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人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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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孝悌为先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讨论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谈谈孝顺。这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课题。"孝顺"与我们不得不采用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其意义也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汉语中还有不少包含这一意义的概念，其中与"孝顺"联系最紧密，也最常用的一个是"礼"。为了对此加以说明，并为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 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对这段话，威廉姆斯博士的评价最令人信服，他说："将'礼'译为'ceremOny'很不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支配所有真正的礼仪和礼貌的正确原则。"翻阅一下"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尤其是《孝经》，最容易让人确信，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目前，我们只关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 理解孝顺的，孝顺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要切记，中国人的孝顺是多侧面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条件下或所有的观察家都能发现其实质。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雅蒂斯博士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精心写作的论文中，他具体阐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在论文的开头，作者提出，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一种表现形式，接着又说，"孝'这一概念，容易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人歧途。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最不孝顺的，不服从父母，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 固执己见。"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则断然否定雅蒂斯博士的观点。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长期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如何正确听从父母的教育，我们把立即服从父母当成一条规则，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不受约束或半受约束的孩子长大之后，情形就不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了。中国人认为，"树大自然直"，这个比喻就是说，孩子长大之后，自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它也可能讲的是其他意思，但它确实为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是由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典型共同促成的。《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还有一种最普通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中国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克尽厥职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这样，孝顺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一般人认为，孝顺实际上是出于感激。《孝经》敕令章对此作了强调。据孔子说，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这三年养育之恩的回报。就是小羊羔吃奶时，还知道要跪着呢（羔羊，兽也，跪哺乳）！孝顺的人还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顺的人，当父母在世时，要竭力服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孝顺的人，要继承父道，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quot;父母明显有了错误，作子女的也可以努力促使他们纠正。威廉姆斯博士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父母有过，下气怡然。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可以完全不听父母的告诫，然而，就连在中国都很少听到这样的事。在《论语》第二章　，我们发现，孔子对孝作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解释也不同。第一次是在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请教时，他只简单地说了句："无违。"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自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孔子和他的同胞一样，也具有"拐弯抹角的天赋"。他并不亲自对孟懿作出解释，而是直到后来，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时，才又重提这件事。樊迟听了，自然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如下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毫无疑问。孔子希望樊迟能将这话转述给孟懿，这样，孟懿就会理解"无违"的真正含义了。还有一次是回答"孝"意味着什么。孔子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否则，只照顾他们的身体，就无异于把他们当成马、狗来看待了。引用上面那些，是想表明，中国人的孝顺观主要是应该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中国，这是个古老的观念，孔子曾明确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也说明他感到当时与古代已大不相同了，而他对古代则心往神驰，希望复古。夫子的这些言谈已过去好多世纪了。可他的教诲已深深地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中。如果今天他仍活着的话，我们深信，他会更坚定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职责间的关系，可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人在现实中如何理解孝顺。随便挑十个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问，怎样才算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回答："不让父母生气。"父母生气是因为子女没有好好地服侍。说得简单些，还是应该"无违"，这是孔子的话，尽管他这样说时，包含着"特殊的意义"。如果读者想知道有关的实例，就请看一看《二十四孝图》，它讲述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讲到东汉的一位少年，六岁时随父亲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发现，那人家里的桔子特别好吃，于是，就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偷偷地塞了两个桔子在袖筒里。但在他告辞鞠躬时，桔子掉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可是，这位少年非常镇静，他马上跪在主人面前，说了两句令其名声留传千古的话："家母喜欢吃桔子，我是拿给她的。"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高官，在西方人看来，这孩子不可能没其他机会为他的母亲弄到桔子，但在中国人眼里，他却成了典型的孝子，因为小小年纪就能够为母亲着想，不过，也或许是因为他反应敏捷，很快就能想出借口吧。晋代也有一位少年，因为父母没有蚊帐，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权宜之计，每天早早地上床，整夜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连扇子也不摇一下，为的是让家里的蚊子都来叮自己，好使父母能睡个安稳觉。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少年，在家里很不受继母的喜欢，可他的继母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吃鲤鱼，但在冬天又弄不到。于是，这少年就不加思索地脱去衣服，躺在冰上。冰下的一对鲤鱼看到这情形，大受感动，就钻了个冰窟隆，跳了上来，以供他那暴戾的继母享用。中国人认为，"偏袒妻儿"是一种不孝之举。《孝经》敕令章中曾把它与赌博并列。《二十四孝图》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位汉朝人，家中很穷，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老母和一个年仅三岁的儿子。他就对妻子说："我们太穷，甚至连母亲都养不起。但孩子会争母亲的口粮。为什么不把孩子埋了呢？孩子埋了，咱们以后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再有了?quot;妻子不敢反对，就挖了个两尺多深的坑，可在坑底，他们挖出了一坛金子。坛子上刻着一些字，说这些金子是上天赐给这位孝子的。假如没挖到金子，孩子可能就真被活埋了。按照一般人的孝顺观念，这人的行为可以理解，做法也正确、"偏袒妻儿"的感情不应阻止他活埋儿子以使其祖母活下去。中国人还相信，父母的痼疾、只要吃了子女的肉，就有可能治愈。这些肉应该做好后、让父母无意中吃下。即使不敢肯定会治愈，中国人认为总有可能。北京《邸报》上经常出现这类事例。笔者认识一个年轻人，为了给父母治病，就曾经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对那块伤疤，他一直十分自豪，就像个老兵一样。毫无疑问，这类事情并不普遍，不过也许并不罕见。中国人的孝顺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需要有后，是因为需要人继承香火，祭把祖先。这已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样因为这一点，中国的男孩子必须尽早成婚。三十六岁做祖父，在中国司空见惯。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弥留之际，曾责备自己有两不孝：一是不能亲自为老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安排好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这种想法，无疑会为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休妻一般有七种理由，第一种就是不生男孩。对男孩的渴求，导致了纳妾制度。也随之产生了各种不幸。他们生男孩时就兴高采烈、趾高气扬；生了女孩，就神情沮丧、意气消沉。大部分的溺婴事件也与此有关，这种事南方比北方多。有时，人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想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极为困难，因为人们对此讳莫如深。中国的私生子也不少，但无论男孩女孩，人们都不希望把他们留在世上。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各地溺杀女婴的事件比实际上要少，但从道理上肯定活埋三岁小孩以便养活其祖母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杀人的罪责，即使是不受欢迎的女孩。中国人守孝的观念，上文已作了阐述，原来要求应满三年，可实际上已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第一十七章　，夫子的一个门徒就坚决反对守孝三年，坚持说一年就足够了。对此，夫子最后说，在三年守孝期间，君子不能行乐，但如果你把它缩短为一年，只要行乐时能心安，就行乐好了。可是，夫子明确评价他"不仁"。守孝比一切社会职责都重要，作儿子的，为政府服役时除外，一生要为此付出很多时间。也有一些特别的孝子，会在父亲或母亲的坟前搭个棚，整天住在那儿。最平常的做法是夜晚住在那儿，白天照常生活。也有一些人情守礼仪，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么事也不做。笔者也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对父母极尽孝道，在父母坟前守了很长时间，仍然心绪不宁，给全家带来了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中国人对此极为赞赏，完全不考虑后果。履行仪式是绝对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好多人为了给父亲或母亲置办体面的葬礼，卖掉了最后一块田，甚至扒屋卖棒。这种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又很不容易让中国人明白。它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也符合礼，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去做。中国人极重视札仪和孝行，胡克神父依据自己的亲自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子，那时，他来到中国，尚不足一年，住在南方某地。他雇用了一位家在北京的教师，教师家中有一位老母亲，母子已四年未通音信。有一次，神父要派一个信差到北京去，考虑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让教师也写封信回家，听说信差马上要走，这位教师就从隔壁教室叫了一个学生，对他说："过来，拿着纸，替我给我母亲写封信，别耽误时间，信差马上要走了。"胡克先生十分惊讶，就问那孩子是不是认识老师的母亲，结果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你没告诉过他，他知道写些什么呢？"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学作文已有一年多了，掌握了不少文雅的辞令，你认为，他不清楚儿子该怎样给母亲写信 吗？"孩子很快把信写好了，而且还封了口，老师只是签了名。这封信可以送给帝国的任何一位母亲，她们收到信时，也都会同样满心欢喜。由于孝行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就导致了两种情况。当然，两种极端的例子在哪儿都能找到。杀死父母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种人一般都是疯子，但对他的处罚与常人没什么不同。普遍百姓，终日在穷困潦倒中痛苦地呻吟，父母对子女过分苛酷，有时在所难免，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另一方面，主动代父接受死刑的事也时有发生，它有力地证明了孝心的真诚与力量。尽管做父亲的可能罪该万死。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家庭关系纽带十分松弛，对刚从这种纽带中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孝行的确有些吸引力。尊敬长者的品质就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特别有益。在西方，儿子长大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中国人眼里，这有点像长大了的牛犊或驴驹，因为只有动物才不受礼的约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许多社会行为需要改进，我们大多数人就像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样，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不能乱扔石子。不过，不重点强调一下孝顺的几个致命缺陷，一切讨论都将徒劳无功。中国人的孝顺观念有五大缺陷，两个已经讨论过了，还有三个未讨论。第一是它对作儿女的，列举了一大堆义务，可是对父母的义务，却只字不提。在中国，提这类建议是多余的。而在世界其他各地，它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神启的智慧曾引导使徒保罗，使他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你们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女儿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怎么能与这些意义深远的准则相比呢？所有的教义都不为女儿说话，全都为了儿子。在这方面，多少世纪以来，如果中国人不是色盲的话，怎么会没发现这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呢？生为男身，就被家里奉为至宝，生为女身，则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赘，就算不一定被溺死，也一定会终生饱受歧视。中国人认为，妻子是卑贱的。孔子没有说过丈夫应该对妻子如何，或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儒教只是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同时也强迫妻子这样做。妻子与父母产生矛盾时，因为妻子次要、卑贱，她就应该让步、屈服。中国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至极端；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一代则倍受压抑，处在从属地位。钢铁般的压力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利有益的变革。孝道中传种接代的宗旨是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无论有没有养活孩子的条件，都必须生养。它导致了早婚与人口泛滥，使人们倍受贫困的煎熬。它也是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的根源，它永远是一个祸根。祖先崇拜真正是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民族被迫套上的最沉重的苦轭。正如那茨博士在上面的那篇论文中指出的：令人恼火的是，数亿中国人都受无数死人的支配，"活着的一代受过去无数代人的控制。"对于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来说，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道德上的打击，在本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能够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当做真正的神灵，他们如何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完全是由恐惧和自私造成的，这二者是左右人灵魂的最有力的因素。鬼魂因为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quot;忽略了供品，鬼魂就会发怒，接着就要报复。崇拜它们就是一种较保险的方式，这似乎就是各种崇拜死人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推理也同样简单。儿子孝顺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尽孝，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无论是老子，还是儿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人坟前烧纸。"每一代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因此，孝顺的品行就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了下来。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有一种忧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上帝，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顺最完美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它纯粹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中国人要么接受基督教，要么放弃祖先崇拜，二者不能共存。在这二者生死斗争中，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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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仁爱之心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生活--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绝不是事实。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他们一旦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戴维.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发现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做，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 。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相当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中国人大概也这样认为。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引以为耻，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 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在他们眼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官吏贴出告示："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对我们来说，确实罕见。为穷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活鱼、活鸟，把它们放回大自然；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撤网、捡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人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表示"仁"的汉字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它没有以心字作偏旁，这说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无论有无明确的必要，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中国人完全缺乏这种精神，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中国人想创造出真正的慈善，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的经历，把仁慈变成人生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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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缺乏同情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人的慈善活动。仁慈是一种善良的天性，同情也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姑且认为中国人的确做了些慈善事业，下面所要阐明的是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各地会定期发大水或闹饥荒。很多国家的事实都表明，社会条件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似乎不怎么灵验。传种接代是中国人的首要愿望。最穷的人家也要在儿子很小时就给他们娶媳妇，随后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就好像他们生活有保障一样。还由于一些其他原因，结果使得中国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几乎就像一个短工，这 已经难以避免。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马上意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钱，他就不可能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事情一开始做，他们就要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给了钱，做事的人才有饭吃。即使是小康人家，急需用钱的时候，也很难筹集到起码的数目。中国有个意味深长的说法，用以形容办丧事、打官司时被迫借钱的窘状："过贱年"，就是说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除了境况较好的人家外，谁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操办这类事情。令人绝望的贫穷是帝国最突出的现实，它使得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在物质困乏的压力下，人 们已形成一些固定的习惯，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迫时，他们仍保持艰苦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生活就像一个椭园，钱和粮是它的两个圆心，一切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们旋转。帝国民众的极度贫困、他们为生活所需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抗争，以及在各种难以想像的条件下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难，都是世人皆知的。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也都只不过是想从令人绝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哪怕是千分之一那么一点点。这些苦难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要是遇到灾荒年头，还不知要糟多少倍呢！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意识到他们那些缓和痛苦的办法是彻底行不通的 。无论是靠个人的慈悲，还是靠政府的干预，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改善表面的症状，对于根除疾病完全无效。就像发冰块给伤寒病人一样--每个人就这么多，没有医院，没有饮食，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没有变得更慈善，而是在全然缺乏制度、预见和管理的情况下，一直保持行善的习惯。我们都清楚，即使一个有教养的人，长期面对既无法阻止又无力帮助解决的灾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现代的战争就是一个明证。第一次看见血，会精神紧张，产生难 以消除的印象，但它很快就消失了，人也变得麻木了。对有经验的人来说，对血的恐惧一生只有一次。中国经常发生战争，人们对战争的结果也早已习以为常。对残疾人的态度也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中国人一般认为，呆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都应该避而远之。似乎生理上有缺陷，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人们不会对这些人冷酷无情，但总是缺少同情。就像古犹太人认为的，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因此才遭到这样的惩罚。相反，西方人会对这种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一个不幸残疾的人，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能忍耐嘲讽就不能活下去。 对他最温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说："麻子老兄，你是哪村的？"一个斜眼人听到"眼斜心歪"也不足为奇，假如是个秃子，就会听到："十个秃子有九个是骗子，最后一个如不哑巴，也一样。"这些不幸的人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只有当他听到长年不断的嘲弄而不再温怒时，才能够安于生活。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中国人同样坦率得过分。旁观者会说："这孩于是个笨蛋！"可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笨。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很容易摧残他未发育完全的智力。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也许恰恰就是这 种方式导致了疾病的产生，并使之更为严重。他们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细节成了公众的谈资，而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二百五"、"蠢货"等等。在一个重视生男孩的民族中，因没有孩子而遭到谴责与嘲骂，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传说中先知撒母耳＊的母亲，"为了激怒她，仇敌触动了她的痛处。"不管有意无意，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她的一个孩樱嗣嵌源瞬⒉淮缶」郑且欢?br> 是个女孩。婚礼中新娘的遭遇也是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典型例证。新娘一般都很年幼，也很 害羞胆怯，突然置身于那么多陌生人当中，难免感到恐惧。尽管各地风俗差别很大，但都任凭众人盯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完全漠视她们此刻的心情。有的地方，人们可以随意拉开轿帘，盯着新娘看；还有的地方，新娘会成为尚未出嫁的姑娘们取乐的对象。她们站在新娘经过的道旁，大把大把地向她头上撒草籽或谷糠，新娘的头发是费了好长时间，仔细油过的，那些东西会牢牢地粘在上面。在公婆门前，新娘一下轿子，就立刻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仿佛一匹刚买来的马，此时此刻，＊注：撒母耳，《圣经》中希伯莱的士师与先知。新娘的心情当然是不难想像的。 中国人一方面特别注意细节，另一方面又会做出对别人显然不合时宜的事。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老师则会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高中，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他所见学生中最愚蠢的，这种评价会对学生产生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各家情况不同，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缺少感情上的结合，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他们持久稳定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同情心。在中国，女孩一出生，多多少少总不受欢迎。她们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义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在中国，母亲和女儿共同住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难免会发生争吵，由于平时很少受到约束，她们便往往恶语相加。中国俗话说?quot;再骂总是亲闺女。"对于想了解中国家庭的人，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女儿一旦结婚，除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而是别人的媳妇了。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儿隔三差五回娘家走亲戚，这也是地方风俗，某些地方，女儿经常回娘家，而且住的时间很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女儿则应尽量少回娘家，如果娘家人全死了，她就几乎再也不回去了。不管这些风俗有多少细微的差异，人们普遍认为，媳妇是婆家人。女儿回娘家，严格说来，是出于一种做活的考虑。她们常常带上婆家的一大堆针线活，而娘家的人 必须帮她做完，每次还要尽量带上自己的孩子，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时没人照看，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销。对于女儿较多的家庭，频繁的造访会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盘剥。因此，父亲与兄弟常常阻挡女儿回来，母亲却暗中支持。但根据当地风俗，如正月里的某些日于，尤其还有节日，女儿回娘家是不能限制的。女儿回婆家时，就像谚语中讲的贼，从未空手而归。她应给婆婆带些礼物，一般是些吃的。假如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没能办到，婆婆就会演戏似地发一通脾气，女儿嫁到穷人家里，或者后来家道衰落了，假如她有一些结了婚的兄弟，她将会发 现，回娘家就仿佛医生说的，"处置不当"。娘家的媳妇和已出嫁的女儿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就像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领地，把对方看成入侵者。如果媳妇在家里足够强大，她们就会像非利士人那样，对不能统统消失或赶走的仇敌索取贡品。媳妇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严格地说，形同奴仆。找仆人，当然要找健壮的，发育良好的，而且还要懂得烹调、缝纫等生活技艺，不论当地人如何谋生，她们总比没有力气和办事能力的孩子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瘦弱的男孩会要一个健壮丰满。二十岁的姑娘作媳妇了。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姑娘还要尽心尽力照看生天花的小丈夫，天花是一种幼儿病。中国媳妇的苦难简直罄竹难书。中国妇女一般结婚很早，她们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受婆婆的绝对控制，由此，人们大概可以想像出媳妇在倍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做父母的，在女儿遭受虐待时．只能对她的婆家表示抗议，或在女儿受虐自杀后，索取高昂的送葬费，除此之外，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丈夫严重伤害、甚至杀死了妻子，只要说她对公婆"不孝"，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们有必要重复一遍，年纪轻轻的媳妇自杀，在中国司空见惯，有些地方，各村都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类事。一位母亲曾责备已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痛哉斯言！在几年前的北京《邸报》上，河南总督偶然披露了一种情况：不仅父母杀死孩子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而且作婆婆的杀死媳妇只需交一笔罚金就行了。在报告的案例中，有一位妇女用香柱烧她的童养媳，用烧红的火钳烙她的双颊，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她烹死。这位总督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其可靠性是勿容置疑的。这类极端野蛮的行径大概并不多，不过，残酷的虐待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却 是常见的。中国有许多妇女嫁给人作妾，她们的生活也十分痛苦。她们生活的家庭，极少是幸福的，总是不断发幸争吵和公开的打斗。一位在中国住了很久的外国人写道："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的长官，是个大富翁、大学者，诗人，也很有才干，通晓经典教义；但他任意欺骗、诅咒、搜刮和体罚百姓，以满足自己罪恶的欲念。他的一个妾逃跑了，抓到后，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梁上，严刑拷打。"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可不能生病。女人、孩子病了，男人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任其发展，到最后常常都是病人膏盲，因为男人没时间照料他们，有时是 因为"付不起医药费"。我们前面讨论的孝顺观念把年轻人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价值只在未来，而不是现是。西方的许多做法在中国常常是被反其道而行之。三个旅行者当中，最年轻的要吃苦在前。最年轻的仆人也一律最辛苦。百姓的生活穷困难熬，孩子们经常会因苛刻的压制而离家出逃。在外头，他们一般都能发现生存的希望，因为可以与别人合伙谋生。。出逃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据观察，最普遍是因为不堪虐待。我知道一个男孩，最近斑疹伤寒初愈，很想吃东西--这种病人一般都是这样。他觉得家 里的粗糙的黑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跑到街上，非常奢侈地买了大约两毛钱的点心吃了，但因此受到父亲的严厉责骂，于是一气之下，跑到东北去了，从此，杳无消息。乔治.D.普林蒂斯说，男人是支配者，女人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这话用来形容妻子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非常恰当。人们认为，婚姻对女方家庭是为了不再抚养她，摆脱一个负担，对男方家庭则是为了传种接代。除非深究潜在的动机，人们对此都是闭口不谈。但是在中国，没有谁对此心里不清楚。婚姻的这一目的，在较穷的阶层表现得更突出。寡妇再嫁，人们会说："现在 她不会饿死了。"俗话说：再嫁再娶，为了肚皮；没吃没喝，拆灶散伙。灾荒年头，丈夫抛弃妻儿，任其乞讨或饿死，己是司空见惯，有很多家庭把儿媳妇赶回娘家，由娘家赡养，或最终饿死。他们说："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有时，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救济粮，会被男人吞吃，尽管这种事可能并不多，可总在发生。仅仅通过灾荒年头的现象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欠公允，然而，重要的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和平时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只不过，这时人似乎忘记是在从事人口交易。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牲口一样公开，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赶到集市上去。1878年，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买卖妇女随处可见，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把年轻的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我们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对病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天花，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可中国人对它一点儿也不重视--尽管在中国经常有人染上这种病，而且几乎无人能逃，这也只因为害天花的主要是孩子。因害这种病而双目失明的人十分普遍。中国人对婴儿生命价值的忽视程度，令西方人难以想像。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但对婴儿的尸体经常不加掩埋。婴儿死了，人们都是说："扔掉"，用芦席松松地卷了，抛到荒野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还流行一种恐怖的习俗，把婴儿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以免"鬼魂"回家骚扰。我们感到天花可怕，中国人却不在乎。可他们对斑疹伤寒与伤寒的恐惧，如同我们见了猩红热一般。一个人离家在外，得了上述其中任一种病，都难以得到妥善的护理，甚至一点护理也得不到。向其他人请求帮助，得到的回答肯定是："那病传染。"尽管伤寒多少有些传染，可在云南的一些山沟里，它可能是最令人胆寒的灾难。巴伯先生描述说："患者不久变得虚弱不堪，接着一连几小时，浑身疼痛难忍；随后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患了这种病，十之八九，性命不保。"据当地人说："病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桌子和床在里面四处移动，发出声音，清 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可是，很少有人冒险进屋。传教士向我证实，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害怕传染，人们像对待麻疯病人一样将病人丢弃不问。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了这种病，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锁上门。挂念他的亲人每天两次战战兢兢地从门缝往里看，用棍子捅捅病人，看他是不是还活着。中国人性情温和，在这样一个民族，每个家庭中肯定存在友爱行为，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疾病与灾难尤其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的西方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实例，不仅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真诚相爱，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一位中国母亲见到失去母亲的婴儿，很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因为不忍心看着他饿死。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没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一个聪慧的男孩，经过考虑，想去读书，即使他没机会入学堂，这也非常合乎清理。可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这些人曾经年累月待在学堂里，他们似乎认为："这家伙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 能教他，让他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尽管个别人可以自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知识，哪怕是最基本的识字也不可能。见人落水，竟袖手旁观，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对此大为震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岸上挤满了观望的中国人，但没人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最后，那些拼命游到岸边的人，很多都被抢劫一空，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去了，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不久前，英国也曾发生沉船事件，但没有出现不营救的现象，我们应该将这些事比较来看。1892年秋天，英国一艘庞大的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不过，中国人对灾难麻木不仁，这是个普遍的事实，尤其离家在外，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中国旅行，人们普遍发现，沿途的人对陌生人缺乏友善与帮助。夏天遇到暴雨，无法继续旅行时，需要前进的人会发现，这时天公和人在合伙捉弄他。即使你走的路通向泥潭，也没人会提醒你。你走入泥潭，与附近修路的人无关。我们说过，中国人不重视公路建设。所有的路在任何时候都布满了深坑，旅行者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自拔。这时，周围立刻会聚满看热闹的人，他们都像一句成语所说的："袖手旁观"。直到答应给钱，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站出来，帮你一把。不仅如此，当地的居民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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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社会风波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在人口异常稠密的中国，一个大家庭拥挤地住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口角。你问邻居："你家有多少人？"他会回答："十好几口吧。"你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吗？"最普通的回答是："是的。"十五或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全靠一个商号或一块土地生活，收入都归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也由公共财产满足。兄弟们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团结在一起。她们年长的欺压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长的。每一个都竭力想使自己的丈夫觉得，他在大家庭里是最吃亏的。家庭不和睦总是由年轻一代引起的。哪个社会能承受得起这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呢？西方秩序良好的家庭也不足完全没有这种矛盾，更何况复杂严密的中国家庭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就像人们的动机与兴趣一样。金钱、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们往日的口角、鸡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的争吵。汉语中有个极不可思议的词，通常表示发火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在中国的哲学与现实生活中，它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个人愤怒了，气就产生了。中国人认为，"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强烈的愤怒会导致各种疾病与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在中国，富有经验的西方医生也乐于相信，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山东中部山区里的一个人，他有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很小，他的老婆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生气，他自己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他特别依附老婆，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照管孩子。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个大口子。他的朋友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六大后，他再次生气，又把口子撕开了。不过，他那可怕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已能够步行几百里到一家外国医院去接受治疗。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小瘘管，然而肠子的功能已经紊乱。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富有生命力，这也是个典型的例证。中国人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似乎难以彻底改变。对中国人来说，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从心理上几乎不可能接受，他不能不喊叫，不能不插嘴，毫不客气，如同一条兴奋的狗，非叫不可。在东方，中国人的辱骂艺术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争吵一开始，骂人的话就像污水一样喷涌而出，在这方面，英语望尘莫及，其刻毒与持久，令人不由想起伦敦毕令奇街的卖鱼妇。哪怕最细微的摩擦，都会引来滔滔不绝的辱骂，就像两根电线一碰，马上就会产生电火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哪一社会阶层，情况都一样。人们普遍抱怨女人骂人比男人更恶毒，更持久。俗语说：女人不裹脚，舌头利如刀。父母常在孩子呀呀学语时，教他们用土话骂人，并把自己被孩子骂当成最大的乐趣。骂人己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文人及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最高层官员被激怒时，都会像他们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样随意骂人。普通百姓在街上相遇，甚至以骂人的活来打招呼，这可以表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西方人的咒骂，声音不高，但能令对方痛人肺腑。中国人的咒骂若声音不高就毫无意义。英语中的诅咒是带翅的飞弹，中国人的诅咒是肮脏的皮球。他们骂人的话大部分被视为一种咒语。一个人发现自家田里的谷穗被人掐了，就会在村子里高声喊骂那未知的贼--尽管经常有怀疑对象。人们认为，这样做有两种作用：第一，可以告诉众人，他已恼怒了。骂人能让他发泄一下。第二，骂人还可以防止再次被偷。偷东西的人在暗处，（理论上）听着对他的可怕的诅咒，虽然一般不会被发觉，可他毕竟不能保证。被偷的人可能很清楚是谁干的，但他更乐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谩骂，作为对偷东西人的正式警告：他已被发觉或被怀疑，以后最好不要再做。假如被偷的人过于被激怒，这显然就是在声明：他要报复。这就是中国的骂街论。不过，他们坦率承认，这样做不仅不能防止被偷，而且也不能防止再次被偷。因为在众多的人当中，小偷不一定知道自己被骂了。女人比男人喜欢骂人，她们经常爬到平房顶上，扯着嗓子叫骂，一连几个小时，有时直到嗓子嘶哑，方才罢休。在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中，倘能制止，是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妇女一旦被激怒，是最难约束的。一般情况下，骂街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没人理睬。有时会在巷口遇到一个男人，或在屋顶上发现一个女人，已骂得面红耳赤，周围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天气较热，他（她）拼命叫骂一阵之后，会挥着扇子休息一下，再继续叫骂。中国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就不能收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击出的习惯，令拉丁民族十分惊奇。中国人和他们一样，从未受过拳击训练，即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怒不可遏时，首先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力扯他的头发，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倘没有第三者加入，双方又都没有其他武器，这样的"战斗"十之八九，仅仅是一场扯辫子比赛而已。中国人的争吵，也是对骂比赛。比赛声音的高低，结果除了嗓子喊破之外，没什么严重伤害。中国极少有人对交战双方火上浇油。我们只见过"战斗"发生时，很快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他们通常有两、三个。他们将叫骂的人拉开，好言相劝。但叫骂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之下，就会骂得更凶，可他心里却很谨慎，对方有人准备僵旗息鼓时，他也明智地逐渐收敛，这无疑对双方都没有坏处。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时，仍非常理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谁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住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呢？那可是紧要关头。中国人愤怒时，仍渴望和平--在抽象的意义上--只不过在自己的具体事情上，难以实现罢了。和事佬劝解他们，几乎总是扯走好斗的一方，后者则边撤边骂，表示对对方恶毒的蔑视。中国人骂人，非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不揭露对手实际的过错，而勿宁污辱他的祖先，嘲笑他卑贱的出身。被骂的人则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伤害，其原因不在于是当着别人的面，甚至不在于自己被骂，而在于骂他的那些话令他太丢）"面子"了。骂人者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也不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有失身份，而是认为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候、用那种话骂对方。幸亏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手枪，或像从前日本的武士，佩着剑，真不知他们发起火来，会酿制多少惨剧。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会马上气得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据说有个人，请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拿着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举行仪式。幸好大多数初做修士的人对这种凭暴力进入天国的方式不感兴趣，可是这条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位乞讨的老太婆，遭到了拒绝，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轧了，她就要谢天谢地了，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老泼妇，尽管邻居们乐于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经常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她终于跳进了池塘里，想淹死自己，却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对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中国人有冤无处诉时，常常私了。比如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法律管不着，社会习俗又认可，就要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公道。这时，若遭拒绝，肯定会发生一场战斗。如果没遭拒绝，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西，全部打碎，像镜子、水罐之类的。出完气之后，扬长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道了风声，就会先把那些东西搬到邻居家里。据中国的一家报纸说，北京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顿，大骂那些骗于，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胆量，都会这样做。"怒气爆发，总会平息，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这些重要的人物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怒气太盛，无法发泄时，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以求"法办"，在西方，这是鲁莽的做法，在中国，完全 是发疯。中国有些格言，明确表明，宁死也不愿打官司。狗被别人打死，乃小事一桩，我们会笑置之。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要赔我全价。"西方的法庭宁愿以高价拒绝受理，可在中国，它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不过，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他们的参与使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了结了。我知道一个小村子，住着上千户人家，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 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制约着他们。＊据来自北京的报告，现在的皇帝并不喜欢为他选择的妻子。太后作出的选择常常与皇帝的意愿相违背，令他很不满意据人们私下里说，宫庭中的婚礼情况与民间相似，"上行下效"嘛。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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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株连守法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爷爷"。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们为自家兄弟。"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的一切负责，"家长"一一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一一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述清楚。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他这样做。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不给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又接到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上有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很想买。为防止钱主不愿卖--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情况常常如此--中间人就建议，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最后迫使钱主把古币卖掉。有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位从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个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那儿。"老人指着前面。旅行者便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是的。""你用鞭子抽他了？""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这可就不是一个滑稽故事了。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邻里之间也应这样。不管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都不该例外，因为住处相邻嘛。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而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对谁是他的邻居毫不在乎，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不过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邻居也逃不脱干系，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邻居，就应该知道。对杀死父母案子的处理，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负责观念。在"孝悌为先"一章　里，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凌迟之刑。几年前，北京《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总督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命人推倒了罪犯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以令其改邪归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时，某地方有人犯了罪，除了对人进行惩罚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修正一下城墙的样式，比如，将方角改成圆角，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要是一个地方老发生犯罪，据说该城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到过。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面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这都是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不协调，即使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相传。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国这样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大，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之一。前面可能说过，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对整个帝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就会非常容易，只要将这些一连中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假如"，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根本不存在。当某个地方官偶尔需要人口总数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都不能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对此都毫无兴趣，因为人口调查没油水可捞。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只能从想像中虚构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们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实行保甲制度，就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统计出人口的数目。地方官犯点小罪，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烦。即便如此，只要找有势力的朋友说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丢了乌纱帽，也会把原因归结为他的辖区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这现象极为普遍。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在翻译过来的北京《邸报》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聪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处罚，他对此案也有责任。由此可见，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难以防止这类犯罪为借口，逃避责任。北京《邸报》中，每年都有上报河流泛滥的奏折，像这类事情更能说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品质。1888年夏，直隶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一泻千里。官员们看来是闻讯就赶到了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可惜，人难胜天，他们不过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栖惶无助。尽管如此，李鸿章也不为之所动，仍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也一再上表请求将自己交付刑部，依罪处罚。同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有同样的表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司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暴发洪水、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宽恕。他要对上天负责，这和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十分现实。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将皇位交付应该登基的人。中国人的责任观念与西方观念最相抵触的是一人犯法、株灭九族，太平天国起义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最近，土库曼斯但穆斯林起义的首领雅库·贝哥也是被满门抄斩。这种做法并不仅限于镇压起义上。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盗取皇陵中的陪葬品，结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婴儿，全被杀掉。在这个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其余十一人全是无辜的，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或知晓罪犯的行动。"中国人的责任观常被视为其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脚镣手铐，束缚着每个人，各级官员也因之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这就不能不破坏各种公正原则，并直接导致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实汇报情况，还要受到严厉惩处，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官员们发现不能控制犯罪现象或觉察得太迟的时候，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我们对此一直都很关注。每个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禄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一点微不足道的津贴也很少能全领，并且还要作为各种罚款交回去，最后，连衙门中日常的开支都不足以维持。做官的，没有其他门路可走，只好贪污受贿，以摆脱困境。中国人的责任观不符合公正原则，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也令我们时刻难忘。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优点。在西方，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无辜的。你也很难将责任强加到某人头上。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因超重压断了桥梁，不可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一座高楼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尽管建筑师会受到指责，可他表示当时他已做出最大努力，也没听说过他将因此受到处罚。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一次军事行动因准备不足，遭到挫败，人们也只是指责整个体制，从不针对某个人。中国人在社会公正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吗？它可以便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维持国家的安全。中国人的责任感对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十分重要。家里的"僮仆"能随时取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负责家务的总管，除自己可以欺骗你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欺骗你；那些买办，虽有大权，但又对每一分钱，每一个职员负责--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就永远会遇到这类人。中国客店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对待外国旅客方面。可是，我们听说一个老板，为了把一个空沙丁鱼罐筒盒还给一个外国旅客，竟追了半英里，他以为那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应该那样做，可不像美国的旅店老板，他们总是冷冷地通知旅客："本旅馆对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概不负责。"要是举荐了某人，就要对其品质、行为和欠债负责，中国人普遍承认这是一种社会义务。外国人要想与中国人共事，就不能忽略这一点，一个中国监工，不论处在哪一位置，都会对每一次录用或解雇下属负责，这种情况会对事情的各个环节产生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相互交往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一直本能地对这一点非常欣赏。传说从前有一个银行里的买办头，因为"男僮"让蚊子钻进了经理的蚊帐，竟将他叫去好好说明原因，如果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对下属从不负责，或者不重视"应尽的责任"，肯定认为极不适宜，假如想学会，更要花很长时间。中国人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有一种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们不知道，是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它造就了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讨论民族的忍耐美德时，这一点已有所涉及，不过，它与中国人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值得特别注意。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对他人负责，这一重要事实要时刻牢记。虽然一个人应该"远走高?quot;，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他逃脱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脱，这是铁的原则，它虽不能保证使一个人改邪归正，却常常可以使他不致于变得十恶不赦。中国人很怕进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他们一被召到官府，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不关己，也会如此。我们就确实知道一个文人，被请去作证时，吓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最后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与共和政体所表现的精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是由历来就追求共和政体的人们创造的，学院法规、市政法令、国家法律，全都遭到默默地抵制，仿佛追求个人自由不是当代最大的危险，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不过，个人或社会完全应该把阻止，揭露虚伪和欺骗当成应尽的职责，并将这一点视为对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之方式的最大抗议。可是，在基督教国家，无论目不识丁的人，还是举止文雅，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难道很光彩吗？我们的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贯彻实施--这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状态已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众的蔑视，我们对此能作何辩解？还有，在过去三十年，犯罪率迅猛增长，很多地方，人类生活的神圣感已经显著淡化，我们对此又作何解释？对于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做出武断的评价，完全徒劳无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城市生活比美国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纽约安全。我们也相信，在中国旅游比在美国旅游更安全。应该记住，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和美国移民一样无知，怀有偏见。他们也容易受盅惑，聚众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对外国人也没有生命威胁。中国人相信，人的思想、行为会影响上大的意志。为了给父母治病割自己身上肉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在讨论中同人的孝顺性格时，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不准备坚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可有一些支持这一观念的事实仍值得一提。中国18个省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和美国落基山以东的地区很相似。美国气候变化无常，就像小麦乔里．弗莱明对乘法表的评论："令人难以忍受。"霍桑评价新英格兰时，也说那儿"没有气候，只有各种人气的范例"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气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同一些地理书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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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相互猜疑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与其他东方城镇一样，中国居民住处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相互猜疑的另一表现。外国人对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若故意说这些城市是"有围墙的城市"，会感到十分为难。使一个可能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也并不容易。中国人会立刻认为，那些国家没有多少坏人，尽管他没有什么根据。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拥挤地住在一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相互猜疑。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型城市，它防御的不是外来敌人，而是彼此防御。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些山区例外。那些地区土地贫瘠，养不了几户人家。他们又实在太贫穷，根本不用怕贼。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如果这个例外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望和平，那么，它就恰恰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中国人，包括其他东方人，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其观念已经人人尽知，就是花上一整章也讨论不清其中的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订婚之后，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极细小、单纯的事都会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是公认的社会真理。尽管中国妇女比印度、土耳其的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不能认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普遍遭到歧视，处于从属地位；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一一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妇女是 再平常不过的事。中国表达对妇女看法的俗语也许被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随处都可以听到。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赖的货色，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妒莫过于妇人。"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这种观念，有诗为证：竹林蛇口赤蜂尾上狠毒莫若妇人心肠另外，歧视妇女的观念还渗透在文字中。作为客观的表现形式，它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笔者的问题，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 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十四个为褒义，如"好"、"娴"等；其余三十五个为贬义，八十六个为中性。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 可这种自由不能以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位在印度德里居住了若干年的妇女，来到山西省首府定居，她评判说，通常中国街道上的妇女人数要少于印度。不过，事实与这段注释并不矛盾。奸字，表达了"与未婚者私通、通奸、诱奸"等等意思。据说，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原因不同， 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如同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媳妇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不讨论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　。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家里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武装中立。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迹传出来，他首先不是问自己?quot;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问："谁告诉他的？"即使他心里清楚，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排挤他。我们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可事实上，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某个仆人被意外辞退，他肯定会满腔仇恨，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他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仍会坚持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说辞退他是毫无道理的。他必须挽?quot;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外国家庭的仆人也会发生这类事，不过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因此，很多外国人一直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他们不敢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会招怨树敌，其中主要是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外国人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失败后，情况更糟。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这时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 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骚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可没那么简单，容易处理。孩子到了独立闯世界的年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 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我们看来，处理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中国人很难相信 ，一笔钱若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能够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给众人。他们没有那种分配经验，只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难。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此时，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完全压抑了。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猜疑存在。其实，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中国人认为，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中国旅馆的侍者有个习惯，他们总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它有更实际的目的，是为了 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个个盼望能够这样。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时，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国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办妥。当事人要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如果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见到为止。假如通过中介，谁都不敢保证事情不被歪曲。人们经常讨论中国人的团结。有些时候，整个家庭或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一个明智的外姓人。这时会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烧身。有句很妙 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我们的事情，这家伙搀和什么？一定是居心不良！"对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更何况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外"这个词在中国还有远近之分。外国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国"；乡民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一个外来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假如天黑了，尤其时间太晚，他会经常发现，没人出来给他指路。笔者有一次就曾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 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中国学生上课时一律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传统"，如果想刨根究底，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不知道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要款待陌生人。和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获得了新意。但中国人的谨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中国老师受雇于外国人，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露面。小男孩的行为 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也是最安全的办法。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国，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后却失望地 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辞，都断然否定认识这么一个人，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是出于一种本能。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句简单的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会经常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似乎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入"闱"时，不仅要询问他的学历。还可能要盘问他写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经常如 此。一个人不要企图冒充当地人，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整个村子都在猜疑。有几个中国人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让另几个中国人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找到。有时，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时，送信者苦苦寻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却会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 也消失了。就在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处实际上距他只有几十米远。笔者认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富有的邻居。两人从前曾同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可当人们询问起他邻居的情况时，却发现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的老人从未接触过。"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就会惹人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中国人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表现：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否则，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说："别怀疑我，瞧，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像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 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中国有句古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箴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中国人的商业活动表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形式。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只有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情况更复杂时，还需要形诸文字，因?quot;空口无凭"，必须"立此存照"。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部分原因在于钱庄对顾客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顾客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元，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他们决心做成一桩交易时，非常精明；不愿做时，表现得更精明。顾客出于猜疑，总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这一点中外皆然。如果城里的商店建议等到第二天，这是明智之举，也不足为奇。中国的银行系统似乎包罗万象，错综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银行票据了。但并不普遍，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 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中国的利润率很高，在24％一36％之间，甚至更高，这也是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这种暴利大部分不是钱本身的利润，而是巨大冒险的保险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的投资方式，他们几乎没有，这不是因为帝国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彼此不信任，"人生无信不立"，根据这一点，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人仍将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定会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几年前，有家报纸对纽约华人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个荒谬的例子可 以说明中国商业场中的猜疑。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机构大概也是大同小异。在纽约，他们有自已的市政府，有十二个中政领导。这些人把钱和中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大保险柜中，为确保绝对安全，他们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而是用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每人只掌一把钥匙，要想打开保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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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缺乏诚信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quot;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 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会失效吗？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像海南岛首领所说的："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骗人"一样，不会伤害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权代理，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何处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显露出来。较为了解中国的人不会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他宁愿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对于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这个很容易阐释的命题，包含着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难以预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确保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访，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他们希望开发新的土地，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干脆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而是"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道，你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你就无法捐款了。我们也很少发现某个看门的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等他们一进去，他就放狗。中国人能自觉守约者，寥寥无几。这与他们误解的天赋、淡薄的时间观念有关。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将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时，会说道，这个约会无足轻重，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谴责他的某个缺点，发誓改正的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承认错误很全面--实际上是太全面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一位中国先生，曾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后，他解释道，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也要表面上答应。"拖到明天，接着，再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谁也别指望一次就可把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再下一次。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这也能较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哄赶我们呢？车夫拉着外国人，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向他们吼道，他要捉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吓唬道，用开水浇他们。"我揍你"、"我砍死你"这类话，对懂点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别那样做"。中国人要想装得"懂礼"，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他们能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听话者的高贵。"懂礼"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须称呼，就说"拙荆"，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也能抓住"礼"的精髓，称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喧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走向宴席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的"叩头"、"叩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礼数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骑着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没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迫使最无同情心的西方人无意识中对此赞叹不已，因为别人会，而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车夫停下来问路，假如忘了取下辫子，很可能会被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遭到辱骂。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 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 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 说："你能指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 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 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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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多元信仰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儒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而儒家经典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又十分枯燥乏味。不过，仅仅仔细地阅读，只能得到皮毛的印象，不思考其影响，简直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样古老。对这一空前绝后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大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所有对此作过彻底调查的学者一致认为，其他民族依靠物质力量生存，而中华民族依靠的是道德力量。一位学习历史的人或善于观察的旅行家，只要了解人的本性，无不对中华民族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肃然起敬，这种约束力从古至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廉姆斯博士说："儒教对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面的影响，无论作何评价，都不过分，它所描绘的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后世产生了不可 估量的影响，以至于整个民族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评判。"莱格博士说："儒教在作为人的责任方面的精彩教诲，实在令人赞叹，它所推崇的四个方面的教诲--文质彬彬、谨守道德律令、关注精神、诚实，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书教诲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点经常有人指出，它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征之一，也是与印度、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梅杜斯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圣洁庄严的作品， 里面完全没有放荡的描写和粗鲁的语言。整部书没有一句话或注释不能在英国任何一个家庭中大声朗诵。在其他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都是与人的牺牲及堕落的神圣化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狂欢放荡的仪式。可在中国，所有的这一切，都找不到半点踪影。"皇帝就自己的统治直接向上大负责；民心振奋要比统治者的精神更为重要；统治者应该德才兼备，其统治也应该以美德为基础；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复杂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像山峰一样，从普通的中国思想中脱颖而出，也吸引了所有观察家的注意。在即将结束对中国人的论述时，我们想重点强调一下儒家思想体系的优点，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优点，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人。它们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服从道德的卓绝能力。每年的文官考试，都是就这些经典出题，因此，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位候选者都把政府的稳定当成自己成功的前提，这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的首要因素。中国人是否确实信仰过上帝，一直是个相当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些严格考察过中国典籍的人向我们保证，学者们倾向于肯定回答。而另一些自称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则持否定态度。即使中国人确曾认识到真正的上帝，那些观念也全被遗忘了，犹如一枚古币，上面的文字早已被积存的斑斑锈迹遮盖了。对于提问者，这一问题可能非常重要，但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完全可以不考虑。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既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和他们的神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通过一些实例，我们不难追溯古代英雄和杰出人物从受尊敬到被纪念、再到被崇拜的各个阶段。中国所有的神几乎都是死去的人，祖先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证明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在皇帝的恩准下，各地不断为生前就闻名遐迩的人物建庙立祠。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神，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多神论者。认为人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这只是陈辞滥调。人们认为那些不可抗拒的未知力量有感觉，因而便把它们拟人化，并加以崇拜，所以风神庙、雷神庙等等随处可见。北极星也是人们长期崇拜的对象。北京还有与皇帝崇拜有关的日坛与月坛。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成了一种有规律的朝拜。二月的某一天被定为太阳的"生日"。这天一大早，村民们就起身东行，去迎接太阳；傍晚时分，再转身向西，护送太阳踏上归程。一年中对太阳的朝拜这时就算结束了。自然崇拜中最平常的是崇拜树，在某些省（例如河南的西北部），经常可以见到大小几百棵树，都挂着小旗子，标明此树为何神居所。有时即使没有这种外在的标志，人们仍会笃信不疑。如果破旧的草屋前长着一棵遒劲的老树，简直可以肯定，树的主人一定不敢砍伐，因为中间住着神灵。皇帝经常被认为是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祭祀大典独特而有趣，由皇帝一人独自在大坛上举行。但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自己不祭把大地，也是一个新闻。每家朝南的正墙上都设有一个小小的神龛，有些地方称为天地龛。大多数中国人证实，他们举行的祭把活动（祖先崇拜除外）只在初一或十五举行，向大地祭拜或上供，有时是在新年伊始。祭祀时，没有祷告，过一会儿，供品就被撤下，或像其他祭祀一样，全部吃掉。这时，人们祭祀的是什么呢？有时，他们说是"天和地"，有时又说是"天"，也称为"老天爷"。后一种称呼经常使人们认为，中国人确实感觉到一个人格神。可是当你知道，这个假想的"存在物"经常与另一个被称为"土地婆"的神相匹配时，这个推断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有六有十九祭祀"老天爷"的风俗，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向给"老天爷"定生日的人追问："老天爷"的父亲是谁，他的生辰八字是多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很难使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理解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他只是接受传统，做梦也不想提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们很少遇到一个中同人，除了知道"老天爷"掌管"气候和收成之外，还能知道他的身世与品质。"老天爷"这个同在中国广泛流传，似乎表明他具有人格，但是，就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对他的祭祀和对"天与地"的祭祀也没什么不同，似乎都是未经解释而保留下来的。中国典籍中经常用"天"这个词来表示人的观念和意志，但有时这两方面的涵 义都没有。当我们看"天即道"的注解时，感到其意义已模糊到了极点。这个词在古代富有歧义，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一个一向祭天的人，被强烈要求回答"天"是何意时，他经常回答说，就是头上那蓝蓝的天空。这表明，他的崇拜是与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只不过有的崇拜个体，有的崇拜群体而已。他们所信仰的，用爱默生的话说，是"萧萧细雨，萋萋芳草"，他们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涵义的人格化，正是中国"苍天"崇拜的致命缺陷。中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纯粹是无神论，这与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那些对此颇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证据中，从无数的表面现象?quot;前定可能性"中，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团体像儒家学者那样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中国经典的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则是绝对的权威，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它的影响遮蔽了原有经典的教诲。黄河从陕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岭中流出后，继续向东奔流数百里，注入大海。多少年来，它曾数次改道，跨越六、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它流经哪 里，哪里哀鸿遍野，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注释家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冲击着中国思想的大河，情形与黄河别无* 梅杜斯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后一贯的儒家学者都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人类的本性很少有绝对的。一致性，不少儒家学者也信神，或者以为自己信神。二致。它泛滥了达七百年之久，留下的只是一片无神论的荒漠，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的灵魂提供任何有益的食粮了。道教退化成降妖捉怪的妖术，它曾从佛教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是用以满足儒教无法满足的人的先天需求。它们的教育方式彼此影响，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都会得到人们的赞助，假如他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或者认为赞助与某些行为一样高尚的话。任何在某一方面似乎对人有利的神灵部会受到人们的垂青，就像个偶尔需要伞的人，遇到了一家伞店。一个英国人头伞，绝不会去问 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的，中国人对自已崇拜的神也同样不过问其家世、经历。经常有些学术讲座探讨中国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 的香烟，又能弄到，谁就抽；谁想吃菜豆，又能买起，就吃好了。中国的两种"教义"与此相同。谁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就去请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也会使他成"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因此，"三教合一"。中国人同他们?quot;三教"之间的真正关系可以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间的关系来说明。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说："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就是我们的语言。"即使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为谁，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它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影响。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拉丁词语，混杂着很多丹麦语。而农民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语。担二者都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只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教徒，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儒教产生的影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中国人 来说，"三教"融合而成的仪式中，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在同一句话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一样。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让中国人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不懂什么是逻辑矛盾，也很少关心。他们本能地学会了一种调和不同命题的技巧。对于两个本质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强行把它们扯到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相互融合一样。他们已把这?quot;信仰亲和"推到了逻辑消亡的境地，即使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也无人可使他们理解。教义的机械融合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与中国人天生的喜欢秩序的本能相违背。中国人喜欢秩序，闻名遐迩，官阶的精心划分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点。帝国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都有严格的身份标志和权限。但是中国的神灵世界却找不到这等级森严的秩序，若问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权力大，简直是白费口舌。即使在"万神殿"中，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暂时的，经常交换不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权威的地位也不固定，这种十足的混乱状态， 如果出现在地球上，一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来佛的"三教堂"，排列秩序问题仍很突出。尊者位于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归孔子，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就应该是老子。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令人们争论不休，但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争论中，总是佛祖受惠，尽管他是个外来户。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中国所有的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犹如假货币顶替了真货币。儒教高尚的箴言一点也不能使人们消除对于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轻信的了，这 也确实不假。富有的商人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每个月都要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谓、蛇和老鼠，它们被标在一张纸上，又被称为"大仙"，据说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人的命运。数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官员曾跪在一条被当成水神的大蛇面前，据说该神是前朝的一位官员，他曾奇迹般地制服过泛滥的黄河。在洪水泛滥时，将蛇当成神加以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离黄河较远的地方，人们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如果河水退去，为纪念神恩，人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戏 剧性的事件来，他们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里或其他公共场合，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烧香磕头。在离黄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水神，但在稍远的内地，战神关帝则被当成雨神，有时，这二者会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代替。在中国人眼里，这似乎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从不考虑本质融合的前提，即使告诉他们其中的荒谬，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们还经常注意到与求雨有关的另一个古怪而又极有意味的事实。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主要角色是一只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后来渐渐演化成了人，很多地方将这个想像之物当成雨神来崇拜，以便排除河神和战神。中国人从来就 分不清真实与虚构，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具说服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原因与结果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的因果观念是怎样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中国人对神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的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崇拜与忽视。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纸钱上要花多少钱，经常有人作出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推算帝国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的"统计"更不精确了，就像有人统计一大片蚊 子，"数累了，接着就开始估计"。把中华帝国当成一个整体下结论，很容易犯错误。中国人到庙里拜神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从广州登陆的旅行者，看到庙里香客如云，烟雾镣绕，会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假如让他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他游览了帝国的另一端再说。他会发现，大量的庙宇早已荒颓无人，大部分时间，包括初一、十五也没人进香，甚至在上香最盛行的时间--春节，也可能没人进去。他会发现成千上万被人们遗忘的古庙，尽管偶尔有人做些修复，但已无人知道它们修于何时，为何而修了。他会发现，一块方圆数百里、人口稠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教士，无论道士 ，还是和尚。在有些地方的庙里，他一般看不到妇女，孩子从小到大，没有人教导他们皈依神的必要性。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中国的宗教势力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相比。在夏威夷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岛屿上，很久以前，火山就死亡了，昔日的残破不堪的火山口现在已长满了茂盛的草木。但在东南部的岛屿上，大火仍然在熊熊燃烧，不时地从岛中传来剧烈的地震。在中国最古老的地区，也最少有人烧香拜佛，而在中国文明最辉煌时仍处于野 蛮状态的地区，偶像崇拜却极为盛行。这些表面现象最容易产生误导，在没有进一步充分调查之前，很可能会被赋予言过其实的意义。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现代门徒也因此认为，对中国五花八门的众神敬而远之是最明智的。与蒙古人、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相对没有宗教偏见。在一些庙宇的门媚上，我们还经常看到古老的格言："敬神如神在"。以"如"字来传达模棱两可的含义，完全是中国人的本能使然。下面这一流行的说法，表现得更具体：敬神如神来，可来可不来。敬神如神在，不敬神不怪。比敬而远之更进一步的是仪式崇拜，它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获得外在的利益。若说中国人似乎与神圣感毫不相干，也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述。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所有的信仰，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是交易一一供给神多少就得到神的多少恩赐，对"老天爷"的崇拜最能表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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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的现实与时务中国人的性格作者:（美国）亚瑟·亨·史密斯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中国像一艘庞大的航船，儒家经典就是中国统治者驾驶这艘航船的航海图。它是人类设计的最完关的蓝图，或者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莱格博上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出于天启，也许并不过分。中国人利用这份航海图创造了多少业绩，航行过哪些海域，目前正朝哪个方向前进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来也可能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据说，社会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十分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具体如下：1．工业水平；2．社会风俗习惯；3．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4．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5．公共教育状况；6. 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述各项指标，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都附带作了阐述，虽然还不够充分，也没有对各自所占比重作必要的安排。在考察中国人的性格时，有大多方面需要注意，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被迫放弃。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选择勾勒出中国人性格的大致框架。如果真要完全展现，还有许多其他特征应考虑在内。我们在阐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时，列举的例证大部分都具有说服力，因为经过权衡，它们似乎更为典型。它们就像组成一副骨架的骨头，每一块都应事先放在各自的位置。除非是冒牌货，否则完全不能忽视。确实可能有人反对，每块骨头都放错了位置，而且另外一些可以改变整体结构形态的骨头也没放在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极为公正。对此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要特别说明，这些选择的"性格"不可能使人全面认识中国人，就像描绘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不能让人形成对他的准确印象一样。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那些结论并非仓促之间形成的，实际上，我们观察的事实远远多于本书所提到的，即使稍微难以肯定的观点，也都得到充分地论证。这些事实比比皆是，就像北方起大风时的尘沙，灌满了人的眼、耳、鼻、头发，衣服经常遮天蔽日，有时中午也需要点灯。这种现象，人们也许会搞错起因，但对它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观察物理现象和道德现象有重大的差异：前者每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到，而后者只有幸运者才能遇到，而且还要善于观察。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只看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肯定会作出错误判断，同时还永远认识不到自己是错误的。将两个明显不和谐的观点融合起来，不是件容易事。然而时常又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中国更需要这样做的了。在中国，完全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已是相当困难，更何况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谈了，儒教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而且相信，它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它奇妙的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它如何使大部分人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揭示人的真实性格：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别人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信仰关系如何？通过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准确定位。读过前面各章的读者，已经知道了现代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答案：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缺少真诚和信义；对别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现实性、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受不了贿赂的诱惑，就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抵制得了压力，不推荐公认的不称职的亲戚呢？想像一下抵制在家庭中带来的后果吧，中国人害怕面对这一后果，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把道德律令引入这样的领域，中国人是怎样想的呢？看到中国的民政机构，军队机构、商业机构中充满了寄生现象和裙带关系。难道还会对中国门卫和警察的失职感到奇怪吗？想了解中国人道德的真实情况，会得到中国人的帮助。尽管他们竭力掩盖自己及朋友的缺点，却经常对民族性格的弱点直言不讳。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让我们想起卡莱尔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一生》一书中以快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很喜欢一位学校监督员，总爱跟他谈点什么。一天，君王问道："苏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啦，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苏泽答道。"最近几年？为什么？""啊，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天生邪恶，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天 生向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着他那苍老的头，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泽，我看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胜地。远看，具有诱人的魅力。可是，再近点，总会发现很多破烂不堪、令人讨厌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照片绝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风景胜地，虽然照相机被认为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有关中国的照片却不如此，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被遗漏了。在中国，象征幸福的东西如此之多，可谓举世无双。可是，不用过太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徒具其表，我们相信这是个真实的评价，就像说亚洲不存在家庭生活一样。在对中国进行理论分析，并探讨如何使这种理论与现实相适应时，我们总是想起那些石碑，它们立在大路与河流交叉的地方，以"纪念"修桥的人。有时，这块碑旁边会有半打同样的石碑，它们已经缺头少角，残破不堪。对逝去的岁月和历代的纪念物，我们一直很感兴趣，当我们问起过去修的那些桥时，人们回答说："啊，它们嘛，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一一一谁知道什么时候。"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游玩时，遇到了逆风，被迫停下。我们在岸上闲逛，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野里劳作。时值5月，田野里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此时，任何游客都会对精细，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表示赞叹，因为他们把大片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然而，和他们稍稍交谈，才发现，他们刚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冬季。去年的洪水和干旱使他们颗粒未收，附近村庄的人都快饿死了一一也就是说，目前他们正在忍饥挨饿。政府发的一点点救济，只能是杯水车薪，零星的一点点，还要受到无耻的侵吞。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一点儿也不能保护自己。可是从表面上，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而其他地方是丰收年景，人们安居乐业。北京的《邸 报》和中国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任何有关消息。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无论其他人是否知道这件事，当地人仍在忍受饥饿。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经验地认为中国人应是什么样子，是一回事；而仔细观察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在西方"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国家"也同样存在。或许读者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事实作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确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不得不放弃。笔者熟悉的西方国 家十分有限，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请读者自己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暂认为中国人是无辜的。经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我们想请读者好好深思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很少，只有人格和良心。也可以说，二者是一个东西，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有人称赞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的钢琴一样--宽厚、正直、高贵"。在中国，谁遇到过这样的人？ 有一本关于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在结尾处，他的妻子对刚去世几年的丈夫这样写道："外界把他当成作家。传教士，一名社会成员；但只有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人眼里，他那浪漫的一生，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私人信件，必定为一层面纱所笼罩。但只要稍微揭开这层面纱，我可以说，假如在人世间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中，有一份永不褪色的爱情一--六十三年，纯洁、热烈依旧--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止。如果这份高尚的爱情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不会过去，那么，对于一位有福永远享受这份爱情的女人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果子，就是它创造的完美的人生。如此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有数百个记录，更有千千万万不为公众所知的。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有些读者可能有幸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更多这类例子。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的动力来自何处？我们不希望过分怀疑，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使中国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能塑造一个像金 斯利一样的人，这在道德方面，将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都要大。任何人类制度，都不能逃脱无情的规律，《圣经》上说："看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可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果子。它已使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超过了其他地方、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了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是儒教造就了中国。"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没必要改革。虽然不是所有 的中国人都这样想，但无疑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某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第二，改革不可能成功。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尚未开始，就必定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许多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毫无希望。不过，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论述，这一观点就显得论据不足。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革新？认识到改革之必要的中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最近，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自我革新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动不安，并说他己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他显然是希望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民易俗。尽管一无所获，但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教化失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过去一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长期的经验 表明，这一做法必然会失败，事件变化，但结果依旧，全部努力都会化为泡影。那个石腿，雄辩的老人的寓言已充分表明这一点。既然箴言无效，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这一点，前面已作过讨论，这里重提，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楷模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他们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生命中的最初动力。比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报告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他的下属中有多少人能与他通力配合呢？没有这种配合，其结果可想而知。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必须依 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他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问题上，他无能为力。对于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位居何职，难道不同样会感到束手无策？最多是在目标确定之后，便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上的），仿佛一只猫待在阁楼上，就要清除上面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任，甚至还未开始走，老鼠就已经开始活动了，一切照旧。中国政治家应该怀有亲自改革祖国的希望，这不仅可信，也极为自然，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如果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了解了"东方人特有的可怕的冷淡和宿命观--对这种极端的愚蠢，席勒说，即使上帝，也无计可施"--并且知道长期"改革"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早就把结果准确地预测到了。巴伯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平等对待劳力，必须修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一句话，中国必须开化。除非有外来的动力支援，否则，想完成这一过程，一千年的时间都不够。"* 企图改革中国而不"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化为黄粱一梦。始于并终于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机器前进的。北运河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有一个转弯，在那儿，游客会看到岸边有一个倾圮 了一半的庙，那一半被大水冲走了。靠水的一边有一道精心修筑的栅栏，由拴在桩上的一捆捆芦苇组成，用来挡水。神像立在外头，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围的田野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设施，这是一幅荒凉破败的帝国残景。中国有一句经典格言："朽木不可雕。"只有将朽木全部砍掉，老树才能发新芽。中国想从内部改革是不能成功的。不久前，西方国家广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加入"联盟"而获得新生。不过，这种希望没有多少切实的根据。世界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了，它们到底为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多少有益的影响？而且，令人悲哀的是，大国间的关系 并不对中国格外有利。中国人敏于事，西方人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中国人相信，它们发展自己国家的动机能比中国人改革的动机更高尚？既然中国自己正在成为一股"力量"，她就忙于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利、却没想到其他国家是在"掠夺"她，而不是在进行道德教化。因此，即使中国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 已故的巴伯先生这段意味深长的话，最近为1890年8月北京《邸报》的一篇奏折证实了，云南矿务执事唐奘报告了工作与运输的条件，他说："人们大量进行非法开采，官员们害怕独揽开采权会带来不良后果，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低价购 进非法开采的铜矿石，较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额外劳动，这一方法也颇受当地人的欢迎。我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采矿正常进行，也不会给外来侵入者提供借口。"不过，皇帝只命令税务署将这份奏章"记录备案。"奏折附文中，巡抚报告说，每月可以从非法采矿者手中买进一万斤铜矿石，但"不付钱，只供给他们油和大米。"最后，他还说："矿区的整体情况非常令人满意。"皇帝并不是每天都能收到巡抚一级官员的汇报。许多人故意违反法令，而地方官又不敢动他们，不过，油和大米可以使他们满足，一点点钱就足以使他们交出偷采的矿。正是由于藐视皇帝及其他官员，帝国的采矿业才"非常令人满意。"无怪乎要让税务署"记录在案！"也有人坚信，中国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而且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贸易，需要人们彼此相爱、情同手足。只有商业主义才是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她需要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需要取消通行税。二、三十年前，我们也许不能听到这些观点，那时中国人已充分地渗透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可他们并没有学会"自由交流"和"彼此相爱、亲如兄弟"。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商业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把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任何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即使假设它们知道，而且在一个大城市里，群狗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性格带来什么必然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总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情形完全不同，并不能归因于贸易，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句话说得好，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只要看一看非洲大陆就行了。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说明，商业并没有给非洲带来革新吗？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和梅杜斯先生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己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

蓝弟弟

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