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让你惊叹的真实历史事件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14:14:52

左派学者声讨冰点主编

2月 27日星期一 05:05

【明报专讯】《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复刊在即，北京有「左派」学者昨日公开批评《冰点》原主编李大同，指李大同等「自由派」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某种利益集团的自由，与普通人自由无关，又批驳直接导致冰点停刊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电视剧《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思想相通」，将青年奴化，使他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在昨日下午北京举行的讲座上，3名学者轮流发言，指摘袁伟时及李大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首先发炮，批评袁伟时的文章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大力裁剪历史，事实是引导读者崇拜帝国主义及当前统治阶层的强权。一旦政治强权取得上风，历史就化作工具，用来歌颂或者诬蔑，为强权服务。王小东又认为，袁的观点在学术上站不住脚，「自己的历史观有问题，反而指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自由民主尺度全视己意

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则将矛头指向李大同，他指李大同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民主是有尺寸的，就像裤子的腰围一样，大小以他们自己能穿进去为限。小一点就指没自由，大一点又指别人是暴民，「尺寸只有他们自己合适」。 

义和团主义不容挑战

黄纪苏说﹕「自由派近年喜欢强调民间，好像用民间跟官方对抗，其实思想跟官方最密切。他认为，李大同跟很多官僚出身的商人一样，在体制内得到好处，将报纸做大变成自己的，回过头来就不认帐」，事实上背后有洋人和民间资本利益集团的主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则暗示，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国家信仰」（袁伟时的文章批评义和团），不容挑战。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杨帆说，政府将冰点停刊，不但是不让自由派发言，也是禁止左派的言论，因为上面也不喜欢左派的民族主义。

……

明报驻京记者报道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14:15:26

《現》文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侵略上。文章說義和團犯了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它強調：“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現》文似乎找到了一個歷史証據：“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義和團開始廣泛宣傳拆毀鐵路、電線杆，正是在列強以戰爭脅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的時候，而採取大規模實際行動，則正是在清政府鎮壓期間和八國聯軍戰爭期間。有學者通過大量事實的舉証，証明了這一點。據美國歷史學家施達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個義和團邉又校?谥袊?娜魏蔚胤剑瑳]有一個外國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個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東的遇害”。(1)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6月3日，還有一批德國兵和奧匈兵到達。據馬士統計，總共到達北京的武裝人員有451名，其中兩名軍官和41名衛兵保護西什庫天主堂（即北堂），17 名軍官和391名衛兵保護使館。士兵攜有機關槍和大炮。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洋兵入京，不僅在克林德看來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在拳民看來也是瓜分中國的開始。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杆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後發生的。攻打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也在這以後。洋兵入京是事變變得更加復雜和動亂的根源。據施達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 日，發生在河北省雄縣附近義和團與京保鐵路洋工程師倭鬆（Ossent）的沖突，是義和團與武裝的歐洲人的第一次沖突，洋人先開槍，義和團從數百人聚集到萬人，對洋人加以追擊，“將洋人追擊上岸，未知存亡”。(2)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義和團殺教士、焚毀教堂、鐵路等的具體原因。

義和團發生的長期原因，則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有關，特別是《馬關條約》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有關，與外國傳教士長期以來在中國傳教過程中的為非作歹有關。大量歷史材料証明，義和團仇視洋人、洋教、洋物，都與仇視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圖钟嘘P。在洋兵進京以前，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出於與清兵作戰的需要，為反抗西摩爾聯軍乘火車進京，大規模破壞鐵路，完全是作戰手段，以此攻擊義和團摧毀現代文明，是什麼反人類、反文明，這就是西方侵略者的觀點了。

圍攻使館和西什庫教堂，是義和團被攻擊的一大原因。真實的情況又如何呢？據記載，西什庫教堂內有法國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3)義和團於6月 15日圍攻教堂，由於教堂防衛堅固，始終未能攻下來。6月12日，東交民巷一帶已被西兵佔據，不准中國人進入。試圖靠近的拳民，往往被擊斃。據美使康格6 月15日的電報，“我們僅僅力圖保衛我們自己直到增援部隊到來之時，但是各使館駐軍早已槍殺了差不多一百個拳民”。(4)使館以為西摩爾聯軍很快就會趕到，有恃無恐，3天之內就槍殺了近百個拳民，這不是在義和團的仇外心情上火上加油嗎？圍攻使館固然違反國際法，但也是使館咎由自取。據記載，6月16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著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護，不得稍有疏虞”。(5)顯然，清政府保護使館的措施是明確的。

必須指出，早在5月底，各國已在各自使館駐扎重兵，把使館變成設在北京城內的外國軍事據點。這是完全違背國際法的。據當時歐洲的國際法學家的意見：“使臣公署，不得據之屯兵”(6)，這是國際公法常識。大沽事件後，各國侵華戰爭宣告爆發，清軍和義和團攻擊使館，實際上是對這個外國軍事堡壘的進攻，從國際法角度看，不能說完全無理。外國教堂屯兵，更是違反國際法的。(7)

義和團的反帝斗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八國聯軍出兵以前，列強瓜分中國之說甚囂塵上﹔八國聯軍出兵引起義和團強烈抵抗之後，經過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辯論，瓜分中國說為保全中國說所代替。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長達45年的英國人赫德在當時寫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即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8)義和團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來了，中國人也很快看出來了。最早看出這一點的中國人，是留日學生。 1901年在橫濱出版的《開智錄》上，有作者著文，對義和團給與了崇高的評價，說“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有此數功，則我國民精神從此振刷矣。”(9)孫中山高度評價義和團的歷史功績。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說義和團“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10)

國際無產階級高度評價了中國的義和團邉印６韲?锩?I袖列寧在1900年寫道：“那些到中國來祇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對中國實行這種掠奪政策了”。(11)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報紙《前進報》，1900年6月19日發表題為《鐵拳》的社論，說“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戰爭’，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12)

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鬆散組織義和團，其本身愚昧、落後，有許多缺點，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必須指出，義和團的唤y排外主義實質上是農民階級有歷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初期的共同特點，義和團邉硬贿^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現。因之，對義和團的排外主義，不應採取簡單回避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是需要進行科學的階級分析和歷史考察，對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鴉片戰爭以後160多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侵略與反侵略同在，壓迫與反抗同在，屈辱與輝煌同在。屈辱、覺醒、奮斗、犧牲、變革、進步，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14:16:51

过路人的评论
March 1st, 2006 at 3:23 pm

2006 年4月20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不要老是怪罪希特勒，自己也要反思，是不是自己过去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比如是否只顾自己积累财富，不顾其他族群；是否死抱着自己的宗教不放，按自己的宗教方式生活处世，引人侧目；是否试图运用财力搞政治献金，影响当地政府政令法规，等等，从而给希特勒以屠杀的口实。而实际上，希特勒的屠杀或许是可以避免的。（言外之意，希特勒的屠杀有部分是犹太人自找的）。

诸位以为决定登载该文的编辑会拿到奖金，还是打包走人？写该文章的人是会因为那是属于写该文章的人的言论自由而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肯定，还是会被认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而被……？

比较袁伟时观点：”火烧圆明园或许是可以避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部分是中国人自己找的”等等。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14:19:35

这是学者子乔从纯学术立场写的贴子。

子乔

　

【摘要】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充耳不闻”。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日前，《中国青年报》刊载了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历史教科书的误人之处，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意义重大，值得有关部门关注。然而文中涉及义和团运动的部分，却存在着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和缺漏，在纠正旧说的同时，又会对读者产生新的误导，似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不揣冒昧，草就此文，以与袁先生商榷。本文就事论事，不涉及袁先生的其它观点。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

　　袁伟时先生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这段文字犯了和教科书一样的错误——为了证明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而忽视了1900年5月27日之前的一些重要史实。袁先生大概忘记了，义和团的作战对象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清政府。请看有关时间表(以[12]P.102-115为主并参其它)：

　　【子乔按：本文日期一律使用公历，引文除外。引文中的旧历日期后会注明相应的公历日期。】

　　5月1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该案因宗教信仰冲突而起，因教会干预中国司法而导致矛盾激化(详[05]P.448；[06]P.373)。

　　5月13日：义和团转移到定兴县仓巨村，烧毁十数家教民房屋。直隶当局派兵前往镇压。

　　5月14日：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莲芬到达涞水，立即致电直隶总督裕禄：“拟请饬派杨分统再带马队—二哨，多带枪子前来；并饬罗提督派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二三哨，由塘沽搭火车至高碑店驻防，以遏京师门户。”

　　5月15日：涞水县令祝芾于高洛村抓捕团民多人。

　　5月16日：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八十余名由天津乘火车赶往涞水。因天津至涞水无直达铁路，故需经津卢铁路至卢沟桥，再由卢保铁路至涿州或高碑店。

　　5月17日：张莲芬、杨福同捕杀团民多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营官李瑞带步队四百名由塘沽乘火车开赴高碑店。

　　5月21日：应裕禄之请，直隶提督聂士成加派武卫前军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马队二营赴保定一带防缉义和团。

　　5月22日：附近义和团纷纷前往涞水助战。义和团伏击杨福同，将其杀死。

　　5月23日：裕禄调聂士成部步队三营、邢长春部中营一哨及左营全队（均为马队）、原驻津马队一营、原驻高碑店步队一哨开往涞、定、涿一带，会同剿团。

　　5月24日：涿州义和团纷纷开赴涞水，准备与清军对仗。

　　5月25日：张莲芬在涞水追查杀死杨福同的凶手，并劝团民解散，团民不允。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从高碑店乘坐火车去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怒而将高碑店铁路拆毁，并拔去电杆。

　　5月27日：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并开始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一直持续到6月上旬。这是运动开始一年零七个月以来，义和团第一次大规模拆毁铁路（此前“高密反筑路运动”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其中5月26日拆毁高碑店铁路主要是报复铁路员工，有一定的偶然性，规模也不大，故当时很少有人记载，相比之下27日毁路的记载就很多。据《高枏日记》载，义和团“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票），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转引[14]P.55)

　　可见，有一部分义和团不但乘坐火车，而且还照章购票，只因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才怒而毁路。其行为虽然过激，但与“敌视现代文明”毫无关系。

　　至于从5月27日开始的行动，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清政府继续由卢保铁路调兵前往涞、定、涿一带，其次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也与“敌视现代文明” 基本无关（此说以陈振江先生为代表）([15]P.241-254)。从时间表看，清军通过铁路的迅速调集对义和团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义和团又杀了清军分统杨福同，他们料到清政府还要增兵，故先毁路以阻之。据日本人佐原笃介等编辑的《拳事杂记》说：“二十九夜烧琉璃河，初一日早晨复有长辛店之事……涞水……团匪专志焚站毁路，果何为乎？答：正以见团匪之愚也。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等举动，非至愚至蠢者必不出此。”([08]P.245-246)

　　再请看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因作战需要而拆毁铁路的记载：

　　《拳匪纪略》([清]艾声)：（6月5日）“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05]P.454-455)

　　【子乔按：可见，北河铁桥在6月5日之前仍是完好的，而此时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蓬勃发展好几个月了，白沟拳焚毁北河铁桥是为了阻止清军调动。】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近日京中到有西兵，为数虽微，而居民等已均甚惶惑。拳匪大队，近已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并将黄村之车站纵火焚烧，铁路桥梁亦遭毁去。”([07]P.122)

　　【子乔按：这些义和团如果真的“敌视现代文明”，就不会乘坐火车。】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闻有俄兵四人，因遭团匪杀伤，俄国现特调派可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07]P.123)

　　其实，在运动的高潮之前，义和团破坏外来事物的程度是有限的。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完全丧失理智，滥杀无辜，应该谴责，但“文明之邦”的正规军又何尝不是呢？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仍以铁路、电杆为例：

　　从1898年至1900年4月底，除山东高密县外，各地义和团和其他民众并没有大规模拆毁铁路、电杆的行为，连这类口号都较少；从1900年 4月底至8月中旬，“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和直隶、东北一些地方，广泛地掀起拆毁铁路、电杆和焚砸其它洋物洋货的活动，还采用遍贴传单的形式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14]P.246)，而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际行动，中外学界一致认为是从5月27日开始的。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不但义和团拆毁铁路，清政府也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01]第26册P.144，NO.564)；从1900年8月中旬北京陷落到1902年各地义和团运动失败，“拆毁铁路电杆的活动与宣传转入尾声，而日趋销声匿迹。”([14]P.249)

　　可见，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这绝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卢保铁路1897年4月就已开工， 1899年2月就已通车([13]P.81)，义和团为何要等到1900年5 月底才拆毁呢？周锡瑞先生也认为：“在5月的最后几周里，涞水冲突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义和团占领涿州和首次破坏铁路线的事件。义和团最先攻打北京至保定的铁路线，其动机无疑是期望阻挡前来镇压的官军。”([09]P.332)

　　这位以客观严谨闻名学界的美国学者应该没有为义和团开脱之嫌吧？

【子乔按：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

　　下面这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

　　《畿南济变纪略》([清]刘春堂)：（6月底）“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然匪首持权搜杀教民，与他厂无异，观察不敢禁也。”([03]P.314)

　　当时八国联军战争已经爆发，但因为铁路官员支持义和团——哪怕是被迫的——而且保定也不是对敌前线，所以义和团就不拆毁铁路，并能与洋务人员即“二毛子” 和睦相处。此外，义和团也不拒绝洋枪洋炮，清军就曾从山东义和团手中缴获过多支洋枪([04]P.341)。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将一些洋枪洋炮发给天津一带的义和团，后者遂用以攻击八国联军([11]P.179)。

　　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观念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但这肯定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观念。显然，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被敌人用作镇压工具和侵略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物，如为敌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当然，其中也有很强烈的对洋人的报复情绪，因为列强在修筑铁路时严重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

　　义和团虽然也参与了早先的“高密反筑路运动”，但不是主力，不过该运动对义和团此后的口号、行动应有一定影响。以下为《筹笔偶存》所记载的德国欺压、屠杀高密民众的情形：

　　“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04]P.248)

　　“五月十一日，有铁路公司小工在集上买鸡，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是日适逢集期，致触众怒，群起殴辱。该小工回诉公司，德人即以拔标阻工等情，以耸其听。此系当时肇事实在情形。而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仗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日。……德兵遂由大吕庄到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攻入圩内。共轰毙民人十五名口，其余受伤甚众，至今尚未医痊者尚有三、四十人。二十日在刘戈庄搜查军械，又轰毙民人五名。另有挑卖果子二人在庄外，亦被轰毙，迄未查出姓名。查以上所毙各庄民，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猝遇轰毙，妇稚无依，情形极为惨酷。再十八日德兵入高密县城，借住书院，将书院所存书籍桌櫈悉数焚毁。又向城乡各团局、民舍搜查枪械，扰累滋多。” ([04]P.30-31)

　　袁伟时先生不提那些铁路被毁前清政府以之运兵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帮凶在修路时对沿线居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04]P.30-33、248；[16] P.88-90)，更不提由此引发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拆毁铁路的肇始“高密反筑路运动”([16])，而只顾指责义和团，说什么“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种疏漏或隐匿必然会对部分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笔者前些年就曾拜读过袁文，当时信以为真，后来又读了一些义和团研究专著和历史文献，始觉袁说之误。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充耳不闻”。

　　袁伟时先生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这段文字有些失实和片面，至少是表述不清。从义和团运动兴起到1900年5月底，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为主。当然她可能不太情愿，因为义和团自称忠于朝廷，但她毕竟惹不起列强。慈禧只是在剿灭策略上和列强有严重分歧。列强要求全面镇压，凡参加义和团的人一律逮捕，就连帮助义和团的人都要处决 ([12]P.108)。但打击面如此之大，显然不利于慈禧的统治，而且义和团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以现有的机动兵力，也难以实现全面镇压，如果抽调防守要地的精锐，又必然会影响国防。因此，慈禧主张区分首从良莠，对肇衅者进行镇压，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对未肇衅者则比较宽容，至多是强制解散。但有些地方执行时却有偏差，滥捕滥杀、戕虐良民者有之，姑息纵容者亦有之。

　　慈禧想以此来分化瓦解义和团，这样既能对列强有所交代，又不致大开杀戒，激起民变。总之，列强主张“肉体消灭”，慈禧则倾向于“组织消灭”，须知“解散”也是一种“消灭”，而不是“利用”。这些在慈禧发布的有关上谕中体现得很清楚(详[01]第26册，部分见下文)。

【子乔按：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为何慈禧一再下令查禁义和团，而义和团运动却愈演愈烈？那些上谕会不会只是敷衍列强的？慈禧是不是在暗中支持义和团？限于本题范围和篇幅，就不多说了，可参看笔者的《从几道上谕看慈禧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政策》。】

　　袁世凯上那份奏折的时间是1900年5月19日([02]上P.92-95)，并非袁先生说的“义和团兴起之初”；慈禧接到奏折后也没有“充耳不闻”，而恰恰是采纳了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见。请看有关时间表（限于篇幅，列强和义和团的举动从略）：

　　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折。他首先说明义和团反教的原因是教民仗势欺人；然后强调对义和团一律拿禁属于“为渊殴(驱)鱼”，姑息纵容又恐“酿成巨患”；接着汇报了不利局面：“大吏非出示严禁，即派兵弹压，数月以来，仍复固结如初。”；继而指出其严重后果：“一旦激成变故，……其祸曷可忍言。……(洋人) 若以我之所不能制者，派兵干预，高丽党案，可借鉴也。”因此他议将义和团编为团练：“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患于无形耳。……尤需择公正有为之绅士为团总，……申明专备大敌之用，不得相率寻衅，或蹈私斗之嫌。……转致外人有所藉口。……备极牢笼之术，隐寓箝制之方。”([02]上P.84- 85)

　　郑炳麟的建议不管是否可行，其目的主要是防止义和团肇衅惹祸，其次也可能有国防上的战略考虑。

　　同日：慈禧就可否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一事，征求裕禄和袁世凯的意见：“所奏是否可行，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复奏。总期消患无形，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亦不得强勉从事，徒滋纷扰。”([01]第26册P.84，NO.320)

　　郑炳麟的建议对正在为义和团问题头疼的慈禧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关重大，她不敢草率行事。

　　5月8日：慈禧就山东文登县民众阻止英国自行履勘威海界务一事，发布上谕：“文登百姓不服，聚众阻止，经袁世凯电请英员缓勘，……英员竟置不理，现已酿成衅端。……万不可一味操切从事，以致不可收拾。……先行设法解散，并详切开导绅民，勿再自贻伊戚。是为至要。”([01]第26册， P.91，NO.343) 　这一时期，慈禧对涉外事件的处理非常谨慎，有关上谕往往措辞软弱，诸如“不可操切从事”之类的告诫更是屡见不鲜。

　　5月9日：慈禧下令查禁义和团：“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深恐良民被其诱惑，以致勾结为患。……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滋事。致启衅端。”([01]第26册，P.92，NO.347)

　　5月17日：裕禄上折，称直隶剿团已见成效，反对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似此无知愚氓，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藉口。”但他同时也指出：乡民参加义和团是因为，“谓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渐广，……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正本清源之计，尤要在遇有民教争执之案，该地方官持平审断，只论是非，不分民教。有洋教士出而干预者，申明约章，以理辩骄，……”([02]上P.91)

　　同日：慈禧再次下令查禁义和团：“前因义和拳会延及京师，……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谣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处，著步军统领衙门……并著裕禄一体严禁。”([01]第26册，P.100，NO.377)

　　5月19日：袁世凯上折，全面批驳了郑炳麟的奏折。他说：义和团“其用以惑人者，……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见袁伟时先生所引）山东剿团已有成效，“实无全省殆遍，势不可遏各情形”。“总而言之：该拳会……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安足以备大敌。……安望其保教堂。”([02]上P.92-95)

　　此后至5月底，慈禧又多次发布查禁义和团的上谕。29日和30日发布的两篇上谕，措辞之严厉前所鲜见([01]第26册，P.110， NO.423；P.114，NO.433)。显然，慈禧并未采纳郑炳麟的建议，而是加紧了对义和团的围剿。其原因除了列强的压力之外，裕禄和袁世凯的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

　　可见，袁伟时先生笔下的慈禧和原始档案中的慈禧有一些差距，下文也能体现出这一点。当然，慈禧本质上肯定是专制的，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供今人批判的符号或泄愤的工具。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袁伟时先生说：“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尽管如上文所言，但1900年6月上中旬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促使慈禧正式招抚了义和团。这是因强敌入侵、兵力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主动向列强挑衅。慈禧虽然憎恨列强干预她的废立大计，但她更害怕列强直接用武力推翻她的统治。不错，慈禧在列强的重压之下是说过一些狠话，如“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云云（1899.11.21）([01]第25册，P.312，NO.1220)。然而事到临头，她却极力避免和列强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从以下上谕的措辞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态：

　　1900年5月29日上谕：“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01]第26册，P.110， NO.423)

　　【子乔按：有人仅根据“解散协从”四字，就将这份上谕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甚至鼓励，真让人哭笑不得([17]下P.146)。】

　　1900年6月13日上谕：“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乃近日焚杀之案，仍复层见叠出。……试问自来立国之道，有纵容乱民籍以自固者乎？……朝廷但论其滋事与否，以为良莠之别，此等匪徒，亟应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至派出各营，务宜严申纪律，不准籍端滋扰，以清奸宄而安良善。” ([01]第26册P.128，NO.496)

　　【子乔按：慈禧一面斥责顽固派对义和团的纵容，一面又告诫剿团的官军不要“籍端滋扰”良民。有人认为后者是纵容义和团，这是很片面的。清军纪律涣散，经常“戕虐良民”([01]第26册P.482，NO.1872)，结果将不少本非义和团的老百姓也逼成了义和团([02]上P.124)，故而慈禧才进行必要的告诫。】

　　1900年6月13日上谕：“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 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镇压。毋致再有抗拒。[01]第26册P.127，NO.493)【子乔按：尽管慈禧在6月3日的上谕中已经称义和团为 “朝廷赤子”([01]第26册，P.117， NO.446)，但在6月中旬的一些上谕中又称其为“匪”，下令镇压。从口气看，不像是在敷衍列强，很可能是为避免战争而做的最后努力。当然，清政府同时也在进行防御性的备战，这无可厚非。】　　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01]第26册， P.134，NO.521)。怎奈远水难救近火，慈禧不得不考虑利用义和团来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同日，她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01]第26册，P.133，NO.518)

　　当然，这还不是正式的招抚。第一、慈禧仍要求将义和团“解散”，只是将其中的“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还未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第二、慈禧对义和团的战斗力仍有较大的怀疑，故有“万不可孟浪从事”之语。

【子乔按：不少论者根据野史笔记或自己的猜想，说慈禧早就相信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打算利用他们扫除洋人。依笔者之见，还是这道上谕更可靠一些。】

　　清政府内部决定对外作战是在6月19日([11]P.129-130)，正式招抚义和团是在6月21日。21日的一篇上谕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召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01]第26册，P.140，NO.544)

　　列强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对皇宫构成威胁在前（5月31日至6月 2日），而慈禧放松对义和团的围剿，倾向于顽固派在后（6月3日至 10日）；列强组成联军强行向北京进发在前（6月10日），强行索要直至攻击大沽炮台在前（6月16日至17日），而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在后（6月19日-21日）。这些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详[11]P.91-137；[10]P.212-356；[12]P.114- 188)。

【子乔按：关于大沽炮台之战，西方资料都称清军先开炮，中方资料有的称联军先开炮，有的称清军在备战时走火，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列强已经计划夺取大沽炮台。索要炮台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个把戏，清军接到通牒之时，列强的军舰早已就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而清军也不可能按列强的要求在17日2点之前交出炮台，可见当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详[10]P.286-294)。】

　　严格来讲，不论是6月19日的 “最后通牒”([02]上P.152)、20日围攻使馆的命令，还是21日的“宣战诏书”([01]第26册， P.141，NO.547)，都不是正式宣战。其实双方在整个战争中都未正式宣战，也未正式断交，都留有余地。那么，首先不宣而战的是列强还是清政府呢？显然是前者。列强在5月底6月初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就已经可以视为对中国新的军事侵略的开始，此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防范义和团。而6月10日强行派兵向北京进发、12日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参下文)、16日强行索要大沽炮台、17日攻陷大沽炮台等等，就更不用说了。既然列强率先动武，清政府是否“宣战”就是次要问题了。

　　至于围攻使馆的真实意图，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目前尚不明朗，连长于考证的林华国先生也只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假说”([11]P.167)，我们在这里就不作任何推测了。从客观效果来看，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袁伟时先生说：“《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

　　如果孤立地看待围攻使馆事件本身，可以说它是违反“国际法”。但是，对于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多方互动过程，用截取某一片断的办法，单独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不公平的（当然，链条的起始无疑是列强侵略）。笔者也认为围攻使馆应该否定，但理由不是“违反国际法”之类的空洞说教，而是它对反侵略战争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袁伟时先生言必称“国际法”，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一张废纸。试问：“国际法”规定了一国可以随便向别国首都派遣卫队吗？规定了外国使节可以擅自逮捕、关押、屠杀所驻国公民甚至政府官员吗？规定了这种卫队可以在所驻国首都“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吗？

　　1900年5月28日，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调集卫队进京，清政府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后来被迫同意，但限定“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 (转[12]P.120)。然而由于各国互相攀比([10]P.219-222)，到6月2日，八个国家共派来400多人，几是限量的两倍([02]上 P.111、114)，而且还有增加的趋势。此前，北京城里的所谓“义和团”大多是少年儿童，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练拳，并无任何针对使馆、教堂、洋人、教民的暴力行为，有关记载很多(如[07]P.111-114)——正因为没有暴力行为，人们才会如此关注少年儿童的练拳活动。慈禧仍在严令查禁义和团，城外大批“正规”的义和团根本无法进入重兵把守的北京城，使馆教堂实际上是安全的。

　　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相蓝欣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并非明智之举，甚至是过激行为，更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 ([10]P.219；[09]P.333)；林华国先生也认为此举影响到了慈禧对义和团的剿灭政策，顽固派势力得以抬头，城外义和团得以大批进京 ([11]P.91-96)。的确如此，卫队进京极大地刺激了慈禧。稍有军事常识和近代史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对腐败无能的清军和手执刀矛的义和团而言，一支400多人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是什么概念，它驻扎在与皇宫近在咫尺的使馆内又意味着什么。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这么想：你们真是来对付义和团的吗？这 400多人其实是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完全可以视作侵略军，可见是列强率先违反了“国际法”。

　　1900年6月上旬，北京周边的义和团十分活跃，制造了若干焚杀事件，清军进行了严酷的围剿([12]P.122-139)。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切实商阻”([02]上 P.142)——请注意是“商阻”——强行向北京进发，一般认为这是八国联军入侵的标志。在京使馆人员闻讯，以为联军次日必到，一片欢腾。同日，慈禧命顽固派载漪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01]第26册，P.122，NO.467)，京津间电报中断，北京西山英国使馆别墅被焚([12]P.141)。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奉命出城迎接联军，在永定门外与奉命防范联军的清朝甘军遭遇，甘军怒而杀之([19]P.308)。事后大学士荣禄亲赴日本使馆赔礼道歉，并代表慈禧致哀。也许因为杉山彬是黄种人，欧洲各国反应并不强烈，日方也比较克制。可见此事对时局的影响并不太大(详 [10]P.257-258)。

　　由于电报中断，使馆人员并不知道西摩尔军已遭义和团阻截，以为大军近日即可到达，于是肆无忌惮起来。6月12日，他们开始了所谓的“猎取团民行动”。早晨，德使克林德主动袭击了两名路过使馆区的团民，逮捕一人，打跑一人。这是义和团首次出现在使馆区，故克林德十分惊讶，也很冲动([18] P.19-20)。同日早晨，义和团首次在北京内城焚烧教堂([12]P.145)。

【子乔按：不知这两件事孰先孰后，有无关联。克林德袭击团民，中方文献说在13日午间([12] P.148)，而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在12日早晨，应以后者为准。因为普特南·威尔是这么写的：“……此乃昨日之事，至今日则更可惊骇，……” ([18]P.19)，“昨日之事”即杉山彬事件。这种表述使笔者觉得他是不会记错的，可能是克林德在13日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故中方以为事发在 13日。】

　　6月13日午间，克林德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称“过两点钟，匪命休矣”，清政府官员前往要人，克林德不放 ([12]P.148)；傍晚，大批义和团从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冲入内城，在意、奥使馆附近焚杀，使馆卫队开枪开炮，打死多人([18]P.21- 23)；随后，使馆卫队开始巡街，屠杀义和团和北京市民([18]P.23)；晚间，义和团在北京城内大肆焚杀([12]P.149-150)

　　从此双方冤冤相报，暴力活动升级，局势失控。

【子乔按：本日傍晚义和团的焚杀确与克林德囚禁团民有关，主剿派官员袁昶说：（6月13日）“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酉正，……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20]

　　比利时使馆随员德麦洛特说：“直到六月十三日为止，对中国教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十三日那一天开始，形式起了根本的变化。”(转[10]P.273)

　　英国人赫德说：“六月十三日，哈德门（引者按：崇文门）的教堂被焚，是拳民大规模摧毁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的开始。”(转[10]P.277)

　　《拳乱记闻》也说：“拳匪于13号之晚，在京城内起事，……”([07]P.132)】

　　“猎取拳民行动”的参与者有各国公使、使馆卫队和普通在京外国人(“志愿者”)。他们对义和团和北京市民的屠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阻止义和团对教堂的直接攻击。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第二种是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或关押的教民。解救教民无可厚非，但外交官和卫队往往在救出教民并控制住局面后，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团民一律杀死([18]P.28；[12]P.276)。这无疑应该谴责，为何不能将他们逮捕并交给清政府审判（清政府对肇事的义和团是要治罪的）？对“文明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第三种则完全是主动杀害，甚至不管是否义和团。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转[10]P.276)

　　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见前面有人，予等群呼曰‘止步！’闻一悲颤之中国语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匆骤而逃，予等思彼必为一拳匪，遂群向其逃走之方开枪击之，至少放有一百枪之多，……”([18]P.23-24)

　　另外，克林德甚至在大学士徐桐的家中将其逮捕，英使窦纳乐出面后才放了他([10]P.275)。列强的暴行只能使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事态更加恶化。至此可知，所谓“使馆卫队”实即侵略军。

　　在“猎取拳民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杀，现已难于统计，但至少也有200多人，而外国人则无一伤亡(详[10]P.271-280)！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城里使馆卫队和义和团的实力对比，而列强的决策者们也完全应该、完全能够预先估计到这种对比，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显然不缺乏以快枪利炮对付原始武器的经验，难道他们也相信了义和团“能避枪弹”的神话？这是对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借口——“保护使馆”——的莫大讽刺！不少论者喜欢以 6月20日的围攻使馆来证明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必要性，其实是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继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八国联军的入侵又把慈禧向义和团方面推了一把。

　　“猎取拳民行动”的性质，正如相蓝欣先生所指出的：“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任何所在国家的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文明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猎取拳民行动’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京洋人的心态：由于大家都以为西摩联军即将进京，中方对他们采取的任何激烈行动都会无可奈何。‘猎取拳民行动’已大大地超过了治外法权的范围。”([10]P.275)

　　我们应该谴责任何名义下的滥杀行为，不管实施者是谁，受害者是谁。袁伟时先生在文章中只提其一而不提其二，显然会对部分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正如他所批评的教科书（前文已言，笔者数年前也曾被其误导）。尽管该文是在批评教科书，有所侧重，也不应如此，故而笔者认为有澄清的必要。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在弄清了列强率先践踏“国际法”、率先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后，我们再来说西什库教堂的问题。袁伟时先生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如果“侵略”不仅仅指军事方面，也包括文化、宗教、经济、司法等方面的话，那么在华基督教会无疑具有侵略的性质，即便是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否认，如周锡瑞先生的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一章的标题干脆就叫“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09]P.73-106)。 “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结盟”([09]P.82)，教会势力屡屡侵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最典型的是教民中的歹徒欺压平民([24]P.472- 474)，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司法、袒护为非作歹的教民([09]P.91-94；[17]上P.626、631)和侵占房地产([24]P.463- 468)。基督教还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藐视儒家文化，不尊重中国传统宗教，企图进行文化征服([17]上P.622-624)。西什库教堂并非“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而是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

　　再看军事侵略。众所周知，义和团对西什库教堂的围攻始于6月15日 ([07]P.188)，在“猎取拳民行动”开始之后。西什库教堂驻扎着 40名法国和意大利卫兵([07]P.188)，他们是从5月底强行入京的使馆卫队中分出来的。如果笔者在前文将使馆卫队视为“侵略军”并无不妥的话，那么这40名卫兵也显然是“侵略军”，而且他们很可能也参与了“猎取拳民行动”（强行入京已属侵略，“猎取拳民”更是侵略）。其实，是否参与了该行动并不是关键，因为他们和使馆卫队是一体的，只是物理位置不同。按笔者粗浅的理解，一支军队中某一单位的对外军事行动，将被视同为整支军队的对外军事行动。这个原则对于其他人群也许不适用，但对军队应该是适用的。

　　然而另一方面，西什库教堂中还有3200名避难的华人教民，数量远多于外国人 ([07]P.188)。尽管教民在教会的袒护下为非作歹、欺负平民并非个别现象，有些歹徒甚至以入教来逃避审判([09]P.99)，但大部分教民应该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他们的生命不应就这样被剥夺，教堂卫兵当时确实保护了他们。这使情况变得复杂了一些。不过从根本上看，与其说教民是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还不如说他们和团民一样，也是列强侵略、清廷无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围困期间粮食有限，教堂首先要保证教士、修女、卫兵的口粮，然后才是华人教民，有些教民饥饿难忍，遂从围墙缺口逃出。看来西方教会对自己的东方教友并不是平等对待的。

【子乔按：顽固派大员毓贤 ([02]上P.24)、赵舒翘([02]上P.109-110)、主剿派大员裕禄([02]上P.91)、袁世凯([02]上P.28)、基层官员徐赓陛([22]P.24-25)、力主学习西方的郑观应([23])等等，都一致认为，反洋教运动兴起的根源是：教民良莠不齐，莠民欺压平民，而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司法，地方政府不能持平办理，致使平民受屈，群思报复。几乎众口一词，很值得注意。现在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则较多地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找原因，但基本上并未忽视上述原因([09]P.73-106； [17]上P.626、下P.141)。】

　　这样看来，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固然有可议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能说是“信口开河”。当然，即便西什库教堂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据点”，也并不意味着义和团围攻它就一定正确，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写到此处，史实问题已经说清，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程歗先生说：“历史学的诫鉴功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11]P.9) 　林华国先生说：“只有在弄清历史真相后，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11]P.19)

　　这些话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平淡无奇，想来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感触，但它们却是两位义和团研究专家几十年历经风雨之后的金玉良言，不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就无法体会到它们的份量。

　　在近来阅读义和团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当代人眼中的义和团，有太多的迷雾、太多的功利、太多的成见。应用层次自不必说，研究层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笔下的义和团——不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用王学典先生的话说，都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而非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21]P.18)，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则是，“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 ([11]P.231)。

　　是的，义和团研究的“语境”，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就此打住。本文一孔之见，冒犯之处，尚祈袁伟时先生宽宥。

　　2006.01.21

【参考文献】

　　[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0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

　　[03]：[清]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P.306。

　　[04]：[清]佚名：《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05]：[清]艾声：《拳匪纪略》，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P.441。

　　[06]：[清]祝芾：《庚子教案函牍》，载同[05]第四册，P.363。

　　[07]：[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拳乱纪闻》，载同[05]第一册，P.105。

　　[08]：[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载同[05]第一册，P.235。

　　[09]：[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印)。

　　[10]：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

　　[13]：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2000年重印)。

　　[14]：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P.44。

　　[15]：陈振江：《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说明了什么？》，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P.241。

　　[16]：马庚存：《山东的铁路修筑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P.85。

　　[17]：[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96年重印)。

　　[18]：[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9]：[清]柴萼：《庚辛纪事》，载同[05]第一册，P.301。

　　[20]：[清]袁昶：《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载同[05]第四册，P.157。

　　[21]：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P.13。

　　[22]：张守常：《教民小议》，载《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P.20。

　　[23]：[清]郑观应：《传教》(《盛世危言》14卷本)，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P.409。

　　[24]：王守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载同[15]，P.462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14:25:29

# ZT李良書簡的评论
March 27th, 2006 at 7:07 am

張海鵬先生”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一文讀後的反思 (大觀系列三﹕認識中國)

(李良書簡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復刊後第一期, 刊出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先生寫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一文, 於有關義和團的來龍去脈, 說理清晰詳盡, 引證豐富精確, 實在是一篇上乘的社會史作品, 令人欣佩.

此文一出, 從台灣法輪功的大紀元, 到大陸許多由半調子自由主義者控制的刊物, 就群起而攻. 這些或被反華勢力收買, 或被帝國主義者洗了腦子的文化打手們寫的東東, 我仔細分析統計了一下, 不外只是圍繞著兩個指控: 一是俸白劫地, 誣汙張海鵬先生是黨棍; 另是義和團邉邮且靶U和反文明的產物.

我是相信有黨棍這回事的; 共產黨的, 台灣國民黨的, 民進黨的, 美國共和黨的, 民主黨的等等等等. 可任何一個用心唸完這篇文字的人, 都知道完全不是這麽回事. 那些別有用心的塗汙者, 不但是枉作小人, 而且暴露了自己才是被指使收買或被洗腦的本質.

他們反覆指責義和團邉邮且靶U和反文明的產物, 仍然是依著袁偉時和龍應台的口徑﹔ 仍然是帝國主義者爲要顛覆和毀滅被壓迫者的反抗意志, 而量身打造的一套陳腔濫調. 經由法輪功大紀元或半調子自由主義者的嘴裏說出, 你就只能憫其無知和鄙其無恥.

哈哈, 義和團邉訝懮貅崾且靶U和反文明? 因爲他們號稱刀槍不入, 燒教堂, 挖鐵路, 殺洋人和替洋人服務的二鬼子, 不尊重國際法律(包括那清廷跟侵略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等等. 至於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土地上無端的燒殺搶掠, 在這批無知無恥者心中, 想必是非常合乎文明跟法律的了!

巴勒斯但人民以死後上天堂的憧憬, 去做人肉炸彈, 他們除了這種無可奈何的方式, 還有第二條路嗎? 抗日戰爭時爲了打擊日軍, 決黃河, 火長沙; 美國南北戰爭時, 不但教堂燒了, 鐵路挖了, 還一城一城的的給焚毀了; 二戰時, 美國更用燃燒炸彈, 無限制地在德國和日本許多城市作焦土式的轟炸, 恐怖之情, 德日兩國人民直到今天還記憶尤新﹔這形形式式, 比起義和團邉佑秩绾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14:36:27

jerryhao+2006-06-25 20:29-->引用:jerryhao @ 2006-06-25 20:29 不要算在中国人的头上，但也不能就简单的用一句列强殖民主义就解决了吧。

所以我们才要把客观的事实列举出来，而不要急着做结论。

袁伟时那篇不简单。

　　客观地亮出了汉奸嘴脸，彻底撕下了蒙羞布。

jerryhao · 发表于 2006-6-26 18:05:22

hq1966+2006-06-26 14:09-->引用:hq1966 @ 2006-06-26 14:09 　　义和团问题，老鼠只转一方的贴子，只好我来转另一方。

哈哈，我觉得我转一方的就可以了，另一方的，我们教科书里都写了，我们从小所受的就是片面地、单方的教育，所以我现在只需要把事情的另一方面展现给大家就可以了。

hq1966+2006-06-26 14:19-->引用:hq1966 @ 2006-06-26 14:19 　　 这是学者子乔从纯学术立场写的贴子。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充耳不闻”。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上面这份材料，仔细分析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一、关于拆铁路问题，他尽管试图证明义和团拆路是为了军事需要，而不是“敌视现代文明”但他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两点，1、在义和团之前、已经就有了大规模的拆铁路的反文明行为，比如“高密反筑路运动”。当然，拆铁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决不能归结为为了避免军事行动吧。我转一点其他的资料给大家看看，也蛮有趣的

引用:<由新奇到排斥的老上海“铁马路” 老上海有条“铁马路”，即今天的河南北路，因英国商人在此建造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而得名。 1872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取得了从河南北路武进路口至吴淞的“淞沪公路”的修筑权，后来擅自改筑为铁路，且把起点站往南延申至河南北路塘沽路口。清朝政府因此举无视中国主权，提起交涉，但英国人毫不理会。1876年7月3日，上海至江湾一段铁路建成通车。　如此庞然大物在马路上穿行，上海市民感到非常新鲜，火车经过之处，大家都会驻足观望。有钱人把乘火车当作一项旅游活动。同年刊印的《沪游杂记》曾对此条铁路作了详尽细致的描述：“西人买马路一条，筑为火轮车。路旁围竹篱，中以五尺许方木横排，相离二尺许，上钉铁条二，连接不断。车用四轮，轮边中空外实，衔铁条以行，不致旁越。火车一辆带坐车八九辆，每辆约坐三十人。行时风驰电掣，瞬息往回，较轮舟尤速。”刚通车时，每天往返6次。不幸的是，运行一月后即出车祸。火车在江湾附近压死一人，使周围的乡民十分恐慌，由新奇到排斥，迷信风水的人也说这条铁路会破坏上海的风水，于是铁路沿线常聚集一群群农民，拿着铁耙等什物，向车厢投掷石子，试图阻止火车行驶，并要求清政府干涉。清政府既怕群众闹事，又不想得罪洋人，便在南京与英国领事谈判。结果，清政府出钱买下该条铁路，但英商坚持要运营一年以后再交出此条铁路的主权，所以到1877年10月21日才停驰。在一年多的运行时间里，共运送了16万多人次，让怡和洋行赚了一把。封闭愚昧的清政府，买下铁路后，却作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愚蠢的决定，把已到手的铁路给拆除了。但“铁马路”的名称已留传至今。当时河南路桥也曾被叫作“铁马路大桥”，原车站位址上建起的江西北路菜场，叫作“铁马路菜场”。(图为“火车经过之处，大家都会驻足观望。”

其实那仅仅是铁路、电线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只有你有洋的东西，你可能就会倒霉，就好像文革时期破四旧一样。大家看，那篇文章里也引用了“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的话么。二、上文第二点主要是为慈禧来开托责任吗，这也不错了，要不是放到这篇文章里，怕别的FQ也要来骂这位作者了，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里，慈禧就是一反面形象的，所以此文在这里毕竟还有些可取之处。三、上面第三点，写的也很好，比如“【子乔按：慈禧一面斥责顽固派对义和团的纵容，一面又告诫剿团的官军不要“籍端滋扰”良民。有人认为后者是纵容义和团，这是很片面的。清军纪律涣散，经常“戕虐良民”([01]第26册P.482，NO.1872)，结果将不少本非义和团的老百姓也逼成了义和团([02]上P.124)，故而慈禧才进行必要的告诫。】 ”子乔的说法，几乎和我上面引用的那篇沙林的义和团真相是一致的了。看看上面那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就是在义和团已经开始被利用后。还发生着这种事情

引用:< 　　王树增说，这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左右摇摆和高官们的暧昧所致。比如“对使馆区的进攻正进行时，突然，一个帝国高级官员亲自押送来一大车西瓜水果，车上插着清朝皇家明黄色的旗子，看见这样的标志，任何中国人都得让路：太后恩典，赏崐洋人们消暑果品。”

其实义和团和红卫兵一样，仅仅是别人的工具而已。惟一可惜的，是慈禧仅仅用中国式的思维去处理这些事情，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四、第四点里就更有趣了，作者一方面列举了具体事实，一方面又声称不违反国际法。这位作者真的好有趣，不知道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谴责袁伟时，还是要支持袁伟时。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能明白，那个国际法西方人很容易遵守，可是东方人当时还没那种理念的，封闭吗。我前面也有列的杀的外国人的数字，那篇文章里也叙述了进攻外国大使馆的事件。　　我们不能只责怪八国联军，先前英、法、日等国出兵中国是赤裸裸的侵略，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但这次八国出兵则是对清政府荒唐行为的正常反应。如果地球上哪个国家无端进攻中国驻该国大使馆，中国的文明抗议却招致对方的宣战，而中国又有能力出兵干涉时，我们一样会动用武力去保护使节和华侨的生命财产不受暴力侵害，否则我们的政府就不称职。当时在外国的中国人比在中国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当中国人在境内对外国人格杀无论时，外国人并没有依样画葫芦对境内的中国人作报复性的屠杀，说明西洋各国的文明程度比当时的清政府要高一些。四、关于西什库教堂有一点可能是侵略者据点问题，其实我转一点东西给大家看看。

引用:<　　中国人和传教士的冲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今天的中国人一眼就能明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比中国传统的君父思想要进步得多。可当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都认为“无父无君”是大逆不道，信奉此说者“万死也不能辞其咎”。　　2、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极大地触怒了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封建中国的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命和财产没有任何保障。基督教接纳妇女信教等“伤风败俗”的行为，更令大男人们气得倒仰。1875年元月的“荆州教案”，满族妇女诵读《圣经》，他丈夫的反应是把她真个送到“上帝”那里去了。　　3、西方世界重视做人的尊严，那些在教堂里长大的“弃儿”，长大成人后过着比普通中国人优越得多的生活，让那些曾经抛弃过婴儿的大男人心里不是个滋味，没来由的嫉妒和恼恨也因此油然而生。　　4、中国人对国际知识的盲然无知也使“传教士”这个名字蒙上了一层“罪恶”的阴影。在普通中国人眼中，那些孤身深入中国内陆的传教士显然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替他们的国家充当侵略中国的“间谍”。因为他们传教不收钱，免费替人治病，收养弃婴……这些都是亏本营生，只有傻子才会去干。传教士显然不是傻子，所以他们传教背后一定有更为阴险的动机。　　5、平民百姓爱“传谣”的陋习也妨碍了国人客观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国人有很多关于传教士的流言：因为传教士的皮肤苍白，便流言他们必须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维持生命，因此传教士才热衷于收养弃婴。修道院的修女则专门趁接生时割取产妇子宫以补养身体；并挖取小儿的脑髓心肝作下酒菜；西洋人害眼病，必挖取中国人的眼珠子配药点眼，否则便无法治愈；“洋人”能施咒语巫术，摄取女人魂魄与之奸宿，谓之“神合”。又能取妇女的头发和指甲置于床席之下，使该女自投罗网；又把童男童女的生辰粘在树上，念动咒语，摄取小儿魂魄为“耳报神”……如此荒诞不稽的谣言，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都信以为真。因为平民百性都有不爱思考的毛病，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云亦云，很少去质疑消息的可信性，因此最荒诞的流言也有广阔的市场。　　6、中国人“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也极大地歪曲了传教士的形象。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其作用和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可在对传教士怀有根深蒂固偏见的中国人心目中却不是这样。他们只看到少数传教士为非作歹和部分中国教徒仗势欺人；而对绝大多数传教士抛弃在外国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安于贫困，无怨无悔地在中国传道一生，为中国的教育和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做出毕生努力的行为则视而不见。　　…………

jerryhao · 发表于 2006-6-26 18:09:06

“义和团运动”新评(转载)　　张永东　　　　 “义和团运动“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如何评价这次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在过去“左“思想影响下，持肯定往往多于持否定的。多少年来，中国一直把民族主义做为一种爱国主义歌颂，这样的结果并利于中国的进步，当现在中国在大步走向世界的时候，继续把民族主义做为一种爱国主义，这不利于中国的开改开放。困此，重新评价义和团运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一八六一年“辛酉事件“后，慈禧太后支持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他不仅为当时封闭与落后的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开中国的国门，使西方的文化、思想、宗教、理论进入中国。这段时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但是，西方文化、技术、思想、宗教等的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的的传统文化、宗教、思想发生矛盾。他一方面与中国上层的一些封建特权发生矛盾，另一方又与传统的儒教文化发生矛盾。就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担心西方“洋人“影响的增大，会动摇清王朝。而最初也就表现在各地的一些反洋斗争中。　　反洋教斗争的主力是农民。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在桎梏之下，又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不具备世界眼光的。，他们看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西方的新产品进入中国，侵略了人的利益。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始对西方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产了一种抵触思想。这又导致他们对西方外来的不同宗教信仰、礼俗和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农民的这种小生产的保守排外情绪，又正好迎合封建统治上层的一部分的排外思想，他们开始里应外合。而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反对“洋教“的斗争。　　自“洋务运动“后，随着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科学的的传入中国，外国的一些文化和思想，甚至宗教也开始传入中国。这些文化和思想最初大多数都是由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以传教的形式传入中国，当地的中国外国传教士，对于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以及西方文明和文化都起了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山东便是外国传教士活动较多的地方。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的这些传统拳教发生冲突，这个冲突不仅表现在文化，思想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对教徒的争夺上在中共出版的一些书籍中，把西方最初到中国来的一些传教士，说成是“侵略者“和“帝国主义分子“。实际上在当时历史西方的传教士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中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抱着为宗教献身的精神来中国传教：也有些是失业者，借传教来中国谋生。还有部分传教士支持中国变革，支持中国的变革人士，如康有为就是靠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最早在中西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教会在中国开设医院，以医疗作为传教为手段向中国传播现代西方医学技术。在客观上传教士、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技知识引进了中国，为中国训练出一批西医和护士。传教士还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宗教课程，还开设了英语、近代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课程。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没有的。他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　　最初反洋教斗争的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提不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斗争形式和手段也很落后，斗争的方式和目的也主要是以“拆洋楼、扒铁道，电线全杆全不要“为主。义和团主要是以民间习武的拳会、结杜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武术拳会、结社，在道光后大体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作为秘密组织而流传。一种变为民间拳会。所以一部分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一部分则无宗教迷信。原白莲教支派有些在甲午战后己由反清的秘密宗教发展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西方的和自保身家的暴力组织，随着斗争在各地的发展，也育一些民团参加进来。义和团原名义和拳，这组织起源于民间的白莲教，后来白莲教在大理内乱失败，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尽管这些组织有些由一些贫苦的民众参加，他们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成秘密组织，但是他又是民间一种迷信和封建色彩很浓的组织，极具欺骗性。这种组织最初是以传习拳术来发展教徒，后来则完全采用一种称哥道弟，或者烧杀强掠的办法来发展组织，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这些组织他不仅代表当时中国的最具封建和保守的力量，而且还带着很强的排外性。　　从上述状况，可知没有统一领导，极为分散，和育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是义和团组织的两个显着特点。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民，还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以及散兵游勇：发展到京，津后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清军也参加了义和团。义和拳首先在冠县梨园屯一带展开反洋斗争：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与和义和团团民因建教堂和玉皇庙基发生争执，一些团民拆毁教堂，一八九七年春一些教民在在旧基上重建教堂，村民阎书勤等率众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并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他们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大旗，率众暴动。直攻该县的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之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重返冠县展开反洋斗争，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一八九九年春，义和拳的斗争已遍及鲁西北地区。　　山东巡抚张汝梅因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使义和团势力扩大引起朝廷的不安，后职由按察使毓贤升任山东巡抚。　　面对“洋教“和义和拳兴起，朝廷内部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直隶总裕禄，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等主张对义和拳采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什幺要采取“抚“的政策？由于“洋教“大量的进入可以改为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而义和团的兴起又会造成内乱，这便在一部分清朝官僚中产生了以中国“拳民“对付“洋教“的办法。他们想通过加强“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既达到了统治的目的，又实现了排外主义。而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则始终反对以“拳民“对付“教民“的略策，对于义和拳坚持“剿除“为第一义。　　义和拳称义和团最早见于一八九八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他认为这样“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一八九九年夏，继任的山东巡抚毓贤出示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义和团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日益扩大起来，成为了以农民的流民为主体的反西方组织、义和团的组织一般分为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又称坛口，坛厂（场），拳厂（场），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它是军事，宗教和政治一体的组织。坛上面虽说有上一级的团，但实际上并没有团一级的领导机构。有的坛口可以管辖几个，几十个以至几百个坛，故有称之为总坛的。各团都有自己的领袖，总团或其系统的领袖，一般称为老师，也有称教师、团首、大帅、祖师等。坛的首领称为大师兄，二师兄，首领的名字大都是公开的，上如张德成是天津一支坎字团首领，李来中是北京一支干字团的首领。坛口大半都设在一些庙、寺、院里，或其它公共场所。各个坛口都供奉他们信仰的“神灵“和敬仰人物的牌位。如玉皇大帝，关圣帝君、梨山老母等。在义和团盛行的地区，团坛很多，有一个村设二个坛口，甚至一个村设几个不同字号团坛，也有几个村设一个团坛的。各坛团民数无定额。义和团还有一些妇女组织，女青少年团叫红灯照，老妇团称黑灯照，成年妈女团名之为蓝灯照等。著名的有天津林黑儿（“黄莲圣母“）领导的红灯照。　　山东是义和拳内乱最凶的地方，由于山东巡抚从李秉衡开始，张汝梅和毓贤都采取了抚的策略，使义和拳在山东获得了至少半合法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山东巡抚张汝梅他在向朝廷写的收编义和拳的报告中说，他派了专员调查，了解到冠县、南宫、曲周等县都有拳民的活动，“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所以他认为，“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之自卫身家，守望相助“这个办法是适当的。次年二月继任巡抚的毓贤也用“抚“的策略来对待义和拳。义和拳得到了巡抚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开始在山东境内迅速发展，而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的。　　山东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地位，那知改名后的义和团，在得到朝廷一部分官僚的支持下，他们打出“保清灭洋“口号，吸引了更多受欺骗的群众，一时间，山东的许多地方都成了义和团的拳厂，如庄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个，他们采用一些中国传统的迷信和封建的东西欺骗“拳民“，如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刀枪不能伤身，还能使敌方刀枪失灵，他们所请的神也是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猪八戒等等，挑动一部分“拳民“与“教民“互相残杀，甚至肆意的攻击无辜的民众和朝廷，侵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一部分人的正常信教自由，他们还到处放火烧毁教堂，攻击教民。这些都引起外国的不满和朝廷的不安。　　山东义和团内乱，开始引起一些国家对山东巡抚毓贤的不满，他们开始要求清政府撤换他。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对清廷建议说：“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美国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０二年，第七七至八四页。）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任务。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情势下进行话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三至四页。）　　对于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注。一八九九年五月，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此间，他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七月回到小站，他立即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已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建议：在山东必须“慎选牧令“，“讲求约章“，“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一，第九至十一页。）他的这些建议对于解决当时的山东内乱上具有一定的益处，十一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的建议。由于袁世凯的献策以及人们和西方各国对袁世凯才能的评价，再经荣禄推荐袁世凯被派到山东，去解决山东内乱。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政府发出上谕，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三月十四日实授）。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世凯统率。消息传出，许多人甚至国外的许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解决山东内乱的唯一人选。如第二天，美国公使康格就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去信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参阅《美国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０二年，第七七至八四页。）　　袁世凯到任山东巡抚后，应该说在平定义和团内乱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据说义和团的“拳民“都有神体附功，刀枪不入的本领。在袁世凯去山东前历任山东巡抚都被义和团的捉神弄鬼的把戏所欺骗，而且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也被欺骗。袁世凯知道，要想从根本解决和平定山东义和团内乱，就必须戳穿义和团这些欺骗人们的封建与迷信把戏。有一次，为了戳穿这个把戏，袁世凯给一些义和团的首领下了请贴，让他们来巡营表演他们的“法术“，好家伙，当这几个首领一个个装神弄鬼，口吐白沫，一个头领欺骗袁世凯说，神功附体后就什幺打不死。为了验证这个所谓的“刀枪不入“，袁世凯进行当场验证，随着两声枪响，两个欺骗者应身而倒毙命。自这次表演后，袁世凯通过事实教育了“拳民“，也教育那些受欺骗的民众。　　就在袁世凯到达济南的第四天（十二月三十日），平阴、肥城交界处发生了一起教案，英国传教士卜鲁克被一些“拳民“杀死，袁世凯清楚外国传教士的正常活动得不保护和外国传教士的安全没有保障，这不仅影响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影响以道德闻名的天朝帝国的名声。从维护国家名声和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袁世凯以法严惩了几个罪犯，其中判案处决两个杀人者死刑，一个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还罚出事地方居民银五百两，为卜鲁克竖立纪念碑，并给赔给教堂银九千两，将肥城县令撤职。袁世凯以如此大胆的胸怀，处理了这起杀害无辜外国外教士的案件，既惩办了凶手，又教育了一些受欺骗的“拳民“，同时又较好的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受到中外民众和政府的一致好评。　　正是在袁世凯的这种文明和理智的治理下，一些受欺骗的“拳民“开始纷纷觉醒，他纷纷退出“义和团“，义和团也开始在山东瓦解，而且这个时期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在山东也趋于好转，一些外国传教士又开始回来到中国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山东的治安秩序也开始大为好转，义和团过去任意杀人放火，强掠他人财产的现象被禁止。为了巩固这些种秩序，袁世凯还采取了一些“治本治标“的办法，从提高广大民众的素质出发，袁世凯编印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材料和大量的白话诗歌，四处张贴，广播民间，开始在山东起到了较好效果。　　　　　　二、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一八九九年初，直隶的景州、阜城，故城、东光等州义和团的反教会暴力内乱越加疯狂。一九００年三，四月间，义和团开始向冀中各州县发展，并在五月控制省府保定，随后，义和团向北发展到定兴、新城、沫水、涿州一带。五月十二日，涞水教堂的二十多名传教士和教民被义和团杀害，结果前来平定内乱的清军，也全军覆灭，许多官兵被义和团杀害。直隶总督派提督梅东益、昌潞杨福同率兵平叛，涞水义和团伤亡很重，被迫撤至定兴县石亭村，附近新城、啄州、易肌房山等地义和团赶来支持；二十二日，在石亭村外设伏打败清军，杀死副将杨福同，杨部大乱，全军覆没。五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焚毁涿，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二十九日，占领丰台车站，逼近北京。而在保定的义和团，向东又发展到了雄县、霸县、静海等在地。游民出身的曹福田，外国驻华使馆以及北京和天津的居民都受到内乱威胁。　　一九００年春，北京城内就出现了义和团，广泛流传着所谓“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的义和团揭帖。义和团不断进入北京“铺坛“。清廷虽明令步兵统领衙，顺天府查禁义和团，这非但没有奏效、而且义和团开始向北京发展市民，一些西方使馆也开始派四百名士兵对使馆进行保护护。慈禧对义和团已是：左右为难，她不想采取暴力平叛义和团，也不愿意利用义和团抵御“列强“便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平解散义和团、想以消除外国使馆的不安。而刚在情况下，默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情况卞。京郊各地义和团趁机大量涌人北京。有些王公大臣为了自保身家性命和控制义和团，也表示附和义和团或自组义和团。当时，北京全城坛口猛增达一千左右，团员人数逾十万人之众。　　在保定的义和团向东发展到了雄县、霸县；静海等地。游勇出身的曹福困在静海多处设坛口，团众数千人，以操船为业的张德成在静海狼流镇建立“义和神坛天下第一坛“，后又在杨柳青设十余处坛口，团众达两万人；一九００年五月底，曹福日、张德成等多支义和团先后进入天津设坛，城内一时“神坛林文，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天津义和团来源广，坛口较大，力量相对集中。他们砸毁海关道暑、电报局，打开县监狱，抢空军械所，焚毁了望海楼教堂。天津成为了义和团暴力内心乱的主要活动地方。、　　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也更加高涨。山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都掀起了以反教会为中心内容的反洋暴力内乱。从一九００年二月开始，振顺、吉林、奉天等地，到处出现了公开拳练，打出“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口号，长春的义和团焚烧了俄国车站，沈阳义和团火烧东门英人的耶稣教堂。在山西、内蒙、河南到处都有“扒洋楼：报冤仇“，的以杀害传教士为主要内容的暴力内乱。　　义和团发展到北京时，北京城也几乎成了他们的天下，义和团发火烧了北京的前三门内外，烧掉了几千幢房子，使义和团的恐怖开始笼罩着整个北京城。此时的洋教堂，外国使馆更成了义和团进攻的目标，而所有的北京居民也都在这蜂起的到处是义和团的流民的烧杀强掠中，开始对安全感到担心，义和团头上包着红帕，手持刀矛，成群结队地在内外城自由行动。他们甚至进入一些王公府底，就在里面设“坛“居住，许多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如贝溥伦，一品大员学士除桐，孙家鼐，尚书陈学芬等人的家中，都被洗劫一空。面对义和团内乱，西太后最初是反对义和团内乱，但当直隶各州县义和团不断击败清军的围攻，势力发展到了天津，北京，“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底，处处皆是“，西太后担心如果贸然采取武力，“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改用笼络和安抚的手段。　　义和团初期为什幺会迅速漫延，这主要得益于义和团初期采取的一个策略上的口号，不仅欺骗了清政府，也欺骗了当时的中国民众。这就是所谓的“扶清灭洋“。“扶清灭洋“，或称“保清灭洋“，“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是义和团的重要政治口号。鲁西北义和团自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最先提出“助清灭洋“的口号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平原杠子李庄战争中树立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以后各地义和团较普遍地采用了下“扶清灭洋“这一口号，这一口号的政治内容和实质如下：　　 “灭洋“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斗争目标，它除了以反洋为主要内容外；也有笼统排外的含意、义和团宣称他们所以要起来斗争，是：“只因鬼子闹中原“；并较全面地提出了反洋的要求、有极强的号召力；实际上主和团的反洋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排外主义情绪，他们不仅杀害洋人，而且连洋人、洋教和洋物统统排斥。他们把反洋作为基本任务，不仅使内乱扩大，而且还阻碍当时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显然是一种倒退的行为。　　 “扶清“是义和团政治主张的又一方面。“扶清“的口号只是义和团的一策略上的需要，在主和团内乱初期，为了扩大一些义和团的头目从策略也考虑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得到清政府的容许多，而且也正是因为义和团在初期采取了如此策略，使义和团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使义和团内乱很快在全国许多地方漫延起来，最后连清政府自己也无法收场。　　 “扶清灭洋“的口号曾为和义团的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在当时的中则助长了和团内乱的漫延。　　　　　　三、清廷对外宣战　　　　　　清政府的转变主要受宫内一些王公大臣的压力，由于义和团内乱的兴起，使外国干涉中国的危险在增大。本来慈禧太后在“辛酉事件“后，一直采取与西方缓和政策，而在“戊戌变法“期间，因为光绪帝与“洋人“的秘密联系，密谋慈禧的权力，慈禧开始对“洋人“产生警觉。“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族新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又多次秘谋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大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反对，这些亲贵废帝阴谋未能得逞，他们便改变策略，于一八九九年十月把载漪的儿子溥　立为大阿哥（皇位的继承人），以便“除篡大统“。对于满亲一些亲贵废帝之谋，慈禧太后出于对洋人的不满，一度也曾对废帝密谋采取默认的态度。这就使慈禧太后与洋人的对立越大。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怨恨增大，在慈禧太后这种排外思想和增加下，宫内盲目排外的情绪也在不断蔓延开来。当义和团发展到北京又一时无法解决时，慈禧太后便宣布义和团为“义民“，进行“安抚“，使之与洋人斗争，以达到以“拳民“排外的目的。　　后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及洋务派汉族随着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清廷内部一些对外持保守顽固态度的大臣，开始由过去秘密与义和团的接触，变为公开与义和团接触，清廷也开始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六月初由于清廷已开始了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大批的义和团组织进入天津，六月十六日清政府招抚义和团局面正式出现，因而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在发布对外宣战谕旨的同时，也颁布了令各省督抚要把各处“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谕旨，正式宣布招抚义和团，这样义和团就由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地下暴力组织，发展成了一个在清廷支持下的暴力排外组织。　　六月十日当清廷公开支持义和团暴力排外行为后，在清廷的支持下义和团的排外活动更加猖獗。外国的侨民和公使以及教堂都成了义和团攻击的对象，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教堂，使馆，以及投资等经济利益，决定联合派出军队，在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出发。由于清政府把希望都寄托在义和团这些“促神弄鬼“军队的身上，结果十七日八国联军攻占了中国天津大沽炮台。为了促使慈禧与西方对立和迫使慈禧迅速归政，载漪等人还在六月十六日伪造了一个含有“勒令西太后归政“等四条内容的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给荣禄，十七日晨，荣禄即上交给慈禧，此时正是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之日，慈禧真以为西方国家要扶立光绪，而逼她下台。　　从十六到十九日，西太后紧急召集五大臣，六部九卿，连续开始讨论是战是和，和战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一方光绪帝为首，坚持一国难敌八国，不可与八国同时开衅，倘贸然开战，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后果不堪设想；一方以载漪为首，认为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正好借此机会战胜洋人。两方正在争执不下之时，荣禄送来一个伪造的八国“外交团照会“，太后一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可忍？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于是六月二十一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下达了对八国的宣战诏书。中国与西方八国的又一次战争正式开始。　　一九００年五月下旬的涞、涿之役，是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初步结合，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并向城市发展。六月十六日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局面正式出现，因而义和团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六月二十一日日以慈禧为首的清中央政府在发布对外宣战谕旨的同时，也颁发了令各省督抚要把各处：“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谕旨，正式宣布招抚义和团。所谓“招抚“，其实质是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控制。在北京，清政府则派载勋为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建立义和团的总团，制定团规十条，要求一切人都须服从总团的领导，否则“即系匪徒假冒“，当予逮捕，“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长江流域及东南亚各省督抚拒绝执行，清中央政府内部对和战问题，存有分歧的意见。光绪和许景澄、袁柜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也反对招抚义和团：把持朝政的载腑、刚毅等人，由于“废立“问题和西方各国的矛盾。主张利用义和团与西方对抗：慈搏则举棋不定，六月十六日她召开御前会议再次宣布暂停平叛义和团，如果外国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自六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共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集中讨论了“和“与“战“的问题，最后是主战派得胜，二十一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渝旨“）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胎羞万古，孰萝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四、围攻外国驻华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正式向各国宣战。同时寄谕给各省督抚，要“招民成团，借御外侮。“从此，清廷正式利用和组织义和团对外开战了。但是宣战的直接结果，除了在天津方面直隶总督裕禄首当其冲地向来自大沽口的各国联军作战外，就是在北京官军和团民共同向使馆和北堂的围攻。　　庚子年围攻使馆战斗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战争。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至七月二十日联军攻入北京，使馆最后解围，前后几近两月，中间打打停停，似战非战，似和非和，全过程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和奇怪的现象。二十四日发生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这天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兵恩海枪杀。这就把慈禧太后推向了悬崖。据记自十二日起，留居北京的外人就处在一种“半包围“状态，当时外国使馆人员及外侨都集中在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教会（战事起后，全体撤入使馆）。自那以后，在北京的外国公众，主要是盼望西摩联军的到来，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中国政府可能起来认识到它的责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在北京朝廷中只有少数人头脑尚清醒，如蒙古八旗人尚书立三、汉人袁昶、许景澄一直反对与外人决裂。还有一个在慈禧太后身边的重要人物荣禄，总想影响太后，保护外国公使，不使情况弄得太糟。五月二十一日荣禄坚请太后准许他把各国使节护送到天津去。所以，二十一日清廷曾发上谕命令荣禄派遣他的部队保护使馆，并表示如各外国使节及其眷属愿意前往天津的话，在路上他们将获得保护。　　二十三日下午四时，清廷已接到大沽守军来的信息，知道各国海军已发出要索大沽炮台的通碟，因此，经过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同他们的眷属、僚属、卫队和所有的在京外人，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至天津，中国军队将奉令提供沿途护送。这说明在二十三日以前，慈禧太后在一些尚保持清醒头脑的官员要求下，还不敢公然违背国际惯例，即国与国间虽陷于交战状态，也不宜伤害来使。时各国驻京公使接到总署通知后感到惊愕：它们自二十日就被紧紧地包围，与西摩联军已失去联系，仅靠一小部分使馆卫队，用以在京防守既感太少，用以行军至津也十分不足，现在总理衙门声言提供军队护送，它们则认为是不可靠的。但是各国公使考虑到除了接受离开北京的命令外，将别无选择。于是各国外交团决定采取争取时间的办法，即给总理衙门一个照会，要求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到总理衙门谒见，以便解决行军的细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问题。外交团希望通过这一谒见，“进一步作出表示而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它的手段的愚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页。）当时“各使馆人员间一般都同意有离开这个京城的必要，并且或许还要在极端匆忙中实行“。可是德使克林德却坚决地不同意各公使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有必要离开北京的意见。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外交团未接到总理衙门关于约期谒见的答复，各使节决定无庸前往，而克林德却发言反对，并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给总理衙门发出照会，他将个人前去访问，届时他要指责中国大臣们违背国际法，破坏外交使节神圣不可侵犯性所造成的后果。克林德这一表示，遭到各使节的全体反对，指出这样作对他个人是危险的。但克林德独排群议，径自前往。结果，一刻钟之后，他被害消息就传米了。克林德被害，使事情复杂了。这时慈禧如果再想遵守国际公法，保护外使，就必须来个一八０度的大转变，承认杀害外国公使的责任，立刻清除朝廷中仇外势力，调集可靠部队实力镇压义和团，并解除对使馆和北堂的围困。但慈禧太后己被洋人激怒到极点了，她已经走得太远了，绝不可能回头这样作。克林德之死，非但未引起她的警觉，反而使她及其近臣感到解恨或更加对“洋人“轻视。内阁学士那桐，请端王将克林德戮尸，“并于东安门桑首示众“。由于袁昶力主不可，才盛棺埋葬（《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七十页。）慈禧太后也以此喜形于色，信心倍增。第二天她对端王说：“洋人之情事，实如釜中之鱼，予待洋人未尝不厚，并赐其女眷游览南海，现如众志成城，洋人必为败绩也。“（《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七十页。）慈禧太后和她身边权贵们竟有如此之见，所以在杀死克林德后，短期内出现了一个围攻使馆的高潮。但由于荣禄等朝臣和南方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驻海外使节的反对，很快地又出现了停攻或缓攻的局面，以致在以后两月中，由于在认识上的反复摩擦，便出现了打打停停的奇怪现象。　　当时外人躲藏的使馆和北堂，共有四七三名外国平民（其中男子二四五名，女子一四九名，儿童七九名），外国卫兵四五一名，还有数千名中国教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四０页。）它们虽然拥有比较精良的枪炮和坚厚的掩体，但与人数众多的武卫军、虎神营、神机营以及义和团众相比，毕竟是太弱了。何以能坚持两个来月之久？最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的战志不定和西方人称之为“已经很清楚地看出这次凶暴攻击将产生什幺后果的一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四九页。）人在清廷阵营内部的帮助。这里首先指出的就是大学士和武卫军总统荣禄。荣禄清楚地知道攻击使馆的严重后果，在整个围攻中，他始终“暗中救全“。太后除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最初五天中，对洋人痛恨到极点和昏喷到极点，以致“动气“、“泄愤“，下令进攻，在二十九日后即有些觉醒，荣禄则可大显身手。据当时在北京出任顺天府尹而又与荣禄关系密切的陈菱龙记载：“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陈羹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二三一二四页。）由于慈禧太后不敢彻底和洋人绝裂和东南督抚的不合作以及京中大臣如荣禄等的“暗中救全“，所以使馆虽被围攻那幺久，却始终得以保全。　　　　　　五、处斩“五大臣“　　　　　　北京自五月中旬以后，在慈禧太后借拳拒洋思想影响下，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势力，召引义和团入京，包围使馆、教堂，烧杀事件时有发生，延及和平居民，京城秩序大乱。就连光绪的处境也处于危险中，载漪为他的目的，在义和团民中煽动“杀一龙（光绪帝）“的活动之后，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载漪、载勋一伙又带领六十余名义和团民闯到光绪帝临时居住的宁寿宫门。这些人，口称寻找“二毛子“，“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欲对光绪帝下毒手。甚至大阿哥傅倘也仗势欺人，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来》，第六七卷，第四页。）最后由于慈禧的杀二十几个闹事的义和团头日才平息。但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可是，在清廷中，在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载满一派人的控制，持异议的大臣多哗不敢言。宣战后，局势已成骑虎，“灭洋“--实际在北京仅表现为围攻使馆、教堂--之声笼罩一切。在北京满洲权贵及附合它们的朝臣如痴如狂的气氛下，预示着局势将不可收拾。这时在朝臣中却有几个人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们公开地与载筋、刚毅等立异，提出他们的解决时局方案。这就是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沉、立山五人。这五人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未经审讯，而被斩决。这就是五大臣被杀事件。　　五大臣中以袁昶、许景澄的言行，最为突出和有力，死事尤烈，堪称与戊戌六君子媲美的爱国者。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十八年外放安徽宁池大广道。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任，摧为江宁布政使。后调直隶，旋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二十六年以太常寺卿充总署大臣。许景澄，字竹贯，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于朝廷，光绪六年诏命出使日本，以丁父忧未行。十年出任为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十六年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十八年俄国侵我帕米尔地区领土，景澄据理力争，维护主权不遗余力，表现出外交才能和尽忠职守的精神。二十四年，诏景澄充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侍郎，直至二十六年。袁昶、许景澄以总署大臣和卿贰身分，参加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在端、刚集团得到慈禧太后左袒，高倡恃拳剿洋而左右。朝局情况下，二人不俱权势，抗言直陈，又多方奔走游说，以期力挽狂澜于即倒。在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袁租：《乱中日记残稿》）。袁昶看建言不见用，退朝又找庆王奕诉劻、端王载漪、荣禄等进言，结果是奕励“神色沮丧“，“荣匙之“，而“端甚怒“。二十二日，他与许景澄草制一个《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宗旨大抵与前引二十日御前面奏内容相同。该折说：“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袁昶、许景澄的主张很明显，慈禧和载漪。刚毅主张是“招团剿洋“，他们是“剿团和洋“，即坚决镇压义和团，以阻洋兵之续来。其具体方案是先清北京城内，即责成荣禄督带武卫中军，“暂关闭前三门“，挑选得力将弁和劲兵，各自分队屠杀，并认为这样是很容易作到的。义和团在京城既被扼止，各国公使添调的洋兵也就无由再来了。袁、许这种主张，对义和团的手段可以说是够残忍的了，但在客观上确有其不得已和合理性，不失为一种办法。义和团自被端、刚之流招入北京后，陷入载漪、刚毅统率义和团大臣控制下，终日围攻使馆、教堂和焚杀，不再有昔日反对教会、教民欺压的反抗强暴的精神，进京后的所行已使自己走入歧途或反面，为野心家所驱使，与载滴、刚毅所为沉淫一气，无进步性可言，只能给国家带来危害。两相比较，袁、许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化险为夷之途，关系中国祸福的一件大事。　　在此疏上陈约二十余日，看到“未蒙俞允施行“，又上第二疏，专门申说保护公使的必要：“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这里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接着，六月二十七日袁起又会同许景澄上第三疏，痛低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硫贤、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他们把这称为正本清源。认为这样做以后，“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人地“（《义和团》丛刊，第四册，一五七至一八八页。）于此可见袁、许忠诚无贰之苦心。　　袁昶心地坦荡，居正而无邪，曾致书奕诉劻，请劝载漪勿为祸首，说“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奕诣，光绪生父）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意端于为大阿哥溥俏之父，应学奕谩而避嫌疑，这本无它。但该书为载漪所得，即上奏太后，后来便以此，坐以离间罪名。“　　许景澄原本谨慎，因屡为外使，故熟悉外情，却因忠而见疑。五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手携许景澄衣，恳切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景澄答：“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首肯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三四０页。）太后在场，见状也颇为不满，大声斥责光绪帝：“皇帝放手，毋误事。“　　袁、许二人为免中国招祸，直述忠言，既为权贵嫉恨，尤为太后所不容，于七月初二日被逮捕，初三日彼处斩，初四日奉殊谕宣告天下。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于八月十六日并斩于市。徐用仪，字彼云，浙江海盐人，由副贡生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至大理寺卿，历兵部、吏部侍郎，授军机大臣。甲午战争，附孙毓汶主和，孙毓汶罢，翁同和用事，主战，用仪与翁同和相忤，遂出枢廷，戊戌政变皇太后复训政，改三品衔，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联元，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后外任，升迁至广东惠潮嘉道。光绪二十四年摧安徽按察使，人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后补内阁学士。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后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徐用仪，曾值总署多年，稍谐外事，德使克林德被害、用仪骇曰：“祸始此矣“。见袁、许被害，他终日愤滋，极口称冤。联元在庚子事起后，于御前会议时就与崇缔（顽固党，大阿哥师傅）争论于帝前，“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极口称义和团不可信，使臣不可杀。且云：按公法凡杀驻京使臣，敌国必以兵报复，若战而胜当屠城。此事万不可行“（《清史稿》本传，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立山因久典内廷，深得太后宠眷，为权贵所嫉。当联军至天津时，廷臣集议御前，载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适在侧，太后谓：“汝言如何？“立山答：“拳民虽无它，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说：“首言战者，载畸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因其宅邻教堂，乃中以蜚语，谓藏匿外人，竟论死（《清史稿》本传。按：有说：立山，家饶有资财，因与涧公（载们筒胞弟）争一妓，致遭诬陷。）立山，本后党，据说被监时，太后曾使人间讯照料。但，仍不能贷一死。　　五大臣的被杀，固然是清廷内部顽固与洋务两派斗争的结果，是顽固派对洋务派的大反动，也应看作是愚昧狂妄战胜理智，倒退战胜进步。据王彦威《庚子西巡大事记》：许景澄奉使俄国十年，于外国情形尤为熟悉，袁昶久直总署，留心时务，徐用仪则为译署前辈，娴习政事，三人者同心协志，每议交涉事，赖其力者居多，三人为译署眉目。三人被害纯为政见之不同。袁、许被逮后，荣禄曾约同事力争，“比入对，助荣极谏者惟王协揍（文韶）一人，余皆默默不发，太后不许，令退班。荣请独对，复力争之。太后曰：\’荣禄汝敢违诏旨乎？荣乃不敢复言。退曰：吾负两公矣！徐尚书（用仪）之被逮，荣相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曰：\’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好，吾不惟不能借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荣与王协揆力争之，亦不能得。\’“载漪甚至并奏王文韶为汉奸，总算在荣禄保奏下得以免究。与五大臣被杀同时，因戊戍政变被遣戍新疆的已革侍郎张荫桓也被杀于戍所。　　五大臣仅因所持政见不同，或竟与政见牵涉不大，而出之于蓄意诬陷，结果被投诸狱，最后连当时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业一律处斩。这时慈禧在“反洋“的“狂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下所犯的错误，但是后来慈禧很快也改正了自已的错误。辛丑条约后，清廷很快颁诏昭雪五人，给予旌表。史称“五忠“。　　　　　　六、《辛丑条约》签订　　　　　　清政府的对外宣战虽然表面上符合中国人民的爱国愿望，和当时中国一些人反洋目的。但实际上破坏了慈禧本人建立的自洋务运动以来与西方缓和的政策。这种强硬的政策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省份的反对，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瞥抚拒绝执行，他们提出了一个“东南互保“政策，来与清政府的强硬政策相对抗。“东南互保“政策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他们一贯反对义和团内乱。当清政府宣战后，他们认为：“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踊跃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而当时的英国当然不希望义和团内乱也漫延到中国南方各省，于南方省与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磋商，建立一种不同于北方的政策和关系。　　一九００年六月中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恰向刘坤一、张之洞传达了英国政府以武力支持维护“东南秩序\’的意见：这更增加了刘、张等防范义和团的决心，“慈禧对外宣战后，他们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起对清廷“召集义和团借御外海“，谕旨，采取抵制的态度，称其为“矫诏“，“断不奉“。六月二十六日，刘，张通过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沪各国领事正式会商，双方经讨论制定了《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内外章程》十条。前者主要内容是：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声民，教士产业由各省督抚保护，后者则规定上海祖界由各国共同保护，“两不相扰“。这两份草约后来未取得中外任何一方的正式批准，但双方都已有了谅解和默契。后来两广（李鸿章）、山东（袁世凯）浙江（刘树棠）、闽浙（许应骤）都先后参加，河南、四川、陕西也表示附和，这表明了在中国许多省份都反对中西战争，反对清政府内的强硬政策。　　虽然北京，天津危急，此时的山东则比较平静，尽管山东是义和团老家，但是在袁世凯的治理下，山东义和团内乱被平定；而在中国的南方，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都是坚决反对义和团内乱，他们通过当时清政府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与英国驻沪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双方经过讨论制定了个《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双方协定：“遵守外国条约，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商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流域各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结果长流以南也就没有发生义和团内乱和外国人借口保护使馆和利益而入侵的事件。七月一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电袁，劝其仿效刘，张，李的榜样，“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袁世凯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立场，维护和平“，这样实际上也就从京城内乱中把山东解救了出来。后来两广（李鸿章），浙江（刘树棠），闽浙（许应睽）都先后参加，河南、四川、陕西也表示附和，这样“东南互保“的范围也大大扩大。　　清政府于六月二十五日，即宣战四天后就改抚为剿；改战为和。当时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外国军人的对手，况且是当时在对付比较强大的八国联军，而且慈禧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专门促神弄鬼的义和团的身上，而所谓的义和团在当时的八国联军面前也只是一群愚民，他们在八国联军到来前早不知跑到那去了。七月七日，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天津，八国联军队的人数也陆续增加到四万人，由瓦德西率领，向北京进攻，八月十四日，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急忙携带光绪皇帝出逃，先到太原，后至西安。当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和北京时，此时的慈禧太后才开始意识到把驱逐“洋人“的军队的希望寄托在义和团的身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慈禧太后本意无心宣战，只不过是在载漪等人的诈激下，下达了宣战诏书，仅仅四天后，清朝政府就开始通过各种途经向各国表示朝廷本意并不是要作战，他们开始希望与八国讲和。八月七日，慈禧太后从新任命了主张讲和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与八国进行谈判，为了促进谈判成功，结束中国与八国之间的战争，袁世凯本人也曾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努力结束战争，他多次派人到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使“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清兵对一些教堂进行保护，这些办法开始促使中国与八国和解起到了积极作用。七月十七日，李鸿章应朝廷急诏，离粤北上，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在李鸿章的努力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了严惩排外的顽固派亲贵官僚，并且还规定中国进行战争赔款，派兵驻守使馆和一些铁路沿线等条件，这些条件除严惩顽固派这一条是符合和应该的，其它一些条件对中国则是一种屈辱。但是条约签订毕竟使中国免受了与八国军队进一步交战的危险。应该说结束这场战争的功臣，首先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些主和派大臣。特别是李鸿章为了使中国不再与八国作战，他忍受住中国主战派和外国军队的屈辱，努力为中国与八国的停战积劳成疾，在签订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便积劳而死。但是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把那些导致中国与西方战争的“祸根“的那些主战派亲贵大臣说成是功臣，而把为此事多方努力的主和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则落了一个“骂名“，这是不公正的。　　　　　　七、如何认识义和团？　　　　　　如何认识义和团？虽然目前出版的一些有关义和团的书籍，大都对义和团做了肯定认识，甚至一些书把义和团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人也开始对这说法提出批评，一九九九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凌志军，马立诚撰写的《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曾对义作团做了这样的评价，这也是目前中国最为客观的评价，现引抄如下：　　 “复旦大学学者姜义华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于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风潮中，士大夫喊出了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保种就是保卫民族独立，保国就是保卫国家主权，保教就是保卫传统思想与文化；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虽然当时没有民族主义这一名词。\’“……　　“他们强迫北京所有的\’洋药店\’改名\’土药\’。　　据史书载；　　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阀，三日不灭。\’　　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十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这一来更助长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结果；车夫小工，都放弃了辛苦的本业，参加义和团。域郊附近的无赖，也纷纷赶来。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丹，亦毙之。\’　　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眠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　　义和团还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一些平时接近外国人的中国人，被义和团称作\’二毛子\’\’三毛子\’，加以杀害。　　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写的义和团大闹北京的情景，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加了许多在课本中不易读到的知识：　　 “义和团一旦迸了城，在慈褡太后和端王暗中庇护之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拳民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西游记》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绦绕，香味扑鼻，人人觉得似乎进了西游记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　　 “前几天，博威信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叫乱，说喝下洋药中了毒……他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哪儿要炸死他，于是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　　在天津，人们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认为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了苦难。\’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　　一九００年四至五月间，天津各处贴遍揭帖，勒令教堂的人一周之内全部离开，并提出“挖铁皤、砍电线、毁轮船“，把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　　在东北，州县教堂被烈火吞没，俄国铁路站房和火车站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打败了侵占哈尔滨的俄国军队。　　在山西、河南、内蒙、大部分教堂都被烧毁，外国传教士和许多教民被杀死。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义和团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近代中国八十年》）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张义和团揭帖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　　最可悲的是，在慈禧太后召见义和团大师兄之后，大臣们顺着\’上头\’的意旨，馅媚干进，争以义和团为奇货，竟相建言。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说：\’攻打外国大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杀尽外国驻华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是当今的上策。这样定能大振国威，让外国害怕。\’顽固派首领端王载满看后，竟然高兴他说：\’这真是公论！\’　　御史徐道现在奏折中竟引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说：\’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的军舰一定都会自行沉没。\’　　还有一位御史陈嘉言不知从什幺地方得到了传达上天意旨的帛书，说：\’帛书已经预言：外国当自行灭亡。\’　　义和团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封闭，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义和团反对改革（戊戌变法）的取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令人痛心。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他又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一九九七年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从现代化这一新范式来看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从新范式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都要重新审视。比如义和团，对它盲目排外等不利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就会有较多分析和批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也不是简单地把\’侵略\’与\’反侵略\’作为唯一的视角与标准，而是较多自省，对那种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心态持批判态度，对危害匪浅、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一分警惕；同时，它更多地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新文化的催生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资深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他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引，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　　事实上，义和团是受载猗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李时岳文章指出，载猗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漪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漪曾指使义和团闯人宫中企图搜杀光绪皇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人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关于八国联军问题。李时岳文章说，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幺宣战，也没说明向那个国家宣战，实为奇文。载漪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慈，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要求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猗、徐桐之流的工具。　　一九九七年去世的作家王小波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这样一段忧虑的文字，\’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一--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义和团封闭排外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早在清初，一六五六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就厉行“海禁“，宣布\’片板不许下海\’。　　一七五七年，干隆皇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下令封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　　两年之后，干隆又下令在广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其后又陆续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等作下了极为繁细苛刻的规定。　　闭关的又一措施，是一七六０年在广州恢复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批准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性官商组织，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并担保外国人交税，约束外国人在广州的起居活动等，不许民间经营迸出口贸易及与外国人接触。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打破。“（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三四至-二三九页。）

jerryhao · 发表于 2006-6-26 18:18:02

义和团——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转帖]作者：陈广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义和团的起源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二，义和团的兴旺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三，义和团的衰亡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六，回首再看义和团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hq1966 · 发表于 2006-6-26 20:31:39

看到汉奸马立诚的大名，气就不打一处来。　　义和团的事，中外历史学家都廓不清，我们急着一定要现在来廓清，有什么意义。如果以前的定论有错，以后慢慢研究改正就行。现在这么揪着义和团不放，恐怕不单是学术研究这么简单。　　如果说追求事实真相，如果说追求真理，为什么对现实视而不见，拿现代人都没有亲历过的历史事实来做文章。　　　　一段理不清的历史，如果纯粹作学术研究进行讨论，没有关系。由一些汉奸来研究，来提出讨论，这样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意义。　　<img src="../../.././image/post/emotion/7.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 马立诚新书为日本侵华翻案，为汪精卫叫屈 本贴网址:http://bbs.fzbm.com/read.php?tid=19868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baidu.com/s?cl=3&tn=1soucom&f=5&wd=%E9%A9%AC%E7%AB%8B%E8%AF%9A%E6%96%B0%E4%B9%A6%E4%B8%BA%E6%97%A5%E6%9C%AC%E4%BE%B5%E5%8D%8E%E7%BF%BB%E6%A1%88%EF%BC%8C%E4%B8%BA%E6%B1%AA%E7%B2%BE%E5%8D%AB%E5%8F%AB%E5%B1%88" style="font-size: 14px; color: rgb(255, 0, 0);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在百度查找更多本贴相关的信息[/url] 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的马立诚最近出版的新专著《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一书中，对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大加诬蔑，对敌后游击战争大肆歪曲，甚至在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辩护。更不能容忍的是，马立诚还对中华民族一百年来的最大的汉奸败类――――汪精卫进行“平反”。目前，许多内地包括香港的学者对马立诚肆意歪曲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摇尾的言论表示愤慨。但马立诚至今仍对这些指责仿佛“不以为然”，并称自己“无意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这段历史”，而仅仅是“要还原历史真相”。马立诚说“自己仅仅是一位学者”，他不是汉奸，他是“从学者的角度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目前，马立诚的这本新专著已经开始在日本出版发售。以下是该书的内容简介：书中开始，马立诚对战争以前的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的各自国情进行了概略的描述。马立诚也承认是日本军队挑衅在先，中国军队还击在后。但马立诚随后话锋陡转，认为中国政府也应该对战争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中国政府过分纵容反日人士甚至怂恿人民进行反日活动。而这也是导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回想起前几天马立诚接受媒体采访时，似乎也是这番论调！）然后该书开始对中日战争的进程进行了大略的叙述，基本涵盖了战争期间的所有大事件，但唯独没有具体提到“南京大屠杀”。而仅仅以一句“由于战争进行的异常惨烈，中日双方军队伤亡也异常惨重，所以难以避免的导致中国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一笔代过（不知马先生是写书太累以至于忘记了，还是故意漏掉让我们来“补充”？）。该书中间则叙述了在日军占领区的情况。马立诚认为：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该书最后也是所谓的战争“理性思考”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针对汪精卫的所谓“冤案”！马立诚认为：首先，汪精卫是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次，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维新政府”也是为了解救千百万处于战争深渊中挣扎的人民，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再次，汪精卫确实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甘愿冒被人斥责为“汉奸”的危险，与日本进行和谈的。这其实是“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最后，马立诚得出了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的“高论”，“虽曲身降魏而心存汉室中兴”的“爱国者”！纵观全书，真是“观点新颖”，“思维独特”，如果再把马先生前几个月的“高论”联系起来，真是让人“茅塞顿开”而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当今众多所谓“理性”学者中，马立诚先生的“功力”恐怕永远要高人一筹了马立诚在提到赵薇着日本军旗服事件时说，这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因此那些反对她的人简直是没有理智的疯狂。言下之意，只要能拿钱的事就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日本人拿出一些日元就可以买下一大群人的灵魂，也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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