？其根源是什么？　　陆广莘：去年，医疗改革问题在国内引发了大讨论，但国外几十年来，关于医学模式医学目的的问题，都是对传统医学的反思。为什么提出医学目的问题？就是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所致：现代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社会服务分配不公。　　西方现代医学的目的是消除病因，但细菌病毒极易产生耐药性，于是需要研制新型药物，这导致药物淘汰速度越来越快，新药研制费用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上涨。如此循环反复，周而复始。可以说，当代世界性的医疗危机根源于近代医疗模式，是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也就是说，“术”统治了“学”，是工具理性主义。　　《科技中国》：的确如此，普通老百姓是以诊断技术和治疗技术判定医院的好坏。什么医院是好医院？是能确诊、能治好病的医院。　　陆广莘：但是，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的帮助有多大呢？8%。这意味着什么？一流的医疗设备、一流的医疗水平，100%努力，只有8%的结果。　　《科技中国》：其余92%如何分布？　　陆广莘：除现代医疗8%之外，父母遗传因素占15%，气候占7%，社会占10%，个人生活、心理状态等个人因素占60%。　　医学不是科学　　《科技中国》：刚才提到，简单引入改革医学模式、医学目的两个问题是不够的，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研究。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结合的？　　陆广莘：恩格尔命题很重要，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他还是停留在疾病对象上。实际上，更不应该忽视的关键问题是，现在统治了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一个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成为一种教条的评判标准。这个模型主张，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要由物理和化学原理来解释。如果不能这样，就应该从疾病的范畴中清除出去，也就是说不是病。同时，这一模型又是非常霸道的，把一切不同意这个生物医学模型的学说，视为异端。由于中医模型不是这个模型，中医医生不尊崇这个模型，就被视为异端和臆说。　　我们现在不需要在医学模式上做过多的文章，我们需要深入下去，深入到医学的目的。在疾病模型的状态下，无非是追问病从何来？只看到病。病因、病理、病位，以及它们的行为现象，比如发烧、咳嗽、流鼻涕，然后想尽一切办法用物理化学原理去解释它。在这里，整体的人是看不见的。　　如果我们就医学目的讨论的话，我们会醒悟，医学模式应该是目标模式，而不是问病从何来的模式。追求病从何来的知识论的科学观，这是认识论层次上的命题，而医学，特别是中医，强调的是治向何去的问题。　　把医学的实践功能转换为对医学对象的认识，这是一个错误。医学的目的是医学到哪里去？医学实践到哪里去？传统医学模式还停留在医学对象，比如疾病从哪里来？这正是现在我们的误区。也就是说，把医学的本质功能，转化为医学对象的认识水平问题，这是一个误区。　　《科技中国》：依您的观点看，医学是目标模式更为妥当，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技术化、科学化的追求。那您怎样看医学与科学的二者关系问题？　　陆广莘：医学不是科学。　　如果我们把医学目的和医学模式统一起来考虑，医学就是一种实践。医者治也，治什么？治理使之有序。治理是什么？治水、治学、治国、治家，都是治理的过程，治理就是一门管理。西方管理学大师早已说过，管理不是科学。但科学可以为管理服务，因此管理不从属于任何一门科学之下。你说，医学是哪门科的学？是天文科？是地理科？都不是。科学是分科之学，是对非我的物质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严格的说，科学仅仅是认识论的知识论，而医学是实践论，实践不是科学。　　科学是重要的，但不能成为中医发展的阻力，不能成为霸权，更不该霸道。现代医学力求纯客观化、科学化。我的观点是，应该使科学医学化，而不是医学科学化。　　西方为什么讨论医学的模式问题？为什么讨论医学的目的？为什么存在当代的世界医疗危机问题？这些都是医学错误的科学化后的结果。　　《科技中国》：您认为医学科学化是走错了，科学医学化是正途？　　陆广莘：恩格斯曾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表现为假说。也就是说，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假说，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理论假说。假说经历实践检验，就成为科学。　　而我们的危机就在于医学拜倒在科学的脚下。近现代西方科学是物质科学，是我们身外之物的物质所构成的科学。它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向后，探讨他的出身论，怎么来的？向下，成分论，病如何构成？向外，线性因果论，病怎么来的？病怎么好的？　　如此这般，医学全拧了。错误的根源是把医学的功能目标和医学研究对象的某一部分，疾病，对疾病的行为现象的理论解释，都看成科学。因此我认为，现代医学，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它的诊疗思想：努力找病，除恶务净。它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很可惜，只有8%的影响力。　　中医的存在体现了其存在价值　　《科技中国》：您认为我们把医学对象的行为现象解释当作医学的目的看待了，这是误区。医学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陆广莘：前年中华医学会让我做报告，关于医学模式问题，我说中医的医学模式叫人类健康生态目标的实践型模式，不是问病从何来，而是问医学应该走到哪里去。　　医学，是为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的目标服务的。这是医学的目的。　　中医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即生态的和谐和生态的共演，这就是理想境界。这理想境界很重要，使我们通过实践，识别环境世界的利害药毒，而避害就利。《周礼》曾问，医师的责任是什么？聚毒药以供医事。即通过聚合把毒转化为药，化害为利，化毒为药。早在2000年前，班固就给中医药下了个定义，中医药“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也就是说，中医药是为人类的生存健康发展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　　人类健康的目标是生生之效。不仅人类发展得好，周围环境、细菌病毒也要发展，生态和谐共演。　　人生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生、老、病、死。医学如果做了点工作的话，就是能否生得好，少些遗传病，老得晚一点，病得少一点，走得快一点。我想这是医学的目标。　　《科技中国》：多年来，中医一直被质疑为不科学。您是否认为中医符合您说的这些医学目标，所以一直有其存在价值？　　陆广莘：医学是对生命健康的创生性实践。把医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入进去，产生楔入效应。调动周围的环境因素，产生加和效应。总之，使得实践的终点大于始点，得出溢出效应。医生的实践过程，就是努力使终点大于起点。中医之所以能在被指责为不科学的情况下，还大难不死，还能走向国际，我想它是有道理的。　　中医一直被质疑为不科学。中医药能治好病，但是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是什么病源，病在何处，是何性质，因此断言中医不科学。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医学的目的考虑医学的功能目标，考虑医学的存在价值，那么中医就应该大行其道，我们国家就不至于把中医压低到这个程度。　　《科技中国》：从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医一直饱受诘难。陈独秀、胡适等人士都对中医颇有微词，您认为原因何在？　　陆广莘：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曾评论中医说，中医尽能愈病，就是没有人能把中医愈病之理告诉大家。陈独秀也曾说，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原因有三：不解人体构造，即无解剖学；不从事药性分析，即物理化学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矣，不知道何为细菌病毒。这三条都符合历史事实，中医的形成和发展确实没有借助这三条。胡适说，西医可以说清楚得了什么病，病从何来。病因、病理、病位，即使治不好，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但是说不清是什么病，所以不科学。　　因此，所谓中医不科学就是中医能治病，但不认识病。　　从“五四”以来，引入德先生、赛先生，科学、民主当然好，但不能矫枉过正，过分崇拜科学而贬低传统。　　1913年的毛泽东在笔记里记载，“中西医道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失之于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但解放后，他认为中医只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也是对现代科学方法的迷信。　　如此不利的思想氛围下，我们可以想象中医、中医学以及中医教育的命运。1914年，北洋政府就把中医开除出了教育系统；1929年，蒋介石政府要废除中医。解放后1956年开始我国开始办中医学院，但即使到现在，中医学院的力量仍很薄弱，投入很低。　　解放前，全国中医的队伍有80万，1950年代初，卫生部认为全国有60万中医，到现在呢，也就30多万。现在国外130个国家有几十万中医，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原来国内学习西医的，到了国外以中医谋生。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的队伍扩展了，但是国内的中医队伍却萎缩了。这是个悲剧。　　中医的根本不是医，而是人　　《科技中国》：有些人会追问，不了解疾病的由来，如何防治疾病？中医治病的根本何在？　　陆广莘：中医把人看成是自组织演化调节系统，人的行为都是适应性的应激反应。　　中医努力找病、除恶务 净的能力是不够，他的任务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发掘什么？发掘你自己身体里自组演化调节的防卫抗病能力和自稳调节能力，发现它、发展它、依靠它和帮助他，进而取得实际的效果。　　中医看病，但是中医把看病的医生作为下医。上医医国，就是把国家建设成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中医医人，人的心态，人的稳态，是中医的服务对象。下医医病，在这个层次上中医和西医是平等的。中医不是认识疾病的病因病理病位，而是认识人的防卫功能、抗病能力、调节能力、自组织能力，用中医的话说，神、气、形的统一。　　中医以人为本，第一从人出发，第二为人目的。从人出发，就是作为一名医生，首先是他的实践主体自觉。中医在百年来经受了种种灾难，以致于废医存药的现状。医生在这里已经不起作用了，认为治好病的就是药和技术。我看现代西医也是在走废医存药的道路，医生也退位了，只看到各种检验，化验结果，就开药了。对象的人没有了，目中无人，目无全人，看病已经成为一种指标反应。难怪WHO说，现代医疗在人类健康长寿因素中只占8%，很可怜。中医，承认三分治、七分养，就是说中医在治疗、防病上，可以有30%的功能，还有70%要靠病人自己。我觉得这是公道的。　　1908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医学家、免疫学家欧立希所做实验表明，用锥虫红治疗锥虫病，在实验室需要全剂量，但在感染锥虫病的动物身上只要实验剂量的1/6即可治愈。其余5/6的差额从哪里来呢？这是医学的重大命题，只能推断说是生物体的自身功能。　　SARS的起因是病毒，全世界都在穷追猛打的找病毒，试问，找到病毒后是否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禽流感全世界死了100多人，可是为了防止禽流感，全世界死亡或被扑杀的禽鸟已超过1.5亿只，这值得吗？这是科学吗？中医讲“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病毒存在并不是发病的根本原因。　　中医是非科学的，陈独秀说中医不知道科学，胡适说中医不科学，解放后有人说中医是潜科学、伪科学。我说中医是非科学。因为它不是像西方物质科学那样把身外之物向后、向下、向外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向前、向上、向内的自组演化调节的功能目标动力学。　　《科技中国》：中医是非科学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陆广莘：党中央提出来以人为本，实际上我们过去是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对科学的崇拜，特别对物质科学的崇拜。使我们认为中医不科学。　　医学不是人以外的物质世界的认识论的科学，它是从人出发的对于人的健康的实践。中医把对象看成是自组织演化调节系统，人的行为现象就是适应性的应激反应，这种功能是自组织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说中国政府提倡传统医药，使得医学发展的多元化有了可能。在此他特别强调医学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发展，不强调所谓科学的一元论、独尊性。但他接着说，这必须要有非科学的力量，冲破科学的阻力才能够成功。这句话精彩极了。　　中西医，和而不同　　《科技中国》：现在提起看中医，一般都认为老中医水平高，现在的名中医也都普遍年岁偏大了。您怎么看中医的教育现状？　　陆广莘：现在的体制有些问题，民间的很多中医，干了几十年，反而没有执照，没了出路。可学校培养出的中医硕士生、博士生，实践不够，水平有待提高。这是事实。年轻中医需要实践，要敢于用中医的思维方法来指导实践。我认为这是观念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中医并不高深莫测。　　医学教育，更不应是一种专门人才的专业技术教育，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应该学习健康常识，医学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科学。　　《科技中国》：客观的说，有些病症中医确实是难以治愈的。您怎样看待中医的局限性？您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疗法？最后，您认为中医的出路在哪里？　　陆广莘：中医不是万能的，如同西医也不是万能的。前面说过，中医可以发挥30%的作用，真正治好病的是人的自我调节能力。中西医结合我赞成，但是西医瞧不起中医的条件下也许前途渺茫。　　中医的出路我总结为16个字：厚德载物，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超越包容。

周无忌

“中西医配合”清议http://www.100md.com 2004年6月30日 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4/06/30/62/20/88.htm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 致 重 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圈里既有中医，又有了西医。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大好事，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中医和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关系，却一直是中国文化圈里争论不休的问题。20多年来本人从科学学、软科学角度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研究，并发表过有数篇论文。去年在香港防治“SARS”的实践，才使我深深体会到，还是“中西医配合”这个提法好。 一、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这个提法在中国出现近50年了。它与“团结中西医”一样，也是由毛泽东的号召性语言中演变而来的。两者最早的含义几乎一样，即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团结，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大众的健康服务。1958年以后，“中西医结合”的含义越来越多了起来。粗略一算，不下9种。(《中医复兴论》.中国医药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8页)。 在中国文字里，一字多义甚为普遍，一词多义却很少有。如果课堂上遇到一个有9种解释的词，不独学生无所适从，也要难煞老师的。“中西医结合”这么多解释，不能不令人质疑：具体工作和学术活动如何做起？大家遵循的共同标准又在哪里？所以从1982年起，我决定研究思考这一问题。 因为这个提法出自权威者之口，又盛传于中国，波及于周边国家、地区，而且当时已经有了“新医药学”、“中西医结合学”的说法。所以，我不仅要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词，去研究其定义，更要把它作为一门“学科”，从历史、文化、科学、医学等不同角度，做广泛的比较研究。我自知愚才无能，因此在整个研究思考中，始终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一文写写停停、修修改改，前后十易其稿，到1995年公开发表，历时14年之久。 其实，与其说“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倒不如说对这一提法的解释。当时的出发点仅仅是坚守严格的逻辑原则，在说明“中西医结合”本质属性和特点的同时，增加其内涵，紧缩其外延，使“中西医结合”的含义更清楚、更准确，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歧义。 “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故本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定义为：“中西医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谓之中西医结合”。 其内涵有四。第一，人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和研究者，首先要以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为前提。第二，学术是核心，在中西医两种医学还没有在科学的总体高度上融为一体的现实情况下，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是“中西医结合”的真正主体。第三，配合的目的是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提高临床疗效，这无疑是合理利用两种医学科学资源的最佳选择和最高标准。第四，讲“实践过程”，一方面因为从临床做起是中西医工作者团结合作，两种医学有机配合的基石。另一方面因为由实践到理论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科学的进步，不能像神话故事里的呼风唤雨；从实践做起，在实践中积累，发展和成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于过程之中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时，其内涵就是“中西医配合”。而且我一直觉得，用“结合”这个词解释中西医的关系并不贴切。一方面因为50年代的政治习惯，结合一词的使用几乎到了泛政治化的程度，这在解释中西医关系时，便难免指意模糊。另一方面，结合一词的重心强调了合一，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更需强调相互的不同。而配合一词则比较中性，对于解释和营造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和而不同”的相互关系，则显得更为恰当。 这里顺便说明一点，以往讨论中西医关系的论文中，由于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所以只好沿用“中西医结合”的提法。 二、“学”字千钧重 当代世风浮躁，人所共知。连刮痧术、修脚术、占卜术等，也常常删去“术”字不用，易以“学”字而故作高深。所以“学”字虽然千钧重，当代却是满天飞。然而医学却不同。医学乃济世活人之学，临床上一方有误，可能误人一命，医学上一说有谬，将会误世害人无穷。所以，若用“学”字，更须慎之又慎。 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的愿望，同仁中为数不少。但是，愿望和现实是两回事，而且分别在天壤。医学知识，浩如烟海，其中有经验、有技术、有科学。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第一位使用“科学”二字的严复曾经说：“学者考自然之理，定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可见，科学指的是基础理论所揭示的该学科的基本规律、原理的部分。所以经验与技术，原不可与科学相互混淆的。 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翻译为中文的台湾学者苗力田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沿用亚里士多德之意特别讲道：“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苗力田译.形而上学. 台湾. 知书房出版社.2001年第1版9页)就是说，科学是研究者的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绝非功利。技术源于科学，是满足人们现实应用的功利性手段。此说除了指出科学高于技术、经验外，更强调了科学的真理性、严肃性、圣洁性。所以,“中西医结合学”是否已经形成，应以此标准来考量；为其下定义，也应以真理性的“自然之理、必然之例”为依据。 本人写“‘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 台北《自然疗法》.2000年第4期.第10页)一文，有这样一个思绪，即先对“中西医结合”做出定义或解释，然后再讨论“中西医结合学”如何定义的问题。为此，围绕关于定义的逻辑规则、逻辑结构形式、学科定义的原则这三项基本要求，在文中做了若干说明。 以后在报刊上，曾见到一些对于“中西医结合学”的定义。比如，“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 从定义的逻辑规则来说，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否则就是循环定义或者同语反复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个定义，逻辑学家肯定不会认同的。因为“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只是对“中西医结合学”这一语词在文字表述上的改变而已。作为学科定义，明显是“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的“同语反复”。故为循环定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在这里，我们再引用中学和大学一年级阶段时，人人熟知的10门基础学科的定义如下，希望为“中西医结合学”做定义时，作为参考的样本。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或离子等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的科学。 自然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环境特征、分布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各种正常功能活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 组织学亦即显微解剖学，是运用显微镜和切片、染色技术，研究生物体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胞形态及其联系的科学。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生命现象规律的科学。 生物化学是研究细胞和有机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化学分子以及它们所参与的化学反应的一门科学。 以上10门学科定义，除了组织学、生物化学是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复合定义之外，其余八门学科皆是以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来定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医结合学”以中医和西医两门成熟的医学为研究对象，而愿望中的“新医药学”至今尚在“创造”之中，况且远远不到形成自身一整套概念、范畴体系的成熟期。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定义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先例。这也许正是不得不为“中西医结合学”做出上述“循环定义”的原因。 三、当代是西医告别近代科学主义的时候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做法。当然，人们依据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在非生物领域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物质文明；人们也用同样的观念和方法在人体生理学方面解释了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上许多的生命现象。但是，人们至今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在生物学领域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成一个病毒。这就是说，如此最简单的生命，人们今天还没有能力制造出来。可见，用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不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的一切。所以，它也不应该是医学科学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 尽管欧洲的笛卡儿、梅里特曾经出版了《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那样的著作，其实不过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一种学说而季已。20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家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的观点，很快被世界卫生组织所接受。虽然人们对此在不同层面上有过不同的解释，但是就医学科学而言，至少说明人类已经在医学领域里，认识到近代科学主义有局限性了。仅就这一认识来说，就是人类划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于近代科学的局限性，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旅欧学者罗志希先生在他的《科学与玄学》一书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论述。他说：“近代科学界对于科学观念的一大进步，就是认定科学的性质是描写性的。”(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页)所谓“描写的”，即是运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把过去人们不曾见到的现象、事实及其关系记录、描写下来。而“描写的”三个字，意在强调这些记录下来的另一些层次、水平上的所见，仍然是现象。也就是说，今天见到了过去不曾见到的事实、现象，并不等于说这些事实、现象背后的真正因果关系，也认识和揭示出来了。 其实在罗志希之前，即19世纪末叶，有哲学批评精神的科学家，如柯克霍夫(Kirchhohff)、马赫(Mach)、彭加勒(Poincare)、皮尔逊(Pearson)等人，就曾对“科学的原则，是自然界的立法，是绝对不移的……为之明定因果，自然界就会服从”的说法，批评为一种“武断的迷信”。哲学家休谟对“近代科学主义”的批评更彻底，他说：“我们的知识都是从感觉的印象而来的；感觉的印象成为观念。我们所谓的知识，只是从我们的观念相契或不相契而定。我们的知识范围尽止于此；至于宇宙的本体是什么，本体的因果是什么，我们一概不能知道”。(《科学与玄学》) 这些大师们的说法，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经验的观点一致。“运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把过去人们不曾见到的现象、事实及其关系”描写下来，其中多数是技术发明，而并非科学发现。所以，爱因斯坦也曾大声疾呼：“因果律非存在不可”。因为他最懂得现象、事实是果，只有揭示其出背后的真正原理，亦即本质原因，才称得上科学。 2003年春季SARS肆疟期间，电视上播放过对北京市朝阳医院副院长王晨先生的一次采访。他是留学西医回国的学者，谈话中他也重复了近代科学是“描写的”观点，并说：现代医学其实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要是现代技术和经验。他是SARS肆疟的数月里，我所看到的讲这一见解的唯一的人。为此令我倍感兴奋! 据我的理解：当着现代西医借助物理学和化学的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从组织、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后，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即分子水平上人的生命现象与一般动物、甚至植物在这些层次上的相似性越来越多。于是接连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问题。其一，西医与人类医学本来的研究对象和目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因为这时候西医所看到的细胞、分子水平的生命现象，已经偏离了整体状态的人的生命现象，偏离了与天地(社会、自然)一体的，处于生、长、壮、老、已全部生命过程的人。其二，西医对疾病的深层诊断令世人倾倒，但治疗上却陷于空前的困境，特异性有效药物越来越难求。其三，针对于细胞、分子、细菌、病毒而使用的药物，使“真正的人”承受着越来越恐惧而又难以避免的毒、副作用。这些状况，正是现代西医面临的、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我把这一问题，称之为现代西医学悖论。 关于现代西医学悖论，其实托玛斯与亚里士多得在“原形与原质”的讨论中，早就把产生这一悖论的原理，给后人讲透了。“所有的人……都从原质与原形合成”。(曾仰如.《形上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增订版.第225页) 所以就人而言，整体水平上的人是原形，组成人体各种各样的细胞或分子是原质。原质是“潜能”，原形是“现实”。原质具有合成原形的潜能，但原形却限制着原质。如果原质脱离原形，它将无法独立存在。 按照这些原理，西医着重研究原质的人，中医着重研究原形的人。西医不研究原质的人则不是西医，中医不研究原形的人也不是中医。所以人类的防病治病任务，必须由中医和西医联合担负。只要原形与原质的原理不可推翻，中西医并存的格局将不可能改变。明智地讲，西医必须告别近代科学主义，也不要排斥和企图改造中医。因为西医不可能包揽整个医学科学，就像原质不能取代原形一样。 四、当代是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不但丧失了主权，也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感。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在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吴清辉.全球化、中华文化与香港教育.月报月刊.2003年第3期)所以中国人怀疑和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里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例，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告别经验医学，迈入理论思维阶段，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医学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应该说，没有阴阳五行学说，就不会有中医学。 阴阳五行学说原本不是中医的专利。《周易》是现存的最早讨论阴阳的代表经典之作。战国时期的邹衍创立了五行学说，并有《邹子》、《邹子终始》两本专着，可惜现在己经亡佚了。不过《黄帝内经》成书于邹衍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在《黄帝内经》中的完整地体现，应当视为邹衍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发挥。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始终是历代信守的中医重要经典，未曾有过动摇。 从19世纪后，先是一些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肆非议阴阳五行学说。如梁启超、康有为、俞樾、章太炎、鲁迅等。接着便是余云岫为代表的一些西医。非议阴阳五行，不外封建、落后、迷信之类。然而，“封建”是政治性概念，“落后”是时间性含义，原本与医学科学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迷信”，人常说“不知而信谓之迷信”。 而一些不懂中医的人凭着感觉而来的偏见，对中医的阴阳五行“不知而又不信”，则是更武断、更无知的迷信。这其实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在作怪。 自唯物辩证法传入国门，并于20世纪40年代末成为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准则以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时而被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时而被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浙江中医学校的杨则民写了一本《黄帝内经的哲学检讨》小书，以他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对《黄帝内经》做了一番诠释。虽然由于杨氏的作用，为阴阳五行学说保住了“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法思想”两顶“桂冠”，但是又同时使阴阳五行陷入到新的教条之中。因为杨氏的诠释，后来成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黄帝内经讲义》与《中医学基础》的模板，这就使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唯物辩证法的解释，而难以体现其“一般系统理论”的真正含义。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中医界至少出现过三次关于摒弃阴阴五行的讨论。1974年，身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要职的岳美中老中医大义凛然，顶风而上，发表了“评论五行学说先要懂它”一文，才算平息了这场摒弃浪潮。 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20世80年代他了解中医之后，多次呼吁“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并直接指出，中医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1998年，台湾学者邝芝人出版了他的《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增订2版)他把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与20世纪70年代轰动世界的美国科学家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理论，相齐并论。在这里，由衷地感谢邝芝人先生!感谢他为邹衍、为阴阳五行学说平了反，感谢他把《黄帝内经》和一般系统论的之间切断了的线，重新连接了起来。 众所周知，方法论是各个学科发展的动力。而长达一百年的近代，中医学方法论一直面临着被废除、被贬抑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医如何能进步、如何能发展呢？应该说，中医到今天虽然明显萎缩，但尚未消亡，这就是万幸了。所以我们在感激中医学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不能不感激为中医学求生存而奔走呼号、奋力拚博的几代中医老前辈。没有他们的支撑，中医也许早就不可想象了。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今天的中国人其实用不着为邹衍，为《黄帝内经》争什么系统论的发明权或知识产权。只要我们能认真地反思一下一百年来因为无知而剿灭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罪过，并在今后够痛心悔改也就行了。而对于一百年来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中医来说，现在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医的时候，现在正是中医走向复兴的时候。 五、当代是中西配合、共同繁荣的时候 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原形与原质的原理，到现在两千三百多年了。这期间，中医从研究原形人入手，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研究对象，用综合(系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综合-演绎的逻辑规律，总结形成了中医学科学理论。西医从研究原质人入手，以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为研究对象，用分析(还原)性方法去探索，按照分析-归纳的逻辑规律，总结形成了西医生物医学科学理论。原形与原质，综合方法与分析方法，演绎与归纳什么时候可以结合为一，是否还要再经过一个两千三百多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类问题的融合为一，是国内外至今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是超越当代人类理性能力的、甚至连想象也须小心的问题。更何况中医和西医各自眼前还有许许多多难题，正等待着各自去解决。 1991年，曾读过《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其思路之混乱无序，令我惊骇不已。比如，该书中谈到中医的脾胃时说：“脾胃的功能，大体就是现代生理学(注：这里的“现代生理学”作者指的即西医生理学)中消化道的生理功能”(季钟甫.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北京.字苑出版社.1991年第1版.178页)。而1994年，《脾虚证研究思路方法的探讨》一文的作者，同样是用西医方法研究中医脾胃的，其文中总结说：国内开展的动物模型实验中，应用过的观察指针不下60个，大家公认的“相对特异的客观指针只有两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